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18--徐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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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  播报 编辑 锁定 上传视频  
规定天球赤经零点与地球经度零点对齐（同地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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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纬  北纬  11度02分36秒
出生  钟表时间  公历 1887年12月15日 14时20分50秒  农历  丁亥猪年冬月初一
午正  钟表时间  公历 1887年12月15日 11时59分51秒  地点  紫金山天文台
子正  钟表时间  公历 1887年12月16日 00时00分06秒  东经  118度49分00秒
未时  钟表时间  公历 1887年12月15日 12时59分53秒  北纬   32度04分00秒
                                 至 14时59分55秒
十神      伤官    偏印    日元    正官格
乾造       丁      壬      甲      辛
              亥      子      寅      未     (日空 子丑)
甲辰大运己亥流年生死大灾72流动炮======甲局亥卯未+虚神卯木+甲己甲化//寅亥甲化//化神犯太君+虚神犯太君
元运  上元二黑运  节后第8天
大运  交运时间  公历 1889年11月07日 02时09分  逆行
十神   正官    七杀    正财    偏财    伤官    食神    劫财    比肩    正印    偏印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始于   1889    1899    1909    1919    1929    1939    1949    1959    1969    1979
实岁    1岁    11岁    21岁    31岁    41岁    51岁    61岁    71岁    81岁    91岁
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县（今山西原平）人。1900年入清廷武卫左军执勤务。1908年入该军随营学堂，1911年毕业，授副军校，任哨长。1912年夏，入北京政府陆军部将校讲习所，1913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
1915年夏，参加讨袁运动。1917年任直隶军官教育团教官。1920年后，任直隶保卫团营长，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第二团团长，国民军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 1926年春，任代理第三军军长。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后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任阎方第一路前敌副总指挥兼陇海路司令。后任晋绥警备总司令，山西省政府副主席、主席。
七七事变后，任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指挥第一战区抗日军事。次年1月，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1945年8月17日被委派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9月2日在东京湾举行的盟军受降典礼，并代表中国政府在接受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此后，任陆军大学校长，南京政府国防部部长。1949年年底，退往台湾。1952年，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资政，晋升陆军一级上将。著有《求己斋日记》、《回忆录》、《杂记》、《言论集》等。 [6]  



中文名徐永昌 别    名徐次宸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日期1887年12月15日 逝世日期1959年7月12日 毕业院校陆军大学 主要成就参加日本受降仪式 [5]  出生地山西省崞县（今山西省原平市） 代表作品《求己斋日记》《徐永昌日记》 军    衔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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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1 人物生平
• ▪ 孤儿从军
• ▪ 军中求学
• ▪ 同窗孙岳
• ▪ 国民第三军
  

• ▪ 晋绥主将
• ▪ 自解兵权
• ▪ 屯垦戍边
• ▪ 中原大战
• ▪ 折冲善后
• ▪ 参赞中枢
  

• 2 人物著作
• 3 主要成就
• 4 人物纪念
  

徐永昌人物生平 播报

徐永昌孤儿从军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沿沟村的贫寒农家。依照崞县地方耕读传家的习俗，徐永昌五岁即在粗通文墨的父亲指导下读书认字，开始念《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及至七岁便入塾受业，先读《论语》，依次读了《孟子》、《大学》、《中庸》、《左传》、《书经》，并涉猎《诗经》等。有了良好的旧学基础。幼年的徐永昌天资聪颖，但缺乏恒心。
这年慈禧扶植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毅军总统（军长）兼武卫左军总统宋庆，率部护驾，十二月到大同。一个营底（营本部）驻曹叔店内。师爷（书记官）徐椿龄老先生是营口人，很爱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贪着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唤水，往往无人应声。永昌不忍，常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诚实勤谨，又怜他身服重孝，向店东打听清他的身世后，就问永昌：“你愿意跟我走吗？”永昌回答：“愿意。”于是在营部给他补了个名字，幼不成兵，也无力作夫，只是在徐师爷身边执勤而已。永昌随营底移阳高，到崞县，过韩侯岭，渡黄河茅津渡，走怀庆，经彰德、赵州、保定，宋庆部于銮驾回京后，即驻通州。永昌一年多间，走三省数十州县数千里。到通州后，他补了一名马夫，照顾马匹。常于夏天午休时到四野无人的溪边将衣裤解下洗净，在石板上晾干。官长常示范说：“徐永昌是发一套服装的夫，却比你们发两套服装的兵整洁得多！”年底补为兵。20岁时，文案何毓淮，为他买了匹私马，加入马卫队，到哈尔滨剿匪。他第一次参加作战，所在部队就将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灭，擒获十余人。

徐永昌军中求学
1904年，十七岁的徐永昌由军中苦力改做司书。在此期间，徐永昌凭借幼时入塾受业和勤勉，博得上司的好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加紧读书，充实自己。
1908年，直隶提督马玉昆奏准，开办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录取的160人中，以倒数第二名入学，发愤苦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欢战术、代数、三角、历史四课，考试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讲堂上常向教习发问，有几位教员误以为有意为难，学校总办因此在宣统三年毕业考试时，罚扣他若干学分，将他拉到第二名毕业，授副军校（中尉），见习后正式派在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作副哨长。九月初八，阎锡山在太原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卫左军左路规复大同。1911年辛亥革命时，永昌倾向革命，不愿回家乡打枪，请求上级留京改任新兵营哨长。
1912年（民国元年），永昌考入陆军部将校讲习所。
1913年（民国2年）冬，永昌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南京陆军预备军官学校连长，辞未赴任，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
1914年（民国3年）年初，入学，教官则比将校讲习所的差，日籍教官还有侦探的嫌疑。
1916年底，举行毕业式，总统黎元洪亲监观礼。

徐永昌同窗孙岳
1916年（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称帝，春末，永昌与同学孙岳等，同谋倒袁，离京赴沪赴浙，袁死后，又返鲁，为吴大洲筹组参谋厅，7月返校。崞县续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壮，直下大同，遭阎锡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终不渝支持孙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应江西都督李纯之请，分发赴赣，因与西峰深相结纳，自愿任陆军训练总监部编辑官。
1917年（民国6年）7月，张勋复辟，赴保定游说曹锟顾问孙岳；又约晋南李岐山赴天津与续西峰商对策。前陕西都督陆建章，让他带一万元，游说资助缺饷的通州张锡元旅进京讨张勋。张旅占领朝阳门，被王士珍劝出。后段祺瑞马厂誓师，曹锟响应，阎锡山派晋北镇守使由京绥路出兵讨张，张勋遁入荷兰使馆，闹剧收场。 自倒袁相交以来，徐永昌与孙岳已成莫逆，一直以兄弟相称。同年12月，直督曹锟命孙岳在廊坊办军官教育团，孙任团长，孙又邀永昌任教育长，此后直军下级军官多由此征补，也成为后来国民三军干部的摇篮。孙中山见北方民党同志势孤，任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陕督陈树藩对抗。
1918年（民国7年）5月，为经营西北革命根据地，续西峰约永昌等5人赴粤谒中山，中山已转日本。他们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贵州毕节、重庆，与唐继尧会议，又与熊克武会于成都，策划援助于右任。因滇黔川各系军均无远出心，与陕督军战斗不利，数万里远行无功而返。
1920年（民国9年），直皖战争后，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
1922年（民国11年），直奉战争中，永昌接替带病的孙岳负责西路指挥，战争酷烈，双方伤亡惨重，坚守住阵地。战后，孙岳兼冀南镇守使、右翼巡防统领，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
直奉战后，张作霖暗地与孙中山、段祺瑞联络，组织三角联盟，谋倒占领北京的曹锟、吴佩孚。续西峰等凭三寸不烂之舌，做通了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工作。

徐永昌国民第三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亲督东路往关外打，一直打到山海关。可是负责西路热河的冯玉祥以修路名义行缓兵之计。10月23拂晓，冯军入城。事前与守卫各城门的孙岳部第二团约好，互相以统一制作的内镶白月标帜的黑旗为信，径围总统府，幽曹锟于延庆楼。冯自称此次行动为“首都革命”，史称此事为“北京政变”。永昌事前不赞成此举，（认为曹吴政治虽然不好，尚有国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顿改善。还有纵兵糟害百姓的人，我们却不问，反要先倒曹吴，这实在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仍与孙岳保持一致的行动。事后孙岳部编为国民第三军，拥有一个师、六个旅的兵力，徐永昌坚辞师长不就，出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保定，负责平津沿线北段治安。
1925年初，孙岳就任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入陕督陕，入甘治甘”，徐永昌兼任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由保定开拔，经河南西进。是年8月，孙岳奉命兼任陕西省督办，任徐永昌为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准备向甘肃进发。不料，段祺瑞又任命冯玉祥为甘肃督办，第三军在入甘不能，留陕不足自给的局面下，引兵东进，出河南，北上京津。同年秋，国民第三军入甘不能，转而出潼关，到河南。这时，续西峰等正在策动河南人樊钟秀进攻山西。续鼓动樊说，山西军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又说，祁（县）、太（谷）、平（遥）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吗？樊钟秀深受鼓舞，积极准备攻晋。续西峰则试图拉拢甫至河南的孙岳部一起对付山西。
徐永昌身为山西人，不愿桑梓涂炭，且对阎锡山的“模范省政”素有好感，又与晋军将领周玳、孙楚等有旧好，亦极力阻挠攻晋军事。在国民第二军胡景翼防区郑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徐永昌发言说，山西一贯奉行“保境安民”，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动则必败。不如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后，再做计划。之后，徐永昌率部北上。在石家庄，他见到原定协同樊钟秀攻晋的弓富魁、胡德夫。徐永昌明确说，我前奉督办（孙岳）命与岳（维竣，国民第二军军长）会议，决定合力攻奉，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弓、胡皆系山西人，亦不想与晋军作战。听了徐永昌一席话，遂放弃攻晋计划北上。这样，续西峰精心策划的攻晋之战，最后只剩下樊钟秀一支孤军。徐永昌恐山西方面事先不知情，遭受突然袭击，又在率部北上之前，遣人通过周玳向阎锡山通报了信息。阎锡山闻讯，迅速调兵遣将，由于樊钟秀力量自先不足，山西方面又早有防备，攻到辽县即被晋军打败，仓促之下由竣极关退出。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所部（第一师）及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其时孙岳因病休养，徐永昌受命代理第三军军长）。4月至5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徐永昌再一次明确表示不同意打山西。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军倾全力应战。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9月，冯玉祥从苏联归来，召集旧部于五原，策划重振旗鼓。同时，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更加拉近了徐永昌与晋阎的距离，为扩大实力网罗人材计，阎锡山有意拉拢徐永昌。徐永昌到太原后，阎锡山将此和盘托出，请求配合，徐永昌对山西的处境表示同情。双方商定国民第三军渡河进驻山西，阎锡山“自然用客军入境推诿奉张”，并月助第三军军饷三万元。
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分驻汾阳一带。后因张作霖压迫阎锡山就副总司令职越来越紧，徐部又进一步东移到榆次一带。于是，阎锡山更以客军深入作为延宕张作霖压迫的借口。尽管国民第三军只是以客军的身份入晋，起先并没有加入晋军序列，但是一经踏上山西的土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津贴，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晋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

徐永昌晋绥主将
1927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奉系张学良部在河南将吴佩孚的势力击溃，冯玉祥部由西安向潼关以外活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由湖北向河南推进，张学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对奉张虚与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成为必要的了。有鉴于此，徐永昌力主当机立断，向奉军出击。9月29日，阎锡山发表讨奉通电，晋军（称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杨爱源部三师出获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径出平山，合为一路，向北攻击。 讨奉军事起初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占领宣化；右路的国民第三军与晋军联合部队在扫除滹沱河敌方前进阵地后，分别进至行唐和东长寿之线，再经过一次突破攻击，占领望都、定州。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津浦两线也发起进攻，奉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晋军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优势变为劣势，不得不全线后撤。这时阎锡山尚在东长寿前线指挥。
正当晋军开始全线后撤之际，徐永昌因见杨效欧师后部正向西行，说是向曲阳龙泉关去，又知杨爱源、周玳、杨效欧等其时业已西去，急令参谋追截。阎锡山感佩徐永昌的军事才能，特电约徐永昌到井陉晤，委之以东路指挥大权，第三军仍以客军待遇。徐永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正式接受三晋军符，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在徐永昌接受指挥东路军事的任务时，阎锡山主张毅然决然放弃前方，保守井陉山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固部署阵地，保得东路无虞。徐永昌则觉得井陉山阵地，一点准备也没有，山虽险峻而寒冷异常，人稀地阔，少饮水、无燃料，不经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难，虽有险要，亦用不上。故主张“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后方布置妥当，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后方军队容易整顿。总而言之，井陉山地虽然险要，不经部署则绝不能守，一处有失，全盘坚守均失。”于是，在徐永昌的坚持下，杨效欧的一个师被留在了前方。阎锡山起初认为晋军不长于野战，离开井陉山地非常危险。这样做是冒险，其结果可能会白白送掉一个师。然而，后来的事实是，凭借上述防御体系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奉军因天寒地冻及其它事故未能大举进攻，徐永昌则利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不仅将井陉山山地工事筑好，运煤、积雪水，一切都从容准备就绪。而且在井陉矿场积极炼了三四个月的焦炭运回太原，解了焦炭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间，奉军开始大举进攻时，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间，即退到井陉山，进入阵地。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于下野四个月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北伐军序列，准备继续北伐。晋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改称第三集团军右翼军，徐永昌续任该部指挥，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团军逐渐北上在形势下，三集团军发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军首先突破奉军防线（二三月间奉军发起的进攻持续了几个回合，不能动摇晋军阵地，双方便呈对峙状态），一击之下，敌即退过滹沱河，再次进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正当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国民第三军的名义布告安民之际，突然接到孙岳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同时接阎锡山命令，驻守保定。随即，阎锡山北上亦到达保定。
1927年底，孙岳从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脱离第三军（此前一直随军行动，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阳）。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线曾收到孙岳的亲笔信，说：“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对第三军的出路预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孙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后，决定正式加入晋系。在徐永昌的主动要求下，北伐胜利后，所部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
1928年7月，蒋冯阎李同到北京告祭孙中山，北伐战争结束。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约永昌到一个饭店，征求他对国家问题的意见：“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永昌说：“说起话来，总须关顾人心，江南常说的那套话，过河以后是应当加以纠正的，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这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这二势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有二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首肯者再。

徐永昌自解兵权

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19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他以为主席是一文职，就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阎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他决定以后，邀集全军干部当面宣布，反应是全体反对。
到绥后，每天策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讨民间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辽阔，民生慓悍，官民都无所凭依。比如东胜没有城墙，县长嫌不安全，住到离城数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内办公。他就向阎请到三十万元，修筑城堡，武川县城在他调任后告成。1929年9月调河北，首先遇到的是与各国公使接触，来访回拜，彼此宴请，忙碌了一个多月。

徐永昌屯垦戍边
早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龙江，见所到之处野旷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数十万，既固边防，亦省国帑。萌发了屯垦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绥远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垦戍边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不厌其烦反复向阎锡山建议的同时，徐永昌责成专人拟定了西北屯垦计划。其屯垦计划将屯垦分为兵屯、民屯两种，以兵屯为主，辅之以民屯，以整理绥远腹地为主，兼及周围。建成一处，移民一处，实边一处。具体项目有：疏通旧渠、开发新渠、筑城堡、修汽车路、设轻便铁路、设立新村、设立农业技术传习所等。并在绥远试行以工代赈开筑河渠。实施屯垦，开发绥远，巩固边陲，在这个问题上徐永昌与阎锡山不谋而合。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使屯垦计划只能“容即图之”而不可能付之实行。北伐之后，先是编遣会议上的争斗，接着，反蒋战争纷起，进而演成中原大战。随即阎锡山战败下野，远走大连。屯垦之事被搁置了起来。
1932年，阎锡山复出，就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同年2月，以“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相号召，由绥远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义继任绥远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和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三人倡议，由各该师各拨编一个屯垦队（相当于一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之枪械服装，开赴后套屯垦。8 月，大规模屯垦开始，大约有两团另两营的建制部队，参加垦荒种地。“屯垦部队之垦地面积，约为1200余顷，均系能耕种之熟地，如连生荒地计算在内约有4000余顷。”

徐永昌中原大战
1929年初，国军编谴会议不够公平，不欢而散。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各方人士云集太原。极不情愿地被阎锡山拉上了中原大战的战车。在劝阻不能奏效之余，接受了指挥陇海线军事的任务（徐永昌任总指挥，杨爱源副之）。当时划归徐永昌指挥的部队计有：万选才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作战力量很靠不住），刘桂堂数千（作战力量尚不及万部），刘春荣近两万人（军队尚好，其本人不坚定），孙殿英近万人（在亳州被围，作战力尤差），石友三四万余人（军队很好），刘茂恩万余人（较万部为佳）；确实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晋绥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赵承绶骑兵军及几个炮兵团，共计十五万人。
在中原战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对形势作了一个总体分析，结论仍然是，如果张汉卿出兵相助则有可能胜，反之则必败。基于上述认识，徐永昌抱定“受命而来，全师而归”的主意。

徐永昌折冲善后
接受日本投降者：徐永昌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蒋介石将黄河以北事交张学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径回太原，11月，阎锡山在蒋介石中央的逼迫下，准备出走暂避。阎锡山离晋前的两三天，特召集晋军所有军长以上的主官会议，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治安。
中原大战初败，徐永昌从前线撤回之时，汪精卫、陈公博、谢持等都在太原，冯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阳之峪道河。不久中央军入陕，陕甘诸马全变，杨虎城进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准备渡河来晋。山西方面有人以客军入境易生事端为由，主张阻其入境。徐永昌则说“绝不可；非但不可阻挠，并且要妥为接济。因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阎锡山出走大连，受命主持晋绥两省的徐永昌面临着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是乘机延揽旧部另立门户的考验。阎锡山走后不几天，徐永昌即应张学良电邀，与商震赴天津，协商晋军整编事宜。在他的力争下，最后确定的晋军序列是：步兵四个军，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基本部队由原来的军改为师而组成——商震第三十二军由冯鹏翥、杨效欧两军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军由李服膺、杨澄源两军组成，杨爱源第三十四军由杨耀芳、王靖国两军组成，傅作义第三十四军由李生达军及傅自兼之军组成。另：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下辖三旅。骑兵四个旅，司令赵承绶。炮兵十团，司令周玳。其余原有番号的关福安、丰玉玺、张会诏、秦绍观等部均并入上述四军一独立师之内。如此一来，事实上，晋军原来的一军若干团变成了一师若干团，缩编仅是换换关防而已。
与军队的整编相比，经济问题更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后，约三、四个月期间，维持晋绥局面非常困难，尤其是经济。其先固然是兵多钱少，其后是队伍不整编好，张学良不发饷，而入晋的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等部粮秣杂费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队伍、番号虽缩小，而饷额并未大减，该支付的除军粮外，尚需一些副食及杂费等等，粮是实发，饷则因晋钞跌价，无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财政整理处留存的三、四百万元，一直维持到队伍整编好，发饷为止，度过了最困苦的阶段。
徐永昌自幼从军，不甘人后，刻苦向上，积劳成疾，酿成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肺结核，医生建议静养。然而政局动荡，人在“江湖”，难以置身事外。直到部队整编完毕，晋绥军政初步安定之后，才拨冗赴北平入协和医院治疗。这时，中原大战虽早已结束，但影响却并未根除，山西驻下了如许军队，华北人心不安，社会上遂流传两种谣言：其一，宋哲元联合中央，将不利于山西；其二，石友三联合华北将领要驱逐奉张出关。徐永昌身卧病榻，心中却日益不安。权倾一时的张学良亦颇感焦虑。于是，由李石曾出面联络，徐张在北平李石曾寓所晤，共同协商合作之计。张学良首先表示与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对眼前复杂的局势，只有与张学良合作，才不至再生大乱。在与张学良就奉晋合作安定北方达成共识后，徐永昌差其秘书长王均一赴大连专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表示赞成，并说：“此时我们总要有一朋友，犹之古代所谓与国，在北方互为犄角，才可安定。”不料，时隔不久冯玉祥函告徐永昌，说他与阎锡山及两广均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与此同时，阎锡山与陈济棠（时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也先后致信徐永昌，表达同样的意思。对于冯、陈他未予理会，阎锡山处则再派王均一转达前述之意见，并强调：“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
阎锡山倾向于与冯陈的约定，1931年春夏之间，一连几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坚持说，“不可这样反复。”最后，有张煦南衔阎锡山之命见到徐永昌后，千言万语，归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将奉张打出关去。徐永昌反驳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但我们还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战时）之势力，少了孙仿鲁（连仲）、张维玺，加上韩复榘，即是说一旦张汉卿退走，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轩、孙殿英、庞更陈、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如谓尚有粤桂与孙仿鲁等，其实十九年原有张（发奎）、桂（李宗仁）军及孙仿鲁，今仅添一陈伯南（因为孙仿鲁与韩复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埋怨，纵与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事端，而张则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彼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这使阎锡山从此打消了助石友三之念的缘故。
1931年春夏之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处、撤换县长、并秘密与南京接洽，激起晋绥将领的一致反对。7月20日，石友三于河北顺德（邢台）起兵反奉，华北将领无人附和。随即，商震军队离晋助张（学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间的8月5日，阎锡山以探父疾为名由大连飞回山西大同。次日，径返五台河边村。阎锡山归来事先并未通报，晋绥干部在感觉突然之余，自是兴奋不已，全国上下则反响强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担忧，张学良尤为不安，力主阎锡山离晋，蒋介石政府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也明确表示，阎锡山非离开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为阎锡山担保，阎锡山回晋后不几日，张学良即电约徐永昌赴北平会议。8月24日，徐永昌抵平。
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因丢失东北而成为众矢之的，自顾不暇，阎锡山的去留问题遂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后，徐永昌即进一步为阎锡山之复出而努力。这回问题的症结在蒋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着眼点放在了南京方面，仍然通过魏道明、郑毓秀的关系，打通关节。
1931年10月3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
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27日，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终于重掌晋绥军政。徐永昌的省政，于阎锡山复出后大多延续进行，其省政总体设计的构思，更进一步演变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进行了确有成效的实施。

徐永昌参赞中枢
1932年10月，徐永昌应约到武汉面见蒋介石。
1934年7月，徐永昌受蒋介石电召，至江西反共前线视察。次年春，徐献策组织参谋团入陕指挥反共军事并监督省政，为蒋所采纳。 [5]  
七七事变后，被任命为军令部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8年中他参与的全部重大活动，如娘子关的丢失责任，汪精卫投日对国家无损，对汪个人大损。22次会战的全过程（参见长衡会战词条的详细记述）皖南事变爆发时蒋的惊讶，对方先觉投敌的认知。
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
徐永昌在日本的降书上签字受降
1946年6月，徐永昌即因病引隐为陆军大学校长，战局不利时出山为何应钦内阁国防部长，后来又帮助阎锡山内阁协调战事，1949年他还参与了傅作义北平起义后的苦肉计潜伏计划。
1948年，任国防部部长；7月，晋中战役结束，解放军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兵临太原城下，7月22日，蒋介石亲自飞临太原部署保卫太原事宜，徐永昌随同前往，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访问太原，也是徐永昌最后一次回到山西。
1949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台北市寓所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9月26日台湾发布褒扬令，28日举行公祭，蒋介石颁赐“怆怀良辅”挽额。

徐永昌人物著作 播报

自青年时代起，徐永昌即坚持写日记。其中，从1916年徐氏自陆军大学毕业后始写到1932年终止的部分，由其友人整理，徐氏自己定名为《求己斋日记》，由北平荣宝斋书局雕版印行。其后，自1933年起至1959年徐氏病危辍笔，前后26年，共三百余万字。全部日记均为徐永昌用铅笔自记。 [1]  
著有《徐永昌日记》（1989年在台出版）。
《徐永昌回忆录》 [2]  

徐永昌主要成就 播报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在密苏里舰。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盟国总受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举行，作为美中英苏四大战胜国，中国代表第二个出场签字。当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是外相重光葵和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上午9时（东京时间），签字仪式举行，由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投降书长一尺五寸、宽一尺，共二份。
在日方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签字完毕后。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字后，按照战胜国的顺序，第一个出场的是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第二个出场的是中国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第三个出场的是英国代表福拉塞上将，第四个出场的是苏联代表狄里夫扬柯中将。在同盟国四大战胜国签字之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高级将领依次签字。
中国政府的代表是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他郑重地在日本投降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3]  

徐永昌人物纪念 播报
徐永昌故居
徐永昌故居位于太原市精营东边街12号，门口那块落款为“太原市人民政府”的“历史民居”牌匾。是一座典型的民国时期传统四合院，现存的建筑占地面积2420平方米，建筑面积375平方米，房屋24间，方亭2座，院西还保存有28米的长廊。建国后，徐永昌故居成为太原市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今天依然挂着“中国民主同盟太原市委员会”的牌子，因为长期被机关占用，这座老宅院也一直得到维护和修缮，宅院的外观整洁如新，庭院内灌木葱郁，只是与昔日的景象已有不少的差别，院东的花园早已不存，已经难以寻觅到徐永昌曾经的痕迹和气息。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