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评价司马迁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唐代的史学家刘知也说：“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司马迁著史的“实录”精神，历来为人所称道。但考察《史记》一书就会发现，司马迁之著述《史记》，固然多“直书”之笔，在采用“金匮石室”的档案材料，或者摘取已有的古史记载时，均有所选择，也即有“曲笔”之处。“曲笔”的原因比较复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雅驯”的追求。这种“曲笔”写作手法，固然使文本得以洁净，但往往使得一些历史真相被遮蔽，这就为后人了解历史带来了困难。 被遮蔽的“白登解围”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这就是发生在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 这年冬天，刘邦率领的32万汉军被匈奴圍困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附近），一连七天七夜，这是汉代外交史上的一次巨大挫折，世称“平城之辱”。关于这次解围，《史记》中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为：
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司马迁认为“其计秘，世莫得闻”，所以说不清。另一种解释为： 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 在这里，司马迁给出的解释是“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这就和历史上的“鸡鸣狗盗”有异曲同工之妙：“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史记·孟尝君列传》）其实，以贿赂的办法送上钱财，以和亲的名义送上女人，以缓和与匈奴的紧张关系，这在西汉前期基本就是常态。
从身份来看，司马迁先为掌管“金匮石室”的太史公，后又成为汉武帝近臣的中书令，而“白登之围”相去司马迁所处时代不远，他不可能不知道“其计秘”的具体内容，只是不愿说出来罢了。西汉的另一位学者桓谭则以为： 或云：“陈平为高帝解平城之围，则言：‘其事，世莫得而闻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隐不传焉。子能权知斯事否？”吾应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刘子骏闻吾言，乃立称善焉。
从桓谭的记载来看，固然有推测的成分在内，但其讲述的内容也必有所本，而且从逻辑推理上来看，甚为符合“其计秘”，因为这种解释更为合理，之后被《白孔六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多种类书收入。 在汉高祖之时，国力尚弱，以小伎俩逃脱匈奴的围捕，乃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就手段来说，确实不能登大雅之堂。而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国力大为强盛，昔日的耻辱就演变为积极进攻的动力，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其心态必然发生改变。在司马迁看来，将这样的耻辱录入正史，无疑会损害西汉王朝的形象，所以，司马迁在著录白登之围的时候，就有意使用了“曲笔”，但是，史学家著史的实录精神又使得他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不经意间露出了事实的原委。 被隐匿的“书之辱” “白登之围”后，匈奴处于历史上的强势状态，到了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 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冒顿东征西讨，建立匈奴帝国。然而，与匈奴帝国的广阔地域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建立的匈奴国家结构及其稳定性。较之历史上任何草原帝国，匈奴帝国延续的时间更为久远。匈奴帝国在最初的250年中，彻底统治着草原，而匈奴单于在超过500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中原边疆事务中的主要政治参与者。
也就是说，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在北部边境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但依靠着贿赂及“和亲”措施，西汉王朝统治者不断“示弱”，基本能和睦相处。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去世，3年后，骄横的冒顿单于写信给吕后，《史记》这样记载：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冒顿单于写信给吕太后，司马迁用了“妄言”一词，而将具体内容一笔带过，而“妄言”的内容则被《汉书》记录下来： 孝惠、高后时，冒顿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 在《汉书》中，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偾，仆也，犹言不能自立也。”顾炎武则认为：“《匈奴传》：‘孤偾之君。’‘偾’如《左传》‘张脉偾兴’之‘偾’。《仓公传》所谓‘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张脉偾兴”一词源于《左传·僖公十五年》：“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洪亮吉注释以为“血管之涨起者”。“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原文记述了济北王的侍女患病，内寒闭经，仓公诊断后说是“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韩兆琦解释为“想接近男子而不能实现”，钱钟书认为： 顾氏不欲明言，故借《仓公传》语示意，谓冒顿自称“孤偾”，乃“欲女子而不能得”，“有鳏夫见寡妇而欲娶之”耳。“所无”，“所有”亦秽语，指牝牡。
在这封书信中所言“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则是冒顿单于暗示吕太后性饥渴，几乎是赤裸裸的羞辱了。 35岁的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写道：“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受制于物质供给的不足和医学的落后，古人的健康状况远远不如现代人。冒顿单于写这封信的时候，按照中国传统的算法，吕后已是50岁知天命之年了，即使保养得好，吕后至多是“风韵犹在”。冒顿单于不会不知道吕后的“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这样的秽语，完全是有恃无恐的侮辱。 接到书信后，“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这种羞辱就化成一种“愤恨”的符号，直到东汉依旧被汉人念念不忘： 敞上疏谏曰：“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嫚书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还忿，舍而不诛。” 對于这起“涉外事件”的“书之辱”，司马迁又一次录之以曲笔，如果没有班固的记载，后人就难以明白冒顿单于“妄言”了什么。 司马迁绍续《春秋》的“秉笔直书” 秦宣太后是秦始皇的高祖母，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秦宣太后秉政四十一年，为秦国统一六国、开土拓边，立下了汗马功劳，近人马非百这样评价说： 宣太后以母后之尊，为国家歼除顽寇，不惜牺牲色相，与义渠戎王私通生子，谋之达三十余年之久，始将此二百年来为秦人腹心大患之敌国巨魁手刃于宫廷之中，衽席之上，然后乘势出兵，一举灭之，收其地为郡县，使秦人得以一意东向，无复后顾之忧。此其功岂在张仪、司马错攻取巴蜀下哉！ 但在《史记》中关于秦宣太后的记载只有两条： 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战国策》一书中有很多关于秦宣太后的材料，有一条材料关系到战国时期合纵与连横的走向，而这条重要的材料则没有被《史记》收录： 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崤。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崤。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对于这段语涉秽的段子，清朝学者王士评价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战国策》是司马迁著录《史记》的重要的史料来源：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秦汉史是《史记》记述的重头戏，秦宣太后距离司马迁已经久远，秦王朝又是汉人眼中的“伪朝”，这就丝毫没有避讳的必要，而本条材料又很重要，司马迁为什么没有把秦宣太后的这段话记入呢？这就提示我们不能忽略司马迁的一个重要史学观点，那就是对“雅驯”的追求：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所谓的“不雅驯”，很多学者将其解释为“荒诞、不正经”，其实，就荒诞不经来说，《史记》中的记录可以说比比皆是，后人也多予以批评： 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 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坠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 学者们往往忽视了“雅驯”的另一面，那就是司马迁对秽的“厌恶”。正因为司马迁对史料“雅驯”的自觉追求，也就有了对淫秽史料的自觉“屏蔽”。学者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所以不能明白指出司马迁对史料取舍的标准所在。 司马迁以孔子“自诩”，自认为来到世上，就是续接孔子，完成孔子未竟的事业：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所以，在《史记》的记述上，司马迁是以孔子著《春秋》为撰写准则的：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孔子撰写《春秋》是以维护“君君、臣臣”的统治秩序为准则，故在书写体例上，就本着惩恶扬善的“实录”精神，从而达到“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所以，即使对于西汉创始者的汉高祖刘邦，司马迁也“不隐恶”，直书其不光彩的一面： 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在逃亡路途，为了活路，刘邦不惜把亲生儿女推下车；为了争夺权力，对项羽则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刘邦无赖流氓的一面尽显，这就体现了司马迁“直书无隐”的实录精神。但是，正如很多研究者曾经指出的那样，刘邦无赖的一面没有记录到其本纪中，而是在《项羽本纪》中记述，既是“直书”，也有“曲笔”的一面，也就是为“尊者讳”，在这个记录上，是采取了折中的手段。 司马迁的《史记》中，不但有大量的“直书”实录，更有“曲笔”，就司马迁的学习榜样《春秋》一书来说，其“春秋笔法”不但有讓“乱臣贼子惧”的一面，也有为尊者讳的一面，但人们往往强调司马迁直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曲笔的另一面。在理性认识上，司马迁认为：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对隐公、桓公时代的事情述说得详细，对于定公、哀公时代的事情述说得模糊，这是因为时代太靠近，不能如实褒贬，有很多忌讳。而事实也证明了司马迁所言不虚：《史记》成书之后，有10篇或篇目缺失，或文有遗漏，与班固同时的学者就以为这是秉笔直书被“禁毁”所致： 东莱吕氏曰：“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其一曰《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其二曰《武纪》十篇，唯此篇亡。卫宏《汉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卫宏与班固同时，是时两纪俱亡。今《景纪》所以复出者，武帝特能毁其副在京师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纪》终不见者，岂非指切尤其，虽民间亦畏祸，而不敢藏乎？” 无论从现实的政治形势来看，还是从司马迁史学思想来看，落实到著述的实践中，就必然会有遮蔽与忌讳： 又如冒顿遗吕后书至秽亵，《史记》不载，为本朝讳也。班书则缕述之，并报书之丑恶亦详录不遗，其无识更甚。迁之优于固，岂特在文字间也！（赵翼：《陔余丛考》卷五） 司马迁使用曲笔记录“言之辱”，而班固则直书其事，在赵翼看来，那就是司马迁比班固更有史识的表现。赵翼没有进一步指出司马迁为什么书以“曲笔”。考校史实，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直书吕太后阴鸷的一面：对戚夫人及刘氏子弟的残害，对孙辈的刻薄无情；再从血统来分析，汉武帝是汉文帝的孙子，而文帝是薄太后所生，薄太后和汉文帝靠着韬光养晦才躲过了吕太后的杀戮，所以说，司马迁没有理由去为吕太后避讳。近人朱东润在其《汉书考索》中从另一个视角分析这个问题，能给人很多启示： 因为中国已经抬头，并且进一步使匈奴对中国称臣。这是一件天翻地覆、值得夸耀的事。在胜利到来的时候，追溯到以往曾经受过如何的屈辱，愈加感到一种欣慰……在那一次战役里，班固身与其事，眼看到敌人的崩溃，所以他感到极大的愉快，更觉得应当把司马迁讳去的史料重新写出。 那么，刘邦贿赂阏氏，而司马迁秉笔不书，也可以找到答案：作为一个受儒学浸染的史学家，司马迁必然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用传统的话讲，就是坚持“尊王攘夷”，用“曲笔”把汉民族的屈辱遮掩起来，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找到答案。 | 
发表于 2024-3-2 20:0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