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译学成就
钱锺书融汇新旧,贯通中西,在翻译理念上注重“达”为“信”之前提,在翻译方式上积极调动文言资源,在翻译目的上注重寻找中西诗的共通之处。 [47]
钱锺书从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翻译原则和诗歌的可译性或不可译性等方面论及诗歌翻译。钱锺书认为翻译诗歌时,在翻译选材上,应当采用权威的原文版本,或是著名诗人、高尚人物的诗作;在翻译方法上,可运用“适度添加”和“善于剪裁”两项策略。比如古罗马诗人翻译古希腊诗人所作《牧歌》一诗时,便在原诗的基础上增添少许情节,收到了“脱胎换骨,智过其师”的效果。又如英国人从法文译本译《鲁拜集》时,运用剪裁的手法,也赢得了“反胜原作”的赞扬。至于翻译原则,应当坚守四点——“文理通,平仄调”“词适调谐,宜于讽诵”“宁失之拘,毋失之放”“‘求真’而不‘求美’”。钱锺书的翻译批评观点,主要体现在对林纾、严复两位翻译大家的评论上,其观点有五大特色:第一,严肃;第二,有原则;第三,较为全面;第四,辩证;第五,里外有别。特别是第五点“里外有别”,系指“私下的一些翻译批评或许更本真”,属于“由衷认真的品评”,有的批评则为“‘当面输心背面笑’之类”,纯属“一时兴到语”,换言之,就是当不得真。钱锺书对翻译历史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佛经翻译史和文学翻译史两方面。比如佛经翻译史的研究,时间上横跨汉、晋、唐诸朝,内容上涉及《金刚经》《楞严经》《妙法连华经》,译者囊括了道安、支谦、彦琮、鸠摩罗什、赞宁、玄奘等,方法总结为“格义”“意译”“直译”等。再如文学翻译史的研究,钱锺书不仅考证出汉译的第一首英文诗是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还指出“对谢灵运是古代唯一的大诗人而兼翻译家那桩事”必须写进文学史,决不能“熟视无睹”。钱锺书政论文献的翻译实践涵盖“亚太会议文件翻译”“中共八大文件翻译”“国庆文稿翻译”“《毛泽东选集》翻译”。钱锺书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时“主要是改稿,也就是定稿”,再就是“译文的润色”;他是“参加时间最长、用力最勤、且最受倚重的译者之一”,凭借他的忠信与能力,“英译委员会终于把‘毛选’四卷信、达、雅地翻译出来了”。李铁映曾评价:“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锺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48]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一文写道:“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化境’。”这种“化境”说在钱锺书的翻译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英国诗人拜伦曾有诗云:“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钱锺书将它译成:“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很显然,他的汉译借鉴了《古诗十九首》中前两句话:“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对这个译文,董桥评论说:“拜伦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人物,用这样典雅的文言迻译,当然更加显得意远情旧了。”“化境”说为钱锺书翻译理论的核心,由此引生出来的理论有如:读了译作,可能会引起学习外文的兴趣(即“媒”论);读了译作,可能会产生阅读原文的欲望(即“诱”论);译事维艰,或者译者主观意识强,自作增删改动,一比照原文,就发现译文“失真和走样”(即“讹”论)。“化境”说赢得中华各地翻译学者的高度重视,为之阐释笺注者众。载述此说的《林纾的翻译》成为译学经典,香港的张佩瑶推崇它为“传统译论中最精彩的一篇”。 [49-50]
钱锺书在翻译中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反过来促进理论的修正和发展。《管锥编》中有译自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西方语言的实例,涉及文学、历史、心理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既擅外译中,又擅中译外,能够双向并通、左右逢源。 [50] [51]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