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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汉 | | | 出生 | 1925年4月2日
上海市 | | 国籍 | 中国 | | 职业 | 博士生导师 |
叶铭汉(1925.4.2.- )上海市人。实验高能物理学粒子探测技术专家[1]。中国工程院院士[2]。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先后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1978.3任研究员;曾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1984-1988年)、中国高能物理学会理事长、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学会理事长[3]、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理事。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 [4]。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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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历1937年上海萨坡赛小学毕业。1940年上海复旦大学附中初中部毕业。进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高中部肄业。1942年10月离上海去重庆，投奔叔父叶企孙。1944年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中高中部毕业。同年9月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时值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中国西南部，他爱国心切，于1945年1月在校加入青年军参加抗日，抗战胜利后，于当年9月返校复学。1946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复校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叶铭汉进入清华大学，转入物理系。1949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硕士研究生，导师钱三强，进行回旋加速器有关技术的调研工作。一年后，导师了解到大型科研设备如加速器只能在中国科学院建造的政策，当即命叶铭汉转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因当时尚不具备建造加速器的条件，叶铭汉被安排到王淦昌、萧健领导的宇宙线研究组，参加安装一台云室及其控制线路工作。
当年11月赵忠尧突破阻拦，回到祖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了由赵忠尧领导的静电加速器组，叶铭汉被调参加中国第一台带电粒子加速器--700千电子伏静电加速器的研制。1955年建成。1954年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迁到中关村。叶铭汉负责该加速器的搬迁、重新运行和改进。1956年又参加第二台加速器--2.5兆电子伏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工作。1958年初该加速器的质子束通过静电分析器，加速器初步建成。这年起叶铭汉担任静电加速器组副组长。1958年该加速器的能量达到设计值2.5兆电子伏。
1958年，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1962年叶铭汉在2.5兆电子伏静电加速器上进行23Na(ρ，α)反应来研究24Mg的能级，测出24Mg的一条在当时国际上实验中尚未测出的能级。1964年10月他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底回所。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叶铭汉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批判。1969年10月下放湖北潜江"五七干校"。1972年2月回北京。
1973年，原子能研究所的一部(即中关村分部)从原子能研究所划出，独立成为高能物理研究所。1974年中，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中关村迁到玉泉路，全所以研制高能加速器和准备高能物理实验为工作重点。叶铭汉被调到物理一室，任大组长，进行多丝正比室等高能粒子探测器的研制，研制了小型多丝正比室和飘移室，并进行小型多丝正比室计算机在线读出试验。1979年底，高能物理研究所派出工作人员赴美国和瑞士参加物理实验研究，为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准备人才，叶铭汉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工作，参加πρ→γX实验，寻找ηc粒子。1981年5月去犹他(Utah)大学作为访问教授，参加宇宙线实验。1982年7月至9月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总体设计考察组，到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考察、与有关专家讨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总体设计方案。
1982年3月起，他担任物理一室主任，主持北京谱仪的研制。1982-1983年进行北京谱仪的物理设计和预制研究。1984 年完成工程设计。随即进行部件加工。1987年部件测试和分系统组装。1988年整体组装和测试，1988年10月测得宇宙线径迹，北京谱仪建成。1989年北京谱仪安装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对撞点，开始物理实验工作。同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国内外10余所大学、研究所联合成立北京谱仪合作组，开展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研究，加入合作组参加研究工作，一直至今。1984-1988年叶铭汉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领导全所投入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对撞机主要由谢家麟、方守贤负责，谱仪主要由他负责。1988年10月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建成。1984年叶铭汉参加由彭桓武领导的中国科学院1986-2000 年规划专题研究报告物理专题组，并负责编写核物理的现状及其展望，提供中国科学院规划攻关办公室参考。1986-1990年叶铭汉和何祚庥、郑志鹏、祝玉灿等合作，指导博士生游科进行48Ca双β衰变实验，测得48Ca不放中微子的双β衰变的寿命下限为9.5×1021年，比吴健雄测出的结果高出约4.7倍。
叶铭汉曾多次被邀作为访问教授出国参加研究工作，1989 年7月至1990年9月去日本高能物理学研究所(KEK)，1990 年12月至1993年1月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1995年7月至1996年7月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DESY，Deutsches ElektronenSynchrotron)工作。1994年4月，叶铭汉到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工作，任学术副主任，1996年8月任学术主任，一直至今。叶铭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报告100余篇。
担任职务1925年4月2日 出生于上海市。
1944-1946年 在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学习。
1946-1949年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1949-1950年 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
1950-1953年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
1954-1958年 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58-1972年 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73-至今 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1979-1981年 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1981-1982年 任美国犹他大学访问教授。
1984-1988年 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1985-1989年 被选为中国高能物理学会理事长。
1985-1990年 被选为中国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学会理事长。
1989-1990年 任日本高能物理学研究所访问教授。
1990-1993年 任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访问教授。
1994-1996年 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副主任。
1995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5-1996年 任德国DESY访问教授。
1996年-至今 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
工作成果1.50年代初，在赵忠尧先生领导下，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和第二台带电粒子加速器(700仟伏和2.5兆伏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建成质子静电加速器后，负责其运行和改进，率先在国内开展低能核物理实验。60年代初，在Mg能级的测定上，做出了国际水平的成果。
2.50年代中期开始对探测技术的研究。研制和发展了多种探测器:漂移室、闪烁计数器、重粒子磁谱仪、多丝正比室等，1978年在国内首先实现多丝正比室计算机在线数据获取, 并获得中科院科技成果三等奖(1980)。
3.70年代初期，与物理所协作，开展静电加速器质子束在固体激光器件制备方面的应用研究。
4.80年代中期，领导Ca双β衰变实验，把该衰变的半衰期寿命下限比吴健雄先生的实验结果向上推了将近一个数量级。这一实验，开辟了我国首次在地下进行的精确基础物理实验测量。
5.1982-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中，全面负责北京谱仪的设计和建造，并参加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1984-1988年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领导全所按计划完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北京谱仪包括漂移室、飞行时间计数器、簇射计数器、μ子鉴别器、亮度监测器及其电子学读出线路、计算机控制和数据获取系统、大型磁场线圈等，是世界上性能优秀的高能物理实验装置之一，1989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0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与北京谱仪》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5]。
北京谱仪建成运行以来，已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水平的物理成果，做出了至今最精确的tau粒子质量测量等，在国际高能物理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6. 1996年起担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组织物理学前沿问题和环境科学的学术研讨会，努力促进有关的学术交流。
正负电子对撞
1975年国家批准建造高能加速器，1978年确定该高能质子同步加速器的能量为500亿电子伏。1980年底，国民经济调整，5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下马。1981年3月高能物理研究所派出朱洪元、谢家麟、叶铭汉(叶当时在美做访问学者)到美国，与美国科学家讨论在质子加速器下马后的工作方向。讨论结果一致同意建议中国建造一台质心能量为2×22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这台机器造价大大低于5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更重要的是可以用它来进行最前沿的物理问题研究。
朱洪元、谢家麟回国后，国内进行了广泛讨论，结果一致同意建造这样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一决定使中国高能物理实验的发展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982年6月高能物理研究所派出以谢家麟、张厚英为首的对撞机总体设计考察组到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考察，叶铭汉为成员之一。中美双方就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物理设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确定了加速器和谱仪的主要物理参数。
1983年11月国家批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国家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极为重视，将其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并成立了以谷羽为首的包括林宗棠、张寿、张百发4人工程领导小组，这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得以顺利建成的决定性的一步，为工程的成功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
工程包含3个部分 1)加速器，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2)高能物理实验装置，即北京谱仪(包括计算中心);(3)同步辐射装置。工程经理由谢家麟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担工程的主要责任。工程建造期间(1984-1988年)叶铭汉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厚英担任常务副所长。所领导与工程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分工负责。叶铭汉负责北京谱仪，谢家麟和方守贤负责对撞机，张负责土建、对撞机和谱仪的非标准部件加工。叶铭汉在加速器和探测器方面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知识面广，十分有利于他的领导工作。叶铭汉发动全所工作人员努力拼搏、刻苦奋斗，终于在1988年10月16日，仅用了4年零10多天即完成工程计划，对撞机实现了对撞，谱仪测得了宇宙线径迹。工程在质量和时间进度上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费控制在预算内，并有结余，这在大科研工程中也是少有的。这些事实说明，高能物理研究所以叶铭汉为首的领导班子是团结的，是富有领导能力的，是高效率的，叶铭汉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核心作用。
邓小平同志十分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1984年10 月7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到高能物理研究所为工程奠基。1998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按原定计划在4年内实现正负电子对撞的评论是:"这是中国继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又说:"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为中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10月24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再次到高能物理研究所，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邓小平同志并发表了《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讲话。
1989年7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通过鉴定。鉴定指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是中国自行设计并建造成功的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和第一台大型粒子探测器。从1984 年10月动工到1988年10月建成……只用了4年时间，达到了国际高能加速器的建造速度。……对撞机和谱仪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参数均达到或超过设计指标，为20世纪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做到了高速度、高质量和投资省。使中国高能加速器和大型粒子探测器的设计和建造技术一步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目前世界上J/ψ能区峰值亮度最高和束流能散最小的机器。北京谱仪也属该能区性能最好的探测器。……"
对于工程的组织领导，鉴定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总体调试顺利、性能稳定，各分系统和主要关键部件可靠，说明设计、制造、安装和调试都是成功的，是在有效指挥、精心设计、制造、严格把关、细心操作和刻苦奋战下完成的"。
1989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6]。1990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人物故事叶先生长我半个世纪，伴随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先生已走过90个春秋。尽管我在高能物理所的院子里也时不时地碰见先生，但是直到今天与先生面对面交谈时，我才发觉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座宝藏。先生谈吐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儒雅与平和，在他看来，“真理的声音高于一切”，了解先生的人都熟悉他那种散淡与不争的处世方式，当然也能感受到那份儒雅背后的智慧，散淡之间的力量。伴随着先生的讲述，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看到了那个世纪之初踌躇满志、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
1949年9月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科学馆前挤满了学生，大家都急切地等待一个年轻学者的出现，科学馆的大教室座无虚席，好多人只能站在两边，演讲人是刚从法国归来的钱三强。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原子核物理成为热门学科。“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核物理”，钱三强直人快语的演讲引爆了清华园积蓄许久的“原子核热”。在众多学生听众中，有一位面带微笑、目光有神的年轻人，他就是后来的著名物理学家叶铭汉。
1925年，叶铭汉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学和初中时，叶铭汉的成绩常处于中下水平，“我舅舅在过年时总会祝我顺利升级，那时候我的学习很一般，能升级就是好事”。
1942年，叶铭汉离开了处于抗战前沿的上海，几经辗转，历时四个月到了重庆。两年后，他考取西南联大土木系学习水利。尽管校外烽火连天，但“科学救亡”的豪情在西南联大师生胸中激荡，“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炮火伴读的经历更加激发了青年叶铭汉的求学志向。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集中了国内大批知名学者，保存了中华民族教育的精华。当时，他的叔父、被誉为“中国物理学教父”的叶企孙先生正在西南联大任教。叶铭汉自幼将叔父视为人生楷模，他在学业和人生方面做出的选择，叔父总是默默地支持，却并不干预。
进入大学不久，正赶上国民政府的从军动员，经过反复考虑，叶铭汉觉得“先打两年鬼子，然后再回来读书也不迟”，1945年1月，叶铭汉随联大的300多名学生被编入青年远征军赴印度蓝伽抗日。当时战争已近尾声，叶铭汉发现从军并非当初想象的那样要去陷阵杀敌，只是接受驾驶训练等操练而已，于是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他便返校复学
“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正是在那个时局动荡的环境下，叶铭汉下定决心“好好念书，做个学者，不过问政治”。1946年5月，西南联大复校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早已对物理产生兴趣的叶铭汉通过转系考核，如愿进入了堪称“中国物理学家摇篮”的清华理学院。大学毕业，在当时国内发展核物理的热潮推动下，叶铭汉怀着“科学报国”的热情，决定跟随钱三强学习核物理，并以此为起点投身中国加速器技术研究，最终为高能物理实验的科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从零起步:发展中国加速器技术
1950年7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刚刚组建，办公地址就设在位于北京东皇城根甲51号的两座破旧的灰砖楼里，当时这里聚集着赵忠尧、王淦昌、何泽慧、彭桓武、邓稼先等众多后来名重一时的科学家。根据老师钱三强的建议，尚未完成硕士学业的叶铭汉来到了大师们中间。
钱三强曾对叶铭汉说：“中国要发展核物理就需要有加速器，需要有探测器，更需要有一流的科学团队。”尽管当时国内的科学团队堪称一流，但却面临着“要想吃面包，先需种麦子”的困局，在基本的设备缺乏和关键部件遭国际禁运的双重挑战下，中国的加速器技术从零起步了。
刚到近代物理所的叶铭汉加入了由赵忠尧主持的静电加速器组，在科研条件简陋、经费也很有限的条件下，他开始了静电加速器的研制，一干就是20余年。
一开始，叶铭汉负责0.7兆电子伏特质子静电加速器的离子源和加速器的后期总装。当时国内器材奇缺，加工条件也很有限，仅依靠赵忠尧从美国带回来的加速器部件，最终在1955年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带电粒子加速器，并开始稳定运行。
这给了叶铭汉极大的鼓舞。之后他参加了由赵忠尧领导的2.5兆电子伏特质子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工作，历经三年于1957年年底初步建成。1958年，叶铭汉担任静电加速器组副组长，负责加速器的改进和运行，改进后的静电加速器稳定性大大提高，各项指标均达到当时国际同类型加速器的水平。与此同时，叶铭汉也在摸索探测器技术，钻研实验研究。1962年，他通过自行研制的加速器，选用合适厚度的靶发现了24Mg的一条新能级，这一发现表明，我国当时的加速器技术和探测器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让叶铭汉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就在这时，“反右”、“大跃进”、“文革”相继开始，国内“运动”频发，受其影响，科学研究发展缓慢。当初那个本不希望过问政治的叶铭汉，却要反复被“政治”过问，尤其是青年远征军的经历成为他一段不得不重复交代的过去。“尽管环境是那样，但大家整体的学习气氛是很不错的，白天参加运动，晚上吃过饭就到所里看书、研究。”已是不惑之年的叶铭汉从来没有忘记当初的追求。 立足高能：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文革”结束后被长期滞缓的科技事业开始复苏，早在1956年就提出的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国家规划被重新提上日程，这让叶铭汉感到“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核物理是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而高能物理是核物理向更高能方向的发展。从1956年参加苏联的联合核子研究所开始，中国就开始发展高能物理。“高能物理被钱三强先生称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前哨阵地’，只要有所突破，就会对工业技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重大作用。”已经在高能物理所工作的叶铭汉很清楚，发展高能物理首先需要建造我们自己的大型加速器、探测器。
中国高能加速器的建设从1956年首次提出到1983年最终批准，整个探索论证历时近30年，经历了“七下八上”的曲折过程，即八次提出方案，七次因方案改变或其他原因而停止。
为了推动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研制，中科院于1973年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成立了高能物理所，叶铭汉调入，并由此转向高能粒子探测器的研究开发。
1975年，叶铭汉和几位研究人员决定先行一步，放弃国际上高能物理探测器以泡室、流光室为主流的方案,成立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多丝正比室、漂移室，同时在所内合作研制了新的电子学插件和数据获取系统，在国内首次实现了计算机在线数据获取。当时的中国，计算机还是个“稀罕玩意儿”。
1981年，国家决定建造2×2.2亿电子伏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年后，叶铭汉开始负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核心装置——大型粒子探测器“北京谱仪”的研制。“北京谱仪”这个由多种探测器组成，重达400多吨的庞然大物，对我国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都形成巨大挑战，此外，通过两万多路数据通道输出后的在线读出和分析系统，也考验着我国当时的电子学和计算能力，但叶铭汉有信心。
1984年，叶铭汉担任高能所所长，带领全所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很重视，小平同志亲自抓，工程领导小组具体抓，各方面配合得很好，对撞机建设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候，我们很幸运。”1988年10月，对撞机工程完工，并实现了正负电子的对撞。
对撞成功后，各界认为，这是“中国继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国际上的科学家称，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进步，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里程碑”，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再次被振奋，对撞机建设的成功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科学意义。
叶铭汉在作述职报告时说，“回顾在1980年和1981年，八七工程刚下马，不少人对于高能物理所的前途没有信心，对于建造高能加速器没有信心，怀疑我国是否有条件进行。四年多来，通过大量实践，通过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建造以及全所其他科技工作和各方面的进展，大家已深信不疑，中国科技人员、工人和管理人员是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我们的工作为国争了光！” 再上新“高”：从高能所到高科技中心
2013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中国科学院考察，并探望当年参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和应用的3位院士叶铭汉、方守贤、陈森玉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对于邓小平同志在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的那次讲话，叶铭汉记忆犹新。
从1994年起，叶铭汉退而不休，在李政道先生的建议下进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工作。作为中心学术主任，他通过建立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了中国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最为关心的还是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
2012年，高能物理所主持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取得重大科学发现，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让全球科学界注目。在此基础上，江门中微子实验作为中国中微子实验研究的二期工程于2015年1月启动建设，有科学家评价，这是一项极有可能做出“诺贝尔奖级”成果的研究，对此，叶铭汉说：“我有这个信心，我们国家的高能物理之所以能够不落后于国际水平，能做出一流的成绩，正是因为我们在并不宽裕的时候有了对撞机，有了一个正确的开始。”
随着中国高能物理不断发展，科学家提出了新的规划——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这一规划如得到实施，中国将成为继欧洲核子中心之后的又一个国际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叶铭汉认为，有了对撞机的成功，加之国家经济发展的势头，CEPC非常可行。
“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要求基础科学要有突破，高能物理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目前高能物理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面对外界关于“高能物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的说法，叶铭汉并不认同，“21世纪面临的重要的基本科学问题，比如暗物质、暗能量等问题，需要通过高能物理突破，更重要的是，物理学的基础研究一直为其他学科提供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
叶铭汉先生虽已九十高龄，但走起路来经常是一路小跑，高科技中心的年轻人从不认为他是个老人，李政道先生也曾把他喻为一头具有巨大内在力量的“bison”（野牛）。
“高技术中心的发展要重新考虑，也要转型。”如今已90岁的叶铭汉在科学追求的道路上从不止步。
上善若水：“不争”的朴素人生
“我不是个聪明人，记忆力也不好，但我最大的特点是做事情能坚持。”正如叶铭汉所言，从1949年师从钱三强一头扎进核物理的科学世界到主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并最终建成，叶铭汉一直在坚守，他相信“一个人如果能锲而不舍地坚持，总能做出点什么来”。
在所里人们都称他“老叶”，平易近人、温和儒雅是他留给大家的共同印象，在叶铭汉八十华诞的纪念活动上，已卸任的常务副所长张厚英说：“老叶的特点就是特别不要权。”正是“向下放权”这一领导方式，使得高能所在那个时期涌现和历练出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后来对撞机升级改造工程以及其他国家重大科学装置建设的中坚力量。在任期间，最令他为难的是每次主持职称评定，在“老叶”看来，每个参评者都很优秀，都有自己的特点，“我虽然是所长，但并没比任何人高多少，要充分发挥大家的才能，所以工作的时候也并不是那么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这一代人，只知道老老实实地做事情，提高业务水平，对于名和利上的事情从来不计较、不争抢。”在90年的人生历程中，叶铭汉不管走到哪里总能跟周围的人融洽相处，把大家团结起来，“真理不用强辩，只要把工作做好了，其他的事情不用太操心”。
叶铭汉住在位于中关村的科学院家属楼，距离工作单位两站地，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一直坚持步行上下班，“我生活上不太计较，平时吃得很简单，奢侈的东西不追求，衣服要很破了才换掉”。
这就是我敬佩的叶先生，平凡而又高风亮节。
主要论著1 赵忠尧，杨澄中，叶铭汉，等.一架700千伏静电加速器和一架200万伏高压静电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内部资料，1953
2 李正武，叶铭汉.带电重粒子激发的γ射线在同位素分析及技术上的应用.科学通报，1957(10):297
3 叶铭汉，李正武.带电重粒子激发的γ射线在测定同位素丰度上的应用.物理学报，1958，14:64-70
视频著名物理学家叶铭汉曾是留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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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7 17:1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