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道衡出身世家,天资早慧,成人后文名大著,与卢思道、李德林齐名,为一代文章宗师的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和隋三朝,在每一朝都主要从事秘书工作,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他写文章用心很专,“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每有文章写出,人们“无不呤诵焉”。隋文帝杨坚每次谈到他,总是说:“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
薛道衡不仅善于作文,而且善于谋事,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的人。北齐末年,薛道衡多次建议执政者采取对策,以防北周侵犯,遗憾的是这一极具政治远见的意见未被执政者所采纳,后来北齐果然为北周所灭。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下令伐陈后,担负指挥重任的高颎特意找到薛道衡,要他分析和预测战争形势,薛道衡纵论天下态势,明确指出隋必胜、陈必亡,从而彻底打消了高颎心头的疑虑。高颎对薛道衡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然而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薛道衡也是如此。薛道衡的“短”,用隋文帝杨坚的话说,就是“迂诞”,也就是为人迂阔,不得“转”。隋文帝曾经多次对他“诫之以迂诞 ”,然而薛道衡就是改不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改),结果由此得祸。
隋文帝开皇年间,薛道衡因受株连除名,流放岭南。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时任扬州总管,想拉拢他,便派人传话,要他取道扬州去岭南,打算启奏文帝,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然而薛道衡历来看不惯杨广的为人,不乐意去晋王府工作,于是取道江陵而去,不给杨广面子。杨广即位后,仍旧对薛道衡存有一丝爱慕之心,外放他到番州去做刺史。薛道衡又不与杨广合作,只过了一年多,便上表请求致仕(退休)。杨广同意他回京,并打算留他做秘书监。
薛道衡到京后,却呈上一篇长文《高祖文皇帝颂》,对已仙逝的隋文帝极尽赞颂之词。杨广读了此文,气得要命,对大臣苏威说:“薛道衡极力赞美先朝,和《鱼藻》的用意相同。”《鱼藻》是《诗经》中的作品,据说是借怀念武王来讽刺幽王的。但杨广隐忍未发,只是安排薛道衡去做司隶大夫,然后找机会给他安上一个罪名,治他的罪。可是薛道衡一点也没有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司隶刺史房彦谦是薛道衡的朋友,眼看薛道衡大难临头,便劝他“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要他夹紧尾巴做人,他也不听。有一次朝廷议定新的律令,议论了许久也没有结果,薛道衡便对同僚说:“要是高颎不死,新律早就制定并且颁布实行了!”高颎是文帝朝宰相,相当能干,后因得罪杨广被处死。此话传到杨广耳中,他怒不可遏,当即把薛道衡传来责问:“你怀念高颎吗?”于是下令逮捕他,并给他安上一个“悖逆”的罪名,命他自尽。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倒霉,被流放到新疆的且末。
薛道衡如此“迂诞”,总不给杨广面子,他由此得祸,虽然让人深感痛惜,却不使人觉得意外。只是给他定一个“悖逆”的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一介书生,手无一兵一卒,怎么可能心怀叛逆和起兵造反!他无非是不愿意讨好人,不知道卖身投靠罢了!他如果处世圆滑,善于阿谀奉承,不用心琢磨事而专心琢磨人,当然不会如此“迂诞”,也不会遭此大祸了。薛道衡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旧时代忠直耿介之士的共同悲剧。
说到薛道衡的“迂”,《隋唐嘉话》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咏诗一事,倒是很能反映他的性格特点。隋炀帝杨广爱好文学,才华横溢,他曾对臣下说:“人们都认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的皇帝。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还是天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自然不能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超过自己。有一次,朝廷聚会上,有人出题以“泥”字押韵,众大臣苦思冥想而不见起色,隋炀帝便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众大臣惊叹不已。薛道衡也作了一首以“泥”字押韵的诗,为所和之诗最佳,其中以“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激赏,众大臣惊叹不已,高呼厉害。当然使隋炀帝嫉妒。据说薛道衡临刑前,炀帝曾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后人依据此类记载,把薛道衡之死看做诗祸,虽然完全不符合事实,但由此也可说明薛道衡的个性的确狷介,不善于矫饰,更不愿意扭曲本性投人所好,这当然也是一种“迂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