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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刘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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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 - 明末学者、抗清名臣、民族英雄 免费编辑 [url=]修改义项名[/url]B 添加义项 ?



所属类别 :历史人物




黄道周(1585年3月9日-1646年4月20日),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今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人, 祖籍福建莆田,其曾祖从莆田迁徙至漳州。为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与刘宗周并称“二周”。  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黄道周改庶吉士,深得考官袁可立赏识。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1645年-1646年)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因抗清失败被俘。隆武二年(1646年)壮烈殉国,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追谥“忠端”。  黄道周著作甚丰,有《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存诗两千余首。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黄道周


  • 幼玄、又字幼平、幼元、螭若、螭平


  • 石斋


  • 谥号

    忠烈(明朝)、忠端(清朝)


  • 所处时代

    明末清初



  • 出生地

    福建漳州府漳浦县


  • 主要成就

    抗清死节 书法哲文


  • 出生日期

    1585年3月9日


  • 逝世日期

    1646年4月20日


  • 代表作品

    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







目录




折叠编辑本段简介

黄道周(1585年3月9日—1646年4月20日),汉族,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世人尊称石斋先生。为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今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人, 祖籍福建莆田,其曾祖从莆田迁徙至漳州。[1]

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改庶吉士,深得考官袁可立赏识。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1645年-1646年)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因抗清失败被俘。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壮烈殉国,享年62岁。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追谥“忠端”。与刘宗周并称“二周”。​

黄道周通天文、理数诸书。工书善画,诗文、隶草皆自成一家,先后讲学于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2]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生平折叠早年苦学

黄道周祖籍莆田,生于福建铜山,年少家贫,自幼聪颖好学。

万历十八年(1590年),5岁的黄道周就学于铜山崇文书院。几年后就善于写文章。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14岁的黄道周游学广东,获得“闽海才子”的赞誉。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18岁的黄道周住在铜山海中塔屿攻读《易》。

万里三十三年(1605年),20岁时,黄道周开始与灵通山结缘。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23岁的黄道周开始致力于讲学著作。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25岁的黄道周携母迁居漳浦县城。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黄道周28岁后在县城东郊的东皋隐居,潜心撰书。[2]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黄道周著作甚丰。有《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后人辑成《黄漳浦先生全集》,存诗两千余首,被俘后“见三光”的牢室中所作三百多首诗,出自忧愤,最为感人。

根据王文径先生的统计,黄道周的著述存有《易》类十三种、《尚书》类四种、《诗经》类五种、《周礼》类一种、《礼记》类九种、《孝经》类七种、问业类五种、史学类十一种、制艺类六种、时论类四种、奏疏类二种、诗赋类十三种、书法理论类九种、尺牍类二种、类别待考类三种,共约一百四十余万字。

黄道周楷书代表作有:《定本孝经册》《张溥墓志铭》《致祖台札》《后死吟等三十首》《致郑牧仲札》《己卯初冬和戴伯闇诗翰卷》等。

黄道周行草代表作有:《舟次吴江诗册》《为倪元璐母寿作诗册》《致仲球、叔宝札》《赠无涯答诸友诗卷》《双溪口惠政碑卷》《榕颂卷》《日从云间诸友札》等。

厦门大学侯真平先生《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记载,黄道周绘画作品有《群松图》、《十八松图》、《天下七松图》、《奇松长卷》、《松石图》、《钓台八松图》、《石梁樵径松图》、《松图》、《寒松问少年幅》、《武夷图轴》、《雁荡图》轴、《为次风作设色山水卷》、《山水图》、《水墨山水轴》、《山水立轴》、《空山啼鸟图轴》、《为辟疆作山水册》、《泼墨山水图》、《芝兰竹石图》、《兴竹图轴》、《石斋斋中石图》、《雪石图》、《临(元)倪瓒小幅》、《文魁图》轴、《陆游画像》团扇、《临难作水墨长松怪石大画二幅》共二十七幅"。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成就

抗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不久,凤阳总督马士英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偏安江左。黄道周奉召入京,任礼部尚书。他报国心切,上任后立即陈述自己收复失地的七条办法,矢志力挽狂澜。在这民族危亡时刻,黄道周看到昏庸无能为汉奸所摆布的统治者,南明朝野一片残破局面。于是他上疏给浙江的潞王,请召刘宗周、姜曰广诸人,以收拾人心,并要求唐王朱聿键准他领兵北上抗清,以期收复疆土,实现自己的素志。

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7月21日,黄道周在福州校场举行誓师,揭出抗清义旗。八闽父老纷纷送子弟前来参加义军。誓师后,黄道周率门生蔡春容、赖继谨、赵士超等和子弟兵约1000人,向信州进发。他一路招募志士,筹措粮饷。由于抗清事业深得民心,他在延平募得志士陈雄飞、应士鍈等人,至建宁募得志士高万荣、应天祥等人。漳州张天维、莆田林尧佐等人,也先后带领所招募的士兵赶来参加。沿途许多农民听到黄道周出师抗清,纷纷“荷锄从之”。他们没有武器,就拿着农具、木棍,参加队伍,这就是人们所谓“扁担兵”。在建阳,黄道周把队伍编为十二营,每营384人。队伍进行几次操练后,就北上准备与清军作战。不久,道周队伍到达信州(今江西上饶)、徽州(今安徽歙县)。这时,信州詹兆恒、金华郑守书、常山吕继望、东乡张受禄等,也都率领所招募的队伍前来汇合,一时竟成为将达万人的抗清大军,军声为之一振。

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10月,黄道周把队伍分成三路抗击清军。一路出抚州(今江西抚州),一路出婺源(今江西婺源),一路出休宁(今安徽休宁)。义军首战取得胜利,打击了清军的骄横气焰;接着又大败叛军张天禄,攻占信州城。信州百姓夹道欢呼,担来酒浆慰劳义军。但由于以寡敌众,各路队伍又没有很好配合;婺源、九都、抚州等战役,都遭受失败,伤亡惨重。而婺源、抚州两路的失败,使情况迅速恶化。黄道周只得一面向唐王请求援兵,一面召集部下共商对策,他说:“与其坐而溃败,无以报朝廷,不如一战决也。”12月6日,道周便和将士及乡勇千余人,奋勇前进,誓与清军决一死战。他勉励大家不要辜负八闽父老的重托,要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誓与清军血战到底。至婺源明堂里时,义军被清军重重包围。后因寡不敌众,道周不幸战败被俘。

诗歌

黄道周生当明末乱世之际,清兵入关,国事危急,国事军情时时牵动着黄道周的心,因此诗中对时事多有反映,诗人将个人的生命与国家的危难紧紧联系在一起。

黄道周的诗歌,除深重的忧国情怀外,刚直不阿的人格精神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庄起俦编《漳浦黄先生年谱》载黄道周小时候即“顾独喜挟册走最高峰,倚松欹石,踽踽忘返。”“虽恂焉髫稚,然修敕翘上,冠履济楚,稍不如意,即弃去,雅不乐与侪俗等夷。”可以看到其性格特点。《明史》曰:“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在诗歌中,诗人的这一特点处处流露出来,让读者想见其傲岸的风姿。

绘画

黄道周的绘画精品,如《十八松图》、《钓台八松图》、《斋斋中图》、《兰竹图》、《泼墨山水图》、《林水屋图》、《空山啼鸟图》、《武夷图》、《陆游画像》一展现出高超书法艺术和具有简炼、夸张、节奏的笔墨特点。他的每一件作品无不洋溢着凛然正气,体现出他自觉追求的创新精神,和喷发出时代精神的火花,触动人们的神经。

史学

黄道周虽然没有像王世贞、焦竑、张岱、谈迁那样致力于明朝历史的系统修撰,但是对于“史” 事背后义理的发掘却颇为引人注目。 首先,他对于“史”的关切,在一定意义上是与经义的阐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的。这一点与其主张“经史并重,以史证经”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是一致的;其次,黄道周对“史”的关注,除了继承了传统良史精神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征之于实事而非玄妙空谈的基础上,将之用于诠释天人秩序。他主张“据实直书”与发掘《春秋》所蕴含的“天人相与”的价值,是与其这一思想旨趣相契合的。 此外,史学的经世功能论在黄道周思想中亦显得异常突出,深切呼应了晚明社会亟需经世实学的强烈诉求。

书法

黄道周的书法,历来认为是典型的人品与书风的统一,刚正不阿,不流凡俗;奇而不肆,古而不怪,具有强烈的个性。黄道周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清秦祖永《桐阴论画》言道周:“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王文治《快雨堂题跋》:“楷格遒媚,直逼钟王。”宋荦《漫堂书画跋》称道:“石斋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

沙孟海把帖学书法分成两派:有一派是守着二王遗法,只在二王范围以内求活动的,有一派想要于二王以外另开一条路径的。沙老把黄道周书法归于“于二王以铎之席的,只有黄道周。”“黄道周学问品格,皆第一流。他对于书法,在二王以外另辟一条路径出来。黄道周便大胆地去远师钟繇,再参入索靖的草法。波磔多,停蓄少;方笔多,圆笔少。所以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前此书家,怕没有这个奇景罢。”

楷书

楷书用笔苍古奇肆,融遒媚和质朴为一体,结体欹侧复得平正,冷峻之中颇带稚拙之美,与明朝祝、文一脉小楷迥异,王文治云其:“楷格遒媚,直逼钟王。”宋荦跋:“直抉钟太傅之秘。”沙孟海评道:“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

儒学

黄道周在 《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方面都有相关专著或论述。黄道周的易学象数、义理交融,体现了汉宋的融合,同时他重视天人感应思想,甚至谶纬学说对他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他继承发展了汉代今文经学的思想,而这些在宋明理学主流理性思潮下都是相当非主流的边缘思想。黄道周的学术思想的特点一方面是融合汉宋,另一方面是返归周孔,有着很强的返古性,在给学生的训示中他说 “凡学问自羲、文、周、孔而外,皆无复意味”,又说 “学者一切以周孔为师,参稽于 《学》《庸》,沉浸于 《语》《孟》,得其间十行百行,做得善人,从此致精,到一字一语受用不尽处,自是敌国之宝”。从这些来看,诚如陈来先生所说,黄道周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学家,他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但在情感和理性上都比较尊重朱子,所以可以说他有着一定的朱子学倾向。



折叠编辑本段文物纪念

纪念馆

黄道周纪念馆黄道周纪念馆面对旗鼓山,占地1.7亩,是典型的明代闽南古民居建筑。馆内以丰富的图片和翔实的文字,展示黄道周一生的贡献和生平事迹。馆中存有他制作的天地盘,由两层石板重叠构成,正方形,盘面刻有16384个方格和八个直径不等的同心圆,相互交错,谓之“天圆地方,方圆相削,凡十八变而返于原”。天地盘石案是他释天论地、研究和讲授易学数理的仪器,是罕见的科技史信物。黄道周纪念馆和位于县城北郊的黄道周墓均为省级重点文物。

黄道周馆建于明代崇文书院原址之上(崇文书院,始建于明正德元年,为东山历史上三大书院之一,黄道周童年曾就读于此,清康熙初年实行“迁界”政策,书院遂废),与宝智寺、关帝庙相毗邻。该馆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1千平方米,属泥石结构仿古建筑,红墙绿瓦。

配庙

黄道周就义后,邑人在其出生地铜山深井村旧居设神牌祭祀,在其执教的明诚堂设馆纪念。相传在他就义后十年,有人在武夷山林里,看见一个黄衫朱履的老者策杖优游于林泉间,酷似黄圣人。于是为之建庙崇祀,享受人阅香火。人们视黄道周为神,尊称“助顺将军”,以避清廷忌视。

乾隆年间,有黄姓移民奉其香火人台,在艋舳竹巷尾建小庙供奉。台湾庙宇如位于西门町的台北晋德宫和淡水的晋德宫等皆祀奉黄道周,多为国姓爷郑成功配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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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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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儒学大师、抗清名臣
一分钟了解刘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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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 [4](1578年-1645年),字起东,别号念台,浙江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世称蕺山先生。明末理学家、 [1]儒学大师、抗清名臣。 [2]
刘宗周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天启(1621年-1627年)年间,官至礼部主事,右通政,因疏劾魏忠贤、客氏,被削籍归。崇祯(1628年-1644年)年间,初起为顺天府尹,累官左都御史,又以论救姜埰、熊开元,遭革职。福王监国时,再起原官,又因痛陈时政,劾马士英、阮大铖等,辞官归里。杭州失守后,绝食而亡。 [3]
刘宗周其学以诚意为主,慎独为功,清修等行,不愧念影,学者称念台先生,又称蕺山先生。黄宗羲、陈确等皆出其门。与黄道周皆以善易称于明末。其说易长于理,且多由心得,不尽墨守程《传》、朱《义》。惟其根据旧说删《说卦》《序卦》《杂卦》三传,以及移置经文次第,著有《周易古文钞》二卷、《读易图记》一卷、《易衍》等,今皆见存。其他著作甚富,有《圣学宗要》《学言》《人谱》《人谱类记》《论语学案》《道统录》《阳明传信录》《人社约言》及《刘子全书》《遗编》等。 [3]
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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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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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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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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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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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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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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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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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敦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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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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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班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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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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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秀
学生

章正宸
学生

钱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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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名刘宗周
别    名刘蕺山
字起东,一作启东
号念台
封    号忠介(清朝谥) [5]
所处时代明朝末年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府城
出生日期1578年3月4日
逝世日期1645年7月30日
主要成就开创蕺山学派,创“慎独”之说
开办蕺山书院,主持证人会
主要作品《刘蕺山集》《刘子全书》《周易古文钞》《论语学案》
最高官职都察院左都御史 [5]
本    名刘宪章
知名弟子黄宗羲、陈确、陈洪绶、祁彪佳等
目录
1生平简介
2个人经历
3学说宗旨
4学术成就
5后期生活
6历史评价
7人际关系
8史料索引
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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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初,为礼部主事。历右通政。因劾魏忠贤、客氏,削籍归。崇祯初,起顺天府尹,奏请不报,谢疾归。再起授工部侍郎,累擢左都御史。又以论救姜采、熊开元,革职归。福王监国,起原官;痛陈时政,并劾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高杰,复争阮大铖必不可用,皆不听,乞骸骨归。杭州失守,绝食二十三日卒。门人私谥正义,清时,追谥忠介。学者称念台先生。又尝筑证人书院讲学蕺山,又称蕺山先生。宗周著作颇富,有《刘蕺山集》十七卷,及《刘子全书》《周易古文钞》《论语学案》《圣学宗要》等,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他生于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年3月4日),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年青时期屡试不第,遂以讲学为生,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如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
个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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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学问日进。17岁时,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由于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于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刘宗周考中了举人,4年以后,考取了进士。但因母亲去世,他没有受官。后来经人介绍,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
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门下唐枢(一庵)的弟子。其学以“克己”为要,“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与罗汝芳(近溪)一派讲学不合,认为罗及其弟子“以无善无恶为宗”,不合王阳明的“正传”,故作《九谛》与之论难。刘宗周拜许为师时,问为学之要,许告以“存天理,遏人欲”。刘宗周受许孚远影响很大,从此“励志圣贤之学”,认为入道莫如敬,以整齐严肃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
次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路过德清,拜别许孚远,许勉励他“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刘宗周“为之猛省”。他一生对许非常推崇,曾说:“余年廿六,从德清许恭简公游,邑己问学,于今颇有朝闻之说”,“平生服膺许师”。后来他提倡“慎独”之说,与许孚远很有关系。
当时朝政黑暗,权臣当道,朋比为奸,排斥正人。万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炼丹,数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他承重守制,于居丧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以此为生。他闲居七年,贫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继,往往靠借贷度日。但他足迹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访的,他也拒而不见。
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人推荐,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北上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又是东林书院的创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学问,有问学三书,一论居方寸,二论穷理,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从此刘宗周论学更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
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倾向已很明显,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被认为同情东林党。他鉴于群小在位,党祸将兴,就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这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比之为少正卯,说他“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归于顾,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
解官后,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觉得轻松。他早就想潜心学问,摆落世事的缠绕。在《与周生书》中,他写道:
“不佞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风波荆棘之场,卒以取困。愚则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虑,不讳调停,外不知群小,内不见有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则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著,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易》曰:“小人剥庐,终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万物一体,亦会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宠辱,则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学不进,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脉,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韩退之中废,作《进学解》以自励,遂成名儒,其吾侪今日之谓乎!”
小人当道,国事日非,既不能作济世之名臣,不妨作一个弘道之名儒。因此,刘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内省的治学道路。
刘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认为陆、王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容易导致禅学化。所以他曾说:“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但到了中年,他的学术主张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解官后,他闭门读书,“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转向了陆王心学,著《心论》一文,阐发了自己的心学观,认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于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终,是故知死生之说”。表明刘宗周完成了对心学从“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转变。
在教学之暇,刘宗周撰成《论语学案》《曾子章句》两部重要著作。在《论语学案》中,刘宗周强调“学字是孔门第一义”,指示“君子学以慎独,直从声外立根基”,“视听言动,一心也;这点心不存,则视听言动到处皆病,皆妄矣。若言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动思敬,犹近支离。”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既由心学中脱胎,又希望矫正心学之失的特征。这表明刘宗周对阳明心学开始了由“中而信”到“终而辨难不遗余力”的转变。
刘宗周家居三年。这期间,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而这时明朝的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东北的满族日益强大,明军连年失利;朝中则党争不已,政治腐败。刘宗周虽身在江湖,但还是心系魏阙,不在其位,并非不谋其政。他在《与周绵贞(起元)年友书》中,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道:
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缓须臾之决裂。况遐荒远激,尤非帖然无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犹不至一日瓦解耳。敌患孔亟,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他认为,国事弄到现在这个样子,“吾党与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谓“奸党”。他对“正人”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辈出处语默之间,亦多可议。往往从身名起见,不能真心为国家。”只顾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国家为念,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刘宗周痛切地说:“所云吾党之罪,在宋人之上,不为虚也!”
明熹宗即位,登用东林党人,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这时熹宗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贤干预朝政,刘宗周上疏参劾。疏入,传旨廷杖六十,幸得叶向高相救获免。当时上书者多请逐客氏,而纠弹魏忠贤,则自刘宗周始。后来魏忠贤大兴党祸,扰乱国家,刘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启三年(1623年),刘宗周升为尚宝少卿,旋告归。次年,奉圣旨“刘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会赞扬刘宗周“千秋间气,一代完人。世曰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将推他进入内阁。但刘宗周鉴于群贤被逐,不愿出山。他上疏推辞说:“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礼义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及其变也,或以退为进。至于以退为进,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无权,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他要以自己的行动,来矫正士风,砥砺气节,为衰世树一榜样。他又作了二疏,一申理诸君子发明忠邪之界,一参魏忠贤误国之罪。二疏送到通政司,司中人目瞪口呆,说:“此何时?进此疏耶?大祸立至矣。”仅把辞职一疏上闻。果然熹宗大怒,降旨说:“刘宗周藐视朝廷,矫性厌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职,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
此时魏忠贤阉党当道,缇骑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刘宗周既因得罪魏忠贤得祸,于是慨然叹道:“天地晦冥,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他召集诸生,于蕺山之麓会讲。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
会讲每月举行一次,到年终辍讲。每次会讲,刘宗周都令学者收敛身心,使根抵凝定,为人道之基。他曾说:“此心绝无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间不容发处,恰是此心凑泊处。此处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于是他提出“慎独”之说,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根本所在。
学说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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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独”说是刘宗周学说的宗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慎独”之重要。他说:
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厕、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又说:
“《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
可见刘宗周把“慎独”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那么什么是“独”?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独”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慎独”则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刘宗周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所以,“独”是“至善之所统会”,所谓“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之始事也。”这里,不仅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而且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都统摄在“独”(或者叫本心、良知)之中:“独中具有喜、怒、哀、乐。四者,即仁、义、礼、智之别名。”
既然“独”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慎独”的功夫相当于“致良知”,那么为何刘宗周还要立异呢?他本人对此有所解释:
“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先生(指王阳明)言致良知,正指此。但此独字换良字,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
他认为“良知”说不如“慎独”说简易明白,后者更便于学者下手。而且“良知”说还有流于禅学的危险。“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慎独”,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因此,他高度概括了“慎独”的重要性:
“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达于天地,天地有不位乎?达于万物,万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万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则俱致,一体无间。”
人心与天地、万物关系极大,通过“慎独”的功夫治心,心为天地万物之本,本正则天地万物悉正,以此为出发点,齐家则家齐,治国则国治,天下太平则易如反掌。这里,体现出刘宗周思想的心学特征。“诚意”与“慎独”密切相关。如果说“慎独”是刘宗周全部学说的宗旨,那么“诚意”则是他的全部学说的根基。这里,先要理解什么是“意”。刘宗周说:
“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
心之主宰日意,故意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犹身里言心,心为身本也。”
因此,“意”是“心”之本体,是人心中超越的价值,是“至善”,是“道心”,是“至善之所上”。刘宗周还特别指出,“意”是“有而未始滞于有,无而未始沦于无,盖妙于有无之间而不可以有无言者”,也就是说,“意”合摄了一切价值但又不表现为任何具体的价值规定,具一切相而不落于任何实相。所以“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为未发之中。
“意”既然不是现实的活动,而只是一种超越的潜存,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动念”,而是“至静”。刘宗周与弟子的一段对话说:
问:“一念不起时,意在何处?”
先生曰:“一念不起时,意恰在正当处也。念有起灭,意无起灭也。”
又曰:“事过应寂后,意归何处?”
先生曰:“意渊然在中,动而未尝动,所以静而未尝静也。”
在关于“未发之中”这一点上,刘宗周揭出“意”这一个重要范畴,指出“意无所为善恶,但好善恶恶而已”,也就是说,“意”只是善必好,恶必恶的一种潜在意向,不是好善恶恶的具体活动。由此出发,他对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都进行了批评:
“朱子惑于禅而辟禅,故其失也支;陆子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禅而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
刘宗周所说的一意”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诚意”呢?他说:
“意根最微,诚体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乃见真止;定静安虑,次第俱到。”
也就是说,通过“定静安虑”的功夫,使意“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以实现对超验价值本体的还原。《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意”就是要以“思诚”的人道践履实现天道的本诚。刘宗周说:“诚意云者,即思诚一点归宿工夫也。”正因为“诚意”是一点归宿功夫,故正心先诚意,这是“由末以之本”,因为“诚以体言,正以用言”,诚意是体,正心是用。“诚意”的功夫就是“慎独”。刘宗周说:
“《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意也者,至善归宿之地,其为物不二,故曰独。其为物不二,而生物不测,所谓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总为诚意而设,亦总为慎独而设也。非诚意之先,又有所谓致知之功也。故诚意者《大学》之专义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后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学》之了义也,后此无正心之功,并无修治平之功也。”
这样,诚意、慎独与致知、正心实际上是合一的,没有先后之分,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诚意。在《学言》中,刘宗周又说:
“《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则从格致始。正致其知本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归于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诚意之功。功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功夫。如离却意根一步,亦更无格致可言。故格致与诚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可见,格致是诚意的手段或方式(功夫),诚意则是格致的目的或归宿。通过“格物致知”这样的经验性方式,去体认人心中的超越的至善本体——意。因此,格致与诚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牟宗三先生将刘宗周这种“诚意”、“慎独”的学说概括为“以心著性”、“归显于密”。的确,诚意、慎独的内倾性极为明显。刘宗周希望通过对内在超越的道德本体的探求,找到一个现实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然后再向外展开,去寻求这种超验本体的实现方式,达到本体与功夫的合一,由诚意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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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被革职后,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明代闭祸达到顶峰。东林、首善等讲学书院被毁,并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为民、逮捕入狱甚至被处死,知识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中。这六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随后,密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刘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元崇祯,大赦天下,解除了党禁,斥逐阉党,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还削籍诸臣官诰。
刘宗周才幸免于难,被起用为顺天府尹。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朝政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线新希望。刘宗周饱含热情,来到北京,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回乡,与陶爽龄成立“证人社”,会集同志讲学。会期定于每月的三日这天,辰集午散。刘宗周撰定《证人社约》,分为学撤、会仪、约言、约戒四部分,作为证人社的章程。后来刘宗周将证人社历次会讲编为《证人社语录》。
这以后,刘宗周又独自讲学,先后著《第一义》等说,辑《乡约小相编》《刘氏宗约》《圣学宗要》,著《证人小谱》,又辑《孔孟合壁》《五子连珠》等书,一方面对程朱陆王的学说进行筛选,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学术活动,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
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多年赋闲,对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急功近利,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帝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他说: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后来的亡国之君急求向往的是如何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即使他认为刘宗周的观点“迂阔”,没有予以接纳,但依旧感叹他的忠诚。
也许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很有些勉为其难。他在给儿子刘伯的信中说:
“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崇祯帝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诚意”、“慎独”始终占据了重要地位。但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关于《大学》“诚意”、《中庸》“已发”、“未发”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
崇祯十一年(1638),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合于王阳明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早在天启六、七年间,刘宗周就辑过《皇明道统录》一书,共七卷,体裁仿朱熹《名臣言行录》,首记平生行履,次抄语录,末附断语,褒贬俱出独见。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人都有贬词,而对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吕木冉诸人无间言。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说: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良知”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但又说:“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有之”。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禅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
“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良知三字著在何处?”
王畿“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王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
对于“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阳明将意字认坏”,“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因为“意”为心体,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则错得更远。因为“意”是超越动静的“至静”,它是不动的,是“未发”,动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没有大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良知”,所谓“格物”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说: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
王畿从王阳明“四句教”中推论出“四无说”,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强调“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四无说”,以党育性,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后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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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1642年),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重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三百年的历史都会由此改编。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这也许是华夏文明落后于时代、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诚意”、“慎独”的学术思想。他又写下了《读易图说》《易衍》《古易钞义》《大学诚意章章句》《证学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等重要著作。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进行了批评,认为“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总属支离。”可见,刘宗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史称“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刘宗周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于是他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排挤。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福王不予理睬。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
回到绍兴后,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中兴金鉴》。该书原本为福王而作,旨在总结历史上中兴之主的历史经验,作为福王的借鉴。分为祖鉴、近鉴、远鉴、王鉴、五帝鉴。该书最终没能送到福王手中。刘宗周又对《大学》进行了考订,著《大学参疑》,确定了《大学》的文本,并略为诠解。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订《人谱》。该书原名《证人小谱》,成书于崇祯七年(1634年),以后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刘宗周说: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异名,而功利之惑人为甚。老氏以虚言道,佛氏以无言道,其说最高妙,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乃其意主于“了生死”,其要归之自私自利。故大上有《感应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从生死起见。而动静虚无以设教,猥云功行,实恣邪妄,与吾儒“惠迪从逆”之旨霄壤。是虚无之说,正功利之尤者也。”
刘宗周对《人谱》极为重视。他认为佛教谈因果、道教谈感应,都出于功利目的,不能真正成就圣贤人格。而儒者所传的《功过格》,也难免入于功利之门。他认为:“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做。”如何成圣?这便是《人谱》一书的目的。该书先列《人极图》,第二篇为《证人要旨》,第三篇为《纪过格》,最后附以《讼过法》《静坐法》《改过说》。“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他认为“诺人者莫近于是”,“学者诚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功崇业广,又何疑乎!”
《人谱》是刘宗周的绝笔。他后来在绝食期间对儿子刘灿说:“做人之方,尽于《人谱》。”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六月十三日(7月6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7月8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他说:
“至于予之自处,惟有一死。先帝之变,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监国纳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岂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名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刘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初八日(7月30日),刘宗周前后绝食而死。其子刘勺遵照他的遗命,曰: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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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刘宗周、黄道周所指陈,深中时弊。其论才守,别忠佞,足为万世龟鉴。而听者迂而远之,则救时济变之说惑之也。《传》曰:“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杀身成仁,不违其素,所守岂不卓哉! [6]
章学诚:①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九渊)而不悖于朱(熹)者也。②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王守仁)得之为事功,蕺山(刘宗周)得之为节义,梨洲(黄宗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万斯大、万斯同)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8]
王昶:浙东自明中叶王阳明先生以道学显,而功业风义兼之;刘念台先生以忠直著,大节凛然;及其弟子黄梨洲先生覃研经术,精通理数,而尤博洽于文辞。 [8]
牟宗三:夫宋明儒学要是先秦儒家之嫡系,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随时表而出之,是学问,亦是生命。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亦亡。自此以后入清,中国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遭受重大之曲折,因而遂陷于劫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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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刘坡,为诸生。 [6]
母亲:章氏,刘宗周父亲刘坡去世后,章氏独自将刘宗周养育成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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