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军张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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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张献忠（1606～1647）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家贫，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继投边营。崇祯三年（1630），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是年十月。农民军首领王嘉胤据府谷，破河曲。张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应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翌年，张献忠已成为农民军三十六营中的一营之首，转战陕豫。八年，东征皖北，众逾万人。九年闯王高迎祥被俘死，张献忠一军称最强。



中文名大西军 主要领袖张献忠
目录

• 1 战役介绍
• 2 假降复叛
• 3 全盛时期
  

• 4 打入四川
• 5 入川后
• 6 张献忠战死后
  

• 7 结局
  

大西军战役介绍编辑 播报
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家贫，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继投边营。崇祯三年（1630），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是年十月。农民军首领王嘉胤据府谷，破河曲。张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应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翌年，张献忠已成为农民军三十六营中的一营之首，转战陕豫。八年，东征皖北，众逾万人。九年闯王高迎祥被俘死，张献忠一军称最强。同年秋，献忠义军自均州（今湖北均县）与老回回马守应等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又联合罗汝才、刘国能等人东下，与久据皖中英山、霍山的贺一龙、贺锦合营，转战至淮阳。十年春，转战太湖、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冈）、安庆等地，破和州（今安徽和县）、含山、定远，众至二十万。同年秋，明军集中兵力，加强部署，进行反扑。起义军连遭失利，先走麻城，后西退至谷城。为保存实力，献忠于十一年五月伪降于明总理六省军务兼兵部尚书熊文灿。

大西军假降复叛编辑 播报
张献忠伪降后，名义上归明朝节制，实际惟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打造武器，训练士卒，为再举义旗进行准备。十二年五月，再起，夺取库藏，释放狱囚，诛杀地方官吏，谷城、房县所驻明军多投降起义军。七月于房县西之罗猴山败明军左良玉部，斩获甚巨。熊文灿因此弃市，左良玉降秩三级。张献忠军威名大震。十月，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至襄阳，部领各路兵几十万，以“四正六隅”之策进剿起义军。十三年春，玛瑙山等役义军连败，退于兴归山区，收集散亡，后转战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带，数月后连破新宁（今四川开江）、大竹、大昌（今重庆巫山北）、开县，寻连克川东各州县。又针对杨嗣昌围剿战略，采取“以走致敌”之计，自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一月，北起广元，南至泸州、南溪；西起成都、东至巫山、夔门（今重庆奉节），义军足迹几遍全蜀。明军疲于奔命，只得尾随其后，问其所向。十四年二月，献忠突然率军出川入楚，攻占襄阳，杀明襄王朱翊铭，发库藏银赈济饥民。杨嗣昌被迫自缢，其围剿战略彻底失败。

大西军全盛时期编辑 播报
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进入极盛时期；转战河南、湖北及皖中北部各州县。十六年，又在蕲黄一带号召农民参军，队伍迅速扩大，五月取武昌，执明楚王朱华奎以王府所存银钱散济贫民。改武昌为天授府，以为京都，称大西王。建制置官，开科取士，蕲、黄一带二十一州县悉附。八月，弃武昌西进，复南下蒲圻、嘉鱼，克长沙。又攻占常德、宝庆（今湖南邵阳）等府。分兵进攻江西。十月，连破永新、吉安、萍乡、袁州（今江西宜春）、安福、万载等城。十一月克建昌（今江西南城），继下抚州（今江西临川）、南丰。起义军在楚赣之间进兵神速，所至辄破，每使敌军猝不及防。当时，湖南大部、湖北中南部、江西中部、广东北部以及广西全州已皆在农民军控制之下。
农民军占领长沙后，于所克州县设置官吏，传檄远近，令所属州县民众照常营业，宣布钱粮三年免征。同时严肃军纪，严禁杀掠。农民军还在常德刑杀宗室贵族及横暴官绅，并将杨嗣昌家霸占的土地还给农民。故湖南、江西农民群起响应。

大西军打入四川编辑 播报
十六年岁末，张献忠决计入川建立基业，遂率军打进四川。十七年正月下夔州、万县、涪州（今重庆涪陵）。继由江津顺流东下，六月克重庆，执杀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八月克成都后，分兵略地，先后下四川州县五六十。十月，以成都为西京，建立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崇祯十七年为大顺元年，并设置内阁和六部，对明朝投顺官吏加以任用。以汪兆龄为内阁大学士兼左丞相，严锡命为大学士兼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宁为户部尚书，吴继善（一云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定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还建置各院监寺科道，委派官吏。地方政权分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同时统一军制，共编一百二十营，营设总兵。最高武官为将军，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次有都督多人。为收罗人材，还开科取士，所取进士举人分别选授中央及地方官吏。为吸取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聘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为“天学国师”，询问西方各国政事、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二人曾为张献忠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

大西军入川后编辑 播报
张献忠在四川严厉镇压横暴地方的官绅和地主，但措施过激，波及面过宽。起义军内部则严格约束士卒，不许淫掠。对违纪者有由“捆打”至“枭示”的处罚，但往往禁而不止。还释放狱囚，散府库金银赈济贫穷。在起义军占领时期，过去曾受官绅地主压迫的奴仆或纷起暴动响应献忠，或向起义军地方官府告发故主罪状，使其受到制裁。起义军尤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派人到各地招抚各少数民族，免其三年租赋。除个别部族外，四川少数民族多行归附。为保持过去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茶马贸易。张献忠还任命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以司其事。
张献忠占据四川时期，大顺已在清军进攻下逐渐败亡。清军占领黄河流域各省后，分兵南下。清顺治二年，派人入川向张献忠招降，张献忠严加拒绝，并召集诸将计议征伐。三年八月，清兵逾剑阁（即剑门关）入阆中。献忠率军迎击，至西充的凤凰山，清兵猝至，因疏于防备，未及战斗，张献忠已被清兵射死，起义军大败。

大西军张献忠战死后编辑 播报
1646年张献忠战死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孙可望等他的养子各复本姓，推举孙可望为统帅，继续领导大西军作战，并攻破重庆的明将曾英。打开了向西南进军的通道，并继续向贵州进军，1647年连占遵义、贵阳。当时云南土司沙定洲与妻范氏造反,致使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大西军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大西军开进昆明，四将军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有的史籍记载，大西军入滇是接受了龙在田的建议)1648年刘文秀出征川南，同时大西军与南明展开联合抗清的谈判。大西军在云南全力经营。
清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朱由榔接到贵州安龙，改名安龙府，永历封孙可望等为王,大西军与永历朝的联合抗清阵线正式建立。大西军在以后的作战中取得许多对清军的胜利。其中晋王李定国两阙名王。

大西军结局编辑 播报
孔有德自杀,尼堪阵亡。南明收复广西、湖南、四川大片地区,震动全国。但南明却出现分裂，刘文秀在四川战败，孙可望企图杀害李定国，但反被李定国杀败，投降了清军将领洪承畴。清军继续进攻，大明大敌。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永历帝逃入缅甸，后被吴三桂绞死。晋王李定国余部则在云南边境坚持作战，李定国至死不降,并告诫儿子宁愿死在荒野也不要投降清军，可惜其子後来仍归降清朝，西南的抗清势力从此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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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


[明][公元1606年－1647年，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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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
　　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1640年，张献忠进入四川，占山为王；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1647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亡，时年仅四十岁。至今民间仍流传他入川屠蜀、江中沉宝等故事。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张献忠少时曾读过书，成人后参军，曾当过延安府捕快，因事革职，便至延绥镇从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官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
　　高举义旗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陕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起来造反。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纷起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自用，后自成一军。因他小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从此，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崇祯六年（1633年）冬，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献忠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之退走湖广。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义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义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讨结果，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作为东路军先锋的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工夫，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坟，同时将凤阳富户杀的一干二净。
　　这件事对朝廷震动很大，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跪在0的牌位之下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崇祯帝撤了兵部尚书的职，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蝗虫式的扫荡。
　　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义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义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义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暂受招抚
　　崇祯九年（1636年）初，流民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九月，闯王高迎祥遇伏被俘，被朱明王朝凌迟处死。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入河南袭破许州，杀左良玉兄”，获物资巨万。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但是，由于流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流民军均连遭挫折。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 ，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义军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投降。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义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张献忠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义军的力量。义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义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义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入川作战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义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义军陷于困境。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义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义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义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义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杨嗣昌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义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通义军。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义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义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义军获得全胜。
　　兵指鄂中
　　接着，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义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张献忠还作了一首歌谣嘲笑官军：“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
　　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义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所谓的“十面网”。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他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而死。左良玉被削职，带罪领兵。
　　义军接着又渡长江攻下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应山不下，转攻随州，克之。六月，张献忠率部打南阳，东略信阳。七月，张献忠又陷郧西，至信阳。杨嗣昌死后，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继续围剿义军。原在一边观望不战的左良玉，亦率部前来追击张献忠。秋八月张献忠在信阳为左良玉部所败，带伤出商城，走英山方向，又被王允成击败，“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在此之前，罗汝才与张献忠不合，投奔了闯王李自成。信阳败后，张献忠也往投李自成。李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为罗汝才阻止。罗汝才私赠五百骑，张献忠自河南经安徽东下。这时，李自成的义军正围攻开封。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等官军主力，都北上救援开封。年底，张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区，与“革左五营”相见，“革左五营”是由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五营联军组成的。从此，义军的声势又复振。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张献忠率汇合后的义军，攻陷舒城、六安，进克庐州，杀知府郑履祥。又连下无为、庐江，并在巢湖训练水军。接着又打败了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的官军。张献忠义军的胜利，使“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治，起用马士英代之。十月，张献忠义军被官军刘良佐部击败，张献忠率部西走郸水。“革左五营”北投李自成。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尽撤湖广兵东下。张献忠乘机攻占黄梅。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郸州。三月，义军连下郸水、黄州、麻城。在麻城，张献忠招募得数万人。五月，义军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过长江，迅速攻占武昌府城。武昌为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守城官吏闻风而逃，楚王所募兵为之内应，大开城门迎接义军。张献忠处死楚王后，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发银六百余万两，召集各地流民。
　　称帝成都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县官职。这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并对张献忠占据武昌十分不满。李自成使人贺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此时，左良玉兵复西上，大西政权官吏多被擒杀。“献忠惧，谋去之”。两境相接，形成了并立的两大农民军势力。张献忠力弱，无法与李自成对抗。八月，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
　　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接着，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如蝗虫过街，不剩一物。
　　九月，义军攻占永州，兵威所震，使广东南雄、韶州属县的官兵“逋窜一空”。明分巡南韶副使王孙兰吓得自缢而死。十月，义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对杨嗣昌父子及其家族仗势作恶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张献忠发的令牌曰：“照得朱（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说明义军对官绅恶霸的无比憎恨。
　　在义军攻占武陵的同时，张献忠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袁州是江右门户，失去袁州，则“江右全省皆坏，则两广咽喉断，而金陵之藩篱撤矣。在左良玉官军的-下，袁州又为官军夺取。由于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撤回其兵，以招募当地兵戍守。张献忠利用官军调换的时机，突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再次夺回袁州。十二月，在江西总督吕大器带兵反扑下，吉安等县又先后失陷。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随即回师再据岳州。明廷急派左良玉移镇武昌，并分兵两路，一攻岳州，一攻江西袁州，两地再度给官军占领。为此，张献忠决定北上，在嘉鱼（今湖北境内）沿江一带埋伏部队，大败左良玉的精锐部队，使“良玉军，遂不振”。张献忠又在沿途收降官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前更盛。这时，张献忠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将来的发展，张献忠决定进军四川。
　　再进四川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义军攻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连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总兵曹英，破佛图关，明朝四川总兵秦良玉率兵来战，亦被义军击败。义军攻克泸州后，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义军俘获并处死。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率义军，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八月初七日，义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八月初九日，农民军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 ，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九月，命将马珂据守绵州，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之不克，亲自去指挥，马珂败走汉中。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所控制。
　　建立政权
　　崇祯十七年，即一0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大西政权地方-，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守之。乙酉年元旦过后，张献忠于初三日对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他派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发，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三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抗清斗争
　　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割据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义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原川陕总督樊一蘅仍任原职，南明政权又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接着，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起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一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他们不断地向农民军发动攻击，妄图恢复失地。
　　张献忠时驻扎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刘进忠谏曰：“生灵不可妄杀也。”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
　　大顺三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他们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大西农民政权。对此，张献忠针锋相对，给予坚决的回击。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
　　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去世
　　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去，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农民军击毙，农民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清将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不幸中箭。时年仅四十岁。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张献忠屠川
　　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争议由来已久。清廷和当时的一些文人就曾指控张献忠在四川进行过多次大-，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但也有人认为，类似指控有很大嫌疑是基于为了讨好当时的统治者（清朝当局）和政治上的对立（张属于“贼寇”）而非客观事实。下面着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和双方的看法和论据首先是一个前提：四川人口锐减四川的人口在万历六年（1578年）有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朝当时赋税与人头挂钩，所以明末四川人口当远远大于前面数据，甚至上千万。）（《明会要》卷五十），至清初顺治18年，只剩下8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50万）。总之，人口的大量锐减是肯定的。而且，从近几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过人口大锐减，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
　　张献忠宝藏
　　三百多年前，张献忠携带打劫而来的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都分随船队沉落江中；300多年来，这一史实成为传说。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一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身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16年8月，纹银50两”字样清晰可见。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找到了证据。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300多年前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






同年(公元1606年)出生的名人：
李自成 (1606～1645)  陕西省榆林横山区

郭守真 (1606～?)  辽宁省本溪本溪满族自治县

王介之 (1606～1686)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

伦勃朗 (1606～1669) 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钱肃乐 (1606～1648)  浙江省宁波鄞州区

+ 更多公元1606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647年)去世的名人：
路振飞 (1590～1647)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

陈子龙 (1608～1647) 明末官员、诗人、词人、散文家、骈文家 上海市松江

朱术雅 (?～1647)  北京市西城区

张家玉 (1615～1647) 岭南三忠 广东省东莞市

夏完淳 (1631～1647) 南明诗人、抗清将领 上海市松江

罗万藻 (?～1647) 明末古文家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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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军经营云南，成为南明政权最后的续命之地



跳跳龙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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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沙定洲之乱

云南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管理体制和内地各省有很大的区别。除了在云南设立了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后来又设立了巡抚以外，由于这一地区土司众多，自洪武年间起沐英（封西平侯，其次子晋爵为黔国公）世代镇守该地。沐氏家族不仅掌握了很大的兵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原风云陡变，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1645 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趁机发动叛乱，沐天波等人急忙下令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等部，于九月间一举击败叛军。

沙定洲原是王弄土司沙源的儿子，阿迷州土司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改嫁定洲，两土司合而为一，势力大增，暗中筹划发动一场夺取云南权力的政变。

于是，沙定洲夫妇统率的土司军在吾必奎叛乱已经平息后，仍滞留于省会昆明。沐天波因定洲之父沙源一贯表现忠贞，不疑有他，在黔国公府内多次设宴招待。沐府二百多年积累的财富使定洲垂涎欲滴，昆明守备力量单薄、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摩擦，更使他感到有可乘之机。

1645 年十二月初一，沙定洲部署已定，以告辞为名，亲自率领士卒攻入黔国公府，同时分派部众占领省城各门。由于变生意外，沐天波在几名心腹卫士保护下带着官印、世袭铁券等物逃往西宁，途中由龙在田、禄永命保护来到楚雄，这里有金沧兵备道杨畏知镇守，才暂时安顿下来。

沙定洲占领昆明以后，自称“总府”，并派兵追拿沐天波，在楚雄被杨畏知集结的军队击败。他在西进失利之后，发兵收取云南各地，在不长时间里除了杨畏知、沐天波控制下的楚雄以西地区外，都归附了沙氏。

他接收了沐王府数百年来收集的财富，发了一笔横财，大有成为云南王之势。南明朝廷虽然得知沙定洲叛乱，但自生难保，根本抽不出兵力去平定叛乱。


沙定洲之乱

但1647 年大西军的入滇，粉碎了沙定洲的美梦。

二、大西军入滇

1647 年初（顺治三年底），张献忠在西充县境战死。大西军急速南撤，他们后面是穷追不舍的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大西军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为实现由黔入滇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基础。

不久张献忠战死，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手握兵权的将领把张献忠妻子和宰相汪兆龄处死，形成了四将军领导的体制。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比较高，年纪稍大，又读书识字，自然领导大西军的重任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


大西军

孙可望领导大西军后立即改变张献忠滥杀无辜的政策，自此，大西军气象一下。1647 年正月初一日， 大西军余部集中于四川綦江，收集溃散，重整队伍，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接着，孙可望等率领经过整顿的部队进入遵义“秋毫无犯”。

由于清肃亲王豪格派遣的军队追踪而来，大西军继续南撤，进入贵州占领了省会贵阳。清军前锋在占领遵义和川东部分地区后，因地方残破，到处是一片荒芜，粮食接济不上，被迫“凯旋”回师。

大西军进入贵州以后，豪格统率的清军已经由四川撤回北京，南明杂牌官军又不足以同大西军相抗衡，孙可望等计划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但是他们得到云南发生了沙定洲叛乱的消息后，立即决策挥师南下，直取云南。

孙可望等率部入滇时事先派出斥候前往云南，散布假情报说行将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来云南为沐氏复仇。这一策略果然收到明显效果，云南人民深信不疑，一路俱如此传播，故大西军所至，悉开门降。长驱而来，全无梗阻。

1647 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大西军占领平彝（今富源县），进入云南省境。同月二十八日攻克交水；次日移兵曲靖，歼灭沙定洲所设守军五百名，俘获明云南巡按御史罗国。


八旗军队

为了迷惑沙定洲，孙可望等占领曲靖后，不是向西进攻省会昆明，而是南下直趋阿迷州（今开远），在蛇花口击败沙定洲援军一千名。沙定洲见兵力不敌，又误认大西军确系焦氏家族所召援兵方能熟知地理先攻其老家，就在四月十八日主动放弃昆明，逃回蒙自故里佴革龙。四月下旬，大西军经宜良顺利地进入昆明。“二十四日，孙、李诸军入城，秋毫无犯”。

大西军进入昆明以后，经营云南面临许多复杂情况，需要加强核心领导。五月，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以事权不一，推可望为帅。孙可望以“盟主”的身分不失时机地部署兵力平定云南各处叛[1]、顽[2]集团。

李定国带领一支精兵于五月十九日抵达沙定洲重点防御的临安府（府治在建水县），二十二日采取挖掘坑道直至城墙下面填塞火药的“放迸法”轰倒东南面城墙，迅速占领全城。临安距离沙定洲的家乡阿迷州（今云南开远市）很近，大西军本来可以趁胜进攻阿迷，不料原昆阳知州冷阳春和晋宁举人段伯美发动叛乱，定国惟恐后方有失，立即“星夜回兵”，于六月二十三日平定了两州的叛乱，沙定洲才得以苟延残喘。

刘文秀统兵由昆明北上，经富民收取武定州、和曲、禄劝等地，然后向西推进，占领鹤庆、丽江、剑川，平定了滇西北地区。孙可望在八月间亲自领兵经禄丰进攻杨畏知、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

杨畏知的军队在禄丰县城东面的狮子口被大西军击溃，他本人也被活捉，孙可望对他进行劝降。杨畏知坚持不同“流寇”建立的大西政权合作。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妥协：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协议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大西军进入贵州后就已经作出了政策调整，自无异议；关键是第一条，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接受了杨畏知的意见，暂以干支纪年，为后来联明抗清铺平了道路。九月，刘文秀带领兵马进抵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

沐天波亲身遭到沙定洲叛乱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决定借大西军复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由于沐氏家族自明初以来世镇云南，佩征南将军印，在军卫、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孙可望等入滇后收缴了明朝颁发的文武各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仍予保留，让他行文招抚各土司。

到 1647 年十月，云南全省只剩下阿迷州、蒙自地区仍在沙定洲控制之下，北面的东川府（今云南会泽县）土司禄万亿、禄万兆心存观望，不肯按额纳饷。


1647年12月的南明势力版图

为了彻底铲除沙定洲的残余势力，这年七、八月间由李定国、刘文秀领兵南征阿迷、蒙自。由于道路崎岖，粮饷难继，孙可望“乃起省城民夫，每户夫一名，每名领二斗，至临安交米一斗五升，其五升给夫作口粮；省城每夫一名脚价银二三两不等”，民“乐于挽运，不知其苦”。定国、文秀士马饱腾，迅速击败沙定洲军，攻克阿迷、蒙自，把沙定洲围困在其老寨佴革龙。

佴革龙地势险要，却缺乏水源，沙军每乘夜间下山取水。定国等下令于水源处立砦，分兵把守。沙定洲军饥渴难耐，被迫投降。定国、文秀把沙定洲、万氏和少数为首者解往昆明处死，标志着混战局面暂告结束。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相对安宁的生活。

三、孙可望等经营云南

平定全滇在大西军史册上是非常重要的篇章，对于南明永历政权的延续尤有关键意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于主帅张献忠身亡之后，团结内部，不失时机地挥军入滇，取得了一块稳定后方基地，休养补充兵马，妥善整顿经营地方，为大西军在南明抗清斗争中重展雄风蓄积了宝贵力量。

大西军自 1650 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起北出贵州、四川，东进广西、广东、湖南，几次挫败不可一世的清军，成为全国抗清的主力，是同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收取和经营云南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大西军努力经营云南，后期南明政权的朱由榔是无处可去的。这一直到1661年8月12日，莽白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永历帝侍从近卫，这才导致南明真正的灭亡。

大西军在平定全滇之后，即“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2]。孙可望等在云南的统治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显示了一些特色，成绩非常显著。现分述如下：
• 政治方面

大西军为争取云南汉族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废除了大西国号，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领导体制上，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艾能奇为定北王，孙可望以大哥的身分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严似祖为吏部兼礼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丁序焜为户部尚书，任僎为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马兆羲为学院，张虎为锦衣卫，沐天波仍明旧封为黔国公。府、州、县官员也一概重新任命，所颁新印篆文由明朝的九叠文改为八叠文。“且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察，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斩首，传示各府州县”。这种雷厉风行的惩治贪污，荡涤了明朝相沿成习的污泥浊水，保证了云南吏治的清廉。
• 经济政策

大西军刚入滇时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在一个时期里实行过打粮和对官绅、土司追饷的办法，但孙可望等人很快就代之以切实可行的赋税政策。把云南某些州县和卫所管辖的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营庄由大西军偏裨管理，在辖区内“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

就田赋而言，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民得六分，农民的负担是比较重的。但是，这一政策的特点是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又保证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当年秋成就“倍于曩昔”，次年又“大熟，百姓丰足”，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

孙可望等还注意保护民间贸易，初入云南时铸造了大西政权的“大顺钱”。不久因废除大西国号，改“铸兴朝通宝，每大者文抵一分，次者文抵五厘”，还有一厘的小平钱。这在云南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云南盛产铜矿，明代虽曾奉朝廷命令铸造铜钱，但多数输入内地各省。孙可望等铸兴朝通宝后，云南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才普遍用钱，这对于活跃云南和内地经济上的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云南的井盐生产也加强了管理，增加财政收入。孙可望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负责征收盐课和商税。在大西军余部治理云南期间，盐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来自盐课的收入每年多达白银十余万两。通过铸钱、整顿盐课、商税以及田赋制度的改革，为大西军的稳定云南进而出滇抗清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 军事方面

整顿军纪：大西军初入云南时为消灭政治上的敌对势力曾经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孙可望等在稳定政权后，立即改弦更张，申明军纪，“凡发兵征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他们很快就得到云南百姓的衷心拥护。

军队训练：大西军进入云南以后，因地势僻远，同内地各方面势力都脱离了接触；然而，孙可望等人却始终密切注视着国内极其尖锐复杂的，随时准备光复明廷。因此，他们以云南为基地，秣马厉兵，扩军备战。


史籍记载，大西军平定云南全省之后，“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兵员数量显然比入滇之初有较大的增长，其中既包括了对原明朝官军的改编，也吸收了不少当地少数民族的军队。为了操练兵马，在昆明征发数万民工，扩建教场，“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从而为不久以后出滇抗清准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军队后勤：孙可望等人决定“将各州县田地分与各营头，即令彼处坐就食。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给马分三等：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不时查验，瘦者责治差”。

军需供应也作了妥善的安排：“安杂造局四所，不论各行匠役，尽拘入局中打造。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枪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三日即易以新什物。每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子；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如是养兵，果士饱马腾。”
• 社会治安方面

大西军初入云南时，对昆明的居民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行动限制：“户设一牌，书大小男妇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严门禁，不许妇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牌上写本身年貌住址。”至于各府、州、县，虽然委任了文职印官，但实权大抵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将手里。

随着形势的稳定，大西军不失时宜地放松了对居民的军事管制。到己丑（1649 年）元宵节，在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出现了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


明代昆明城池图

为了争取地主士绅的支持，孙可望入滇之初亲自去文庙祭祀孔子，接着组织考试取生员，“取士三十三名，观政选官”。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士子还给予关怀，“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焉”。这些措施使地主阶级减少了抵触情绪。

到 1650 年大西军出兵“以复中原”的前夕，孙可望等还选派马兆羲“考试滇南生童”，意在挑选新官员治理收复地区。1651 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以后，刘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国东出两广、湖南，所占地方派设了不少官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云贵人士中选拔的。
• 民族宗教政策

孙可望等人利用明封黔国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广行招徕，注意笼络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只要不持敌对态度就承认其统治权，并责成土司提供部分兵员和粮饷，不少土司的头人成了大西军下的将领。

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排除民族偏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将士能够用其所长，如山区行军作战，组织象阵等等，从而扩大了兵源，形成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局面。清朝廷臣在奏疏中说：“孙寇所藉兵力，洞蛮为多”。这表明大西军领导人在团结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收到了显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