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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皇子笔下的家亡血史51.3绿牡丹/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因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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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26 08:00: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红楼梦》真正作者是崇祯帝四皇子笔下的家亡血史51.3 钟家台 2020-06-13   |  69阅读  |  10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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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国家的最高级别的考试中,一个考生的试卷鉴定居然是由另一个同时参加考试的考生来做,天下荒唐事莫过于此!崇祯朝的科举俨然已成笑话!而高中进士后的张溥依仗着周延儒和东林党的支持,即使请假还乡不在朝为官,却能全面操纵科举考试的录取结果,“四方噉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接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
  崇祯六年,首辅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因鄙夷厌恶复社的各种丑恶作为,于是让宜兴人吴炳创作了讥讽复社的传奇《绿牡丹》,并搬上舞台,一时间争相搬演,广为流传。
  《绿牡丹》生动地描述了考场内的种种舞弊现象,抨击了科场的黑暗:“平时不烧香,临死抱佛脚”的不学无术的车本高,为了参加沈翰林家的会考,跪求妹妹车静芳代笔;在考场上,先把诗题偷传给早已等在门口的老保姆,保母拿回给车静芳;然后车本高再以“出恭”之名到外面将保母送回的作好的诗取回抄录下来。另一个白丁柳希潜的方法则是他对苍头的吩咐:“等我先到会所,出过题目,你方送笔砚来。那时我便付题目与你带回,教谢相公快些做完,趁送午饭来,就好传递。”谢相公,即谢英,柳家的“坐馆”先生。结果这两个目不识丁的蠢材竟然考了头两名,真正的才子顾粲倒落了第三。
  《绿牡丹》以嘻笑怒骂方式辛辣的讽刺了假名士的卑劣言行,狠狠鞭挞了文会中的假名士招摇撞骗、利用科举考试大肆舞弊的丑恶现象,揭露出崇祯朝的科举考试弊端百出,已不能秉公选拔直才的严峻现实。《绿牡丹》剧中一再提出要“严试”,“须把规矩放严些儿”,“天下有真有伪,真者为伪者所抑,就是真伪混淆,须要辨明才是”。更在《绿牡丹》的《簾试》一出中托名“牡丹花史”而作评议:“嗟呼!今日秀才者有認真秉公如此女子者乎?甘心受其拘束耳!” 这是温育仁对东林党复社操控崇祯朝科举造成的是非顛倒、真伪不分的揭露。
  清張鑑在《冬青館甲集卷 6》的《書《綠牡丹》傳奇後》中细致还原了《綠牡丹》的人物影射:“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矣。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祉〕、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影黎媿菴(元寬)、倪三蘭(元珙),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彝)、周介生輩,大致如《風箏誤》、《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盡嘻笑怒罵之致,宜愧菴當日按試,械時相閽人,究及書肆賈友而毀版厲禁之,但今翫其編簡已經蠹缺,無頭訖可檢,不知是原刊抑系後來重雕?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子弟育仁暨二子儼、伉雇人為之,謝英、顧粲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如以為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爨少之。壬辰八月。” 張鑑在《復社姓氏傳略序》中也提及《綠牡丹》一剧:“時相子弟欲入(复)社而不可,因兩越貴冑之奔,競演為《綠牡丹》傳奇,詆孟樸(即湖州孙孟朴淳)為鋪司。”
  《绿牡丹》对复社丑行的揭露和讥讽令复社中人深以为耻,于是张溥和张采亲自出马要求浙江副督提学黎元宽禁毁了《绿牡丹》,不但如此,还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下狱,张溥与温体仁的对立由此公开化,在野人士居然可以对当朝首辅的家人施加文字狱迫害,东林党的巨大的能量可见一斑,崇祯大搞的众正盈朝让东林党无论在朝在野都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即使崇祯有意重用个别的孤党温体仁、杨嗣昌也根本无法扭转东林党独大的局面。
  《绿牡丹》这样的一部反映现实的优秀戏作由于东林党把持舆论而被压制禁毁,谁能想到明朝首辅温体仁的家人居然会被在野的东林党进行文字狱迫害?即使是在明亡清代后,投靠了满清新主子的东林党由于依然把持着舆论和著史权,颠倒黑白以美化东林党的《桃花扇》盛行于世,而揭露真相反映现实的《绿牡丹》却沉寂不闻,觉阿开士的《题壮悔堂集》有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这是明朝的悲哀,亦是历史的悲哀。
薛宝钗周后是由东林党一手培植起来的,薛宝钗的绿牡丹不仅指绿虏满清,更是指东林党的“绿牡丹”,朱慈炤在《红楼梦》中强调薛宝钗是“绿牡丹”就是为了揭露崇祯朝东林党操控科举大肆舞弊,打压异见和祸乱国家的可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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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27 16:16:37 | 显示全部楼层
《红楼梦》真正作者是崇祯帝四皇子笔下的家亡血史51.5

  两年后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有人作了《续忧危竑议》三百来字的文章在京师四处散发,文中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浙党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

  此书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沈一贯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声称东林党人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郭正域被诏捕,沈鲤被搜家。郭正域是太子朱常洛的讲官,“光宗在东宫,数语近侍曰:“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诸人闻之皆惧。”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太监陈矩,在太子朱常洛的保护下,郭正域无罪释归。由此可见朱常洛的地位和能量,并非东林党所渲染的那般可怜无助。陈矩为了结案,只好抓了个诈骗犯皦生光作替罪羊以应付万历皇帝,最后皦生光被凌迟处死,这就是第二次妖书案。

  党争第二案 梃击案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二十四日,郑贵妃的爱子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

  第二年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五月,精神病人张差手持枣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李鉴,“初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蓦有男子闯入东宫,以梃掊仆守门内侍一人,韩永用等呼集执之,送部鞫审。是犯姓张名差,御史刘廷元疏言迹涉风魔,貌如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为风癫,提牢官王之采重加讦问,言有马三道诱至庞、刘二太监处,语多涉郑国泰。国泰出揭自白。”经过皇城巡城御史刘廷元初审,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跟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同审讯,发现张差说话颠三倒四,实乃疯癫之人,于是定张差“疯颠、奸徒”罪。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利用在牢狱值班的机会,用饭菜引诱张差,并命众人回避,与亲信密审张差,后由十三司会审,奏称:张差供称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他入东宫行凶,谋害小爷皇太子。

  “先是,百户王曰乾上变,言奸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皇太子,词已连刘成。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至是,复涉成。帝心动,谕贵妃善为计。贵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无它;帝亦数慰谕,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连贵妃,大惧,乃缘帝及贵妃意,期速结。二十八日,帝亲御慈宁宫,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孙雁行立左阶下。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入,责以离间父子,谕令磔张差、庞保、刘成,无他及。因执太子手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既又手约太子体,谕曰:“自襁褓养成丈夫,使我有别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曰:“朕诸孙俱长成,更何说?”顾问皇太子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皇太子具言:“疯癫之人宜速决,毋株连。”又责诸臣云:“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帝又谓诸臣曰:“尔等听皇太子语否?”复连声重申之。诸臣跪听,叩头出,遂命法司决差。明日磔于市。又明日,司礼监会廷臣鞫保、成于文华门。时已无左证,保、成展转不承。会太子传谕轻拟,廷臣乃散去。越十余日,刑部议流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从之,而毙保、成于内廷。其事遂止。当是时,帝不见群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寀发保、成事,特一出以释群臣疑,且调剂贵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之寀也。”

“其后“梃击”事起,主事王之寀疏言张差狱情,词连贵妃宫内侍庞保、刘成等,朝议汹汹。贵妃闻之,对帝泣。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帝又于慈宁宫太后几筵前召见群臣,令太子降谕禁株连,于是张差狱乃定。”

用一个疯子加一根枣木棍就想谋害深宫禁苑里的皇太子,这根本就是愚蠢的自杀!张差居然还能准确地说出指使人的名字,哪个指使人会愚蠢到如此地步?更不要提这是发生在东林党王之寀对张差的单独密审之后!万历只能让郑贵妃自己去求告太子,而太子朱常洛的话更是意味深长:“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梃击案不是“无君之臣”东林党们的策划安排就是借题发挥,终于成功地逼迫因国本之争二十五年不见朝臣的万历皇帝亲见群臣表态示弱以了结此事。

(待续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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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27 16:19:17 | 显示全部楼层
福王朱常洵到底有多富?看他令人咋舌的待遇,就明白明朝为何会亡
2023-02-01 10:58:56 来源: 史说大观园 河南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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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史家万斯同对于明神宗孜孜于聚敛财富,宠爱福王朱常洵,颇有微词。他写道:

“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计,号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赐庄田至四万顷,又所请杂税地,东至南畿,西至四川,使者乘传来往收利,所至为之骚然。民间藉藉谓:‘帝耗天下以给(福)王,而洛阳王邸富于大内’云。”
这段话极其深刻,不仅揭示了神宗皇帝贪财聚敛的秉性,以及宠爱福王所带来的后果,由此也折射出万历朝后期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

一、福王朱常洵的靡费

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是皇帝朱翊钧的第三子(由于次子朱常溆一岁夭折,第三子实为次子)。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册封朱常洵为福王。




虽然是既成事实,却在两个儿子之间厚此薄彼,厚常洵而薄常洛。

万历三十一年,皇帝忙于为十八岁的福王操办婚礼。十一月,福王婚礼日期迫近,钱粮亟缺,皇帝十分恼怒,下旨斥责户部有关部门,意欲严惩。户部赶紧报告,准备把通州粮厅的随粮轻赍银(漕粮的折色银两)结存二万四千八百余两银子,全部拨归福王婚礼之用,才免去了有关官员的处分。二万多两银子显然不够,户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向宫中老库暂借五万两银子,采办婚礼用品。

福王府邸内部装修及一应家具等,由工部负责。皇帝提出,这一切全部折价,要工部向福王府支付现金。工部以为物件折价不便计算,何况福王府自称共用工匠三万二百余工,狮子大开口,超过潞王婚礼的规格,如果折价,肯定是一笔庞大的开支。皇帝不答应,一定要工部折价支付银两。大操大办的结果是,福王婚礼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银子。




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万历六年,皇帝朱翊钧自己婚礼的费用不过七万两银子。万历十年,潞王(皇帝的弟弟)婚礼的费用虽然超过此数,也只是八万两银子。此后,皇太子常洛婚礼的费用超过了十万两银子,长公主、七公主下嫁的费用,都是十二万两银子。可见福王婚礼费用三十万两银子,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何况,三十万两还不是全部,围绕福王的开支还有很多。在皇帝眼中,福王常洵与其他子女相比,明显高出一头。

在福王婚礼举行之前,皇帝就指示户部,每年支给福王禄米三千石。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岁禄不过二百四十石。即使如此,福王还嫌不足,婚后指示王府办事人员开辟生财之道在崇文门外开设皇店,招徕进京商人车辆货物寄宿,每年收取店租一万四千两银子。

户部尚书赵世卿表示反对:如果商人罢市,那么崇文门这个商业闹市原先的税收将损失殆尽。皇帝却不以为然,回复道:福王府开皇店收取店租、牙钱,是他特别批准的破例举措,可以不必拘泥于原先提出的数额,酌量征收,但务必由福王府支配。

福王的靡费,与当时的财政状况形成强烈反差。户部尚书赵世卿(字象贤,号南渚,山东历城人)说:




“苍生糜烂已极,天心示警特严,矿税貂珰掘坟墓,奸子女,侮官虐民,成何世界?皇上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日。’日以继日,更待何日也!”
户科都给事中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远人)说得更为尖锐:

“皇上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屡疏泣陈,而皇上坚塞两耳,不肯一听。一旦乱作,皇上与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
田大益所说“斩木揭竿,四向而起”云云,在太平盛世似乎是天方夜谭,故意耸人听闻。其实未必。万历三十四年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便可作为一个旁证。




请看《皇明从信录》的一则记载:

“万历三十四年冬长至日,百官当诣孝陵上香,将出门,兵部忽传城外有反贼万余人,乘上陵,杀诸司官,据城僭号。已闭九门,毋得出,阖城汹惧,街市不见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应天(府)狱。为首者刘天叙,断指挑膝筋。内外守备会鞫,拟磔者七人,余皆斩。”
二、一拖再拖的福王“之国”

福王的藩封地在河南洛阳,结婚后理应前往洛阳。皇帝与郑贵妃对福王宠爱有加,不愿意他过早前往洛阳,但洛阳的福王府却必须动工兴建。这项工程的进展故意拖得很慢,一直到万历四十年四月才完成,花费银子四十万两,超过潞王府一倍,超过其他王府十倍。

其实四十万两银子云云,可能低估,项鼎铉说:“邸报,福王府邸成……是役也,所费金钱共五十余万云。”

既然福王府已经完工,福王理应立即从京师前往洛阳就藩,当时称为“之国”。《大明会典》记载:

“祖制,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王爵,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累朝以来,财赋地不封,畿辅地不封。之国不拘年岁。”
亲王之国是极其隆重的事件,皇帝朱翊钧却视同儿戏,一拖再拖。廷臣们考虑到皇太子的地位不断受到福王的潜在威胁,主张严格按照祖制,敦促福王尽快离开京城,前往洛阳。

内阁首辅叶向高鉴于内阁只有他一人,被人称为“独相”,认为当时朝政急务莫过于推补阁臣。然而在他心目中,福王之国显得更为紧急:




“今日阁臣推补真万分难缓,皇上可以察臣万不得已之心,为臣一决。此外,则福王之国事更为紧急……
皇帝不予理睬,由于福王之国一再拖延,以至于征调来的船只拥堵河道,致使商贾不通。叶向高再次重申前议:

“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福王之国一事。毋论祖制难违,国典当重。即自张家湾以南沿河一带船只,尽皆拘禁,商贾不通,嗷嗷载道。而南京差来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户不下数万人,逐日号叫于兵部门首,索取工食。若早一日,则人情早安一日,而于福王之令德亦早著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载,以招中外之疑议乎!”
叶向高语重心长,已经把话讲得很透彻了,福王之国一再拖延,对于国家社会,对于宫廷皇室,对于福王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皇帝依然不理不睬,皇帝迁就郑贵妃和福王,一再寻找种种借口,设置障碍,拖延时间。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养赡地”的数量上讨价还价。福王向父皇奏请“养赡地”四万顷,也就是说,必须有四万顷“养赡地”,他才肯去洛阳。皇帝本人也是这个意思,他对福王奏疏的批示,不但不检讨福王奏请过多,反而责备地方官办事不力,耽误了福王之国日期:

“览王所奏,比例请给养赡地土,前已屡有明旨,着照景(王)、潞(王)二府事例拨给。今经已久,该地方官尚尔不遵,推诿支调,稽误大典。”
为此,他振振有词地责令户部:




“尔部里还行文与河南、山东抚按等官,即于各地方细查各府所遗及应拨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不得将荒芜搪塞,着归今府自行管业,以资养赡。”
为了摆脱僵局,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字东鲜,号旸谷,湖广黄冈人)建议,鉴于福王庄田四万顷的数目难以凑足,希望皇上先宣布明春之国日期,再渐次清查确定庄田数额。另一名言官建议,不如从皇上的内帑积蓄中拨出一笔赏赐,使得福王不必费心经营庄田。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河南巡抚李思孝考虑到福王封地洛阳在河南境内,他有直接责任,因此向皇帝指出,要凑足四万顷土地极其困难,如果一定要办到,那么福王之国日期势必拖延。京官员以及河南、湖广官员的一致反对,皇帝无奈,稍作让步,同意减去一万顷,必须保证三万顷。

三万顷还是难以凑足,皇帝再次让步,减为二万顷,由河南、湖广、山东三省分摊。河南一万一千二百十顷,不足的八千多顷由湖广、山东分摊。山东自报有地一千二百八十余顷,还须补充一千二百余顷。湖广应该征地四千四百八十余顷,没有着落,湖广巡抚董汉儒提议,用一万两银子折抵地租。至此,福王的养赡田地问题已经接近于解决,但是福王之国仍旧举棋不定。

三、江北半壁的福王封地

福王之国的障碍,并非仅仅养赡田地而已,即使这一障碍逐渐解除,又会节外生枝。在福王前往洛阳日期迫近之际,郑贵妃企图借口慈圣皇太后七十寿诞,拖延行期,扬言要让福王参加万历四十三年慈圣皇太后稀龄大寿庆典之后,才去洛阳。




皇帝居然顺从了这种无理要求,向内阁首辅叶向高发去一道圣谕:“朕思圣母圣寿稀龄在迩,朕当亲率皇太子及诸王,恭祝大典。庆贺礼成,于次岁春三月内,着钦天(监)择吉之国。

叶向高封还了皇上的圣谕,要皇上坚持“来春举行”的明旨。皇帝固执己见,再派文书官到叶向高家中,再次重申在圣母圣寿稀龄大典之后,才准许福王之国。巧合的是,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慈圣皇太后病逝,并未活到稀龄大寿之日,彻底打消了福王拖延离京日期的最后借口。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福王终于离京,带着皇帝赏赐的巨额财产,前往他的封地洛阳。为了搬运福王府的财产,仅仅用于席殿、车辆的开支就达三万四千两银子,其中一万四千两从户部、工部事例内动支,二万两向太仆寺借支。

一支由一千一百七十二艘船只组成的船队,载着福王府一干人等以及大量金银财宝,在一千一百名士兵护卫下,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威风有如帝王出巡。想当年,郑王、淮王、荆王、庆王、梁王等五王之国,各备船只三百艘;德王、秀王、吉王、崇王、徽王等五王之国,各备船只七百艘;兴王、歧王之国,各备船只九百艘;潞王之国,船只不过二百四十艘。福王的规格排场凌驾于诸王之上。

尽管如此兴师动众,如此挥霍浪费,谢天谢地,福王总算离开了京师,对于朝廷,对于皇太子常洛而言,不啻是一个福音。正如谈迁所说:“宠王就国,中外交为东宫幸,如释重忧。”

福王抵达洛阳后,依仗皇帝的宠爱,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下车伊始,就致力于奏讨养赡田土的地租。福王府的官吏四出清丈田地,催缴银两。万历四十二年十月,福王府官吏(承奉、门正)率领一行人等,突然出现于山东,一路骚扰,丈量庄田,把法定租额提高到50%,引起乡村骚动。地方官说:




“彩服巍冠,络绎拥后,皆乞人之思啜计者也。如此景象,过一邑,一邑丘墟;经一落,一落逃窜。”
地方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试图阻止福王府到处丈量田地,禁止直接向农民征收地租,遭到皇帝申斥福王奏讨的养赡田地,虽未达到预定之数,但已大大超过中原地区诸王庄田的规模。

据日本学者佐藤文俊研究,福王府拥有的庄田约为13 395.75顷,而湖广大多地区以缴纳银两抵充田地,福王府实际控制的田地数量当超过这数字。与分封在中州的诸王相比,遥遥领先。

据万历四十三年七月户部提供的资料,中州诸王拥有的庄田数据如下:

周王,5200余顷;赵王,990余顷;唐王,140余顷;郑王,360余顷;崇王,8500余顷;伊王、徽王,3000余顷;潞王,12000余顷。
因此,当时地方官所说,福王庄田的数量“迥逾常格”,是确凿无疑的。

福王贪得无厌,还向皇帝奏讨长江沿岸荻洲杂税,以及四川盐井、榷茶银。其中最为厉害的是奏讨淮盐三千引,在洛阳等地开店出售。中州本来食用河东盐,福王下令一律改食淮盐,甚至颁布禁令:非福王府出售的淮盐不得买卖。不仅食盐之利尽入福王府,而且河东盐遭到禁止,边防军的军饷因此而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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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洵 - 明代朱常洵 免费编辑 修改义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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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洵(1586年—1641年),明朝宗室、亲王,明神宗朱翊钧第三子,明光宗朱常洛异母弟,明安宗(即弘光帝)朱由崧之父,母郑贵妃。

基本信息
中文名
朱常洵

别称
福忠王、福恭王、老福王、明恭宗

所处时代
明朝

出生地
北直隶顺天(位于今北京市)


出生日期
1586年2月22日

逝世日期
1641年3月2日

谥号
恭皇帝(初谥),孝皇帝(改谥)

逝世地
河南府(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

目录
1简介
2人物故事
3史书记载
4陵寝墓地
折叠编辑本段简介
在古代,立太子往往被视为“定国本”,并且有一套“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矩,明朝尤是如此。可明万历年间,却有一个非嫡非长的朱常洵谋立太子,从而引发“国本之争”。后来,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朱常洵生母郑贵妃仍不肯罢休,便又引发“妖书案”、“梃击案”。由于群臣坚决反对,朱常洵只好做一个藩王。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此后他更加贪得无厌,欲壑难填,而大肆搜刮的结果是众愤难平,最终死于农民军的怒火之下。[1]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故事
折叠国土之争
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是宫女王氏所生。后来,神宗封王氏为才人,到长子朱常洛降生,又晋封她为恭妃。由于王皇后一直没有生育,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情理中事,从皇太后到诸大臣都坚持这一点。然而,本应确信无疑的事情,却因为郑氏及其子朱常洵的出现而被打乱了。

就在朱常洛出生的第二年,郑氏入宫,初封淑嫔。她不仅娇艳冠绝后宫,又知书识字,为人机敏,把神宗迷得神魂颠倒,很快又封她为贵妃,地位高于王恭妃。三年后,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神宗立即册封其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当时,舆论大哗。

按照“母以子贵”的惯例,王氏的地位应在郑氏之上,因为朱常洛是长子。众大臣认为神宗的做法很不妥。反过来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众臣怀疑神宗和郑贵妃有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意图,于是争言建储之事,奏章雪片般送进宫里,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最先挑起此事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他要求为王恭妃正名分,并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以断绝野心之人的非分之想。神宗大怒,下令把姜应麟贬到边远的地方做了个小吏。此后,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皆因此获罪遭贬,礼部尚书沈鲤也因此被罢官。

虽然神宗欲“废长立幼”的念头已很明显,但礼法对明朝士大夫而言是不容挑战的信仰,一些正直的大臣便又联名上疏,请求立朱常洛为太子。这时,首辅申时行想左右逢源,他在神宗面前赞成废长立幼,在群臣面前又装作恪守礼法,神宗对他大加赞赏,但群臣还是看穿了他的小算盘。迫于群臣压力,申时行最终也只能上疏奏请神宗亟定建储大计。

如此一来,神宗虽不耐烦,也只能应允两年后举行册立皇太子仪式,同时又要求群臣不能再唠叨,否则就要等皇长子十五岁后再说。第二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奏请准备册封太子的仪物。神宗怒其冒犯,也找到了拖延的借口,诏令册立太子之事延期一年进行,并夺张有德三个月俸禄。

此后,首辅从申时行变成王锡爵,又从王锡爵变成沈一贯,到朱常洛虚岁二十,建储之事依旧没有着落。神宗也被立储之事搞得心力交瘁,他知道此事已不能再拖。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神宗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册封朱常洵为福王,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终于有了结果。

诏书颁布之日,神宗命人取出装有他与郑贵妃当年起誓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密盒。玉盒是密封如初,可打开一看,里面的誓书却已被虫子蛀得成为纸屑。神宗不由惊道:“原来天意如此!”也可见即便是皇帝,也并不能为所欲为。[1]

折叠就藩洛阳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有谣言说万历皇帝想要换太子,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进言,说郑皇贵妃以及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结果皇帝仅仅是让福王就藩,但被郑贵妃暗中阻止了。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终于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六子朱常润为惠王、七子朱常瀛为桂王,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另外“东林党”。 [1]

折叠沉溺酒色
到崇祯帝时,朱常洵地近位尊,朝廷尊之以礼。朱常洵终日闭阁酌饮醇酒,所爱唯有妇女、歌舞。秦中流贼四起,河南也遭大旱、蝗灾,人们互相残食,民间一片杂乱,都说先帝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洛阳富于皇宫。经过洛阳的援兵喧嚷道“:王府有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子死于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正住在家中,听说之后很害怕,便将其中利害关系告知朱常洵,而朱常洵并未放在心上。[1]

折叠命丧义军
崇祯十三年冬(1640年),李自成接连攻陷永宁、宜阳。第二年正月,参政王胤昌率军警戒防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也各自引兵而至。朱常洵把三将召入宫中,摆酒设宴,倍加礼待。数日之后,贼军大至,攻城。朱常洵拿出千金招募勇士,缒城而出,手持长矛冲入贼营,贼军才稍微退却。夜半时分,王绍禹的亲军从城上招呼贼军,互相谈笑,挥刀杀死防守城墙的士兵,焚烧城楼,打开北门引贼入城。朱常洵从城墙上用绳子逃出,藏匿于西郊迎恩寺中。第二天,贼军跟踪而至将其捉拿,朱常洵当场被杀。两名承奉(福王身边的侍从)伏尸而哭,贼军揪住他们,让他们离开。承奉挣扎着喊道:“福王已死,我们也不愿再活,只求一付棺木收容福王尸骨,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无怨言。”贼军见他们如此,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用一付一寸厚的桐棺装殓之后,放在一个破烂的架子车上,两人就在旁边自缢而死。王妃邹氏及世子朱由崧逃往怀庆。贼军火烧福王宫,大火持续三日不绝。[1]

折叠追封谥号
福王享年五十六岁。崇祯帝为此辍朝三日,予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较其他藩王倍厚,赐谥曰“恭”,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初八日葬于邙山之原。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后,朱由崧在南京被马士英、卢九德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史称“南明”,朱常洵被追谥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为恭皇帝,陵曰熙陵。不久张元以恭字为逊帝之谥,议改为共皇帝,但最终改称贞纯肃哲圣敬仁懿孝皇帝。后来永历帝追封庙号恭宗,谥号慕天敷道贞纯肃哲修文显武圣敬仁毅孝皇帝。[1]

折叠妃
嫡妃姚氏(或作田氏) :谥号“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符天笃圣皇太后”

继妃邹氏:尊号“恪贞仁寿皇后”[1]

折叠子
明安宗 朱由崧

颖冲王 朱由渠

德怀王 朱由桦

折叠编辑本段史书记载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廷臣请王之藩者数十百奏。不报。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

先是,海内全盛,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他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輙数倍。而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盐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边饷由此绌。廷臣请改给王盐于河东,且无与民市。弗听。帝深居久,群臣章奏率不省。独福藩使通籍中左门,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鹜。如是者终万历之世。

及崇祯时,常洵地近属尊,朝廷尊礼之。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阝舀〉永宁、宜阳。明年正月,参政王胤昌帅众警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常洵召三将入,赐宴加礼。越数日,贼大至,攻城。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缒而出,用矛入贼营,贼稍却。夜半,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两承奉伏尸哭,贼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棆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两人即其旁自缢死。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走怀庆。贼火王宫,三日不绝。事闻,帝震悼,辍朝三日,令河南有司改殡。————《明史.列传八》[1]

折叠编辑本段陵寝墓地
崇祯十七年年(1644年)福王朱由崧即位后于六月追封父福恭王

朱常洵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后改谥孝皇帝),立庙于南京,墓园称熙陵。

1986年4月,孟津县文管会征集到明福王朱常洵圹志一合。该志系1924年被盗出土,出土地点在该县南麻屯镇庙槐村南约500米处(下凹)。该志长宽各79厘米,厚10厘米。志文楷书21行,满行25字。四边线刻飞龙纹,撰文者为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盖为盝形。墓志现收藏于孟津县龙马负图寺。[1]

参考资料
1.欲壑难填:从争立太子到闯军锅中之肉,福王朱常洵贪婪荒淫的一生  . [202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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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27 16:31:59 | 显示全部楼层
细思极恐!如果万历传位朱常洵,明朝还会灭亡吗?
2020-02-28 18:23
历史不能穿越,但人物可以假设。万历因为立太子之事与文官集团斗争了十五年,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明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不到一个月皇帝就撒手人寰,显然证明文官集团的坚持是错误的。如果历史重来,万历选择朱常洵继位,明朝还会灭亡吗?
万历皇帝


崇祯皇帝朱由检

从国本之争到红丸案,如果万历坚持会如何?
万历十五年,是明朝由盛到衰的转折。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张居正也一样能治理天下,亲政后的万历开疆辟土南征北战,大明有了中兴的希望。史学家说,明朝之亡,亡于万历!笔者认为,明之所以亡于万历,就是因为国本之争。

万历的皇后不生养,偶尔在母后李太后那里宠幸了一个宫女,却意外怀孕了。皇帝有了龙种,绝对不能“大铁棍子医院找童主任看看”,也是宫女出身的李太后特别高兴,但万历却并不喜欢这个年纪大、相貌平庸的女人。


朱常洛娘儿俩

从朱常洛降生,关于劝谏万历早立太子的建议就没有停歇,万历并没有同意。后来万历找到了真爱,与郑贵妃恩恩爱爱情定三生,又生了皇子朱常洵,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万历是真心喜欢郑贵妃,也喜欢这个儿子朱常洵,曾经私下里许诺郑贵妃一定要立她的儿子当太子,朱常洵当太子的希望在于万历能先册封郑贵妃为皇后,他也就成了嫡出,但这也没有成功。在明朝谁当太子皇帝说了并不算,庞大的文官集团管天管地还要管皇上“拉屎放屁”,皇帝若是不听他们的话,立刻就组织人手到皇宫前跪着痛哭,也因为此,万历为立太子与他们斗争坚持了十五年,最后还是输了。


万历与郑贵妃

立太子不成,万历心灰意冷,这才开始了久不上朝。在噤若寒蝉中长大的朱常洛,即使当上了太子也天天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等到他登基之后,突然感觉天亮了,普天之下唯我独尊,肆意的放荡就有了“红丸案”,明朝历史上多了这个只当了28天的朱光宗。

如果当初万历坚持己见立朱常洵为太子,明朝会不会亡我们不敢预测,但至少不会有接下来的短命皇帝朱常洛,不会有木匠皇帝朱由校,也就没了亡国之君朱由检。


木匠皇帝朱由校

体重“如猪”不是智商“如猪”,福王朱常洵是否被炖了吃肉?
有些野史记载,福王朱常洵体重三百多斤,好似一口“大肥猪”。被册封到洛阳之后,朱常洵贪财、好色、悭吝无比,最终被李自成攻下城池,还把他的肉跟鹿肉一起炖了,起名“福禄宴”赏赐将士一起吃掉喝干。事实真的如此吗?

朱常洵有钱是真的,还是特别有钱,后来李自成搬运他家库房的金银花了好几天时间。

为了弥补对这个儿子和他母亲郑贵妃的歉意,万历“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郑贵妃不愿儿子远走,万历就让朱常洵三十岁才去封地;朱常洵建王府,万历花钱似流水不心疼;朱常洵结婚,万历给了30万两银子做贺礼;朱常洵就藩,万历送了4万两银子做路费;朱常洵说钱不够花,万历把张居正抄家的钱财全送给他(黄金万两,白银十万两);朱常洵说地不够种,万历立刻划了2万顷良田;朱常洵说要四川、洛阳的盐茶税,万里说给给给......


福王朱常洵

朱常洵真的那么贪财吗?他伸手要钱、贪财好色、胡吃海塞还特别吝啬,这一副愚蠢至极的样子难道就没有自污、自保的目的吗?

汉朝初建,公认萧何功劳第一,但为了避免刘邦猜忌,萧何故意侵占百姓土地,百姓拦住刘邦车撵告状,太祖不但不生气反而高兴。哪个有谋朝篡位之心的人会贪图钱财土地?哪个想登上帝王宝座的人不会去收买人心?朱常洵故作贪财愚蠢,不正是为了安天下之心,平文臣之口吗?


郑贵妃的日子也不好过

朱常洛被册封太子多年后,仍有传闻郑贵妃撺掇万历改立太子,如果朱常洵不自污自损,朱常洛、朱由校以及朱由检,会让这个对帝位有巨大威胁的隐患活到明朝灭亡吗?

在《明史》和《荡寇志》里有明确记载,福王朱常洵死后,崇祯皇帝辍朝三日,还以超规格的礼遇厚葬他。这说明第一朱常洵是有尸首的,第二皇帝对这位叔叔是有感情的。实际上,在洛阳被攻陷之前,朱常洵曾花费重金招募死士抵抗李自成军队,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若不是有人勾结外寇,洛阳也不会陷落。李自成割了一块朱常洵的肉吃,却没有把他剁成肉糜炖汤,两个太监把他的身子和头颅带回了北京。


大顺皇帝李自成

如果朱常洵继位,历史格局会不会改变?
明朝灭亡之后,朱常洵的庶长子朱由崧被反清势力拥立为皇帝,建立南明政权,朱由崧追封死去的朱常洵为皇帝。但是这个政权10个月后就被满清消灭,朱由崧只是个傀儡皇帝,平日里也是学习他爹沉湎酒色,以减轻手握兵权的大臣对他的猜忌。

朱常洵死后,崇祯皇帝追谥其为“恭王”,根据谥法,敬事供上为恭、尊贤让善为恭、既过能改为恭。这个字送给他,说明崇祯以及他的哥哥和父亲都记着朱常洵的谦逊礼让,记着他知过能改,记着他对皇帝的绝对忠诚。


煤山自尽

换一个角度,如果万历让朱常洵当皇帝,历史会不会改写?前文说了,朱由崧只是个傀儡皇帝,每日噤若寒蝉的过日子要小心大臣别把他废了。但最后的结果,还是躲不开政权灭亡,他被拉到北京咔嚓了脑袋。史书上没有记载朱由崧的能力如何,但朱常洵还有两个儿子叫朱由渠和朱由桦,前者没有文字记载,后者被追封为怀德王(“德”字很重要哦),只要朱常洵不选一个会当木匠不会当皇帝的儿子做太子,至少可以保证明朝天下不会出现明熹宗在位七年时的混乱,努尔哈赤或许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当然,明朝之亡,是因为天灾,笔者之前文章专门说明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查看,但如果朱常洵当皇帝,明朝应该不会亡得那么快。


崇祯皇帝朱由检

大明亡于一场“瘟疫”!天灾和人祸,都源自万历46年的一场雪

另外,关于朱常洵吝啬以及议论崇祯是好皇帝的,我们还要再说一句。

崇祯有中兴之愿却无中兴之命。说朱常洵吝啬的可以看看朱由检,敌兵打到城下了,还不舍得打开自己的小金库赏赐兵将,甚至答应好了的事情最后又心疼钱反悔了。吝啬无比、反复无常又伤了军心士气,银子最终也给李自成当成军饷。这家人似乎“祖传”的守财,所以不能只怪罪朱常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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