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國丨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編撰、刊刻及流傳再探——以“臨川本”與“杭州本”關係為核心的考察 2021-12-14 07:30
感謝劉成國老師賜稿 原文載《文史》2021年第3輯 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 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編撰、刊刻及流傳再探 ——以“臨川本”與“杭州本”關係為核心的考察 文丨劉成國 提要：本文利用若干新見史料，重新梳理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編撰、刊刻及流傳情況。北宋薛昂于徽宗重和元年奉詔編撰王集，至宣和四年已經完成。王珏主要根據薛編遺稿、家藏遺文，刻成《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此為“杭州本”，也即今天流行的《臨川先生文集》的祖本。詹大和於撫州所刻“臨川本”王安石文集，並非王珏所刻底本，只是校本之一。其卷數應為一百八十卷，分前後集，其版式、篇目、文字等與王珏刻本相差極遠。以《能改齋漫錄》、《清波別志》等所載王安石詩文與“杭州本”對覈，略可見“臨川本”、“杭州本”之異同。南宋孝宗朝後，諸本並行。明代以後，王珏“杭州本”一枝獨秀。何遷本翻刻的並非南宋詹大和“臨川本”，而是元明遞修的“杭州本”。 關鍵詞：王集；薛本；臨川本；龍舒本；杭州本；何刻本 關於王安石文集（以下簡稱“王集”）的版本情況，學界已有相當豐厚的研究 [1] 。一般認為，王集版本主要有兩大系統。一是南宋高宗紹興年間舒州郡齋所刻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以下簡稱“龍舒本”），一百卷；一是南宋紹興年間所刻《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對於前者的編撰、流傳，向無異詞。對於後者的研究，大致可分兩派：一派認為，現存百卷本《臨川先生文集》皆以南宋紹興十年（1140）詹大和於撫州臨川所刻王集為祖本，此即“臨川本”。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孫王珏據“臨川本”重刻於杭州，此即“杭州本”。此後各朝據“杭州本”遞相刊印，直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遷據“臨川本”覆刻，於是“臨川本”與“杭州本”並行於世 [2] 。一派則認為，所謂“臨川本”早已失傳，“（王荊公詩文）流傳到現在的，只有杭州和龍舒兩個刻本。”“應（雲鸑）、何（遷）兩本都在直接或間接據杭本重刻，以後各本和四庫全書本，一脈相承，也都源出杭本。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荊公詩文在過去八百年間，杭本實居獨佔地位。” [3] 前者是學界主流，自清代四庫館臣一直延續至今；後者以趙萬里為代表，而應者寥寥无几，屬於少數派 [4] 。 以下本文擬以若干新見史料為據，重新梳理王集在宋代的編撰、刊刻及流傳等過程，從零星片段的文獻記載中，拼湊還原高宗朝王集各版本的大致輪廓，劃清它們彼此間的界限，而重新探討“臨川本”與“杭州本”之關係。 一 自神宗熙寧十年（1077）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去世，王安石一直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優遊林下。和歐陽脩晚年手編《居士集》不同，他未曾親自編纂個人的詩文作品，而是寄望于門人弟子。蔡絛《西清詩話》卷下載：“王文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 [5] 蔡絛是蔡京之子，蔡卞之侄，而蔡氏兄弟是北宋後期新黨黨魁，蔡卞又是王安石之婿。這個記載，應當可信。可見，王安石並不希望他全部詩文都刊刻行世，而冀望門人弟子編撰時有所選擇去取。 徽宗即位後，繼續推行其父神宗與王安石在熙寧、元豐期間創立的各項新法，意識形態方面則不遺餘力尊奉王氏新學。政和三年（1113），王安石被追封為舒王，配享文宣王廟 [6] ，其身後榮耀已臻頂峰。在此背景下，重和元年（1118），薛昂（字肇明）奉詔編集其遺文，辟文字檢討官三名，在其府中編集：“重和元年六月壬申，門下侍郎薛昂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乞更不置局，止就臣本府編集，差檢閲文字官三員。’從之。” [7] 北宋後期諸臣中，只有王安石獲此殊榮。南宋魏了翁曰：“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為詳備。其書則經史、圖牒、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而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薛肇明諸人寔董其事，以至張官置吏，咸軼故常。” [8] 薛昂是王安石高足，杭州人，登神宗元豐八年（1085）進士第 [9] 。他是北宋後期王氏新學最重要的傳人之一，曾至江寧親炙王安石。徽宗一朝，他與蔡京、蔡卞兄弟關係密切，維護師門，盡心竭力，曾乞戒士人不得傳習元祐學術 [10] 。他奉詔編集王安石文集，所辟三位檢閱文字官中，有兩位可考。一為范舜舉，字濟美，建州建陽人。政和五年（1115）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後薛昂延置門下教諸子，辟其為編集荊公遺文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於京師甘泉坊。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11] 一為陸韶之，字虞仲，錢塘人，進士登第。歷復州景陵尉、蘇州常熟丞、知開徳府衛南縣、真定府海州教授；又中詞學兼茂科，除敕令所刪定官，未上，授大晟府按協聲律，“兼編集舒王遺文所檢討官”。“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師，年止四十六” [12] 。王安石的長孫王棣，也曾參預其中。“杭州本”有王安石曾孫王珏題識曰：“曾大父之文，舊所刻行，率多舛誤。政和中門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資，皆嘗被旨編定，後罹兵火，是書不傳。” [13] “先伯父大資”，謂王棣，字儀仲，賜進士出身 [14] 。建炎三年（1129），王棣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率軍民固守澶淵，城陷而死，贈資政殿學士 [15] 。 范舜舉卒于宣和二年（1120）三月二十六日，時任遺文所檢討官“僅逾月”，其時，薛昂奉詔編集王安石文集已有兩年多。最遲至宣和四年（1122）八月，薛昂、王棣所編王集應已完帙，題名為“臨川先生集”。呂德修《眉山唐先生文集序》曰： 近世以文集顯于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舒王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中略）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溫陵呂榮義徳修撰。 [16] 文忠公指歐陽脩，參政呂公指呂惠卿。神宗熙寧七年（1074），呂任參知政事；“紹聖中，（中略）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 [17] ，故其文集稱《觀文集》，有一百卷 [18] 。丞相張公指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大觀四年（1110），“起知杭州，過闕賜對，（中略）留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 [19] 有文集十三卷 [20] 。舒王即王安石。四庫館臣以為，薛編王集未成：“昻亦曾奉詔編定其集，顧蔡絛與昻同時，而並未言及。次山序中，亦祗舉閩浙本，而不稱別有勅定之書。其殆為之，而未成歟？” [21] 當代學者也大都贊成館臣所言 [22] 。其實，這是不準確的。薛本編成後，當時便有士人获悉，如呂榮義。呂榮義字德修，晉江人，紹興十二年（1142）特奏名進士 [23] 。“政和三年，溫陵呂榮義著《兩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書皆太學、辟廱事也。” [24] 政和、宣和年間，呂榮義混跡于京師太學，宣和年間曾與唐庚在景德寺比舍而居，故或能第一時間預聞“薛本”之編成 [25] 。數年後，北宋即罹滅頂之災，“薛本”遂遭戰火銷毀，故其流傳有限。王珏“杭州本”題識曰：“後罹兵火，是書不傳。” [26] 魏了翁曰：“然肇明諸人所編，卒以靖康多難，散落不全。” [27] 當是實情。 鑒於“薛本”的獨特遭遇，不難想像，能夠得見其書而又留下文獻記載的士人，必定少之又少。南、北宋間的文壇巨擘葉夢得，便是其中之一。葉夢得與薛昂在徽宗朝長期同朝為官，仕途同得蔡京提攜，交契非淺。其著述中屢引薛語，如曰：“予時為學士，劉徳初、薛肇明皆為尚書，班相近。予覺其誤，即語二人，二人曰：‘非誤，當拜。’余不免亦從之。” [28] “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中略）余見蔡天啟、薛肇明，備能言之。” [29] 他提供了一條關於薛昂編刻王集的重要材料： 蔡天啟云：“荊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鸎囀’之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嘗頃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終莫得。 [30] 蔡肇字天啟，潤州丹陽人。元豐間曾至金陵從學王安石，並助王修訂《字說》 [31] 。今王集中，有多篇贈蔡之作。“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二句，“龍舒本”、“杭州本”及李壁注本、“應刻本”、“何刻本”等皆未收入。葉夢得將蔡語轉述給薛昂，可見他對於薛編王集的過程非常瞭解。而“求之終莫得”，似可理解為“薛本”編成後，葉夢得曾經寓目，最終確認薛編王集也未能搜輯到此篇。薛昂是錢塘人，靖康初致仕後歸杭州 [32] ，而葉夢得恰於靖康元年（1126）十月起知杭州，建炎二年（1128）罷。在此期間，二人必有交集。建炎元年（1127）八月杭州兵變，二人即首當其衝：“是日，杭州軍亂。（略）執守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略）釋夢得而囚之，逼昂權領州事。” [33] 薛家藏有薛編王集遺稿，故葉夢得可獲知篇章存佚之詳情。 葉夢得卒於紹興十八年（1148），自然無從得見王珏“杭州本”（紹興二十一年刻，詳下）；《石林詩話》撰成於建炎年間 [34] ，則“臨川本”（紹興十年）、“龍舒本”（紹興十年後）等，葉也無從獲知。他所見之王集，最有可能是“薛本”。是以將《石林詩話》所引出自王集的詩文，與“杭州本”對勘，可窺“薛本”之一斑 [35] 。 例如《詩話》卷上載： （王荊公）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日，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只今集中，兩本並存。 [36] 此條所引前二句，出自王安石《次韻酬朱昌叔五首》其一；後二句出自《次韻酬朱昌叔五首》其三。“豈愛”，《詩話》諸本皆同，而“杭州本”、“龍舒本”等皆作“未愛” [37] 。這兩句詩歌，葉夢得明言曾驗之于王集。由此推斷，他所見的“薛本”即作“豈”。今《石林詩話》共引王詩數十首，與“龍舒本”、“杭州本”對勘，頗有異文。 在薛昂奉詔編集外，王安石的一些詩文、學術論著一直以單行本刊行。學術著作方面，如官方刊刻的《三經新義》、《字說》，熙寧之前刊行的《洪範傳》、《淮南雜說》、《易解》 [38] 。詩文方面，則有以下流傳於世： 1、《奉使詩錄》。仁宗嘉祐五年（1060）春，王安石作為送伴使奉送遼使歸國，途中撰有三、四十篇詩歌。回朝後，王安石將這些詩歌編錄示諸親友，並寫下《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為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39] 《王文公文集》卷七十《出塞》其二題下原注曰：“此一首誤在《題試院壁》，觀其文乃是出塞辭。《奉使詩錄》不載，恐脫，不敢補次之，輒收附於《入塞》之後。” [40] 即明確提及《奉使詩錄》。《遂初堂書目》著錄有《王文公送伴録》、《王介甫送伴録》 [41] ，此二書與《奉使詩錄》當為一書。今散見於文集中。 2、《手書詩》一卷。陸游《跋荊公詩》：“右荊公手書詩一巻。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 [42] 這十三首詩是王安石的手書真跡，並刻石於臨川，今散入文集。 3、《建康酬唱詩》，一卷，《宋史》卷二百九《藝文八》著錄。據題名，當是王安石退居江寧後與友人弟子唱酬之作。 4、《半山集》，二卷。陸游《跋半山集》曰：“右《半山集》二巻，皆荊公晚歸金陵後所作詩也。丹陽陳輔之嘗編纂刻本于金陵學舍，今亡矣。” [43] 《半山集》乃陳輔所編刻。輔字輔之，號南郭先生，丹陽人。“少負俊才，不屑事科舉。文辭雄偉，不蹈故常，尤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因稱‘南郭先生’。（略）出入安石之門，安石厚遇之。（略）其他唱酬甚多，見《南郭集》中，蓋有《臨川集》所不載者。” [44] 陳輔“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荊公最雅素。荊公用事，他絕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 [45] 他所編的這部《半山集》雖是選集，但因與王安石關係密切，其刊刻想必精審。 5、《半山別集》。汪藻《跋半山詩》曰： 《半山別集》有詩百餘首，表、啓十餘篇，乃荊公罷相居半山時老筆也。祝邦直作淮南學事司屬官時摹印，甚精。德興建節鄉人周彥直，舊從荊公學，亦用此集印行。余皆寶之。過江以來二十年，求之莫獲。頃見徐師川，云黃魯直讀此詩，句句擊節。公器之不可揜也如此。近觀《臨川前後集》，猶識其在集中者數十首，因擇出錄之，而表、啟不存一字，可惜也。然錄者極多舛誤，非不知其非真，但不敢擅下雌黃耳。今人謂公詩皆其少作，而此老筆無人辨之，尤悵然也。 [46] 《半山別集》也屬選集，共收詩歌百餘篇，表、啟十餘篇，皆為王安石居半山時所作。刊印者祝廷，字邦直 [47] ，括蒼人，紹聖四年（1097）進士及第 [48] ，官至中大夫、衛尉少卿 [49] 。大觀三年（1109），祝廷以提舉利州路學事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50] 。其摹印《半山別集》，當在此之前。另一位刊印者周廷俊，字彥直，信州弋陽縣人。“少力學自立，尤工詞賦”，以其子周執羔“策髙第，至大官”，得贈官為承事郎，凡十封為右朝奉大夫致仕。紹興三十二年（1152），年八十九，卒 [51] 。 5、《臨川詩選》一卷，汪藻編選。《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七著錄：“《臨川詩選》一卷。汪藻彥章得《半山別集》，皆罷相後山居時老筆，過江失之，遂於《臨川集》錄出。又言有表、啟十餘篇，不存一字。” [52] 除詩歌外，王安石的奏疏也曾由陸佃編撰成集。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今浙江紹興）。南宋著名詩人陸游祖父，王安石高足，《宋史》卷三百四十三有傳。英宗治平年間，陸佃曾至江寧受經於王安石。熙寧間，他對新法雖有異議，但在學術上則謹守師說，積極參預《三經新義》的修撰。哲宗元祐元年（1085）二月，遷吏部侍郎，修撰《神宗實錄》。修撰期間，“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 [53] 王安石的奏疏，應當就是在此期間由陸佃編撰而成。今《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屢次提及陸佃所編王安石文字，共有八通奏劄，分別是：熙寧三年（1070）七月壬辰《答詔問馮京等處置事宜劄子》，李燾注：“此據陸佃所編文字。” [54] 熙寧三年（1070）九月，《論陳襄不當除知制誥劄子》，李燾注曰：“安石論襄，據陸佃所編安石文字，末稱九月日參知政事王安石劄子。” [55] 熙寧三年（1070）十一月《論交阯事宜疏》，李燾注曰：“安石奏，乃陸佃所紀者，不得其時，今因王珪劄子附十一月。” [56] 熙寧五年（1072）二月《論秦鳳沿邊招納事劄子》，李燾注曰：“陸佃所編安石文字。” [57] 熙寧六年（1073）正月《論宣德門事劄子三》，李燾注曰：“陸佃所編安石文字，有三劄子，皆論宣徳門事，今並附此。” [58] 熙寧八年（1074）十月《論星變不足信劄子》，李燾注曰：“安石劄子，今據陸佃所編增入，劄子稱十月而無其日。” [59] 這些奏劄均不載王集，而出於陸佃所編的王安石奏疏。尤褒《遂初堂書目》著錄《王文公臨川集》 [60] ，又著錄《王荊公奏議》 [61] ，後者當即陸佃所編。 據《西清詩話》，王安石曾批評李漢編篡韓愈文集時未予遴選去取，而作為其得意門人，薛昂編王集時又處於特定的政治高壓中，黨禁未除。可以想見，“薛本”所編詩文必定不全，有所篩選。除上述《長編》中八通奏劄不見於文集，其他一些涉及敏感政治人物的詩文，不予甄收，也在情理之中。比如，仁宗嘉祐年間，王安石與韓維、司馬光、呂公著並稱“嘉祐四友”，四人情好莫逆。他們彼此之間書啟往來，詩歌唱酬，數量必然甚夥。後因熙寧變法，四人在政治上分道揚鑣 [62] ，而徽宗一朝，韓、呂、司馬又名列元祐黨籍碑之首，薛昂於相關詩文刪而不取，于情於理，都在所難免。如嘉祐二年（1057）五月，王安石離京出知常州，到任後曾致書呂公著，云：“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 [63] 這篇過度謙抑、稱揚元祐黨魁的書信，現存王集皆失收。 二 北宋末、南宋初，閩、浙間另有王集刊本流行，不詳所自。紹興十年（1140），詹大和於撫州刊刻王集，黃次山撰序，曰：“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 [64] 這個版本，可稱為王集的“閩浙舊本”。現存宋人著述中，似乎只有蔡絛《西清詩話》徵引的王安石詩文，屬於這個版本，由此可以略窺一二： 王文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而其文迄無善本，蓋鬻書者誇新逐利，牽多亂真。如“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吾皇英睿超光武，上將威名得隗囂”，皆元之詩也。《金陵獨酌》“西江空浪來天際”，《寄劉原父》“君不見翰林放逐蓬萊殿”，王君玉詩也。“臨津豔豔花千樹”，“天末海門橫北固”“不知朱戶鎖嬋姢”，皆王平甫詩也。此類不勝數。衆所傳諷者，多非公句。余每嘆惜於斯云。 [65] 蔡絛是徽宗朝權相蔡京幼子，宋室南渡後雖遭貶謫而得享高夀。《西清詩話》成書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刊行後即遭政敵攻訐而興起西清詩案 [66] 。蔡撰《詩話》時，詹刻本（紹興十年）、“龍舒本”（紹興十年後）、“杭州本”（紹興二十一年）尚未刊刻，蔡自然無從寓目。而“薛本”最遲編成于宣和四年（1122），與《詩話》成書時間接近，蔡也未必得見，是以“（薛）昻亦曾奉詔編定其集，顧蔡絛與昻同時，而並未言及。” [67] 《詩話》既曰“其文迄無善本”，又曰“蓋鬻書者誇新逐利”，則似乎宣和年間在“薛本”之前，已有王集刻本行世。以時間推測，這很可能便是“閩浙舊本”。 《詩話》中共引7首詩，蔡絛以為皆是偽作，而鬻書者誤收集中，“誇新逐利，牽多亂真”。今按，《金陵獨酌》《寄劉原父》二首，確非王安石所作，今王集傳世諸本皆未載。“春殘”二句出自《晚春》，王集各本中，只有“龍舒本”收錄，題注曰：“或云盧秉詩。” [68] “吾皇”二句，出自《西帥》，王集各本中，也只有“龍舒本”收錄 [69] 。除蔡絛外，釋惠洪也認定《春晚》是王禹偁（字元之）之作：“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疏’，今誤作‘睡起茶多酒盞疏’。” [70] 《西帥》中用光武帝、隗囂之典，更切合于宋太宗遣將征黨項，而不契于神宗用兵熙河。而王安石字介甫（父），王禹稱字元之，二人之字極易相混。所以，這兩首非王安石作的可能性極大。“臨津豔豔花千樹”出自《臨津》。詩曰“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71] ，指北宋進士登第後遊覽金明池，而王安國未曾登第，故此詩應為王安石之作 [72] 。“天末”出自《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73] ，王安國（字平甫）原作尚存，題為《金山同正之吉甫會宿作寄城中二三子》 [74] ，故也屬王安石無疑。這兩首，現存王集各本均收錄，決非偽作。“不知朱戶鎖嬋娟”出自《上元夜戲作》 [75] ，除《西清詩話》外，並無他證可以確定為王安國之作。 以上7首詩歌，有2首確是王作，2首確為他人所作，有2首他人之作的可能性較大，有1首真偽參半難以證實 [76] 。“閩浙舊本”將以上詩歌全部收入，且“此類不勝數”，也就難怪蔡絛感慨王集“其文迄無善本”了。 南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撫州知州詹大和在“閩浙舊本”基礎上，於臨川刊刻王安石文集，題作“臨川先生文集”，世稱“臨川本”。黃次山為之撰序： 紹興重刋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中略）丞相旦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為不朽。近嵗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刋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為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黃。讎正之難，自非劉向、楊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為之何？”客曰：“不然。皋、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揚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為，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無時矣。明窗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誤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劉、揚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為我志之。” 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敘。 [77] 詹大和字甄老，嚴州遂安人，登政和八年（1118）進士第，“歷直州楊子縣尉、監泗洲糧料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尚書水部員外郎、淮南路轉運使、知江虔撫三州，再知虔州”。詹于撫州刊刻王集後不久，便“卒于臨安客舍，年四十八，時紹興十年十月癸未也” [78] 。據序所言，詹大和因見王集流行於閩、浙 [79] ，而故鄉撫州反無暇刊刻，遂以“閩浙舊本”為底本，進行了一些校勘工作，並附上王安石的年譜，然後請黃次山撰序，予以刊刻。黃序稱此次刻本為“譜而校”，即言簡意賅指出“臨川本”是在“閩浙舊本”基礎上刊印而成。因刻於撫州（州治臨川），故世稱詹刻本為“臨川本”。黃序撰於紹興十年（1140）五月，而詹大和卒于本年十月。“臨川本”之所以“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如此倉促刊刻，或因詹已染痼疾，自覺時日無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在這種情況下，再兼以“閩浙舊本”原非善本，“誇新逐利，牽多亂真”，“臨川本”的品質也就勢必難如人意。故同時代孫覿曰：“比臨川刻荊公詩文，王荊公文刻於臨川，贗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 [80] 後世對《臨川先生文集》的非議，主要是受到這些針對“臨川本”批評的引導。 “臨川本”的卷數，黃序未予交待 [81] ，但前引汪藻《跋半山詩》曰：“過江以來二十年，求之莫獲，（略）近觀《臨川前後集》，猶識其在集中者數十首，因擇出錄之。” [82] 汪藻卒於紹興二十五年（1155），此云“過江以來二十年”，則此跋當作紹興十五年（1145）左右。他將所見王集稱為“臨川前後集”，則既非“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也非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珏所刻“杭州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而“薛本”又失傳，則應當便是詹刻“臨川本”。畢竟，詹大和的墓誌銘，便是其兄詹至委託汪藻所撰 [83] ，對於詹刻，汪藻必然知曉。《通志》著錄有王安石《臨川集》一百卷、《臨川後集》八十卷 [84] ，應當就是“臨川本”（“臨川本”自“閩浙舊本”刊刻而來，僅做譜校，則二者亦應相同）。《通志》成書於紹興後期，作者鄭樵主要生活高宗朝，卒於紹興三十二（1162）年，其著錄王集應是親眼得見。余嘉錫曰：“此必南北宋間有此別本，鄭樵親見之，故著之於錄。” [85] 甚是。在此之後，歷代目錄學著作中，似乎只有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予以著錄：“王安石《臨川集》一百卷，又後集八十卷。” [86] 然焦未必親見。 紹興十年至二十年間（1140—1150），在廬州舒城縣（今屬安徽），又有《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刻本出現。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珏於杭州兩浙西路轉運司刊刻王集，其題識曰：“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臨川”當指詹大和刻本，“龍舒”即此百卷本《王文公文集》。龍舒是舒城的古稱，因龍舒水流過而得名。據影印宋本，此龍舒本前後無序、跋，總目分上下二卷，其一百卷編次為：卷一至卷八為“書”，卷九為“宣詔”，卷十至卷十四為“制誥”，卷十五至卷二十一為“表”，卷二十二至二十四為“啟”，卷二十五為“傳”，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為“雜著”，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五為“記”，卷三十六為“序”，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為“古詩”，卷五十二至卷七十七為“律詩”，卷七十八為“挽辭”，卷七十九至卷八十為“集句”，卷八十一至卷八十二為“祭文”，卷八十三至卷八十五為“神道碑”，卷八十六為“墓表”，卷八十七至卷一百為“墓誌”。其中，卷三十七至卷七十七詩歌部分，按“古詩”和“律詩”兩大類編次，不分律、絕和五言、七言，但每卷卻大致按照詩歌題材來分類，如唱酬、題畫、送別、詠史等。正文各卷又重出一遍細目，半頁10行行17字，白口，書口中間題書名簡稱、卷數，如“文集一”，下方為頁數，以及“胡木、孫 右、施光、阮宗、陳通”等三十餘名刻工姓名 [87] 。 王珏稱臨川、龍舒所刊行，“尚循舊本”。這個舊本，指的就是黃次山為“臨川本”所撰序中所謂“閩浙舊本”。或以為“龍舒本內容和薛昂初編本比較接近”，並無任何根據 [88] 。 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孫王珏，時任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路常平鹽茶公事，於杭州刊刻《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世稱“杭州本”。題識云： 曾大父之文，舊所刻行，率多舛誤。政和中門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資，皆被旨編定，後罹兵火，是書不傳。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珏家藏不備，復求遺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確，多以曾大父親筆、石刻為據。其間參用眾本，取捨尤詳。至於斷缺，則以舊本補校足之。凡百卷，庶廣其傳云。 紹興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謹題。 [89] 這段題語文詞簡潔，但所含資訊極為豐富。從中可見，北宋薛昂、王棣被旨所編的王集，因罹兵火，南渡後未能傳世。“比年臨川、龍舒刊行”的王集，即指詹大和的“臨川本”、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尚循舊本”之“舊本”，即“臨川本”序中所謂的“閩浙舊本”。儘管北宋“薛本”因戰火不傳，但薛昂家仍有遺稿（薛是杭州人，南渡後定居杭州，紹興四年卒）。王珏因家藏“曾大父之文”不備，故求之於其家 [90] 。這些遺稿校訂精確，並多以王安石親筆、石刻為據（畢竟徽宗下詔編定，而編者薛昂是王安石高足，又與蔡京、蔡卞兄弟關係密切，王棣則是王安石長孫），又參以眾本，但仍然有所斷缺 [91] 。於是王珏根據所見“舊本”補校足之，共有百卷。這些舊本，應當包括“臨川本”、”龍舒本”以及“臨川本”序中所謂“閩浙舊本”。 綜上所述，王珏“杭州本”主要依據的，是自家所藏王安石文，以及北宋薛昂所編王安石文集的遺稿。而詹大和紹興十年（1140）所刻“臨川本”、紹興十年（1140）後行世的“龍舒本”，以及“閩浙舊本”，王珏在刊刻時曾予以參校補足。至於“補校足之”的詳情，則不可知。例如，“龍舒本”中有多篇詩文，即為現存的《臨川先生文集》系統所無，而其中往往真偽參半。 王珏所刻“杭州本”，原本僅存殘帙，而元、明遞修本有十餘種。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有兩個“宋紹興中刻本”《臨川先生文集》殘卷： 這兩個殘本書名《臨川先生文集》，各卷細目緊連正文，行款半頁12行行20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黑魚尾，書口中間題寫書名簡稱及卷數，如“臨川集六”、 “臨川集五十二”，這些都一一相合。書口下方題寫的刻工姓名，就二本共有的卷五三、五四、五五這3卷來看，“金升”、“方通”、“金彥”。 [92]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杭州本”殘卷，卷三十七至四十九、卷六十一至六十九，有“沅叔藏宋本”、“沅叔審定宋本”、“雙鑒樓主人珍藏宋本”、“傅印增湘”等印。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兩種元明遞修本。一為鐵琴銅劍樓所藏、黃廷鑒校宋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此本卷首有鈔補紹興十年黃次山紹興重刻臨川文集序、王珏《題後》，題為《臨川先生文集》總目，次為正文，卷末無題跋。瞿鏞著錄曰： 此臨川曾孫珏刊本。前有小序云：“曾大父之文，舊所刊行，（中略）王珏謹題。”又有總目，惟載某卷之某卷、某體詩、某體文。其細目載每卷前，目後卽接本文。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書中“桓”字作“淵聖御名”，“構”字作“御名”，“愼”、“敦”、“廓”字不闕筆。雖有後來修板，謬誤不少，而原書尚是紹興舊刻可知。 [93] 中國國家圖書館另藏一種宋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二十冊。此本卷端題為“臨川先生文集”，書口題“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然卷首無黃次山《紹興重刻臨川文集序》，無總目，而徑入正文，亦無黃廷鑑校語，惟卷末有王珏題識。潘宗周著錄曰： 此為臨川先生曾孫珏刊本，卷末有紹興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題記，歷述校刊顛末。是本宋避諱至高宗至，蓋為是集最初刊本。惟印本漫漶，且多補刊之葉，然《臨川集》實以是為最古矣。 版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二字。左右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上間記字數，下記刻工姓名。書名題“臨川集幾”。其有闊黑口者，皆補版，無刻工姓名。 [94] 三 關於“杭州本”和“臨川本”的關係。如上所述，王珏於杭州刊刻王集，所依據的主要是薛家所藏王集遺稿，以及自家所藏王安石遺文。遇有殘缺不全，王珏再據“閩浙舊本”、“臨川本”、“龍舒本”等校正補足。從其自述來看，“杭州本”決非來自“臨川本”，後者充其量只是他所用的一個校本而已。“臨川本”與“杭州本”，理應屬於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相差甚遠。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江西巡撫何遷於撫州刻《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由於卷首錄入黃次山為“臨川本”所撰《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序言》，而在此之前，嘉靖二十五年（1546）象山應雲鸑於臨川知縣任上重刻《臨川王先生荊公文集》一百卷，明嘉靖十三年（1534）劉氏安正堂刻《臨川王先生荊公文集》一百卷，均無黃序，於是人們以為，何遷是據詹大和“臨川本”覆刊。四庫館臣曰：“今世所行本實止一百巻，乃紹興十年郡守桐廬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黃次山為之序。” [95] 此後各目錄學家皆踵武館臣之說，如彭元瑞 [96] 、陸心源 [97] 、曾釗 [98] 、丁仁 [99] 、張之洞 [100] 、葉德輝 [101] 、祝尚書 [102] ，等等，何刻覆宋遂成定說。瞿鏞曰： 覈之明繙詹大和刻本，卷第皆同，惟輓詞類中少《蘇才翁輓詞》二首，集句中少《離昇州作》一首，而多《移桃花》一首，詩云：“舍南舍北皆種桃，（中略）君能酩酊相隨否？”案此詩不似集句，疑當時誤編入也。 [103] 瞿氏接受館臣的觀點，認定“何刻本”即“繙詹大和刻本”，然與遞修本相對校，知二者實為同一版本系統，版式、編次均相同，只有一首挽詞、一首集句稍異。余嘉錫引上述文字評論曰： 近人張釣衡《適園藏書志》卷十一記所藏宋刊本，其說與瞿氏同。嘉錫按：黃次山末題紹興十年，王珏序題辛未，即紹興二十一年。序中所稱“臨川本”，正謂詹大和本也。薛昂奉敕編集，搜羅固應完備，所編之本，雖經兵燹散失，珏既訪諸其家而得其遺稿，則其所刻宜與詹本大相逕庭。乃據瞿、張兩氏所言，以詹本與之對覈，僅有詩三首彼此不同，其餘竟無以大相遠。然則珏所謂“是正精確”者，不過文字校勘而已，而初印本又不傳，究之精確與否，尚未可知也。 [104] 余氏也先認定“何刻本”為翻刻詹大和“臨川本”，繼而發揮瞿氏之說：既然王珏搜得薛昂遺稿，其“杭州本”理應與“臨川本”大相逕庭。乃據瞿、張所言，以“臨川本”與之對覈，僅有詩三首彼此不同，其餘竟無以大相遠。進而懷疑：“然則珏所謂‘是正精確’者，不過文字校勘而已。” “杭州本”與“臨川本”理應“大相逕庭”，但以所謂翻刻“臨川本”的“何刻本”與“杭州本”相對勘，“僅有詩三首彼此不同，其餘竟無以大相遠”。顯然，這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何刻本”其實也只是“杭州本”，“直接或間接據杭本重刻” [105] ；二是“杭州本”直接根據“臨川本”刊印，故所謂翻刻“臨川本”的何刻本與“杭州本”無甚差異。 [106] 筆者以為，第二種可能性很小。如王珏所言，“杭州本”是以他家藏王安石遺文和“薛本”遺稿為主體刊刻而成，“臨川本”、“龍舒本”以及“閩浙舊本”等，只是充當了參校補足之用。很難相信，王珏是在信口開河。至於後人將“何刻本”視為覆刻“臨川本”的最重要證據——收錄黃次山序，其實並不稀奇。除了“臨川本”外，黃序尚保存于黃次山（彦平）的《三餘集》中，文字與“臨川本”全同。《三餘集》在南宋孝宗朝便已流傳士人群體中，淳熙十四年（1187），黃次山之子將《三餘集》刊印傳世，謝諤撰序，湯思謙題後曰：“《三馀》詩文，流誦士大夫間有年矣。” [107] 之後，《三餘集》流行不絕。《宋史》卷二百八《藝文七》著錄為“《玉餘集》十卷，黃季岑” [108] ，“玉”當為“三”之訛。元代中後期，黃氏後人在豐城仍然文脈相傳，蔚為地方名家。黃得禮（次山之父）七世孫黃壁重刻得禮文集，揭傒斯為之撰序曰： 豐城文物之盛，（中略）至宋彬彬不可勝載矣。而黃氏居沇溪之上，相望數世，以文章學術顯名天下，葢自柳州公始。公諱得禮，字執中。（略）惟黃氏由金華徙豐城，蓋數百餘年矣。訖宋之世，登進士第者十有三人，而公之子吏部郎中次山，公之孫禮部尚書疇若為最顯。其行事則載之國史，其文章則吏部《三餘集》、尚書《竹坡集》世多有之，故不復論。 [109] 《三餘集》“世多有之，故不復論”，可見其流傳之廣。它與《竹坡集》、黃得禮文集，共同構成了豐城地域文化的標誌。下迄明代，《三餘集》仍然廣為流傳，猶存全帙。明《文淵閣書目》卷九著錄：“黃次山《三餘集》，一部二冊，全。” [110]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載：“《三餘集》二冊，全，宋知邵州豐城黃次山著，凡十卷。” [111] 作為江西巡撫，何遷在刻王集時，完全有可能將《三餘集》中黃次山為“臨川本”所撰序言，冠于所刻王集之首。這也是明人刻書的一貫作法。 更重要的是，儘管除黃序、年譜、沿“閩浙舊本”等信息外，我們對“臨川本”的版式、內容等所知無幾，但“臨川本”既已流行，必有不少士人得見。根據南宋士人，特別是高宗紹興朝士人的片言隻語，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其中所收詩文情況，由此將“臨川本”、“杭州本”甚至北宋“薛本”予以清晰界分。周煇《清波別志》卷中載： 王荊公志錢公輔母夫人墓，錢乞改定。公答書謂：“家廟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廨有池台竹林之勝，何足為太夫人榮？”是固然矣。至云：“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荊公之文，信自有意義，後學焉能窺測？臨川荊公集志公輔母蔣夫人，末云：“孫七，皆幼。”豈從其所請，或後來増入耶？煇頃於故家，得汴都所刊荊公集,無“七孫，皆幼”四字，且以宗室墓誌別為一卷。今臨川本無之。 [112] 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為錢公輔母親撰寫墓誌銘，撰成後錢頗不滿，因墓誌沒有提及錢母有孫七人、有子得甲科任通判等事。於是錢致書王安石，要求改寫，但遭拒絕 [113] 。此即《別志》所述。周煇生於欽宗靖康元年（1127），長期居住杭州，至慶元四年（1198）時年七十二歲，“壽祉方增”。 [114] 他所見的“臨川荊公集”、“臨川本”，即詹大和“臨川本”；他於故家所得之“汴都所刊荊公集”，應即北宋薛昂所編王集。周煇曾祖為周種，與王安石有中表親，曾受學于王，政治立場偏向新黨。元祐三年（1088），周種因上疏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而遭黜 [115] 。所謂“於故家”，很可能即是同在杭州的薛家。北宋“薛本”與“臨川本”，周煇均曾寓目。據他所言，王安石為錢母所撰墓誌銘中，“薛本”中並沒有“七孫皆幼”四字（這應當是王安石初稿），但“臨川本”中則有。這既可能是王安石最終從錢所請，予以增加，也有可能是上石時喪家擅補。另外，“汴都所刊荊公集”中，宗室墓誌單獨列為一卷，但“臨川本”、“龍舒本”均無此卷。 今按“杭州本”、“何刻本”卷九十八收錄墓誌15篇，墓主分別是御史王公（平）、孔處士（旼）、致仕王君（乙）、員外郎張君（祹）、謝景回、司法參軍杜君（渙）、金溪吳君（蕃）、分司南京沈公（周）、吳錄事（蕡）、郡公宗辯、南康侯仲行、華隂侯仲厖、祁國公宗述、將軍仲夔、大將軍世仍，後6篇即宗室墓誌。而據周煇所言，“臨川本”則無此宗室墓誌一卷（“龍舒本”也僅有宗辨1篇，至於“臨川本”所“仍”之“閩浙舊本”，必然也無此6篇宗室墓誌）。這說明，“杭州本”的確是以“薛本”遺稿為基礎，而非來自“臨川本”。6篇特殊身份的宗室墓單獨列為一卷，這應當是“薛本”獨有，體現了奉詔置局修書的獨特優勢，而王珏將之納入“杭州本”。宗室墓誌之外的9篇墓誌，應是王珏重新分卷編排或取他本所補。“何刻本”與“杭州本”全同，證明“何刻本”決非翻刻“臨川本”，而是根據“杭州本”重刻。至於“孫七皆幼”，“薛本”中無，而“臨川本”、“龍舒本”有，今“杭州本”、“何刻本”皆有。這應當是王珏在刊刻時參校以“臨川本”、“龍舒本”，據以補足。 還有一條堅強的證據。洪邁《容齋四筆》卷七載： “楊柳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荊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為“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為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陂春水”為“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景物，何預于宮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為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為禁廷離宮爾。 [116] 洪邁是南宋著名學者，主要生活于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其《容齋隨筆》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此處所提及的“臨川刻本”，當然即詹刻“臨川本”。《西太一宮》兩首六言詩，是王安石詩歌中的傑作，素有六言冠冕之稱。然而，此篇第一首各本異文相去甚遠。據洪邁所見“臨川本”，是“柳葉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宮煙水，白頭想見江南。”而洪邁指出，正確的版本是：“楊柳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這與蔡絛《西清詩話》所載是一致的：“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乙，見公舊題：‘楊栁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117] 西太一宮建于仁宗天聖六年（1028）開封西南八角鎮，用以奉安太一神像。蔡絛所言，自是親眼所見，可為定本。且哲宗元祐初年，蘇軾、黃庭堅均有次韻之作，所次之韻便是“酣”、“南”。 [118] 王詩原作，應是“楊柳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而“臨川本”擅自將“楊柳”改為“柳葉”，將“三十六陂”改為“三十六宮”，遂遭洪邁嘲笑。但王珏刻“杭州本”，前二句與此大相徑庭，作：“草色浮雲漠漠，樹隂落日潭潭一作：柳葉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煙水一作宮煙，白頭想見江南。”詩中原注的“一作”，即“臨川本”。可見，王珏所刻前二句自有底本，應當就是沿襲“薛本”，而“臨川本”只是他所用的校本之一。這與王珏題識所言完全吻合。現存“應刻本”、“何刻本”等明刻本全作“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正說明它們同屬王珏刻宋元明遞修的“杭州本”系統，而決非“臨川本”（“龍舒本”同）。另外，此詩李壁注本作：“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曰：“一作：‘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者，非此篇。”又注曰：“‘春’，一作‘煙’。” [119] 李壁為王詩作注已是南宋中後期，“杭州本”必曾寓目，故所出異文有“草色浮雲漠漠”。而“春水”作“煙水”，則既非“臨川本”，也非“龍舒本”、“杭州本”，很可能就是“閩浙舊本”。 又如陸游《家世舊聞》卷下載： 先君言：“今《臨川集》中，有《君難托》一篇，是平甫詩，自載平甫集。議者便謂荊公去位後所作，此淺丈夫之論也。” [120] 陸游父親陸宰，紹興十八年去世。他所見的自然絕非“杭州本”，而是詹刻“臨川本”。據他所言，其中便有《君難托》。而現在通行的“杭州本”、“應刻本”、“何刻本”中皆無此詩。 “臨川本”的收錄情況，由其他南宋筆記也可得知一二。《能改齋漫錄》就是考察“臨川本”的珍貴史料： 王荊公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集不載。其敘云：“不到太初郎中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奉寄。”詩云：“一水衣巾翦翠綃，九峰環珮刻青瑤。平生故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囂。三葉素風門閥在，十年陳跡履綦銷。歸來早晩重攜手，莫負幽人乆見招。” [121] 《漫錄》作者吳曾，字虎臣，政和二年（1112）生於撫州崇仁。夏太初名希道，慶曆年間知繁昌縣，頗有治績，王安石為撰《繁昌縣興學記》，曾鞏為撰《繁昌縣興造記》。《漫錄》所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杭州本”卷三十收錄，題為《不到太初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攀寄》，“何刻本”、“應刻本”等同，“龍舒本”無。吳曾既云“今集不載”，則他當時所見的王集，必非紹興二十一年（1151）“杭州本”。其次，北宋“薛本”編成於宣和四年（1122），四年後遭靖康之變，毀於兵燹，僅有遺稿保存薛家。而靖康元年（1126）十五歲時，吳曾方隨伯父入太學，之前一直居住在撫州，入太學後，因遭靖康之變，吳曾旋歸撫州。直至紹興十一年（1141 年）六月，因獻《左氏發揮》，以布衣特補右迪功郎 [122] 。作為一介普通士人，他幾乎沒有可能接觸到“薛本”。第三，“龍舒本”刻于舒州郡齋，紹興十年（1140）後刊行於世。吳曾在撰寫《漫錄》中此條目時，是否讀過“龍舒本”呢？按《漫錄》卷十一載： 荊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収公親劄詩文一卷，內有兩篇，今世所刋文集無之。其一《馬上》云：“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栁條空老碧。年光如水盡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捽茹亦山雌。”其二《書會別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即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123] 《馬上》《書會別亭》二詩，“杭州本”、“何刻本”、“應刻本”等皆收。“龍舒本”不收第一首，但收有第二首。既然吳曾明言此二詩“今世所刋文集無之”，那麼，他當時所見到的王集，也決非“龍舒本”。 從吳曾履歷、交遊來看，他當時所見應當就是與“閩浙舊本”屬於同一系統的詹刻“臨川本” [124] 。“臨川本”刻於紹興十年（1140）詹大和知撫州任上，半年後詹去世，其刻本當最先流行於撫州地區。而吳曾於紹興十一年（1141 年）六月因獻《左氏發揮》以布衣特補右迪功郎，之後久不得調，居撫州待闕。紹興二十二（1152）年，方任敕令所刪定官、太常寺主簿、玉牒檢討官等。直至紹興二十七年（1157），著成《能改齋漫錄》 [125] 。作為居家侯闕的地方鄉賢，他應當可以最先接觸到詹刻“臨川本”。這在《漫錄》中也有跡可尋。雖然《漫錄》未載吳與詹的交往，但吳曾紹興十一年至二十年（1141—1150）居撫州期間，為詹刻本作序的黃次山也一直居於撫州，“肆力於學” [126] 。二人均為寓居撫州的鄉賢士大夫，且均對王安石持有同情回護之心，《漫錄》中即有數處引用黃的議論見解 [127] ，可見二人交遊之密切。 既然吳曾所見只能是詹刻“臨川本” [128] ，那麼通過《漫錄》中所徵引的王安石詩文（吳自文集得見，而非其他詩話、筆記），就可以進一步瞭解“臨川本”與“杭州本”系統的差異。今列表如下： 其中，《漫錄》卷七載：“荊公上曾魯公詩云：‘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 [129] 此二句出自王安石《謁曾魯公》詩，“杭州本”卷十七作：“且開京闕蕭何第，未放江湖范蠡船。”“闕”下，原注曰：“一作洛。” [130] 所謂的“一作”，便應指“臨川本”而言。 至於“杭州本”在何種程度上沿襲“薛本”，由於後者不傳，已無法確認。但從一些異文中，仍可窺見一些珠絲馬跡。例如《與薛肇明奕棋賭梅詩輸一首》，李壁注引吳曾《能改齋漫録》： 荊公在鐘山下棋,時薛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荊公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 [131] 薛門下即薛昂，徽宗政和三年（1113），“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爲左丞，遷門下侍郎” [132] 。元豐六年，薛至金陵拜訪王安石，弈棋賭作梅花詩，王安石為之代作。其時薛尚未及第，故吳曾所見“臨川本”稱其為“薛秀才”（“龍舒本”同），應是王詩原本。而今“杭州本”、“何刻本”等，“薛秀才”皆易作“薛肇明”。這極有可能是薛昂編文集時所改，以更加明顯地凸顯薛、王之間不同尋常的關係，而王珏刻印時則沿襲了薛本。於是“臨川本”、“龍舒本”中的“薛秀才”，被改成了“薛肇明” [133] 。“應刻本”、“何刻本”等皆源自“杭州本”，故全部相同。 四 “杭州本”刻成後，憑藉京都行在的便利條件，很快就以杭州為中心向周邊州縣士人群體中流傳。馬里揚認為，撰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其中所引王安石詩歌即出自“杭州本”。 [134] 王珏也曾將“杭州本”作為禮物，贈予僚友晁公溯。晁公溯《（與）王提刑四》曰：“特遣函使，賜之名酒嘉肴與《臨川文集》，此豈今世所有哉？” [135] 王珏卒後，晁為撰墓誌銘。紹興二十三年（1153），吳說在杭州刊刻《古今絕句》，收杜甫、王安石二家絕句共六卷，其中王安石作品占五卷，共613餘首 [136] 。所收詩歌即吳說手書付梓，其編排次序，除《永昭陵》前十一首外，其他與“杭州本”全同。二者對勘，可知《古今絕句》即以“杭州本”為底本，同時參校“龍舒本”而編成。如“杭州本”卷二十九《題永昭陵》“神闕澹朝暉”，“澹”字“龍舒本”、李注本皆作“淡”，《古今絕句》作“澹”。六言詩《西太一宮》，《古今絕句》則同于“龍舒本”而非“杭州本”。吳說是著名詩人王令外孫，與王珏也有親戚之誼 [137] ，極有可能是“杭州本”刻成後，王珏呈給吳說，而吳據之編選《古今絕句》。 孝宗朝後，王集在南宋的流傳至少有以下幾個版本：“閩浙舊本”、“臨川本”、“龍舒本”、“杭州本”。前二者大致相同，應當分為前、後集，共180卷。而後二者，則均為百卷本。至南宋中後期，《遂初堂書目》著錄王安石著述有《王荊公奏議》、《王文公臨川集》、《王文公日録遺稿》、《王文公日録》、《王文公送伴録》等數種 [138] ，可惜卷數失載，不詳版本所屬。《郡齋讀書志》著錄《王氏日錄》八十卷 [139] ，《王氏雜說》十卷 [140] ，《臨川集》一百三十卷 [141] ，《文獻通考》同 [142]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王安石《四家詩選》十卷 [143] ，《唐百家詩選》二十卷 [144] ，《臨川集》一百卷 [145] ，《熙寧日錄》四十卷 [146] 。其中，《郡齋讀書志》所著錄一百三十卷《臨川集》，很可能是《文集》百卷再加上《奏議》三十卷並數之。曾釗《王臨川集跋》曰：“右王荊公《臨川集》一百卷，（略）按《文獻通考》，《王臨川集》一百三十卷，與此卷數不同。尤袤《遂初堂書目》有王文公《臨川集》，又有《王文公奏議》，此集不載奏議，當是別為編錄，或《文獻通考》並奏議數之，故多三十卷歟？ [147] 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148] 。 孝宗淳熙四年至六年（1177—1179），呂祖謙奉敕編撰《皇朝文鑒》，選取王安石詩文共199篇。將這些作品與“龍舒本”、“杭州本”對勘，便發現其底本是“龍舒本”。川蜀地區一直尊奉蘇氏蜀學，王、蘇二人生前在政事、學術上皆呈對峙之勢。南渡後，新學、新法成為北宋覆亡的眾矢之的，備受抨擊。蜀人杜仲容卻認為“蘇氏、王氏、程氏各一家言，皆非漢、唐先儒之所能到”，“王氏之學，其弊在於尚同，而施於政事者又不幸失於功利”，“至於文詞之雅健，詩章之精深，舂容怡愉，一唱三歎，盡善極摯，則無以議也”。於是裒輯王安石的論著，“合為大成集，鍥木以行於世。” [149] 程敦厚為之撰序。程主要活動于南宋高、孝兩朝，而高宗後期嚴禁程氏之學，至孝宗朝方馳禁。杜仲容刊刻王集，欲合程、蘇、王三家之長，博取約守，庶几可免只尊蘇氏之陋，這與孝宗朝的思想學術氛圍比較契合。可惜杜刻本的卷數、收錄等詳情，迄今一無所知。明代中後期，有一百六十卷本的王集傳世，不知是此蜀刻本否。嘉靖二十八年（1549），豐坊爲無錫華夏作《真賞齋賦》，提及華夏藏有《王臨川集》，並注：“世所傳止一百卷， 唯此本一百六十卷。” [150] 此一百六十卷本《王臨川集》，至清初已罕覯。何焯《跋茅鹿門評王荊公文鈔》曰： 內閣宋刻《臨川集》，其行數、字數、卷帙與此皆同，唯華中甫真賞齋所藏，獨為一百六十卷。此本不知尙在人間否？以中甫之力，能重開以傳，而獨私之為齋中珍玩，吁，可慨已！（中略）康熙丙戌八月焯記。 東澗遺老《小樓書目》有殘本《臨川先生集》一百六十卷之一百十四卷，殆與中甫所藏之本相同也。 [151] 元代中期，著名文人危素有感于王集零落，於是搜索諸本，增補校訂，總之凡若干卷，請理學家吳澄撰序。序曰：“比臨川、金陵、麻沙、淛西數處舊本，頗為備悉。” [152] 則其時王集諸本尚存，並行於世。然危刻本迄今未睹，刊行與否，不得而知，僅有吳序流傳。 入明以後，或因元末戰亂，王集各本散佚嚴重。惟王珏所刻之“杭州本”，“獨北京有荊公《臨川集》板，在國子監舊崇文閣，而所闕什一。” [153] 此刻版在明代永樂至成化年間，以及嘉靖初期，曾迭經修補 [154]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十九年（1560），應雲鸑、何遷皆據此“杭州本”遞修版刻印，於是八百年來王珏“杭州本”得以一枝獨秀。 注 释 [1]可見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録》，中華書局，1999年，第316—335頁。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鳳凰出版社，2003年，第156—169頁。 [2]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三《臨川集》提要：“今世所行本，實止一百卷，乃紹興十年郡守桐廬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黃次山為之序。”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5頁。祝尚書：“（詹本）是今存纂輯最早之本。”“王珏本與詹大和本其實相同。”“應（雲鸑）本、何（遷）本即通常所稱嘉靖翻宋詹大和本。”《宋人別集叙錄》卷七，第320、321、333頁。 [3]趙萬里《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王文公文集》卷首，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 [4]王嵐也認為，從元到明，王安石詩文“本本相沿，一百卷分卷編次全部祖宋紹興王珏杭州刊本而來，無一例外。可見宋以後‘杭本’一統天下”。《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第164頁。最新頗富洞見的研究成果，是馬里揚《宋詞異文探源：以王安石集句詞<菩薩蠻>為例》。他根據對王安石集句詞《菩薩蠻》“數家茅屋閑臨水”的異文比勘，指出：“王珏序中提及的‘臨川本’已經不存，現存的明翻本不但不是詹大和本之舊貌，甚且是自王珏本而來。”“王珏所編撰者，自當屬於有別於‘舊本’的‘遺稿’系統。”見氏著《內美的鑲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83頁。 [5]蔡絛《西清詩話》卷下，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1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363頁。 [6]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尊王安石”，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049頁。 [7]《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尊王安石”，第4050頁。 [8]王安石著、李壁注《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首《臨川詩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9]《宋史》卷三百五十二《薛昂傳》，中華書局，1977年，第11122頁。 [10]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乙未，中華書局，1979年，第11531頁。 [11]楊時《楊時集》卷三十七《范君墓碣》，中華書局，2018年，第926-927頁。 [12]張守《毗陵集》卷十二《朝奉郎陸虞仲墓誌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71頁。 [13]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王珏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卷末。政和八年（1118）十一月，改元重和，故王珏曰“政和中”。 [14]關於王棣行實，可見拙著《王安石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08年，第35頁。宣和四年（1122）八月，王棣以太僕少卿得賜進士出身，極有可能是因編成王集。 [15]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八建炎二年二月乙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277頁。 [16]唐庚著、唐玲校注《唐庚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16年，第7頁。“溫陵呂榮義徳修撰”八字，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眉山集》序補。 [17]《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呂惠卿傳》，第13708頁。 [18]王偁《東都事略》卷八十三《呂惠卿傳》：“有文集一百卷，《荘子解》十卷。”齊魯書社，2000年，第699頁。 [19]《宋史》卷三百五十一《張商英傳》，第11097頁。 [20]《宋史》卷二百八《藝文七》，第5370頁。 [2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三《臨川集》提要，第1325頁。 [22]湯江浩：“薛昂能否在重和元年六月至九月任門下侍郎的職任上完成王安石文集的編纂工作，頗讓人懷疑。（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薛昂編集是否完成提出疑問，應該說確有值得懷疑的理由。”《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41頁。祝尚書：“薛昂奉詔編纂，編成與否，其說不一。”《宋人別集敘錄》卷七，第317頁。余嘉錫：“昂既承詔編集，又已奏置官屬，時方承平無事，下距靖康之難猶將十年，何至為之而不成？《提要》之言，真臆斷也。”《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第1354頁。 [23]《（弘治）八閩通志》卷五十，學生書局，1987年，第2744頁。 [24]周煇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卷十二，中華書局，1994年，第517頁。 [25]《唐庚詩集校注》，第7頁。 [26]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卷末。 [27]《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首《臨川詩注序》。 [28]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十，中華書局，1984年，第145頁。 [29]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戴建国主编《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十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26頁。 [30]葉夢得著、逯銘昕校注《石林詩話校注》卷上，中華書局，2011年，第16頁。 [32]《宋史》卷三百五十二《薛昂傳》，第11123頁。 [33]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建炎元年八月戊午朔，第202頁。 [34]一般認為，《石林詩話》撰成于南渡之初。見郭紹虞《宋詩話考》，中華書局，1979年，第33頁。 [35]現存宋人筆記、詩話中多引王安石詩歌，然來源不明，且難以確認作者單憑記憶還是按核文集，不宜直接用來校勘王集，除非是極少數大致可確認直接引自王集的作品。 [36]《石林詩話校注》卷上，第13頁。 [37]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卷十五。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五十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09頁。 [38]可見拙著《荊公新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3-92頁。高克勤《王安石著述考》，《復旦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1期，第83-89頁。 [39]《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十四，第883頁。 [40]《王文公文集》卷七十，第741頁。 [41]尤袤《遂初堂書目》，《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之《宋代卷》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482、483頁。 [42]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陸游集》，中華書局，1976年，第2235頁。 [43]《渭南文集》卷二十七，《陸游集》，第2241頁。 [44]劉宰著，王勇、李金坤校證《京口耆舊傳校證》卷三，江蘇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10頁。 [45]蘇軾《蘇軾文集》卷五十五《與章子平書》，中華書局，1986年，第1641頁。 [46]《永樂大典》卷九百七引汪藻《浮溪集》，中華書局，1986年，第396頁。 [47]葛勝仲《丹陽集》卷十九《次韻祝邦直廷題飲鳯泉》，《宋集珍本叢刊》第32冊，線裝書局，2004年，第685頁。 [48]《（同治）麗水縣誌》卷九，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49]《（萬曆）括蒼匯紀》卷十二：“祝廷，字邦直，年十四，入太學。紹聖中，由進士屢持使節，明敏有聲，官至中大夫、衛尉少卿。子鎰，舉賢良。”明萬曆七年刻本。 [50]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882頁。 [51]孫覿《孫尚書大全文集》卷六十一《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宋集珍本叢刊》第35冊，第731頁。 [52]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1頁。 [53]《宋史》卷三百四十三《陸佃傳》，第10918頁。 [5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十三熙寧三年七月壬辰，第5168頁。 [55]《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十五熙寧三年九月，第5235頁。 [56]《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十七熙寧三年十一月，第5286頁。 [57]《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三十熙寧五年二月，第5600頁。 [58]《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四十二熙寧六年正月，第5900頁。 [59]《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六十九熙寧八年十月，第6598頁。 [60]尤袤《遂初堂書目》，《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之《宋代卷》第一册，第497頁。 [61]《遂初堂書目》，《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之《宋代卷》第一册，第499頁。 [62] 關於“嘉祐四友”在熙寧前後關係的變化，可見梁建國《朝堂內外：北宋東京的士人交遊-以“嘉祐四友”為中心的考察》，《文史哲》2009年第5期，第113-120頁。 [63]呂本中《紫微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第3712頁。 [64]黃次山《重刊臨川文集敘》，明嘉靖三十九年何遷刻《臨川先生文集》卷首。氏著《三餘集》卷四錄為《王介甫文集序》，《宋集珍本叢刊》第39冊，第472-473頁。 [65]《西清詩話》卷下，《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1冊，第363-364頁。 [66]關於西清詩案，可見姚大勇《西清詩案考論》，《文學遺產》2009年第4期，第62-70頁。 [67]《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三《臨川集》提要，第1325頁。 [68]《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二，第768頁。《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四十八收錄，第2167頁。 [69]《王文公文集》卷七十六，第811頁。《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三十七收錄，第1661頁。 [70]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二，中華書局，1988年，第20頁。 [71]《臨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三，第362頁。 [72]此詩龍舒本題作《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王文公文集》卷六十六，第709頁。湯江浩以為，“綠衣郎”指王安禮，“故以為荊公作亦有根據。”《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第305頁。 [73]《臨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第270頁。《王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第601頁。 [74]方回選注、李慶甲集評《瀛奎律髓匯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5頁。 [75]《臨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三，第365頁。《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二，第771頁。 [76]關於王安石詩歌的辨偽，也可見湯江浩《王安石詩辨偽存疑總案》，這是迄今最為全面的成果。《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第292-312頁。 [77]明嘉靖三十九年何遷刻《臨川先生文集》卷首，又見黃次山《三餘集》卷四，《宋集珍本叢刊》第39冊，第472-473頁。 [78]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詹大和墓誌銘》，四部叢刊本。 [79]序中未及“薛本”，是因“薛本”因靖康之難，遭毀不傳，詹、黃均未曾寓目。 [80]孫覿著、李祖堯注《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内簡尺牘》卷十《與蘇守季文》，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5頁。 [81]館臣等將“何刻本”一百卷認定為翻詹刻“臨川本”，故以“臨川本”為百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三《臨川集》提要，第1325頁。余嘉錫亦然，並進而推測閩浙本：“其所刊既為一百卷，則閩、浙兩本必皆一百卷，較然甚明。”《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一《臨川集》，第1353頁。 [82]《永樂大典》卷九百七，第396頁。 [83]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詹大和墓誌銘》：“男柬之，（略）以君兄左中奉大夫、直秘閣至之狀來請銘。藻與直閣，同年進士也。” [84]鄭樵《通志二十略·藝文略八》，中華書局，2000年，第1773頁。 [85]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一《臨川集》，第1352頁。 [86]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之《明代卷》第二册，第８９５頁。 [87]趙萬里《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王文公文集》卷首。 [88]趙萬里《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王文公文集》卷首。 [89]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卷末。 [90]馬里揚強調：“王珏說罹兵火而不存，魏了翁也說‘靖康多難，散落不存’，都是指的編定完成的文集，不是說編定時參用的資料稿本也不存。”“當年編撰王安石文集而存留在薛家的遺稿，也應該是完整無損的。以至於二十餘年，當王珏編撰文集時才會到杭州的薛家取用遺稿。”《內美的鑲邊》，第84、85頁。 [91]“是正精確”、“參用眾本、取捨尤詳”等語，一直被理解為王珏自述“杭州本”。余嘉錫曰：“然則珏所謂‘是正精確’者，不過文字校勘而已。”《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一，第1355頁。王嵐：“薛昂之本肯定不是王珏刻本的底本。”“王珏此次作了較為精細的校勘補缺工作。”《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第159、164頁。其實，從行文習慣及文體表述而言，王珏不應如此自我吹噓，以上是他對“薛本”遺稿的描述。 [92]王嵐《宋人文集的編刻流傳叢考》，第159頁。 [93]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0-551頁。 [94]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0頁。 [95]《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三《臨川集》提要，第1325頁。 [96]彭元瑞《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六：“《臨川先生文集》二函二十冊。宋王安石撰，書一百卷。前有紹興十年黃次山序，稱丞相之文流布閩、浙，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蓋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校。標曰‘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序’。今閩、浙兩本無傳，此其最古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4頁。 [97]陸心源《儀顧堂集》卷十八《臨川集跋》：“《臨川集》一百卷，翻宋紹興中詹大和刋本，詹本從閩、浙本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53頁。 [98]曾釗《面城樓集鈔》卷三《王臨川集跋》：“右王荊公《臨川集》一百卷，宋紹興詹氏刊明覆板者也。”學海堂叢刻本。 [99]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卷十五：“《臨川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元刊本，明覆宋本。”民國刻本。 [100]張之洞《書目答問》：“《臨川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明嘉靖三十九年何氏翻宋本，萬曆再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5頁。 [[101]]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三：“臨川郡齋詹大和刻王安石《臨川集》一百卷，見《四庫書目提要》。”中華書局，1959年，第67頁。 [102]祝尚書：“應本、何本即通常所稱嘉靖翻宋詹大和刻本。”《宋人別集敘錄》卷七，第333頁。 [[103]]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十，第551頁。 [104]《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一，第1355頁。 [105]趙萬里《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王文公文集》卷首。 [106]《內美的鑲邊》，第83頁。 [107]黄次山《三餘集》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2册，臺湾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59頁。 [108]《宋史》卷二百八，第5379頁。 [109]《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四《沇溪先生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12-313頁。 [110]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九，《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之《明代卷》第一册，第89頁。。 [111]張萱等編《内閣藏書目録》，《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之《明代卷》第一册，第333頁。關於《三餘集》的刊刻、流傳，可見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七，第818頁。 [112] 戴建國主編《全宋筆記》第五編第九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69-170頁。 [113]《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四《答錢公輔學士書》，第787頁。 [114]《清波雜誌校注·前言》，第3頁。 [[115]] 《續資治通鑒長編》巻四百十八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午，第10138頁。 [116]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七，中華書局，2005年，第710-711頁。 [117]《西清詩話》卷中，《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1冊，第339頁。 [118]《蘇軾詩集》卷二十七《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其一：“秋早川源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中華書局，1982年，1449頁。黃庭堅著，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庭堅詩集注》卷三《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其一：“風急啼鳥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眞是眞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中華書局，2003年，第146頁。 [119]《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四十，第1777-1778頁。 [120]陸游《家世舊聞》卷下，中華書局，1993年，第209頁。 [121]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全宋筆記》第五編第3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48-49頁。 [122]吳曾履歷，可見其子吳復所撰《能改齋漫錄後序》，《全宋筆記》第五編第3冊，第6頁。 [123]《能改齋漫錄》卷十一，《全宋筆記》第五編第3冊，第63頁。 [124]馬里揚懷疑：“至若吳曾所憑據的‘舊本’，極有可能就是詹大和‘臨川本’。”《內美的鑲邊》第87頁。甚是。 [125]《能改齋漫錄後序》，《全宋筆記》第五編第3冊，第6頁。 [126]危素《危學士全集》卷十《黃次山傳》，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127]如《能改齋漫錄》卷八“夢魂香”條，《全宋筆記》第五編第3冊，第240頁；卷十四“王履道詩文警䇿”條，《全宋筆記》第五編第4冊，第129頁；卷十六“浣溪沙點綘唇詞”條，《全宋筆記》第五編第4冊，第199頁。 [128]又如吳曾引《西清詩話》達十九次，摘錄其訛誤十四條，可見他曾認真閱讀《西清詩話》。《詩話》中所引《西太一宮壁》，若與吳曾所見王集差異太大，他不可能不提出異議。此可為側證，證明吳所見確為“臨川本”，所收《題西太一宮壁》與《詩話》所載基本相同，而大異於“杭州本”。 [129]《全宋筆記》第五編第3冊，第179頁。 [130]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卷十七。 [131]《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四十二，第1843頁。按，此條今本《能改齋漫錄》佚。 [132]《宋史》卷三百五十二《薛昂傳》，第11122頁。 [133]馬里揚最先注意到這一點，見《內美的鑲邊》第86頁。 [134]馬里揚《內美的鑲邊》，第81頁。 [135]晁公溯《嵩山居士文全集》卷三十，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本。按此書卷五十四《王少卿（珏）墓誌銘》：“紹興二十五年，為夔州路轉運判官，始見某，相語：‘勿去，幸佐我。’某為之留三年，日日語不厭。”王珏贈晁《臨川文集》，當在此期間。 [136]吳說《古今絕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本。 [137]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十五：“政和中，（蔡京）以太師領三省事，得治事於家。弟卞以開府在經筵，嘗挾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中略）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夫人姻眷。’”第603頁。 [138]尤袤《遂初堂書目》，《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之《宋代卷》第一册，第482、483、497、499頁。 [139]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1頁。 [140]《郡齋讀書志校證》卷十二，第525頁。 [141]《郡齋讀書志校證》卷十七，第999頁。 [142]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五，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423頁。 [143]《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第444頁。 [144]《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第444頁。 [145]《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第497頁。 [146]《直齋書錄解題》卷七，第210頁。 [147]《面城樓集鈔》卷三，學海堂叢刻本，第６頁。 [148]馬里揚認為，《郡齋讀書志》所著錄的一百三十卷本《臨川集》，“應該是與薛昂本相去不遠，而晁公武引的蔡卞那段話，則極有可能就是附於卷前或卷後的題記之類。”《內美的鑲邊》第91頁。按，晁公武引蔡卞曰：“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下略，《郡齋讀書志校證》卷十七，第1000頁。）”這段話並非文集所附題記之類，而是出自《哲宗實錄》中的《王安石傳》。 [149]程敦厚《臨川文集序》，《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百五十九，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本。 [150]豐坊《真賞齋賦》，繆荃孫編《藕香零拾》，中華書局，1999年，第624頁。 [151]何焯《義門先生集》卷九，道光刻本。 [152]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嘉靖二十五年應雲鸑《臨川王先生荊公文集》卷首。 [153]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十《題王臨川文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册，第116-117頁。 [154]“杭州本”在明代的遞修情況，董岑仕《<臨川先生文集>版本源流考》（未刊）另有研究，此不贅述。 | 
发表于 2023-7-20 23:4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