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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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对明朝“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汗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遂由古北口进攻北京。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 [1]  兵部尚书丁汝夔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
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2-3]  



中文名庚戌之变 时    间1550年 地    点北京附近 参与人物俺答汗，严嵩 结    果鞑靼军焚掠后退走 朝    代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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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背景
• 2 经过
• 3 结果
• 4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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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之变背景编辑 播报
明朝初年，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元残余势力同明朝对抗。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出兵北伐，逐步扩大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明成祖于1421年迁都北京，在长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区，设立卫所20多处。16世纪中叶，蒙古地方势力土默特部首领吉囊、俺答成了明北部地区的主要对手。吉囊、俺答为了交换得到中原的铁、布匹等物资，一面要求明廷授予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一面又经常骚扰边境。以明世宗朱厚熜为首的明王朝拒绝了俺答的要求，并杀了蒙古的使节石天爵等。
1542年吉囊死，俺答执掌土默特部，他的求贡得不到批准，导致了双方军事冲突进一步扩大。 [4-5]  

庚戌之变经过编辑 播报
发生庚戌之变时的明世宗朱厚熜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当时，蒙古与明朝的“贡市”关系时断时续。明朝输入蒙古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在数量与品种上都难以满足以畜牧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作为土默特部首领和右翼三万户盟主，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各部，迫切要求与明贸易。他向明称臣纳贡，希望扩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于是，俺答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企图通过战争达到上述目的。 [6-7]  
俺答先降服了朵颜卫酋长影克等，称之为“辽阳军”。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五月，朵颜三卫就多次引蒙古侵犯广宁、辽阳，威胁白马关、黄花镇。 [21]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 [8]  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宣大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先攻宣府，遭守军抗击，明兵部尚书丁汝夔请调兵加强古北口等地防守，未果。 [23]  俺答随后在朵颜卫影克等的向导下 [22]  ，声东击西，于八月十四日以数千骑兵佯攻古北口，自率主力从鸽子洞偷袭黄榆沟（古北口西）。明巡抚蓟辽都御史王汝孝、总兵罗希韩调集主力以炮火、矢石奋力还击，但后路被抄，全军溃散。俺答自石匣营至密云，转攻怀柔、昌平，抵通州，纵兵四掠。 [23]  俺答扎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京师戒严。 [9]  
自土木之变以后，京师百年无警，如今俺答突然兵临城下，一时极为震恐，手足无措。当时京师兵籍皆虚数，禁军只四五万，半为老弱，半为内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 [1]  十八日，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七镇兵先后至。明援军虽五万余人，但皆恇怯不敢战，又缺少粮饷。当时明世宗拜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领诸军。定西侯蒋傅、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督守京师九门，又令锦衣卫都督陆炳、礼部侍郎王用宾守皇城四门，并募市民及武举生员共4万协助守城。未几，保定都御史杨守谦、延绥副总兵朱楫率勤王兵至，人心稍定。河间（今属河北）、宣府、山西、辽阳援军亦先后抵达。诸路援兵约5万余人。然勤王之师均系闻警轻骑驰援，粮饷不济，饥疲不堪，战斗力颇弱。 [9]  仇鸾也纵兵辫发劫掠百姓，“民苦之甚于虏”。 [10]  
此时，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水西北行。十九日，俺答部自通州西进，前锋700余骑逼至京城安定门，杨守谦与朱楫不敢迎战。二十一日，俺答军抵城郊，分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等地。严嵩力主以坚壁为上，让俺答部饱掠自去。丁汝夔按此主张，令诸将闭营不战，任其掳掠。 [23]  当时俺答放回了在通州俘虏的宦官杨增，手持俺答的书信回复明廷，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 [11]  八月二十二日，俺答由巩华城（在昌平县）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皆震。 [6-7]  

庚戌之变结果编辑 播报
明廷接到俺答的书信后，明世宗君臣紧急磋商如何处理，大学士严嵩说：“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礼部尚书徐阶斥责道：“今虏在城下杀人放火，岂可言是抢食？正须议所以御之之策！”世宗赞同徐阶的话，并询问众臣如何回答俺答书信，徐阶说：“今虏驻兵近郊，而我战守之备一无所有，此事宜权许以款虏，第恐将来要求无厌耳。”世宗说：“苟利社稷，皮币珠玉非所爱。”徐阶认为无条件应允太失面子，只有劝俺答先撤退，再由大同方面就通贡问题与之周旋。世宗采纳了徐阶的主张。 [12]  据蒙古史料记载，“其后汉国大明汗慑于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来名为杨兀扎克（杨增）之人，谓‘互相为害不能杀绝斩尽，故不如和好往来买卖通贡。’派名为阿都兀齐者偕同来使前往，将大军撤至墙外开始会谈，以三万户分别进兵逼和，取得极多之田赋之后而回还”。 [13]  也就是说明朝允诺了通贡后，俺答便撤兵了。
八月二十三日，俺答率军撤退。此前，俺答于八月十八日引兵夺白羊口（今北京延庆西南），以西走塞外，而留余众于京城外，以为疑兵。但到撤退之时，大雨倾盆，俺答认为白羊口过于狭窄，怕明军伏击，乃中途掉头，一半由高崖口、镇边城等处，一半由古北口旧路全部出边。在俺答北撤白羊口时，仇鸾引兵蹑其后，企图袭击落伍的骑兵邀功；不料俺答中途折返，明军不战而溃，死伤千余人，仇鸾本人差点被俘。其后俺答长驱至天寿山，循潮河而上，仍由古北口出塞，京师解严。九月初一日，蒙古兵全部撤退。 [6-7]  整个庚戌之变期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 [14]  其后明世宗追究责任，兵部尚书丁汝夔作为严嵩、仇鸾一党的替罪羊而被处斩。
庚戌之变虽已结束，但明世宗认为乃奇耻大辱，对阁臣说：“外域之臣，敢于我前带信坐观城池，可欤？不一征诛，何以示惩！”指示兵、户二部“先集兵聚粮”，准备出征。又谕仇鸾“卿勿怠此戎务，必如皇祖时长驱胡虏三千里乃可！” [15]  随后明廷加强防御措施，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总三营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蓟辽总督大臣，辖蓟州﹑保定﹑辽东三镇，募山东、山西﹑河南诸道兵岁集京师防秋，秋后散去，以为定制；又选各边镇锐卒入卫京师，以京营将分练边兵。明朝北部边防逐渐加强。 [6-7]  

庚戌之变影响编辑 播报
庚戌之变使得明朝政府勉强答应“通贡互市”，实际实施却拖延反悔，只在次年（1551年）在大同开马市。但毕竟坚冰已破，而且互市的好处也逐渐为明朝统治集团所认识，于是，当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负气出走明朝时，这一偶然事件却促成了蒙、明贸易的正常化。从此，这块双面舞台自丰州城被毁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拉开了序幕，而影响更加深远、持久的走西口人口大迁徙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16]  
庚戌之变此后20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明世宗亦对蒙古深恶痛绝，史载他“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 [17]  至1570年双方最终达成和议，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服属中央朝廷，长城一带才开始得到安宁。 [4]  

庚戌之变评价编辑 播报
庚戌之变是蒙古对明朝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无不与明、蒙双方贸易联系的恢复及发展息息相关，故明蒙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作为维系双方和平交往的纽带是无法斩断的。这正是庚戌之变的实质所在。 [18]  
同时庚戌之变不仅暴露了明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无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经济联系，也表明了明朝统治者不顾这种客观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的制约而制定并执行的错误政策。 [19]  
编修《明实录》的明朝史臣就庚戌之变一事评论道：“虏自壬寅（1542年）以来，无岁不求贡市，其欲罢兵息民，意颇诚恳。当时边臣通古今、知大计如总督翁万达辈亦计以为宜，因其款顺而纳之，以为制御之策。乃庙堂不为之主议，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马饮于郊圻，腥膻闻于城阙。乃诏廷臣议其许否，则彼以兵胁而求，我以计穷而应，城下之盟，岂不辱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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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之变：比土木堡之变还耻辱，面对蒙古铁骑，数倍明军有多无能
2022
02/26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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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农历庚戌年，这一年八月，蒙古俺答部率军大举入侵，明廷京师第二次被围，酿成重大的历史事变，历史上称为“庚戌之变”。“庚戌之变”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根源，它是嘉靖帝对蒙古族尤其是俺答汗采取“绝贡”政策的直接结果。

1、庚戌之变发生的时代背景

在明代，入贡、通贡乃是周边各族(包括海外诸国)与明廷之间经常进行的交往，明廷为此而采取了一应制度化的措施，规定了各部不同的贡期、贡道、贡物以及赏赐、赏赉等，对于这些制度化的措施，我们可以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即“朝贡体制”。


明廷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朝贡体制"具有两种社会功能：

第一，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臣服、接受封号，构成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的特殊形态，即朝贡体制下的羁縻统治，这是边疆少数民族高度自治情势下对中央王朝的认同。第二，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央王朝的进贡和中央王朝给予他们的赏赐、回赐物品以及会同馆的交易，形成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双边经济交流，即朝贡体制下的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的正常进行沟通了边疆草原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弥补了游牧经济的不足和缺陷。因此，朝贡体制所表现的明廷与蒙古族之间的政治、经济结构特征，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蒙古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体历史表征。

在明武宗正德以前的几个朝代，朝贡体制的运行基本上都比较顺利，自永乐以来历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数朝，明廷最高统治集团比较好地处理了与蒙古族的通贡关系，从皇帝到内阁以至边关督抚，都能正确对待蒙古族的入贡请求，因此朝贡体制也得以正常运行。但是自从弘治十七年(1504)之后直到嘉靖十一年春天(1532)，由于蒙古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及达延汗统一等因素的影响，蒙古和明朝之间的朝贡关系中断了将近30年。

早在嘉靖十三年，俺答就已开始和明廷接洽通贡事宜。嘉靖二十年(1541)秋，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第一次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

在请求中，他描述了先朝在朝贡体制下“汉鞑两利”的好处；其次，他申诉了近来每岁入掠的缘故是由于贡道不通；第三，他展现了允许通贡以后塞内种田、塞外牧马、永不相犯的和平图景。当然，最后的纵精骑南掠之语也确实具有威胁性。


但是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俺答所表达的是蒙古族大众的真实想法，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两种必然的前景，而此时此地历史具体地向哪个方向发展，则全要看明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如何了。嘉靖将眼前出现的和平契机轻易地放过，他拒绝了俺答汗通贡的请求，使俺答恼羞成怒，“遂大举内犯，边患始棘。”

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俺答再次派石天爵到大同请求通贡，结果却被新任大同巡抚龙大有诱捕，“上之朝，诡言用计获。”世宗不察，竞将龙大有升为兵部侍郎，“边臣升赏者数十人，碟天爵于市。”这次蒙古骑兵深入四十余日，劫掠十卫、四十余县，杀掠男女二十万，掠夺牲畜二百万头，焚毁公私庐舍八万处，蹂躏田禾数十万顷，抢夺衣物金钱更是无数，京师再次为之戒严。

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在石天爵事件过去四年之后，俺答第三次向明朝提出了通贡的请求。然而明朝边将又一次杀使绝贡。前次是政府官员因杀使绝贡而受升赏，遂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次只是个总兵官的家丁，竟有如此胆量敢于杀使冒功，这定将引发蒙古军新的一番大规模入掠，明朝边事之坏于此可见一斑。使臣被杀后，俺答又发动了一番入边抢掠。

到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俺答又派出“夷使李天爵资番文至"，第四次提出通贡之请，并且言辞恳切，可是结果十分令人遗憾，嘉靖帝的旨意是：“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边臣未能除凶报国，乃敢听信求贡诡言，辄骋浮词，代为闻奏，殊为渎罔。其令总督官申饬镇巡诸臣，协心殚力，通事入役违法启衅者，处以重典。”明世宗再次堵死了通向边疆民族和平之路。


到了嘉靖二十八年，俺答仍不放弃通贡的要求，但他不再派遣使者，而是拥众到明朝军营外，“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同时又利用被掠放回的人传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翁万达在边防前线得到这个消息，赶紧上奏给世宗，世宗则回答说：

“求贡诡言，屡诏阻隔，边臣不能遵奉，辄为奏渎，放不问。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其有家丁通事入等私通启衅者，廉实以闻，重治之。”

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嘉靖皇帝本人，以其褊狭刚愎的性格，顽固地拒绝和蒙古的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以后，整个北边防线上一直是刀光剑影，战争不断，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终于酿成明代北部边防危机的第二次高潮，导致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

2、庚戌之变明廷有多束手无策？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六月，俺答内犯大同境。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椿遇伏身死。因失去二将朝廷逮捕宣大总督郭宗皋和大同巡抚陈耀，再起用翁万达为总督。翁万达正在广东老家，未到任，而以侍郎苏佑摄其事。在复河套之中攻击曾铣的仇鸾，因贿严嵩子严世藩而得到宣大总兵的职务。


八月，俺答再率众到大同境，总兵仇鸾惶惧无策，以大量财物贿俺答，让他转移进犯方向，不要犯大同。俺答得贿后，拥众向东，见宣府有准备，再向东犯蓟州。八月十四日，俺答沿潮河南下，迫近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古北口)。十六日，俺答以数千骑攻古北口城，都御史王汝孝全力抵御。俺答一面督兵佯攻，一面派精兵绕到黄榆构(在今古北口西)，溃墙而入，直入密云(今属北京)、顺义(今属北京)，大肆杀掠。八月十七日，抵达通州(今北京通县)。

当俺答进犯蓟州的消息传到京师时，兵部尚书丁汝夔不报告世宗，只是下令蓟州镇、抚官严加防备。后来警报日急，才发边兵1.2万骑，京营2.4万骑，分布宣、蓟诸关隘，但并没有立即到达各守地。俺答溃墙而入，巡抚顺天御史王忬连夜上疏，请求议战守之策。

同时，自己移驻通州，一面组织官兵抵御，一面把潞河(北运河)内的船只尽收泊西岸，使之不为敌所用。俺答到达通州为河水所阻，与明军隔河对峙。王忬又上疏，请求朝廷支援。京师震恐，急忙调集诸营兵守城。这时京营军除派出的2万余骑外，所剩只有四五万人，而且有一半是老弱之兵。武器要从武库领取，管武器库的宦官索取费用，迟迟不发，京城的守卫组织不善。这时丁汝夔才报告给皇上。

世宗一听，十分吃惊，匆匆忙忙根据兵部尚书丁汝夔、内阁首辅严嵩等的提议，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傅提督北京九门的防守，每门派文武大臣各13人；召集应武科考试者千余人，分从诸大臣策应；召集民间义勇，置于诸城门间；释放狱中的故边将戴伦、徐仁等，各给兵万人或数千人，令其立功自赎；令甘肃巡抚右佥都御史王邦仪率兵驻通州；令诸镇兵援助京师。

八月十八日，仇鸾率大同兵2万至通州河西。仇鸾在贿赂俺答，使其东行之后，就假惺惺地上疏，说侦察到俺答东犯蓟州，请求应援京师，并率所部至居庸关。俺答溃墙而入，召诸镇援，他最先到达。接着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率5000骑到达京城，延绥副将杨楫率3000骑至，河间、宣府、山西、辽阳各地兵也先后到达，共5万余人。各地兵到达之后，粮食一时无处供给，士卒抢民粮就食，仇鸾的大同兵抢掠尤甚，不亚于俺答。由于世宗袒护，无人敢管。

二十日下午，俺答渡通州河而西，前锋700余骑到北京安定门。二十一日，俺答逼迫都城，大肆劫掠，当晚“火光烛天，德胜、安定门北，人居皆毁”。是日，以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官兵，杨守谦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协同提督军务。仇鸾率诸地兵不敢进击，只是派人与俺答联络，允许通贡，以求保住自己。杨守谦率兵迫近敌营，因后续无兵，也坚壁自守。

先是二十日，俺答兵曾至北京东直门掳御厩内官8人。俺答让他们持书面报朝廷，要求通贡。二十一日，世宗召集大学士严嵩、李本、礼部尚书徐阶研讨对策。严嵩说：“这是礼部的事。”徐阶说：“这虽是礼部的事，还要皇上决定。”世宗说：“正是要商量。”徐阶说：“俺答现在驻兵在近郊，而战守之策一无所有，如果行权宜之计，允许通贡，恐怕将来他的要求就没有止境了。”又说：“如果他要求通贡，首先要退出，然后遣使大同，由大同守臣上报朝廷，朝廷才可以允许。”

接着召集廷臣集议，有的主张通贡，国子司业赵贞吉坚决反对，认为一旦允许通贡，俺答3000人进入城内，内外夹击，怎么抵御?而且现在允许通贡无异是城下盟。众大臣也不同意，通贡之说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