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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铭九(1909—2000),又名铭久,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27年陪同张学铭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27年底,1928年后到张学良部队当兵。1930年毕业后,到天津保安队任职。1931年,张学良出任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孙铭九先后担任张学良的侍从参谋、卫队营营长等职。1936年6月任王曲军官训练团队长,7月任东北军抗日同志会行动部部长。1936年西安事变中受命于张学良,率部冲入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旋任抗日先锋总队队长,卫队团团长。事变和平解决后,离开东北军。 [1-2]
抗战期间,孙铭九投靠日本、汪伪,沦为汉奸。 [3-4]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上海市政府参事、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2000年以91岁高龄辞世。 [5]
中文名孙铭九 别 名铭久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籍 贯辽宁新民 出生日期1909年 逝世日期2000年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目录
孙铭九人物生平编辑 播报
孙铭九,又名铭久,辽宁新民人,生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 [2]
1927年,陪同张学铭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27年底,1928年以后,到张学良部队炮兵教导队当炮兵。 [1] 1930年毕业后,到天津保安队任职。
1931年,张学良出任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从南京经天津赴北平,路过天津时,张学铭派孙铭九护送哥哥张学良,张学良颇为看重孙铭九,还送给他一块表面上印着自己头像的瑞士名表。 [6]
1935年,张学良重新出山,任武汉“剿总”副司令。孙铭九投奔张学良,先后任随从参谋、卫队二营营长等职,进入张学良的心腹圈。 [6]
1936年6月,参加张,杨举办的王曲军官训练团。 [7]
1936年7月,张学良成立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部长。1936年9月,“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首批正式成员有张学良、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高福源、刘鼎、刘澜波、苗悖然、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陶、黄冠南等十五名。 [6] [7]
1936年12月11日晚,接受张学良命令,率卫队一营官兵。参加临潼扣蒋行动。他是当年兵谏行动人之一。 [7]
(关于西安事变“捉蒋”经过,仍然扑朔迷离、说法不一。曹晋杰称在华清池领兵“捉蒋”的是王玉瓒不是孙铭九,详情见其文章 [12] )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激进的主战派孙铭九和王以哲等人发生冲突,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派人枪杀了张学良委以重托的王以哲等人,史称“二二事件”。事件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并无控制东北军的实力,东北军集团由此土崩瓦解,孙铭九逃出西安,避难于红军苏区。 [9]
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延安给王以哲将军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孙铭九自感身份敏感,更不适应延安的艰苦生活,自己离开延安,混迹于天津、上海租界。在全民抗战时期投降汪精卫的伪组织做了汉奸,曾任山东伪保安司令。 [9]
抗战结束后,孙铭九投降国民党。1945年冬,孙铭九在东北国民党先前大队被解放军俘虏,投降解放军。 [8]
新中国成立后,孙铭九担任过上海市政府参事等职,改革开放后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2000年过世,享年91岁。 [5] [9]
孙铭九人物事迹编辑 播报
孙铭九临潼扣蒋(孙铭九自述)
12月12日凌晨2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2时30分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说明了任务。
我说:“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我们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当时卫队营大约有100多人,两辆载重车共可乘50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30人左右,住在院外禹王庙附近的宪兵估计有40人(以后知道有70人)左右。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抢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命王协一连长随我带人先乘汽车迅速冲进华清池,其余的由商亚东副营长率领随后跟进。具体的布置是:1.王连长带领30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蒋委员长的安全,请其避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3.由商亚东、张连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栏,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喊声混成--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4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20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被打伤,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
这时我焦急万分,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了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现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惶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抓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儿,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 -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重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①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
我据理反驳。
他说:“....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
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看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
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以上节选来源 [10] )
孙铭九周恩来与孙铭九的对话
1936年12月25日午后4时,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拉上”杨虎城送蒋介石等去”飞机场。一行刚离开金家巷,张学良的卫队2营(事变后提拔为卫队团)营长孙铭九匆忙找到周恩来报告此事。当时二人有一段虽然简短却极耐人寻味的对话。报道内容虽仅7句寥寥130个字,但其内涵的丰富简直可视为一部西安事变史的总纲。(以下各句均为《西安事变简史》原文)
孙铭九知道张送蒋的消息后到周那里,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去飞机场了吗?
周非常惊讶说: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多少时候了?
孙铭九说:有十分钟了
周很着急,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孙说:我还以为你同他商量过,他走也没有告诉我。
周立即赶往机场,想劝张不必亲送。等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
(以上节选来源 [11] )
孙铭九:投奔汪伪当汉奸,以“捉蒋英雄”自居,被83岁老战友戳穿
酉戌历史 2021-10-06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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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5日,经过13天的谈判,在西安事变中被活捉的蒋介石终于妥协,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见目的达成,害怕夜长梦多,出了事情没法儿向国人交代的张学良,将西安的摊子交给杨虎城,亲自坐飞机送蒋介石回南京。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一到南京,张学良便被蒋介石扣押,与此同时,为了控制陕甘,中央军大举西进,消息传回西安,东北军炸锅了。
十七路军的杨虎城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摇摆不定,中下层军官则强烈要求张学良回陕,而参与西安事变的红军,则态度鲜明——积极主张联合抗日,不愿参与对蒋作战。
鉴于此,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流言四起,甚至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人的驻地表示抗议。
当时,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而这难得的统一战线,对刚刚走完长征的红军尤为重要,而三位一体的基础,又建立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为数众多的中下层军官身上。
于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红军决定,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进退,以保持团结。
就在这时局纷乱的时刻,杨虎城找到了周恩来,告诉了他一个不太乐观的消息——时任甘肃政府主席的于学忠来到了西安。
这于学忠,是东北军中的主和派,之前因为家眷在兰州,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看法,如今家眷已撤离,再无顾忌,在他的走动下,大多数东北高级军官已经主和,甚至有4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与南京方面联系,想要脱离西安。
此时的杨虎城也不再主战,竟将希望寄托了在了张学良身上,只有张学良回归,才能挽回颓势。
1月31日夜,红军、十七路军、东北军三方首脑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之上,周恩来表态,与友军共进退,而东北军与会高层将领中,以王以哲为首的主和派,依旧摇摆不定,经过6个小时的讨论,最终还是决定主和。
这一结果,让东北军的少壮派备受刺激,展开行动。
2月2日,张学良副官兼秘书苗剑秋、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政治处少将处长应德田 等人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并且立刻付诸行动。
很快,主和的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这便是震惊一时的“二二事件”。
然而,杀掉这这些人后,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并没有取得东北军的指挥权,而且此时与中央军作战的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少壮派陷入两难境地……
“二二事件”后,东北军迅速分化,蒋介石趁机出手,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部队原地不动,其余则被调往豫皖,接受改编。
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进入西安,“三位一体”瓦解,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谈判,东北军东调,杨虎城职位被撤销,被迫出国,在西安事变中被抓的蒋介石,反而成了最大赢家,将大部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整编,实力反而进一步壮大。
“二二事变”失败后,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得到红军保护,被送入苏区暂避。
不久,在地下同志的安排下,苗剑秋前往日本,并在日本创办了《自由周刊》,在海外为中华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做贡献。
而孙铭九和应德田二人,则留在了国内,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孙铭九和应德田,这两位张学良器重的少壮派、“抗日同志会”的重要人物,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竟然会投奔汪伪政府,沦为汉奸走狗。
孙铭九,辽宁新民县人,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是同班同学,因为这层关系,孙铭九认识了张学良,并且在张学良的资助下,和张学铭一起东渡日本,在士官学校求学。
毕业之后,先是在张学铭手下任职,1934年,经张学铭推荐,来到张学良身边,担任中将侍从参谋、卫队营营长等职,对张学良,是忠心耿耿,被张学良视为心腹嫡系。
应德田,同样是辽宁人,在沈阳读书时,便结识了张学良,后来赴美留学,在伊利诺大学、密歇根大学深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愤而回国,参加“反帝大同盟”、创建“东北民众自救会”,于1934年7月,来到张学良身边,被任命为少校科员。
因为有文化,见识广,应德田深受张学良倚重,张学良常与他研讨联共抗日大计,后来,张学良改造东北军,成立“抗日同志会”,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都是核心成员,应德田更是被任命为书记,为了在东北军中推广抗日,还写了一本《抗日的理论与实践》,阐述日本必亡的观点。
在西安事变中,作为张学良的心腹,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派,出了不少力,也是救张学良心切,这才发动“二二事变”,可惜,却直接导致了东北军分崩离析。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国共二度合作,为不影响大局,孙铭九、应德田二人离开了苏区,孙铭九先是躲藏在天津租界,不久,又跑到了上海租界,东躲西藏,很是恓惶,同样的,应德田的日子,也没好到哪里去。
1943年,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出任汪伪政权军事委员会委员,震惊一时,于此同时,一大批东北军将领投日,孙铭九、应德田二人,也在这段时期投奔汪伪,当了汉奸。
孙铭九先后在汪伪担任参赞武官、豫北抚安特派员、抚安专员、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等职,还去东北军中搞策反,拉拢人家们当汉奸,而应德田,就混的不太好了,在孙铭九的帮助下,才捞了个河南伪教育厅长的职位。
抗日胜利后,孙铭九被国民政府改编,以“先遣大队”的身份奔赴东北战场,并且占领宾县,据说,孙铭九还曾打算刺杀陈云,可惜尚未行动,便被解放军俘虏。
鉴于孙铭九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虽然当过汉奸,但组织并未过多深究,给了个“迫于生计走了一段弯路”的评语,而应德田,同样在解放战争中被俘虏。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东北将领成为座上宾,这让受审时的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很不爽,在交代材料时,应德田曾写道:“……他们没做联共抗日的工作,也没营救张先生,一点也没得罪蒋介石……如当日没有联共抗日,跟着这些“聪明人”、“好官”随波逐流,反而能受到一些西安事变的好处……”。
言语间满是不忿,似乎他们投敌当汉奸,还有理了似的……
解放之后,孙铭九出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后来,在组织的号召下,孙铭九、应德田等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开始写回忆性的著述,应德田曾写了一本《张学良与西安事变》,还于1980年出版,但这本书因贬低张学良、诬陷王以哲,受到强烈批评,最终被迫下架。
而孙铭九则将自己参与张学良、杨虎城抓捕蒋介石的过程发表,并且被《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权威媒体转载,孙铭九更是以“捉蒋英雄”自居。
1979年,转载孙铭九“捉蒋”的报纸,被辽宁一位名叫王玉赞的83岁老人看到,老人家是拍案而起,怒斥孙铭九无耻,并且给叶剑英写了一封6000余字的信,说明情况。
原来,这位王玉赞老人,也是“捉蒋”的亲历者。
时针拨回到1936年12月12日。
当时的王玉赞,担任的是“西北剿匪总部”卫队一营营长,负责华清门头道门的守卫工作
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找到了他,让他跟着回张公馆,王玉赞开着三轮摩托,跟着张学良的汽车进了城。
到张公馆后,张学良把王玉赞叫进了会客厅,然后给王玉赞下了命令:“我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
听到这话的王玉赞震惊不已,但依旧坚定执行张学良的命令,立即答道:“蒋的侍卫只有二三十人,华清池外的宪兵,也不过几十人,我带步、骑300人,保证完成任务!”。
见王玉赞回答得斩钉截铁,张学良又道:“你和孙铭九要相互配合,把事情办好……”。
12日凌晨4时,王玉赞发动,听到枪声后,二营营长孙铭九才率50余人赶到二道门参与战斗,此时的王玉赞和手下连长王世民已冲进蒋介石卧房,发现被窝还是热的,王玉赞立即命人搜索。
当发现后墙有一只鞋后,王玉赞断定,蒋介石这是翻墙逃到了骊山,与孙铭九商议后,王玉赞率一营从左侧搜山,孙铭九带人,从右面搜山。
最后,狼狈不堪的蒋介石,被一营手枪班班长刘允政发现,喊来了两营人马,大伙儿合力将蒋介石架着下了山。
虽然孙铭九也参与了此事儿,但最先发动的,却是王玉赞带领的一营,而且也是一营将士先发现的蒋介石。
因为王玉赞立了大功,张学良还奖励了他5000元,并把他提升为上校团长,而在孙铭九的叙述中,自己却成了攻打华清池头道门以及活捉蒋介石的英雄,这让王玉赞如何能不怒?
当叶剑英看到信后,也觉得疑点重重,便让人展开调查,还原事情真伪。
1981年,这件事儿终于有了定论,攻打华清池的,确实是王玉赞率领的一营,打响事变第一枪的,也确实是王玉赞,孙铭九的谎言,被无情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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