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汉公”薛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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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1389—1464） [1]  ，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 [2]  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

薛瑄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1464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1571年），从祀孔庙。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3]  其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

（概述内图片来源 [4]  ）

薛瑄：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被誉为“明代第一廉吏，一代理学大师”2018-05-18 11:14:41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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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瑄，明代初期山西河津(今万荣)人，官至监察御史、大理寺卿、翰林院大学士，著有《读书录》《薛文清公文集》《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等书，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在历史上被誉为“明代第一廉吏，一代理学大师”。他是继孔孟张载朱熹之后，儒家思想发展到明代的代表人物。他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也是山西历史上从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

　　薛瑄塑像和傅山题联
　　车轮做窗 舟中诫子
　　我们一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古代官员，居住的都是花园别墅、楼阁亭台，这只是影视剧的编排而已。其实，古代官员由于受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们大多奉行的是当官爱民，勤俭持家的人生准则。我们从诸葛亮的《诫子书》、朱伯庐《治家格言》中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人生观。
　　薛瑄忠厚传家，庭训严格。他任监察御史后，负责监察国家最大的造币基地——湖广银场，却租房居住。孩子大了，需要在京城买房子，薛瑄只好买了两间小房子，连个窗户也没有，阴暗潮湿，不能读书写字。怎么办呢?那就自己动手吧，这肯定不会有下属帮忙的。薛瑄只好令儿子薛淳在墙上凿出一个圆洞，然后找了一辆废弃破烂的小木车，卸下车轮，安装在凿开的洞上，再糊上麻纸，这样才有了窗户。
　　修完窗户后，薛瑄禁不住自嘲道：“以御史这样显要的官职，却只能买两间没有窗户的小房子。这要让那些达官贵人看到，必定斜目而视、掩口耻笑而走。我是如此无能啊!”
　　薛瑄进入明朝内阁后，参与机务，身居要职，成为国家政治核心的高官。当于谦受到奸贼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迫害，明朝皇帝朱祁镇诏令凌迟处死于谦时，满朝文武百官噤若寒蝉，唯有薛瑄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为于谦辩护。可是，朱祁镇昏庸残暴，不接受薛瑄的奏折。薛瑄为了捍卫真理，主持正义，毅然舍弃了高官厚禄，愤而辞职。
　　薛瑄辞职后，两袖清风，行囊简陋，竟然雇不起一等船回家，全家人只好租赁一只简陋的小船。正是秋风萧瑟，秋雨纷纷，大水滔滔，小船漏雨，无法行走。全家人忍饥挨饿，一天没有吃饭。薛瑄手捧书卷，朗朗有声。薛瑄的儿子看着凄风苦雨，埋怨父亲道：“别人当官衣锦还乡，荣华富贵，你当内阁大臣说不干就不干了，还得全家跟上你离京回乡，颠簸受累。”
　　薛瑄听后很生气，教育儿子道：“做官就要廉洁自律，主持正义，为民做主。我虽然穷困，但是我所追求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薛瑄为官数十年，清正廉明，政声显著，享誉民间。他作诗《述怀》道：“誓将笃忠贞，于以守清白。上隆唐虞治，下布雨露恩。”薛瑄以诗明志，甘守清白，忠于国家，立志使天下得到尧舜那样的清明治理，人民享受阳光雨露般的恩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薛瑄廉洁从政的故事流传很多，被后世称为“明代第一廉吏”。
　　理学大师 首倡实学
　　薛瑄是明代理学大师，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明代思想界的巨擘。中国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至汉代的董仲舒，隋唐的王通、韩愈，两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发扬光大。到了明代，薛瑄的理学思想继往开来，继承并弘扬了程朱的理学思想。
　　宋明理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理气(规律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薛瑄认为理气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后，他说：“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他提出太极之理“只在气中，非气之外悬空有太极”的观点，不同意朱熹的气先的唯心主义思想。
　　薛瑄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张凡事“践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学家。薛瑄的理学思想注重笃实践履：“见得理明，须一一践履过，则事与理相安，而皆有着落之处，若见理虽明，而不一一践履过，则理与事不相资，终无可依据之地。”(《复李原德书》)意思是认识了事物之理，必须一一实践实行，才可谓说认识，如果理论和实践不结合，终究不能说明理。
　　他十分注重实践知识，笃实践履，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读书录》卷二)薛瑄一生竭力倡导“实学”，躬行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薛瑄强调修身律己，恢复人性。他认为读书学习，是为了掌握知识，更好地完善自我，而不是为了做官：“后之学者读圣贤之书，但资以为词意之用、利禄之阶，而不知一言之切于身心。”(《读书录》卷七)复性学说是薛瑄的理学思想的精华，他一生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说：“每日就身心、言行、应事、接物处，紧紧体认仁、义、理、智四者，体认得是则行不错。”(《读书录》卷四)他每天用仁义理智，即仁爱、正义、事理、智慧，来要求自己，检视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
　　万荣县里望乡平原遗存有明代建筑薛瑄家庙，正殿上方悬挂明末吏部尚书曹于汴书写的“真在堂”牌匾，寓示薛瑄思想求真求实。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亲笔题联：“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意思是不管你是士、农、工、商还是各行各业，要想了解薛瑄的复性和实学的真谛，都应该前来拜谒薛夫子。作为读书人，如果没有读过薛瑄的书，即使金榜题名中了解元、会员、状元，也不算读书人。
　　河东学派 名标青史
　　薛瑄的故乡万荣、河津一带，文脉兴盛，代代传承。历史上有卜子夏、王通在河汾设教，为春秋时代和隋唐之际培养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才。薛瑄出身教育之家，祖父于元末之际在家乡设教，父亲于明初中举后在河北、河南担任教谕官。薛瑄当官后，曾经在山东担任提学佥事，负责全省的教育，先后两次在故乡办学，创立河东书院，一生有将近二十年从事教育事业。
　　薛瑄在山东时，号召学生遵从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修身律己。同时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特长和潜力。有个秀才家庭贫困，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落榜，欲退学回家。薛瑄感到十分可惜，亲自找到他，问道：“春秋祭祀孔子之时做何事。”生员道：“击磬。”薛瑄道：“磬在八音中最难区别，善于击磬说明有才学，是有用之才啊。”薛瑄不让他退学，继续保留他的学籍。后来这个生员果然金榜题名。
　　据《薛文清公年谱》记载，薛瑄在故乡办学时，虽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是，四方学子前来求学，络绎不绝。这些学生来自陕西、山西、湖北、山东、南京、广西等地，河津县的旅馆都住不下了。薛瑄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理学思想，从日常生活、洒扫应对，到经书的微言大义，要求学生“以立其本，以求其道”。薛瑄倡导“躬行之实”，知行合一，注重言行，笃实践履。
　　薛瑄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及祖国各地，其中有15个弟子成为理学家、教育家，进入明史，并被录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其中有两个弟子李贤和刘健官至礼部尚书;还有一个弟子吕楠复兴了关中学派，进入孔庙从祀。
　　薛瑄在河东一带的讲学活动，开明代讲学之盛，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笔。程嗣章《明儒讲学考》认为，在明代用讲学方式来传播理学思想的，最早发端于曹端、薛瑄等人。明史研究专家孟森道：“有明讲学之盛，肇于河东。”薛瑄等人的讲学活动，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王阳明、东林党人的讲学活动有着开创性作用。
　　中国思想界有“北薛南王”之说，北方为薛瑄，南方为王阳明。《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明代的思想流派，不是属于薛瑄的河东学派，就是出自王阳明的姚江学派。可见，当时薛瑄在明代的学术地位之高。
　　从祀孔庙 百世敬仰
　　薛瑄在明代历史上影响巨大，受到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朝廷官员的推崇。他去世后，许多人自发地传播他的思想，并不断向朝廷上奏，力主薛瑄进入孔庙。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隆庆年间，就有数十道奏章恳求让薛瑄从祀孔庙。张九功说：“其笃志好学，于道有见，贵真知实践之意，黜矫伪浮靡之病。”明代内阁首辅李贤赞薛瑄说：“公之学践履笃实，以圣贤为师，辞受取与，必揆诸义。”可见，士大夫对薛瑄评价之高。
　　从祀孔庙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多少宰相、文人、思想家，都与孔庙无缘。因此说要求特别高，必须是思想大家，为国家做出突出功业，在言行上没有瑕疵。并且，一个人去世后不可能马上从祀孔庙，必须经受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往往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后才可能进入孔庙。当一个人要从祀孔庙的时候，有人赞成，就会有人反对，于是就把他的生活、言行放置于大庭广众之下评价，只有经过士大夫阶层、朝廷审议后，品行上没有瑕疵、做官没有污点才能入选。
　　明代隆庆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朝廷派遣国子监祭酒马自强主持大典，致祭道：“兹者廷臣议奏，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赠礼部尚书谥文清薛瑄，笃志圣贤，潜心理义。嘉言善行，模范后人。理宜从祀。爰命有司具主，附于前代先儒之后，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鉴歆。谨告。”从此薛瑄进入孔庙，享受到每年春秋两季在孔庙祭祀的殊荣。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推荐从祀孔庙的人有薛瑄、陈献章、王阳明、陈献章4人，只有薛瑄一人获准从祀。直到13年之后，其他3人才从祀孔庙。因此说，薛瑄是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由此可见，薛瑄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要高于王阳明。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中，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共有172位，其中包括孔子的72弟子和孟子的弟子，剩下的仅仅90余人，都是中国古代的世之楷模、思想大家、古圣先贤。
　　从祀孔庙是古代社会对于一个人立德、立言、立业方面的全方位的肯定，是人生的最高荣誉。山西自古以来享受从祀孔庙殊荣的只有王通、司马光、薛瑄3人。整个广东省，自古以来从祀孔庙的只有陈献章一人。继北宋司马光之后，至清朝末年将近一千年中，山西只有薛瑄一人从祀孔庙。
　　明代吏部尚书乔宇评价薛瑄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有孔子，七十子之后有孟子，孟子之后有周、程、张、朱四子，周、程、张、朱之后，有明三百年，能继往开来，讲求孔孟之道者，有文清薛敬轩先生。”(《薛瑄全集·薛文清公行实录序》)意思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自尧舜禹等人之后，孔子和七十余弟子继之，之后是孟子，至宋代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薛瑄在明代继往开来，传承并发展了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代理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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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名薛瑄 别    名薛文清、薛河东、薛夫子 字德温 所处时代明代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河津 出生日期1389年8月30日 逝世日期1464年7月19日 主要作品《薛文清公全集》 主要成就创立河东学派 官    职礼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 追    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 谥    号文清


目录

1 人物生平
▪ 儒学世家
▪ 为政有声
▪ 不屈王振
▪ 为民请命
▪ 入阁回乡
▪ 安然逝世
2 主要影响
▪ 思想成就
▪ 文学成就
▪ 后世影响
3 历史评价
4 主要作品
5 出版图书
6 后世纪念
▪ 从祀孔庙
▪ 书画展
7 史料索引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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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世家



薛瑄
薛瑄
薛瑄生于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十日（1389年8月30日）子时 [1]   [5]  ，出身教育世家。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做官，大半生均在家乡教书。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举后，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三十余年。
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学环境，再加上生性聪颖，在六、七岁时便能对《小学》、四书熟习背诵，十一、二岁就会写诗作赋。

永乐元年（1403年），薛瑄的父亲在任荥阳县教谕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在船上偶有感触，随口吟出“绿水无忧风皱面”，但一时想不出对句，便求教于在场官吏，结果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得知后，颇感惊奇，便亲临学舍看望，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称他才学出众，长大一定能成大器。 [6]  

青年时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导下，专心攻读宋明理学，颇有造诣。从政以后，他更是勤学不辍，一有空闲，便亲自抄录《性理大全》一书，认真读诵，经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顾寒冷，仍然燃烛苦读。他在读书中，如有心得体会，便立即记载下来，后来记得多了，便集成《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两书共23卷，后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

永乐十七年（1419年），薛瑄的父亲改任鄢陵县教谕。年近三十岁的他仍然随父亲求学。不过这时他已将主要精力用于研读程朱理学，并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而对科举的学问并不感兴趣。但事有蹊跷，按照当时规定，凡教谕所在县长期无人能考上举人、贡生时，就要将其充发到边远地区服役。出于无奈，薛瑄只得听从父命，于次年八月参加了河南全省乡试，考中了庚子头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师参加了全国会试，登甲榜赐进士及第。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为政有声

薛瑄从宣德三年（1428年）开始，到天顺元年（1457年），陆续居官二十四年，大多执掌法纪，如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期间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 [7]  

   


不屈王振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8]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事有凑巧，薛瑄办案期间，当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之侄、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薛瑄蒙冤，王振的老苍头为之痛哭不已，向王振求情。王振大为感动。恰刑科三覆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9]  

   


为民请命

薛瑄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他诚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见《读书录》）他深刻阐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他说：“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见《从政名言》）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间不断地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动人事迹广为流传。

景泰元年（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期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割剥、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不生变故。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一气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

景泰四年（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而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对别人说：“此老倔强犹昔！”但薛瑄却庄重地表示：“辨冤获咎，死何憾焉！”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10]  

   


入阁回乡

天顺元年（1457年）春，年已六十九岁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起初，他还踌躇满志地想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见，都能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对石亨、曹吉祥乱政束手无策，置正确意见于不顾，屈杀忠臣于谦，并令从西域购买狮子，薛瑄劝谏，但不被听从。 [11-12]  从此，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于是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获得允准后，便离开京师，踏上归程。行至直沽，遇到风雨，船不能行，粮食缺乏，但他吟咏不辍。儿子薛淳私下不高兴，埋怨道：“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谁怨！”薛瑄不以为意，说：‘我虽困，而道自亨也！” [12]  

薛瑄在致仕还乡以后的日子里，一面聚众讲学，一面进一步深钻细研正心复性理论，并进行更加严格的自我修养，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安然逝世

天顺八年六月十五日（1464年7月19日） [1]  ，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薛瑄便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薛瑄逝世后，朝廷遣使谕祭，并命有司为其办理丧事。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13]  

   


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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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成就

薛瑄推崇程朱理学，在思想上总的是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明中叶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他反复强调：“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见《读书录》）“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若无气，理定无止泊处。”同时，明确指出“理气决是二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理与气无间亦无息。”“理气浑然而无间，若截理气为二则非矣。”(以上均见《读书续录》)他坚持气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体的观点，他说：“天地间只一气。”“天地万物皆气聚而成形。”（均见《读书录》）以上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正确，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次，薛瑄一贯倡导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他不但明确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又说：“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说：“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见《读书录》）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再次，“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复性”说，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不难看出，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文学成就

薛瑄是有素养的作家和诗人。他的文学作品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成就颇大。对于诗文写作，他曾讲道：“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见《读书录》)这就是说，凡是发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要条理明白，要注重修辞，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他还强调，有了高深的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这些见解，无疑都是正确的、高明的。

薛瑄的散文、杂文大体可分为游记、随感、对友人题赠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写作上大都结构严整，行文流畅，格调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龙门记》叙述简洁明快，写景绘声绘色，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被称为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纪60年代曾被选入中学课本。《退思亭记》《车窗记》都是触景(物)生情，有感而发，在揭露贪污受贿、败坏法纪等劣行的同时，不忘奉劝世人和勉励自己勤廉从政、慎言慎行，说理充分，令人心悦诚服。

薛瑄很爱写诗，凡行旅、登临、居住、怀古、读书、会友、赠别等，多有诗歌问世。对薛瑄的诗，清人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给予了很高评价，曾称：“大致冲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陶渊明）韦（韦应物）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薛诗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连巫峡常多雨，江过浔阳始上潮。”（《沅州杂诗》）、“庶官务割剥，不念远人穷。”（《有感》）、“夜深风雪响侵门，绣被熏来睡正温；忽念中林有樵者，独惭余暖未能分。”（《泸溪冬夜》）、“宦情似水年来淡，乡思如旌日自悬。”、“彤闱紫阁如天上，依旧清汾数顷田。”（见《舟中赋》）。薛瑄的诗意境优美，形象生动，爱民之心，辞官之愿，跃然纸上，备受赞赏。

   


后世影响

薛瑄的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较大。他通过长期聚徒讲学，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创立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河东学派不断壮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他们在弘扬薛瑄思想学说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3]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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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神：河津薛德温，直内方外，果敢自取，可谓得许子平仲之传矣。 [14]  

金英：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15]  

刘定之：直躬慕古，谈道淑徒，进无附丽，退不慕恋。勤学好问，可谓文矣；归洁其身，可谓清矣。 [16]  

李贤：①吾道正脉，实由近世周程张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习一归于正，呜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笃信之，则河东薛公其人也。 [16]  ②公之学，践履笃实之学也，居恒每以圣贤为师，随其所寓，一言一动，于理稍有违失，便觉身心不安，凡辞受取予，必揆诸义，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处大节，光明峻洁，于富贵利达泊如也，接人无大小众寡，一以诚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简切，不穿凿奇僻之说，文必根于理，辞旨条畅。 [16]  

叶盛：又如文臣中，尚书都御史卿佐等官纯诚朴忠，如王直、胡濙、高谷清德正学，如仪智、薛瑄、陈琏、吴溥、杨翥、吴讷风节凝峻。 [17]  

刘吉：瑄志学甚笃，趋向甚正，践履平实，不为伪言华貌，其事亲孝，其教人词气恳款，终日无惰容，出其门者颇众，其居官持法不挠，事有便于民，不顾利害为之。 [18]  

张九功：窃见故礼部右侍郎瑄，上真知尊躬行仕则体国学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怀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道治天下，辩真伪，别纯驳，俾人知所向，臣谓瑄宜从祀孔子庙庭。 [19]  

罗钦顺：《读书录》有云：“韩魏公、范文正诸公，皆一片忠诚国之心，故其事业显着，而名望孚动，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矣哉。”其言甚当，薛文清盖有此心非，徒能此言而已。 [16]  

王鏊：薛文清公深于理学，然其言曰：“自宋以来，真儒辈出，理学大明，顾人之躬行实践何如耳！”今观其行事，能卓然自立，不附权奸，固不欲往见王振，耻于拜爵公朝，谢恩私室。为大理卿，驳正冤狱，宁忤权奸。至赴市曹，神色自若，略不为屈，此其学问得力处，真躬行君子也。及王振传诏赦免，乃发其机于老仆，可见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冺灭者。而王振之专横亦甚矣，当是时也，以三杨之贤而不能无委蛇于其间，况其它哉！ [20]  

彭韶：力行好古，进趋有程。寤寐河洛，以究舂陵。敡历中外，大棘之卿。缧绁非罪，复起而丞。贰卿掌制，以弼以承。岂宝远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惟道之桢。 [21]  

崔铣：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当时若辞而不往，岂不愈於抗而得祸与？于忠肃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争之矣，争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为光明俊伟。 [22]  

唐枢：①阅宋诸儒书，知为道学正脉，即专心体究，至不忘寝食。务实见而笃践履，乃动合矩度，终日俨然。居家孝弟忠信，对妻子如严宾，凡出处取予之问，毫发不苟。其学以复性为柄，曰此程朱吃紧。为人处大节，凛然生死利害不能动也，时呼为薛夫子。 [23]  ②先生倡无前之学，垂有众之宗，天下无贤愚，信之何也？贵践履也。而近欲血食庙庭，敷议词馆，不识可乎？曰：文庙报德报功，天下不务力行。先生崛起而持之，使生民知有此一大事，先生之功大矣。后学浅于迪德，学不大明，又非信先生，大过哉！道无精粗，学无内外，语复性而性不与天通，则性犹蔽质语。力行而行不自性率，则行犹难见神化机微，体用一贯，以至朕兆之不能窥，则迪德深矣。 [23]  

袁袠：世多以薛公为迂，嗟乎，是岂知薛公者哉。公之抗王振、远石亨，垂死而不悔，见几而不留，死生富贵，皆不足动其心，是岂迂者哉。及读其言论，慥慥乎有德之言也，非所谓知而能行者哉。 [24]  

廖道南：予幼诵《读书录》，以为程朱语录之后即有此书。 [21]  

项笃寿：文清明体适用，足为真儒。其抗王振、违石亨，生死不悔，所称大丈夫者，非耶？ [25]  

屠隆：薛文清瑄、李忠文时勉、章文懿懋、王忠肃翱、王端毅恕、项襄毅忠、马端肃文升、刘忠宣大夏、胡端敏世宁岳岳之风、侃侃之节，宏材足以济时艰，正气足以褫奸魄，李梦阳所谓“居则岳屹，动则雷击，大事斧断，小事海畜。”斯其人矣。 [26]  

张岱：①分宜荐唐荆川，而人以嵩党荆川。王振荐薛文清，而人不肯以振党宜党文清。此其中大有分寸，人不敢与立也。文清自柄用以至放归，振用之，振杀之，振复生之，复逐之，更变多端，而文清直付之不闻不睹。蜮射鬼弹，曾足以动文清毫末哉！ [27]  ②家南轩先生死时，肌如水晶，洞见五内。薛文清生时，亦肌如水晶，洞见五内。一死一生，皆现此奇异，在佛家得之，必为琉璃色相矣。 [27]  

宋征壁：一古之杰士，言足载道，不为雕饰。如薛文清、岳父毅、刘忠宣、章文懿、罗文肃、顾文端、冯恭定、高忠宪之徒，有日星河岳之望，乃吉人辞寡，于斯足徵。录其数篇，以为模范。 [28]  

查继佐：文清为大理，力能去监振，与三杨等并持之，否则安振，使不得大擅主权。两不可，洁身而退。乃以风格太露，几于不免。使非振之仆爨下之哭，文清徒气节闻千载矣。振甚怒，而犹柔于仆之一言，则知昔瑄当是过激。夫为人臣，使人望而却步，则幸逢打赌之朝矣。罢内阁归，中途绝粮，其子曰：“为道学大臣，却应饥以死。”时相传为一代佳话。晚年务为平易简切，则学有进矣。白气贯而风雷绕，紫衣人归去哉！ [29]  

黄宗羲：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於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 [22]  

王夫之：薛河东、赵高邑、魏南乐三数君子者，以清刚启正学，其有开必先之兆乎？非章志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涤其居食衣履、频笑动止之故态，而欲格其心，未有胜焉者也。论世者，属目而俟之久矣。 [30]  

林时对：洪、宣间，李忠文、陈文定，当代醇儒，分主成均，以身率教，人皆向风，于是，薛文清瑄，起自河津；陈文恭献章，起自新会；胡文敬居仁，起自余干。而姚江王文成阳明先生，直接濂洛真传，集群儒之大成。嘉靖初年，舆论允协，业将四君子配飨阙庭矣。 [31]  

张廷玉：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 [32]  

《历代群英歌》：陈静诚薛瑄是首，吴与弼次陈献章。 [33]  

孟森：文清（薛瑄）殁后百年，吾国共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 [15]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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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主要著有《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作品。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并同其年谱、诸儒论赞等，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总四十六卷。 [3]  《皇明经世文编》录有《薛文清公集》一卷。 [34]  

   


出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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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录  

作者名称 薛瑄  



作品时间 1991年11月  
《读书录》明薛瑄撰，初为十一卷，后《续录》十二卷，共二十三卷。大多论述性理之学。提出“天地万物，惟性一字括尽”。又认为理气不可分，“理气二者，盖无须臾之相离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后哉！”其中《论学》、《自信》、《为学》、《体验》、《教人》各篇重点论述读书法和教学法。认为“学问实自静中有得；不静，则...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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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祀孔庙

成化元年（1465年），监丞李绅首请薛瑄从祀孔庙，其后请求薛瑄从祀孔庙的人也不少，但刘定之认为薛瑄虽为一代名臣，但他尚未达到从祀资格。 [18]  

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 [35]  ，称其为“先儒薛子” [16]  。有明一代，从祀者只有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王阳明四人。 [36]  

   


书画展

2015年9月22日，山西省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举行纪念薛瑄诞辰626周年书画展仪式，万荣县委副书记焦雨、里望乡党委书记丁文玲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薛氏代表及各相关部门参加了此次活动。 [37]  

   


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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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议大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直内阁薛公瑄神道碑铭》 [16]  

《殿阁词林记·卷三》 [21]  

《国琛集·下卷》 [23]  

《今献备遗·卷十八》 [25]  

《续藏书·卷十·内阁辅臣》 [38]  

《明儒学案·文清薛敬轩先生瑄》 [22]  

《罪惟录·列传卷之十·理学诸臣传》 [29]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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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1.    《通议大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直内阁薛公瑄神道碑铭》：……天顺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乙巳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
2.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薛瑄，字德温，河津人。
3.    薛瑄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5-02-12]
4.    薛瑄像取自明代王圻辑，万历刻《三才图会》。  
5.    薛文清公年谱  ．国学大师[引用日期2021-01-14]
6.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父贞，洪武初领乡荐，为元氏教谕。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及贞改任荥阳，瑄侍行。时年十二，以所作诗赋呈监司，监司奇之。
7.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出监湖广银场，日探性理诸书，学益进。以继母忧归。
8.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正统初还朝，尚书郭琎举为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王振语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者？”以瑄对，召为大理左少卿。三杨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见，李贤语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
9.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祖嗣等末减有差。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子三人，愿一子代死，二子充军，不允。及当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振大感动。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
10.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景帝嗣位，用给事中程信荐，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门有功。寻出督贵州军饷，事竣，即乞休，学士江渊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杀人，狱久不决，瑄执置之法。召改北寺。苏州大饥，贫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屡疏告老，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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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文清名言

    1、读书必专精不二，方见义理——薛文清

    2、读书不向自家身心做工夫，虽读尽天下书，无益也。——薛文清

    3、英气最害事，浑含不露圭角，最妙。——薛文清

    4、人心公则如烛，四方上下，无所不照。——薛文清

    5、但当循理，不可使气。——薛文清(www.lz1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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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1389—1464） [1]  ，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 [2]  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
薛瑄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1464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1571年），从祀孔庙。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3]  其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
（概述内图片来源 [4]  ）
本    名薛瑄别    名薛文清、薛河东、薛夫子字德温所处时代明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河津出生日期1389年8月30日逝世日期1464年7月19日主要作品《薛文清公全集》主要成就创立河东学派官    职礼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追    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    号文清
目录
1 人物生平
▪ 儒学世家
▪ 为政有声
▪ 不屈王振
▪ 为民请命
▪ 入阁回乡
▪ 安然逝世
2 主要影响
▪ 思想成就
▪ 文学成就
▪ 后世影响
3 历史评价
4 主要作品
5 出版图书
6 后世纪念
▪ 从祀孔庙
▪ 书画展
7 史料索引
人物生平编辑 播报
儒学世家
薛瑄
薛瑄
薛瑄生于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十日（1389年8月30日）子时 [1]  [5]  ，出身教育世家。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做官，大半生均在家乡教书。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举后，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三十余年。
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学环境，再加上生性聪颖，在六、七岁时便能对《小学》、四书熟习背诵，十一、二岁就会写诗作赋。
永乐元年（1403年），薛瑄的父亲在任荥阳县教谕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在船上偶有感触，随口吟出“绿水无忧风皱面”，但一时想不出对句，便求教于在场官吏，结果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得知后，颇感惊奇，便亲临学舍看望，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称他才学出众，长大一定能成大器。 [6]
青年时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导下，专心攻读宋明理学，颇有造诣。从政以后，他更是勤学不辍，一有空闲，便亲自抄录《性理大全》一书，认真读诵，经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顾寒冷，仍然燃烛苦读。他在读书中，如有心得体会，便立即记载下来，后来记得多了，便集成《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两书共23卷，后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
永乐十七年（1419年），薛瑄的父亲改任鄢陵县教谕。年近三十岁的他仍然随父亲求学。不过这时他已将主要精力用于研读程朱理学，并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而对科举的学问并不感兴趣。但事有蹊跷，按照当时规定，凡教谕所在县长期无人能考上举人、贡生时，就要将其充发到边远地区服役。出于无奈，薛瑄只得听从父命，于次年八月参加了河南全省乡试，考中了庚子头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师参加了全国会试，登甲榜赐进士及第。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为政有声
薛瑄从宣德三年（1428年）开始，到天顺元年（1457年），陆续居官二十四年，大多执掌法纪，如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期间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 [7]
不屈王振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8]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事有凑巧，薛瑄办案期间，当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之侄、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薛瑄蒙冤，王振的老苍头为之痛哭不已，向王振求情。王振大为感动。恰刑科三覆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9]
为民请命
薛瑄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他诚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见《读书录》）他深刻阐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他说：“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见《从政名言》）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间不断地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动人事迹广为流传。
景泰元年（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期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割剥、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不生变故。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一气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
景泰四年（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而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对别人说：“此老倔强犹昔！”但薛瑄却庄重地表示：“辨冤获咎，死何憾焉！”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10]
入阁回乡
天顺元年（1457年）春，年已六十九岁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起初，他还踌躇满志地想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见，都能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对石亨、曹吉祥乱政束手无策，置正确意见于不顾，屈杀忠臣于谦，并令从西域购买狮子，薛瑄劝谏，但不被听从。 [11-12]  从此，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于是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获得允准后，便离开京师，踏上归程。行至直沽，遇到风雨，船不能行，粮食缺乏，但他吟咏不辍。儿子薛淳私下不高兴，埋怨道：“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谁怨！”薛瑄不以为意，说：‘我虽困，而道自亨也！” [12]
薛瑄在致仕还乡以后的日子里，一面聚众讲学，一面进一步深钻细研正心复性理论，并进行更加严格的自我修养，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安然逝世
天顺八年六月十五日（1464年7月19日） [1]  ，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薛瑄便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薛瑄逝世后，朝廷遣使谕祭，并命有司为其办理丧事。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13]
主要影响编辑 播报
思想成就
薛瑄推崇程朱理学，在思想上总的是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明中叶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他反复强调：“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见《读书录》）“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若无气，理定无止泊处。”同时，明确指出“理气决是二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理与气无间亦无息。”“理气浑然而无间，若截理气为二则非矣。”(以上均见《读书续录》)他坚持气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体的观点，他说：“天地间只一气。”“天地万物皆气聚而成形。”（均见《读书录》）以上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正确，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次，薛瑄一贯倡导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他不但明确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又说：“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说：“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见《读书录》）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再次，“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复性”说，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不难看出，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文学成就
薛瑄是有素养的作家和诗人。他的文学作品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成就颇大。对于诗文写作，他曾讲道：“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见《读书录》)这就是说，凡是发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要条理明白，要注重修辞，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他还强调，有了高深的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这些见解，无疑都是正确的、高明的。
薛瑄的散文、杂文大体可分为游记、随感、对友人题赠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写作上大都结构严整，行文流畅，格调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龙门记》叙述简洁明快，写景绘声绘色，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被称为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纪60年代曾被选入中学课本。《退思亭记》《车窗记》都是触景(物)生情，有感而发，在揭露贪污受贿、败坏法纪等劣行的同时，不忘奉劝世人和勉励自己勤廉从政、慎言慎行，说理充分，令人心悦诚服。
薛瑄很爱写诗，凡行旅、登临、居住、怀古、读书、会友、赠别等，多有诗歌问世。对薛瑄的诗，清人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给予了很高评价，曾称：“大致冲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陶渊明）韦（韦应物）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薛诗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连巫峡常多雨，江过浔阳始上潮。”（《沅州杂诗》）、“庶官务割剥，不念远人穷。”（《有感》）、“夜深风雪响侵门，绣被熏来睡正温；忽念中林有樵者，独惭余暖未能分。”（《泸溪冬夜》）、“宦情似水年来淡，乡思如旌日自悬。”、“彤闱紫阁如天上，依旧清汾数顷田。”（见《舟中赋》）。薛瑄的诗意境优美，形象生动，爱民之心，辞官之愿，跃然纸上，备受赞赏。
后世影响
薛瑄的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较大。他通过长期聚徒讲学，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创立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河东学派不断壮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他们在弘扬薛瑄思想学说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3]
历史评价编辑 播报
王神：河津薛德温，直内方外，果敢自取，可谓得许子平仲之传矣。 [14]
金英：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15]
刘定之：直躬慕古，谈道淑徒，进无附丽，退不慕恋。勤学好问，可谓文矣；归洁其身，可谓清矣。 [16]
李贤：①吾道正脉，实由近世周程张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习一归于正，呜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笃信之，则河东薛公其人也。 [16]  ②公之学，践履笃实之学也，居恒每以圣贤为师，随其所寓，一言一动，于理稍有违失，便觉身心不安，凡辞受取予，必揆诸义，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处大节，光明峻洁，于富贵利达泊如也，接人无大小众寡，一以诚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简切，不穿凿奇僻之说，文必根于理，辞旨条畅。 [16]
叶盛：又如文臣中，尚书都御史卿佐等官纯诚朴忠，如王直、胡濙、高谷清德正学，如仪智、薛瑄、陈琏、吴溥、杨翥、吴讷风节凝峻。 [17]
刘吉：瑄志学甚笃，趋向甚正，践履平实，不为伪言华貌，其事亲孝，其教人词气恳款，终日无惰容，出其门者颇众，其居官持法不挠，事有便于民，不顾利害为之。 [18]
张九功：窃见故礼部右侍郎瑄，上真知尊躬行仕则体国学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怀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道治天下，辩真伪，别纯驳，俾人知所向，臣谓瑄宜从祀孔子庙庭。 [19]
罗钦顺：《读书录》有云：“韩魏公、范文正诸公，皆一片忠诚国之心，故其事业显着，而名望孚动，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矣哉。”其言甚当，薛文清盖有此心非，徒能此言而已。 [16]
王鏊：薛文清公深于理学，然其言曰：“自宋以来，真儒辈出，理学大明，顾人之躬行实践何如耳！”今观其行事，能卓然自立，不附权奸，固不欲往见王振，耻于拜爵公朝，谢恩私室。为大理卿，驳正冤狱，宁忤权奸。至赴市曹，神色自若，略不为屈，此其学问得力处，真躬行君子也。及王振传诏赦免，乃发其机于老仆，可见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冺灭者。而王振之专横亦甚矣，当是时也，以三杨之贤而不能无委蛇于其间，况其它哉！ [20]
彭韶：力行好古，进趋有程。寤寐河洛，以究舂陵。敡历中外，大棘之卿。缧绁非罪，复起而丞。贰卿掌制，以弼以承。岂宝远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惟道之桢。 [21]
崔铣：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当时若辞而不往，岂不愈於抗而得祸与？于忠肃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争之矣，争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为光明俊伟。 [22]
唐枢：①阅宋诸儒书，知为道学正脉，即专心体究，至不忘寝食。务实见而笃践履，乃动合矩度，终日俨然。居家孝弟忠信，对妻子如严宾，凡出处取予之问，毫发不苟。其学以复性为柄，曰此程朱吃紧。为人处大节，凛然生死利害不能动也，时呼为薛夫子。 [23]  ②先生倡无前之学，垂有众之宗，天下无贤愚，信之何也？贵践履也。而近欲血食庙庭，敷议词馆，不识可乎？曰：文庙报德报功，天下不务力行。先生崛起而持之，使生民知有此一大事，先生之功大矣。后学浅于迪德，学不大明，又非信先生，大过哉！道无精粗，学无内外，语复性而性不与天通，则性犹蔽质语。力行而行不自性率，则行犹难见神化机微，体用一贯，以至朕兆之不能窥，则迪德深矣。 [23]
袁袠：世多以薛公为迂，嗟乎，是岂知薛公者哉。公之抗王振、远石亨，垂死而不悔，见几而不留，死生富贵，皆不足动其心，是岂迂者哉。及读其言论，慥慥乎有德之言也，非所谓知而能行者哉。 [24]
廖道南：予幼诵《读书录》，以为程朱语录之后即有此书。 [21]
项笃寿：文清明体适用，足为真儒。其抗王振、违石亨，生死不悔，所称大丈夫者，非耶？ [25]
屠隆：薛文清瑄、李忠文时勉、章文懿懋、王忠肃翱、王端毅恕、项襄毅忠、马端肃文升、刘忠宣大夏、胡端敏世宁岳岳之风、侃侃之节，宏材足以济时艰，正气足以褫奸魄，李梦阳所谓“居则岳屹，动则雷击，大事斧断，小事海畜。”斯其人矣。 [26]
张岱：①分宜荐唐荆川，而人以嵩党荆川。王振荐薛文清，而人不肯以振党宜党文清。此其中大有分寸，人不敢与立也。文清自柄用以至放归，振用之，振杀之，振复生之，复逐之，更变多端，而文清直付之不闻不睹。蜮射鬼弹，曾足以动文清毫末哉！ [27]  ②家南轩先生死时，肌如水晶，洞见五内。薛文清生时，亦肌如水晶，洞见五内。一死一生，皆现此奇异，在佛家得之，必为琉璃色相矣。 [27]
宋征壁：一古之杰士，言足载道，不为雕饰。如薛文清、岳父毅、刘忠宣、章文懿、罗文肃、顾文端、冯恭定、高忠宪之徒，有日星河岳之望，乃吉人辞寡，于斯足徵。录其数篇，以为模范。 [28]
查继佐：文清为大理，力能去监振，与三杨等并持之，否则安振，使不得大擅主权。两不可，洁身而退。乃以风格太露，几于不免。使非振之仆爨下之哭，文清徒气节闻千载矣。振甚怒，而犹柔于仆之一言，则知昔瑄当是过激。夫为人臣，使人望而却步，则幸逢打赌之朝矣。罢内阁归，中途绝粮，其子曰：“为道学大臣，却应饥以死。”时相传为一代佳话。晚年务为平易简切，则学有进矣。白气贯而风雷绕，紫衣人归去哉！ [29]
黄宗羲：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於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 [22]
王夫之：薛河东、赵高邑、魏南乐三数君子者，以清刚启正学，其有开必先之兆乎？非章志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涤其居食衣履、频笑动止之故态，而欲格其心，未有胜焉者也。论世者，属目而俟之久矣。 [30]
林时对：洪、宣间，李忠文、陈文定，当代醇儒，分主成均，以身率教，人皆向风，于是，薛文清瑄，起自河津；陈文恭献章，起自新会；胡文敬居仁，起自余干。而姚江王文成阳明先生，直接濂洛真传，集群儒之大成。嘉靖初年，舆论允协，业将四君子配飨阙庭矣。 [31]
张廷玉：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 [32]
《历代群英歌》：陈静诚薛瑄是首，吴与弼次陈献章。 [33]
孟森：文清（薛瑄）殁后百年，吾国共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 [15]
主要作品编辑 播报
薛瑄主要著有《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作品。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并同其年谱、诸儒论赞等，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总四十六卷。 [3]  《皇明经世文编》录有《薛文清公集》一卷。 [34]
出版图书编辑 播报

读书录
作者名称 薛瑄
作品时间 1991年11月
《读书录》明薛瑄撰，初为十一卷，后《续录》十二卷，共二十三卷。大多论述性理之学。提出“天地万物，惟性一字括尽”。又认为理气不可分，“理气二者，盖无须臾之相离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后哉！”其中《论学》、《自信》、《为学》、《体验》、《教人》各篇重点论述读书法和教学法。认为“学问实自静中有得；不静，则...
后世纪念编辑 播报
从祀孔庙
成化元年（1465年），监丞李绅首请薛瑄从祀孔庙，其后请求薛瑄从祀孔庙的人也不少，但刘定之认为薛瑄虽为一代名臣，但他尚未达到从祀资格。 [18]
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 [35]  ，称其为“先儒薛子” [16]  。有明一代，从祀者只有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王阳明四人。 [36]
书画展
2015年9月22日，山西省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举行纪念薛瑄诞辰626周年书画展仪式，万荣县委副书记焦雨、里望乡党委书记丁文玲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薛氏代表及各相关部门参加了此次活动。 [37]
史料索引编辑 播报
《通议大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直内阁薛公瑄神道碑铭》 [16]
《殿阁词林记·卷三》 [21]
《国琛集·下卷》 [23]
《今献备遗·卷十八》 [25]
《续藏书·卷十·内阁辅臣》 [38]
《明儒学案·文清薛敬轩先生瑄》 [22]
《罪惟录·列传卷之十·理学诸臣传》 [29]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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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钟表时间  公历 1389年09月05日 01时30分23秒  农历  超出范围
子正  钟表时间  公历 1389年09月05日 00时00分23秒  地点  紫金山天文台
午正  钟表时间  公历 1389年09月05日 12时00分13秒  东经  118度49分00秒
丑时  钟表时间  公历 1389年09月05日 01时00分22秒  北纬   32度04分00秒
                                 至 03时00分20秒
十神      偏印    食神    日元    偏印
乾造       己      癸      辛      己
              巳      酉      亥      丑     (日空 寅卯)
乙丑大运庚辰流年生死大灾75流动炮=========
元运  中元四绿运  节后第6天
大运  交运时间  公历 1390年09月11日 08时07分  逆行
十神   伤官    比肩    劫财    偏印    正印    七杀    正官    偏财    正财    食神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始于   1390    1400    1410    1420    1430    1440    1450    1460    1470    1480
实岁    1岁    11岁    21岁    31岁    41岁    51岁    61岁    71岁    81岁    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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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受同乡王振提拔，又遭人诬陷被判，因老仆人一句话死里逃生

2022-05-26 19:43·脑洞时史


薛瑄：受同乡王振提拔，又遭人诬陷被判，因老仆人一句话死里逃生

明英宗时期，大太监王振权倾朝野，人人都巴结他。有一天他问宰相：“我们山西人中，有谁能够提拔做京卿呢？”
宰相说：“河津人薛瑄，是个理学大家，现在做山东提学佥事，做京卿没问题。”于是，薛瑄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
薛瑄上任后，宰相叫人给他捎信，你的提升，有赖王公公提携，你要跟他处好关系，最好是去府上见他一见。
按理说，这话没毛病……
薛瑄这个人狷介耿直，崇尚理学，世人称之“薛夫子”。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做事特别“轴”，一根筋，认死理。
果然，薛瑄严正回答：“我做的是大明朝的官，凭什么要感谢他。这样的事，我做不到。”

薛瑄：受同乡王振提拔，又遭人诬陷被判，因老仆人一句话死里逃生


一次朝中议事，大臣们见王振来了，一个个连忙迎上前去，有的问好，有的作揖。薛瑄很不齿，昂然屹立，毫无表示。
王振反倒主动上前与他作揖寒暄，薛瑄面无表情，还礼也很敷衍。王振很尴尬，从此以后，对薛瑄反感起来。
当时，有个低级武官，小妾颇有姿色，王振的侄儿王山垂涎三尺。后来，武官死了，王山就想把美人据为己有。王山有钱有势，小妾求之不得。可是武官的正妻不肯。
于是，王山就支使小妾诬告武官之妻，说她毒杀亲夫。案子到了都察院，审判官一看是王振的侄子在里边鼓捣事，哪敢惹呀。严刑逼供之下，武官妻子屈打成招。
然后，大理寺复审。薛瑄觉得内有冤情，连续三次予以驳回。


都御史王文是王振心腹，见薛瑄打横炮，非常恼怒。他攻击薛瑄徇私枉法，包庇罪犯。王振更恨薛瑄了，唆使御史上疏，劾奏薛瑄收受贿赂，故意开脱犯人的死罪。
皇上信任王振，不分青红皂白，就下旨把薛瑄逮捕审讯……


会审时，王文是主审。薛瑄指着王文说：“王千之(王文的字)，你没有资格审问我！御史弹劾我，你是御史台领导，应当回避！”王文很生气，又给薛瑄加了一条罪状，不服问理！
结果，薛瑄被判死罪，等待处决。他的三个儿子向朝廷请求，宁愿一人代死，二人充军，以保全老父性命，但没有获准。

薛瑄：受同乡王振提拔，又遭人诬陷被判，因老仆人一句话死里逃生


行刑那天，王振家中老仆躲在厨房哭泣，正好被王振看见。王振问他为什么哭，老仆说：“今天就要处死薛夫子，这是个好人啊，怎不叫人伤心！”
然后，老仆絮絮叨叨地说，他也是山西人，是薛瑄的同乡，十分熟悉薛瑄的家庭和为人。一边说，一边抹眼泪。
王振听后，有点小感动。毕竟是同乡，杀之似有不妥。正好又有人上疏说情，于是王振就坡下驴，免了薛瑄一死，罢其官爵，逐回老家。

薛瑄：受同乡王振提拔，又遭人诬陷被判，因老仆人一句话死里逃生


这事在《明史》有记载。照现在说法，薛瑄无疑是一个情商很差的人。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本身没有错，但要控制情绪，讲点策略，不能拿鸡蛋跟石头硬碰硬，否则，很有可能小命不保。
这样的人，现代社会也很多见。有个同事，跟薛瑄如出一辙。毕业三年，就成了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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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被誉为“明代第一廉吏，一代理学大师”

2018-05-18 11:14:41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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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瑄，明代初期山西河津(今万荣)人，官至监察御史、大理寺卿、翰林院大学士，著有《读书录》《薛文清公文集》《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等书，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在历史上被誉为“明代第一廉吏，一代理学大师”。他是继孔孟张载朱熹之后，儒家思想发展到明代的代表人物。他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也是山西历史上从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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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瑄塑像和傅山题联

　　车轮做窗 舟中诫子

　　我们一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古代官员，居住的都是花园别墅、楼阁亭台，这只是影视剧的编排而已。其实，古代官员由于受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们大多奉行的是当官爱民，勤俭持家的人生准则。我们从诸葛亮的《诫子书》、朱伯庐《治家格言》中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人生观。

　　薛瑄忠厚传家，庭训严格。他任监察御史后，负责监察国家最大的造币基地——湖广银场，却租房居住。孩子大了，需要在京城买房子，薛瑄只好买了两间小房子，连个窗户也没有，阴暗潮湿，不能读书写字。怎么办呢?那就自己动手吧，这肯定不会有下属帮忙的。薛瑄只好令儿子薛淳在墙上凿出一个圆洞，然后找了一辆废弃破烂的小木车，卸下车轮，安装在凿开的洞上，再糊上麻纸，这样才有了窗户。

　　修完窗户后，薛瑄禁不住自嘲道：“以御史这样显要的官职，却只能买两间没有窗户的小房子。这要让那些达官贵人看到，必定斜目而视、掩口耻笑而走。我是如此无能啊!”

　　薛瑄进入明朝内阁后，参与机务，身居要职，成为国家政治核心的高官。当于谦受到奸贼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迫害，明朝皇帝朱祁镇诏令凌迟处死于谦时，满朝文武百官噤若寒蝉，唯有薛瑄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为于谦辩护。可是，朱祁镇昏庸残暴，不接受薛瑄的奏折。薛瑄为了捍卫真理，主持正义，毅然舍弃了高官厚禄，愤而辞职。

　　薛瑄辞职后，两袖清风，行囊简陋，竟然雇不起一等船回家，全家人只好租赁一只简陋的小船。正是秋风萧瑟，秋雨纷纷，大水滔滔，小船漏雨，无法行走。全家人忍饥挨饿，一天没有吃饭。薛瑄手捧书卷，朗朗有声。薛瑄的儿子看着凄风苦雨，埋怨父亲道：“别人当官衣锦还乡，荣华富贵，你当内阁大臣说不干就不干了，还得全家跟上你离京回乡，颠簸受累。”

　　薛瑄听后很生气，教育儿子道：“做官就要廉洁自律，主持正义，为民做主。我虽然穷困，但是我所追求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薛瑄为官数十年，清正廉明，政声显著，享誉民间。他作诗《述怀》道：“誓将笃忠贞，于以守清白。上隆唐虞治，下布雨露恩。”薛瑄以诗明志，甘守清白，忠于国家，立志使天下得到尧舜那样的清明治理，人民享受阳光雨露般的恩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薛瑄廉洁从政的故事流传很多，被后世称为“明代第一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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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大师 首倡实学

　　薛瑄是明代理学大师，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明代思想界的巨擘。中国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至汉代的董仲舒，隋唐的王通、韩愈，两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发扬光大。到了明代，薛瑄的理学思想继往开来，继承并弘扬了程朱的理学思想。

　　宋明理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理气(规律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薛瑄认为理气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后，他说：“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他提出太极之理“只在气中，非气之外悬空有太极”的观点，不同意朱熹的气先的唯心主义思想。

　　薛瑄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张凡事“践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学家。薛瑄的理学思想注重笃实践履：“见得理明，须一一践履过，则事与理相安，而皆有着落之处，若见理虽明，而不一一践履过，则理与事不相资，终无可依据之地。”(《复李原德书》)意思是认识了事物之理，必须一一实践实行，才可谓说认识，如果理论和实践不结合，终究不能说明理。

　　他十分注重实践知识，笃实践履，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读书录》卷二)薛瑄一生竭力倡导“实学”，躬行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薛瑄强调修身律己，恢复人性。他认为读书学习，是为了掌握知识，更好地完善自我，而不是为了做官：“后之学者读圣贤之书，但资以为词意之用、利禄之阶，而不知一言之切于身心。”(《读书录》卷七)复性学说是薛瑄的理学思想的精华，他一生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说：“每日就身心、言行、应事、接物处，紧紧体认仁、义、理、智四者，体认得是则行不错。”(《读书录》卷四)他每天用仁义理智，即仁爱、正义、事理、智慧，来要求自己，检视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

　　万荣县里望乡平原遗存有明代建筑薛瑄家庙，正殿上方悬挂明末吏部尚书曹于汴书写的“真在堂”牌匾，寓示薛瑄思想求真求实。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亲笔题联：“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意思是不管你是士、农、工、商还是各行各业，要想了解薛瑄的复性和实学的真谛，都应该前来拜谒薛夫子。作为读书人，如果没有读过薛瑄的书，即使金榜题名中了解元、会员、状元，也不算读书人。

　　河东学派 名标青史

　　薛瑄的故乡万荣、河津一带，文脉兴盛，代代传承。历史上有卜子夏、王通在河汾设教，为春秋时代和隋唐之际培养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才。薛瑄出身教育之家，祖父于元末之际在家乡设教，父亲于明初中举后在河北、河南担任教谕官。薛瑄当官后，曾经在山东担任提学佥事，负责全省的教育，先后两次在故乡办学，创立河东书院，一生有将近二十年从事教育事业。

　　薛瑄在山东时，号召学生遵从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修身律己。同时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特长和潜力。有个秀才家庭贫困，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落榜，欲退学回家。薛瑄感到十分可惜，亲自找到他，问道：“春秋祭祀孔子之时做何事。”生员道：“击磬。”薛瑄道：“磬在八音中最难区别，善于击磬说明有才学，是有用之才啊。”薛瑄不让他退学，继续保留他的学籍。后来这个生员果然金榜题名。

　　据《薛文清公年谱》记载，薛瑄在故乡办学时，虽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是，四方学子前来求学，络绎不绝。这些学生来自陕西、山西、湖北、山东、南京、广西等地，河津县的旅馆都住不下了。薛瑄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理学思想，从日常生活、洒扫应对，到经书的微言大义，要求学生“以立其本，以求其道”。薛瑄倡导“躬行之实”，知行合一，注重言行，笃实践履。

　　薛瑄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及祖国各地，其中有15个弟子成为理学家、教育家，进入明史，并被录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其中有两个弟子李贤和刘健官至礼部尚书;还有一个弟子吕楠复兴了关中学派，进入孔庙从祀。

　　薛瑄在河东一带的讲学活动，开明代讲学之盛，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笔。程嗣章《明儒讲学考》认为，在明代用讲学方式来传播理学思想的，最早发端于曹端、薛瑄等人。明史研究专家孟森道：“有明讲学之盛，肇于河东。”薛瑄等人的讲学活动，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王阳明、东林党人的讲学活动有着开创性作用。

　　中国思想界有“北薛南王”之说，北方为薛瑄，南方为王阳明。《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明代的思想流派，不是属于薛瑄的河东学派，就是出自王阳明的姚江学派。可见，当时薛瑄在明代的学术地位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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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祀孔庙 百世敬仰

　　薛瑄在明代历史上影响巨大，受到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朝廷官员的推崇。他去世后，许多人自发地传播他的思想，并不断向朝廷上奏，力主薛瑄进入孔庙。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隆庆年间，就有数十道奏章恳求让薛瑄从祀孔庙。张九功说：“其笃志好学，于道有见，贵真知实践之意，黜矫伪浮靡之病。”明代内阁首辅李贤赞薛瑄说：“公之学践履笃实，以圣贤为师，辞受取与，必揆诸义。”可见，士大夫对薛瑄评价之高。

　　从祀孔庙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多少宰相、文人、思想家，都与孔庙无缘。因此说要求特别高，必须是思想大家，为国家做出突出功业，在言行上没有瑕疵。并且，一个人去世后不可能马上从祀孔庙，必须经受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往往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后才可能进入孔庙。当一个人要从祀孔庙的时候，有人赞成，就会有人反对，于是就把他的生活、言行放置于大庭广众之下评价，只有经过士大夫阶层、朝廷审议后，品行上没有瑕疵、做官没有污点才能入选。

　　明代隆庆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朝廷派遣国子监祭酒马自强主持大典，致祭道：“兹者廷臣议奏，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赠礼部尚书谥文清薛瑄，笃志圣贤，潜心理义。嘉言善行，模范后人。理宜从祀。爰命有司具主，附于前代先儒之后，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鉴歆。谨告。”从此薛瑄进入孔庙，享受到每年春秋两季在孔庙祭祀的殊荣。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推荐从祀孔庙的人有薛瑄、陈献章、王阳明、陈献章4人，只有薛瑄一人获准从祀。直到13年之后，其他3人才从祀孔庙。因此说，薛瑄是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由此可见，薛瑄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要高于王阳明。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中，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共有172位，其中包括孔子的72弟子和孟子的弟子，剩下的仅仅90余人，都是中国古代的世之楷模、思想大家、古圣先贤。

　　从祀孔庙是古代社会对于一个人立德、立言、立业方面的全方位的肯定，是人生的最高荣誉。山西自古以来享受从祀孔庙殊荣的只有王通、司马光、薛瑄3人。整个广东省，自古以来从祀孔庙的只有陈献章一人。继北宋司马光之后，至清朝末年将近一千年中，山西只有薛瑄一人从祀孔庙。

　　明代吏部尚书乔宇评价薛瑄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有孔子，七十子之后有孟子，孟子之后有周、程、张、朱四子，周、程、张、朱之后，有明三百年，能继往开来，讲求孔孟之道者，有文清薛敬轩先生。”(《薛瑄全集·薛文清公行实录序》)意思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自尧舜禹等人之后，孔子和七十余弟子继之，之后是孟子，至宋代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薛瑄在明代继往开来，传承并发展了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代理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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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薛贞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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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 作为中考生的家长，应该怎样对待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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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4   






薛瑄。出身教育世家。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做官，大半生均在家乡教书。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举后，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三十余年。
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学环境，再加上生性聪颖，在六、七岁时便能对《小学》、四书熟习背诵，十一、二岁就会写诗作赋。
永乐元年（1403年），薛瑄的父亲在任荥阳县教谕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在船上偶有感触，随口吟出“绿水无忧风皱面”，但一时想不出对句，便求教于在场官吏，结果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得知后，颇感惊奇，便亲临学舍看望，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称他才学出众，长大一定能成大器。
青年时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导下，专心攻读宋明理学，颇有造诣。从政以后，他更是勤学不辍，一有空闲，便亲自抄录《性理大全》一书，认真读诵，经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顾寒冷，仍然燃烛苦读。他在读书中，如有心得体会，便立即记载下来，后来记得多了，便集成《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两书共23卷，后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
永乐十七年（1419年），薛瑄的父亲改任鄢陵县教谕。年近三十岁的他仍然随父亲求学。不过这时他已将主要精力用于研读程朱理学，并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而对科举的学问并不感兴趣。但事有蹊跷，按照当时规定，凡教谕所在县长期无人能考上举人、贡生时，就要将其充发到边远地区服役。出于无奈，薛瑄只得听从父命，于次年八月参加了河南全省乡试，考中了庚子头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师参加了全国会试，登甲榜赐进士及第。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薛瑄从宣德三年（1428年）开始，到天顺元年（1457年），陆续居官二十四年，大多执掌法纪，如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期间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事有凑巧，薛瑄办案期间，当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之侄、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薛瑄蒙冤，震动朝野，就连王振的老仆人也为之痛哭不已。王振见众怒难犯，只好作出退让。后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薛瑄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他诚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见《读书录》）他深刻阐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他说：“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见《从政名言》）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间不断地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动人事迹广为流传。
景泰元年（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期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割剥、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不生变故。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一气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
景泰四年（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而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对别人说：“此老倔强犹昔！”但薛瑄却庄重地表示：“辨冤获咎，死何憾焉！”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天顺元年（1457年）春，年已六十九岁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起初，他还踌躇满志地想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见，都能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对石亨、曹吉祥乱政束手无策，置正确意见于不顾，屈杀忠臣于谦，并令从西域购买狮子，薛瑄劝谏，但不被听从。从此，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于是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获得允准后，便离开京师，踏上归程。行至直沽，遇到风雨，船不能行，粮食缺乏，但他吟咏不辍。儿子薛淳私下不高兴，埋怨道：“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谁怨！”薛瑄不以为意，说：‘我虽困，而道自亨也！”
薛瑄在致仕还乡以后的日子里，一面聚众讲学，一面进一步深钻细研正心复性理论，并进行更加严格的自我修养，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天顺八年（1464年）六月十五日（7月19日），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薛瑄便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薛瑄逝世后，朝廷遣使谕祭，并命有司为其办理丧事。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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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汉公”薛瑄

来源：运城新闻网 | 责任编辑：王俊晰 | 发布时间： 2022-01-30 09:49


　　薛瑄(公元1389年—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亦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廉吏，被誉为“光明俊伟”的“铁汉公”。薛瑄的从政生涯中，较长时期担任监察御史、大理寺丞、大理寺卿等职务，主要活动于都察院、大理寺这样的监察、审判机关。他以“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作为“作官持己之三要”，并将其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行动自觉。

　　为官清廉。久居官场，使薛瑄对廉洁从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从政录》中将官员的廉洁分为三重境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意为明白事理，就不会任意获取礼物;珍惜名誉，就不会随意获取钱物;害怕法律制裁，就不敢轻易获取财物。他提出的“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的“廉政三境界”，与当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薛瑄特别强调“居官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薛瑄40岁时，获任广东道监察御史，到任后查禁贪污，隶正风气，并在寓所的照壁上题诗明志：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离任时，他两袖清风，“赢得归囊一物空”。据《薛文清公年谱》记载，他“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首黜贪墨，正风俗，罢采金宿蠹，沅民大悦。”

　　执法如山。薛瑄刚正不阿，不媚权臣，就任大理寺左少卿时，有人劝他去感谢权宦王振，薛瑄严肃地说：“在朝廷上拜官，到私人家谢恩，我不干这样的事。”后来在东阁议事，公卿大夫见到王振都趋步而拜，独有薛瑄屹立不拜。王振趋步向薛瑄作揖，薛瑄也没有加重礼节，王振从此对他怀恨在心。后因薛瑄全力辩白王振之侄王文一手制造的冤案而激怒王振。薛瑄面对权宦，不畏不惧，秉公执法，将案卷坚决移交到了刑部重新审查，才使案情大白。之后，薛瑄又不顾夫人阻拦，冒死弹劾王文，却反遭诬陷入狱而被定为死罪。入狱期间，薛瑄仍手捧书卷诵读不已，时人称其“铁汉公”。后因朝野震动，群臣极力申救，方使薛瑄获赦。薛瑄坚持将仁爱之心、天道之公、律法之正协调一致，践行于为政之中，以公守法，以仁行法，使奸臣真正得以惩治，民冤真正得以伸张，被人们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勤政爱民。薛瑄的廉政思想中，“为政以爱人为本”“为政通下情为急”“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等皆发自内心，一直是他为政实践活动的理论指导。他认为，为官应当“尽心‘抚’字”，全心全意地安抚百姓。当百姓利益和官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始终选择站在百姓这一边，伸张正义，为民请命。薛瑄任南京大理寺卿时，有豪强杀人，案子久拖不决，就果断将豪强捉来绳之以法。后薛瑄在担任北京大理寺卿期间，苏州发生饥荒，豪强哄抬粮价、吝而不借、激起民怨。饥民抢夺富豪的粮食，焚烧富豪的房屋，逃往海上。王文以内阁大臣职务巡视江南，欲定苏州200多饥民死罪。不少大臣都慑于王文的权势，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竭力论辩其罪名不实，终于使200多灾民免于死罪。

　　薛瑄一生积极倡导廉政文化、爱民观念，并且躬行实践。他为官一生，虽身居高位，却始终清正廉洁，官格人品俱佳，堪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以史为鉴，薛瑄提出的“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的“廉政三境界”，今日读来，仍醍醐灌顶。

　　我们为官做人应见贤思齐，清廉自守，努力达到“见理明而不妄取”的境界，成为一名“廉之上者”。同时，要始终坚持服务于民、造福社会，以实际行动切实展现自身高尚人格和浩然正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记者 南 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