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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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熊文灿(1575--1640)，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人（永宁卫），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黄州推官，历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兵部侍郎、尚书等职。崇祯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崇祯十年四月，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崇祯十一年五月，文灿仍行前策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而张献忠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起，势如破竹，熊文灿因此次抚局失败而被捕入狱，次年被斩。



中文名熊文灿 国    籍明朝 民    族汉族 出生日期1575年 逝世日期1640年 主要成就招降郑芝龙 出生地贵州永宁卫 职    务黄州推官
目录

• 1 简介
• ▪ 历史背景
• ▪ 传奇
• 2 评价
• 3 史籍记载
  

熊文灿简介编辑 播报
明史
熊文灿(1575--1640年)，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人(<<明史>>作贵州永宁卫，<<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作贵州关冷，<<中国历代人物辞典>>作四川叙永，<<中国人民大辞典>>从<<明史>>说)，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授黄州推官，历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兵部侍郎、尚书等职。崇祯元年（1628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海盗郑芝龙由厦门攻铜山，文灿招抚芝龙并任命其为海防游击征讨海贼李魁奇、刘香成功，彻底平定了东南沿海的海盗。平倭有功为杨嗣昌所荐，文灿提出“五难四不可”，竭尽推托，崇祯仍委以大任。崇祯十年四月，熊文灿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后杨嗣昌建言“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增兵饷大半，围剿农民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初期此举颇见成效。文灿督主军务后，明军连打胜仗，农民起义陷入低潮，罗汝才亦在其中。崇祯十一年五月，文灿仍行前策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而张献忠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起，势如破竹，熊文灿因此次抚局失败而被捕入狱，次年被斩。尸首运回泸州与其妻杨氏合墓葬于泸县兆雅镇新溪场下沿长江北岸刑家村薄刀岭。

熊文灿历史背景
崇祯元年（1628年），熊文灿就职福建巡抚，郑芝龙由厦门攻铜山，文灿招降芝龙，任命为海防游击。后因讨海贼李魁奇、刘香有功，为杨嗣昌所荐。后文灿提出“五难四不可”，竭尽推托，崇祯仍委以大任。崇祯十年四月，熊文灿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后杨嗣昌建言“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增兵饷大半，围剿农民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初期此举颇见成效。文灿督主军务后，明军连打胜仗，农民起义陷入低潮，罗汝才亦在其中。崇祯十一年五月，张献忠诈降于熊文灿。张献忠投降后，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起，势如破竹，熊文灿因此被处死，后崇祯遗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军进剿。

熊文灿传奇
叙永的东城北郊，有一道红土山岭由红崖山延伸而来，呈东西向走，自上而下直插永宁河心。山岭上从头至尾均匀排列有五个小丘，极显端庄稳重。自明代崇祯十四年以来，人们就叫它挖断山，而原来的山名却已无人知晓了。以堪舆学的观点来看这条山岭，它实在是世上少有的风水宝地。它头枕巍巍紫霞峰，脚踏泱泱永宁河；正面遥遥相对着九龙山和石虎岭，气势恢宏，形成龙蟠虎踞之势；背面是绵延数十华里的紫霞三十六峰，苍山翠柏，山灵水秀；右边的远处有凤凰山横亘天际，似凤鸣九霄；左边有从东南流来的儒河与西南流来的界首江，合流于启凤寺，清清的河水穿过闾阎仆地的永宁双城，在山脚下懒懒的转一个湾，蜿蜒向北流去；左手边的帽金山和右手边的三家坪山，仿佛椅子上的扶手峙立两侧，而挖断山则像稳坐在太师椅上的尊者，气度雍容。岭上的五个小丘，树木葱茏，生机勃勃。若在雷雨初霁之时或久阴放晴之际，岭子山云雾缥缈，宛如神山仙境。据懂风水的行家说，这里是埋葬先人的佳城佛地。
熊文灿被葬之地
元朝末年，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把大半个中国人搅的天翻地覆，兵祸连年，江西一带尤为惨烈。因此有江西的熊姓族人共十八宗支，为躲避战乱，集体流亡四川，分别在泸县、隆昌、荣昌、南充、雅安、嘉定、永宁等处入籍。到永宁入籍的这支熊姓人家，在安顿下来之后，便在东城买地造房，经营商业，繁衍子孙，日子也过得平平常常。当他家得知挖断山有块风水宝地之后，便请来高明的阴阳先生，带着罗盘去山上测定几处寿冢的穴位，用高价买下，把它作为世代瘗埋先人的熊氏墓地。几十年过去，原本以经商为第一要务的熊家，居然也开始注重子弟读书习文的教育。他家聘请了地方上最有学问的老师，为熊氏子弟传业授课。在正德至万历的一百年间，熊家先后出了好几个秀才、贡生，因此熊家在地方上也算是书香门第了。万历三十五年，天资慧敏的熊文灿在北京殿试高中进士。这对于熊家及乡梓都是一桩大喜事。进士是当官的资格证，是官场第一台阶，有才华有能力有机遇的进士往后可做到封疆大吏的督、抚或内阁的尚书、宰相。
熊文灿中了进士不久，便诏授黄州推官，再后又调任礼部主事、山西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等职。万历四十二年冬，奉诏出任福建左布政使，他特意绕道回乡，大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之意。回到叙永，恰逢城中新建的蓬莱桥（现在的上桥）竣工，应郡守周匡世之请，欣然撰写了《建蓬莱桥碑记》。崇祯元年熊文灿在福建任上，对地方武装集团实施招抚策略，先后招抚了郑芝龙等人（郑成功之父），然后依靠地方武装力量，一举荡平了为患多年的海上巨盗。其间他还萌生过收复台湾的念头，后因调离福建而未能实现。海上匪患的灭绝，使沿海百姓安居乐业，受益匪浅。由于熊文灿在福建任期的政绩卓著，于崇祯五年二月升任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使，总理两广军务兼广东巡抚。崇祯十年四月再升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同时总理直棣、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等省军务。负责平定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所谓“十三家”农民起义军。他在对农民起义军的讨伐中，仍采用曾在福建大获成功的招抚策略，崇祯十年十月先后招抚了张献忠、刘国能部，相继又招降了罗汝才、左革里等部，除李自成外的十二家农民起义军全被招降。崇祯十二年二月，张献忠带头反水，再举义旗，罗汝才等部在各地纷纷响应，一时间朝野震动，崇祯帝闻变大怒，诏削熊文灿官职，责令其戴罪视事。七月张献忠在罗英山大败明军总兵左良玉，崇祯帝即命杨嗣昌救援督战，同时逮熊文灿下狱，次年（1640年）以抚议误国罪斩首于北京西市，卒年六十七岁。
纵观熊文灿一生，自万历三十五年起，经天启至崇祯十三年，历经三朝，计三十三年，屡得升迁。从推官到观察使、布政使、巡抚、侍郎、尚书等职，可谓官运亨通。始以招抚郑之龙发迹，终以招抚张献忠毁身，真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也。
正当熊文灿在官场上如日中天的时候，永宁县来了位新任县令，名叫吴仁，浙江会稽人，进士出身。他到任后，按规矩逐一拜会了地方缙绅。熊文灿的父亲熊老太爷自然首当第一，意在拉拢地方势力，使自己在任期内多的缙绅们的关照。这年的八月十六是熊老太爷的八十华诞，永宁东西二城的贤达名流及四乡八里的乡绅学究，都纷纷来熊府为老太爷庆寿，熊府里里外外张灯结彩，寿联、寿匾、寿彩、寿幛金碧辉煌地挂满熊府内外。两百多桌寿宴摆在临近的帝主宫内，场面热闹非凡，然而在举行寿礼仪式时，地方父母官却没有到场，使隆重热烈的寿庆减色不少，令熊家觉得很扫面子。原来吴县令把一块题有“寿与天齐”的金字朱漆大匾送到熊府后，便与师爷一道下乡调查一桩命案去了。待公事了解归来已是宴终人散。吴仁虽到熊府解释谢罪，而熊家却耿耿於怀。熊文灿有个弟弟名文炳，因是幺儿，少时尤得熊老太爷宠爱，所以自小就养成骄奢淫逸的习性，不读诗书，不事经营，成天与县城里的一帮纨绔子弟斗鸡走狗、狎妓唱曲，人称熊二爷。他对吴仁没能在老爷子的寿庆那天来祝贺捧场极为恼火，并扬言要找机会教训吴仁。不久，他在熊府设置了一桩不可能破获的盗案，然后报官，请求缉拿盗贼追回财物。数月过去，盗案仍未破获，熊二爷便纠集一帮地方上的无赖泼皮及熊氏族人，去大闹公堂，口出恶言，使吴县令难堪至极。吴仁受辱，愤恨难消。于是悄悄派心腹外出寻访到一位堪舆术极精的阴阳先生，以重金相酬，请他对熊家祖坟进行暗中勘察。阴阳先生来到永宁后，为了弄清熊家龙脉的来源，他先上紫霞峰，再登罗汉林，最后追溯龙脉至云贵高原，备尝艰辛，历时半月，终于查清了熊家祖坟的气势来源。归来时对吴县令说：“熊家坟山是云贵高原的乌蒙山的余脉，其主脉在贵州的威宁和云南的宣威交界处，其中一支，由赫章插入云南的镇雄、威信，延伸至四川永宁的罗汉林，再绵延到紫霞峰下的熊家祖坟山，它凝聚了万山精华，占尽了山水灵气，主五代昌荣。”吴县令听后，两眼发呆，一脸沉重，顿时气馁。阴阳先生急忙说：“使君放心，世间万象都有相生相克的规律，任何难题都有破解的方法，我们只要在熊家祖坟上方九丈的土埂上横挖一沟，便可将他家的龙脉截断，熊家就会因此败毁。”吴县令听后笑逐颜开，于是以挖沟引水灌溉干田为由，发动农民把熊家祖坟上的土埂挖断了。
据说沟渠通水之日正是熊文灿下狱之时，吴县令见怨恨已报，便挂印而去，挖断山也因此得名而流传至今。

熊文灿评价编辑 播报
王世德《崇祯遗录》，虽称赞杨嗣昌的才能，但也承认：“唯用熊文灿以误国，罪无所逭耳。”

熊文灿史籍记载编辑 播报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贵州推官，迁礼部主事，历郎中。出封琉球还，擢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忧归，自是徙家蕲水。
崇祯元年，起福建左布政使。三月，就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海上故多剧盗，袁进、李忠既降，杨六、杨七及郑芝龙继起。总兵官俞咨皋招六、七降，芝龙猖獗如故。然芝龙常败都司洪先春，释不追；获一游击，不杀；咨皋战败，纵之走。当事知其可抚，遣使谕降之。文灿至，善遇芝龙，使为己用。其党李魁奇再降，再叛去，芝龙击擒之。海警渐息，而钟斌又起。斌初亦就抚，后复叛，寇福州。文灿诱斌往泉州，令芝龙击败之。既而蹙之大洋，斌投海死。闽中屡平巨寇，皆芝龙力，文灿亦叙功增秩焉。
五年二月，擢文灿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先是，海寇钟灵秀既降复叛，为芝龙所擒，其党溃入长汀，转掠江西属邑，文灿檄芝龙屡败贼。而福建有红夷之患，海盗刘香乘之，连犯闽、广沿海邑，帝以责文灿。文灿不能讨，乃议招抚，贼佯许之。参政洪云蒸，长沙人，初官广西参政，尝搜灵秀余党，斩三十余级，尽毁其巢。文灿乃令云蒸与副使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入贼舟宣谕，俱被执。文灿惧罪，奏诸臣信贼自陷。给事中朱国栋劾之，诏贬秩，戴罪自效。八年，芝龙合广东兵击香于田尾远洋。香胁云蒸止兵，云蒸大呼曰：“我矢死报国，急击勿失！”遂遇害。香势蹙，自焚溺死，承祖等脱还。贼党千余人诣浙江归款，海盗尽平。 　文灿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中外权要，谋久镇岭南。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既至，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语及中原寇乱，文灿方中酒，击案骂曰：“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信有当世才，非公不足办此贼。”文灿出不意，悔失言，随言有五难四不可。中使曰：“吾见上自请之，若上无所吝，即公不得辞矣。”文灿辞穷，应曰“诺”。中使还朝，果言之帝。初，文灿徙蕲水，与邑人姚明恭为姻妮，明恭官詹事，又与杨嗣昌善。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贼，冀得一人自助，明恭因荐文灿，且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喜，遂荐之。
十年四月，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文灿拜命，即请左良玉所将六千人为己军，而大募粤人及乌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护，弓刀甲胄甚整。次庐山，谒所善僧空隐。僧迎谓曰：“公误矣。”文灿屏人问故，僧曰：“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曰：“不能。”曰：“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当贼，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文灿却立良久，曰：“抚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灿去，抵安庆，帝所遣中官刘元斌、卢九德监勇卫营军者亦至。良玉宿将桀骜，不受文吏节制，会其下与粤军不和，大诟。文灿不得已，遣还南兵，然良玉军实不为用。嗣昌言于帝，乃以边将冯举、苗有才兵五千人隶焉。有才败于真阳，而京营将黄得功连破贼兵，威甚振。
当是时，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饷大半，期灭贼，贼颇惧。及文灿至，京军屡捷，益惧。文灿顾决计招降。初抵安庆，即遣人招张献忠、刘国能，二人听命。乃益刊招降檄，布通都。又请尽迁民与粟闭城中，贼无所掠，当自退。帝怒，谯让文灿。嗣昌亦心非之，既已任之，则曲为文灿解。因其请，畀以畿辅、山西兵各三千。明年，国能果降，而献忠袭据谷城。会得功又大破贼舞阳，马士秀、杜应金夜半降信阳城下。献忠为左良玉所创，几被擒，其下饥困多散去。献忠穷蹙，亦因陈洪范以降。于是嗣昌议功罪，绌洪承畴、曹变蛟等，而称文灿功焉。
已而京军解遂平围，斩获三千有奇。时文灿在裕州，马进忠、罗汝才十三家贼聚南阳，文灿下令，杀贼者偿死。贼不肯从，则赍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贼”。帝诇得状，曰：“文灿大言无实。”文灿恐。孙传庭出关击贼，文灿不救，而嗣昌已入政府掌中枢矣。九月，文灿次襄阳，贼分踞郧、襄诸险。诸将请战，文灿议分兵。卢九德曰：“兵分则力弱，一失利，全军摇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击之。”众曰：“善。”乃以佥事张大经监大将左良玉、陈洪范军，以通判孔贞会监副将龙在田军，战于双沟，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罗汝才、惠登相率九营走均州，李万庆率三营走光、固。
十一月，京师戒严，召洪承畴、孙传庭入卫。汝才等以为讨己也，惧而叩太和山提督中官，求抚于文灿，许之。处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四营于郧县，处登相及王国宁、常德安、杨友贤、王光恩五营于均州。上言：“臣于李万庆、贺一龙、马光玉及顺天王主剿，他皆主抚。请赦汝才等罪，授之官。”可之。时京军、良玉军皆以入卫行，马士秀、杜应金遂叛于许州。初，士秀等降，良玉以其众处许之郊外。许，大州也，良玉诸将寄孥与贿焉。良玉久征不归，士秀、应金在文灿军中，伪请急，假良玉军号入城。夜半，兵从府第出，烧城南楼，劫库，杀官吏，挈其赀投万庆。万庆者，贼魁射塌天也。
十二年三月，良玉还，破降马进忠，使刘国能击降万庆，士秀、应金亦再降。顺天王已前死，其党顺义王为其下所杀。文灿遂上言：“臣兵威震慑，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革、左及马光玉三部尚稽天诛，可岁月平也。”帝优诏报之。
初，张献忠之降也，拥兵万人踞谷城，索十万人饷，文灿及中外要人曰与之。为请官、请地、请关防矣，献忠列军状曰请备遣，既而三檄其兵不应，朝野知献忠必叛也。其后，汝才降，不肯释甲。及进忠、万庆等并降，文灿以为得策，谓天下且无贼也。五月，献忠遂反于谷城，劫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初，均州五营惧见讨，自疑，相与歃血拒献忠，无何亦叛去。帝闻变，大惊，削文灿官，戴罪视事。七月，良玉击献忠罗英山，败绩。帝大怒，命嗣昌来代。嗣昌已至军，即遣使逮文灿下狱，坐大辟，所亲姚明恭柄国而不能救也。十三年十月，文灿竟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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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灿：一个养虎为患的最大投机者，一个行为彻底葬送大明战局




崇祯十年，大明的整个战局日益出现严重危局的现象，自从兵部尚书张凤翼兵败自杀后，环顾整个朝臣，竟然很难选任一位能通晓军事堪当大任的人。不久，他想起了此前回乡守丧的宣大总督为杨嗣昌，于是任命他做兵部尚书，希望能够力挽狂澜于大厦将倾。当君臣见面后，崇祯听了杨嗣昌提出的“十张大网”对付起义军时，激动得拍案叫绝说:“恨用卿晚”。



崇祯画像

所谓“十张大网”就是“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这个整体战略布局的重要性更是在于各省统筹协调作战，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要这四处的巡抚担任以剿为主，以防为辅的办法，并要求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这六个地方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加起来就是所谓的“十面之网”。

按照杨嗣昌推荐，以熊文灿出任五省军务总理，也就是这个任命，最终让这张大网整体脱节，如果用人得当，或许大明的历史必将改写。

那么这个熊文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在整个战略中最后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熊文灿，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自诩熟读兵法。早年在福建巡抚的任上，招降了海盗邓芝龙，因功在崇祯五年被提升为兵部右侍，兼任广东巡抚。

这个人本质来讲就是典型的巧官和贪官，借早期一点军功，加之用金银贿赂朝廷要员，以至崇祯都听说此人。



影视形象

熊文灿与礼部侍郎是姻亲关系，这位侍郎与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关系亲密，于是自然而然熊文灿便搭上了杨昌嗣这棵大树，在杨昌嗣的推荐下，熊文灿得到了快速重用，并很快掌握了数省军务大权，负责配合“十张大网”的战局，也正是用人失察，最终为整个战局覆灭埋下伏笔。

崇祯十年的八月，张献忠的人生遇到了最为危险时刻，在南阳，大明将领左良玉几乎一箭射死张献忠，幸亏部下为之救护，才突出重围，逃往麻城。

不久，太监向崇祯报告张献忠请求招抚，杨嗣昌怀疑其中有诈（后来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绝招抚并派兵围剿。崇祯在重大方向犯了严重预判，他驳斥杨嗣昌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杨嗣昌最后无奈说，皇上可下令诸臣“明以抚示，阴以剿杀”。因为杨嗣昌根本就不相信招抚这一说，认为这些流寇根本无心被招抚，只是短时期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待局势转变必将再度反叛，可知此时他对张献忠的预判相当准确，遗憾的是，正是这些顶层误判和熊文灿的全面推进招抚，导致了内乱进一步失控。

此后的熊文灿全面执行的就是崇祯的招抚路线，而且大捞好处。张献忠摸头了熊文灿的心思，派人送去珍宝和女人给熊文灿身边心腹宿将陈洪范，在陈的运作下，张献忠又派人将一尺有余的二块碧玉和大号珍珠送给熊文灿，并当面祈求投降归顺。要命的是，熊文灿竟然答应张献忠提出的所辖部队十万人依旧归其调遣，还给他补足六个月军饷，可谓拿着大明的军饷养虎为患。



相关画面

杨嗣昌虽然深知张献忠的投降是权宜之计，但是他此刻不得不完全向崇祯意见靠拢。当兵部给事中姚思孝向崇祯表示“献忠之降难信”后，杨嗣昌竟然帮着打圆场说:“文灿欲先抚一二股，以杀贼势，而剿其余。”

不久，刘国能、张献忠的投靠引发短阵羊群效应，一时之间有许多地方起义军纷纷来投，好不热闹，熊文灿乐的合不拢嘴，他向崇祯汇报吹嘘说:“臣兵威震慑，将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何一龙及马光玉和左金王尚需讨伐，可岁月平也。”

一时之间，熊文灿似乎成了帝国最大的曙光。然而熊文灿无非是为自己夸大报功而已，他从未想过真正为大明一劳永逸解决内乱，他所想要的无非是名利双收罢了。此后崇祯和杨嗣昌纷纷感觉良好，对于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提出的“献忠之降难信”给予批驳，认为他们是妒忌，“当局者苦无余力，而旁观者频频指点。”杨嗣昌不是忘记了此前自己的预判，而是他要义崇祯意见为意见，最终在熊文灿的迷惑下失去了清醒。以张献忠为代表的招降们成了大明心腹的最大炸弹，“未离谷城一步，未散胁从一人。”他们就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影视形象

崇祯十一年的冬天，虽然看似平静，却不久将要出现重大变化。张献忠和他的十多万兵马人吃马嚼耗费大量金银。刑科给事中李清早上疏弹劾熊文灿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他指出:皇上发禁旅，调边兵，捐饷至二百万，将以为剿。理臣熊文灿身负讨伐之任，一意主抚。虽张献忠幸而就抚，恐鹰眼未化为忧。

不久，张献忠在谷城果然再度造反，而理由竟然是被熊文灿逼的。为什么呢？张献忠指出熊文灿欲壑难填，公开索取贿赂，并将这些贪官污吏索取贿赂的数量、日期开列公布出来。在官员向崇祯继续弹劾熊文灿后，崇祯如梦方醒，下令革去官职，竟然还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崇祯命令杨嗣昌代替熊文灿督师，因为保举熊文灿的正是杨嗣昌。而此刻问问罪熊文灿间接表明崇祯是认可招抚的。

熊文灿依旧玩忽职守，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无能，竟然想方设法不让左玉良迅速取得追击张献忠。最后导致左玉良全军覆没。

不久被左玉良的劣迹向崇祯汇报，最终下令逮捕熊文灿。而此后大明就是在这种互相折腾之中，所有战局被彻底贻误，而所谓的“十张大网”就是因为脱节和不能形成一根绳被彻底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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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兵部尚书熊文灿的功过之争




2020年10月14日 11:28　来源：华西都市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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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灿的影视形象。

　　□赵永康

　　熊文灿官至明崇祯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明史》认为：“流贼之肆毒也，祸始于杨鹤，成于陈奇瑜而炽于熊文灿、丁启睿。……疆场则剿抚乖方，庙堂则赏罚不当。偾师玩寇，贼势日张。”最后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这种说法，持论不公。

　　独木难撑大厦。熊文灿受命于财尽民穷、天下汹汹的危难之际，派饷增兵落实艰难，60余万军饷未能到位；将悍兵骄，宿将跋扈，不听指挥；山海关外对后金(清)作战的战事又不顺利。诸多因素叠加，熊文灿竭力补救，也无可奈何。把饥民之炽归罪于他，功过模糊，未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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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灿墓葬。(2010年泸县云锦镇《重修熊氏族谱》书影)

　　功过争议

　　尽平海盗，招降张献忠引杀身祸

　　熊文灿，字大濛，贵州永宁卫军籍，四川泸州人。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由永宁卫学举贵州乡试第二名举人。万历三十五年，成第三甲第七十四名(总第148名进士)，授湖广黄州(今湖北省黄岗市黄州区)推官，行取为礼部精膳司主事；万历四十七年，升本部仪制司员外郎；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再升祠祭司郎中。《明史》说他“出封琉球还，擢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忧归。自是徙家蕲水(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崇祯元年(1628年)，起福建左布政使；三月，就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五年二月，擢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

　　当时，明王朝面临的形势很不好：山海关外，满洲族虎视鲸吞；关内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遍地是揭竿而起的饥民；海上，更有众多海盗、红毛(葡萄牙人)和倭寇。熊文灿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去福建上任。在福建和两广，他成功招降海盗郑芝龙，委其为游击将军，即率旧部歼灭刘六、刘七、李魁奇、锺斌诸海贼。又指挥福建、广东两省官兵进剿勾结红毛为害百姓、甚至扣留朝廷命官的刘香。刘香战败，自焚溺死，余党千余人向浙江官府投降。历经长达8年的艰苦努力，海盗尽平，红毛、倭寇一时销声匿迹。

　　《明史》对熊文灿评价不公，即使如是功绩，也没有称道，而对他自请“办贼”，就更有异词，说是“文灿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中外权要，谋久镇岭南。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既至，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语及中原寇乱。文灿方中酒，击案骂曰：‘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信有当世才，非公不足办此贼。’文灿出不意，悔失言，随言有五难四不可。中使曰：‘吾见上自请之，若上无所吝，即公不得辞矣。’文灿辞穷，应曰：‘诺’。”说得他一无是处。

　　明崇祯十年(1637年)，饥民起事日炽，阁臣杨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不顾人民死活，增兵12万，增派兵饷白银280万两，“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剿办饥民。是年闰四月壬寅，以杨嗣昌荐，熊文灿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京(南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诸省)军务，驻郧阳(湖北襄阳)讨贼”。

　　“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熊文灿却是个能臣。他注意到，所谓“流贼”其实只是些铤而走险的饥民。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任你如何剿办，只会越剿越多。审时度势，他决定以招抚为主，剿办继之，成功招降了张献忠、罗汝才、李万庆、刘国能等一干“流寇”。不管这些人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此举总算为被流动作战的农民军牵着鼻子团团转而疲于奔命的官军，为风雨飘摇的中央王朝，争得了喘息的时间和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再加上崇祯皇帝本人刚愎自用与决策失误等，明王朝没能抓住这一线生机。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乙丑，张献忠在谷城东山再起，群雄蜂起响应；秋七月壬申，“左良玉讨张献忠，败绩于罗猴山，总兵官罗岱被执死之”。“败书闻，帝大惊，诏逮文灿。特旨命(杨)嗣昌督师……九月二十九日抵襄阳，入文灿军，文灿就逮”，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十月癸丑，熊文灿弃市”。

　　功过因何模糊？《明史》对熊文灿研究不够，且莫说政绩、功过，就连他调动升迁情况，都未弄清楚。《明史》说，崇祯四年(1631年)，明王朝派使团出使琉球，为新登基的新琉球国王加封。又说熊文灿以礼部郎中参与“出封琉球还，擢山东左参政”。事实上，其时熊文灿早已从礼部调出，由山东而山西，又山东。而且，早在崇祯元年就已在福建作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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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熊文灿故里”摩崖题刻。杨泽仲摄

　　籍贯歧说

　　泸县云锦镇人，入籍永宁以谋科举 　

　　熊文灿籍贯，也有歧说。1998年，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泸县云锦山下清道光 五 年(1825年)摩崖题刻“熊文灿故里”为“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叙永县部分业余文史爱好者认为，万历甲寅，熊文灿“衔命如闽”过永宁，撰《蓬莱桥记》言“便道旋里”；今日叙永城外熊公坡，传说旧为熊文灿公馆；清嘉庆《直隶叙永厅志·选举》、清光绪《叙永永宁厅县合志·选举》均载熊文灿为永宁人。于是他们致信泸州市文物局，要求撤销泸州市人民政府1998年公布泸县云锦山下道光五年摩崖题刻“熊文灿故里”为“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文件，并宣布熊文灿是永宁(今叙永县)人。

　　此外，《明史》卷二百六十《熊文灿传》：“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清顺治朝国子监祭酒吴伟业《绥寇纪略》：“熊文灿，黔之泸州人。”清乾隆《广东通志》卷27《职官》：“总督熊文灿，贵州泸江州人。”乾隆《福建通志》卷21《职官·总部》：“巡抚都御史……熊文灿，泸州人。”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年来考求史乘、田野勘查，证诸金石，最后查明熊文灿确是贵州永宁卫军籍的四川泸州(今泸县云锦镇)人。“卫”是明代创置的地方军事行政机关，“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其军皆世籍”。只有官至兵部尚书，才能免除军籍为民。卫所之兵，无事屯田耕种，有事奉调出征。境内民户接受卫所管辖，不归州县。永宁卫隶属贵州，治所设在今泸州市叙永县西城，与设在叙永东城、隶属四川的永宁宣抚司(土司)同城而治，设有卫学。

　　明代贵州科举录取标准比四川低，冒籍其地应试，遂成终南捷径。“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开科(取士)……未尝限其名额。由是四方游食、逋罪生、儒，皆冒永宁籍求试。……至是，御史孙襄请行禁止，部覆报允。”然而冒籍应试并未杜绝，泸州人熊文灿仍因有宗支世居其地而成功入籍永宁卫，入卫学。这一事实，反映在《熊氏族谱》里，就是“寄籍永宁”。

　　《熊氏族谱》记载，熊文灿墓在泸州新溪子(今泸县雅镇新溪村)“薄刀岭，墓门正对瓦窰滩”。这处墓葬，已于2002年由熊氏23世孙熊文材根据当地世代传言并在当地90岁老人杨云相指引下重新找到，地址、地形地貌与《熊氏族谱》所记相合。

　　2009年，泸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陈仕林实地勘查，走访当地老人，咸言“熊文灿是新溪子杨家女婿，《杨氏族谱》对此有载。与杨氏夫人合葬于此”。

　　其他文献也证明熊文灿是永宁卫籍泸州人。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熊文灿，贵州永宁卫，明万历 35/3/74(四川泸州)。”按照该书凡例，意即“熊文灿，贵州永宁卫军籍，四川泸州人，明万历三十五年第三甲第七十四名进士。”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三十五年丁未科］进士履历便览》：“贵州四人……永宁卫一人，熊文灿，心闻，《诗》二房，庚寅三月十五生，泸州人。丙午乡试二名，会试一百八名，三甲七十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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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广东通志》：“熊文灿，贵州泸江州人。”

　　反观《明史》，其说只是孤证。《明史》的底本是万斯同的《明史稿》。万先生布衣寒素，履历闻见制约，搜采难免未遍，考证或有欠周。前人对于《明史》多有订正，仅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对于《熊文灿传》就有4条校勘。

　　熊文灿户籍既在永宁“衔命如闽”路过，当然可以在其所撰《蓬莱桥记》里说是“便道旋里”。

　　熊文灿子孙世居泸县云锦而世系不乱，且旧居遗址犹在，我们有理由确认：熊文灿是今泸县云锦镇人，入籍永宁以谋科举，因而是贵州永宁卫军籍的泸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