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从来没有确保过九边军饷的充足，这个只要看看明朝兵部尚书王在晋写的《三朝辽事实录》和户部尚书《度支奏议》就可以明白。
先来看看《三朝辽事实录》，上面记载了天启四年（1624年）山海关一带和登、莱诸镇解运辽饷的数目，总共需要4884330两，加上本色折银后6267440两，这是当年辽饷的费用。但是天启四年（1624年）底共解到辽饷4043600两，加上浙江、直隶等处扣买米豆的费用和登、莱新兵费饷约95万，共4993600两，就当年所欠辽饷费用高达1273840两，这就叫边饷充足？
再来看看辽东镇之外边饷的发放情况，可以说情况也是相当恶劣，首先看一个数据，材料来源于毕自严的《召对面谕清查九边军饷疏》，天启五年（1625年）、天启六年（1626年）、天启七年（1627年）发给九边（除辽镇）的军饷为2986810两、1041004两、1462775两，有意思的是毕自严在说具体数目之前以“止发过”为前缀，显然对除辽东镇的其他边镇军饷发放是不满意的。
那么大概缺多少呢？毕自严在下面列出了崇祯元年（1628年）所需的各边所需的军饷，可以和以上三年比对以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这儿只算京运年例银，如果加上客兵年例银和马骡银恐怕缺口更大）。蓟州镇为426871两、密云镇为365391两、永平镇为289866两、昌平镇为140232两、易州镇为146595两、宣府镇为125000两、大同镇为269638两、山西镇为133300两、延绥镇为433739两、宁夏镇为133795两、甘肃镇为197588两、固原镇为145813两、下马关为42372两，手机计算机得出总共为2850200两。
可以看到除了天启五年（1625年）所发放的298万两军饷勉强可支付京运年例银以外，天启六年（1626年）和天启七年（1627年），实际发放和九边（除辽东镇）所需差额在百万两以上。
魏忠贤
看问题要追求多个角度，就以天启四年（1624年）为分水岭，看看魏忠贤到底是让九边军事财政状况恶化了还是好转了，这就又要看数据了，材料来源于毕自严的《详陈节欠九边年例钱粮数目疏》。
蓟州镇：天启二年（1622年）欠42150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181895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269624两。密云镇：天启三年（1623年）欠81000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196132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214391两。永平镇：天启元年（1621年）欠100000两、天启二年（1622年）欠25300余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198232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184866两。昌平镇：天启六年（1626年）欠24550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87232两。易州镇：天启二年（1622年）欠22700余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80599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100326两。宣府镇：天启三年（1623年）欠74831两、天启四年（1624年）欠16674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291156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179156两。大同镇：天启三年（1623年）欠112659两、天启五年（1625年）欠170242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439149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313237两。山西镇：天启三年（1623年）欠银51575两、天启五年（1625年）欠2178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177300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132300两。延绥镇：天启二年（1622年）欠1746两、天启五年（1625年）欠92862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371269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260595两。宁夏镇：天启二年（1622年）欠42989两、天启五年（1625年）欠8085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111722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34166两。甘肃镇：天启元年（1621年）欠141371两、天启二年（1622年）欠46538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155377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111152两。固原镇：天启二年（1622年）欠10431两、天启五年（1625年）欠1537两、天启六年（1626年）欠155377两、天启七年（1627年）欠111552两。
看看这些数据，首先天启四年（1624年）之后，这么多的欠饷已经证明魏忠贤时代所谓的确保九边饷银充足已经是谎言，而且还能在数据中得出魏忠贤权力到达顶峰的天启六年（1626年）、天启七年（1627年），大部分边镇的军事财政恶化严重，更不要说充足了。
再来看看魏忠贤收商税的问题，明之所谓商税即杂项部分。据毕自严的《召对面谕清查辽左缺饷疏》，天启时期，“每岁所入杂项仅六十余万”。
而崇祯时期为多少呢？根据毕自严的《题覆加派数目疏》来看确实比天启时少收了大概十万两，“完数不过五十万九千五百有奇”，区区十万两的差距和九边浩大的军费比起来算什么，何况崇祯时期和工商业萎缩的关税在天启额度的基础上又行加派，每年多派20万两，可以说天启时期和崇祯时期所谓征收“工商税”的能力基本在伯仲之间。
魏忠贤时代所谓的确保辽东军饷（缺口仍然很大）就是在本来很高的田赋之外，大量扣克其他边镇的军费去补助辽东，所谓挖肉补疮是也。其次仍然是向百姓搜刮。《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
就比如在天启七年（1627年）就一口气搜刮了2178400两，“趣各京省捐助搜刮等银二百十七万八千四百有奇”，而搜刮的对象无非就是各省直的人民，老百姓可谓是苦上加苦。
再来说说魏忠贤对边事的破坏，魏忠贤所扣克的九边军费不仅挖肉补疮般的去往辽东，而且在其任内营造大工和生祠，也扣克了九边经费，导致了边镇军饷状况恶化。“天启时，陕西巡抚乔应甲，延绥巡抚朱童蒙，皆魏党，减饷以助殿工，军民切齿”。
而在其修建生祠的过程中，其修建环节更是挪用了大量的“备边银”，使地方上的军事财政失去弹性。《烈皇小识》记载：“自魏忠贤生祠该端，咸取给于是，造祠者十之二三，余皆入抚按司道囊中矣。”
至于努尔哈赤自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之战之后没有西进，是因为此时的努尔哈赤正由于其错误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的，他的军队正在镇压辽东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就比如说复州的辽东民众一万余人不堪压迫，举行暴动，努尔哈赤命令代善和德格类派兵2万镇压，“大贝勒率兵二万前往，甄别复州之民，大行杀戮”。
辽西的大小凌河、义州、广宁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搞得努尔哈赤焦头烂额，至少在天启五年（1625年），由于辽东人民的激烈反抗阻止了努尔哈赤的进一步对明攻势，也为宁、锦防线的构筑争取了时间。《满文老档》天命十年十月初四：“我等驻扎之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且置备棍棒。”
而魏忠贤对边事的破坏也是不容忽视，就比如说孙承宗，关、锦防线的构造者，就是因为魏忠贤一党的排挤而难安其位，不得不离职。而代其上任的蓟辽经略高第唯阉党之命是从，高第在上任后便要尽撤关外之民，龟缩在山海关死守，其中在被驱入关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死亡和军事物资的浪费。《明史》记载：“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
而努尔哈赤就是觉察到了这种变化才大举攻明，如若不是袁崇焕坚守孤城，局势就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事实上明末有才干的三位辽东边防统帅都涌现于天启年间，分别是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但这三人或被魏忠贤集团罢官，或被排挤，可见该集团对明朝边事的破坏。
所以，实际上魏忠贤集团不仅不能确保九边的军饷供应，他也没有能力阻止努尔哈赤，阻止努尔哈赤的是辽东人民的抵抗和孙承宗苦心构筑的宁、锦防线。
发表于 2023-9-19 19:2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