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之人应劫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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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透露了什么信息？吴氏红学
揭秘《红楼梦》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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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至真斋主
《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府情况。说到贾宝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贾雨村感到很惊奇，认为贾宝玉来历不小。贾政试贾宝玉将来的志向，便把“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贾宝玉只把脂粉钗环抓来，贾政很不高兴，说贾宝玉“将来酒色之徒耳”。冷子兴说贾宝玉“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木）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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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儿是水作的骨肉”还是“女儿是木作的骨肉”，各个抄本文字有异，在此不做辨析。贾雨村认为冷子兴和贾政都错看了贾宝玉，如果贾宝玉能多读书识事，再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将来他究竟成为什么样的人到那时才能知道。并且由此而引发了贾雨村著名的“正邪两赋论”：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子兴道：“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
贾雨村这一番高论文字不多，信息量却很大，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人物，到正史记载的历史著名人物，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应该说贾雨村把天下之人分为大仁、大恶和正邪兼有这三类，是作者借贾雨村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成则王侯败则贼”的结论属于贾雨村个人的认知，这已经得到学界的共识。那么，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传达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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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元气论为理论根据，从人性的角度把天下之人分为大仁、大恶和正邪兼有三类。中国古代哲人认为，“元气”是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元气的运动变化是宇宙万物生成、发展、变化、消亡的根本原因。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元气学说又运用到对人类生命起源及生理病理的解释，于是成为中医学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哲人还把元气学说用来解释人性，认为人的禀赋有“正气”和“邪气”。正气，即清明灵秀之气。邪气，即残忍乖僻之气。孟子把正气称之为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意思是：“它作为一种气，最为盛大，最为刚强，靠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塞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要和义与道配合；没有这些，它就会萎缩。它是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如果行为有愧于心，气就萎缩了。”
战国时期的道家代表人物韩非子，阐述了邪气产生的根源以及带来的祸患。《韩非子·解老》：“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奸起，则上侵弱君；祸至，则民人多伤。然则可欲之类，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祸莫大于可欲。'”意思是：人有欲望，计算就混乱，计算混乱，就更有欲望；更有欲望，邪心就占上风；邪心占上风，办事的准则就没有了；准则没有了，灾难就会发生。由此看来，祸患灾难产生于邪心，邪心产生于欲望。可引起欲望的那类东西，进一步说可以使好人为奸，退一步说也可以使善人遭祸。奸起，就会侵害削弱君主；祸至，就会伤害百姓。既然这样，那么可引起欲望的那类东西，就会向上侵害削弱君主向下伤害百姓。这样削弱君主伤害百姓的人，是犯了大罪。所以《老子》说:“祸患没有比可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了。”
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淮南子·诠言训》，对正气与邪气的表现进行了阐述：“圣人胜心，众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意思是：“圣人凭心处事，众人以物欲行事。君子施行正气，小人施行邪气。内心观念符合本性，外在行为符合义理，遵循事理而行动，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叫正气。热衷于滋味、沉溺于声色，喜怒无常，行动不考虑后果，这就叫邪气。”
东汉哲学家王充认为正气就是仁气，邪气就是凶猛之气，并且提出怎样培植仁气，抑制凶猛之气。《论衡·率性》：“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残则受仁之气泊，而怒则禀勇渥也。仁泊则戾而少慈，勇渥则猛而无义，而又和气不足，喜怒失时，计虑轻愚。妄行之人，非故为恶，人受五常，含五脏，皆具于身，禀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西门豹急，佩韦以自缓；董安于缓，带弦以自促。急之与缓，俱失中和，然而韦弦附身，成为完具之人。能纳韦弦之教，补接不足，则豹、安于之名可得叁也。”意思是：“小人与君子是禀承的天性不同吗？人禀受的气有厚有薄，所以德性有善有恶。凶残的人则承受仁的气少，而容易发怒的人则承受凶猛的气多。仁气少就凶狠而缺少仁慈，凶猛的气多就凶暴而没有情谊，再加上阴阳协调和谐的气不足，变得喜怒失常，考虑问题轻率，愚昧。行为胡乱的人，并非有意作恶而是生性如此，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包容在五脏里，都具备于人体，只因禀受的气薄而少，所以他们的操行不如善人。人性的善恶，是同一元气形成的。从天承受的气有多有少，所以人性有贤有愚。西门豹性情急燥，就系上皮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和缓些；董安于性情缓慢，就佩带弓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急促些。急促与缓慢，同样是失去中和，然而皮带与弓弦附着在身上随时提醒自己，使他们成为了性情完美的人。如果能接受系皮带与佩弓弦的教育感化，补充上自己性情的不足，那么与西门豹、董安于齐名的就能有第三个人。”
北宋理学家程颐在人性论方面主张“气禀”说，他认为，人有善恶之分是由于“才禀于气”不同，“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南宋理学家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他认为，“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性如水，流于清渠则清，流入污渠则浊。气质之清者、正者，得之则全，人是也；气质之浊者、偏者，得之则昧，禽兽不远矣。”“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

[img=629,403][/img]（共工怒撞不周山）

第二、用“正气邪气论”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治乱，这是《红楼梦》作者人性气禀思想在历史观、文化观、国家治乱观上的运用。作者借贾雨村之口列举了从上古时代到宋代几个“应劫而生”的大恶之人。蚩尤、共工是上古神话中的两大反贼，蚩尤曾攻伐黄帝，兵败被杀。共工争夺帝位失败，怒触不周山造成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洪水泛滥、生灵涂炭，后为大禹所驱逐。桀、纣、始皇，是夏、商、秦著名的暴君。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是历史上著名的奸臣贼子。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建立短命的“新”朝；曹操篡夺东汉政权；桓温阴谋篡夺东晋政权，未成先死；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秦桧勾结金国诬杀岳飞。在文本列举这几个大奸大恶之人处，甲戌本有侧批：“此亦略举大概几人而言。”批书人在提示我们，在历史上大奸大恶之人绝不只这几个，但是列举的这几个人具有代表性。根据作者对大奸大恶之人的定性标准，宋代以后的元朝、明朝，以及截止成书时代之前的顺治、康熙初期，肯定还有作者认为的大奸大恶之人，不过作者就不能再明写了，而是要我们自己判断。
我在《〈红楼梦〉中的“末世”是从何时开始？》一文中，根据“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这句话，论证了《红楼梦》所说的“末世”是从明世宗嘉靖皇帝开始，其实这也是《红楼梦》时代背景的开始时间，作品从明嘉靖朝开始隐写历史。我们吴氏红学的文章论述了贾敬、秦可卿、林黛玉等书中的人物对历史人物的影射，解读了“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四月二十六”、“三月十九”等重大的历史日期，还破解了“南直召祸”、“螃蟹诗”、“姽婳将军林四娘”等重大历史事件。从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对历史上大仁、大恶和正邪兼有三类人的归纳，以及书中隐写的明末清初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红楼梦》是以一个大家族盛衰故事作掩护，即书中明示的“假语村言”，来隐写朝代盛衰更迭的史实，即“真事隐”。
作者列举的几位“应运而生”的大仁之人，是从尧舜开始的，而没有“三皇五帝”中的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而且“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都是儒家崇尚的人物和儒家代表人物，这说明《红楼梦》作者秉承儒家思想，这也是考证作者问题的重要信息。《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意思是：孔子继承尧舜，以文王、武王为典范，上遵循天时，下符合地理。就像天地那样没有什么不承载，没有什么不覆盖。又好像四季的交错运行，日月的交替光明。万物一起生长而互不妨害，道同时并行而互不冲突。小的德行如河水一样长流不息，大的德行使万物敦厚纯朴。这就是天地的伟大之处啊！
尧舜禹时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也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开创时期。尧舜盛世，传贤不传子的“禅让”，令后世称颂不已，被后人奉为楷模。尧舜对华夏民族精神的塑造，对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尧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帝王个人的天下。从尧至舜，民本思想一以贯之，是天下大治之根本。尧舜设立“谏鼓”、“诽谤木”（即后世的华表），深得人心。尧舜的仁爱治国之道、五德礼教、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选贤任能的用人原则等，成了后世儒家思想的核心，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利用。舜帝的“孝感动天”位列二十四孝之首。
《红楼梦》作者把儒家崇尚的人物和儒家代表人物列为“应运而生”的大仁之人，是在告诉我们，《红楼梦》这部书在揭示朝代盛衰更迭原因的同时，把治国理念也蕴含其中，并且呼唤着尧舜那样“应运而生”的大仁之人出现。然而，我们从书中并未看到这样的大仁之人出现，也没有力挽狂澜，解救危局，济世救民的豪杰人物。在《红楼梦》作者看来，历史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也许有人认为作者排斥异族统治者，有汉族本位思想。作者列举的应劫而生的大恶之人有桀、纣、始皇，他们都是黄帝的后裔，炎黄子孙，由此可见，作者是以统治者是否实行仁政为评价标准，如果异族统治者实行仁政，不搞杀戮和民族歧视，那么作者肯定把这些统治者称为大仁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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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作者在“正邪两赋论”中巧妙地隐写了乱世的开始和即将发生的战乱。灵秀之气遇残忍乖僻之邪气，“正不容邪，邪复妒正，既不能消，又不能让”，这就必然会发生战争。“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搏击：奋力斗争、冲击，搏斗。掀发：翻腾。那么正气与邪气斗争的结果谁胜谁负？作者未说。根据《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局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是邪气战胜了正气，社会进入了黑暗时期。我们吴氏红学的文章解读过作者设计薛宝钗、贾蓉、贾蔷等人物影射清阵营，薛宝钗的“热毒证”因邪气入侵导致。薛宝钗争夺贾宝玉，暗喻清人争夺华夏江山。薛宝钗最终嫁给了贾宝玉，暗喻清人窃据了华夏江山。作者设计贾环、赵姨娘这两个人物，明写家乱之源，暗喻李自成逼死崇祯帝，断送华夏江山。查抄大观园时，探春的一席话振聋发聩，也是贾家内乱导致败家结局的谶语：“好端端的，非要抄家，可知我们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就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抄家，明写抄贾家这个“大族人家”，暗喻抄皇家，抄国家这个大家。抄皇家，抄国家，就是要经过战争血腥的厮杀。
第四、“正邪两赋论”也是作者塑造人物的原则。在冷子兴介绍了元春、探春、惜春、王熙凤、贾琏之后，贾雨村说：“可知我前言不谬。你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这就已经点明了书中的人物都是遵循“正邪两赋”的创作原则。高论“正邪两赋论”的贾雨村本人，批书人说他“是莽、操遗容”。王莽和曹操位列应劫而生的大奸大恶之人，贾雨村的行为完全都是禀赋邪气。完全禀赋邪气的还有薛宝钗、袭人、贾环、赵姨娘、马道婆、夏金桂等。而书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禀赋正邪两气，有的人物的邪气表现为邪恶，比如王熙凤；有的人物的邪气表现为愚顽，比如贾宝玉。因为我们看到的《红楼梦》是只有前80回的残本，书中的一些人物性格行为会有所转变，甚至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而贾宝玉这个人物的结局在前80回有很多伏线、谶语暗示，我们可以推断他的转变。在贾雨村的高论开始之前，他就对贾宝玉做了预示，贾政说贾宝玉“将来酒色之徒耳”，冷子兴说贾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而贾雨村却罕然厉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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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的第五回，作者就写警幻受宁荣二公之托，用种种方法警示开悟贾宝玉，并且希望贾宝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将谨勤有用的工夫，置身于经济之道。”这里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民之意。秦钟在临终前也遗言贾宝玉：“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在此处批书人也说“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观者至此，必料秦钟另有异样奇语，然却只以此二语为嘱。试思若不如此为嘱，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凿。读此则知全是悔迟之恨。”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贾宝玉最后必然“改悟前情，复归孔孟之道”。否则被批书人誉为无一句闲文的《红楼梦》，前面大量的有关贾宝玉结局的铺垫预示都是赘语。这也就给所有的红学研究者提出一个问题，《红楼梦》是残书，很多人物的结局不完整，仅依据前80回就连篇累牍地论述人物如何，常常是不确切的，有的论述甚至南辕北辙。
关于“正邪两赋论”有很多红学家解读。有一位红学大师说：《红楼梦》“正邪两赋”的理论是作者观察思考了很久以后对宇宙人生、地灵人杰的一种哲理的总结，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异说”。这种“异说”的提出，将开头所设的神话障眼法尽行扫净。曹雪芹真正关心的是“人”的事情、“人”的素质、“人”的际遇和“人”的作用。这些人，作为情痴情种、高人逸士、奇优名倡，贫富贵贱不同，而本质则俱为抗俗离尘，怪诞乖僻，不为人解，不为世容的悲剧性人物。有一位红学家说：正邪双方斗争的结果，而且形成以后，就不能分辨出何是“正”、何是“邪”，“正”与“邪”已经完全融合，所谓“正中带着邪，邪中也带正”，不能截然分开。
这样的解读是否靠谱？还要广大读者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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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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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0-07-24 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