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又在崇祯十年十月立下了三个月剿灭农民军的军令状，他在《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中写道：“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相继战败接受“招抚”，而李自成则率仅剩的17人躲入商洛山中。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军被基本压制。应该说杨嗣昌所立的三个月“了十年不了之局”的军令状，已经接近完成。可是就在杨嗣昌要肃清农民军残部、巩固战果的关键时刻，满清却斜刺里杀了进来。最终，杨嗣昌打下的大好局面还是毁于崇祯之手，这其中有卢象升的很大功劳。
为缓解清军给明朝的边境压力，以集中兵力彻底地剿灭农民军，杨嗣昌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杨嗣昌是非常有洞察力的，两面作战是不可取的。他明确指出当前相较于只满足于物资钱财的满清外患，根本无法真正招安的农民军才是明朝政权的真正威胁，先集中力量消灭关内的农民军才是当务之急。反对两线作战的杨嗣昌力主和谈，杨嗣昌在他给崇祯的奏疏中写道，“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说臣说必先安内方可攘外，正因为攘外之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其实明朝自开国以来，边患问题就一直存在，屡屡遭蒙古的入塞侵袭，1449年的“土木之变”更造成几乎亡国的危局，但由于游牧民族仅仅满足于物资的劫掠，并无大的进取心，所以瓦剌倡议和谈想把英宗卖个好价钱，无奈景帝不稀罕英宗，瓦剌只好作亏本买卖将英宗贱卖。正基于此现实，所以后来张居正才能因势利导通过和谈搞互市贸易摆平了和鞑靼的关系。
当时的满清亦如鞑靼，并无取代明朝的雄心壮志。虽然皇太极多次攻入内陆，但他仍然不断发布告示，谋求与明议和。皇太极还把征战中抢来的原明朝发给海西女真四部及蒙古诸部的敕书（即能与明朝作贸易的许可证）一直保存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表明了他期待能与明朝发展贸易的愿望。而且就是在几年后的崇祯十五年农历五月，即使满清在松锦之战中大败明朝后，皇太极依然还是很积极的谋求与明朝媾和，皇太极热情地接待了马绍愉等来使，并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还派官将他们送到15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境内。皇太极给崇祯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清太宗实录》收录保存了皇太极这封长信的内容。从行文看，皇太极的态度是比较谦恭的，他在议和文书上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在信中，皇太极表示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与明朝议和通好，并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四项停战条件。
因此，崇祯十一年的明清之间不但存在着成功议和的基础，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大。更不要提明朝的议和先例了：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在多次遣使要求明朝开放朝贡贸易未果后，兵临北京，以武力要求明朝政府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庚戌之变。后在嘉靖三十年因明朝单方关闭马市，两朝又再度开战，给明朝多次造成威胁和巨大损失，最后于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封其下各部首领以相应的官职，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从而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乱，使边塞安宁数十年。
正是基于这一以和制叛、以和取胜的先例以及皇太极以战争谋求和谈换取贸易利益的迫切愿望，杨嗣昌在奏疏中指出：明朝无力两线作战，农民军才是当务之急，满清侵袭与俺答犯塞“前后酷相类”，明朝封赏了俺答后，蓟门宣大就此安定，“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这样的真知灼见和敢于直陈的勇气显示出了杨嗣昌的见识与胆略。
崇祯非常认同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是他又十分畏惧东林党给他议和的骂名，于是他一面暗中授意辽宁巡抚方一藻和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一面公开让杨嗣昌与东林党当庭辩论以说服主战的东林党。
发表于 2023-8-26 00:1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