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明成祖//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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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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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在明朝嘉靖皇帝执政之前的庙号还叫明太宗，是嘉靖皇帝因为私心，把他给升格成了明成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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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就是明成祖朱棣。他的庙号本为太宗，嘉靖年间改为成祖。关于这个问题，有拙文一篇，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引论

明朝嘉靖年间是一个热衷于“制礼作乐”的时期。明世宗朱厚熜以外藩入继大统，必欲追尊其本生父母，坚持继统而不继嗣，与当时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产生对立，由此引发了“大礼议”这一对明朝此后政局影响深远的政治纷争。在整个大礼议过程中，有一件事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就是明太宗朱棣由“宗”称“祖”而为明成祖。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给予考察。

在大礼议中涉及朱棣由“宗”称“祖”这一问题的主要有郊祀改制和庙制改革。世宗以恢复古礼为由，改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最终确定的天地合祀制度而恢复洪武初年的天地分祀制度并进而确立了南北东西四郊祀典。而在郊祀改制中，世宗同时改革了郊祀配享制度，改原来的郊祀太祖、太宗并配为太祖独配，太宗郊祀不得一配，这极大影响了朱棣的地位，同时也牵动了其后的明堂之议和庙制改革。在明堂之议中，世宗欲以其父配享明堂，而群臣则执着于朱棣的配享问题，促成了世宗必须就这一问题给予一个交代，从一个方面促成了朱棣的由“宗”称“祖”。

庙制改革方面，正是本着“生为帝统，死为庙统”的原则，世宗除了要将其父兴献王朱祐杬追尊为帝而纳入“帝统”，同样也要将其“称宗祔庙”而纳入“庙统”，因此，世宗进行的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庙制改革就成了“大礼议”中的一场引人注目的重头戏，对其进行研究对于认识嘉靖“大礼议”及此一时期明朝的政治、礼仪乃至社会风俗的变化均有重要的意义。也正是随着在庙制改革中朱棣地位的变化，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了朱棣的由“宗”称“祖”。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也从侧面促成了世宗强化明太宗朱棣的地位，即随着郊祀配享中朱棣地位的下降，在明朝嘉靖年间，为明惠宗及建文旧臣平反的思潮有了明显的抬头。而明太宗朱棣以外藩即位的方式使得他是世宗宣扬自己即位合法性的重要参考，因此世宗在本质上是不愿意明太宗朱棣的地位动摇的，因此，世宗考虑到这一问题，也就采取了强化朱棣地位的做法。

太宗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其侄明惠宗朱允炆的皇位，成为明朝第一位以藩王身份继位的皇帝，由此奠定了朱棣在明朝另一种形式的开国之君的地位，而朱棣即位后迁都北京，五征漠北等重大政治军事行动无疑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种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朱棣“小宗入祧大宗”而引发了明朝第一次庙制变革。这些内容对于世宗自然具有极大的价值，而这也在世宗进行改制的各种诏书、诏令以及大臣们的奏疏中，朱棣这种特殊的地位都得到了各种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如果忽略朱棣由“宗”称“祖”的问题，对于嘉靖改制中世宗对朱棣地位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态度以及太庙中“独尊太祖”之势成后太宗朱棣如何依旧维持“万世不祧”地位及世宗迫不及待以孝烈皇后预先祔庙并祧仁宗等问题也就不能有全面的认识。本文正是希望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对朱棣由“宗”称“祖”与嘉靖改制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兼论嘉靖朝对朱棣的评价与朱棣地位的变化。

一、郊祀配享与对朱棣的评价定位

《汉书·五行志》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十分明确地道出了祭祀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大明集礼》开篇即云：“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 ，明确说明了祭祀天地在国家祀典中的重要地位。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亲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亲祭地于方丘，确立了洪武初年的天地分祀制度。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决定化繁为简，改行天地合祀制度，于南京南郊建大祀殿以行之。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太宗朱棣迁都北京，合祭天地遂改在北京正阳门外圜丘的大祀殿。

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在“大礼议”为其父兴献王朱祐杬争皇争考的同时，也在努力让其父“配天享地，称宗祔庙”。嘉靖年间的郊祀之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世宗对郊祀配享的改革则是郊祀改制中实现其目的的最重要一环。然而因为在郊祀配享改革中涉及对明太宗朱棣这一位在明朝历史上拥有重要特殊地位的皇帝的定位和评价问题，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世宗始终受到了大臣强烈的反对意见，无论是在第一阶段的罢郊祀太祖、太宗二圣并配之议还是第二阶段的明堂配享之议，无不如此。与这种激烈的争论相应，也影响了明朝对应时期的政治格局。从世宗的执着于大臣的固执两方面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这个郊祀配享改革的过程并理解郊祀配享的改革是如何促成了朱棣最终的由“宗”称“祖”。在死人身上做的工作都是为了活人，从这个角度考察世宗进行的各种改制就能够充分理解他有时几乎是前后矛盾的行为。

1、郊祀配享问题的提出与张璁等人的激烈反对

郊祀配享问题的发端是在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世宗先从社稷配享问题入手，他在给礼部的敕谕中提出：




朕每以祭太社、太祭奉我太祖、太宗配，窃有疑焉。夫天地至尊，次则宗庙，又次则社稷。此次序尊，杀之理也。奉祖配天则正矣，又奉祖配社，岂不失其序欤？




此后，世宗在并未受到很大阻力的情况下对社稷配享进行了修改，改太社以勾龙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这是世宗首次对已经存在的太祖、太宗的配享进行更正，也可视为世宗此后对郊祀天地太祖、太宗配享进行更正的发端，而夏言在其后论证郊祀配享应当修改时，也确实是以此次更正为参考的。

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中，世宗借夏言请行亲蚕礼的机会，再次对张璁提出了恢复洪武初年的天地分祀的建议。实际此前世宗就曾对张璁提出过欲行天、地、日、月四郊分祭，尤其着意于天地南北分祭。然而世宗也考虑到了此举乃修改祖制，可能会遭到强大的阻力，因此世宗采取了占卜的方式。世宗于奉先殿卜于太祖前，但得到的结果是“不吉” ，此时大学士翟銮、礼部尚书李时也提出反对意见，表示“人情狃于习见” ，建议世宗先沿袭旧制，等待朝廷上下充分酝酿后再行讨论改制。然而世宗仍然不甘心，再次在太祖前占卜，结果仍是“不吉” ，郊祀改制的事情遂搁置了下来。

不过既然郊祀改制与世宗让其父兴献帝“称宗祔庙”息息相关，且世宗已经在嘉靖四年（1525年）为其父别立世庙以行祭祀，也就注定世宗不会就此罢休。夏言请行亲蚕礼正好为世宗再次提出郊祀改制提供了机会，而太祖、太宗的郊祀配享问题也正是在此时提出。

在夏言请行亲蚕礼后，世宗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 ，将夏言的奏疏交给时任内阁首辅张璁，令张璁将自己的旨意以示夏言，令夏言就郊祀制度进言。夏言得旨，遂上《请敕廷臣会议郊祀典礼疏》，郊祀配享问题，夏言正是在这份奏疏中首次正式提出。夏言先在奏疏中说：




昨者伏覩陛下特降敕旨，更正社稷配祀之非，归太祖、太宗之主于庙，而以勾龙氏配社，后稷氏配稷，诚可谓视高千古，智出百王矣。

夏言先以世宗更正社稷配享为依据，紧接着又表示：

国家合祀天地于南郊又为大祀殿而屋之，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后祀举行不于长至之日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

因此，夏言建议世宗：

伏乞陛下特发涣汗，下臣此章，令文武勋戚大臣、九卿百执事俱得上议，务使各尽心极虑。




夏言希望以这种经由群臣充分酝酿发表意见的方式让世宗能够顺利的对包括天地合祀、太祖、太宗二圣并配以及祀典举行时间等问题进行更正，但他没有想到竟因此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特别是郊祀太祖、太宗二圣并配的问题，更是遭到了空前激烈的反对，成为了整个郊祀改制中的焦点，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明太宗朱棣的定位与评价，这也直接影响到后来世宗为太宗朱棣进行再定位以为其由“宗”称“祖”的问题。

郊祀太祖、太宗二圣并配之典，始自仁宗朝。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十一日，仁宗：敕礼部、太常寺臣曰：




钦惟皇祖太祖高皇帝受命上天，肇兴皇业。皇考太宗文皇帝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易曰：“殷荐上帝，以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皇祖、皇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皇祖、皇考配神，仍著典章，垂范万世。如敕奉行。




在当年的大祀中，仁宗首次以太祖、太宗并配，遂为定制。

回到嘉靖九年（1530年），在世宗按照夏言的建议敕谕群臣就郊祀改制“一大小官员都着依限具奏，不许隐默，三品以上并六科、十三道、翰林院、左右春坊、勋戚、武臣都着自疏，其余俱依衙门为限连名具疏，尔部里集议以闻” 后，夏言很快就在三月上《申议分祭天地疏》。在奏疏中，夏言首次正式提出郊祀二圣并配并不恰当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




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为我太祖足以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臣以为我太宗足以当之。




夏言从太祖、太宗为父子，并配同列不合经旨入手，提出天地之祀独配太祖，罢太宗配享而以太宗配享明堂，这一意见后来确实成为了世宗进行郊祀配享改制的重要参考，不过此时明朝并未建明堂，因此夏言以太宗配享明堂的方案也还存在现实的障碍。

孰料夏言之议一出，立即遭到了詹事霍韬的极力反对，霍韬以私书予夏言对其进行责难，在这封《与夏公瑾书》中，霍韬不仅对夏言提出的整个郊祀改制提出了反对，在郊祀配享方面，霍韬也提出：




执事（指夏言）曰：“祖宗并配，不应经义。”然则北郊何以为配？然后应经义耶？北郊之文抑何据耶？太宗配明堂，果应经义否？抑亦自为之说耶？




霍韬指责夏言既以太祖独于南郊配天，以太宗配明堂，则北郊祭地又以何人配享？实际霍韬的指责在世宗与夏言那里并不成问题，此后世宗在天地之祀中均以太祖独配，并不存在北郊无人配享的问题。另一方面，霍韬这种以私书指责夏言的方式也犯了世宗的大忌，世宗此前是让大臣就郊祀问题公开上疏，霍韬却在私下攻击夏言，这无疑是在公然挑战世宗的权威。果然，世宗在三月得知后很快就将霍韬下都察院监狱。自知铸下大错的霍韬在狱中向世宗上疏祈哀，张璁也再三上疏申救，但世宗都听不进去，至四月，霍韬才悔罪出狱，此后，他再也不敢反对世宗了。

张璁和霍韬均在嘉靖初年以支持世宗议礼而受宠，在郊祀改革中，张璁并不反对恢复天地分祀但反对罢二圣并配，霍韬则从夏言请行亲蚕礼开始就极力反对指责夏言。因此，张璁虽然和霍韬此时在政见上并不完全吻合，但仍旧在救助霍韬上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另一方面，张璁与夏言本也互为政敌，霍韬的荣枯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张璁的地位。因此，在霍韬被下狱后，张璁很自然就站出来充当了反对夏言进行郊祀配享改革的最重要的人物。

嘉靖九年（1530年）三月十一日，礼部集群臣之议以上，开始将郊祀改制之议推向高潮。在礼部呈上的结果中，主张分祭天地者，有包括都御使汪鋐在内的82人；主张分祭，但表示应尊重成法，认为当下时机并不成熟者，包括以时任内阁首辅张璁为代表的84人；主张分祭，但应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包括尚书李瓒在内的26人；而以吏部尚书方献夫、詹事霍韬、编修徐阶在内的206人则主张合祭，但也并不认为分祭为非礼；最后，还有以英国公张仑为代表的198人没有表示明确意见。

世宗见此结果，知道继续推行阻力很大，于是以众臣会议未定，下令再议。世宗同时下敕谕表示自己必欲推行四郊分祀之礼，而对于郊祀二圣并配，世宗则在敕谕中提出：




宜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俱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仍于岁首祀上帝于大祀殿，以我皇祖文皇帝奉配。




这无疑是世宗根据夏言的意见提出的折衷方案，大祀殿不同于明堂，且保留了太宗一定的配享，这可以视为世宗根据礼部呈上的极不统一的意见做出了自己的妥协。

世宗下令再议并下达了上面这道敕谕后，张璁、翟鸾立即上言提出四郊分祀“寔应经义，天下后世无复容议”，但“第为冬至祀天于坛以太祖配，岁首祈谷于大祀殿以太宗配，则臣等不能无疑”。张璁、翟鸾从太祖、太宗二人的功德并隆方面解释称“二祖圣德神功，并配天地，百有余年。一旦分之，恐于义未协，谨以仁宗皇帝奉二祖配祭天地敕谕并告文录呈”。对于张璁、翟鸾的论点，世宗解释“祖宗并配天，不见经传。《易》谓：‘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即周家郊配以祖，明堂以考之意，非说一时并配”。

世宗驳回张璁、翟鸾的上言后下令礼部会官再议，礼部遂会官于东阁再次进行讨论，礼部此次再次形成的意见虽然称赞世宗恢复天地分祀“皇上以正月之祀为祈谷，以十一月之郊为报本，建圜丘、方泽于南北二郊，朝日、夕月二坛于朝阳、阜成门外，上稽古典，近复祖制，大小臣工仰诵宸断，以为大圣人之见，超越千古，断非臣下所及” 但他们仍旧从明朝现实中太祖、太宗二圣难分彼此且有成法方面为立足点，反对二圣分配，表示：




惟以二祖分配，则义有未合。或以父子嫌于并列，夫太庙之祀，德祖居中，太祖、太宗及列圣祖孙昭穆东西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德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宗，宜一阙。且高皇帝出配冬至之祀，而文皇帝独当孟春之享，子先父食，亦岂礼意？若远摭遗文，近更成典，臣民震惧，所不忍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以二祖并配，庶明灵慰悦，降福无穷。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以张璁为代表的内阁和礼部此时与世宗在郊祀配享上的分歧在于他们的理论依据。在表面上的争论中，世宗坚持太祖、太宗二圣一定要分配，是从古礼方面出发，以“祖宗并配天，不见经传”且以周礼“周家郊配以祖，明堂以考之意，非说一时并配”为依据，坚持郊祀二圣应该分配。然而以张璁为代表的内阁及礼部则主要从明朝已有的成法出发，以太祖、太宗二圣的功德和历史地位为依据，“二祖圣德神功，并配天地，百有余年。一旦分之，恐于义未协”，“太祖、太宗功德并隆”，反对二圣分配。对于之前支持二圣分配中提出的父子不宜同列的问题，礼部也从太庙方面解释道“夫太庙之祀，德祖居中，太祖、太宗及列圣祖孙昭穆东西相向，无嫌并列”。礼部的意见固然非常全面，但礼仪的问题其实只是表面，世宗之所以一定要在郊祀中实行二圣分配，独尊太祖，正是为了他接下来在太庙中进行改制，祧德祖，让太祖正居中南向之位，从而在“九世方为亲尽”的明朝太庙中为其父兴献帝腾出空位，以便在接下来实现兴献帝的“称宗祔庙”。因此，世宗接下来的固执也就可以想见了。

礼部的意见送入后，世宗很快对内阁表示：




二祖并配天地，甚非礼之正。况倡此议自卿等始，百司莫取可否之，今所讲求以正，不当又谓之失，朕自难违所见，卿等其欲作何以处？




对于世宗认为臣下在推卸责任的不满，张璁、翟鸾又急忙表示“郊祀之仪，始终之见，断自圣心”，世宗提出的天地四郊分祀存太祖初制，大祀殿祈谷上帝存太祖新制，为两全其美之法，“独二圣分配，窃有疑义”。张璁认为“我太祖建南都以创基立国，太宗建北都以奠安寰宇，功德并茂，往古鲜俪”，因此仁宗才会行二圣并配之仪。同时，张璁还以《礼》中“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为依据，力劝世宗遵守祖宗成法，不要行二圣分配。

世宗见张璁在二圣并配问题上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固执，只得表示：




我太祖高皇帝肇基受命，配天地允当。我太宗文皇帝继靖内难，功亦甚大，岂不可配天地？实我太祖为立极创建之君耳。




世宗表示太宗并非不符合郊祀配享的条件，实在是因为太祖是开基立国之君，因此才欲以太祖独配。张璁见世宗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也表示：




太宗文皇帝功德之隆，非但继靖内难，而东征北伐，定鼎北都，我皇上今日抚有洪图，实为我太宗帝系。




张璁的话可谓直戳要害，一语道明了明朝今日之帝系实为太宗之帝系，直陈太宗不仅有靖难之役，还有迁都北京、南征北讨等可比太祖的大功，又引《礼》中“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为佐证，坚执不同意行二圣分配。世宗见张璁的固执超乎想象，只得表示兹事体大，应当谨慎商议，新制不可再有差池。然后世宗又再次强调太祖为开国之君，理应独配的观点，希望劝动张璁。可以看出，在这一轮世宗与以张璁为代表的内阁以及礼部众臣的交锋中，世宗虽然坚持二圣分配，但总体却呈现弱势，甚至到了最后阶段陷入了被张璁等人牵着鼻子走的窘境。此时的世宗急需一位大臣站出来以严密的逻辑和历史上的例子为他论证郊祀二圣分配的合理性与必须性。世宗与张璁之间关于郊祀和庙制问题的很多交流，除了见于《明世宗实录》，很多还并见于张璁后来编纂的《谕对录》中，可靠性是很高的，而正在此时刻，夏言站出来以一篇《申议郊祀不当以二祖并配疏》帮助世宗扭转了局势。

回顾这一阶段世宗君臣的争论，特别是张璁等人的反对意见，我们能够发现明太宗朱棣在明朝相当长时期内确立的历史地位以及此后由“宗”称“祖”的必然性。

从这一阶段出现的颇有群众基础的反对意见，我们能够看出，自明仁宗确立郊祀太祖、太宗二圣并配以来至世宗开郊祀配享之议，太宗已经拥有了根深蒂固的与太祖并立的重要地位，是明朝另一种形式的开国之君，“二祖圣德神功，并配天地，百有余年。一旦分之，恐于义未协”，“太祖、太宗功德并隆”，正如张璁所总结的“太宗文皇帝功德之隆，非但继靖内难，而东征北伐，定鼎北都，我皇上今日抚有洪图，实为我太宗帝系”，明太宗朱棣实际成为了自己之后直至明亡所有明朝皇帝世系的开创者，虽无“祖”之名但已有“祖”之实。无论世宗最后为太宗朱棣由“宗”称“祖”包含怎样复杂的考虑，太宗朱棣由“宗”称“祖”的必然性是早已具备的。

而对于郊祀二圣并配，在世宗开启讨论之前，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提出异议，但这些异议都是很委婉的，甚至还有意为二圣并配寻找合理的解释，如丘濬就在《大学衍义补》中表示：




我圣祖初分祀天地，各为之坛。其后乃合而祀之，共为坛于南郊，其上则屋之焉，盖泰坛、明堂为一也。列圣相承，皆以太祖、太宗并配，其于《孝经》之义并用以同行，吻合而无间，是盖以义起欤。




丘濬虽然委婉地道出了本朝的天地合祀与郊祀二圣并配不合周制，但也在为本朝的既成制度寻找合理的解释，即“其于《孝经》之义并用以同行，吻合而无间，是盖以义起欤”。由此亦可看出，太宗在明朝的比拟开国的太祖的历史地位是相当根深蒂固的。

关于太宗特殊历史地位这一点，世宗在这一阶段的争论中也承认“我太宗文皇帝继靖内难，功亦甚大，岂不可配天地”，而此后世宗在遭遇臣下为建文旧臣全面平反的思潮时，也借夏言等人表示：




所称革除实指我太宗文皇帝靖难时，中间所列死事诸臣，固有一时自尽其心以明臣节于建文君者。若齐泰、黄子澄辈则是当时误国有罪之人，太宗文皇帝名其如君侧之恶，声其罪而诛之者也，具载实录，昭然可考，非赖我太宗应天顺人，内靖外攘，则我高皇帝万世帝王之业当未知何所底定，此我太宗神功圣德所以宜为百世不迁之宗也。今所奏是徒闻野语流传之讹，而不知国史直书之可信。况表励之典在太宗时或可，在今日则不可，（杨）僎实新进儒生，不识忌讳，所据奏内事理实难准议。




由此可见，世宗对太宗“宜为百世不迁之宗”的历史地位是非常认同的。因此我们更能够清晰地看出，世宗之所以在郊祀配享上大做文章，一定要以恢复古制为由，罢太宗郊祀配享，独尊太祖，其目的并不是针对太宗，而是针对其父兴献帝。一切在死人身上做的工作都是为了活人，而世宗在太祖、太宗这两位祖先身上做的工作正是为了自己父亲这另一位死人。而世宗之所以如此执着于为自己这位已经去世的父亲争皇争考，“称宗祔庙”，正是为了让自己这位活人皇帝在帝统与庙统上都成为没有争议的正统皇帝。只有在郊祀中实行二圣分配，独尊太祖，接下来世宗才能在在太庙中理所当然的进行改制，祧德祖，让太祖正居中南向之位，从而在“九世方为亲尽”的明朝太庙中为其父兴献帝腾出空位，以便在接下来实现兴献帝的“称宗祔庙”。也正因为如此，世宗在会在郊祀配享问题上有意忽略本朝成法而坚持追求古制、周制，也正因为如此，世宗在其他方面，如面对为建文旧臣全面平反的思潮时，在庙制改革中面对太宗以“文世室”为万世不祧后的庙号与地位不相称的问题时又会不顾古制的强化太宗的地位并最终让明太宗朱棣由“宗”称“祖”而为明成祖。

2、夏言上疏与罢郊祀太宗配享

嘉靖九年（1530年）三月中下旬，在世宗面对以张璁为代表的内阁和礼部对郊祀二圣分配的反对意见越发窘迫之时，夏言把握住时机，呈上了自己的《申议郊祀不当以二祖并配疏》 ，夏言在奏疏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郊祀二圣并配不合古礼，应当实行二圣分配：

一、夏言表示“虞、夏、殷、周四代郊祀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祭，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至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因此认为二圣并配不合周礼；

二、夏言引汉、唐、宋三代曾出现多祖并配但终复归独配之“故事”，驳斥认为太祖、太宗“功德并隆”而应独配的观点；

三、夏言认为太祖为父，太宗为子，《礼》有“父坐子立”之言，孔子亦言“事死如事生”，因此若太祖、太宗并配，则无以分父子。且太宗虽有“建北都以垂子孙万世久安长治之业”的大功，太祖则有更大的“克平僭乱，混一区宇，扫弥天之虏以复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圣子神孙”的功劳。因此，恢复郊祀太祖独配是顺理成章的。最后，夏言就郊祀恢复太祖独配后太宗的配享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以周制以后稷配郊，文王配明堂为依据，提出太祖配天于圜丘，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

夏言可谓抓住了张璁等人最大的漏洞，张璁等人在分祭天地上支持世宗恢复古礼，却在郊祀配享问题上执着于应该遵守本朝成法，这里面无疑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因为天地合祀也是明太祖确立的本朝之成法，张璁等人如何在这上面又不坚持了？因此，夏言抓住这个漏洞以严谨的例子与逻辑论证了郊祀配享也应恢复古礼，给予了在最艰难时刻的世宗以最可贵的支持，夏言此后的崛起在此时就已经注定了。

世宗有夏言的理论支撑，立即激动地表示：




前会议多有异说，兼小人造作危言，礼臣乃止以并配一说具奏。朕见其非礼之正，故迟留数日。盖熟思之，冀有所得，惟知分配为当而已。朕心实无毫末之疑，非被惑者，尔所论详明甚正，幽明无二理。我太祖、太宗亦岂不知？




世宗以此下令礼部会同原议官再次申议。紧接着，三月二十九日，张璁再度就郊祀二圣分配之事上言世宗。张璁此时显然已经察觉到礼部经过夏言的上疏与世宗的强硬表态，已经开始倾向世宗。因此，张璁这次开篇就阐明“郊祀之议，圣见已决，下礼部申议，群臣必将无言，独臣承皇上责任之重，恩遇之殊，不忍无言”。然后，张璁针对夏言在《申议郊祀不当以二祖并配疏》中表示二圣并配并非古礼，独配才是古礼，太祖配圜丘仿后稷配郊，太宗配大祀殿仿文王配明堂的说法提出“皇上信以分配之说尽古礼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谷又非季秋大享之礼，则未免有失千古也”。其后，张璁又对世宗晓之以情，解释明朝今制的合理性，表示“皇上信以并配之说非今宜乎？太祖百有余年之神座岂忍言撤，文皇百有余年配天之报岂忍言废，则又未免有失于今也”。因此，张璁再次陈述郊祀天地分祀理所应当，但二圣并配仍应如旧。可以看出，在夏言上《申议郊祀不当以二祖并配疏》后，张璁一派已经明显趋于弱势，但张璁仍在尽自己的努力，这不仅涉及张璁与夏言势力的消长，还涉及张璁自己及以他为代表的一派人的礼仪观，对太宗的定位并进而影响世宗帝系的合法性。但既然张璁已趋疲软，世宗就直斥“朕闻大臣事君有调理之宜，兹议郊祀，卿竭诚以赞，至于议配祀之典，乃顿变前心，百欲沮之，未知何为卿曰：‘二圣并配乃仁宗垂范万世不可改’。”表达了对张璁的明确不满，二圣分配可以说大局已定。

嘉靖九年（1531年）四月初九日，礼部再上群臣“郊祀配典申议”，礼部虽然在此前已经有所松动，但这次仍就给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二圣配祀天地百十余年，天下之人习所闻见，一旦分配，恐骇听闻，是以臣等不敢别议。盖虽不能尽合于古，而寔即乎今日人心之安。皇上必欲尽如古礼，圜丘、方泽既为报本之祭，虽曰祖制，实今日所新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配，至于大祀殿，则我太祖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臣等窃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似宜仍奉二圣并配，则既复古礼，有（又）存祖制，礼意人情两不为失，伏候宸断施行。




礼部推出的这一在郊祀上行天地分祀，在郊祀配享上独配太祖，大祀殿仍行二圣并配的折衷方案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出礼部夹在世宗与以张璁为首的内阁之间的为难。群臣意见的分歧也通过礼部的奏疏得到了外在的反映。世宗显然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仍旧是张璁，于是在收到礼部的奏疏后很快便有复谕张璁：




二至之祀典未有并配之制，又因今日始当奉太祖独配孟春之祀。朕原曲处，特名“祈谷”，实存祖制，况又非明堂可比，当如仁宗之旧。一应事宜，务从俭以尽事天之实，卿可遵委曲之道，依朕此意行之。




世宗显然是看出了自己虽然得到了夏言的有力支持，但群臣的反对力量仍旧很大。正是这种“群议不一”让世宗几度“欲寝其事”。世宗对张璁态度的再度变化正是这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世宗表示太祖独配天地郊祀后，太宗之配于大祀殿并非周之明堂，而是自己“特名‘祈谷’”，如此他也算是“实存祖制”，从“仁宗之旧”，以二圣并配，自己已经仁至义尽，让张璁尽快施行。

世宗既已在天地郊祀独配之礼上得到了礼部的支持，张璁的地位也就越发艰难了，但他仍旧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这次，张璁从几个方面论述了自己认为的礼部方案的不当之处。

其一，张璁表示，世宗之所以行郊祀改制是为了“求至当可传之道”，但如今礼部集群臣会议的“以圜丘、方泽皆以太祖配，以为皇上亲制，以大祀殿祀上帝以二祖配以为祖宗之旧，皆一时迁就之说，非至当不易之论”；

其二，张璁认为圜丘所祭之天与大祀殿所祀之上帝“天与帝一也”，因此既然大祀殿可以从“新制”二圣并配，那么圜丘也可以；

其三，张璁表示之所以行郊祀改制，乃是因为“天地不可并祭，嫌于庞杂”，“若祖宗并配，原无可议”。张璁同时表示，大祀殿与圜丘同建于南郊本就不合古礼。如今既然已经有了大祀殿，“今仪文大备，屋而祀之。扫地之仪，安可复用？”

因此，从“简易可行之道”方面考虑，张璁建议“因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二祖。冬至大报天可也，孟春祈谷可也，万一雨雪届期，亦可备而成礼”，“北郊建坛以祀皇地祗，亦以二祖配之。明夏方有事，北郊工役可徐徐图耳”。最后，张璁表示“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之彝典也，不可庞杂”，力劝世宗改变想法，按自己的方案行事。

张璁异乎寻常的执着此事已经让世宗失去了耐性。前已述及，世宗之所以要行郊祀配享改制从来不是单纯为了恢复古礼，而是通过强化太祖的地位为下一步在太庙中祧迁德祖，让太祖正居中南向之位以为兴献帝“称宗祔庙”在太庙中腾出位置。而张璁的固执固然有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大臣的礼仪观的作用，但更多的却是夏言在此次郊祀配享事件中大出风头已经严重动摇了张璁的地位，若最后果如夏言之议，那么对张璁而言就是彻底的失败。

然而世宗已经没有耐性了，他很快便斥责张璁道：




祖宗并配在礼为黩，尔诸臣屡不奉命，同为谬论，本自内阁所至，力为阿从，无敢可否，借言遵守，沽忠卖直。但朕所定祈谷，原因曲全祖制，委与明堂举事不同，依拟奉二祖并侑二王之祭，奉皇祖高皇帝犹配。一应事宜俱从俭详拟以闻。




至此，世宗终于在郊祀配享问题上取得了胜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行四郊分祀，祀天、祭地均独配太祖，大祀殿祀上帝并配太祖、太宗。然而在嘉靖十年（1531年），世宗行大祀殿祈谷礼毕，宣布改变大祀殿祈谷奉配太宗之礼，规定天地郊祀与大祀殿祈谷均独配太祖，著为定典。从此，太宗郊祀不得一配，而世宗也因此清除了进行庙制改革的障碍，在同一个月于太庙改德祖为“所自出之帝”并祧出，改以太祖为“始祖”，正居中南向之位，实现了太庙中独尊太祖并为其父兴献帝在太庙中腾出了空位，为兴献帝最终“称宗祔庙”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也正是因为在郊祀配享改制中导致在明朝帝统与庙统上均具有重要地位的太宗郊祀不得一配，极大影响了太宗朱棣的地位，为建文旧臣全面平反的思潮此后逐渐蓬勃发展起来，而以张璁为代表的很大一部分大臣虽然鉴于此前大礼议中杨慎等人的失败这次对世宗选择了屈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后来张璁虽然下台，但以张璁为代表的思想却被相当一部分大臣继承了下来。这在其后的明堂配享之议中促成了太宗朱棣的由“宗”称“祖”。

二、明堂配享促成太宗由“宗”称“祖”

嘉靖十年（1531年）世宗实现郊祀独配太祖后，并不意味着一切已经获得了完满的解决。嘉靖十五年（1536年），世宗恢复太庙“都宫之制”，兴献帝的“世庙”也已改称“献皇帝庙”，兴献帝“称宗祔庙”已经到了关键一步。要迈出这一步，世宗决定仍就先从郊祀方面入手，这就是明堂配享之议。

1、明堂配享“祖”、“父”之争的提出

明堂配享之议的提出是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六月，此事起于致仕扬州府通判丰坊之奏，丰坊在奏疏中表示：




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孝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




丰坊显然是揣摩到了世宗欲为其父兴献帝“称宗祔庙”的心思而上此奏疏，由于太庙已经于嘉靖十年（1531年）改以太祖为“始祖”，以德祖为“所自出之帝”，祧德祖，以太祖正居中南向之位。因此，丰坊在太庙已经为迎接兴献帝做好了准备的时候提出“复古礼，建明堂”从而为兴献帝正式“称宗”。

收到丰坊的奏疏后，世宗将之下礼部会议。礼部以时任礼部尚书严嵩为首，很快作出答复。严嵩等人的回答开启了明堂之议中的“祖”、“父”之争，即以太宗配享明堂还是以兴献帝配享明堂。

严嵩在答复中先追溯了明堂的历史：




自昔羲农肇祀上帝，或为合宫，或为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为明堂之制，视殷、夏加详焉。盖古者圣王以为人君，天之宗子，其事天也亦如子之事父，义尊而情亲，故制为一岁四享祀之礼，有冬至圜丘礼，有孟春祈谷礼，有孟夏雩擅礼，有季秋明堂礼，皆所以遵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亲之也。




然后，严嵩表示：




先儒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以后稷配焉，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以文王配焉，以亲文王也。”此周事然也，臣等及覆思，惟今日秋享之礼，国典有缺，委宜举行。但明堂之制，古汯难寻，要在师先王之意，自为令制。切惟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也，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南，正应古之方位穹窿閟侐，允称严祀。今明堂秋享之礼即以大祀殿行之为当（《明经世文编》“为当”作“则不颂改作，用工少而礼成不难矣”）。至于明堂配侑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诗传以为物成刑于帝，犹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于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




从这段可以看出，严嵩等人虽然表示“惟今日秋享之礼，国典有缺，委宜举行”，对举行明堂秋享之礼表示赞同，但他对新建明堂却并不积极，他们更倾向于利用已经兴建的建筑大祀殿行明堂之用。礼部之所以有这种想法，除了节省国力的现实考虑，也和前一阶段郊祀改制之议时世宗曾以大祀殿祈谷类比明堂配上帝相表里。因此，在行明堂之礼方面，以严嵩为首的礼部和世宗之间的分歧并不算太大，真正的分歧是在于“明堂配侑之礼”。虽然严嵩在追溯明堂历史时称周公以文王配明堂从而形成了“明堂配父”的制度，但他在之后阐述的内容却和这一制度并不相应。严嵩紧接着为了阐述礼部拟定的明堂配享之礼，先追溯了历史上的明堂配享情况：




汉武帝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时以高宗配，明皇时以睿宗配，永泰时以肃宗配，宋真宗以太宗配，仁宗时以真宗配，英宗时以仁宗配，皆世以递配，此主于亲亲也。




这些例子可以说都验证了自周以来的“明堂配父”原则，但接下来，严嵩话锋一转，又表示：




宋钱公辅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维体之君，有圣人之德者配焉。”于是既推周公之心为严父，又惟成王之心为严祖，是以司马孙忭诸臣执轮（论）于朝难，诸大贤倡议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




通过宋朝的先例，且周朝有自武王之后仍旧始终是文王配明堂而并未改以时君之父配享的既成事实，严嵩等又很自然地提出了“明堂配祖”之制，明堂配享的“祖”、“父”之争由此开始。有了这些铺垫，严嵩等人遂正式提出自己的本朝明堂配享之制：




我国家复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当配之帝亦惟二论而已。若以功德论，太宗文皇帝再造家邦，功符太祖，当配以太宗也。若以亲论，则献皇帝陛下之所自出也，陛下之功德，皇考之功德也，是当以献皇帝配也。




严嵩提出本朝明堂配享之制，既可以以太宗配，也可以以献皇帝配，似乎持中立意见。然而严嵩紧接着对献皇帝称宗表示了反对。严嵩认为，献皇帝一旦称宗，则必然要纳入帝统，进入太庙，因为“夫既已称宗则未有帝宗而不济附于太庙者” ，然而兴献帝仅为追尊之帝，并不符合纳入帝统的条件，因此“窃恐我皇考在天之灵亦有所不安者矣，臣等仰思圣训，远揆旧章，称宗说不敢妄议” 。

可以看出，以严嵩为首的礼部此时给出的方案和世宗的想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世宗本意是通过兴建明堂并以其父兴献帝配享明堂而最终促成兴献帝“称宗祔庙”。而礼部的方案无疑让世宗非常不满，在兴建明堂方面，严嵩等认为大祀殿可以利用，不赞同新建明堂。在明堂配享方面，严嵩等虽然提出以太宗配和以兴献帝配两个并存的方案，但严嵩随后在兴献帝称宗之事上否定了世宗，相当于否定了以兴献帝配享明堂，从而更倾向于为此前因为世宗郊祀改制而失去郊祀配享的太宗配享明堂，同时也堵死了世宗为其父兴献帝“称宗祔庙”的道路。因此，奏疏送入后，世宗很自然地表示：




明堂秋报大礼于奉天殿，行其配帝，务求归一之说。皇考称宗在今日不为过情，具古人未常概称其君为宗，近代皆若是，何在皇考为不宜？再会议以闻。




由于对结果很不满意，世宗下令再议。而此时户部左侍郎唐胄的上疏将明堂配享的“祖”、“父”之争推向了高潮。

2、唐胄上疏与明堂“祖”、“父”之争的高潮

户部左侍郎唐胄的上疏在明堂之议中对世宗的态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唐胄在奏疏中从几个方面对世宗复明堂并以其父配提出了全面反驳。

唐胄在奏疏开篇先称赞世宗“今我皇上创两郊、建九庙，使三代礼乐涣然复明于世”是“使（朱）熹及见之不知当如何以为颂也”的圣举。然而唐胄紧接着话锋一转，以周朝始终以文王配明堂而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以“时王之父”配为依据，同时以朱熹“只当以文王为配”与“只以有功之祖配之，后来第为严父说所感乱耳”的说法进行进一步佐证，明堂当以“有功之祖”配，“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明确对世宗希望以其父兴献帝配享明堂表示反对，主张以“有功之祖”太宗配享明堂。

然后，唐胄将话题转移到献皇帝称宗的问题上。唐胄表示世宗入继大统之初，廷臣“讲礼不明执为人后之说”，表示当时仅有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数人看出了问题，其意见也最为恰当。随后，唐胄引用了这九人的说法，归根结底的意见就是“献皇帝入祀大内者，以止生陛下一人，庙祀不可缺也。不敢祔庙者，以未为天子，大统不可干也”，明确反对兴献帝进一步“称宗祔庙”。

最后，唐胄就兴建明堂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虽然丰坊明堂之议虽未可从，而明堂之礼则不可废”，即不主张另建明堂但应存明堂之礼，“必季秋一大享帝于奉天殿而亲亲之义始备”。而对于奉天殿之礼的配享，唐胄认为：




自三代以来，郊与明堂各立所配之帝。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王（皇）帝功德之盛，上并帝王比之于周，太祖则后稷也，太宗则文王也，南北两郊及春祈谷皆奉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犹未有配，甚为缺典，故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必奉配太宗而后吾圣朝一代之大典礼始备，故臣谓坊明堂之礼不可废也。




至于兴献帝，唐胄则表示“若夫我皇考恭穆献皇帝，得皇上大圣人为之子，不待称宗，不待议配而专庙之享，亦足垂亿万世无疆之休矣” 。

可以看出，唐胄的上疏全面否定了世宗的意见，而在这众多意见中，唐胄为太宗郊祀争取配享的执着意见很值得重视，唐胄的“南北两郊及春祈谷皆奉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犹未有配，甚为缺典”可以说是说出了此前以严嵩为代表的礼部“若以功德论，太宗文皇帝再造家邦，功符太祖，当配以太宗也”话中没有说出的意思。即经过前一阶段郊祀配享的改制，虽然世宗压过内阁，强行推行了郊祀改制，南北郊及大祀殿皆独配太祖，罢太宗配享，但太宗此后郊祀不得一配的问题仍旧在大臣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特别是嘉靖十五年（1536年）太庙恢复“都宫之制”后，太宗于三昭庙之上以“文世室”为“万世不祧”，升高的地位更加凸显出其郊祀不得一配的不合理性，这也更刺激了明堂之议中大臣必欲为太宗在郊祀中争得配享的意见。

然而，无论唐胄的意见有着怎样的基础，怎样的合乎情理，他却以极其激烈的言辞全面否定了世宗为其父兴献帝争取“称宗祔庙”的意见。世宗对唐胄感到非常愤怒，他下旨怒斥唐胄：




兹所论诬礼无君为尤，文皇帝谁之祖？献皇帝谁之父？朕为人孙子，有轻重乎？其借朱熹为言，不遇箝子耳。朱子每叹君臣终不若父子，臣之于君，未见真如子之于父也，人臣之于君固多不同人子，然未有甚于胄者，动曰“时君，时君”，不立则祖统何入继？况疏内将皇考尊谧（谥）擅改，又以张子敬避君奏赐写，肆欺不道，下锦衣卫拷讯！




世宗下令礼部再议。有了唐胄的前车之鉴，礼部决定先避开敏感的献皇帝“称宗祔庙”问题，“先议配帝之礼，言”：




考季秋成物之旨，严父配帝之文，献皇帝配帝侑食，允合周道。




可以看出，有了唐胄的前车之鉴，以严嵩为首的礼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软化，在明堂配享问题上，礼部不再坚持以太宗配享并转而为以兴献帝配享寻求合理的解释。对于礼部的反馈，世宗表示：




明堂秋报大典，当以严父配帝之文为正本，与郊礼不同。人孰无父？其父即祖，兹礼自朕行，宜奉皇考配上帝。




严嵩等见世宗态度，立即借机复奏太宗郊祀不得以配的问题，提出“高皇帝作配圜丘，皇考作配秋享，无容议矣。文皇帝继体首君，祀天享帝，独少一配，似有未安”，严嵩等还进一步提出解决方案，即：




臣等窃谓，孟春祈谷，可仍用廑祭之义于大祀殿举行，恭奉皇祖文皇帝配祀。冬至以太祖，孟春以文祖，季秋以皇考，如此则礼文周悉，诚孝流通，义皇上爱亲敬祖之心两无所憾矣。




从以严嵩为首的礼部提出的“冬至以太祖，孟春以文祖，季秋以皇考”的方案可以看出进一步看出太宗郊祀不得一配的问题在众臣中存在的巨大反弹意见，世宗则进一步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根深蒂固，因此他必须对太宗的问题给予交待，加之此时太宗在太庙中又已经享有了超越在三昭庙上的“万世不祧”的“文世室”，因此世宗此后未太宗由“宗”称“祖”就显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唐胄将明堂配享之议推向了高潮，但他也终于促成了太宗评价与地位问题的解决。

3、《御制明堂或问》与太宗由“宗”称“祖”

面对唐胄上疏后大臣中越发高涨的对太宗郊祀不得一配的意见，世宗虽然在献皇帝“称宗祔庙”问题上借助严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他仍就意识到必须就这两个问题给予大臣们一个全面的答复，因此世宗“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在《御制明堂或问》中，世宗针对大臣在明堂之议中的各种意见做了针对性的回答，这实际也是世宗的一种宣示。在文中，世宗主要针对两方面的意见进行了回答，其一，针对对献皇帝“称宗祔庙”的质疑，世宗全面阐述了献皇帝“必称宗必祔庙”的观点。其二，就是针对太宗郊祀配享的问题了，这里主要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阐述。

首先，世宗针对“配帝为难，将欲奉太宗配，庶几可以服天下？”的意见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每思不知视太宗为何如之主？今日圣灵在天，犹昔日御世一般。太宗本时君之远祖，以父近之亲宗，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为亲经所未闻，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后世，但世愈降道愈湮，文人学士之心一日昧于一日，但骋比舜文矣，智恣已胡为，上箝君父，下愚细人，此非难者决不可行之礼也。




世宗将太宗定位为“时君之远祖”认为将之配享明堂是降低了太宗的规格，从而否定了大臣们执着于太宗配享明堂的正当性。然而太宗的配享问题仍旧必须解决，因此，世宗针对“时人但为太宗不得一配为争耳”的问题进行了如下回答：




此说不是尊崇之实，假借以制时君，又上欺太宗为无道之甚。夫假借制君之罪固重，上欺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始祖，太祖也，始祖故配郊也。今日之严父，献考也，严父故配明堂也。此文人亦知之明，明知太宗即不可上并始祖，又不降拟近亲，故曰：‘所谷可一奉配，又欲复屋下以重明堂之祭’，此强牵妄拟，欺愚君上，是人为哉？”问曰：“若是说者，则太宗永无配享之典，汝宁忍之哉？”答曰：“礼之正所当为者，不可避不可让也。避则自诡，让则负天。礼之不正不当为者，不可妄不可欺也。妄则自失，欺则诈情以事神，神必不欲圣人教人如是耶。”问曰：“太宗功兼创守，将何以报之哉？”答：“我太宗当皇祖初定之中，又值建文所坏，复兴起之，便是再创一般。今同太祖百世不迁，此乃报崇之正，然称号太宗未免无异于列圣，当以祖字列之，庶见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谓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令（今）概以宗尊之，太宗所谓有功者焉可同宗称之，此当别之者也云。




世宗明白“明知太宗即不可上并始祖，又不降拟近亲”，“若是说者，则太宗永无配享之典，汝宁忍之哉”，“太宗功兼创守，将何以报之哉”这些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解决。因此，世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全面提升太宗的地位，既然太宗已有“我太宗当皇祖初定之中，又值建文所坏，复兴起之，便是再创一般”这样的“祖”之实，那么就让太宗由“宗”称“祖”，加之太宗此前已经在太庙中享有了“文世室”的“万世不祧”地位，也使得这更加顺理成章了。

对于世宗的《御制明堂或问》，严嵩完全转变为支持世宗，全面向世宗屈服，严嵩随后在《遵照<御制或问>献皇帝称宗、文皇帝称祖议》中，不仅完全支持献皇帝“称宗祔庙”，对于太宗由“宗”称“祖”问题，严嵩也完全支持，严嵩在文中说表示：




臣等切惟古礼，宗无定数，惟非有功者不得而祖之。汉人称祖者二，高帝称高祖，其后光武庙号世祖，说者谓光武再造炎刘，功崇业矩，故无二祖之嫌。我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鸿业，功莫大焉，既已宗称，于义诚若未尽，尊称为祖，圣见允宜。




如此，太宗朱棣由“宗”称“祖”遂最终确定。世宗心满意足，唐胄也终于得以释放，虽然法司拟定唐胄“赎杖还职” ，但世宗“诏特黜为民” 。

其后，世宗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初一日发布上谕：




朕为我国家之兴，始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艰难，则我皇祖文皇帝也。二圣同创大业，功德并焉，宜称祖号。我皇考献皇帝躬备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祖位宜荐宗称。矧今大享已成，议奉皇孝（考）配将。当举事之期，先用荐上鸿号，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以十一日行礼尊皇孝（考）庙号为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同日异时行礼，九日预告郊庙、社稷，二十一日恭举大亨（享）明堂之祀于奉天殿，奉皇考睿宗献皇帝配上帝，是日礼毕，即诏示天下所有礼仪、礼部，会同翰林院恭议以闻，敬哉！




至此，世宗终于实现了献皇帝“称宗祔庙”与太宗由“宗”称“祖”而为成祖，太宗郊祀配享问题也获得了解决。世宗对大臣有了交待，献皇帝“称宗祔庙”的问题此后也就颇为顺利的获得了解决，世宗终于实现了兴献王一系“生为帝统，死为庙统”的目标，大大强化了自己入继大统的合法性。至穆宗隆庆年间，罢明堂，然而世宗其后通过以孝烈皇后预先祔庙并祧仁宗稳固了献皇帝在太庙中的地位，直至明亡，睿宗都在太庙中占有一席之地。

小结

明太宗朱棣在嘉靖年间地位与评价的变化，郊祀与明堂之议可以合并看为一部分，正是因为郊祀配享罢太宗配享才会导致在其后的明堂配享之议中大臣针对太宗郊祀配享问题的强烈的反弹。而这两次礼制之争，也反映为大臣间的权力斗争。

在嘉靖九年（1530年）第一阶段的郊祀配享之议中，以张璁为首的内阁虽然赞同世宗改天地合祀为四郊分祀，但他们坚决反对罢太宗郊祀配享，坚持天地之祀中应该有太宗的配享地位。然而，这与世宗希望通过修改郊祀配享而独尊太祖，并进而在太庙中实行独尊太祖，从而祧仁祖为其父兴献帝在太庙中腾出空位的设想相冲突。夏言则趁此机会异军突起，以自己在礼仪方面的雄厚学识给予了世宗有力的支持，帮助世宗达成了既定目标。夏言也因此崛起成为了新一代的“议礼新贵”并最终取代张璁成为了内阁首辅。

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明堂之议中，情况则又发生了变化。时任礼部尚书严嵩在明堂之议中充分体会到了世宗的威权，原本倾向明堂应以太宗配享的严嵩转而完全屈服于世宗，为世宗的明堂之议寻求各种论据支撑不仅帮助世宗实现了目标，也帮助世宗解决了由于太宗郊祀不得一配而在大臣中产生的反响。严嵩也由此获得了世宗的信任并在其后成为了嘉靖朝一位颇为著名的内阁首辅。另一方面，由于严嵩在这一过程中的迅速屈服，也使他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严嵩此后的“奸臣”形象可以说从此时已经开始被塑造了。

可以说，嘉靖朝对太宗朱棣这位远祖进行的种种行动都是基于当前的政治需要，在世宗方面，是为了其父兴献帝的“称宗祔庙”，在大臣方面，则是为了攫取大臣的最高权力。而在嘉靖年间在郊祀、明堂之议中针对太宗朱棣地位而进行种种激烈争论的同时，贯穿其中同时进行的还有世宗在庙制方面进行的改制，此外，嘉靖朝为建文旧臣平反的思潮也从侧面促使了世宗对太宗朱棣的重新定位，这两个因素与郊祀、明堂配享之议共同促成了太宗朱棣由“宗”称“祖”。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

三、庙制改革与太宗由“宗”称“祖”

与郊祀、明堂之议相应，贯穿其中的嘉靖年间的庙制改革也对太宗由“宗”称“祖”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其进行分析也很必要。在分析嘉靖年间的庙制改革前，有必要先对此前明朝庙制的变迁进行一下追溯。

1、嘉靖之前的明代庙制变迁

洪武时期太庙制度的变化，分为“洪武初制”与“洪武定制”。

吴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建成吴王四亲庙，其制：




太庙成，四祖各为庙。德祖居中，懿祖居东第一庙，熙祖居西第一庙，仁祖居东第二庙。庙在宫城东南，皆南向。每庙中奉神（主），东西两夹室、两庑、三门，门皆设戟二十四，外为都宫正门。（门）之南为斋次五间，斋次之西为馔次五间，俱北向。门之东为神厨五间，西向，其南为宰牲池一，南向。




“四祖”为朱元璋追尊的四位先祖，分别是太祖朱元璋的皇高祖考德祖、皇曾祖考懿祖、皇祖考熙祖与皇考仁祖，其中德祖辈分最高，故为“始祖”，在四庙中居中。而这种为每位先祖单独建庙并按照昭穆次序排列为群庙的形制即所谓“都宫之制”。次年（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于应天（今江苏省南京市），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吴王四亲庙就自然成为了明初太庙。此时四庙位置如图所示：

明初四庙图

这就是明朝太庙的“洪武初制”。

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朱元璋以“四时之礼皆于太庙，以未尽事生之意，乃建奉先殿于内以伸朝夕罔极之思” ，形成了“国家有太庙，以象外朝；有奉先殿，以象内朝” 的制度。同年七月，朱元璋又以“祖宗神室旧建皇城东北，愚昧无知，始建之时，未尝省察，是致地势稍偏” 而决定“兹度地阙左” 重建太庙。朱元璋此次重建太庙不再采用原吴王四亲庙的“都宫之制”，而是决定采用“同堂异室”制立九庙，重建的太庙其规制为：




其庙制按唐宋为正殿同堂异室，殿东西为两庑，殿之后为寝殿，前殿之前为正门，左右为角门，正门之前为灵（棂）星门。




“同堂异室”制为不建群庙，仅建一座正殿、一座寝殿，在殿中隔出九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以供奉先祖神主。此制起源于东汉，东汉光武帝刘秀驾崩后，其子明帝为其立世祖庙。明帝临终，以遵俭不起寝庙，而藏主于世祖庙更衣，其子章帝亦沿袭此制，遂产生了一庙祀多主的新庙制。此制经魏晋延续，唐宋发展，遂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同堂异室”的新太庙制度。与“都宫之制”相比，“同堂异室”不仅更为节省土木之费，更可使祭祀空间集中、紧凑，一日即可遍祭，便于施祭行礼。朱元璋以“同堂异室”重建太庙，既有节省民力的现实考虑，也可视作他消除国内蒙古影响，恢复唐宋礼乐制度政策的一部分。

洪武九年（1376年）十月，新太庙建成，依昭穆次序奉安神主：




德祖玄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中，南向；懿祖恒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东，西向；熙祖裕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西，东向；仁祖淳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东，西向。




寝殿位次一如正殿，俱南向。九庙其余五庙以待新主。至此，明初庙制在朱元璋的建设下除了九庙之数因客观原因未能完备外，以“同堂异室”为特征的明朝太庙制度基本建立了起来，“洪武定制”基本稳定了下来。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庙号太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改元“建文”，是为惠宗 。惠宗祔太祖神主于太庙，正殿中太祖神座次熙祖，东向，寝殿中太祖神主居西二室，南向。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惠宗追尊其父懿文皇太子朱标与元妃敬懿皇太子妃常氏为兴宗孝康皇帝与孝康皇后，亦祔太庙。正殿中兴宗神座应位于仁祖之次，西向，寝殿中兴宗神主应位于东三室，南向，遵用“洪武定制”。直至朱棣以“靖难”夺取皇位，明朝庙制才又迎来了一次变革。而正是因为洪武时期庙制由“都宫之制”变为“同堂异室”，为后来世宗将庙制改回“都宫之制”，复又改回“同堂异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祖制”。

惠宗朱允炆即位后，厉行削藩。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利用惠宗削藩时的策略失误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经过四年的艰苦交战，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率军兵临南京城下。谷王朱橞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入朱棣，惠宗于宫中举火逊国，不知所终。朱棣即位，建元“永乐”，是为明太宗。正是因为朱棣以篡位登极，“小宗入祧大宗”，因此他急切地在帝统与庙统两方面塑造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庙制变动。另一方面，随着朱棣在位时期营建并迁都北京，南北两京皆立太庙，由此明朝出现了“一天下而有二庙、二主”的格局。下面分述这两方面。

朱棣以藩王身份篡位登极，因此在他即位后，自然十分急切地希望在帝统与庙统两方面塑造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表现在帝统上，朱棣主要采取的措施就是“革除建文”。朱棣即位后，立即宣布不承认朱允炆的合法性，宣布“仍以洪武纪年” ，从建文四年六月开始遂改称洪武三十五年。对于建文年间进行的各种制度变革，朱棣也宣布：




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




而对于朱允炆本人，朱棣则既不给予他谥号也不给予他庙号，甚至不为他编写实录。不仅如此，朱棣还于建文四年（1402年）自己刚即位不久和永乐九年（1411年）两度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全面篡改并抹黑建文君臣并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朱棣完全将朱标—朱允炆一系排斥在了帝系正统之外并全面抹去了朱允炆曾合法存在的一切痕迹。

然而要在全面塑造自己的合法地位，朱棣不仅仅需要在帝统上革除建文，既然“生为帝统，死为庙统”，朱棣就必须还要在庙统上采取措施，而朱棣在庙统上采取的措施就是撤出兴宗夫妇、排斥惠宗祔庙并加尊太祖夫妇。

前已述及，朱允炆即位后即追尊其父懿文皇太子朱标与元妃敬懿皇太子妃常氏为兴宗孝康皇帝与孝康皇后并依昭穆次序升祔太庙。朱棣于刚即位的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就下令废除朱允炆的追尊，仍沿用旧谥号称“懿文皇太子”与“敬懿皇太子妃”，同时“以主置陵园” ，将之迁出太庙。而对于朱允炆的生母，朱标的继妃，朱允炆尊为太后的吕氏，朱棣下令仍称她“皇嫂懿文太子妃”并让她居于朱标的陵园。既然朱棣从太庙中迁出了朱标又不给予朱允炆谥号与庙号，自然不可能让朱允炆祔庙，从而就完全将朱标—朱允炆一系排斥在了“庙统”之外，太宗朱棣以后祔庙则居于太祖朱元璋之后。如此，朱棣在帝统与庙统两方面都将自己塑造成了皇位直承太祖，以“父死子继”的名义塑造了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这一点后来也为世宗所借鉴，世宗在自己入继大统所根据的“兄终弟及”有缺陷的情况下通过对其父兴献王的追尊并称宗入庙，让其父兴献王与孝宗构成无缺陷的“兄终弟及”同时在自己与其父之间构成“父死子继”，从而完善自己的合法性。

除了排斥建文一系，朱棣在庙制上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加尊太祖夫妇。朱允炆为朱元璋上谥号“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马皇后谥号“孝慈高皇后”。朱棣分别加谥朱元璋“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不变，加谥马皇后“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太宗朱棣如此做意在宣扬自己乃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所生从而谋求嫡出身份从而进一步谋求即位的合法性。关于朱棣生母的问题，傅斯年先生有《明成祖生母记疑》，吴晗先生有《明成祖生母考》，此不赘述。然而朱棣此举也为后来世宗为在太庙中独尊太祖而再一次加尊太祖夫妇提供了借鉴。

永乐时期的另一次庙制变动是由朱棣营建并迁都北京引起的。朱棣于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以北平为北京” ，“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 。其后，朱棣开始了对行在北京的营建并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式迁都北京。关于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笔者在拙作《阴影下的大帝——明太宗朱棣》第三章第八节“迁都北京”中有专门论述，大体包括打击蒙古的军事需要，北京优越的建都条件和朱棣对北京的特殊感情三方面。而随着明朝两京制的建立，北京成为明朝的新都城，北京新建的郊坛、太庙、社稷坛乃成为太子亲祀之地，南京原有坛、庙仍然举行祀典，形成了“一天下而有二庙、二主”的格局，直至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南京太庙毁于火灾，遂合并供奉于北京奉先殿，双庙制才复归于合一。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驾崩，其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他为朱棣上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即于洪熙元年（1425年）去世，其子朱瞻基即位，改元“宣德”，是为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太宗神主祔庙，正殿神座居仁祖之次，西向，寝殿居东第三室，南向。宣德二年（1427年）五月，仁宗神主祔庙，正殿神座居太祖之次，东向，寝殿居西第三室，南向。其后明朝庙制进入了稳定的依次升祔阶段，宣宗、英宗皆依次祔庙，直至孝宗即位，九庙已满，欲升祔宪宗，必先议祧，遂有祧庙之建及祧迁制度的确立，明朝庙制由此进一步完善，而太宗也由此逐渐拥有了“万世不祧”的地位，直至世宗开启庙制改革。

明太宗朱棣确立以自己一系为主的庙统并迁都北京后，明朝庙制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太宗、仁宗、宣宗、英宗皆根据“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数”的既定规则依次祔庙。

“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数”是指太庙中神主摆放位置的规则，“始祖”居中南向，其后的皇帝，若两任之间为父子关系，则二人的神主按照“左昭右穆”的规则分居“始祖”两侧，即倘若父亲居于昭位，则其子居于穆位。具体反映在明朝庙制上，在嘉靖改制前，“始祖”为德祖，其在太庙正殿与寝殿中皆居中南向，“左昭”为太庙东侧四庙，“右穆”为太庙西侧四庙。在正殿中，昭位神座皆西向，穆位神座皆东向，面向“始祖”，而在寝殿中，所有神主皆南向。除了“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数”为针对先后两任为兄弟关系的皇帝制定的祔庙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兄弟二人应同庙供奉，世宗之前仅英宗、代宗 二人出现“兄终弟及”，然二人虽为兄弟先后即位，但代宗于夺门之变后被废，英宗复辟后不承认其为皇帝，亦排斥其祔庙，宪宗即位后虽恢复其皇帝地位，却仍未将其祔庙，因此，至世宗追崇生父兴献王之前，明朝庙制中并未出现“兄弟同世数”的情况。所谓“祔”，即孝子致死者神灵于祖庙的祭典。经过“祔祭”，逝去的先人遂列于祖灵之列。因此，死者未祔之前，子孙以人事事之，“祔”后，则以鬼神事之。神主须经过“祔祭”，始被赋以祖灵象征的意义。

至孝宗即位，太庙九庙已经升满，“始祖”德祖居中，东侧昭位依次为懿祖、仁祖、太宗、宣宗，西侧穆位依次为熙祖、太祖、仁宗、英宗。以寝殿为例，绘制此时九庙位次如下图所示：

英宗 仁宗 太祖 熙祖 德祖 懿祖 仁祖 太宗 宣宗

寝殿

宪宗即位后至孝宗即位时太庙九庙位次图

孝宗即位，欲升祔宪宗，在太庙九庙已满的情况下，宪宗祔庙必先议祧。《礼记·祭法》云：“迁主所藏曰祧”，祧为按照亲尽则毁的原则，将毁主迁出，别庙而藏，是为祧迁，藏毁主之庙为祧庙。新主祔庙，除了会导致祧迁，九庙昭穆次序也会因为旧主祧迁，新主祔庙而出现相应的调整。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孝宗刚即位不久，宪宗升祔议祧，礼部初步制定祧迁规则如下：




德祖尊为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万世不祧，懿祖而下依次递迁，寔惟古制。今伏遇宪宗纯皇帝当升祔太庙，懿祖皇帝神主义当奉祧，谓宜于太庙寝殿之后略仿古夹室之意别建一庙以事奉藏，况古有祫祭谓合祧庙与未祧之主于太祖之庙而祭之，故为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于岁暮之祭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旧位以享祫祭之礼，则每岁一祭视古三年一祫，于礼为有加矣。但今宪宗纯皇帝神主升祔在迩而太庙后殿一时未及营建，臣等欲暂请懿祖皇帝神主奉安于德祖皇帝室内之左，西向，以俟后殿之成，此亦古所谓毁庙之主藏于太祖之庙之义也。




从此一规则我们可以看出，孝宗朝制定的祧迁规则中，太庙中有三位“万世不祧”之主，分别为“始祖”德祖与“功德隆盛”的太祖、太宗。所谓“万世不祧”，即跳出昭穆次序，虽亲尽也不奉祧。德祖为庙统之始，太祖为开国之君，理当“万世不祧”。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具备此二项条件的太宗也在此时以“功德隆盛”为由被定为“万世不祧”，而此后明朝也延续了这一规则，由此既能够看出太宗之后的明朝皇帝深知太宗在庙统上具有与开国之君相似的重要地位，也能够看出世宗让太宗由“宗”称“祖”而为成祖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不能单纯视为为太宗谋求“万世不祧”的地位。此时由于祧庙未建而宪宗升祔在即，因此礼部建议先奉懿祖神主于德祖之室以为宪宗腾出位置，孝宗批准了这一方案，宪宗在十二月祔庙。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二月，懿祖神主奉迁至德祖室内之左，西向，熙祖以下依次递迁，重新按照昭穆次序调整了位置，熙祖由穆位进至昭位，由西一室而进东一室，仁祖则由昭位降至穆位，由东二室至西一室，太祖则由西一室至东二室，太宗由东三室而西二室，仁宗由西三室而东三室，宣宗由东四室而西三室，英宗由西四室而东四室，宪宗则升祔空出来的西四室，居宣宗之次，东向，寝殿调整一如正殿。祧庙建成后，遂正式奉祧懿祖神主于祧庙。仍旧以寝殿为例，因升祔宪宗，祧迁懿祖并依昭穆次序调整后的太庙九庙位次如下图所示：

宪宗 宣宗 太宗 仁祖 德祖 熙祖 太祖 仁宗 英宗

寝殿

升祔宪宗，祧迁懿祖后的太庙九庙位次图

此后，武宗朝升祔孝宗，祧熙祖，世宗初年升祔武宗，祧仁祖皆如孝宗朝制定的祔庙及祧迁规则，至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升祔武宗并祧仁祖后，太庙九庙位次如下图所示：




武宗 宪宗 宣宗 太宗 德祖 太祖 仁宗 英宗 孝宗

寝殿

升祔武宗，祧迁仁祖后的太庙九庙位次图

至世宗开启庙制改革前，德祖、太祖、太宗并为“万世不祧”，由正殿、寝殿、祧庙组成的“同堂异室”的明朝庙制已经完善。

2、世宗开启庙制改革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死后无嗣，甚至既无皇子也无同父兄弟，皇位继承因此只能从皇族旁支中进行选择，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遂以《皇明祖训》中的“兄终弟及”为依据，以武宗遗诏迎立孝宗之弟、武宗之叔兴献王朱祐杬（薨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之子朱厚熜入继大统，是为明世宗。然而武宗与世宗乃是堂兄弟，世宗为武宗堂弟，并不符合《皇明祖训》中“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 的条件。对于这一缺陷，以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提出的解决方案为让世宗先入继为孝宗之后嗣再继承大统，然而世宗坚持只继统而不继嗣，“大礼议”由此开始，而一场以追尊生父兴献王并让其“称宗祔庙”为终极目的的复杂、持久的庙制改革也几乎同时展开。

世宗本人亦深知自己入继大统的“兄终弟及”名分存在致命缺陷，但出于罔极孝思的目的，世宗既然坚持继统不继嗣，那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达成自己对本生父母的孝思，世宗必须追尊乃父为帝并让其“称宗祔庙”，在帝统与庙统上让兴王一系都名符其实地进入大宗，这样让孝宗与兴献王构成相对合理的“兄终弟及”，自己则得以以“父死子继”的名义合理的从其父兴献王那里接过皇位，强化自己的合法地位。然而，杨廷和等人既然从一开始就不赞同世宗继统不继嗣，世宗追崇生父的道路必然充满曲折。

兴献王庙祀问题是“大礼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在“大礼议”之初，世宗首先解决的是为兴献王争皇争考的问题，至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已经实现追尊乃父兴献王为兴献帝并称其为“本生皇考”的目的后，立庙之事才逐渐成为焦点。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礼疏》，提出：




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循明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武宗皇兄，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




同年四月，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大礼论》主张兴献帝应别庙而祀。

然而桂萼、方献夫的建议立即遭到以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石珤为代表的众臣的极力反对，他们于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上《建室议》，要求“请罢建室之议，立庙安陆，而以（桂）萼、（张）璁付法司论治” 。

世宗对于群臣的阻挠十分不悦，坚持立庙京师，“见奉先殿西空室，所司其亟修葺以尽朕岁时迫切之情” 。奉先殿西室修葺完成后，世宗定名“观德殿”并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迎献皇帝神主于京师，奉安于观德殿。观德殿之祀迈开了兴献帝“称宗祔庙”的第一步，然而观德殿之祀在具有临时性的同时还具有两重性。世宗虽然在观德殿仿太庙设笾豆、乐舞，但观德殿位于奉先殿之侧，在祭祀上仍属内殿之祀。观德殿之祀的内外双重性自然让孜孜以求将兴献帝升祔外朝太庙的世宗不能满意。

为了进一步使兴献帝“称宗祔庙”，世宗必须对观德殿之祀进行变革。嘉靖四年（1525年），平凉主簿何渊改任光禄寺丞，至京上书，请求依周朝立文世室、武世室并合始祖后稷为百世不迁之义，立世室以崇祀兴献帝于太庙。对于这一直接将兴献帝祔庙的建议，世宗自然大喜过望。于是世宗立即令廷臣会议。然而出乎世宗意料的是，包括张璁、桂萼、席书等议礼新贵在内的廷臣却无人赞成别立世室让兴献帝祔庙。张璁认为世庙为私亲庙，亲尽则毁，不可比拟世室。礼部尚书席书更直称：




太祖拟文世室，太宗拟武世室，今恭穆献皇帝由藩王追称帝号，未为天子，未有庙号，（何）渊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以祀太庙，此其言之不经一也。




席书明确表示只有太祖、太宗才符合“百世不迁”的世室要求，合始祖德祖为“万世不祧”，献皇帝乃由藩王所追尊，不可立世室以祔庙。世宗对此十分不满，下令再议，甚至命内官传谕席书，表示兴献帝必须祔庙。孰料群臣依旧抗议不可。在如潮的反对声中，世宗无奈，只好先与廷臣达成妥协：




礼臣乃会议立庙京师，别为祭享，亦无不可，且引汉宋故事为证，上亲定其名为世庙。




世庙之建是世宗在谋求直接让兴献帝祔庙失败后的一种妥协，此后，世宗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他又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庙制改革，这让他不仅达成了让兴献帝“称宗祔庙”的目的，也使他不得不将本来“万世不祧”地位十分稳固的太宗朱棣由“宗”称“祖”以维持其地位。嘉靖朝真正的大规模庙制改革由此拉开序幕。

3、太庙复归“都宫之制”与太宗“万世不祧”

世宗既然以为其父兴献帝“称宗祔庙”为庙制改革的终极目标，那么嘉靖四年（1525年）的兴献帝别立世庙就不可能让世宗满意并就此罢手。因此，从嘉靖九年（1530年）开始，一场伴随着祀天仪式改革的大规模庙制改革由此开始。

嘉靖九年（1530年）开始，世宗以复古礼、遵周制为名进行了郊、庙等祭礼改制，庙制改革又在郊祀改革之后，而郊祀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祀天仪式的改制。

《大明集礼》开篇即云：“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 。洪武十一年（1378年）前，明太祖实行天地分祀，洪武十一年（1378年），太祖改为天地合祀，由此一直延续至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九年（1530年）以前，明朝在祀天中实行天地合祀，太祖、太宗并配的制度。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改祀天为洪武初年的天地分祀并罢太宗配享，以太祖独配。这使太宗长期与太祖并尊的地位受到第一次冲击，同时也是世宗为其后在庙制改革中进一步实行独尊太祖并祧德祖做准备。

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世宗“亲为《大禘图》，以高皇帝为始祖，以德祖为所自出之帝” 。世宗既改太祖为“始祖”而以德祖为“所自出之帝”，太祖自应正南向之位且德祖已无不可祧之理。于是世宗很快就以“太祖高皇帝四时享祭以压于德祖，不得正南向之位，太宗文皇帝而下以同堂异室，每（岁）祭止东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礼” 为由命祧德祖，太祖于太庙正殿以“始祖”身份居中南向，寝殿中太祖神主亦移至中一室，太宗以下依次奉迁。

世宗必欲祧德祖而使太祖正南向之位，其原因正如郑晓所言：




睿宗（即兴献帝）升祔，不得不祧德祖，以故九庙太祖居尊。




太庙独尊太祖之前，德祖、太祖、太宗并为“万世不祧”，世宗欲为兴献帝腾出空位，只能祧仁宗，然而根据“亲尽则祧”的原则，九庙七世方为亲尽，仁宗至孝宗、兴献帝仅五世，不能祧迁仁宗。因此，只有祧迁德祖才能为兴献帝腾出位置。

世宗处心积虑终于达成了在太庙中为兴献帝腾出空位的目的，但他的这一系列做法却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个附加后果，德祖既祧，太祖又以“始祖”身份居中正南向之位，不再与太宗构成“父子异昭穆”的关系，加之祀天中世宗又罢太宗配享而以太祖独配。由此就打破了自孝宗以来形成的德祖、太祖、太宗并为“万世不祧”的地位，形成了实质上太祖独为“万世不祧”的格局，太宗的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了。虽然从此后世宗的做法可以看出这是深知太宗特殊地位的世宗的无心之失，但这却是客观上造成的现实。然而既然世宗本身并无此意并在此后改太庙复归“都宫之制”时出现的为太宗别立一庙于太庙东，百世不迁，不在昭穆之数的方案，这也就使补救成为可能。而紧随而来的让太庙复归“都宫之制”的行动，世宗在让兴献帝祔庙的同时也尝试再度强化太宗的地位以进行补救，可惜此次补救并不完备，此后遂有世宗为太宗朱棣由“宗”称“祖”以再次补救。

世宗在太庙中成功为兴献帝腾出空位后并没有急于让兴献帝“称宗祔庙”，此后，他又进行了一项重要改革，让太庙恢复洪武初期的“都宫之制”。嘉靖十年（1531年）九月，世宗御文华殿东室明确面谕大学士李时、瞿銮，尚书汪鋐、夏言，表示：




天地百礼祀典已厘正，宗庙之制尚未尽善。夫父子兄弟同处一堂，在礼非宜。我太祖初立四亲庙，后因合祭天地，始定同堂异室之制，今当复之。




世宗正式提出太庙应恢复“都宫之制”，孰料李时等人皆言不可。他们认为“都宫之制”虽是古礼，但“今太庙规模雄伟，一旦改作，恐事体重大，未可轻易言” 。世宗其后又提出可以不动正殿、寝殿、祧庙三殿，仅以两庑稍存其义。世宗同时说出了自己的另一层考虑：




朕思皇考南面专享世庙之祀，而太宗以下列圣乃东西面，不得专纪（祀）。《书》称：“祀无丰昵”，朕心未安。




此后，夏言提出太庙两旁空地不够，若定要恢复“都宫之制”，应该慎重重新择地营建。对于夏言的意见，世宗不好反对，于是表示让他们尽快选择善地以便营建。庙制改革遂搁置了下来。

世宗此次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从此次讨论已经可以看出世宗一定要让太庙恢复“都宫之制”就是为其后让兴献帝正式“称宗祔庙”做准备。兴献帝的世庙本为有别于太庙的私亲庙，世宗却以兴献帝于世庙南面专祀而太宗以下诸帝与太庙东西相向，并不对等为由论证太庙应该恢复“都宫之制”，由此可以看出，世宗并没有将世庙看作有别于太庙的存在而是有意模糊其界限。世宗此次未能达成目标，他自然不会就此罢手。

延至嘉靖十一年（1532年）三月，世宗见礼臣毫无动静，于是下旨催促：




郊庙大礼系国家重典，朕于天地百神祀典俱已厘正，惟宗庙之礼尚袭同堂异室之制，未能复古，于心歉然。




此次世宗决定仍沿袭嘉靖十年（1531年）九月讨论的方案，“今太庙前堂后寝，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世数、庙次，卿等可会官相度两庑议处规制以闻” 。世宗不再催促礼官另择善地而是仍旧决定于太庙两庑兴工，显然是看出了夏言等人上次只是在借故拖延。此次，张璁等人知道无法再搪塞了，遂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四月议奏：




太祖高皇帝功隆德懋，与天无极，已奉为太庙始祖，特正南向之位。惟太宗文皇帝定鼎北都，建子孙万世大业，功德与太祖比隆，当别立一庙于太庙东，百世不迁，拟之周文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数。其昭穆六庙以东西地狭，虽设寝殿，每庙但容正殿五间，以其后半为藏主之所，太宗世室直北与太庙后墙等齐，此皆委曲议处迁就地势，期于仰承德意，光复古典。




张璁等人在提出完整方案的同时也提出若如此操作，必然要“委曲议处迁就地势”，其结果恐不能让世宗满意，世宗斟酌再三，只好再度作罢。值得注意的是，世宗此后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正式恢复“都宫之制”时正是在此次张璁的方案上稍加修改后制定的新庙制。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世宗对张璁等人此时的方案是赞成的，而这个方案中值得注意的就是为太宗别建世室。

席书在嘉靖四年（1525年）就提出太祖比之周文王的“文世室”，太宗比之周武王的“武世室”为百世不迁，彼时德祖尚为“始祖”并与太祖、太宗并为“万世不祧”，自然如此对应。如今德祖已祧，太祖也以“始祖”身份正居中南向之位，此时欲将太宗特化出来，自然只能对应周文王的“文世室”了，“武世室”则并未营建。

世宗君臣此时都认为应该再次强调太宗以“功德与高皇帝比隆”而应别立世室而拥有“万世不祧”的地位，显然是他们都看出了因为此前种种独尊太祖的改制已经造成太宗在太庙中地位严重削弱的现实，而太宗“定鼎北都，建子孙万世大业”的地位及他以藩王继位的身份都使世宗君臣不能坐视其地位持续削弱。别建世室不失为一个补救的好方案，此方案在嘉靖十三年（1534年）实行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再度巩固了太宗的地位，但也正是因为世宗的这一方案，又使补救变得并不完备，世宗此后只能让太宗朱棣由“宗”称“祖”而再次进行补救。

嘉靖十三年（1534年）六月，南京太庙发生火灾，南京礼部尚书湛若水请将南京太庙香火合并于南京奉先殿，重建太庙并补造列圣神主。世宗终于等来了梦寐以求的恢复太庙“都宫之制”的机会。世宗在尚书夏言的默契配合下定下了南京太庙不必重建的基调。世宗同时抓住机会，正式决策在北京以“都宫之制”兴建太庙并改建献皇帝庙，南京太庙合并供奉于北京奉先殿，结束了自太宗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形成的“一天下而有二庙、二主”的格局。

嘉靖十三年（1534年）九月，世宗为了不再出现上两次廷臣阻挠的情况，不经廷议，钦定新庙制如下：




庙寝不必相去远，即前堂五间，向后丈许，接寝室三间，义亦在矣。……太庙南，左为三昭庙与文祖世室而四，右为三穆庙，群庙各深十六丈有奇，广十一丈有奇。世室寝殿视群庙稍崇而纵横深广与群庙等，列庙总门与太庙戟门相并，列庙后垣与太庙祧庙后墙相并。……增拓世室前殿视群庙崇四尺有奇，深阔半之，寝殿视群庙崇二尺有奇，阔深如之，规制闳矩，夐与群庙异。




嘉靖十四年（1535年）二月，太庙工程正式开始，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月最终完成，太庙正式恢复“都宫之制”。太庙恢复“都宫之制”后，太宗朱棣得以跳出三昭三穆，以“文祖世室”而为“万世不祧”，虽然此时兴建的世室位置与嘉靖十三年（1532年）张璁等人设计的位置并不相同，此时世室位于三昭庙同侧，虚三穆庙一侧的世室位置以待未来的“万世不祧”之主，世宗成功的再次强化了太宗的“万世不祧”地位。但也正是世宗的这一补救措施，使太宗的地位出现了另一缺陷，即朱棣的“太宗”庙号与“文祖世室”的规格不相对称。因此，世宗必须再进行一次补救。世宗遂在改建献皇帝庙并让兴献帝最终“称宗祔庙”的同时进行了让太宗朱棣由“宗”称“祖”而为成祖，进一步巩固了朱棣的“万世不祧”地位，直至太庙再度回归“同堂异室”制。

4、太宗由“宗”称“祖”与献皇帝“称宗祔庙”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太庙正式恢复“都宫之制”后，太祖于太庙居中南向，太宗的“文祖世室”位于左侧三昭庙之上，不在昭穆之数，虚右侧三穆庙之上以待未来的“万世不祧”之主，实际修建共八庙，因为太宗的“文祖世室”不在昭穆之数内，太庙实际由九庙制改为了七庙制，亦因为无八庙之制，献皇帝世庙亦不属于太庙。因此，世宗在决定太庙恢复“都宫之制”后，不仅面临太宗朱棣“宗”的庙号与三昭三穆庙中六帝规格相同，与“文祖世室”的规格不相称的问题，还面临献皇帝世庙必须改建以让兴献帝正式“称宗祔庙”。

太庙为“同堂异室”且德祖未祧之前，太宗朱棣虽也仅为“宗”，但他不仅与太祖同在昭穆之位且祀天时太宗与太祖并配。因此，孝宗以来都只需要强调太宗的“万世不祧”地位，不需要担心他的庙号、谥号规格问题。及至世宗，进行庙制改革，祧德祖，罢祀天太宗配享，独尊太祖。其后又意识到需要重新强化太宗的地位，于是在太庙恢复“都宫之制”时为太宗别建世室。然而此时太祖地位已卓然超出其他所有祔庙之帝，太宗独享规制超出昭穆六庙的“文祖世室”，与往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其庙号、谥号规格也就显得低了。关于这一点，世宗曾明确表示：




我太宗当皇祖初定之中，又值建文所坏，复兴起之，便是再创一般。今同太祖百世不迁，此乃报崇之正，然称号太宗未免无异于列圣，当以祖字列之，庶见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谓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令（今）概以宗尊之，太宗所谓有功者焉可同宗称之，此当别之者也云。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世宗只能根据“祖有功而宗有德”的原则让太宗朱棣由“宗”称“祖”。

另一方面，献皇帝“世庙”未入太庙之列，此时的兴献帝虽然已经拥有了“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的9字谥号，但较其他明朝皇帝此时的17字谥号都短，仅比代宗此时的5字谥号稍长 ，且兴献帝此时尚无庙号，解决不了这几个问题，兴献帝就无法“称宗祔庙”。

世宗首先要改世庙之号，太庙虽有三穆庙上虚出的世室之位，但这是待未来的“万世不祧”之主的，兴献帝乃追尊之帝，自然不可能居世室之位。而“世庙”之义，本为兴献帝世世享祀，同于不迁之祖之义，但这也就导致了兴献帝无法与列祖列宗一样入祀宗庙。因此，世宗在重建太庙群庙以恢复“都宫之制”时也同时对献皇帝世庙进行改建。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月，新庙成，世宗更“世庙”为“献皇帝庙”，既无“世庙”之号，世宗就排除了兴献帝“称宗祔庙”的第一个障碍。

“世庙”改“献皇帝庙”后，世宗有根据严嵩“夫既称宗则未有帝宗不跻祔太庙之内者” ，需要为兴献帝称“宗”。嘉靖十七年（1538年）六月，致仕扬州知府丰坊上疏世宗请复古礼，建明堂，以“严父莫大于配天” 而加尊献皇帝称“宗”。于是，世宗抓住这一机会将太宗朱棣由“宗”称“祖”即献皇帝称“宗”之事一并解决。世宗压制住了关于认为兴献帝不宜称宗的论点，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初一日发布上谕：




朕为我国家之兴，始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艰难，则我皇祖文皇帝也。二圣同创大业，功德并焉，宜称祖号。我皇考献皇帝躬备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祖位宜荐宗称。矧今大享已成，议奉皇孝（考）配将。当举事之期，先用荐上鸿号，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以十一日行礼尊皇孝（考）庙号为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同日异时行礼，九日预告郊庙、社稷，二十一日恭举大亨（享）明堂之祀于奉天殿，奉皇考睿宗献皇帝配上帝，是日礼毕，即诏示天下所有礼仪、礼部，会同翰林院恭议以闻，敬哉！




至此，朱棣由“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升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由“太宗”而称“成祖”，朱棣长陵的圣号碑经过较为曲折的过程，其碑文也由“大明太宗文皇帝之陵”最终变为“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 兴献帝也终于得以称“宗”而为睿宗并拥有了与其他明朝皇帝规格相同的谥号。此后，世宗让睿宗祔庙而完成最后一步也就顺理成章了。十一月，世宗又将明太祖的谥号由明太宗时期的“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进一步加尊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不变，将孝慈高皇后的谥号由明太宗时期的“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进一步加尊为“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使太祖谥号达21字，超过其他大多数明朝皇帝的17字谥号，使太祖夫妇地位达至最高，完成了在太庙中的独尊太祖。

献皇帝既已称“宗”而为睿宗，世宗立即表示“即日恭行皇考祔享于太庙礼，仍藏主于原寝” ，严嵩等乃议定睿宗祔庙之礼：




考之古者，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数。故殷虽四君为一世而同庙，盖以兄弟一体，无父子之道故也。其后晋之庙则有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庙则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诏议太庙典礼，用学士宋湜等议，而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后禘祫图则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此皆古事之可据者。今皇考，于孝宗同气之亲，同为一世者也。臣等管见，窃谓宜奉皇考祔于孝宗之庙。




因此，根据“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数”的原则，睿宗祔于孝宗之庙，同庙而异室。世宗完成了对其父兴献帝的“称宗祔庙”，可以说是终于实现了自己进行庙制改革的根本目的。然而这也还不能令世宗完全满意，因为睿宗虽已祔庙，待碍于“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数”的原则，睿宗还未能在太庙中拥有独立的空间，这就让睿宗在客观上仍旧给人低人一等的感觉。不过随着机缘巧合的太庙再度恢复“同堂异室”制，世宗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

5、世宗确立新的祧迁规则与太宗地位的稳固

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北京太庙大火，火初起于仁庙，后蔓延及太庙及群庙，八庙皆毁，唯献庙独存，世宗因此又必须重建太庙。这一次，世宗并没有以“都宫之制”重建太庙，而是又恢复了“同堂异室”之制。

世宗这次之所以又恢复太庙“同堂异室”制而不再采用之前自己煞费苦心才实现的“都宫之制”，既有出于在当时国家财力匮乏的情况下节约土木之费以尽快建成太庙的考虑，也是为了接下来在太庙中为其父睿宗谋求独立的祭祀空间。

关于前一点，严嵩等在议及重建太庙之时明言：




方今天戒当畏而修省之念方新，民穷当轸而宽恤之诏初下，故庙建不可缓也而势亦不容亟也。……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湖广、四川，穷产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泝江涛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转运，岁月难纪，此首当预为之所也。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以“都宫之制”重建太庙，国家财力势必出现困难，故世宗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以世宗此前在庙制改革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做派，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后一点，即世宗心中早有定见，要借着让太庙再度恢复“同堂异室”制为其父睿宗在太庙中谋求独立的祭祀空间。

此前世宗以恢复周礼为名让太庙恢复“都宫之制”的机会，成功为其父兴献帝“称宗祔庙”，但基于“兄弟同世数”的成例，孝宗与睿宗同庙异室而奉，这对于世宗而言是明显的美中不足。在此后重建太庙的廷议中，世宗对于礼臣仍以孝宗与睿宗“并居一庙，同为一昭” 的方案十分不悦，指责礼臣的方案是牵泥旧文，下令停议。之后，世宗钦定新庙制，恢复太庙“同堂异室”制，仍立九庙，并发布敕谕：




兹礼官等会议，欲奉处（皇考睿宗）于孝宗同庙，虽有兄弟同世之义，然题扁各殊，终未为妥（安）。朕是究是图，惟遵先制，其永无愆。夫礼非天降，乃起人情，祖宗列圣，欢聚一堂，斯宝（实）时义之为顺者。兹当建立新庙，仍复旧制，前为太庙，后为寝，又后为祧。时祫祭享，奉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成祖及群庙、我皇考睿宗献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献既毕，则奉列圣主各归于寝，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列圣在天之灵，欢忻（欣）右享，而克伸朕瞻事考（孝）享之诚矣。可如斯兴建，礼、工二部，如敕奉行（《春明梦余录》末句作：尔礼、工二部，如敕奉行，故谕）。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新太庙建成，恢复洪武八年（1375年）以来的“同堂异室”制，立九庙，前为正殿九庙，后为寝殿九庙，又后为祧庙五庙，寝殿与祧庙神主皆南向。新太庙建成，奉安列圣神主时，世宗更进一步打破昭穆与世次的限制，制定了新的祔庙原则：




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不许差违。




仍以太庙寝殿为例，世宗恢复太庙“同堂异室”制后，太庙位次如下图所示：

武宗 孝宗 英宗 仁宗 太祖 成祖

（太宗） 宣宗 宪宗 睿宗

寝殿

世宗恢复太庙“同堂异室”制后太庙九庙位次图

世宗坚持“缘情制礼”，打破昭穆与位次规定的限制，终于为其父睿宗在太庙中取得了独立的空间，此后，世宗将完成整个庙制改革的最后一步：确立新的祧迁规则，从而一方面确保睿宗在太庙中的地位，一方面在“文祖世室”已不复存在后再次强调成祖（太宗）的“万世不祧”地位。

太庙恢复“同堂异室”制且列圣位次皆已确定，世宗终于为其父睿宗在太庙中谋求到了独立的位置。然而睿宗终究只是追尊之君，不是真皇帝，世宗对自己千秋之后，睿宗是否会被率先祧出而心中并无定数，倘若果真如此，世宗二十余年的努力便会前功尽弃。另一方面，太庙恢复“同堂异室”制后，成祖（太宗）依旧维持了升格后的“成祖”庙号，但之前专门为之建立的“文祖世室”却已不复存在。如今的太庙中，太祖依旧居中南向，维持了独尊地位。因此，此时再对成祖（太宗）“万世不祧”的地位再加以强调也就十分必要了。面对这两个问题，世宗采取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以孝烈皇后方氏预先祔庙以确立新的祧迁规则。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一月初五日，定孝烈皇后祔庙，世宗明确表示：




卿以会议之礼回奏，礼至重者，岂可权就？又是争考争皇之袭也。夫后固非帝，而乃配者，自有一庙之序，遵礼递迁以祔新主之庙次，止祝告一同设享，不祝及耳。安有享从此而藏从彼之礼？（费）采等不欲承行，即用此谕会同奏行，又不可蹈前邪为奸欺计也。其遵祖制，奉祧仁宗，祔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乱礼。




至此，世宗以自己宠爱的孝烈皇后祔庙而为自己预占位次并祧仁宗，从而确立了此后自仁宗开始的新的祧迁规则，既强调了太祖与成祖（太宗）并为“万世不祧”的格局，也确保了自己千秋之后睿宗不会被率先祧迁，诚如王世贞所说：




初，孝烈皇后崩，上欲祔之庙而念压于先孝洁皇后，又睿考入太庙非中外公论，恐千秋万岁后所祧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徐）阶定议，欲以孝烈先祔。




世宗此举，与他之前以“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而重新确立太庙中九庙位次一样，均属创举。洪武以来，若皇后先崩，都是暂祔于奉先殿，待皇帝驾崩后祔庙时再奉祔皇后神主，且例以元后祔庙 。孝烈皇后既非世宗元后且预先祔于太庙，这是世宗又一次以威权压逼廷臣之结果，诚如世宗所言，其目的就是“其遵祖制，奉祧仁宗，祔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乱礼”，从而确立自己千秋后睿宗不会被率先祧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一月，世宗正式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庙西四室。至此，明朝嘉靖年间的庙制改革终于结束。事实证明，世宗的担心并不多余，世宗之后，穆宗、熹宗祔庙时，均有先祧睿宗的意见提出，但因为世宗预先做的工作，这几次建议均未获通过，包括穆宗隆庆年间世宗祔庙后，虽改以其元后孝洁肃皇后陈氏祔庙而迁孝烈皇后于弘孝殿，睿宗地位均未受到影响。穆宗祔庙而祧宣宗，神宗祔庙而祧英宗，光宗祔庙而祧宪宗，熹宗祔庙而祧孝宗，直至思宗时明朝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灭亡，宗庙社稷化为坵墟，睿宗均在太庙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太祖、成祖（太宗）并为“万世不祧”的格局，经过波折，也最终得以完全确立。

小结

综观嘉靖庙制改革，世宗的根本目的一直都是为其父兴献帝实现“称宗祔庙”并在太庙中为其谋求独立的空间，而无论太宗朱棣谥号、庙号规格的提升还是独尊太祖的做法，都是为了实现兴献帝“称宗祔庙”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庙制改革与郊祀、明堂之议同时进行最终促成了太宗由“宗”称“祖”并实现了献皇帝的“称宗祔庙”。

世宗为了在太庙中为兴献帝腾出位置，必须改太祖为“始祖”，改德祖为“所自出之帝”而祧之。而由此导致太宗朱棣地位削弱，因此，在太庙由“同堂异室”制改为“都宫之制”时，又为太宗别建“文祖世室”以再次强调太宗的“万世不祧”地位，然而面对由此又导致的太宗朱棣庙号、谥号规格与“文祖世室”的地位不相称的问题，世宗乃又提升太宗朱棣的庙号、谥号规格，朱棣遂由“太宗”而为“成祖”，而兴献帝“称宗祔庙”也与此同时进行，不过兴献帝为“睿宗”并祔庙后与孝宗同庙而祀，无自己的独立空间，因此世宗借太庙大火而再度重建太庙为“同堂异室”制。此次，世宗打破昭穆与世次的限制，“缘情制礼”，终于为睿宗取得了太庙中的独立空间，而整个嘉靖庙制改革也由此结束。

世宗之所以要始终维持太宗朱棣的“万世不祧”地位，除了孝宗以来祖制如此，朱棣的特殊地位也是重要原因，太宗朱棣与世宗均为以藩王身份继位，虽然太宗朱棣是以武力篡位而世宗是杨廷和等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条款迎接继位的，但曾经同为藩王的相似点及二人继位的名分实际均存在缺陷这些情况均让太宗对世宗宣扬自己的合法性有极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正如孝宗以来多次强调的，太宗朱棣具有“功德隆盛”、“定鼎北都，建子孙万世大业，功德与太祖比隆”、“便是再创一般”、“中定艰难”的特殊地位，实际为此后直至明亡所有明朝皇帝世系的开创者，是明朝另一种形式上的开国之君，若祧太宗，则包括世宗在内的帝统与庙统就都成了无本之木，他们继承的帝统与庙统都是太宗朱棣在永乐年间进行相应调整后确立的。太宗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世宗于庙制改革中自然极力维护其地位，无论如何均要确保其“万世不祧”的地位。

然而我们还应看到，世宗在庙制改革中虽以恢复周礼为口号，但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在最后为睿宗谋求太庙中的独立空间时，世宗更多采取的却是“缘情制礼”，打破昭穆、世次的规则，以孝烈皇后预先祔庙等均属创举，这与世宗在郊祀、明堂之议中处处坚持恢复古礼非常不同。凡此种种，与世宗同时期的一些其他做法也相呼应。世宗与元后孝洁皇后陈氏感情破裂，帝后恩绝而导致孝洁皇后去世后，世宗在丧仪上多所降杀，使自太宗仁孝文皇后徐氏去世以来久未出现的这一场载入《大明会典》的皇后丧礼成为了一场无礼之礼，且不以孝洁皇后祔庙而以孝烈皇后预先祔庙，这些无疑都会在民间产生相应的社会效应。这与太祖于开国之际在成穆贵妃孙氏去世后以此为契机提高丧礼中的母服不可相提并论，洪武时国势初张，一切都在向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世宗时明朝已经在走下坡路，产生的社会相应自然也会不同。加之世宗在整个大礼议中屡以威权压服大臣，也导致明代士风由以天下为己任转为以迎合皇帝为优先，士风的改变又导致世风的改变，这些都导致了嘉靖以来明朝开始出现各种“礼崩乐坏”。

嘉靖以来，明朝的“礼崩乐坏”表现在世风变化的各个方面，谀称上官为“翁”、“老”的泛滥，品官相见“论官不论品”的发展，民间对年长者尊敬的不再，刺帖规格的日趋奢靡等等。万历以后，特别是张居正被清算以后，社会秩序越发涣散，再难以形成统一的凝聚力。明朝之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恐怕是世宗在“制礼作乐”时并没有想到的。

而在嘉靖年间对太宗朱棣重新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因素也从侧面起了作用，这就是嘉靖朝为建文旧臣平反的思潮以及世宗对此做出的应对。

四、 建文平反思潮对朱棣评价的侧面作用

明太宗朱棣即位之后，革除建文年号，将懿文太子朱标夫妇迁出太庙，同时也不允许明惠宗进入太庙，力图全面抹去惠宗曾经作为皇帝统治了四年的痕迹。然而这一切在明太宗朱棣驾崩，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发生了变化。仁宗即位后在尚未改元之际就开始了一系列为建文旧臣平反的动作。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仁宗：




御札付礼部尚书吕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凡前为言事失当谪充军者亦宥为民。




紧接着在十二月，仁宗又表示：




上闻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全调戍边者有田在乡，悉荒废，令兵部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




仁宗这一系列对建文殉难诸臣亲属的赦免开启了永乐之后为建文平反的行动。虽然这一系列行动在仁宗很快驾崩，宣宗即位后就停止了。但当英宗即位后，又发生了“伪建文帝案”，而英宗也释放了被太宗长期囚禁的“建庶人”朱文圭。英宗的做法标志着为建文平反的行动已经从建文殉难诸臣延伸到了明惠宗本人。

明孝宗时期，致仕礼部主事杨循吉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四月公开上奏为明惠宗鸣冤：




臣昔忝礼官，窃谓朝廷之上，正名为先。礼文不备，非所以示远也。臣间洪武后有建文君，乃太祖高皇帝嫡孙，躬受神器，称帝建号者三年。其后天命归于太宗文皇帝，遂兴征讨之师，入正大统，削建文位号，今百余年未蒙显复。夫建文虽以一时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实则生民之主也。




虽然孝宗对此不置可否，但可以看出至弘治年间，公开声言为明惠宗平反已经不是什么敏感话题了。到了孝宗之子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正德年间，黄佐更是公开写作《革除遗事》为建文殉难诸臣树碑立传。

最终到了世宗在位的嘉靖年间。由于世宗在郊祀、明堂、庙制等一系列改制过程中独尊太祖的做法，在客观上严重削弱了太宗朱棣在此前建立的几乎与太祖并列的具有“开国之君”性质的地位。这无疑也从客观上鼓励了为建文平反的思潮。

嘉靖十四年（1535年）七月，吏科给事中杨僎上言：




革除之变时，当事之臣若尚书铁铉、张紞、陈迪、齐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都御史景清、陈子明，太常寺卿黄子澄，侍郎方孝孺等均能奋不顾身，以义自殉，视死如归，不为势屈而录忠恤。后尚为缺典，乞将铉等死忠实迹付史局编集，垂诸不朽，仍各追赠官谥，录用其子孙，俾所在有司创立祠宇，以时享祀事。




世宗将之下礼部讨论，夏言等进言：




所称革除实指我太宗文皇帝靖难时，中间所列死事诸臣，固有一时自尽其心以明臣节于建文君者。若齐泰、黄子澄辈则是当时误国有罪之人，太宗文皇帝名其如君侧之恶，声其罪而诛之者也，具载实录，昭然可考，非赖我太宗应天顺人，内靖外攘，则我高皇帝万世帝王之业当未知何所底定，此我太宗神功圣德所以宜为百世不迁之宗也。今所奏是徒闻野语流传之讹，而不知国史直书之可信。况表励之典在太宗时或可，在今日则不可，僎实新进儒生，不识忌讳，所据奏内事理实难准议。




世宗对夏言等人的意见很赞赏，责备杨僎不谙事体，但还是宽宥了他。我们可以看出，杨僎在此时提出的平反要求几乎是完全推翻太宗当年的定案，可以说非常激进，这其中不能说没有世宗改制削弱了太宗地位的因素在内。然而世宗显然杨僎的意见并不赞同。前已述及，世宗之所以要行种种独尊太祖的做法，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父亲兴献帝最终能够“称宗祔庙”，削弱了太宗的地位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得不造成的。然而世宗非常清楚，自己的世系正是由太宗而来的，正如张璁所言“我皇上今日抚有洪图，实为我太宗帝系”，因此世宗不可能完全否定太宗。然而，杨僎的行为也让世宗认识到了自己的改制造成的太宗被严重削弱的客观情况，这无疑也从一个侧面促成了世宗其后强化太宗地位的种种做法并最终为太宗朱棣由“宗”称“祖”而为成祖，弥补了之前改制造成的问题。

结论：从朱棣的地位变化透视嘉靖初年政局

嘉靖年间明太宗朱棣历史地位的变化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单纯为了对朱棣进行再定位而进行的事件。明太宗朱棣在嘉靖年间地位的反复变化始终是与明太祖朱元璋地位的提升相关的，而世宗对这两位先祖进行的这一系列动作其目的又是为了使自己的父亲兴献帝能够“称宗祔庙”从而让自己在“帝统”与“庙统”两方面都成为无可争议的大宗正统。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嘉靖朝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始终贯穿其中，因此，我们通过朱棣在嘉靖年间地位的变化也能够透视出嘉靖初年的政局。笔者认为，通过嘉靖年间朱棣地位的变化，能够透视出三方面内容，即太宗朱棣的既成历史地位对世宗行动的影响；世宗对太宗评价的灵活性以及世宗绝对权威的建立。

1、太宗朱棣的既成历史地位对世宗行动的影响

前已述及，自明太宗朱棣去世至世宗即位，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太宗朱棣已经形成了几乎等同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之君”的地位。仁宗即位，以郊祀太祖、太宗二圣并配，孝宗时期建立太庙祧庙并确立祧迁制度时又确立了德祖、太祖、太宗并为“万世不祧”，进一步强化了太宗的历史定位。因此，至世宗开启郊祀、庙制改制时，太宗已经形成的历史地位对于世宗的动作与大臣的反馈都具有不能忽视的影响，在整个过程中造成了诸多矛盾。也正是这种影响，导致了世宗最终以太宗由“宗”称“祖”以解决存在的矛盾。

在郊祀改制中，无论是在前一阶段的改天地合祀为四郊分祀中对太宗配享问题的讨论还是在后一阶段兴建明堂时对太宗配享的讨论中，太宗的既成历史地位始终是大臣反对世宗的一个主要与重要论据。

在郊祀改制第一阶段中世宗面对张璁“我太祖建南都以创基立国，太宗建北都以奠安寰宇，功德并茂，往古鲜俪” 的意见时也只得表示“我太祖高皇帝肇基受命，配天地允当。我太宗文皇帝继靖内难，功亦甚大，岂不可配天地？实我太祖为立极创建之君耳” ，而张璁在其后提出“太宗文皇帝功德之隆，非但继靖内难，而东征北伐，定鼎北都，我皇上今日抚有洪图，实为我太宗帝系” 的说法后，固执如世宗也陷入了颇为窘迫的境地。多亏其后夏言上疏力证郊祀应复古礼，才帮助世宗扭转了局面。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太宗朱棣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已经形成的历史地位，才能让张璁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与世宗争论的优势，世宗也因为无法否认也不能否认这种既成事实而陷入了颇为窘迫的境地。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了庙制改革中，虽然世宗出于在太庙中为其父兴献帝腾出位置，以太祖为“始祖”而改德祖为“所自出之帝”并进而祧德祖，以太祖正居中南向之位，改变了自孝宗营建祧庙而确立的德祖、太祖、太宗并为“万世不祧”的格局，在太庙中形成了独尊太祖的新格局。然而在嘉靖十年（1531年）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整个讨论并实施太庙复归“都宫之制”的过程中，无论是大臣如张璁、严嵩，或者世宗本人，都没有将太宗看为等同于其后仁宗、宣宗诸帝一般的存在，而是着意强调其特殊地位。

在大臣方面，他们坚持在太庙复归“都宫之制”时太宗朱棣应该享有“万世不祧”的“世室”地位，超越于三昭三穆之上。他们在庙制改革中对太宗地位的坚持与他们在郊祀改制中对太宗配享地位的坚持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然而与郊祀改制不同，庙制改革中并不存在强调了太宗则兴献帝就无地位的问题，而世宗独尊太祖是为了祧德祖而为兴献帝腾出位置，本身也并不涉及太宗。因此，在庙制改革中，大臣强调太宗的地位并没有在世宗那里遭遇太大阻力，世宗亲自制定了太庙复归“都宫之制”后太宗的“文世室”地位并最终为太宗朱棣由“宗”称“祖”解决了太宗庙号、谥号与“文世室”地位不相吻合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君臣斗法的焦点转移为兴献帝“称宗祔庙”的争论和是否有必要劳民伤财新建太庙的问题。不过我们也能看出，正是太宗朱棣长期形成的历史地位使得嘉靖年间庙制改革中他的地位虽有波动，但最终仍旧几乎毫无争议保住了“万世不祧”的地位。

总之，正是由于太宗长期形成的历史地位，使得世宗本人在郊祀、庙制改革中不但不能忽略太宗的特殊性而必须予以照顾，大臣们也充分利用这一点谋求自己的利益，或与皇帝斗法，或借此攻击政敌以确保自己的地位。而太宗朱棣这位明朝先祖也通过这种方式在已经去世很久的情况下，仍旧介入到了嘉靖初年的政治斗争中。

2、世宗对太宗评价的灵活性

在世宗嘉靖初年整个郊祀、庙制改革导致最终太宗朱棣由“宗”称“祖”而为成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宗的目的始终是为了追尊其父兴献帝，太宗评价与地位的变化都是因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导致的，太宗评价与地位的变化并不是世宗的根本目的。具备了这一基本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世宗对太宗评价的灵活性了。

在祀天罢太宗配享以独尊太祖，明堂必以兴献帝配享的过程中，世宗出于独尊太祖以利庙制改革，强化兴献帝地位以利其“称宗祔庙”的目的，世宗采取了一些削弱太宗地位的做法，特别是罢祀天太宗配享之时，世宗反复强调“我太祖高皇帝肇基受命，配天地允当。我太宗文皇帝继靖内难，功亦甚大，岂不可配天地？实我太祖为立极创建之君耳” 这样的观点，着重强调虽然太宗“功亦甚大”，但太祖才是“立极创建之君”，以此与大臣斗法而实现自己独尊太祖的目的。

在明堂之议中，情况则稍复杂。一方面，世宗要着重强调兴献帝才应当配享明堂，另一方面，以唐胄为代表的大臣在太宗配享问题上的固执与日渐兴起的为明惠宗及建文旧臣平反的思潮也让世宗意识到，在弱化太宗的问题上不能走得太远。因此，世宗在明堂之议时对太宗的定位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即一边强调以太宗配享明堂在实质上是矮化了太宗的地位，另一方面为太宗由“宗”称“祖”以强化太宗的地位，如此，一方面打压了大臣坚持太宗必须配享明堂及为明惠宗及建文旧臣平反的思潮，另一方面也给了大臣们“若是说者，则太宗永无配享之典，汝宁忍之哉？” 的疑问给予了交待，可谓一举两得，而世宗为了达成目的而对太宗评价与定位的灵活性也由此得到了充分的表露。

同样的，这也表现在庙制改革中。当世宗独尊太祖以祧德祖时，他并不顾及此前太宗已经形成的与太祖并为“万世不祧”的地位，在实质上让太宗回到了“昭穆次序”中。然而在太庙复归“都宫之制”时，世宗却又做了与此前完全相反的事情，他亲自确定新太庙制度，规定太宗享有超越于“昭穆次序”之上的“万世不祧”的“文世室”地位，“世室寝殿视群庙稍崇而纵横深广与群庙等，列庙总门与太庙戟门相并，列庙后垣与太庙祧庙后墙相并。……增拓世室前殿视群庙崇四尺有奇，深阔半之，寝殿视群庙崇二尺有奇，阔深如之，规制闳矩，夐与群庙异” 。这其中固然也有大臣的反对声以及为明惠宗于建文旧臣平反的思潮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太宗在“帝统”与“庙统”上具有“太宗文皇帝功德之隆，非但继靖内难，而东征北伐，定鼎北都，我皇上今日抚有洪图，实为我太宗帝系” 的特殊地位，世宗本人也属于“太宗帝系”，因此世宗出于维护自己皇位正统性的目的，也不能过分削弱太宗而需要对其强化，最终，在太宗已经享有“文世室”地位后，世宗为其由“宗”称“祖”，实现了对他地位的再次强化。

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与大臣进行斗法，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这正是世宗对太宗评价呈现出相当的灵活性的根本原因，而太宗最终的由“宗”称“祖”，也正是为了因应世宗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

3、世宗绝对权威的建立

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即位之初，在朝中缺乏自己的势力，更谈不上拥有绝对的权威。当时，世宗不仅面对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显得非常窘迫，宫内孝宗遗孀昭圣皇太后也给予了孝宗极大的压力。通过大礼议，世宗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亲信势力，他也通过政治斗争让自己的政治手腕日趋成熟，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对朱棣的评价与定位，也成为了世宗建立绝对权威过程中的一个手段。

世宗在大礼议之初通过为其父兴献王争“皇”争“考”最终逼退了杨廷和，培植起以张璁为代表的亲信“议礼新贵”势力。然而在郊祀罢太宗配享的过程中，张璁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不合作。张璁坚持郊祀太宗应当与太祖并配，这让世宗非常恼火。虽然世宗反复强调太祖乃开国之君，太宗即便功劳很大但毕竟不是开国之君，然而这些都无法动摇张璁。此时，世宗得到了夏言的支持，世宗也充分利用夏言抓住了张璁在恢复古礼与坚持本朝祖制之间的矛盾之处及若太祖、太宗并配，则无以分父子。且太宗虽有“建北都以垂子孙万世久安长治之业”的大功，太祖则有更大的“克平僭乱，混一区宇，扫弥天之虏以复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圣子神孙”的功劳等论点 击败了张璁，实现了罢郊祀太宗配享以独尊太祖的目的，夏言也由此得以取代张璁成为新一代的“议礼新贵”。

到了明堂之议时，面对包括礼部在内的广大大臣坚持应以太宗配享明堂的意见，世宗发现了时任礼部尚书严嵩的可利用性。而经过此前的政治斗争，世宗已经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杨慎等人的残酷遭遇也让大臣充分认识到了世宗的严酷性，严嵩又与张璁、夏言不同，他很快向世宗屈服，全力帮助世宗实现了目标，不仅实现了新建明堂并以兴献帝配享。在庙制改革上，同样是严嵩帮助世宗实现了兴献帝最终的“称宗祔庙”。同样的，也是严嵩帮助世宗实现了太宗朱棣的由“宗”称“祖”，消弭了大臣中得反对意见，最终为太宗朱棣的评价和地位问题画上了句号。原则性不如张璁、夏言的严嵩的崛起最终让世宗完全树立起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整个明朝的士风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而太宗朱棣的由“宗”称“祖”正是这一过程中被多方面利用的一个问题或者手段。

太宗朱棣在嘉靖年间的由“宗”称“祖”从来不是一个针对朱棣本人的孤立的事件，他涉及到嘉靖初年政局的方方面面，充分反映了“在死人身上做的工作都是为了活人”，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有利于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认识嘉靖初年的政治斗争。笔者在此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编辑于 2019-03-07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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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岳

辉岳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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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靖朝以前，朱棣一直被称为太宗。杨士奇给明仁宗写奏折的时候都是写“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