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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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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3 06:58: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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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瓖  播报 编辑 锁定 上传视频 特型编辑 本词条缺少概述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url=]编辑[/url]吧!

姜瓖(?—1649年),陕西延川县人,明末清初将领,榆林总兵官姜让之弟。
初仕明朝,拜镇朔将军、大同总兵官。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克太原后,投降大顺政权。不久,投降清朝,跟随阿济格攻打山西、陕西地区,封为统摄宣化、大同诸镇兵马的将军。姜瓖不满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尤其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军将领猜忌加深,他因此担心清廷对自己不利,内心不安。
顺治六年(1649年),趁着大同征集粮草,引发百姓怨声,自称大将军,归顺南明永历政权,占据大同起兵反清,史称"戊子之变"。受到清军镇压,终为部将杨振威所杀。



本    名姜瓖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陕西榆林 逝世日期1649年 主要成就大同反正 担任职务大同总兵
目录



姜瓖人物生平编辑 播报

姜瓖早期经历
姜瓖是陕西延川县人。 [1]  据《朔州志》载,姜家世代皆明将,长兄姜让是陕西榆林总兵,弟姜瑄为山西阳和副总兵。姜瓖任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

姜瓖投降大顺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自率主力攻破汾州(今汾阳),分向潞安(今长治县)、河曲、静乐、遂长驱太原陷之,然后北向大同。李自成攻宁武,总兵周遇吉坚城固守,两日后城破,周遇吉被杀。此时姜瓖秘密派人送上降表,李自成大喜过望,马上整顿军队,越雁门,占朔州,直向大同。 [2]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十九日,起义军开到大同城周围。姜瓖归顺,李自成意欲杀之。据《甲申传信录》记载:“闯军遂入城,定之。绑姜瓖至,定其叛国之罪,欲斩之,奉闯将张天琳劝释,未戮”。在张天琳的帮助下,放了姜瓖一条生路。李自成对姜瓖心怀戒心,三月六日离开大同时留下张天琳、柯天相、张黑脸掌控大同,而姜瓖虽然仍被封为总兵,但已无大权。 [2]  

姜瓖投靠清朝
李自成败出北京,姜瓖生变。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初六,姜瓖率亲信扑向帅府,将大顺军守将柯天相和张天琳杀死。就在姜瓖扑杀大顺军首领的时候,清军派出恭顺侯吴惟华进攻山西,于五月十日兵临大同,姜瓖投降清英亲王阿济格,仍旧委以总兵职务。 [3-4]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劄符,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亲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 [5]  。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负担。 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6]  。
1648年(顺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姜瓖戊子之变
姜瓖降清后,虽然仍旧委以总兵职务,但军权在清将吴惟华手中,并由英亲王阿济格坐镇。清廷对姜瓖弟兄始终不予理会,姜瓖依然仍旧没有大权。英亲王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他坐镇大同,借口大同汉人拒绝剃头梳辫,便滥杀无辜,为官不仁。意大利马丁诺《鞑靼战纪》中记载:“大同女人被誉为是中国最美丽女人,八王(阿济格)及其随人任意奸淫妇女。一个有身份的新娘被他们从轿中抢走,姜瓖亲自找他们要人,被撵打了出来。姜瓖不能再忍,勃然大怒,誓用鞑靼的血来洗刷耻辱,立即率亲兵到他府上见人就杀。吓的阿济格从城墙逃走了”。
顺治五年冬,姜瓖得知多铎病故、多尔衮染病,十二月初三日(1649年1月)于大同起义重归大明,姜瓖率众,自称大将军,举起抗清大旗。此年(1649年)是戊子年,故称"戊子之变"。
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姜瓖连陷旁近府县,富喀禅遣诸将根特、杜敏赴援 [7]  ,其附近十一城皆起义,以割辫为标志 [8]  ,遵用永历正朔 [9]  。多尔衮得知消息,派遣阿济格载红衣大炮急赴大同,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 [10]  ,进行围剿,一方面又对姜瓖进行劝降,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 [10]  。多尔衮见招降无效,加派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连同阿济格继续作战。顺治六年六月,清军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阿济格围困大同数月,大同城内已经食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守将杨振威等人于10月斩杀姜瓖及其兄弟首级,献城投降。阿济格入城,恨城内兵民固守,下令屠城,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官吏兵民尽行诛之”,“隳其城睥睨五尺”,邻近各府、县等地区亦遭屠戮,史称“大同之屠”。山西战事陆续平息。

姜瓖主要成就编辑 播报

姜瓖拥明自立
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的时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枣强王后裔)“以续先帝之祀”,被清廷斥为“大不合理” [11]  。

姜瓖镇压民变
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 [12]  。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他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 [13]  。这年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颇为卖力。

姜瓖大同反正

原创 被忽略的大同总兵姜瓖反清,逼得多尔衮亲征,八位王爷云集山西 2022-04-28 14:15

1649年,是南明永历三年,清朝顺治六年。
这一年,清朝的八位满汉王爷率领着近十万八旗大军,数十位能征惯战的宿将云集山西,除去已经派到外省的兵力,这几乎是当时掌权的摄政王多尔衮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
山西发生了什么大事,要让多尔衮这样重视,甚至不惜领兵亲征,原因是大同总兵姜瓖反清归明了。
区区一个大同总兵,有这么大能量吗,姜瓖反清又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从头说起。
姜瓖其人
在讲姜瓖反清前,先得讲讲姜瓖其人。
姜瓖,陕西延川人,来自将门世家,兄长和弟弟都是总兵副总兵一级的高级武官,姜瓖本人也挂镇朔将军印,出任大同总兵官。
明朝的大同是九边之一,既承担着拱卫京师的作用,又是抵御西北方向威胁最重要的重镇,历来极其重要。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下形势巨变,李自成率部东征,苦战攻下宁武关后,近在咫尺的大同总兵姜瓖没有抵抗,奉上降书投降了大顺,清军入关李自成败退后,姜瓖又袭杀了大顺守将柯天相和张天琳,投降了清军。
虽然短时间两易其主,姜瓖却没捞到什么实质性好处,李自成和多尔衮都仍然封他为大同总兵,却都没有给他实权,只是个架空的傀儡。
姜瓖反清
在大同归明的前一年,原本降清的江西总兵金声桓和广东提督李成栋也先后反清,江西、湖南、两广一片混乱。兵力不够,郑亲王济尔哈朗已经统兵南下征讨,山东山西清军兵力空虚。
这一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在边界不安分,多尔衮为了防备,派出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互克达等带兵在大同周围驻扎,这时,姜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十二月初三,驻守大同的清朝宣大总督耿焞带人出城接收粮草,趁这个机会,姜瓖带人关闭城门,扯起明朝大旗,城外的耿焞狼狈逃走,姜瓖拉起了他再次易主的旗帜。
江西反清,多尔衮挠挠头;广东反清,多尔衮跺跺脚;大同反清,多尔衮立马得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同离北京太近了,两者相距700多里地,按照正常行军速度六七天也就能杀到,如果是急行军能缩短到四天之内,要让姜瓖成了气候,他随时能发兵威胁北京。
并且,大同反清,它不是一个城的问题,姜瓖也不会这么傻坐守着一座大同城,它是一个支点,附近的州县乃至附近的省份,都会受到辐射。
果然,姜瓖反清以后,立即派人联络周边,
“飞檄安官,朔、浑一带俱受伪札”,“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整个山西都沸腾起来,
短短时间内,山西除了太原等少数几个地方,其他地方都冒出了义军攻取州县,山西的形势又往西波及,影响到了陕西。
仅仅山西一地,根据史料统计,较大的起义军就有11支,包括占据宁武策应大同的绿营总兵刘伟;朔州一带义军首领姚安;占据偏关、保德等州县的万练(值得一提的是,万练是明朝万历年间名臣,曾经率兵入朝抗倭的万世德之孙);攻陷攻陷忻州、雁门关、代州、繁峙、五台等地的刘迁等等,里面有不少是姜瓖派出去的属下将领,看来姜瓖的举动不是头脑发热,也是做足了功课的。
大同反叛,多尔衮不能不重视,他先是试图和平解决,派人招抚姜瓖,许诺“照旧恩养”,但姜瓖闹出这么大动静不可能凭多尔衮动动嘴皮子就把事情解决,招抚被拒绝。
多尔衮随即做出反应,几天后他就派出尼堪出征太原,讨伐威胁太原的刘迁部。敬谨亲王尼堪和端重亲王博洛率兵夹击,在代州击败了刘迁,把他赶入五台山。清军又陆续击败了附近一些义军,在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初四进军大同。
这时整个山西的形势如何呢?清朝在山西的区划总共有5个府、19个州、74个县,不到半年,其中67个被攻占,包括4个府、16个州,山西全省的70%已经不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全部的兵力加起来超过十万,尼堪和博洛这点人既要攻大同,又要防备后方起火,显然是不够的。
想来想去,多尔衮实在坐不住了,除了紧急征调外省的兵力助战,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亲征。
多尔衮亲征,八王围大同
入关后,清朝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是顺治,实际上的皇帝是多尔衮。举个例子,因为政务都需要多尔衮处理,为了方便,他把皇帝的玺印都拿到了自己府上,方便办公。看上去是为了工作,但这种行为放其他人身上,等同于谋反。
1647年以后,多尔衮已经不用再向顺治行跪拜礼,“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头衔从“皇叔父摄政王”变成了“皇父摄政王”。
顺治看多尔衮的眼神,越来越像曹髦看司马昭一样。
身份越来越尊贵的多尔衮,在山海关一战中击溃李自成后,就呆在北京再也没挪过窝,多尔衮要出征,就相当于皇帝亲征,这个分量极重。
多尔衮出动,清军更加云集山西,先后又调来了和硕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承泽郡王硕塞、加上已经在山西的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和多尔衮本人,还有一个协助征剿的汉王——平西王吴三桂,总共有八位王爷,史称“八王围大同”。
光有王爷还不够,主要还得有兵,那么多尔衮调来了多少兵力呢。据有关史料统计,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起,多尔衮先后调动了满洲正白旗25牛录、镶白旗15牛录、正红旗25牛录、镶红旗26牛录、镶黄旗15牛录,约32000兵力入晋。
还有蒙古正红旗、正黄旗约15000人,汉军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镶蓝旗、正白旗、镶红旗等约40000人,总共大约有9万左右的八旗军队在山西作战,这几乎就是多尔衮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了,可见山西战事之急迫。
重兵之下终于收到了成效,各路清军逐渐击败了大同外围的义军,切断了大同和外部的联系,推进到了城下,完成了对大同的合围。
大同失守
在之前尼堪和博洛兵抵大同后,姜瓖曾经率军出战,无奈野战当时是八旗军称雄,不管是姜瓖本人还是来援的各路义军都无法取胜,姜瓖战败入城,此后始终坚守不出。
大同历来是重镇,早在北魏时期就成为拓跋珪的都城,建城历史已有1600多年,长时间以来大同城被多次加固。到了明朝,大同更成为九边重镇,徐达在洪武五年亲自监督再次增筑大同城,完工后的大同城墙以条石为基础,城墙内芯为三合土夯筑,外包每块重达17斤的青砖,城墙高达14米。
如此坚城,即使尼堪和博洛拉来了红衣大炮也无济于事,奈何不了坚固的大同城墙,于是清军在城外挖下壕沟,开始了对大同的长期围困。
重兵压境之下,山西的局势终于开始朝向清朝有利的局面发展。清军逐次清除了大同周边的抗清武装,大同和之前金声桓困守的南昌一样,成为了一座彻彻底底的孤城,
以一座孤城对抗一个政权,结局其实已无需多说。
长期围困的结果是城内必定开始缺粮,缺粮导致人心不稳,人心不稳就会出叛徒,这次叛变的是姜瓖部下总兵杨振威。
杨振威眼看大同无望,派人联络投降。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死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
次日,清军进城,大同被围困八个多月多之后终于被清朝重新占领。
最严重的威胁
姜瓖和山西的反清战争在历史上常常被忽视,实际上它是清朝入关以后最严重的威胁。
姜瓖起兵对于永历政权来说其实是个绝好的机会,清朝在大同采用的是围点打援的老办法,但这招其实不难化解,这时清军主力云集在山西,其他地方兵力极其空虚,只要能出兵,就能收复大量失地,在此基础上再攻其必救,逼迫清军回援,减轻大同压力,就有破围的希望。只要打破大同的包围,山西的抗清力量就能重新联成一片,并且影响到陕西、山东,到处起火,兵力不足的清朝就将捉襟见肘。
而且还有关键的一点,从姜瓖失败后算起,多尔衮只剩下了15个月的寿命,在1650年年底他就突然去世,让人措不及防。
多尔衮的突然死亡引发了政治动荡,简单点说,就是随着顺治的亲政对多尔衮一派展开了清算,多尔衮派系的势力遭到灭顶之灾。
举几个例子:重臣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被杀,盛京将军何洛会甚至被凌迟处死。这里面不乏能征惯战之将,如金声桓、李成栋反清就是由谭泰、何洛会带兵平定的。
除了多尔衮派系的大臣,其他重要将领这时也病的病,亡的亡:多铎、豪格已死,阿济格已被幽禁还有几个月寿命,济尔哈朗年老身体不支,博洛、勒克德浑重病。
清朝一批打天下的宿将都已不久于人世,一时间有些青黄不接,顺治匆忙亲政,对时局的控制力明显不足,这些都是清朝的劣势所在。
多尔衮当然不知道这些,即使他不知道,他拼了老命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它尽快扑灭,这也就是山西的重要性之所在。
错失的机会
姜瓖人品如何这里不予置评,他反清的原因也不作考证,因为这都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是他在八王的重围下坚守了近八个月,如果从头到尾算上山西抗清的时间,则有将近一年,这无疑给了南明永历朝廷以充足的时间,但凡有点政治和军事头脑的人也会懂得利用这个大好机会。
所以说,弘光之后南明最好的机会不是江西的金声桓,也不是广东的李成栋,而是山西的姜瓖,只要能派出援兵把多尔衮熬没了,真正的机会就出现了,因为那时候清朝立足还不是十分稳当,如果到时有忠贞营或大西军出击,打上一两场胜仗,顺治考虑过的南北分治就可能成为现实。
那么南明当时有没有兵力呢,当然是有的。广东李成栋虽然攻势被击退,本人也落水身亡,但部下主力还在;督师何腾蛟虽然被俘杀,镇守桂林的首辅瞿式耜仍然有不少部下,但他们却都没作出什么反应,而是坐等清朝平定姜瓖后,出兵把他们一个个攻灭。
等到之后,即使李定国连获大捷、两厥名王,郑成功甚至打到南京,意义也不是太大了,因为绿营已经接替八旗军逐渐挑起了大梁,清朝之后攻取两广、四川、云贵,主要靠的都是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等人。
也就是说,清朝已经真正站稳脚跟了,有绿营兵力跟南明耗了,再想通过一城一地,一两场战役就把清朝击垮已经做不到了,但在前期确实是可以的,这个青黄不接的转折点,也就在多尔衮之死前后的这两年时间。
根本的原因
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统治者的眼光问题,永历朝廷并不是不知道姜瓖反清,却知之甚少不愿意详细了解,情报系统实在差劲,也完全谈不上反应速度,任凭清朝调集全国力量围剿山西一省之地。相比较多尔衮却反应迅速,如临大敌,不顾自己生病带病亲征。如果他也像永历朝廷这样慢吞吞蜗牛速度,反清之火早已燎原。
所以最后南明的灭亡,并不是没有强将,也不是兵力不够,更不是没有民心,明朝被推倒有其制度腐败的原因,但所谓“天下都盼着明朝灭亡”之类的说法是不对的,明清交际之时人心向汉也是个普遍现象。
南明在这样节节失利,甚至在被人诟病的内斗之下,也还是有不少机会,只是缺少的是有战略眼光的统帅,无论是史可法、马士英、何腾蛟,还是李成栋、孙可望、郑成功等人都不以战略见长,李定国的强项是军事,难得的战略大师堵胤锡则被长期压制,领导层的差距导致了优势局面被葬送,最后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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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3 07:04: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明末九边军镇铸币

      关于明末九边军镇铸币一事,重庆张冬先生在他发表在《中国钱币》 2019年第二期的“明代九边军镇铸币考论”一文中阐述得非常清楚。我这里也就挑选一些相关论述以供大家参考:

    “九边常年驻守大量军队,各项军费开支数额惊人,边镇军费的解决途径主要有四种:屯田、民运、开中和京运。所谓“京运年例银”,是指中央政府通过调拨现金的方式来接济边镇军费,虽然说是白银,实际也有铜钱。嘉靖十九年,“题准量发制钱数百万文给大同镇官军折俸”。这些铜钱出自京省钱局,有的甚至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当时有命将云南铸钱运至北京“专备九边年例及商价、京营料草折色、文武官俸等项支用”。崇祯时户部宝泉局铸钱“发太仓作官俸者十之三,发边镇充月饷者十之七。”

       明末万历年间,先有三次大的征讨,然后建州兵事又起,军费开支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作为京运年例银的源头,户部太仓银库已然入不敷出。明政府通过加征农业税的方式筹集资金,依然无法满足军队需求,长期欠饷导致边镇军队气低落,逃亡哗变时有发生。

。。。。。。

       明末全国上下大铸铜钱的局面,与发生在辽东的战事紧密相关。万历、天启两朝都曾命令地方钱局上交铸息辅佐辽饷,天启二年户部在北京设立宝泉局,初衷也是想要“籍钱息以济军兴”。在此背景之下,明代的军镇铸币初露端倪。

。。。。。。

宣大战区铸币

       宣大战区包含宣府、大同、太原(山西)三镇,地域涉及北直、山西两省。此三镇原为抵御蒙古而设,是明中前期边境防御的重心所在,正统年间导致英宗被俘的土木之变,就发生宣府怀来土木堡。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崇祯时宣府、大同两个军镇有开炉铸钱,太原镇由于境内有山西省属钱局存在,军镇系统可能并没有设置钱局。

。。。。。。

大同镇

       大同镇在山西省境内,古地名云州,明时很多官员奏章中都称其为“云镇”。大同总兵和巡抚驻地都在大同府城,嘉靖年间设立宣大山西总督,初驻宣府,隆庆后移驻阳和(山西省阳高县),也在大同镇辖区之内。

       崇祯元年九月,北直隶怀安卫发生一场强烈地震,宣府、大同两镇都受灾损失严重。宣大总督王象乾上疏提出六项振兴大同经济的建议:铸官钱、开水田、开铅(锌)矿、抽木税、通河道、增新引。大同镇钱局正式开设大约是在崇祯二、三年的某个时候,由巡抚张宗衡“自行鼓铸,以充军前之用。”据户部称,该局在崇祯三年的铸钱获息并不丰厚。年末张宗衡请求以铸钱余息充当“诸夷抚赏”,获得朝廷批准。

       崇祯九年,先是宣大总督梁廷栋申请在阳和铸钱,之后大同巡抚叶廷桂又请求在大同一并开局,两人都获圣旨许可,事见卢象升《宣云鼓铸事宜疏》。”

张冬先生在文章里还对蓟辽、宣大战区铸币风格进行了比较,认为:

      “蓟辽、宣大两个战区与北京关系紧密,其中宣府和蓟镇就在北直隶境内,大同和辽东镇(剩余部分)左右贴邻京师。这些军镇基本都在京局制钱流通范围以内,崇祯初户部钱法侍郎刘重庆说:“今查京铸通宝,惟东至关宁者至沿边,南不越于德州,西见阻于大名”。

       另外,满清入关后在大同、宣府、蓟州、密云等地也有开设钱局,其中大同局在顺治初年所铸的顺治通宝背右“同”钱(图6),明显是在模仿北京版崇祯通宝。笔者推测,明末上述军镇铸币或许也是以模仿京局样式为主,具体的文字、形制、工艺特征可能会有变化,整体风格应该大致差不多。图 5、7、8 为标准的北京局天启、崇祯钱,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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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姜瓖与大明通宝光背钱

       姜瓖(?-1649年),陕西延川县人,明末清初将领,榆林总兵官姜让之弟。

       初仕明朝,拜镇朔将军、大同总兵官。崇祯十七年(1644年) 三月,闯王李自成攻克太原后,投降大顺政权。五月初十日,杀大顺军守将柯天相和张天琳,恢复大同。并以复明为号召,拥立“境内枣强王朱鼎珊续先帝之祀”,“委以国政”,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札符。六月十六日,接到清兵部信牌传达多尔衮的令旨:“大同总兵官姜瓖忠成为国,擒杀伪将,平定大同、阳和等功,予甚佳悦。但立枣强摄理国事,以延先祀等语,甚觉不宜,其枣强王可照旧守其本等爵级。。。。”

       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他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这年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颇为卖力。

       次年(1645,顺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初八、十一等日“用崇祯年号给陕西文武官员二剳示之”。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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