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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 邓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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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9 16:12: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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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叔群


性别
出生1902年12月12日
大清福建省闽县
逝世1970年5月1日(1970-05-01)(67岁)
国籍中国
[size=105%]经历

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1日),字子牧[1],幼从外祖母严氏姓,名严农荪福建闽县人,中国微生物学家。
  
原图链接邓叔群:福建闽县人,中国微生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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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原图链接邓叔群


1923年清华学堂毕业,192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及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2],同年回国。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2年起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真菌学研究。1937年起进行中国西南西北原始林区调查研究,1945年在上海设立森林生态研究室。1949年起历任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教育长、副院长, 1955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3]
  
原图链接邓叔群:邓叔群赴岷县随身携带行李的证明书。


文革中邓叔群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邓叔群本人于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时遗体上还留著大面积淤血的印迹。终年68岁。[4]
  
原图链接邓叔群塑像。


他在真菌研究方面,曾发现4个新属、120个新种;在森林研究方面,他制订一套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制度,对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和林业保护贡献卓著[3]。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邓叔群院士聘书


主要成就  
原图链接邓叔群


科研成就邓叔群运用生态学观点研究中国早期林业史、造林与管理、洪坝森林等问题;对半边莲的丝核菌病、水稻黑穗病、棉粮作物主要病害及其它经济作物病害防治研究均取得成就;尤其专长于真菌学研究,发现新种120个,新属4个,已为国际上公认,并被列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写的《真菌学字典》;还对蘑菇识别、食用菌的营养价值、毒蘑类型、中毒症状、解毒方法有系统的阐述,为粘菌和真菌分类作出了贡献。
早期为黄河上游水土保持作出的贡献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邓叔群就开始注意对生态学的研究。1939年,他利用中央农林部要他负责一部分林业科学研究的机会,组织了西南森林调查团,深入四川云南西康等省的沙坪坝岷山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地区的原始林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森林分布、生长生态特性以及林木的病害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发表了《洪坝森林的研究》、《中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一)、《今日中国的林业问题》、《西藏东部高原的森林地理》等论文。
为了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建立一种有利于农林牧业生产的生态系统,以减轻黄河对其下游地区的危害,他于1941年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了甘肃省的林区。在他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的6年期间,先后曾去白龙江中游武都、文县一带、天水小陇山、河西走廊祁连山秦岭等林区,亲自进行调查研究,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分析了大量的树木生长情况,为科学地营林育林提供了依据;他论证了祁连山、天山等高山林区植被灌木丛对于积雪、保土和调节雪水径流的重要作用;设计出在兰州南北山干旱地区采用“水平沟”造林的方案,为保持水土、保证较高的造林成活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建议,在黄土高原荒山造林应选用沙枣、柽柳、白榆等耐寒抗旱的小乔木作先锋树种。这一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被充分采纳和利用,但对今天改造黄土高原的工作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期间,邓叔群最重要的工作和最大的贡献,就是他首先提出了生态平衡的观点,并亲自在黄土高原地区以成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经营林业和科学管理森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典型——洮河林场。
黄河的大支流洮河上游的大片原始森林当时为藏族林主所有,他们常把森林的树木卖给木材商人,树木砍光后再放火烧山以长牧草或开辟为耕地,因此水土流失情况日益严重,从而给黄河下游带来的灾难也就随之加重。为了改变这种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他利用水利林牧公司的资金,在洮河上游甘肃省卓尼县买下了一大片藏族林主的森林,创办了位于卓尼的洮河林场总场和苗圃,以及卓尼地区以外的三个洮河林场分场和一个牧场。他对这些林场中的森林分别进行调查、勘测,绘制了中国较早应用的林型图,并就各树种、树龄以及林木生长、材积、更新和病虫害等情况进行分类研究,制定出了一整套保证更新量、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学经营管理制度,使森林长存、采伐不绝。自那时起迄今已有40多年,但至今洮河林场仍在沿用当年他亲自制定的这一科学管理制度。几十年来,黄河上游的多数森林均遭程度不同的破坏,唯洮河林场为黄河上游保留下了宝贵的森林区,为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作出了贡献。
这一期间,邓叔群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所进行的大量调查结果以及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汇总在他离开甘肃后于1947—1948年发表的诸论文中,如:《甘肃林区及其生态》、《甘肃的造林与管理》、《甘肃林业的基础》、《甘肃的气候与树木年轮》、《中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二)、《中国森林地理概要》等。
1948年底,他为东北编写的林科大学教材纲要,其中包括森林生态学、造林学、测林学、森林经营学、森林病理学等,就是他对中国森林的大量调查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的产物。
载入英国《真菌学辞典》的唯一中国人
邓叔群对中国真菌学,尤其对粘菌和高等真菌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生前发表的有关真菌的近40篇论文和两部专著为中国真菌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苏联曾将他193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高等真菌》译成俄文;苏联著名多孔菌专家邦达尔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国著名伞菌专家厄姆(Heim)多次向他函索著作;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交换标本时,指名要他亲自鉴定的高等真菌标本;美、英、法、日、苏、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赠给他,并要求交换著作。
1940年以前他主要是从事真菌分类学的工作,截至1940年,他共发现4个新属、120个新种、6个新变种、18个新组合体。这些新的发现曾在他1932—1940年发表的30余篇论文中陆续有所报道,例如,在《中国真菌续志》(二)中共描述了55种子囊菌和一种半知菌,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29个新种和两个新变种;在《中国真菌续志》(五)中共描述了76个属的172个种,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1个新属、15个新种和1个新组合体;在《中国真菌续志》(八)中共描述了47个属的102个种,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1个新属、5个新种和7个新组合体;在《中国高等真菌补志》中则报道了他发现的两个新属、4个新种和1个新组合体。邓叔群所发现的新属和新种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并被载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辑的《真菌学辞典》。这是载入这本具有世界权威性的辞典的唯一的由中国人鉴定的新菌种。1939年,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高等真菌》(英文版)出版。这是他回国后10年中对中国高等真菌分类研究的总结,书中包括了上述他的新发现,全书描述了子囊菌10目38科179属475种;担子菌9目28科128属718种;半知菌4目9科80属198种,总共23目75科387属1391种。其中每个目、科、属、种都根据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在每个菌名下列举了寄主、生长习性和采集地点。
回国近40年来,截至1966年,他亲手采集和鉴定的真菌标本数以万计,他所研究过的真菌种类达3400种以上,占已知全国真菌总数的近50%(据197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真菌学总汇》统计,已知全国真菌约7000种)。1963年出版的100余万字的第二部专著《中国的真菌》,是他回国后截至1963年以前的研究总结,亦是1939年出版的《中国高等真菌》的增订本,书中包括粘菌和全部真菌,以粘菌、高等子囊菌和高等担子菌为主,还有藻状菌、半知菌等。全书描述了总共41目119科601属约2400种和110个新组合。同第一本专著一样,每个目、科、属、种都是根据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列举了寄主、生长习性和采集地点。
《中国的真菌》出版后,他又陆续系统地对中国国内的真菌进行仔细研究,截至1966年又研究出1000余种,原准备在《中国的真菌》第二版时将这1000余种全部增补进去,但“文化大革命”毁掉了这些手稿。另外,他已拟好提纲准备着手编写的其它三部专著——《真菌的系统发育》、《真菌的生态》和《真菌学》(上中下三册)——也同样被扼杀。
另外一部1966年5月刚刚完稿的40万字并附600幅彩图的专著《蘑菇谱——中国的食用菌与毒菌》,这是他积整整八年的心血作为向1966年“七·一”的献礼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遭厄运。这部专著是他在1957—1965年期间跑遍全国各主要林区采集标本、亲自鉴定、就地绘图、深入林区向群众调查访问,集德、法、日、英、美各国当时最新研究成果之大成,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写成的。该书从1963年起就被科学出版社列为重点出版项目。书中描述了国内600余种可食用的和有毒的蘑菇,包括食用菇与有毒蘑菇的识别方法,各种食用菇的营养价值及国外的有关分析资料,各种毒菇的毒素类型和结构特性、中毒症状、解毒方法及国外有关毒理学和解剖学的研究结果。
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在回国初期任教期间,邓叔群从事的研究工作曾侧重于水稻、小麦和棉花的病害及其防治方面,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主要农作物的大面积病害对广大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然而事实是:尽管他发表了10余篇论文,尽管他在试验田中试验成功后亲自背上喷雾器跑到附近的农村去指导农民、为他们示范,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的研究成果不可能为人民所享用。因此,后来当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森林学和真菌学方面时,一个新的想法萌发了。
在他进行森林调查时,他很敏感地注意到树木的病害与真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在他有机会进行广泛地森林调查时,他就特别注意调查那些由真菌引起的树木病害,这项工作从1939年在西南原始森林区进行调查时就开始了。积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果,他首创地将森林学与真菌学这两个专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森林病理学的概念,使真菌学直接服务于森林学,而这二者的结合又可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
1948年底他为东北解放区编写林科大学教材时,就写出了森林病理学的教材纲要。1960年在国务院的支持下,林业部举办了中国首届森林病理培训班,来自20多个省市和部委的近50名森林学专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接受了他的培训。后来,这一批专业技术人材在全国各地都成为了森林病理学方面的骨干力量,也都在重要岗位作出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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