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真正作者是崇祯帝四皇子笔下的家亡血史51.5 两年后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有人作了《续忧危竑议》三百来字的文章在京师四处散发,文中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浙党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
此书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沈一贯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声称东林党人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郭正域被诏捕,沈鲤被搜家。郭正域是太子朱常洛的讲官,“光宗在东宫,数语近侍曰:“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诸人闻之皆惧。”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太监陈矩,在太子朱常洛的保护下,郭正域无罪释归。由此可见朱常洛的地位和能量,并非东林党所渲染的那般可怜无助。陈矩为了结案,只好抓了个诈骗犯皦生光作替罪羊以应付万历皇帝,最后皦生光被凌迟处死,这就是第二次妖书案。
党争第二案梃击案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二十四日,郑贵妃的爱子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
第二年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五月,精神病人张差手持枣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李鉴,“初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蓦有男子闯入东宫,以梃掊仆守门内侍一人,韩永用等呼集执之,送部鞫审。是犯姓张名差,御史刘廷元疏言迹涉风魔,貌如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为风癫,提牢官王之采重加讦问,言有马三道诱至庞、刘二太监处,语多涉郑国泰。国泰出揭自白。”经过皇城巡城御史刘廷元初审,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跟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同审讯,发现张差说话颠三倒四,实乃疯癫之人,于是定张差“疯颠、奸徒”罪。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利用在牢狱值班的机会,用饭菜引诱张差,并命众人回避,与亲信密审张差,后由十三司会审,奏称:张差供称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他入东宫行凶,谋害小爷皇太子。
“先是,百户王曰乾上变,言奸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皇太子,词已连刘成。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至是,复涉成。帝心动,谕贵妃善为计。贵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无它;帝亦数慰谕,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连贵妃,大惧,乃缘帝及贵妃意,期速结。二十八日,帝亲御慈宁宫,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孙雁行立左阶下。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入,责以离间父子,谕令磔张差、庞保、刘成,无他及。因执太子手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既又手约太子体,谕曰:“自襁褓养成丈夫,使我有别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曰:“朕诸孙俱长成,更何说?”顾问皇太子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皇太子具言:“疯癫之人宜速决,毋株连。”又责诸臣云:“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帝又谓诸臣曰:“尔等听皇太子语否?”复连声重申之。诸臣跪听,叩头出,遂命法司决差。明日磔于市。又明日,司礼监会廷臣鞫保、成于文华门。时已无左证,保、成展转不承。会太子传谕轻拟,廷臣乃散去。越十余日,刑部议流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从之,而毙保、成于内廷。其事遂止。当是时,帝不见群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寀发保、成事,特一出以释群臣疑,且调剂贵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之寀也。”
“其后“梃击”事起,主事王之寀疏言张差狱情,词连贵妃宫内侍庞保、刘成等,朝议汹汹。贵妃闻之,对帝泣。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帝又于慈宁宫太后几筵前召见群臣,令太子降谕禁株连,于是张差狱乃定。”
用一个疯子加一根枣木棍就想谋害深宫禁苑里的皇太子,这根本就是愚蠢的自杀!张差居然还能准确地说出指使人的名字,哪个指使人会愚蠢到如此地步?更不要提这是发生在东林党王之寀对张差的单独密审之后!万历只能让郑贵妃自己去求告太子,而太子朱常洛的话更是意味深长:“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梃击案不是“无君之臣”东林党们的策划安排就是借题发挥,终于成功地逼迫因国本之争二十五年不见朝臣的万历皇帝亲见群臣表态示弱以了结此事。
(待续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