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或研究科举的第一步，是应该对所涉及的主要史料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基于此一目的，我们的文字从史料的介绍切入，而后再拓展到其他方面。
在明清科举史料中，进士登科录素为研究者所看重。我们的介绍也就从它开始。
一、登科录的基本格式登科录最早可能起源于唐代的金花帖，到北宋初年，就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宋洪迈（1123-1202）《容斋续笔》载： 唐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传已久，而世不多见。予家藏咸平元年孙仅榜盛京所得小录，犹用唐制，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衔，曰翰林学士给事中杨、兵部郎中知制诰李、右司谏直史馆梁、秘书丞直史馆朱，皆押字。次书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讳某、父讳某、私忌某日。然后书状元孙仅。其所纪与今正同。[endnoteRef:1] [1: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三《金花帖子》，第851册第504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咸平元年当公元998年。由这条资料看，宋初的'小录'依旧用唐制，而其结构则包含了考官与进士的家状。不过在宋代，'同年小录'和'登科录'在指称上并无区分，这是与明代有所不同的。
现存最早的登科录是宋代《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传本也有题作《绍兴十七年进士登科录》的。该录前列知贡举官、同知贡举官、参详官、点检试卷官以及考试日期等。其中还有一个'主管题名小录'官员的题名，则说明当时的题名小录有可能已经由官方印行了。在前述信息之后，就是登科进士的题名，按甲次和名次先后排列。其样式如下图：
小录中的进士家状涉及中式甲第、姓名、字号、小名、年龄、生日、母氏、父母存殁情况、排行、兄弟人数、已科举次数、妻氏、上三代存殁与仕历、本贯和户主等信息，内容是很丰富的。
这个格式，在《宝祐四年登科录》中稍微有了点改变，这就是增加了专业学习的内容，在排名的格式上也进行了一点改变。详见下图：
对比两者，可知登科录载录的内容在宋代也是不断完善的，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格式。这种格式，在元代又发生了一点改变。仅存的《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可以让我们一窥元代进士登科录的基本样式（见下图）：
由上图可见，元代的进士登科题名，三甲各人姓名前的名次标记没有了，籍贯直接移到了姓名下的第一列，并在最后两列加上了乡、会试的名次和殿试后的任职。
明代进士登科录最初完全沿袭了元代登科录的样式。如《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
但这个格式后来也依然发生了一点变化，这就是及第出身下的授阶和最后的授职信息都被去掉了。从现存的登科录看，至少在建文二年就已经如此了（见下图）：
这个格式，成了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标准格式，并被清代所沿用。
明代登科录是在殿试之后由礼部主持编印，并在当年九月初一日进呈御览，中间相差半年的时间。也因为如此，在殿试之后，有些信息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复姓更名、年龄、三代、籍贯等。如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姜云鸿，就是在殿试后请求改名姜子羔的，所以登科录的名字变成了姜子羔：
清代的进士登科录保存下来的极少，不知因何如此。其格式前后也有点变化，前期基本沿用了明代登科录的样式，后期则作了一点简化。如《道光十八年登科录》：
这里的信息基本上就属于一个简单的题名，所以清代登科录的利用价值颇不如明代。
二、登科录的利用虽然明清登科录前后略有点变化，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而清代登科录内容稍简，为方便起见，我们主要就明代登科录进行讨论。
明代登科录包含有姓名、籍贯、役籍、身份、治经、字、排行、年龄和生日、三代、母氏、三代存殁状况、兄弟、妻氏、乡会试名次。这些信息在研究科举史、教育史、社会史、文化史、人口史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一）姓名和籍贯登科录的姓名和籍贯是进士信息著录的要件，在分析进士地理分布问题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也是我们观察进士的家族分布的主要依据。
明代进士复姓更名的现象不太常见，也未完全在登科录中表现出来。更名最大的问题是影响史料的阅读。比如上文的姜云鸿改名姜子羔，若不清楚这种更名，就很可能误作两个人。不过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更名的这种影响并不严重。
改姓则直接影响到进士的姓氏分布，因而影响到对家族进士分布的统计，从而影响到家族史或社会史研究的史料利用和判断。这类改姓的情形如：宣德五年进士范宗，浙江临海县人，复姓王；嘉庆三十二年进士杨一鹗，直隶曲周人（一作湖广襄阳籍，直隶曲周人），复姓王。
复姓的原因，主要是移民和婚姻，此外可能还有冒籍。如正德六年进士张钦，北直隶通州右卫籍，河南固始人，本姓李，因祖父入赘张氏而从外家姓。万历十一年进士屠如虹，奠靖所籍，浙江仁和人，榜姓梁，则可能系冒籍。
登科录的籍贯著录要稍微复杂一些。笔者另有《明清进士籍贯归属中的问题》一文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就不重复了。
籍贯归属的差异直接影响到进士地理分布的统计结果，因而是造成统计歧异的一个原因。但因为史料记载的详略不同，完全弄清楚进士的籍贯归属也非易事，这是我们使用登科录应该注意的。
（二）役籍明代进士登科录于进士籍贯后都著录有民籍、军籍、匠籍、灶籍、官籍等等，其中民籍最多，军籍次之。役籍是对民众家庭承担徭役的一种区分，所以这类记载也可以用来观察进士家庭的职业类型。比如灶籍与盐业开采有关，军籍与军队的士兵来源有关，匠籍则和轮班匠制度有关。
役籍尤其是特殊役籍的进士人数差异很大，这当中除原始人口基数差异大外，是否还意味着家庭经济来源的差异导致受教育条件的不同，从而影响到最后的科举成功，都是值得去探讨的。
（三）身份明清进士登科录中，都记录有国子生、廪生、增生、附生以及贡生、教官之类的信息，这类信息是对进士入试时的学业或职业身份的一种记录。其中人数占比最大的是国子生和地方儒学中的各类学生。
进士的这种身份记录，为我们研究学业身份对进士中式的影响提供了直接的资料。如在明代进士中，国子生所占的比例极高，一方面说明具有这些身份的考生在学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由此可以观察明代的太学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国子生对科举资源的掠夺，造成了进士资源分配的不均，因而带来其他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此外，对国子生原始家庭构成的分析，还可以揭示出国学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一些问题。
（四）治经明代和清前、中期的登科录中，也保留了考生治经的信息。在乾隆末年科举实行五经并试制度之前，明、清的士子一般是在《易》、《书》、《诗》、《礼记》、《春秋》五经中选习一经的，所以治经的信息可以用来观察士子习经的基本构成，并由此来观察地域学风的差异。
（五）字、排行字、排行也是明代登科录的构成要件。这两者的研究价值不大，但具有一定的知识价值，即字可以用来标记进士的身份信息，而排行可以用来观察进士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中兄弟辈间的血缘位置。登科录中排行并不一定就是同胞兄弟，也可能是堂兄弟甚至同族同辈兄弟。如万历十年状元朱國祚，排行三，但登科录列有兄国祯、国贤、国祥、国士、国臣，弟国礼，按这个序列计算，庞航应该为第六。
（六）年龄和生日登科录中于年龄后书生日。但登科录中的年龄作伪者多，难以置信，越往后期，这种作伪就越严重，所以登科录上的年龄，一般不能直接利用，只可作参考。
如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黄立极，生于隆庆戊辰正月二十九日（1568年2月12日），中进士时实际年龄已经37，但登科录却载其年龄为30岁。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张瑞图，生于明穆宗隆庆庚午二月初六日（1570年3月12日），中进士时已经35岁，但登科录作32岁。
登科录上的生日一般都比较可信。
（七）三代、母氏、三代存殁状况、兄弟、妻氏登科录于世系均著录曾祖、祖、父三代的名字、仕历或封赠荣誉，另外以'重庆下'、'具庆下'、'严侍下'、'慈侍下'、'永感下'来区分其存殁情况。其中'重庆下'指祖父母、父母俱存，'具庆下'指父母俱存，'严侍下'指父存母故，'慈侍下'指母存父故，'永感下'指父母双亡。这类信息皆可以用来判定进士中式前的家庭成员结构，其中三代长辈的仕历也常常被用来观察科举的社会流动水平。
登科录中的母氏资料一般仅载录母姓，但也有不少载有嫡母、继母、生母等信息，这些信息直接反映了家庭内部成员结构的变化，也因而反映出进士的家庭教育环境。特别是仕宦之家，母亲对儿子的教育尤其重要，所以登科录中的母氏信息在这方面就尤具研究价值。只是登科录于此方面的记载过于简略，须配合其他传记资料才可进行系统研究。
兄弟信息也是登科录的内容之一，它和排行构成了家庭成员关系的序列，可以用来观察进士的同辈关系和家庭人口，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研究价值。不过登科录于这类记载不完全属于同胞关系（如上文的朱國祚），有时候更似于对外展示自己的亲属关系以谋取更大的家族利益，所以还需要对这类信息进行更多辨析才可利用。
妻氏一般也列进登科录中，有聘、娶、继娶之类的区分。这类信息，主要可以用来分析进士的婚姻关系。但因为过于简略，利用起来非常困难。
（八）乡会试名次乡会试名次是明清登科录的必备部件。乡试通常会注明中式地和名次，会试则通常注明科年和名次。这类信息，除与乡试录、会试录互证外，中式地信息可以用来修复相应地区乡试录取额的原始面貌，会试的科考信息则可以用来判断科举中的告殿现象（延迟殿试）。此外，乡会试名次与殿试名次的对应关系，也可以用来观察考生的能力是否与中式名次形成相关关系，在分析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三、小结进士登科录因其编印严格，内容丰富，是从事明清科举研究不可忽略的材料，相关的研究业已证明它的权威性。认识它的结构及用途，是了解明清科举不可或缺的一步。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此。
发表于 2023-8-15 11:0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