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6--*阎红彦

admin · 发表于 2022-12-12 21:03:30

规定天球赤经零点与地球经度零点对齐（同地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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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纬  北纬  11度02分36秒
出生  钟表时间  公历 1909年10月26日 10时20分27秒  农历  己酉鸡年九月十三
子正  钟表时间  公历 1909年10月25日 23时48分55秒  地点  紫金山天文台
午正  钟表时间  公历 1909年10月26日 11时48分52秒  东经  118度49分00秒
巳时  钟表时间  公历 1909年10月26日 08时48分53秒  北纬 32度04分00秒
                              至 10时48分52秒
十神    比肩正官日元比肩
乾造    己    甲    己    己
         酉    戌    未    巳    (日空子丑)
元运  上元三碧运  节后第18天
大运  交运时间  公历 1914年10月22日 12时14分  逆行
十神偏财正财食神伤官比肩劫财偏印正印七杀正官
   癸酉壬申辛未庚午己巳戊辰丁卯丙寅乙丑甲子
始于 1914 1924 1934 1944 1954 1964 1974 1984 1994 2004
实岁 4岁 14岁 24岁 34岁 44岁 54岁 64岁 74岁 84岁 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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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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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09年10月26日
国籍	中国
别名	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
职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知名于	开国上将西北红军创建人之一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人
知名作品

阎红彦（yan hong yan）（1909-1967），男，汉族，1909年10月生，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人，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中等文化程度，上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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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阎红彦(1909-1967)，又名侯雁。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09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建晋西游击队，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转战南北，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共和国第一批授衔的上将。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后，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留下了历史性的业绩。
他主持云南工作的7年，正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日益严重，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庐山会议又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错误批判，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生活。1960年冬，全国开始执行一系列调整措施，逐步扭转局势，出现了恢复发展的好势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又“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初，更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到极端，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这样情况复杂、处境艰难的形势下，阎红彦同志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好思想、好作风，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和经验，采取一系列独特的具体政策措施，大胆地解决了一批急迫问题，稳定了形势，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强了民族团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陈伯达、江青等人挑动群众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做法极为反感，曾在电话中义正词严地质问陈伯达“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饮恨自杀，留有“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字条。1978年1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大事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参加清涧暴动，失败后在陕北、晋西一带进行兵运工作。
1930年后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率领一部分武装在汾阳、孝义、中阳地区开展革命斗争。
1931年春与吴岱峰等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任副大队长，与吴岱峰率部东渡黄河来到陕甘之后任大队长。同年秋，晋西游击队先后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担任总指挥，他和吴岱峰分别担任担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第二大队大队长，刘志丹到陕甘省委检讨之后亦归队任副总指挥。阎红彦是陕甘晋红军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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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底因受“左”倾路线的排挤，离开了游击队，赴上海学习。
1933年至1934年夏，先后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河北省委军委工作，曾在绥远的孙殿英部开展兵运活动。
1934年秋去莫斯科学习。
1935年回国。
1936年任陕北沿河游击队司令员。东征结束后，沿河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三十军，任军长。
1937年至1939年任西北留守兵团第三团团长。
1939年至1942年任留守兵团警备一旅政治委员，曾参与指挥粉碎日本侵略军企图西渡黄河的战斗。后调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后任太行军区三纵队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1948年任三兵团政治部主任。
1949年冬任川东行署主任、川东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川东行署人民法院院长，在领导当地人民进行土改、镇反及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1952年~1954年任四川省委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任四川省委第四书记兼副省长及重庆市委书记。
1956年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1958年任西南协作区委员会委员。他敢于实事求是，对当时的浮夸风和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斗争。
1969年8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3年12月兼任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他从云南多民族的特点出发，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倡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学文化、讲卫生，发展商品经济，使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迫害，
1967年1月8日含冤去世（说他自杀，难以服人）。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革命生涯1924年为维持生计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当兵，在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随部参加清涧起义，失败后在陕西、山西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工农武装。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任副大队长、大队长，在吕梁山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开展打土豪斗争。后率部西渡黄河，转战到陕北地区，所部亦改编为陕北游击队。同年10月率部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任新成立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第1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1932年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第1大队大队长、第5支队支队长，率部在渭北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被当地群众誉为救苦救难的“神军”。
同年6月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开辟以正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8月因对“左”倾冒险主义及其给部队和作战带来的损失提出意见，被中共陕西省委错误地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被撤销总指挥职务。12月在组建红26军时，与谢子长、刘志丹等被指责为“上山主义”、“逃跑主义”等而遭排挤。1933年到上海中央局学习。后赴天津、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和内蒙古）、北平（今北京）、张家口等地，先后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
1934年被选派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到苏联莫斯科，入国际马列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后因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于1935年4月受命送密电码回国，同年底到达陕北。1936年初任中国工农红军沿河游击司令，担负封锁黄河沿岸、保障红一方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的任务。3月任第30军军长、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东征战役。回师陕北后，指挥所部在瓦窑堡地区抗击国民党军进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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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3团团长。1939年任警备第1旅政治委员，率部驻防甘泉、富县一带，镇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1942年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参加邯郸、陇海路、定陶等战役。1947年春在豫北攻势中，指挥部队攻克汤阴城，全歼国民党军暂编第3纵队，俘其司令孙殿英。继而参加鲁西南战役，并随部进军大别山。1948年10月在郑州战役中，率主攻部队猛打猛冲，同兄弟部队一起将守敌全歼于市郊。淮海战役中，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和向西南进军。
1949年12月任中共川东区委副书记、川东行署主任，大力整顿社会秩序，领导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1952年起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书记，四川军区副政治委员，四川省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59年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陈伯达、江青等人挑动群众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做法极为反感，曾在电话中义正词严地质问陈伯达“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饮恨自杀，留有“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字条。1978年1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人物事件反对高岗
1955年，新中国为55名在民族解放与独立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了不朽功勋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授予了上将军衔，史称“开国上将”。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这五十多名开国将军大都受到了冲击。其中，有的人，为了自保，晚节不保，上了林彪江青的贼船，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有的人，受了左倾思潮的影响，沦为打手，对自己治下无辜而又善良的人民群众惨下毒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但有一个人，不顾个人安危，对林彪、“四人帮”奋起抗争，最后服毒自杀以死抗争。这个人，就是与刘志丹同为陕北革命根据地早期领导人，建国后先后任四川省委副书记、云南省委书记的开国上将阎红彦。
阎红彦天生一副犟脾气，为人正派，刚正不阿，坚持正义，只唯实，不唯上。不论是天王老子，不论对方官再大，只要认为你说的话不在理，他都会加以反驳，据理力争，不顾个人安危，不计后果。为此，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没少吃亏。
1942年夏，阎红彦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那时，延安整风已经开始。有人揭露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伪造履历，在战斗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一天，高岗找到阎红彦，要阎红彦向组织作证，自己在陕甘游击队刚组建时，就是游击队队委；临镇战斗中他临阵脱逃是被人绑架走的。作证的交换条件，是让阎红彦担任师长。但阎红彦不为所动，实事求是一针见血地当面向高指出：当年高岗只是陕甘游击队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根本不是陕甘游击队队委。而且，在临镇战斗中，高岗临阵脱逃，当了逃兵，当时队委会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对其进行通缉。后来，高岗自动回来了，队里就给了他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让他下去当了战士。为此，二人大吵一架。之后，高岗就一直在中央高层领导面前说阎红彦的坏话。
1945年党的七大上，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阎红彦根据多年来对高岗的了解观察，向刘少奇、任弼时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但他的意见未被重视，还被误解和批评。其后，阎红彦受到了组织批判，康生代表党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直到1954年，高岗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而自杀身亡，中央高层才知道当初是错怪了阎红彦。毛泽东公开向阎红彦道歉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公共食堂1959年8月，阎红彦走马上任，去云南做了省委书记，成了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当时，神州大地正在大搞三面红旗，云南和其他省份一样，官僚主义、浮夸风盛行，群众超长时间、超负荷劳动和粮食不够吃，造成了云南解放以来人为的群众大规模死亡。而阎红彦能接触到的报纸上，只是一味地宣传我们的形势大好。阎红彦老家的亲戚给他写信，说那儿饿死了很多人。阎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没人敢向他说实话。阎红彦就带着自己的秘书李原一起下去微服私访。阎红彦一行走过了云南很多县份。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每个村子都是浮肿病蔓延，路边有很多饿死倒毙的农民，成群结队的边民不得不外出要饭。阎红彦流泪了，对李原说：“和平年代饿死这么多人，一定是我们的政策出问题了。”
在麻栗坡，阎红彦遇到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在雨中手拄拐杖气喘吁吁地赶路。老婆婆对阎红彦说，自己是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去公共食堂吃饭的。老婆婆说：“过了这道梁，还要爬一个坡，吃顿饭真难啊。”路边的群众对阎说：“老婆婆还不算远，最远的人，要骑着毛驴去食堂吃饭，三十多里路呢。吃完饭回家不久又得准备来吃下顿饭。”
云南省在阎红彦的主持下，经过一系列调整工作，经济情况出现了良好的变化。三年后，云南省的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城乡市场繁荣，肉食、主副食品敞开供应，物价稳定，一跃成为全国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改善幅度较大的省区之一。
勇斗陈伯达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年10月，阎红彦被江青、陈伯达召集到北京参加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会上，谢富治揭发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在淮海战役中担任纵队司令员的阎红彦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又问原三纵作战部长、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赵增益：“你听说过这件事没？”赵回答说：“没有。”阎红彦反驳弄得江青、陈伯达和谢富治都涨红了脸，气急败坏无话可说，此次揭发邓小平的会议因此不欢而散。至此，阎红彦被中央文革视为“走资派”，在之后的运动中饱受摧残。
为了保护阎红彦，叶剑英元帅专门从北京打电话给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让他一定要设法保证阎红彦的人身安全。秦基伟召开昆明军区党委会议，责成副司令员王银山专门负责阎红彦全家的安全。王银山安排部队将阎红彦和他的妻子接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
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连忙向江青和陈伯达汇报。江青在北京的文革会议上公开叫嚣：“阎红彦压制造反小将，昆明现在是死水一潭。中央文革要派出力量，去昆明扭转局势。”于是，北京和昆明的街头到处都出现了“炮轰阎红彦”的大字报。
至此，阎红彦已经被江青一伙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劫难逃了。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由于找不到阎红彦，造反派报告了中央文革。1月8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阎红彦的电话，对阎红彦咆哮道：“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什么不敢见革命群众？斗一两次就怕了？我看斗十次八次也没问题。不要见不得风雨。你出去和造反派见面！这是中央的决定！”
天不怕地不怕的阎红彦立即对陈伯达反唇相骂：“你能代表中央吗？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只知道乱发号令。我看你是想把云南搞乱，把国家搞乱……”二人在电话中大吵一通，各自狠狠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阎红彦心乱如麻。他知道，自己和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发生了争吵，对方肯定不会放过自己。他为中国的前程忧虑，他也知道造反派肯定很快就能找到小麦峪，将他和妻子抓去批斗。他不愿意忍受屈辱，不愿意再看到江青、陈伯达在自己面前颐指气使。他要以死抗争。
于是，在写下了“逼死我者，江青、陈伯达”的遗言后，一代名将阎红彦吞下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安眠药，自杀身亡。阎红彦成了在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开国上将，也是第一个自杀身亡的省委书记。
阎红彦死后，江青一伙下令不准开追悼会。可是昆明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被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阎红彦生前好友380余人参加了仪式。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一份文件的影响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内容如下：
从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社队规模问题。我省的社队规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山区应基本上以村寨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一个公社内，可以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以调查和试点推算预计全省调整后，社队都将增加两倍以上。
二、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很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当然，即使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
三、关于分配“三七开”问题。根据我的调查，多数地区群众都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开支大体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这实际上是扩大公益金的办法。一部分地区群众仍愿意除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供给部分大体上也只占到分配给社员部分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律。
四、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多数意见是归生产队所有，我认为这样做对大队并无损害，还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五、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现在的问题一是所有权不清、责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废弛。调查中，大家认为：只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加强管理，山林恢复起来就很快。
六、实物分配问题。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这封信朴实无华、实事求是。阎红彦既没有昧着良心随波逐流说假话，也没有闭着眼睛人云亦云吹大话。信写好后，不少同志都为阎红彦捏一把汗，劝他不要操之过急，想好了再作决定。公共食堂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心脏”，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谁反对谁就是“攻击三面红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阎红彦的主张，虽然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符合大家的心愿，但没人敢于公开支持。
对此，阎红彦的态度是：“不了解情况办错事是可以原谅的；明知不对，考虑个人得失，投机取巧，就是品质问题。”
这封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亲笔批示，转发。
2002年12月23日，《合肥晚报》曾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为题作过报道，内容如下：
1962年8月至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分析，会议决定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群众运动。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刮起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阎红彦把这个意见报告给邓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的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
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如今，这一文件被认为“是云南历史中一个值得称颂的亮点”。
感情生活小小纸条传心意
1940年春，一支由中国延安女子大学生组成的30余人的妇女工作团从延安来到延长县。工作团的团长就是刚刚20岁的王腾波。延长县驻有八路军警备第一旅，旅政委为阎红彦。妇女工作团抵达延长县的第三天，警备一旅安排了一次会餐，把工作团的人都请去了，目的是让部队领导与地方工作队的同志见面，建立联系。吃饭的时候，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阎政委十分活跃，轮着向各桌的妇女干部敬酒。王腾波本来滴酒不沾，可是还没有张嘴就被阎政委将得没了退路：“你这个团长不喝，怎样带动下面的同志?勇敢一点，别让大伙儿笑话!”王腾波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干了一杯。几个女同学在下面悄悄议论：瞧这个阎政委蛮有意思的，既热情又风趣。
这以后，工作团和警备一旅之间相处得比较熟悉了，渐渐地，王腾波从别人那儿得知了阎红彦的不少情况。阎红彦是陕西子长县人，1927年与谢子长、刘志丹等人领导清涧暴动，成为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阎红彦还赴苏联学习过，1934年回国，担任过红三十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警备一旅政委。而且，王腾波还了解到阎红彦离过婚，身边带着一个男孩，由老乡照顾。相处的日子长了，慢慢地，王腾波察觉到阎红彦每次看自己的目光都有些与众不同，似乎蕴含着某种说不出的情感。
傍晚，王腾波坐在靠窗的书桌前写材料，天气炎热，寝室的窗户也是开着的。恰巧，阎红彦办事从王腾波的窗前经过，两人就隔着窗户简单聊了两句。看阎红彦似乎没有走的意思，王腾波有些莫名其妙。憋了半天，阎红彦从裤兜里拿出一张纸条，放到窗台上转身就走了。王腾波拿起纸条，只见上面写着：“王团长，晚饭后能否到我处来坐坐?”王腾波心里一震，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王腾波是怀着抗日救亡的决心奔赴延安的，她和许多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男女一样，曾树立了这样的信念：抗战不胜利，绝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然而，越来越多的事情冲击着她的信念，她所面临的“攻势”越来越多：有的领导主动给她介绍对象，有的男子频频给她写信、递条子，甚至还有职位显赫的干部当面求婚。对于这些“攻势”，王腾波倒是招架有术，一句“我有恋人在前方”就把这些人都挡了回去。可是，面对阎红彦约会的请求，王腾波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为什么会这样?她也说不清楚。王腾波材料也写不下去了，手里攥着阎红彦写的那张纸条在屋里转来转去拿不定主意。眼见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彷徨不安的她连晚饭都没吃，却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前去赴约。一次约会就这样无果而终。
胸怀坦荡道真情王腾波本来还很担心没有前去赴约，以后不好和阎红彦相见。可是没想到阎红彦却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见了面依然笑呵呵地说这说那，有时候还一语双关地开玩笑，这下王腾波放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接触越来越多了。王腾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关注起了阎红彦，她甚至觉得这个男人还是挺可爱的。在他热情洋溢的脸上，你丝毫看不出饱经风霜的痕迹。虽然他只有32岁，但身经百战，战功显赫，又在苏联留过学，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为人豪爽热情，干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果断干练；在球场上参加体育活动时，又显得格外活泼。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王腾波。
王腾波变得喜欢与阎红彦接触了，爱听他的革命经历，还颇有兴趣地问这问那。有一次，两个人在一起聊天，阎红彦突然把话锋一转：“腾波，给你讲讲我的婚姻吧。”王腾波红着脸点了点头。阎红彦的前妻叫尤祥斋，当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1931年，党组织安排阎红彦来到北平，指定他与尤祥斋扮夫妻，便于掩护身份和开展工作。两人配合得相当默契，于是，他们顺其自然地结合了。1932年，阎红彦去了苏联。尤祥斋被捕入狱，经过党组织多方营救后出狱。阎红彦回国后在延安与她重逢。然而，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二人性格上的不合显露出来，最后双方协议离婚。阎红彦还有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柜中缘”。在山西做地下工作期间，为了躲避特务的追捕，他躲进一家农院，遇上了一个叫刘秀英的姑娘。阎红彦在姑娘家的大木柜里躲了两天，得到了刘秀英的细心照料。当他再三感谢准备离开时，刘秀英的爹却不让了，说阎红彦住在他家破坏了女儿的声誉，一定要阎红彦娶了她女儿，否则就赔300个大洋。阎红彦哪有那么多钱?没办法，阎红彦只好把刘秀英带回老家。后来直到1937年，刘秀英才嫁给别人。
阎红彦在说完自己的经历后向自己心仪的姑娘倾诉了心中由来已久的苦衷：他在北平和尤祥斋住在一起，是革命的需要、形势所迫，而与刘秀英是没有意愿的荒唐姻缘。如今，他要找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做妻子。阎红彦说这话的时候，目光热情而又深切地望着王腾波，看得王腾波脸上泛起红晕，羞涩地低下了头。
真情赢得佳人心在风华正茂的王腾波看来，阎红彦与理想中的白马王子相比还有些差距，况且他还比自己大12岁，有过婚史，还带着孩子……
王腾波开始以审视的目光观察阎红彦了。可是她越观察就越感觉阎红彦离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越来越近了。这位看似粗犷的男子汉也有一颗温柔心。每逢有什么好吃的，他总要留一点给寄养在老乡家的儿子吃。每当休息日把儿子接回来时，他总会静静地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儿子吃喝玩闹，满脸的慈爱之情。而他对王腾波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如果天气突然变冷，阎红彦会派警卫员给她送去大衣。要是王腾波到了乡下，阎红彦也会千方百计地托地方上的通讯员给她转送报纸、材料，有时候还会夹上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阎红彦用自己的行动慢慢改变着王腾波的想法。
一转眼，秋天就要过去了，妇女工作团也结束了任务，准备返回延安。这天下午，不知经过多少次慎重考虑的王腾波给阎红彦留下了一句话：“让我接受你的爱吧。”阎红彦的真挚情感终于赢得了王腾波的芳心。
人物评价阎红彦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披荆斩棘。从1958年秋起，他历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为当地经济、驻军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
1966年5月，“文革”一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的讲话，阎红彦就公开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当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陈伯达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大放厥词：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要想撤退。阎红彦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总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陈伯达狼狈不堪。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给阎红彦打电话，对他和云南的“文革”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遭对方阻止；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 ’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就在这天5时左右，他离开了人世。1月12日，中共云南省委和省军区几个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
1972年12月，中共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1977年12月，邓小平和胡耀邦亲临北京机场迎接运送阎红彦骨灰的专机；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等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1987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之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阎红彦传略》一书。邓小平为该书题写书名，彭真、杨尚昆、李达、刘澜涛、魏传统为该书题词，对其进行了公允的评价。
人物荣誉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当时，毛泽东说过：“陕北师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处理好！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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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军政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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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神] 6166--*阎红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