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缮性》中记载，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去性从心、去心从脑”的精神文明下滑的过程：“德又下衰，及唐（尧）、虞（舜）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在这里指出，人类曾经有一段以性识真我心做人与治事的历史阶段，但是由于德性品格的下降，人类的思维能量的主供来源发生了位移，心身与“德一”能量源的同频谐振消失，则不得不经历一个“去性从心”的转换，下降为接受色象境内五德能量的空间层级。“去性从心”，就是从完全的大慧状态，开始进入到需要慧智同步的状态。“用心”的阶段，实际上就是左脑的智和右脑的慧一起结合运用。这个时代的开启，是发生在夏朝，从夏朝以后有历史记载，人类的心里开始产生私心和欲望后，人类的本性就受到了心的制约。当发生了“去性从心”，要通过心来思和想完成生命进程以后，随着人类道德品格的继续下降，与色象境内的五德能量的同频谐振也发生位移，也就跌向了“去心从脑”，要靠脑袋苦想而不是靠心思考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治国模式中，也同步曾经历了从皇道、帝道向王道、霸道梯次下滑的变迁。按照历史进程排序，我国历史上存在着极其典型的治国之道的轨迹：无为而治历史时期的皇道治国。无为而治向有为而治转折的五帝时期的帝道治国。有为而治迅速崛起，无为而治完全淡化的三王时代的王治时期。有为而治固化，霸道治国。以霸道治国为核心，用王治为点缀，以法治为应用，全面展开。半封建半殖民地治国；无产阶段专政治国。一共六种体制形态，将四种悊（哲）学文化所对应的治理模式依次进行了演绎。
社会发展阶段分期表
事实上，中华文明史的特征，是严格依循着老子所揭示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的历史轨迹，演变成为了一部道德文明滑落史，是一个渐进式从道德高峰逐步滑落的过程。
皇治期是离道失德社会变化中的“德一治理期”，是东方精神文明“天下为道”的历史时期，是人心“德一”的状态尚未朴散开的治理时代。皇治如果以五德进行分类，是一种德治尚未出现分化的阶段，尊道贵德，修身明道无为而治，是其主要而鲜明的特征。
帝治期，则是“德一”开始朴散为五，在仁、义、礼、智、信中，社会内在的信智礼仍然坚固，人体内的脾土信、肾水智、心火礼仍然健全，因而内外之治都仍然处于以德治开始而向仁治滑落的时代；
王道治国是离开以无为而治为主体，而开有为而治先河的历史；是“天下为公”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东方文明中最早期的民主集中制诞生期。五帝皆属于修身明德实践成果卓著、进入圣人层级的优秀人物，修身内成而外就，在治己顺天的基础上治人事天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且是经过民主公推和前任选拔与禅让方式相替，民主与集中紧密结合，登上主导国家治理的位置，将集权与民主总揽而治理国家。由于治理是圣人层级修为，“以百姓之心为心”，自律性已经处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层面，有为而为符合天道规律，故治理天下而大治易定；王治期，随着人们对物相欲望的追求加重，离道失德的现象开始加速，从夏朝开始，“天下为公”蜕变成“天下为家”的社会。心灵私贪的属性明显加重，导致修身明德者对权利不再大公化而是家族化，对修身治理的方法私有化而借以维护权利的家庭化。夏、商、周三王时期虽为仁治，但仁治的维持已经非常艰难，开始全面滑入以义治为主体而治理国家，并且运用仪礼构筑防线，充分体现了王治期的上述特点。周礼的形成是精神文明治理下滑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刑以治身，礼以治心”。
霸治期，当人类心灵对道德的守望失守，大道文化、德道文化都难以贯彻实施，德道滑向善道，善道堕为正道，正道散而偏斜。修身明德的教育不再成为生存的原则与自觉，随着心灵私贪逐步加重，脾土意识中的欲望、执着、妄想开始失去制约而膨胀，心灵的私贪与脾意的欲妄结成牢固的联盟，“天下为私”的时代开始产生。阴智与阴意识将实质性的修身明德实践加以虚拟化、抽象化、表面化。后天意识为主导的阴意识霸治进入社会主流，霸道治国通过东周列国的涌现，五霸七雄的争霸陆权，秦汉的政权更迭，构筑起人类治理学中的“兴亡循环周期律”的怪圈，使整个社会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空里，一直在乱与治、兴与亡的交替中煎熬，导致了整个国家民族灾难深重。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曾经询问到延安考察的黄炎培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对兴亡周期律现象的分析不可谓不是一针见血，但是并没有找出治理人、治理家、治理团体、治理地方、治理国家长治久安的解决办法。大医医国，发现病症表象只是医治疾病措施的开始，定要寻找出痼疾的病根之源，才能对症下药根治。而这个病根，恰恰就是人类的个人或群体违背天地自然规律和秩序，离道失德，不能在智识与意识这两大系统中做到少私寡欲；相反却放任私心贪欲与欲望执着的滋生膨胀，将修身明德的方法弃失而不能自律，道德防线失守而形成了痼疾。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该如何进行治理呢？人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其实，社会的滑落变化如此，其实，人体内的变化亦然。社会治理模式与生命内身国的治理机制是息息相关的。内身国，是指身体这个国家，老子在《德道经》中将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国家，心就是内身国的国王，而“小邦”、“小国”分别指心、肝、脾、肾、肺等功能器官。
在王道治理期间，人们大脑的生理机制必然地会以使用左脑的智识为主体，而不是单纯地使用大脑皮层的意识。从左脑质层产生的能量流，能够向外帮助大脑皮层的有为意识；同时，向内进入深层的右脑传输架构，直接通过胼胝体传导至右脑质层，从而激活我们右脑的智慧，使右脑质层的慧识也可以反馈过来，圆融左脑质层的智识系统，使慧识与智识通达无碍。所以，王道治理是一个承上启下比较好的模型，关键是在于如何定位，真正达到王治而不是霸治。
内圣外王式的王道治理还是一个顺天应人的治理模式，法则性非常强。关于如何运用王道之治，在文化的形名定位上是指超越“道德文化”意识层级的“德道文化”智识形态，黄帝、老子和孔子的学说中有大量的记载，有丰富的理论和方法，只要将其剥离出来就可以运用。
中国人在古代两千五百年以前，就开始仿效大宇宙的基本法则，遵守着大宇宙的秩序。惟其如此，中华民族才相继诞生了以《易经》、《黄帝四经》、《老子》等为代表的慧识悊学文化优秀经典，诞生了“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的“人间绝学”教育纲领，以及内圣外王、内成外就、“用中得一”、“执中守一”的全科的等治理学说。其中，帛书版的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主要是讲的内圣修身治理的理论和方法，而轩辕的《黄帝四经》一万一千余言，讲的就是修身治理而应用外王，治家、治乡、治邦、治国、治天下的理论与方法。
关于内圣外王和内成外就的治理体系，当代国学家、道医学家、中华国学公益形象大使熊春锦先生在其著作《东方治理学》中曾进行过详细的讲解，理论体系完备，内容丰富。[1]
内圣外王，就是中国治理学中的生命治理概念，是修身治理必需实现的基本目标。我们的生命体中，相辅相成地存在着潜在的内圣和外王两套治理系统的基因，只是品格、品质存在着个体差异性，需要通过修身治理的实践，增阳涤阴而将其激活，真正发挥出内圣外王的生理功能。
“内圣”系统物相之形、体的载体是生命系统当中由非随意肌构成的器官和组织，即意念不能指挥的器官、组织，当然也包括细胞。非随意肌系统中，存在着肉眼不容易观察到的决策系统和高级治理系统。
最高决策系统，包括了本性的、承担着性识的真我心，只有在修身治理实现心明亮而具有生物质象光以后，才能慧观到它。真我心的生理功能表现是“性识”；第二个决策系统，就是心里的阳我心、阴我心（阴我心转阳后为“正我心”）。它们以心为臟、以脑为腑。阳我心的生理功能是慧识，而阴我心（正我心）的生理功能是智识；第三个是真意识的治理执行系统。真意识不是指显意识或者潜意识，而是指更深层次的先天真意，修身治理生命是需要将其发掘出来的，五行属土，居于中央，具有“执一守中”的特点，它的司职主要是管理；另一个是五臟系统。五臟系统，心的藏象是它们的统帅。其余肾、肝、脾、肺四个臟中，每个臟内都是一对阴阳属性的体元司职于无为治理，但是阴性的体元则对外来的有为剌激更为敏感，需要通过修身治理使其逐个地涤阴转阳，才是内圣的实证成功；除了五臟之外，六腑的膀胱、胆、胃胰、大肠、小肠、三焦，都是我们的意识系统无法直接指挥的；而在能量系统方面、质元能量方面，要抓住体内先天的肾水真炁与心火真液是修身治理中的关键能量质元。气和精分布于全身内外，而且也与外王当中的物相的血和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的能量，支撑、产生着我们体内的神力、魄力、精力。
外王系统是负责执行决策、服从治理的系统，是指意识和外在的眼、耳、鼻、舌、身等凡是意识可以指挥的器官组织。其中，意识是有为而治的组织者。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都是具体的执行反馈系统。液体中，比如细胞内液、细胞外液等身体所有水分以及体内的血液，有一部分是意识可以控制的，例如尿液的排放，“外王”是可以配合着调控的；唾液的吞咽或者顺成人的精液排放，逆成真的精化炁药物的采取，都是意识可以通过善正德去调控的。
可以说，前六识生理功能的集合称之为外王系统，但是在未能完成修身治理之前，王的定义并不存在，因为只是处于霸王状态。外王系统是王治还是霸治，关键是看意识系统。阴意识独揽前五识功能，而阳意识被弱化成潜意识时，那就是霸王之治。阳意识若能去潜化，而阴意识放权、让权，由阳意识主持前五识功能时，才能定义为王治，成为名副其实的外王系统。外王系统主管的是全身的随意肌系统。整个大脑皮层，以十数散布开来，在古代就称之为相，木目为相，相即指后天的物相。
阴意识，包括了经验意识、惯性判断、逻辑推理；而阳性意识，包括本能反应、正意判断、灵感直觉，是德能内托而产生的。通过善正德的治理，人的阴意识可以净化改造由阴转阳，逐步产生质变，阴质脱尽，六欲清理干净，由愚转智，实现净化提升，变为正意识。这时候，它就可以由十入五，进入中黄。
从《易经》到《黄帝四经》和《德道经》，伏羲黄老学说的修身外王治理的理论与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把外王系统规范到真善的境界，使它真善建德，中正近道，有为系统不再阻扼无为系统，那就自然开慧了。右脑慧识图象思维的打开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是大脑皮层阴意识的屏蔽，左脑智识阴我心的阻扼，使其难以从双重封锁中突围而出。如果前六根识都能通过炼己而归正，智识与意识做到少私而寡欲，慧识就能获得解放，直接通过前六根而表达出来，实现内圣外王的治理。因此，只要外王系统做到了真善建德、中正近道以后，主动清除了障碍力，修身明德也就至简至易，非常容易成功。
内圣外王中的王治，其最佳体制必然是真我心为王，而阳我心与正我心相结合，协调统一，共同领导治理正意识，使“前识”全部都从事无害化的行为、活动，实现无为治理。
《庄子》言：“静而圣，动而王。”我们的体内，在宁静、静定的状态下，养的是我们的内圣系统。它们在静的状态下，身不动、意不动，才能更好地无为而治，因为非随意肌的特征就是喜静与定。在我们处于活动的情况下，养的是外王，是随意肌系统。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是可以随意而动的，所以也就说动而王。随意肌系统是需要适量的、非疲劳性的运动，才能维护健康的生理功能。
《易经·师卦》：“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能以众正”意思是能够带领、率领、垂范于众人，使大家都进入中正近道的方向。很简单的道理，“能以众正”就可以堪称为王道成功了。也就是说，真善建德，中正近道，善正德者，可行王道。王道无偏，圣道自出，无为而治。到那个时候，治理就成功了。
道德根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几句话：尊道贵德，修身内求，达到内圣外王，而内成外就。
可以说，修身治理学是成就事业、健康、命运的基础和前提。每一个生命，都需要尊道贵德，努力通过修身内求，达到内圣外王，而内成外就。内成外就，也就是内成品格﹑品质，外就品行，内外和谐统一，摆脱五行分散的制约性，综整五行五德，增阳涤阴，清除阴信、阴智、阴礼、阴义、阴仁，以五行之阳为用而做人。修身精进者，则在此基础上攒簇阳五行五德，最终实现用中得一、合一、守一，而“执一以为天下牧”。内成于得一的圣人之治，外就于王道治理的功行。
内成外就的根本在于土、水、火的治理，只有强大于这三本的治理，才能正常而具有影响力和作用力地施展好义德金的经济治理、贸易治理、金融治理，并且从容不迫、充分自信地对内对外施展仁德木的仁治施政（主要是无为治理，缺乏有为治理的基础则难以进入）和外交治理。
宇宙法则当中是以“信”来治理整个天下星球的，那么作为地球人类，要想立好身、立好国，要把信放在首位。内圣外王治理学中内圣治理的“明三”，就是指宇宙大道无为而为，运用信土、智水、礼火光明化生天地万物与治理万物，人法天同此理而别无它途。修身与治世当遵循此内成外就法则。
道德根文化的治理学，涵盖万有。生命的治理是内，社会的治理是外。对于个人而言，身体是内，个人事业是外。内成外就，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在治理学中，庄子在《天道》篇中的论述非常明确：“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发表于 2023-8-31 23:3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