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91--陶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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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天球赤经零点与地球经度零点对齐（同地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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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纬  北纬  11度02分33秒
出生  钟表时间  公历 1913年01月21日 08时20分27秒  农历  壬子鼠年腊月十五
子正  钟表时间  公历 1913年01月21日 00时15分54秒  地点  紫金山天文台
午正  钟表时间  公历 1913年01月21日 12时16分03秒  东经  118度49分00秒
辰时  钟表时间  公历 1913年01月21日 07时15分59秒  北纬   32度04分00秒
                                 至 09时16分01秒
十神      比肩    劫财    日元    食神
乾造       壬      癸      壬      甲
              子      丑      寅      辰     (日空 辰巳)
戊午大运丁未流年生死大灾
己未大运丁未流年生死大灾
元运  上元三碧运  节后第16天
大运  交运时间  公历 1917年02月15日 08时14分  顺行
十神   食神    伤官    偏财    正财    七杀    正官    偏印    正印    比肩    劫财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始于   1917    1927    1937    1947    1957    1967    1977    1987    1997    2007
实岁    4岁    14岁    24岁    34岁    44岁    54岁    64岁    74岁    84岁    94岁
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陶勇
原图链接  来自360网
出生	1913年1月21日 安徽省霍邱县
逝世	1967年1月21日
别名	张道庸
职业	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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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物简介
• 2 人物经历
• 3 人物年表
• 4 人物轶事
• 5 参考文献
  

人物简介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1913年1月21日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集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7岁被迫给人放牛；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到河南商城参加游击队。1932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1军32师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春任鄂豫皖保卫局保卫队队长，6月起任红4军第12师35团2连副连长、连长，1营副营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作战。
人物经历1932年11月起任第10师28团2营营长、副团长、团长，率部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
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英勇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身陷甘肃凉州国民党第二监狱，后经中共组织营救脱离敌人魔掌，辗转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参谋长，期间，陈毅为其改名，略掉张姓，取原名“道庸”之谐音称“陶勇”。后任第2支队第4团团长。1939年10月与卢胜率第4团主力北渡长江组成苏皖支队，任司令员，开辟了扬州以东到安徽天长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7月起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第1师3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先后参加了黄桥、车桥、天目山等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3军军长。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他指挥作战英勇顽强，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曾被人们誉为“拼命三郎”，与叶飞、王必成并称第三野战军的三员“虎将”。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9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2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年11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据称陶勇死于“投井自杀”，但是具体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将军的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陈毅元帅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妇去世消息之后曾悲愤地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
人物年表1912年1月出生在霍丘县叶家集一个贫农家庭里。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当了几年窑工。
1929年4月，参加工农红军游击队。
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任红四军第3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仪南、黄渠、宣达等战役。
1936年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参加长征和西路军作战。
1937年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学员排长。
1938年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4团副团长、团长。
1939年11月，率部北上开辟杨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抗日根据地。
1941年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兼苏中第4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丰利、大官庄、车桥等战斗。
1945年1月，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天目山战役。同年10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高邮战役。
1946年5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师副师长，率部参加苏中战役、涟水战斗、鲁南和宿北战役。
1947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费县、沙土集、进军豫皖苏、平汉、陇海路等战役战斗。
1948年参加豫东、淮海等战役。
1949年2月，任第23军军长，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杭州，尔后参加上海战役。6月返回杭州驻防。
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赴朝鲜作战。
1951年9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代司令代政委。
1952年11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1955年10月，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后兼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同年被授于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逝世。
人物轶事“大智大勇”的陶勇将军
黄桥决战时，陶勇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肩负坚守黄桥重任。到决战的关键时刻，他把上衣一脱，高举马刀，虎啸一声：“同志们，跟我往前冲！”说完，他挥舞着马刀，率先冲入敌群……顽军抵挡不住，终于败退下去。望着陶勇率部杀向敌阵的身影，粟裕的眼睛湿润了，自言自语道：“好一个拼命三郎！”[1]
1940年12月，韩德勤乘陶勇率主力7团参加曹甸战役之机，令驻南通石港的江苏游击6纵队司令徐承德联合驻如东马塘的保1旅旅长詹长佑偷袭我3纵大本营掘港。原本持中立态度的詹长佑听信了徐承德的鼓动，答应参与进攻新四军。

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陶勇骑上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摩托车，飞奔保1旅驻地马塘镇，闯进詹长佑的司令部，见面便说：“詹旅长，听说你要打我们，我这送上门来了！”随即慷慨陈词，晓以大义，剖析利害，终于稳住了詹长佑，使我军摆脱了背腹受敌的险境。
1942年元旦，陶勇率8团包围了启东伪团长徐宝富的据点，要其投降。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以为新四军攻不下他的碉堡，对8团官兵的喊话不加理睬。
陶勇立刻命令机炮连轰击，两下便把碉堡削下一个角，又命部队猛烈开火，打掉了守敌的威风。随后，他命伪镇长给徐宝富送去劝降信。徐宝富没招了，提出：“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作考虑。” 陶勇分析，徐宝富既想给自己捞个面子下台，同时也想看看他陶勇有没有这个胆量，当即决定亲自出马谈判。他对劝阻他的8团团长和众干部说：“尽管此行要担风险，但为了减少战斗伤亡，争取200多名伪军反正，冒这个险是值得的。” 说完，他只带一名警卫员，昂然走出隐蔽的阵地。来到吊桥边，陶勇仰头向碉堡里的敌人喊道：“你们要见我，我就是陶勇！” 望着屹立在枪口射程内威风凛凛的陶勇，敌人惊呆了：“真有这种虎胆英雄！” 徐宝富急令放下吊桥，带上自己心爱的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走出碉堡。 敌我双方部队都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交战双方两个愈走愈近的指挥官。陶勇两道目光剑一般地扫在徐宝富脸上，说道：“你缴枪，我们就作为起义处理，愿当新四军的我们欢迎，愿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你看怎么样？” 徐宝富深为陶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折服。他双手捧上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说道：“久仰司令大名，今日相见确实不凡，特送上此刀，敬请收下，我徐宝富再不吃军人这碗饭了！”。
炮击“紫石英”号英舰
淮海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个野战军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为第3野战军，4纵改为第23军，陶勇由司令员改任军长。
4月20日上午，观察所发现江面上停泊着几艘外国舰船。原来，英舰“紫石英”号擅闯我军控制区，与我炮兵交火后中弹搁浅。前来救援的英舰“伴侣”号被我军炮火驱走，英政府又派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企图报复。3条舰横陈在我即将渡江的航道上。陶勇在观察所里看了一阵子，一边拨电话一边说：“管他谁的船，挡着我们的路就不行！”炮团的电话要通了，他对团长说，“好狗不挡道，你要准备轰走它。我马上请示兵团首长，一批准，你马上就开炮！”陶勇的请示传到了军委。中午之前，军委回复了：不打第一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英舰上的士兵完全没有在我炮火控制区内的感觉，在甲板上逛来逛去，逍遥自在。这一切，陶勇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这几条舰如果继续待在这里不走，势必影响渡江作战。唯一的办法是撵走他们，但从他们的样子看，压根就不想离开。或许，他们是想试一试我们的耐心。
“叶司令，他们将严重地妨碍我军渡江，打掉算了？”陶勇在电话里请示兵团司令员叶飞。“军舰上挂没挂预定的信号旗？”叶飞问。此前，我军已经向停泊在长江里的外国船只打过招呼，并指定他们必须悬挂一种信号旗。“旗不少，花花绿绿的。”陶勇回答。“向他们发出警告，让他们迅速离开。”叶飞说。信号枪、信号弹、信号旗，几种联络方式都使了，英舰就是不作回应。部队又请示：“没有反应，如果他们向我开炮，是否还击？”陶勇在电话里嚷了起来：“他们开炮你不打，等死啊！”说完，又补充说，“记住，不要先开炮！”
我军还想试试对方的反应，在江岸燃起了3堆篝火。这一次，英舰有了动作。“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的桅杆上各升起一面信号旗，紧接着，两条船一边驶近泰兴江岸，一边将舰炮指向了我军阵地。4月21日清晨，英舰上的火炮开始向江岸上的我军阵地射击。我军炮火当然不示弱，英舰的炮弹刚刚落地，回击的炮弹便也打了过去，一时间，江面江岸，炮声隆隆，火龙飞窜。打响后，陶勇没问谁先开炮，也没问我军是谁下的开炮命令，而是问有无伤亡。部队报告，202团团长、参谋长牺牲，政委负伤，另有包括老乡在内的40多人受伤。陶勇的眼睛红了，抓起电话，要通了叶飞。叶飞一听英舰开炮了，而且我军有了伤亡。没再向中央军委请示，直接下令道：“还击！狠狠地还击！”陶勇迅速调集火炮力量，并告诉现场指挥的68师师长要狠、准，必须在我军发起渡江前结束战斗。
这一场炮战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军炮火以绝对优势压倒英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扔下“紫石英”号，带着累累弹痕逃往上海。3野领导让司令部找叶飞了解到底谁先开的炮，叶飞便找陶勇，说：“上面查情况呢，问谁先开的炮？”陶勇说：“我的团长都牺牲了，查什么查！”叶飞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噢！”陶勇说：“当然是他们先开的炮！”晚8时，3野的电报送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站在地图前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说：“妨碍我军渡江的外舰，不管是谁的，都可以炮击！”
毛泽东的意见再传回前线，陶勇正带着他的第23军，冒着江南的春雨，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蒋家王朝的丧钟，正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敲响！
谜一般的陶勇将军之死
文化大革命前夕，陶勇担任海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副司令。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林彪、李作鹏一伙儿夺取海军领导权的绊脚石。
1967年2月21日上午，廖政国陪同两名记者来到陶勇办公室。陶勇对记者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以便我们好好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
两位记者请陶勇具体谈谈。陶勇接着说：“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得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四大’。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四大’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动，执意要搞‘四大’。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四清’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四清’的工作队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对革命军人人格的侮辱。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执行的是舰队党委的决定，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记者走后，陶勇又和他的老战友廖政国聊起了上海的形势。约12时40分，陶勇提着皮包走出办公楼，向招待所走去。招待所离那幢军舰似的办公楼不远，后楼的105房间是专为陶勇准备的，他午后经常到那里去休息。陶勇进去躺了一会儿，觉得头皮发痒，就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给他理发。大约2点多，他走出房间，在楼旁的花园散步。这时，他看见招待所所长在前面走过，就叫住他，让他去找理发员。周妙基当时正在洗澡，听说首长要理发，马上和所长一起来到招待所，两人走到后院花园时，却不见陶勇的踪影。
走到一口浇花井时，所长朝里望了一下，大惊失色：“有人跳井啦！”他这么一喊，在场的人都急忙跑过来。这口浇花井直径很小，只能容一个人钻下去，水也不深，只见里面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来是陶勇！另外两个人上来帮忙，把陶勇拉了上来。所长赶紧跑去打电话。
保健医生程心培闻讯，带着两名医生，立即奔向招待所。医生们把陶勇抬进105房间，进行抢救。
在给医院打电话的同时，有人发现：从陶勇身上脱下的丝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边上湿了，里面却是干的。这都说明陶勇落井时间并不长。
一直到救护车赶到，所有的抢救手段都没有产生作用。几分钟后，救护车开到海军四一一医院，抢救仍然无效——就这样，一个身上被敌人子弹7次击伤都没有带走的顽强生命，却在一瞬间被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肩的水井淹没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陶勇尸骨未寒，东海舰队刘浩天政委出来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同时，刘浩天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急件发到北京，送到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手上。很快，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1968年，粟裕向周恩来汇报了陶勇的冤情，周恩来痛惜地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周恩来再次念及陶勇。他说：“张学思、陶勇同志都是既精通海军业务，又能亲自出海的领导干部，但却都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令人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陶勇之死的谜底，一直未能查个水落石出，给人留下了种种猜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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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军政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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