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五月三日，崇祯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杨嗣昌在策论中以天象引入话题，接着列举历史上天象示警与异族关系的故事，如东汉时日蚀火星，汉光武帝与南匈奴议和，宋太宗时月蚀荧惑，宋军兴师伐辽而战败，借此推动他对清议和的主张。“五月，火星示变，上于宫中斋沐祈祷，素服减膳，并谕各衙门，素服修省。枢臣杨时昌，嗣方倡款议，遂借星变，援引前代事疏奏云。科臣何楷，疏驳之；云嗣昌引建武讨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赏之说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抚之说也。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也。其附会诚巧。”杨嗣昌的议和主张遭到满朝东林党疯狂的弹劾攻讦。
黄道周，东林党公认的“圣人”，号称最是清正刚直，其实不过是党同伐异的文棍罢了！崇祯三年，身为首辅的东林党人钱龙锡因策划指使袁崇焕矫诏杀与毛文龙而被下狱，“崇焕之杀毛文龙也，龙锡密语手书，往来不一，可覆案也。又崇焕与王洽书，言「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欲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款。”袁崇焕更是干脆的承认：“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当时的后金因为朝鲜和毛文龙的有效牵制，一直都被控制在辽东地区，从未越过长城，而国内也无农民军的压力，根本没有同后金议和的需要，可是东林党为了一党之私却偷偷支持袁崇焕的「关东款议」，并为了推动「关东款议」指使袁崇焕杀害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
摧毁了明朝边境屏障的钱龙锡对国家和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号称“圣人”反对“议和”的黄道周是怎么做的呢？黄道周是“中夜草疏，排闼叩阍”，为钱龙锡辩冤，并在奏疏中无耻地写道：“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令崇祯大怒，黄道周“几坐重典”，被降三级调用。 但最终崇祯还是给了黄道周等东林党人面子，结果所有罪名被通通栽到了东林党的马前卒袁崇焕一人头上，将辽东大好形势毁灭的钱龙锡居然仅仅是“引疾放归”！
可是崇祯十一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明朝承受着来自农民军和满清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不议和就意味着两线作战，这绝非明智之举。但只管党同伐异的“圣人”黄道周为了阻止非东林党杨嗣昌的议和，居然以不为父守丧三年为罪名弹劾杨嗣昌，并大骂杨嗣昌“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丧继母，宋世共指为人枭。今遂有不持两服，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这“圣人”骂起人来真是够恶毒的。
明白无法两线同时作战的崇祯是支持议和的，于是同年的七月五日，崇祯亲自与黄道周在朝堂上展开了一场滑稽的辩论，其结果可想而知，崇祯怎能说得过老文棍黄道周？气急败坏的崇祯于是将黄道周连降六级，派往地方搞建设。崇祯以为这下东林党可以安分了，可是没想到情况依然如旧，面对满朝东林党依然强硬的反对议和，畏惧清议爱好虚名的崇祯犹豫不决，迟迟不做决定。
《明史·本纪·庄烈帝》：“（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辛巳，大清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癸未，京师戒严。冬十月癸巳，卢象升入援，召对于武英殿。卢象升、高起潜分督援军。是月，洪承畴、曹变蛟大破贼于潼关南原，李自成以数骑遁。十一月戊辰，大清兵克高阳，致仕大学士孙承宗死之。戊子，罢卢象升，戴罪立功。（首辅）刘宇亮自请视师，许之。是月，罗汝才降。十二月庚子，方逢年罢。卢象升兵败于巨鹿，死之。戊申，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援军。征洪承畴入卫。”
“十二年（1639年）庚申，大清兵入济南，德王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等死之。戊辰，刘宇亮、孙传庭会师十八万于晋州，不敢进。丁丑，改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二月乙未，（首辅）刘宇亮罢。大清兵北归。三月丙寅，出青山口。凡深入二千里，阅五月，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
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九月，等不到议和的皇太极派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统帅军队从沈阳出发，绕道蒙古，从北京密云东北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今河北迁安市东北）两路毁墙入关，突破长城要塞第四次入侵明朝，督师卢象升率军迎敌，兵败身死。清军乘胜沿运河长驱南下直到济南，俘获了人畜46万。
发表于 2023-8-26 00:1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