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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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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1 11:07: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甲申之变
(明末历史事件) 播报 编辑 锁定 讨论2 上传视频 特型编辑

甲申之变,指的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明朝都城北京,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随后清军入关的历史事件。“甲申”就是中国明末甲申的这一年即1644年,是崇祯十七年,又是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
清朝据有东北,先后四次入关,得胜而归,正在寻求据有全国统治权的策略。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战场上六次击溃明军主力,入据关中,建国大顺,随后派军北上,逼向北京。明王朝积重难返,两面作战,处于南北夹击之中,面临崩溃的边缘,继续倾尽全力,为挽救危局而努力。 [1]  
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清朝军队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



中文名甲申之变 发生时间1644年 代表人物朱由检李自成 朝    代清顺治元年 影    响明朝的不完全终结
目录



甲申之变背景编辑 播报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2]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王二首义点燃了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且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 [2]  

甲申之变过程编辑 播报
明熹宗去世以后由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他登基后接手的是民穷财匮、内忧外患交织的烂摊子。面对时艰,他回天乏术,多疑、悭吝、刚愎自用的性格导致他缺乏把事情办到底的决心与能力。 [3]  
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于魏忠贤大案的处理。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客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崇祯皇帝上台后,也曾猛砍三斧头,翦除了魏忠贤、客氏,撤掉各处镇守宦官,并在崇祯三年革去宦官提督。但不久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宦官最贴心,因此又重新起用宦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宦官委以军事大权,让他们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以及担任镇守和守备。所谓京营是从全国各地更换调来,用以保卫京城的军队。而且,如果外省或边疆有重大战事,必要时京营还得抽调部分精锐前去增援。因此,它不仅人数众多,通常保持着30多万人马,而且装备精良。崇祯帝当政期间,京营自监督、总理捕务、提督禁门、巡视点军大员,皆以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太监担任。这些太监正如万历时刑部主事董基形容的那样,“安居美食,筋力柔靡”“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大顺军炮声一响,这些人立刻作鸟兽散。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典型事例是,崇祯二年,朱由检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信被清人故意放回的杨太监的话,认定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于次年八月,将袁崇焕处以最残酷的磔刑(凌迟),从此再无抵御后金的优秀统帅。 [3]  
再说他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朱由检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与历代皇帝一样,无非是剿与抚,但他对剿、抚经常是举棋不定。就抚而论,从未抓住机遇把和谈进行到底,从而达到瓦解农民军的目的。早在崇祯二年春天,明朝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就提出对起义农民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朱由检对此事认可,甚至说过“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崇祯四年正月,朱由检派御史吴牲往陕西放账,但拨给他的帑银却只有区区十万两,面对哀鸿遍地的广大饥民,无异于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一” [4]  。很快,已经投降的起义农民为了生存又再度起义,抢大户的粮食借以活命,造反烈火渐成燎原之势。此后十几年间,明廷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曾多次和议,均以失败告终,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崇祯帝的决断不当有关。 [3]  
李自成身经百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缺乏战略眼光,犯下一系列错误,导致进京后不久即迅速溃败。 [3]  
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即在西安登基当上皇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李自成在建立政权后提出“三年免征”的口号,这对民众当然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进军河南后,李自成更让士卒到处散布“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口号,这种极端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只能进一步导致大顺军用拷掠追饷来筹集军费,以致在进军北京途中,特别是进入北京后,大肆对明朝的政要、权贵、富商、绅士等严刑拷打,勒索钱财,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 [3]  
李自成进京,究竟带了多少人马,史学家说法不一,顾诚(明清史专家)估计是10万人,这是有史料可查的。这充分反映出李自成的轻敌思想,尤其是对关外的清廷认识太少。清廷曾派人递国书给大顺军领导人,建议联合推翻明朝,“共享富贵”,李自成不予理睬。山海关之战,他至多带了6万人马,而吴三桂的兵力是5万人,加上乡勇3万人,以及10万以上的清兵,在总兵力上超过李自成军三四倍,而且大顺军与强大的清军是头一次遭遇,猝不及防,终于一战而溃,从此走上败亡之路。 [3]  
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曾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宫与崇祯皇帝谈判。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据清初史学家戴笠、吴芟记载:“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 [5]  联系到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 [6]  以及把在京中拷饷追赃得来的大量金银不停地运往西安,可以看出李自成的目光短浅!他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在明宫里过把皇帝瘾。 [3]  

甲申之变结果编辑 播报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 [7]  

甲申之变后续编辑 播报
大顺军占领北京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在军事部署上,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也缺乏战略眼光。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8]  
而后来的招降吴三桂不成和山海关战役,标志着大顺军在北京统治的失败。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由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战役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目光短浅,政策和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9]  

甲申之变评价编辑 播报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7]  

甲申之变影响编辑 播报
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换句话说,历来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为南明史的开端并不完全准确。 [7]  

甲申之变争议编辑 播报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再说,大顺军失败撤离北京后,清军入京立即将北京中、东、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头,不得民心,没有失败。可见,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浅,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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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在即,崇祯为何死不迁都?


原创|发布:2022-03-04 14:20:00    更新:2022-03-04 1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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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城外,大顺军的炮声一阵接着一阵,仿佛在向大明王朝索命。

困守城中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召来自己的妹夫、驸马都尉巩永固,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巩永固是支持迁都南京的大臣之一。上一个月,他还跟崇祯说,愿意亲自招募义兵护驾南迁。

此时,崇祯问他:“你之前跟朕说,可召集数万义兵随朕南下,今天还能做到吗?”

巩永固无奈地说:“今天来不及了!”

崇祯说,你先前说可以一呼百应,现在又说没人了,这是为什么?

巩永固回答道:“之前还有时间集结人马,如今事态紧急,人心尽乱,难以叫人来护驾了。”

崇祯听了慌慌哒,又问,那你们率领家丁护送我南下,行不行?

巩永固与其他大臣赶紧说:“家丁哪里抵挡得了贼兵的锋芒?况且臣等都是老实人,不敢私自蓄养家丁。”

次日,京城失守。万念俱灰之下,崇祯来到城中煤山自缢而死,以“君王死社稷”的方式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从诸多史料可知,在亡国之前,曾有一个迁都的机会摆在崇祯面前,他没有好好珍惜。

“南迁之议”被提上日程,讨论了两个月之久,但始终未能付诸行动。这成为崇祯最后的遗憾,也为这个风云激荡、疑窦重重的甲申年,留下了又一个谜团。



▲假如南迁成功,崇祯是否可以改变煤山自缢的命运?图源/影视剧照



明末南迁之议,一说始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祯与时任内阁首辅周延儒的秘密会谈。

当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未威胁到京师,但是清军再次入塞大掠,引起了崇祯的警惕。

此前不久,清军在松锦之战中击溃明朝关外最后一支劲旅,俘虏并劝降明军大将洪承畴、祖大寿,打通了明朝苦心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随后,清军从墙子岭(今密云北)分道进军,数月间连破蓟州、真定、河间、临清等地,掳走了数以万计的人口、牛马,搜刮了大量金银珍宝,所过之处城池残破,生灵涂炭,声势震动京师。

崇祯一边派周延儒督师御敌,一边以“边寇交织”为由,私底下与周延儒商议迁都南京的可行性。

南迁的风声很快传到了后宫。后妃们比较八卦,一下子就聊开了。

崇祯的老婆周皇后好几次暗示说,我在南京还有一个家(“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表明了支持丈夫迁都的想法。

天启皇帝的遗孀懿安皇后张嫣,却表达了保守的看法,她对周皇后说:“有外人传言要南迁,这一定是周延儒在误导皇叔。”之后,张皇后亲自找到崇祯帝,说:“宗庙陵寝都在此,能搬到哪里去?”一向偏执的崇祯听了,起初有点恼火,但看在皇嫂的面子上,不好意思发脾气。

恰好清军大掠后北归,北京暂时安全了,随后周延儒因罪免职,崇祯帝便放下了南迁的念头。

转眼间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春天。



▲1644年,李自成称帝,向明朝发起总攻。图源/影视剧照

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乘胜挥师东出,势如破竹。二月初,大顺军从关中渡河挺进山西,攻克军事重镇太原,剑锋直指京师。

李自成的迅猛攻势,让崇祯措手不及。

一个多月间,崇祯帝几乎每天都寝食难安,他接连下罪己诏、勤王诏,对部下封官许愿,对起义军招抚诱降,想以此感化民心,挽回败局。

在那篇文辞优美的罪己诏中,崇祯承认,朝廷赋税加派过度、官吏巧取豪夺,使百姓负担过重,才迫不得已地起兵叛乱,此皆“朕之罪也”。他希望农民军保持冷静,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只要起义军愿意“反正”,可“耕田乐业,永为王民”,等等。

讽刺的是,诏书刚下,拱卫京师的大同、宣府(今张家口市宣化区)两大重镇就被大顺军攻陷了。



▲明朝北京及周边地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朝中枢已然暴露在起义军咄咄逼人的视野下,崇祯面临的最大困境,一是没兵,二是没钱。

自从陕西孙传庭的主力部队大败于农民军后,明朝在北方几无精兵可用。曾经威震东北的关宁铁骑在松锦之战后就一蹶不振,由吴襄、吴三桂父子率领的数万兵马镇守在山海关,处于清军的虎视眈眈之下。

崇祯也拿不出可供各地军队勤王的兵饷。

史载,当崇祯召见久于边事的吴襄时,问及兵饷的情况,有这样一段对话。

崇祯问吴襄:“你们父子手下有多少兵啊?”

吴襄老实交代,现在我手头还有三万余将士,其中骁勇敢战的精锐,只有三千。

皇帝又问:“需饷几何?”

吴襄答道:“百万。”

崇祯帝当时就震惊了,说现在皇宫内库只有七万,就算砸锅卖铁,最多也只能凑到二三十万给你们当军饷。

很多人听到明朝国库没钱,都是一种“真的吗?我不信”的态度,以为是崇祯抠门,不肯拿钱出来,还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明亡后,李自成进京,从明朝国库中搜出“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

这是清初有个投靠清朝的文人杨士聪写了本《甲申核真略》,带头造的谣。后来有些史学家信以为真,就抄录了这一数目,都相信崇祯国库里真的藏有几千万两银子。

同时期的一些史料却佐证了崇祯帝对吴襄说的情况。如《流寇志》:“内帑无数万之藏。”《国榷》:“内帑无数万金。”

朝廷拿不出钱,将士们自然也不肯卖命。

当大同、宣府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下诏调遣兵马入京勤王。

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的关宁铁骑踟蹰不前,还没到北京崇祯就上吊了,他后来的事迹广为人知;山东总兵刘泽清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逃到南方去了;密云总兵唐通倒是来了,但他先降李自成,后降多尔衮,荣登《贰臣传》,后来还被清朝皇帝嘲讽说,这哥们不肯给前老板出力,投靠我们后也没立下什么功绩。

崇祯十七年春,告急的战报如雪片一样飞来,城内孤立无援,国库空空如也。

崇祯想要绝处逢生,最靠谱的方法,也许还是南迁。



▲吴三桂的军队被寄予厚望,却没有挽救明朝的灭亡。图源/影视剧照



正当李自成的兵马准备直取京师之时,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崇祯帝召集大臣议事,商议如何保卫北京城。

面对满清与大顺的东西夹击,众朝臣唇枪舌战,争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此时,一个叫李明睿的小官员引起了崇祯的注意,他建议崇祯放弃北京,迁都南京。

李明睿是江西南昌人,天启年间进士,当时任“左中允”。这是东宫詹事府下一个专掌记注、纂修之事的六品小官,本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的“御寇之策”让崇祯有些心动。

史书记载,此次廷议之后,崇祯帝屏退左右,单独召见了李明睿。

李明睿说:“如今正是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解目前的局势。”

崇祯犹豫不决,说:“此事重大,未可易言,未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一听都急了,我好言相劝,你还想着问老天爷。

他对皇帝说,天命这玩意儿,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现在天命靠不住,人定则胜天,而且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皇上就不要迟疑了,等到贼军打过来,想要跑路就来不及了。

崇祯帝此时终于“坦诚相见”,说:“此事我早有想法,但无人支持,故而推迟至今。现在你的想法与朕不谋而合,但假如其他大臣不同意,为之奈何?”崇祯还警告李明睿此事关系重大,不可泄密,万一泄露,你小命就没了。

李明睿接着向崇祯献计,连南迁的路线都帮他想好了:“不如四路设兵,山东、山西、河南,此陆路也;登州海船、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

说到最后,崇祯连连点头,说:“朕知道了。”

所谓李明睿献策的真伪,历来众说纷纭。

这则史料最早出自清朝顺治年间邹漪所撰的《明季遗闻》,而邹漪的老师叫吴梅村,吴梅村又是李明睿的门生。因此,早在清朝就有人质疑邹漪“颇为李明睿粉饰”,夸大了其在南迁之议的作用,写下近似小说家言的密谈细节。

但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一种情况:面临腹背受敌的军事压力,明廷部分官员发起了“南迁之议”,有关迁都的声音,开始萦绕在崇祯周围。

南迁的首选对象有时不是崇祯帝本人,而是他16岁的长子朱慈烺。

《明史》记载,当年二月,左都御史李邦华秘密上书,请求崇祯帝固守京师,并仿永乐朝故事,由太子监国南京:

我国家并建两京,原以供时巡备据守,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一系天下之望……号召东南,共图灭贼。



▲明代的《南都繁会图》(局部),描绘了明朝陪都南京商业兴盛的画面。图源/网络



对于崇祯朝廷而言,迁都南京有先天的优势。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即位于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应天为京师,确立了应天的首都地位。

尽管朱元璋在位期间多次与群臣讨论迁都,备选的建都之地有汴京、关中,乃至朱元璋的老家临濠府(今安徽凤阳),但直到朱元璋去世,都因种种原因而放弃。

明初洪武、建文二朝,大明帝都一直是南京。

建文帝在位时,他那个野心勃勃的叔叔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从其镇守的北平(今北京)一路南下打到南京,夺了皇位。

北平作为明成祖朱棣的龙兴之地,被视为理想的定都之地。于是,朱棣历经多年,实行迁民北上、营建北京、建造紫禁城等一系列举措,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下诏迁都北京。

但是,朱棣没有完全违背祖宗之制。在迁都北京后,明朝仍以南京为陪都。

有明一代,明朝实行特殊的两京制度。

在南京设有一套与北京各机关平行设置的中央机构,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和五军都督府等一应俱全,只是各机构名称前都加了“南京”二字,与北京各机关互不统属,且官员多由年高资深的大臣担任。比如明朝中期,五朝老臣王恕任南京兵部尚书,名望极高,“天下倾心慕之”,当时流传一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

明朝的南京,不是一个摆设,而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一旦国家有变,北方失控,南京便可在短期内成为明朝中枢,主持天下大局。

另外,从经济的角度说,南京所处的江南地区经济富庶,是大明王朝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至少不差钱。

而从明末的天下大势来看,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南方总体上相对安定。天灾和民变还没有对江淮南部以及更南的广大地区形成较大冲击,江南各地方政府也没有像陕西、河南、山西等北方行省一样,陷入农民军的包围而完全失去控制。



▲明朝南京及南直隶地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南迁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历代王朝有过不少南迁的经历。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前夕,金军兵临城下,宋徽宗就撒腿往南跑,他先是禅位给太子赵桓(宋钦宗),自己连夜从开封逃出,前往江南避难,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好不逍遥快活。宋钦宗一把鼻涕一把泪,不情不愿地给老爹收拾残局,好不容易才等到金人退兵。

宋徽宗一听说金兵退了,随即返回京城,但被软禁于宫中,防止复辟。没过多久,金军再度发动南侵,把北宋朝廷一锅端了,徽宗、钦宗都被押送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流放,受尽屈辱。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他比他爹还能跑,先是从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逃到扬州,后来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还被金人追击,吓得逃到海上,等到金兵撤离江南后,才将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定为南宋的“行在”。

定都南方后,南宋享国152年。在军事上,南宋利用长江防线,前与金朝、后与蒙元长期对峙,而其经济之繁荣、文化之辉煌、人才之众多,也是历史上各个偏安政权中的NO.1。

从诸多方面来说,宋朝南迁并非历史的倒退,反而使汉唐以来的中华文明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在南宋之前,唐朝安史之乱期间,有唐玄宗南迁成都,实现了唐朝中央机构的安全转移,之后其子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号召各路唐军平叛。西晋永嘉之乱,也有司马氏皇室与北方士民南渡,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起东晋政权,延续魏晋文脉。

明亡后,很多人说起“甲申南迁之议”,未尝不扼腕叹息。

明末清初的学者彭孙贻认为,崇祯应该迁都,而不是去上吊。他说:“国君死社稷,正也,迁国图存,权也,权而不失乎正也。”






▲崇祯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若想要迁都,崇祯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以免自己独自承受放弃宗庙社稷、祖宗陵寝的不孝罪名。

鉴于李明睿、李邦华等南迁支持者势单力薄,崇祯将“南迁之议”摆上台面,希望经过朝廷公议来决定此事。

这一下子就引起大臣们的争论。

身微官卑的李明睿依旧坚定地鼓励崇祯南迁,他正式上奏,劝崇祯帝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南下。

他在奏疏中说:“今日最急,无如亲征。京营甲兵不下十万,近畿召募得数十万,圣驾一出,四方忠义必有闻风响应者。”

此时,京城小干部李明睿扮演的是“南迁派”大臣的代言人。

反对南迁的“留守派”大臣立即派出代表与李明睿针锋相对,力阻南迁。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第一个跳出来,指责李明睿的奏疏是异端邪说,还说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人心。

留守派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在明朝,北京不止一次陷入围城的困境。

明朝正统年间发生“土木之变”,连明英宗都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了,之后于谦却指挥北京保卫战,成功使京师转危为安。

嘉靖年间的“庚戌之变”,俺答汗率部包围北京,当时朝廷也没迁都。

更重要的是,在这几次危机中,力陈南迁的人都被视为奸臣。

当初,瓦剌进逼北京时,大臣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主张南迁,遭到训斥,差点儿被斩首,结果于谦组织军队,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徐有贞从此遭到朝廷的取笑,长期得不到升迁。每次说到他,别人的反应都是,这不是那个提议南迁的老徐嘛!

徐有贞对此怀恨在心,后来虽然协助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辟,担任首辅,但也被后世称为小人。

到了明末,大臣们想起这件事,很容易把支持南迁的人当做另一个“徐有贞”。

如果他们为南迁振臂高呼,迁都成功还好,最后若是没迁成,轻则身败名裂,重则身首异处。封建士大夫大都爱惜名节,不愿为此冒险。

当反对派大臣异口同声地指责李明睿妖言惑众时,崇祯只好无奈地说,你们怎么这么双标呢?一样是“邪说”,你们都专攻李明睿,却不责备光时亨。

更多的大臣选择保持沉默,一味明哲保身,不置可否。

朝中议论纷纷时,崇祯让内阁首辅陈演表态,甚至直接把话挑明了,这事儿你帮我担待着点儿。

等到开会时,陈演却只知道“演戏”,每次崇祯逼他发言,陈演都只是笑笑而已。看着陈演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崇祯气得一脚把椅子踢翻了。

归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带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跳槽到新公司,总比南迁之路四处颠簸来得轻松。

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崇祯皇帝在位17年,虽然忙里忙外,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不轻易相信别人,喜欢杀大臣。

粗略统计,崇祯执政17载,共轮换内阁大学士50人,并且下令处死2人,换兵部尚书 14 人,处死 5人,还下令处死总督7人,巡抚11人,留下诸多疑案。

对这样一个皇帝,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

南迁之议的争论,一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都没讨论出结果。

这种无休止的廷议一旦兴起,只会引起各派党争,留下一地鸡毛。

崇祯帝对此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崇祯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诸臣误朕”,他把南迁之议的破产甩锅给大臣,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崇祯帝优柔寡断而又刚愎自用。图源/影视剧照



实际上,崇祯本人对南迁的心态很矛盾。

他曾经暗中作南迁的筹备工作,派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车马舟师情况,又下密旨命天津官员冯元飏准备三百首漕船,在直沽口待命。

明亡前夕,冯元飏还派其子携带紧急奏疏入京,建议皇帝从海路迅速南迁。当冯元飏之子听到南迁已经罢而不议时,只能饮泣而返。

可见,南迁之路几乎铺好了,崇祯却迟迟没有行动。

一是他不愿背负骂名,“遗恨于万世”。因此,崇祯企图将南迁的责任推给朝臣,却没想到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更多大臣的响应,而是陷入争论不休的混乱之中。

二是崇祯不愿放弃至高无上的皇权。

当时,南迁之议的另一个方案就是李邦华提出的:太子南下,皇帝留守。

这也是唯一能让南迁派与留守派达成妥协的折衷方案。

但是,太子南迁,势必以崇祯帝本人为牺牲品。

这就是光时亨提出反对时说的:“幸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你们说可以护送太子南下,那等太子到了南方,是不是要做唐肃宗,把他老子赶下台啊?

二月二十八日,这是决定南迁之策的关键一天。

此时的崇祯已经心力交瘁,他无法给李明睿、李邦华等南迁派大臣肯定的答复。

他的立场已经向留守派倾斜。

在召见诸阁臣时,崇祯直言道: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于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

对派太子去南京监军的方案,崇祯以太子少不更事为由否决,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

至此,两个南迁方案都宣告破产。此时,距离李自成进京不到一个月。

当南迁之议接近尾声时,驸马巩永固仍上书劝说崇祯早日迁都,并说愿意召募数万义兵护驾南下。

崇祯问:“义兵何易?”

巩永固信心满满地说,别说几万人,如果陛下不再坐守京师,而是亲征南下,将会有数十万人响应。

这是最后一次南迁机会。

等到李自成攻入皇城的前一天,崇祯帝再次想起这件事。他找到巩永固,可巩永固说,都到这个关头了,您让我上哪里给您找人去?

当时,大顺军直抵城下,已经封锁了崇祯南下的道路。

紫禁城外,李自成的敢死队“孩儿兵”砍伐树木,制成云梯,随时都会攻进来。崇祯换上轻便的靴子,“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杂内竖数十人”,想寻找出城的路,但发现根本跑不了。




▲煤山,即紫禁城后的景山,旧时为北京城制高点。图源/摄图网



临死的这一天,崇祯写下最后一道诏书。这是一道血书遗诏,也是他与这个世界的诀别: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在求死之前,崇祯先命太监取来破旧衣帽,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与9岁的永王朱慈照、7岁的定王朱慈炯乔装打扮,让他们伪装成平民百姓的模样,赶快出宫逃难。

临别之际,崇祯像一个普通的父亲,耐心地告诉儿子们:“你们乘乱逃走,要改名换姓,遇到年老者要称呼为老爹,遇到年轻者要呼之为叔、伯,见到年幼者,要以兄弟相称。其他如文人、军人、官人等,务必谨慎小心,加以区别……”

说罢,崇祯已经泣不成声,左右宫女、太监无不痛哭。

之前劝说崇祯南迁的周皇后,早已决心与崇祯同死社稷,她在涕泣之后,走进坤宁宫,悬梁自尽。

对爱妃与女儿,崇祯更是采取歇斯底里的方式,只希望她们不要落入乱军之手,遭受侮辱。一些史书说,崇祯持剑砍杀了备受宠爱的袁贵妃,又挥剑砍伤了女儿长平公主,公主本能地用左臂一挡,手臂折断,当场昏厥过去。

经过一天的血战,天已微明。

崇祯帝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在杀人与自杀的悲怆中,来到了景山那棵歪脖子树下。

李自成进京后,不久便搜捕到了明朝南迁的最后希望——太子朱慈烺。李自成没有处死这个年少的太子,而是说:“汝无罪,我岂妄杀。”

朱慈烺很勇敢,对李自成说:“如是当听吾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吾百姓。”

李自成点头答允。

朱慈烺感觉到李自成对明朝众臣的担忧,又说了一句,你放心吧,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一定来向你朝贺。

果不其然,很多当初反对南迁的大臣,转眼间就拜倒在大顺军的旗帜下,前来投降的明朝官吏多达一千三百余人。

李自成因此更加相信朱慈烺“文武百官最无义”的说法,认为明朝官员坏透了。

于是,大顺军对在京官员大肆拷掠。李自成让部下刘宗敏制作了几千副夹棍,用严刑峻法逼迫明朝官员交出家财。这些官僚、勋贵、地主被用刑后连连求饶,被迫拿出成千上万的白银,之前阻止南迁的如意算盘转瞬成空。

李自成败于清军后,大顺军的胜利果实被清朝夺取,太子朱慈烺在乱军之中下落不明。

有人说,崇祯虽未南迁,但他的自杀,是一种“以死求生”的方式,不仅留下“国君死社稷”的美名,也唤起了各地人心的震荡,激励那些忠臣良将继续为大明复仇,掀起了南明抗争的风暴。



▲永历皇帝朱由榔,1662年被绞死于云南,标志着南明政权的覆灭。图源/影视剧照

历史学者魏斐德却认为,崇祯不采纳南迁的建议,也不遣太子去南京,只是便宜了清朝。崇祯的优柔寡断,最终使清朝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并依靠这套系统,进一步统一南方。

南迁的失败,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

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包括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倾轧,内耗严重,最终抗清失败。

人家清朝也有理由说的,我带的是什么朝廷,我的天下是从闯贼手中夺过来的,你们这批人是什么人,什么明朝王爷都在僭位,他有这个能力吗?

招抚江南时,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致书,直斥弘光朝廷为非法政权:

夫君子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但历史没有如果。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
2.[清]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
3.[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
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
5.[清]彭孙贻:《流寇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6.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3
8.陈生玺:《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文史哲》 2006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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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31 11:16: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朱由检 (明朝第十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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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 [1]  ),男,汉族,字德约 [2]  ,明朝第十六位皇帝(1627年10月2日-1644年4月25日在位) [3]  ,也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母为孝纯皇后刘氏。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生于慈庆宫 [4]  ,天启二年(1622年),被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即皇帝位,年号崇祯。 [5]  即位之初,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平反冤狱。在位期间,朝廷党争不休,民间灾害不断,导致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关外后金政权趁势崛起,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时,朱由检自缢于煤山,终年三十四岁。清军入关后,以礼改葬于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6]  ,庙号怀宗(后取消),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追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5]  隆武帝改庙号为威宗。 [7]  

(概述图为漫画家“狐周周”复原的崇祯画像 [8]  )







人物关系


纠错






妻子 孝节周皇后




妻子 周玉凤




儿子 朱慈烺




女儿 长平公主




女儿 坤仪公主




父亲 朱常洛




养母 李康妃




哥哥 朱由校




祖父 朱翊钧




岳父 周奎




女婿 周世显




曾祖母 李太后




舅舅 刘效祖




   



历史记载




亡国在即,崇祯为何死不迁都? 2022-03-07 13:58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详情




内容来自

本    名朱由检 别    名朱德约、明思宗、崇祯帝 字德约 所处时代明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东城区) 出生日期1611年2月6日(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逝世日期1644年4月25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主要成就修《崇祯历书》,除魏忠贤等逆党,整顿吏治 庙    号思宗(怀宗、毅宗、威宗) 谥    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 陵    墓思陵 年    号崇祯 性    别男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早年经历
▪ 继位为帝
▪ 剿除阉党
▪ 大旱不断
▪ 瘟疫爆发
▪ 内忧外患
▪ 煤山殉国
▪ 身后之名
2 为政举措
▪ 政治
▪ 军事
▪ 经济
▪ 文化
▪ 社会
3 历史评价
▪ 总评
▪ 史书评价
▪ 历代评价
4 轶事典故
▪ 好学不倦
▪ 年号起名
▪ 僧尼相配
▪ 崇祯梦“有”
▪ 密室藏画
▪ 大明陪臣
5 亲属成员
▪ 家世
▪ 后妃
▪ 子女
6 后世纪念
▪ 明思陵
▪ 大报坛
▪ 万东庙
▪ 大统庙
▪ 纪念碑
7 史书记载
8 影视形象

   


人物生平

编辑

 播报

   


早年经历



崇祯皇帝坐像(故宫博物院朱雅娟绘)
崇祯皇帝坐像(故宫博物院朱雅娟绘) [9]  
朱由检因父亲明光宗是皇祖父明神宗所厌的太子,母亲又是太子所薄的婢妾,幼年并不幸福。五岁时,其母刘氏得罪,被其父下令杖杀,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于1622年被哥哥朱由校册封为信王。 [10-11]  
   


继位为帝

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崩,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廿四日丁巳(1627年10月2日)继承皇位,时年十七岁。

次年正月初一癸亥(1628年2月5日),改年号为“崇祯”。 [12]  

   


剿除阉党

崇祯帝即位后,勤于政务。 [13]  同时大力清除阉党。他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1627年12月18日),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五戊辰(1627年12月22日),魏忠贤自缢而死,崇祯帝下令磔其尸于河间。 [14]  

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大旱不断

参见:明朝小冰河时期



该幅朱由检头像取自1906.11上海《月月小说》
该幅朱由检头像取自1906.11上海《月月小说》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 [15]  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
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

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 [16]  

崇祯六年(1633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瘟疫爆发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17]  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18]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19]  “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 [20]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21]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22]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23]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24]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令人惊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华北各地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 [25]  

   


内忧外患

参见:明末农民战争

为剿流寇,崇祯帝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用人存疑,以至责无成效皆功亏一篑。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26]  

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崇祯帝求治心切,《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 [27]  中后金反间计,杀袁崇焕。 [28]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 [29]  总督中被诛者七人, [30]  巡抚被戮者十一人。 [31]  朱由检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崇祯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朱由检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 [32]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帝又想和清朝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 [33-34]  

此时,农民军起义已经十多年了,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 [35]  崇祯帝听后,潸然泪下,叹息不止。于是,为了祭祀难民和阵亡将士和被杀的各位亲王,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佛事来祈求天下太平,并下诏罪己诏,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农民军。 [36]  

   


煤山殉国

参见:甲申之变、清兵入关



崇祯帝自缢之处
崇祯帝自缢之处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明将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监杜勋投降,十五日,大学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
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日晚,崇祯帝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只是哀声长叹,徘徊无语。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太监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帝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回宫后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和辅助太子朱慈烺。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命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他又哭着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周皇后也哭着说:“妾跟从你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说完解带自缢而亡。崇祯帝转身对袁贵妃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贵妃哭着拜别,也自缢。崇祯帝召来15岁的长平公主,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说完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来砍中了她的左臂,接着又砍伤她的右肩,她昏死了过去。 [37-38]  同时也挥剑刺死了自己年仅六岁的幺女—昭仁公主。



明思宗殉国处
明思宗殉国处(9张)


崇祯帝又砍死了妃嫔数人,并命令左右去催懿安张皇后自尽。懿安张皇后隔帘对朱由检拜了几拜,自缢身亡。十九日凌晨,李自成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北京城。然后崇祯帝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朝阳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皇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帝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4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 [26]   [39-40]  
崇祯帝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6]  

诸臣惊闻这一变故,大学士范景文及其妻妾,户部尚书倪元璐与他的一家十三口人,左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施邦昭,大理寺卿凌义渠,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刑部右侍郎孟兆祥与其妻何氏儿子孟章明,儿媳万氏,左谕德马世奇并其妾朱氏、李氏、左中允刘理顺并其妻万氏、妾李氏及儿子、奴仆婢女满门共十八人,太长寺少卿吴麟征,左庶子周凤翔与他的两个妾,检讨汪伟与他的妻子耿氏,户部给事中吴甘来,御史王章,御史陈良谟与其妾时氏,御史陈纯德、赵馔,太仆寺丞申佳允,吏部员外许直,兵部郎中成德并母张氏、妻张氏及子,兵部员外金铉并母章氏、妾王氏及弟錝,光禄寺署丞于腾蛟并妻,新乐侯刘文炳并祖母与弟,左都督文耀及妹、子孙男女共十六人,驸马巩永固并乐安公主及子女五人,惠安伯张庆臻并阖门男女,宣城伯卫时春并阖家,锦衣卫都指挥王国兴,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珪,锦衣卫千户高文采并一家十七人,顺天府知事陈贞达,副兵马司姚成,中书舍人宋天显、滕之所、阮文贵,经历张应选,阳和卫经历毛维、张儒士、张世禧并二子,百户王某,顺天府学教官五人,俱失其姓名,长州生员许琰,俱死之。诸臣死难,惟孟兆祥守正阳门,死于门下。王章、赵撰骂敌而死。范景文、申佳允、刘文炳、卫时春赴井,金铉、滕之所、阮文贵、张应选投御河,施邦曜饮药,凌义渠扼吭,巩永固及乐安公主、张庆臻自焚。其余皆投环自缢而死。 [41]  

三月二十一日崇祯帝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 [42]  ,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当地平民又将他合葬在田贵妃墓中。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 [43-44]  

明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处于崩溃边缘。之后,南方明朝势力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权。 [45]  

   


身后之名

南明朱由崧大臣张慎言初议崇祯帝之庙谥号为烈宗敏皇帝,顾锡畴议庙号乾宗 [46]  。但不被采用。最终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定先帝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庙号毅宗 [47]  。唐王朱聿键谥为威宗。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1659年),开始谥为怀宗,后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数不称宗”为由,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清代史书多简称为“庄烈帝”。

思陵神主题为: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当为清代所加谥号的全谥。 [48]  

另有书作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或果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 [49]  改庙号钦宗 [50]  等,又有作庙号烈宗 [51]  或敬宗 [52]  ,谥号正皇帝 [51]  。

   


为政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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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智除魏忠贤


参见:魏忠贤擅政

天启帝临死前叮嘱崇祯帝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53]  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遍布魏忠贤的死党。 [54]  

崇祯帝即位后,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崇祯帝。崇祯帝在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 [54]  

崇祯像天启帝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魏忠贤始终无法猜透朱由检的心思,于是送一些美女给崇祯帝。崇祯帝不好色,对美色毫无兴趣。但怕引起魏忠贤的疑心,崇祯帝将送来的4名女子全部留下,仔细搜身,发现4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 [54]  

魏忠贤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就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崇祯帝识破。 [55]  崇祯帝对此大发感叹:“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56]  

魏忠贤干脆采用更露骨的试探方式。一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崇祯帝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崇祯帝的批复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 [57]  ”这种顺水推舟之举,抑止了朝野上下对魏忠贤的崇拜,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

崇祯帝还不断嘉奖魏忠贤、王休乾、崔启秀等人。自然,崇祯帝等候时机,暗暗设法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54]  

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冒死直谏的。最后倒魏,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农历),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厂臣所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 [58]  崔呈秀在魏忠贤将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居然中了进士。除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朱由检免除崔呈秀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这掀开了倒魏的大幕。 [54]  

官员们弹劾魏忠贤的奏疏接二连三地出现。崇祯帝一直不动声色,任由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浪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列举魏忠贤的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政、;九、伤民财;十、亵名器。 [59]  钱嘉征此疏的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于是,崇祯帝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崇祯帝的允许。 [54]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一日,崇祯帝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大车四十余辆浩浩荡荡地向南而去。这无疑刺激了崇祯帝敏感的神经。于是,崇祯帝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 [54]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客栈中,听着旁边房间里一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最后自缢而亡。而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着手进行。 [54]  

清算阉党


此时明朝中央政府机构中遍布魏忠贤的死党,甚至一批魏党人物以弹劾魏忠贤的功臣自居,以图混淆视听。为此,清算魏党的战斗刻不容缓。崇祯帝先后任命曹师稷、颜继祖、宗鸣梧、瞿式耜等人为给事中,任命吴焕、叶成章、任赞化等人为御史,以纠弹魏党为职责,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清算风潮。 [60]  从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至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撒开。除首逆魏忠贤、客氏之外,共列七类:首逆同谋六人,结交近侍十九人,结交近侍减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结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分别定罪处置。与此同时,崇祯帝下令拆毁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的祠堂,规定宫中内监不得擅自出京,并要求各地镇守的太监立即办理移交手续,火速返回京城。 [60]  

在定阉党逆案的同时,崇祯帝逐步展开平反昭雪活动,为一些受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从理论上讲,褒扬正义,铲除邪恶,崇祯帝都一一做到了。除恶扬善,求的是上下齐心,一心向善。然而,理论用之实践的结果却让崇祯帝品尝到了政治的苦涩。 [60]  

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由来已久,用清初士人的话来说,东林未必都君子,而阉党未必皆小人也,所谓的清除邪恶一方,褒扬良善一方也只能是相对而已。两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清朝统治初年,一心整饬朝纲的崇祯帝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之中。 [60]  

明朝自万历以来,党争不断,东林党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之间互相攻击,终于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朱由检即位之后的首要举措就是清算阉党, 但这只能说是第一步,进一步消除党争是更加令人头疼的大事。 [60]  

勤政廉政


据有关史料记载,崇祯帝勤政到为处理公文彻夜不眠。一次,他去慈宁宫拜见宫中最有威望的刘太妃(崇祯帝祖母辈)时,竟然坐着睡着了,刘太妃命人拿来锦被给崇祯盖上。崇祯醒来后苦涩地说,为处理公文,召见群臣他很少能休息,已经两夜未眠,说罢与刘太妃相对落泪。崇祯帝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则在乾清宫看奏章,遇到军情紧急时便连续几昼夜不能休息。 [61]  

崇祯帝是明朝自太祖以来罕见的勤政之君,除了照例应免日期之外,每日视朝,并参加日讲和经筵。一日,他参加日讲时,由于疲惫不堪,随意把脚放到台楞之上。当时日讲官文震孟正好讲到《尚书》中“为上者奈何不敬”一句,便抬眼注视皇上翘起的脚,崇祯帝不好意思地以袍袖遮掩,把脚徐徐放下。可见,他对日讲也是认真对待,并非敷衍了事。 [62]  崇祯帝上任伊始,发出“文官不爱钱”的号召。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一直以身作则:当政17年,宫中没有进行任何营建,吃穿俱不讲究。 [63]  

罪己诏




次数


时间


背景


内容


第一次

崇祯八年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在中原数省范围内流窜奔袭经年的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掘朱元璋祖辈之明皇陵并焚毁之,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随后,朝廷匆忙调集各省精兵八万余人在中原地区进行会剿。八月,洪承畴负责督剿西北,卢象升负责督剿东南,剿灭农民暴乱军之战事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十月初,崇祯帝走出了令他的自尊十分难堪的一步,即第一次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首次承认朝廷的政策失误及天下局势的险恶。

内容 [64]   


第二次

崇祯十年

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多处地方亦然民怨沸腾、干柴烈火、一触即燃,面对这样的危局,崇祯帝在久祈不雨时的时候颁布《罪己诏》。

内容 [65-66]   


第三次

崇祯

十五年

崇祯十五年(1642年)新年伊始,崇祯帝在奏对朝臣时格外谦卑地揖拜阁臣周延儒等人,希翼君臣齐心协力、再图振兴国事之举。正月,在崇祯帝的默许下,朝廷派马绍愉为特使,同关外清庭进行谈判,以期减缓明朝腹背受敌的军事压力。二月,闯王李自成所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害陕西总督汪乔年。三月、四月,关外松山等城相继被清军攻陷,辽蓟总督洪承畴被清军俘虏,后归降清廷。五月,李自成所部三围开封。七月,贤淑聪慧的田贵妃病故,崇祯帝悲痛欲绝、日不思饮、夜不成寐、痛不欲生。八月,对清庭议和机密被朝臣泄露,朝廷舆论大哗,迂腐言官大肆抨击,崇祯帝恼羞成怒,情急之下,竟将无意泄漏国家机密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问斩,明清之间的和谈彻底破灭。九月,在李自成所部围困开封期间,黄河堤溃,开封城被滔滔洪水冲毁,导致几十万开封百姓无端丧命,酿成明末巨大人道灾难,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十月,李自成所部在郏县击败明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劫掠,深入山东腹地,俘获人口三十余万人丁,杀害官吏数百人。闰十一月辛丑,崇祯第三次下罪己诏。

内容 [67]   


第四次

崇祯

十六年

崇祯十六年(1643年)年初,闯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二月起,京师瘟疫流行。三月,左良玉部哗变。四月,清军进犯出塞。五月,张献忠部攻克武昌,楚王遇害(被张献忠残忍地打入囚笼沉入长江溺死),张献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随后,内阁首辅周延儒被罢官。六月,崇祯痛心疾首、欲哭无泪,悲愤地向天下官绅百姓第四次下罪己诏,谴责自己的失德和过失导致生灵涂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士绅能够振聋发聩、共赴国难,鼎立拯救危机重重、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

——


第五次

崇祯

十七年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闯王李自成在西安称帝,立国号“大顺”。李自成随即分兵两路剑锋指向北京进军。正月,朝廷拜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出京抵御大顺军,为了鼓舞士气,崇祯帝隆重地在平台为即将代帝出征的李建泰举行“遣将礼”。不料,风云突变,三月,李自成大军即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崇祯于仓促之中第五次下诏罪己

内容 [68]   


第六次

崇祯

十七年

(临终遗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绝望无助的崇祯帝强打精神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宴,当夜酒宴罢后,崇祯帝即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炯、四子永王慈焕逃离皇宫。随后,崇祯帝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一生贤德的周皇后于坤宁宫自缢。十九日凌晨,天将曙明,崇祯揩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时“以发覆面,白夹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公元1644年甲申年的3月19日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统治华夏中国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的亡国祭日,每逢此日,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末遗民必沐浴更衣、面向北方、焚香叩首、失声恸哭。

内容 [69]   


人事


(一)将相


宰辅


施凤来

成基命

钱士升

傅冠

谢升

张瑞图

周延儒


何吾驺

薛国观

陈演

李国普

何如宠

吴宗达

程国祥


魏藻德

来宗道

钱象坤

王应熊

杨嗣昌

黄景昉

杨景辰


温体仁

张至发

方逢年

吴甡

周道登

孙承宗

黄士俊


蔡国用

李建泰

钱龙锡

文震孟

孔贞运

范复粹

方岳贡


韩爌

吴宗达

林焊

姚明恭

范景文

李标

郑以伟


贺逢圣

张四知

丘瑜

刘鸿训

徐光启

刘宇亮

魏照乘


名将


卢象升

孙传庭

吴三桂

丁启睿

袁崇焕

洪承畴

左良玉


高杰

刘泽清

秦良玉

官重光

曹文诏




(二)太监



名字


备注


张彝宪

司礼太监。骄纵颇受宠信。


高起潜

在内侍中,以知兵称。


杜勋



曹化淳



王承恩

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礼秉笔太监。自缢与崇祯皇帝其下。


方正化

崇祯时,为司礼太监。城陷时,虽击杀数十人,仍遭砍杀身亡。


   


军事

在东北,努尔哈赤在万历年间经过30多年的征战统一了女真族的全部。之后正式称汗,建立后金,接着努尔哈赤便开始了对明朝的进攻。

崇祯帝启用已经解职回乡的大将袁崇焕出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平息后金叛乱。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用大炮打死后,儿子皇太极继承了他的汗位,但是疑心太重的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结果是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然后传首边关示众,尸体被北京民众争买而食,家被抄,但家无余资。袁崇焕死后,副将祖大寿闻讯大惊,率领部下毁坏山海关而出,直奔锦州,投奔后金。祖大寿给他的外甥吴三桂写了一封招降信,但这时的吴三桂不从。祖大寿投降后,崇祯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统领吴三桂等八总兵共十三万人前往救援锦州,洪承畴在镇压李自成的征战中,立了大功,但在锦州被围了六个月,食尽,被俘,投降后金,吴三桂逃走。锦州之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

   


经济

面对内地农民军和边外满洲军的层层逼近,朱由检为了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在正常的税赋之外增加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合成“三饷”。

崇祯三年(1630年),增加又强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崇祯十年(1637年),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崇祯十二年(1639年),明廷又加征“练饷”,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辽饷、练饷、剿饷(曾议,未实施)等“三饷”的加派,成了崇祯一生的最大污点。然而,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陈支平先生却说:“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70]  

应该能理解到,在国家发生战争时期,适量的增加赋税乃是无可避免的。 [70]  清朝入关之初,多尔衮曾大义凛然地指责说:“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71]  然而又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称“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 [72]  然而,真正的事实却是:这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九省额外钱粮250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 [73]  

因此,明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指出“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 [70]  

   


文化



崇祯帝御笔
崇祯帝御笔
崇祯二年(1629年),钦天监测量日食再次失误,而同时徐光启依靠传教士的帮助,运用西法测量却相当精确,符合天象。当崇祯皇帝责怪钦天监时,钦天监官员据实说,《大统历》承《授时历》已久,他们只是在开国二百六十年后遵守旧法而已,若因循守旧下去,以后不能无差。礼部就此再奏请开局改历,才得批准。至此开始,徐光启以六十八岁的高龄被朝廷委任为管理部事的礼部左侍郎,开创了划时代的伟业——纂修《崇祯历书》。 [74]  
明朝聘请来华耶稣会的龙华民(意大利人,参与短期编制)、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参与短期编制)、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参与译书,编译或节译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著名欧洲天文学家的著作。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陆续编成书。

《崇祯历书》是中国最早吸收西方先进天文学知识对中国传统历法进行改革的大型学术著作。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形成了对中国已相对落后的传统天文学的冲击,使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从此走上了一条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学为主的新路,对推动中国天文学向近代模式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75]  

《崇祯历书》完成后,明末朝廷已陷入动荡之中,新历法还未及颁行,几个月后李自成即攻入北京,推行新法之事功败垂成,终明之世未得实施。 [74]  

   


社会

明代,烟草经由吕宋(今菲律宾)、越南、朝鲜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草药而流行于军队中。很快,这种“烟瘾”就由军中蔓延到民间。至明末,烟草已经在民间被大范围吸食,相关的种植、贩卖产业也发达起来。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吃烟的危害,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说永乐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后代,京城又是“燕京”,“烟”字谐音“燕”,“吃烟”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后、攻破燕京之义,坊间甚至传唱“天下兵起,遍地皆烟”的童谣,这不能不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因此,崇祯帝两度发布“红头文件”,要求国民戒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官府机构内吸烟,私藏或出售烟草都有可能被处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禁烟。 [76]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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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明末风云朱由检剧照
明末风云朱由检剧照(20张)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77]  
崇祯帝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77]  

曾经强盛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77]  

崇祯帝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77-78]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监。 [53]   [77]  与此同时,崇祯帝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清朝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崇祯帝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77]  

崇祯帝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帝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帝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79]  明朝并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国的良臣与御敌的良将,但崇祯的凶暴与多疑、懈愎让这些忠臣良将一个个成为刀下之鬼,而幸存的人只能选择闭口不言。他本来是有机会的,本来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大明的中兴之主,但他失去了——这看来偶然,却又必然。 [80]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77]  

虽然崇祯帝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帝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77]  

   


史书评价

《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明史·流贼传》: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81]  

   


历代评价

南明大臣把崇祯帝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 [46]   [82]  


清初张岱:“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83]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 [84]  。


明遗民屈大均:“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风雨迷神驭,山河尽国殇。御袍留血诏,哀痛几时忘!“ [85]  


清人萧徵模咏崇祯皇帝的诗歌写道: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可怜三百年夭下,断送忧勤惕励中。 [62]  


多尔衮:①崇祯之亡,天数已定。彼时总有良臣,也济不得事。②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 [86]  


顺治帝: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因)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加谥数字,以扬盛美。’又尝登上陵,失声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上为后代所惓怀如此,况其臣民乎!” [87]  


康熙帝:①明季所行,多迂阔可笑。建极殿后阶石,高厚数丈,方整一块,其费不赀,采买搬运至京,不能舁入午门,运石太监参奏此石不肯入午门,乃命将石捆打六十御棍。崇祯尝学乘马,两人执辔,两人捧镫,两人扶秋,甫乘,辄已坠马,乃责马四十,发苦驿当差。马犹有知识,石何所知?如此举动,岂不发噱?总由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88]  ②有明天下,皆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时,曾见故明耆旧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载,俱不足信,愍帝不应与亡国之君同论。 [89]  


崇祯帝殉国几年后,有几位朝鲜官员引用崇祯帝“荒淫亡国”及光海君为例劝谏国王李倧(仁祖),李倧表示:“崇祯皇帝因国势微弱,不能支保,实非淫虐无道之主也。设有可言之事,我国之道,礼当隐讳而已、悲怆而已,何敢形诸文字,与无母之人(指光海君)并论哉?” [90]  


傅维鳞:帝恭俭聪明,凡礼乐刑政,皆其自出。至于防边固圉,无不竭尽心力。第人经积玩,不能仰体帝心,以致衄缪,天禄永终,非帝之罪也。烈烈而死,从来亡国,未有如帝者。 [86]  


锁绿山人《明亡述略》: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全祖望《明庄烈帝论》:“庄烈(朱由检)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乾隆帝:至明之亡国,由于神、熹二宗纪纲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统时,国事已不可为。虽十七年身历勤苦,不能补救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与荒淫失国者一例而论。 [91]  


孟森:①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②综帝之世,庙堂所任,,以奸谀险谄为多且久,文武忠干之臣,务摧折戮辱,或迫使阵亡,或为敌所禽。至不信外廷,专倚内侍,卒致开门引入。而当可以恤民时,君臣锐意刻剥,至临殉之日,乃叹曰“苦我民”,使早存此一念,以为辨别用人之准,则救亡犹有可望,乃有几微大柄在手,即不肯发是心,犹不自承为亡国之君,何可得也! [92]  


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 [93]  


姚雪垠: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 [94]  


樊树志: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以身殉国时年仅三十三岁。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清查魏忠贤阉党逆案,拨乱反正,营造新政,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从万历到天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弊政,压垮了明朝的统治架构,内忧与外患同时袭来。 [95]  


张德信:特殊的宫廷生活环境、坎坷多事的命运,造就朱由检的畸形性格。在皇权递争之中,在朝野党争之际,在抵御后金、对付农民起义之时,表现出聪颖自信而又猜忌多疑、形似谦恭而又刚愎自恃、勤心图治而又急躁专断等复杂情性.最终导致悲剧结局。 [96]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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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不倦

崇祯帝还是一个好学不倦的皇帝,博览群书,举凡《四书》《五经》《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皇祖明训》《帝鉴图说》等典籍几乎朝夕不离手。他还命令武英殿中书,画历代明君贤臣图,写《正心诚意箴》,制成屏风,分别安放在文华殿、武英殿,以便随时激励自己。 [62]  

   


年号起名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后十余日,朱由检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崇祯。在选择年号问题上,朱由检颇有斟酌。当时阁臣提供四个年号供他选择,一为“乾圣”,朱由检说“乾为天,圣则安敢当”;二为“兴福”,朱由检说“中兴甚好,亦不敢当”;三为“咸嘉”,朱由检认为“咸旁为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于是选择崇祯为年号。 [62]  

   


僧尼相配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天清军内犯,兵部主事沈迅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请求崇祯帝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崇祯帝居然认为沈迅的建议十分有理,其言可行,立即将沈迅改任兵科给事中。 [97]  

   


崇祯梦“有”

明末清初学者谈迁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的一天,崇祯帝梦见有人写了个“有”字,醒来后告诉太监,有人说这是吉兆。不久,会极门收到一件匿名上疏,说“陛下梦后,诸臣革革以为祥,臣窃以为非利,盖‘有’字,则‘大明’去其半矣!”崇祯帝龙颜震怒,命令搜捕上疏者,但却找不到。有人说上疏者就是李自成派出的奸细。 [98]  

后来这个事件演变为“崇祯测字”的民间传说。李自成攻打北京前,派军师宋献策潜入北京,乔装成测字先生。恰逢崇祯帝微服私访,出来散心,看到测字摊,便说:“来,为朕测个字!”宋献策由此便知他是崇祯帝。崇祯帝看到路边“大有粮店”,写了个“有”字,并询问大明国运。宋献策说:“这是大明江山都去了一半了!”崇祯帝说:“先生,我问的朋友的‘友’!”宋献策说:“这个友是反字出头,恐怕大明江山朝不保夕,连一半也剩不下了。”崇祯帝又说:“我问的不是朋友之友,是子午卯酉的酉。”宋献策心说:“你还有准主意呀!”宋献策说:“皇上乃万乘之尊,酉字上添二点,下添寸,现在尊字下边缺大腿上边没脑袋,光剩中间一骨节还活什么劲儿?” [99-100]  

   


密室藏画

崇祯帝上吊后,在其身上的遗言旁边又有一行书写到:“文武百官全都到东宫行在去。”原来崇祯帝以为内阁诸臣已经看到了他所写的朱书,却不知道实际上内传将朱书送入内阁时大臣们早已四散逃命了,内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书。当初大内中有一间密室,看管的十分严密,相传其中有刘诚意所藏的秘记在内,说没有重大变故不能随意开启。到此时事情紧迫,众人开启来看,看到是一副绘图三轴,最末一轴图像酷似崇祯帝模样,身穿白背心,光着左脚,披头散发悬在空中。于上吊后的崇祯帝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 [101]  

   


大明陪臣

崇祯十七年,有个朝鲜人崔孝一来到在北京昌平县城外的崇祯帝墓前,绝食七日而死。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事,中国史书是绝不会记载的,但朝鲜的正史和野史却大书特书,赞美这人是“千古义士”。 [102]  

   


亲属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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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

高祖父:朱厚熜(明世宗)

高祖母:(追尊)孝恪杜皇后

曾祖父:朱载坖(明穆宗)

曾祖母:孝定太后李氏

祖父:朱翊钧(明神宗)

祖母:王贵妃(既王恭妃,追封孝靖皇后)

父亲:朱常洛(明光宗)

嫡母:郭皇后(孝元皇后)

养母:李康妃(西李)、李庄妃(东李)

生母:刘淑女(追封孝纯皇后)

   


后妃

周皇后,1644年明亡之际自尽殉国。


袁贵妃,1644年明亡之际自尽却未死。清朝入关后,后由清廷赡养其终身。


田贵妃(田秀英),宠妃,1642年病死。与崇祯帝、周皇后葬昌平天寿山思陵。


(以上三位详细事迹见各自单独词条)

王顺妃,原为选侍,因血崩症病逝,追封为顺妃。


王妃(第一)、王妃(第二)(根据《国榷》记载,有两位妃子都姓王,封号不详)


刘妃、方妃、 沈妃(见于《国榷》)


   


子女

儿子
1.
献愍太子朱慈烺,母周皇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初四日生,1644年李自成封为宋王,李败退时不知所终。

2.
怀隐王朱慈烜,母周皇后,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三生,不久薨,崇祯三年追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葬于翠微山之原。

3.
定哀王朱慈炯,母周皇后,1644年不知所终。

4.
永悼王朱慈炤,母田贵妃,1644年不知所终。据《清实录》,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朱三太子案中的“王士元”自称为崇祯第四子(即朱慈炤)。 [103]  

5.
悼灵王朱慈焕(1636-1640),母田贵妃。据《崇祯实录》和《明史》,他五岁时便夭折,谥悼灵王。 [104-106]  但在民间,仍为“朱三太子”传言的主人公之一。《清稗类钞》称,康熙四十七年朱三太子案中的“王士元”自称系朱慈焕。 [107-108]  

6.
悼怀王(1637-1639),《明史》称他姓名失考, [106]  网络上有朱慈灿的说法,母田贵妃,崇祯十年生,崇祯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卒,追封, [109]  同年九月十六日葬翠微山之原。

7.
悼良王,母田贵妃,三岁殇。


女儿
1.
坤仪公主(名不详),母周皇后,早夭。

2.
长平公主(1629年-1646年),《明史》称为周皇后所出,明亡时被父亲砍断左臂,未死,驸马周显。1646年病逝。

3.
昭仁公主(名不详)(1639年-1644年),母不详,1644年思宗不忍其落与贼手,悲痛之余亲手杀死。


另有三女皆早逝,生母无考。(以上母不详的4位公主,其中之一是袁贵妃所生)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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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陵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六日,多尔衮以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大行皇帝的谥号祭葬事宜,李拟上先帝谥号端皇帝,庙号怀宗,并议改葬梓宫,后因已葬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贵妃园,不必改葬,改田贵妃园为思陵。 [110]  

   


大报坛

1704年,即明朝亡国六十年时,朝鲜肃宗为报答壬辰战争中向朝鲜派遣援军的明神宗而修建了“大报坛”。到了1749年,朝鲜英祖又增加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思宗崇祯皇帝的神位。对朝鲜来说,这三位明朝皇帝对朝鲜的恩惠最大。明太祖曾赐予国号“朝鲜”,对朝鲜有“大造之恩”;壬辰战争中明神宗救援朝鲜,有“再造之恩”;1636年末清军侵入朝鲜(即丙子之役),崇祯皇帝对朝鲜有所谓的“东援之恩”——朝鲜向清称臣很久之后,才知道崇祯曾打算在丙子之役时救援朝鲜。 [111]  

   


万东庙

朝鲜儒臣宋时烈曾得崇祯皇帝御笔“非礼不动”四字,摩刻于清州华阳洞之山崖,后嘱托其弟子权尚夏建祠于华阳摩崖下,以祭祀明神宗和明毅宗(崇祯帝)两皇帝,权尚夏遂在崇祯皇帝殉社所属干支的甲申年(1704年)建立了“万东庙”,以祭祀两位皇帝。 [112]  

   


大统庙

1831年,流亡朝鲜的明遗民后裔王德一修建了祭祀明太祖的大统庙,后增加祭祀明神宗和崇祯帝。九位明朝义士的后人仍然会在每年崇祯忌日这天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2016年,漫画家狐周周发现大统庙供奉的崇祯帝画像其实是清朝顺治帝画像,便请该庙主人撤下,并答应为他们合成一幅崇祯画像。其后大统庙便供奉的是狐周周以崇祯父母形象为原型合成的崇祯画像。 [8]   [113]  

   


纪念碑

参见: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

1944年,为明思宗去世300周年。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延请傅增湘撰文,陈云诰书丹,潘龄皋篆额,经故宫博物院许可,立该碑于老槐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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