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单选了周氏，信王选妃“选一陪二”，另有两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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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选了周氏，信王选妃“选一陪二”，另有两女一同入侍朱由检
2020-11-12 22:34:05　来源: 有争议的历史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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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是明朝大一统时期的亡国之君，作为政治失败者，身后事就概不由己了。俗话说得好：“千秋功过，任人评说”。这不，就有人关心起崇祯皇帝的一后二妃来，围绕这一后二妃是否信王选妃时，一同选入的问题而争论不休。

正史说跟王妃周氏一起入潜邸的还有田氏
明毅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这里采用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毅宗堂兄）上的庙号，毕竟是自家人。毅宗的一后二妃是指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和贵妃袁氏三人。《明史·后妃》记载：“皇后周氏，其先苏州人，徙居大兴。天启中，选入信邸。……懿安疑后弱，昭妃曰：‘今虽弱，后必长大。’因册为信王妃。帝即位，立为皇后。”，又“恭淑贵妃田氏，陕西人，后家扬州。父弘遇以女贵，官左都督，好佚游，为轻侠。妃生而纤妍，性寡言，多才艺，侍庄烈帝于信邸。崇祯元年封礼妃，进皇贵妃。”
《明史》作为官修正史，说皇贵妃田氏是信王潜邸出身，这不等于说，田氏也是信王选妃时入选的嘛。《明史·后妃》还记载：“时神宗刘昭妃摄太后宝，宫中之政悉禀成于熹宗张皇后。故事：宫中选大婚，一后以二贵人陪；中选，则皇太后幕以青纱帕，取金玉跳脱系其臂；不中，即以年月帖子纳淑女袖，侑以银币遣还。”
当时，朱由检被封信王，只不过是一个亲王，皇室选婚可大有来头，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像这“选一陪二”，可是最高规格，只有皇帝或皇太子才能享有，而亲王是根本不允许的，只能“选一陪零”。据当时人刘若愚的《酌中志》记载，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福王选妃时，皇贵妃郑氏援引潞王事例，想要选三挑一，被总理婚事的太监陈矩断然回绝，并说潞王先是选了一位未中，复选二位。实际上，万历虽然疼爱弟弟潞王，也只是在首选未中的情况下，破例再选一次，也就是第二次是“选一陪一”，绝不可能让步到“选一陪二”的帝王规格。

《明史·后妃》中关于信王选妃，突然来“选一陪二”这么一段记载，有点突兀，不知究竟是何用意？可联系到上下文中，天启皇帝的皇后张嫣在信王选妃时，很是看不上周氏，觉得她弱小不堪，一点也不出众，反而在神宗刘昭妃一番有意劝说下，改变了主意，最终圈定周氏为信王妃。刘昭妃说，被选三人中，周氏现在虽然比不上其他两位，的确弱小点，以后肯定会长大，这是哪门子话，这也算理由？这就好比选美比赛，周氏跟其他两人相差很明显，评委硬说她以后会比其他两人更出色，现在都不如人，以后就敢保证比他人好？况且，你就敢认定其他两人，就不会变得更加倾国倾城？要说其中没有猫腻，鬼才信呢！这信王选妃充满了一股暗箱操作的怪味。
再看下文记载，说田氏出落得身材苗条、姿色妍丽、楚楚动人，性格文静又多才多艺，在信王府邸时就已经侍奉朱由检了。信王选妃“选一陪二”，张嫣看不上周氏，刘昭妃歪理力挺周氏当上信王妃，田氏出身信王府邸，《明史》中的这几处信息综合起来，不就是想暗示朱由检的一后二妃，是信王选妃时一同入选的。由此可知，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两人应是参加了信王选妃，并同时入侍信王府。贵妃袁氏在《明史》中并未提及相关信息，不敢确定就是一同进入信王府的二妃中另外一人。
同修官史之人有不同说法，两者针锋相对
有人提出《明史》是清朝所修纂，清朝曾为明朝的死对头，后又取而代之，对明朝极尽贬低丑化之能事，篡改的面目全非。因此，《明史》足不可信，尤其是有关明末的记载，更是不能采信。的确，《明史》存在很大问题，其可信度不高。但是，参与《明史》修纂的大多是明末东林党人。所以，《明史》也是他们的史观，以东林党人的利益至上，选取哪些史料文献，他们有很大话语权，对他们不利的自然是能不记载就不记载，实在回避不了的，也尽量推卸到别人头上，大搞张冠李戴、偷梁换柱、颠三倒四之举，这在《明史》很常见。比如，“岁元日，寒甚，田妃来朝，……而袁贵妃之朝也，……田妃闻而大恨，向帝泣。”此时应为崇祯十三年（1640），而田氏已经是贵妃，袁氏只不过是淑妃（崇祯十四年春，田氏晋升皇贵妃，袁氏晋升贵妃），这里却故意将袁氏身份拔高、贬低田氏，以达到混肴视听的不可告人目的。

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中，有跟《明史·后妃》里一致的记载。毛奇龄倾向东林党人，康熙十八年（1679）充明史馆纂修官，不知道是《明史》抄他的，还是他在编纂时，掌握了很多史料，将他认为“靠谱”的编成一册，记录在《胜朝彤史拾遗记》。他在《胜朝彤史拾遗记》中，“周后之选，昭妃赞成之，以是也。”更加强调了周氏选上信王妃得益于刘昭妃的力挺。
另一名参与修纂《明史》的汪楫，跟东林党人士交往密切，他能够由一个小小的淮安赣榆县教谕，在两年后，也就是康熙十八年（1679）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离不开朝中东林党人的提携。他编著了一部记载明崇祯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即《崇祯长编》。《崇祯长编》记载：“崇祯元年二月，乙未，敕谕天下朝觐官命选两宫于诸王馆。”，又“崇祯元年四月，册礼妃田氏、淑妃袁氏，遣伯张庆臻、刘天锡持节，大学士李国木普（该字为左边木字旁，右边为普）、来宗道各行礼。”
同是一起入召修纂《明史》，跟东林党人关系又密切，毛奇龄和汪楫两人的观点却针锋相对，相互矛盾。按照《崇祯长编》的说法，倾向于田氏、袁氏是朱由检继位登基后选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等同于田、袁两人，就是崇祯元年命选东西两宫时入选的，这个容我稍后详说。
崇祯元年有旨选妃？官史却找不到一丝痕迹
汪楫所著中说法，从明代金日升所著的《颂天胪笔》可以得到印证。该书记载了毅宗登基后选东西两宫的谕旨“圣谕礼部，朕选东西两宫，尔礼部传行五城，于各该地方访举并及女子十四至十六岁容貌清端、德性贤淑者……”不过，《颂天胪笔》偏向性明显，站在东林党立场上，记录明末党争的重要史料。主要记载明毅宗朱由检关于清除魏忠贤集团所下的谕旨，东林党人这一时期的相关奏折，以及高攀龙、叶向高、赵南星等著名东林人物的事迹。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圣谕内容是下达礼部的，皇室选婚由礼部主持实行。如《天启实录》记载：“天启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丁巳，上谕礼部：朕弟信王年已长成，理宜婚配。尔礼部……”正常来讲，《颂天胪笔》记录该内容应注明其来源为礼部接到，而此处却是文书房传出，竟然不是礼部接到！难道皇帝选婚这么大的事情，礼部没有接到旨意？需知文书房是内廷官署，掌收进章奏题本，发下圣旨御批，人员都是太监。莫不成崇祯皇帝选东西两宫还是见不得人的事，都不用礼部主持参与，光靠一群太监偷偷摸摸就搞完了？这开什么玩笑！

按金日升记载所说，他的内容是从文书房传出的，且不说他有没有通内的本事，仅凭这点就与汪楫所著矛盾，《崇祯长编》不是说敕谕天下吗？礼部怎会没接到！皇帝选妃的大事，不经过礼部就布告天下了？册封田、袁两人时，伯爵持节，大学士行礼？那册封之礼不是礼部主持的，又是谁？竟是鬼扯！令人好奇的是，同为东林党阵营，为何针对同一件事情，竟有不同说法，而且自己内部还自相矛盾。这恐怕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在撒谎，在掩盖一件事实。由于东林阵营庞大，没有及时统一口径，造成各自为了急于掩盖劣迹丑行，而相互撞车，撒谎圆不上的尴尬境地。
若汪楫、金日升所说为真，那东林党人修纂《明史》时，为何不采用自己人的这种说法。按照周氏是信王选妃时，以亲王规格“选一陪零”入选王妃，天启皇帝朱由校驾崩，无后，信王朱由检作为天启唯一在世的亲弟弟，按照祖制“兄终弟及”继位，登基后广选淑女，充实后宫，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合情合理。对崇祯皇帝、皇后周氏（与东林党有密切关系）、乃至扶持信王朱由检上位的东林党人来说，采用这种说法都是百利而无一害啊！
多方史料印证信王选妃“选一陪二”，周氏排第三
为何会弃之不用，反而采用毛奇龄所著说法呢？或者说由于《明史》浩繁，修纂人数众多，每个部分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可是翻遍《明史》却为何找不到汪楫、金日升所说的任何蛛丝马迹？这看起来不是东林党人一贯的风格啊，莫非实在掩盖不了，无法抹平这事？根据其他同期史料来看，信王选妃似乎确实是采用了帝王级别的“选一陪二”最高规格。亲东林党人士孙承泽是个“三朝”（大明、大顺、大清）老臣，最后被他效力的大清写入“贰臣传”。其人品可想而知，不过他在自己所著的《思陵典礼记》中也记载：“当（周）后入选，名在第三，张皇后特拔之。”
此外，《烬宫遗录》记载：“周后选入宫，名在第三，懿安见其丰容端丽，特拔之为信王妃”。又明吴江（今属江苏）人史玄，亲东林党人士，在他所著《旧京遗事》 中写道：“毅宗烈皇周氏，钟祥茂苑，天启中选于龙邸，时皇太后崩，神庙刘昭妃主太后事，中宫之政，禀成于张皇后。烈皇后圣质端凝，少颀颀之美，张皇后钦迟之意见于色端。昭妃曰：今信王殿下，睿质方冲，黄花女得婚姻配合，自然长大，合得配信王。赞襄之下，乾坤因而定位矣。”

不少史料记载都直指皇后周氏，在天启年间的信王选妃中，仅名列第三，而且一点也不出众，压根就入不了主持选婚的天启皇后张嫣之眼，不想立周氏为王妃的想法早就表露无疑，迟迟不肯发话，是靠关键评委之一的刘昭妃力挺，才特拔之。说白了，无非就是周氏靠内部关系（主要是东林党人）才勉强当上了信王妃。所以，周氏在入选信王妃后，借着枕塌之欢，也忙着对信王朱由检吹阴风，为后来对魏忠贤一伙的天启帝党过度打击立下了汗马功劳。《思陵典礼记》有载：“既册立，协谋去魏逆，称贤功。”
而周氏对有助于自己的刘昭妃、天启皇后张嫣也没忘记。《烬宫遗录》载：“故正位后深德之”这是入选信王妃后，周氏对皇嫂张嫣的报答，晋升皇后之后，还暗助张嫣住进了原本是太子居住的东宫—慈庆宫，不必与众多先帝后妃去争夺那狭小的居住地盘。《胜朝彤史拾遗记》中则讲述了皇后周氏，或许对崇祯吹耳边风后，刘昭妃如愿以偿的获得太后宝印，称太妃并住进了属于太后的慈宁宫。
周、田两人同时参加信王选妃，田氏排名前二
由此来看，信王朱由检当时大婚选妃应确实是“选一陪二”。《明宫词》载：“天启中选妃，（田）入信王邸。信王入嗣，（田）册礼妃。”更是进一步明确了，田氏参加了是天启年间的那次信王选妃，也就是跟周氏同台较量，排名前二，位列周氏之前，得以入侍信王，而不是崇祯登基后的那次选两宫之妃。在《烬宫遗录》里，又有不同的说法，“袁田二妃同选于朱阳馆，后亲下聘礼迎入宫。”这里的朱阳馆，不知道是笔误呢，还是故意用来混肴是非的，应是诸王馆。

明朝无论是为皇子选婚选淑女，还是为公主选驸马，都是用“诸王馆”。《大明会典》中载：“亲王出府之国成婚，凡选妃。礼部仪制司行各司选报该管地方良家女子、送诸王馆备选。”其记载随处可见。姑且《烬宫遗录》中“朱阳馆”是笔误，那也还是跟汪楫所著《崇祯长编》以及金日升的《颂天胪笔》所提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信王选妃是“选一陪零”，周氏入选王妃，田袁两人不是跟周氏一起参加天启年间的信王选妃，而是崇祯登基后，周氏晋升皇后亲自为朱由检把关挑选的。
可是，这是事实吗？或许朱由检登基后确实广选淑女，以充两宫，毕竟作为皇帝，不可能只有一后二妃三人，这也未免太寒碜了。而崇祯元年那次选妃恐怕是补充两宫，跟田袁两人无关，毕竟东西宫有十二宫呢。这又回到之前的症结点了，若是事实，掌握修纂话语权的东林党人为何不敢写进《明史》？那么这显然是个破绽口，那不妨将这个口子再撕开一点，看看东林党人究竟在里面藏了什么惊天秘密，以至于那么不可告人，生怕大家知道。
史料怪象：袁夺田光，常见两者张冠李戴
研读这些史料，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明明田氏更受宠，她的身份也更高，这也可以从生子情况，居住的宫殿可以反映出来。可当时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提及田袁二人时，往往会张冠李戴，偷梁换柱。《明史》中的拔（高）袁贬（低）田，故意把田袁两人名分搞错，甚至对调，企图混肴是非。《烬宫遗录》里涉及田袁两人，也是袁置于田前，如“袁田二妃同选于朱阳馆”、“袁居翊坤宫在西，田居承乾宫在东”。

孙承泽在他的《思陵典礼记》中也是上下其手，“袁固上即位时，与田同选者也。”作为当朝京官，说袁氏是在崇祯登基后，跟田氏一起选入宫中的，真不知道他此举目的何在？相同的观点，当时崇祯太子的老师，杨士聪也在其所著的《玉堂荟记》 中提及，内容几乎一字不差，也不知道是谁抄谁的。不过，这两人都挺皇后周氏，对田氏抱有明显极大的偏见，“杨武陵嗣昌之秉用实由于田妃。是时，与中宫不相见。”等罪责田氏的记载，文中处处可见，将朱由检长时间不见皇后周氏，尽皆归罪于田氏，岂不是怪哉！
而史玄在《旧京遗事》里的描述，就更漫无边际了。“毅庙东西宫为袁伯田诸家”，“田皇亲居第在西安门，……皇亲女为西宫。皇贵妃善大书，能鼓琴，圣心钟爱。”，“毅庙东宫袁娘娘骑马射箭，西宫田娘娘能书鼓琴，中宫周娘娘质厚少文，以恭俭起关雎之化，宫中翕然从风。”竟然把东宫娘娘说成了袁氏，而田氏成了西宫娘娘，将田氏的多才多艺，骑马射箭偷梁换柱到袁氏身上，这史玄简直刷新了无节操的底线，连东西宫都分不清楚了？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到很多，比如，写《圆圆曲》的吴伟业，黄宗羲的徒弟查慎行写了《人海记》等等，这些人的一些著作更是充分发挥了以丑化田氏，借此抬高周氏的一贯作风，书中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不忍直视。
田氏名气大，有人故意“李代桃僵”、混肴是非
针对同一事件，也就一后二妃三个人，若是这个群体中一个人搞错，出现笔误在所难免，可是整个东林党人都搞错的话，那就不是故事了，而是事故了！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回到之前，凡是涉及田、袁两人，往往先说袁氏，再从中带及田氏。好奇的是，为什么单说袁氏跟田氏是一起入选，而从不说田氏跟袁氏一起入宫？两者虽然都是说田袁两人一起入选，可其中大有深意，内在涵义却是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取决于田袁两人的知名度。

田氏是朱由检爱妃，说宠冠后宫一点也不为过，从崇祯亲自为她居住的宫殿，更名为承乾宫，到共育四子，五皇子更是受朱由检绝爱，晋升皇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怕她等不及见不到，便提前举行皇四子封永王礼，她死后给予最隆重的礼遇，她的画像还跟崇祯的曾祖母李太后、生母刘太后一起挂在京师长椿寺，享受万民香火。正是由于皇贵妃田氏的受宠，地位之超然，关于她的信息会频繁出现在礼仪性公文上，或许是最公开、最多的。比如，她的闺名秀英就流传了下来，《北游录》：“（明思宗）贵妃田氏，名秀英。”连贵为皇后的周氏都没有史料记载其详名。
因此，田秀英参加天启年间信王选妃，名列前二入选信王府邸一事，怕是有很多人知道，就算东林党人有心想淹没这一事实，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里要提一点的是，参与修纂《明史》的毛奇龄，仅过了八年，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就寻假归不复出。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两膝肿胀，关节僵硬，辞职归隐。实际上，毛奇龄此后一直居杭州竹竿巷兄长万龄家，专心著述，长达近二十年。
修史同僚有分歧，简单粗暴掩盖行不通
我这里不妨大胆假设一下，恐怕是跟崇祯一后二妃的记载有关，东林党人内部应是也有过争议，有人提议用汪楫、金日升的说法，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而毛奇龄则坚持己见，觉得做人还是要有所底线，不惜以拍屁股走人要挟，由于有了分歧，观念上也不尽一致，他最终选择退出，于是大家不欢而散。或许是受到毛奇龄的影响、提醒，东林党人改变了修史策略，不再执着于明面上的过度遮掩，反而采取更为高超隐蔽的手段，渐进式地对内容进行渗透改编，企图达到混肴是非的目的，毕竟他们也还是要面子的。

既然从田秀英身上不好再多做文章，那就从跟她一起选入的袁氏身上动手脚。相对于田秀英的高知名度，袁氏相去甚远。《思陵典礼记》记载：“上初幸妃宫，谓之铺宫。田已立为贵妃，袁乃铺宫，相去七八年。”这说明袁氏相当不受崇祯待见，过了七八年，崇祯才去袁氏那里光顾，这个不知是否准确，若是真的，那就真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由此可见，袁氏在外人看来，怕是有不少人还真不知道有这号人物。
修史的东林党人要的就是这个，利用大多数人对袁氏的不了解，借用袁氏说事，再将她和田氏捆绑，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知上的混肴，给人以原来田氏跟那个袁氏一样的感觉，瞬间就将田氏这个人拉低到袁氏的档次，尤其是针对那些原本并不很了解田氏的人，相当凑效！而手握修纂《明史》大权的东林党人，绝不满足于此，更是对田袁两人信息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和颠三倒四，更加让不知情的人如坠云里雾里，看不清真相，只能一味相信接受他们所给的东西，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了他们混肴是非的目的，而不可告人的真相却被淹没了，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