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破惊石系列之三=====红楼为谁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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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三=====红楼为谁梦？【大清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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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明末清初很多明朝遗民逃亡日本，并将满清屠杀华人全部记录下来刊印出版，由于满清实施文字狱，屠城文字无法在大陆出现，直到清末才从日本流传到中国。正是日本学习满清屠杀政策，想以此征服中国，结果华人全部觉醒，坚决抵抗，加上人口基数为四亿五千万同胞质大，虽伤亡三千五百万同胞，却在盟国的胜利下取得抗战的胜利，并取得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席位！

清初屠城事件，又称清军入关屠城[1-2]明朝灭亡时，清军在侵吞中国的过程中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强迫广大的汉人以及一些其他民族剃发易服。遭到了强烈的抵抗，原来归顺的地区也纷纷抵抗，然后清政权采取屠城政策来强行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以致发生过多次屠杀抗清军民事件。[4]屠城令”，并带领大军参与血洗江南、岭南等地区，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5]湖广填四川”来进行大移民。[6-7]回族和西南的苗族也被清军屠杀过。[8]清朝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大规模屠杀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之屠，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9]明光宗泰昌元年的五千一百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6]推翻清朝的战斗。[13]剃发易服”政策

甲申国难、剃发易服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崇祯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明朝灭亡。张献忠也率军进入四川。就在明末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而满洲军事集团蠢蠢欲动。[20]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清廷，得其重用，并从孔有德等那里学来火炮制造技术，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在河北、山东等地烧杀抢掠，甚至三度包围京师，造成“己巳之变”等事变，清军最深曾攻入济南。满洲军先后掳走汉人97万（其中包括明朝德王朱由枢），掠夺财帛牲口无数。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清摄政王多尔衮曾经致书李自成，招诱农民军，要和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21]王朝，满洲贵族大为震动。这时，他们便决定趁乱大举入关。[20]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巩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灭绝汉文化，摧毁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23]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1645年7月8日）颁布“剃发令”，称“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24]辽东之屠

屠杀事件

在入关前，努尔哈赤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稍有反抗，便大肆屠杀，残杀了一百多万辽东汉人。此后，后金军队多次入寇山东、河北。仅济南一地，就留下十三万具汉人的尸体。后金军撤退时，还将被掠走的汉族妇女载在马上，施以浓妆艳抹，一路吹拉弹唱。[6]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31]赵州进行大屠杀，三万人被杀害。[33]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馀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朝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35]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36]逃人法》，顺治帝颁订：“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35]

多尔衮率四万多满洲八旗、近两万蒙古八旗、约三万汉军八旗以及孔有德等统率的约两万天祜兵、天助兵，加上包衣、外藩蒙古兵、朝鲜军合计十二万清兵入关，在一片石战役中联合吴三桂击溃李自成的大顺军，开始入主中原。

清朝进入中原，首先靠的是武力，而且是灭绝人寰的武力。为了杀一儆百，他们对抵抗较为顽强的地方，一律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3]畿南之屠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朝睿亲王多尔衮在北直隶三河、昌平、良乡等地进行的屠城，五千人被残杀。[37]潼关之屠

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三日，清朝“豫亲王”多铎在陕西潼关地进行的屠城，七千人被残杀。

扬州十日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南明将领史可法在扬州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同年四月二十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八十万具。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7]嘉定三屠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将领李成栋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在屠城过程中，城中百姓或者悬梁自杀或者投井和跳河，被砍断手和脚的百姓在地上挣扎着，[41]昆山之屠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昆山县人民杀该县清委知县阎茂才，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破城，随即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清军屠昆山的时候，有妇女千人藏匿在昆山顶上。有个小孩忍不住哭出声来，被清军发现，于是大肆屠杀这些妇女。[6]嘉兴之屠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浙江布政使司隶嘉兴府为反抗清军暴行，嘉兴民众揭竿而起，乡的明翰林学士屠象美、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时降清的明嘉兴总兵陈梧反时任大将军指挥义师，前吏部郎中钱棅助饷。二十六日城陷，逃不出的居民除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和一些僧人幸免外，几乎全遭屠杀。按当时人口来推，可能约五十万余人遇难。[47]江阴八十一日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朝颁布剃发令后，江阴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进行反清斗争。清廷先后调动24万军队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清三王十八将，清军死伤过十万。但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后遭到清军血腥屠杀，繁华的街市尽为废墟[6]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八月到九月，清军先后占领苏州和南直隶常熟之后的纵兵焚烧杀掠。在常熟大屠杀中被屠杀的百姓无法计算，沿河沿岸都是人头。[49]四川大屠杀

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初期，清朝开始侵入四川，在四川各地进行大屠杀。顺治四年（1647年）多尔衮、孝庄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公开发布告示，宣称：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把四川人杀光了以后，就把这些行为全部推给了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六亿的谎言。[50]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此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是多股势力混战的最终恶果，并不能够将所有责任推给张献忠。[53]张献忠。[54]金华之屠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七月十六日，清朝“贝勒”博洛在浙江金华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明朝末年，时任兵部尚书的金华长山人朱大典毅然带兵回金华据城抗清。 公元1646年农历六月廿四，清贝勒博洛率军攻婺，久攻未下，后叛徒导攻西门城墙（现新华街），新筑城墙被大炮轰塌，清军潮水般涌入，金华守军奋力拼搏，浴血巷战。[55]朱大典妻妾儿媳为不受辱，纷纷手牵孙儿投井自尽，朱大典与部属点燃火药库壮烈殉国，大典家20余口共赴国难。明军指挥部炸毁后，剩余守军仍坚贞不屈，节节抵抗，退集到最后的阵地———东市街。 清军破西门后一路往东杀，南北城楼先后沦陷。东市街之东是高山头悬崖和义乌江。365年前的东市街上刀光剑影，血肉横飞，金华先民在这里谱写了悲壮的史诗，守军拒不投降，全部英勇战死。城陷后清军屠城，南明演义说城中被杀者十之八九。李渔悲诗泣之：“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明史也记载了大典阖家殉难的壮烈。明军参将俞继音祖上为南宋监察御史、户部侍郎，继音战死后，其宗谱载：“继音，明末参将，同守婺城，见危致命，忠烈可表……顺治丙戌七月十六日卒”，这日正是金华城破明军全体阵亡之时，宗谱和金华县志记载完全相符。[33]泾县之屠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十七日，清朝“提督”张天禄、“池州总兵”于永绶在南直隶泾县、徽州、绩溪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56]赣州之屠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初四日，清朝“江西提督”金声桓、“总兵”柯永盛在江西赣州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屠杀。[56]厦门和同安县，然后屠城。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住持无疑和尚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平海之屠

主词条：平海之屠

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七月，清军在福建平海卫进行大规模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具体人数不详。[56]南昌大屠杀

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包围南昌。次年三月间，南昌城陷，清军屠城。八旗军把从南昌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57]江变纪略》里，此书是清朝政府查禁的重点，在乾隆四十四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而在清军陷城前，一些出来投降的汉人，也遭到了”男子分杀之，女子分留之“的命运。[30]南昌，下令进行屠杀。

邵武之屠

主词条：邵武之屠

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五月，清朝“福建左路总兵”王之纲在福建邵武县进行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人数不详。[59]湘潭屠城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入湖南湘潭和沅州（今芷江），南明督师何腾蛟被俘。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在湘潭屠城，湘潭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城中不满百人。[60]同安之屠

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八月十六日，清朝“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在福建同安县进行大屠杀，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59]南雄之屠

顺治六年（164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军放火焚烧鼓楼，趁明军慌乱救火之际，攻入城内。对南雄县民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61]信丰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三月初一日，清朝“梅勒章京”胶商攻克广东信丰县，进行大规模屠城。[63]蒲城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四月初五日，清朝“固山额真”李国翰攻克陕西蒲城县然后进行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一万人被屠杀。[37]曹州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十月初四日，清朝梅勒章京赖恼、沂州总兵佟养量、临清总兵宜永贵等攻克山东州曹州，进行屠城。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64]汾州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九月至十一月，清朝“端重亲王”博洛、“和硕亲王”满达海等在山西汾州、太谷县、泌州、泽州等地进行规模屠城。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屠杀。[37]大同之屠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在大同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清朝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帝，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30]广州大屠杀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广州，制造了庚寅之劫，”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65]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66]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另有意见认为当时广州人口约四十万，而死难者约十万人或超过十万人。“清顺治六年十月，清朝大军抵达广州，围困城池长达10个月，最终攻下城池，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攻陷广州之后，屠城十日，尸横遍地。广州城当时人口大约四十万，死难者约五分之一。”[67]潮州之屠

顺治十年（1653年）清军占领广东的潮州和南雄，清军之后进行下令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癸巳，郡城破，横尸遍野……收遗骸十余万，作普同塔于葫芦山”。[68]永昌之屠

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闰三月，清朝“征南将军”赵布泰、“提督”线国安等在云南永昌府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37]八旗军不仅对反抗者大肆杀戮，甚至连投靠清朝的一些小官吏都不能幸免，妻子老母都被掠去充当性奴隶，然后拿到市场贩卖。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一千刀刮死。这件事被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30]

明末时期中国人口在八千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中国人丁数仅两千四百六十四万余。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口大量消失，多半是死于战乱、饥荒等原因。

清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历时将近一个世纪。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的记录：清朝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

明朝宗室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成为各地农民军屠戮的首要对象。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等十四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至于郡王及将军之下，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71]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甚至顺治帝本人都是这种屠杀的参与者。大量屠杀中被掠夺来的汉族妇女，被送到顺治帝的龙床，连郑成功的母亲，都成为清军强奸的对象。[30]江南大量的知识份子被杀害，他们的妻女，则统统被献给八旗军人。 根据山东地方历史资料，甚至在平定三番时，从山东过境的八旗军，还经常对整村的汉族妇女施暴。[30]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74]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75]顺治帝获得十名美女，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获得三名美女，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美女，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美女，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美女。[76]江阴，后城破，清军进行江阴大屠杀时，大肆强奸和残害妇女。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78]

已难以统计出，只能通过一些史料推算。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85]葛剑雄所著的《中国人口史》所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中国全国有人口陆仟零六十九万，但是当时的中国还需要缴纳人头税，所以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许多的专家认为明朝人口顶峰的时候在一亿以上，葛剑雄认为明末人口接近两亿。[12]清军入关时的人口应在八千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清军凡烧杀三十九年始定。清朝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减少了四千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年）。[87]鲁迅评价说：“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90]奴才”。清朝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之多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之最。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6-7]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经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经济直到乾隆年间才基本恢复到明代万历时期的水平。[90]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118]甲申纪事》（崇祯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兵部行稿》、 《兵部题行》（崇祯十二年）、《清世祖实录》、《潼关志》、 《扬州十日记》、《明季南略》、 《嘉兴市志》、 《江阴城守记》、《清史稿》 、《嘉定屠城纪略》、《嘉定县志》、《嘉定乙酉纪事》、 《归庄年谱》、《顾炎武年谱》、《研堂见闻杂记》、 《浙东记略》、《临安旬制记》、《金华府志》、《金华县志》、《赣州府志》、《赣县志》、《仿指南录》、《行朝录》 《屠省令》、《四川通史》、《中国人口通史》 、《明清史料》、《南明史》、 《郑成功档案史料选集》 、《江变记略》、《永历实录》、 《西江志》、 《曹州志》、《重修大名府志》、《清世祖实录》、 《泽州志》、《明清史料》、 《清世祖实录》 、《永历实录》、《湘潭县志》 、《岭表纪年》、《南雄府志》 、《鞑靼战记》、 《平南王元功垂范》、 《明清档案》

满清入关大屠杀地点及事件

地点： 东北；辽东之屠

华北；河北||赵州之屠，畿州之屠，保定之屠，三河之屠，平昌之屠

山东||济南之屠，曹州之屠，沙镇之屠，归德之屠

山西|| 大同之屠，朔州之屠，浑源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沁州之屠，泽州之屠，朔州之屠

河南|| 开封之屠，泽州之屠，南阳之屠，许昌之屠，洛阳之屠

江淮；泾县之屠，徽州之屠，溪县之屠

江南；江浙||徐州之屠·扬州十日，嘉兴之屠，南京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无锡之屠，金华之屠，舟山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常熟屠杀

湖广||信丰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庚寅之劫，潮州之屠，沅江之屠

西南；永昌之屠，曲靖之屠，澄江之屠，四川大屠杀

西北；潼关之屠，蒲城之屠，盩厔之屠​​​​

发布于 2021-06-08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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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争为什么这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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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知道清朝干了什么，你就明白了

一、东北：

满清入关前，辽东之屠，努尔哈赤屠汉人100多万人；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馀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二、河北：

1639年6月，赵州之屠，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有名籍可查者共计约屠杀25200余人。——《清世祖实录》；

1644年5月，畿南之屠，多尔衮在北直隶三河、昌平、良乡等地屠杀5000余人。——《清世祖实录》；

三、山东：

1638年9月，济南之屠，多尔衮、岳托在济南大肆屠杀百姓，死者达13万人；

1639年正月，清军再次大肆屠城，济南府至少100万人被屠杀。

1649年10月，曹州之屠，屠杀百姓人数不详，郊圻之间几无晷，民残地荒者十八九矣。——《曹州志》、《重修大名府志》

四、山西：

大同之屠

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满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等在山西大同府、朔州、浑源县等地进行大规模屠城。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人所至，无不狼藉，尸则无完肤，人则无完发，烧杀抢掠，乃贼人之便饭矣。”

朔州之屠

关于朔州的这次屠城，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朔州志》：“城破，悉遭屠戮”，“王师致讨，大兵临城，玉石俱焚，家破人亡……荡然一空”。

汾州之屠

根据《清世祖实录》、《泽州志》和《明清史料》记载，1649年大同失陷后，满清派出军队对晋南地区开展大扫荡，在各地实施大屠杀。明朝巡抚姜建勋、监军道何守忠等殉国。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屠杀。史称汾州之屠。

五、江淮：

1646年8月，泾县之屠、徽州之屠、溪县之屠，满清"提督"张天禄、"池州总兵"于永绶在南直隶泾县、徽州、绩溪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光是泾县就有大约五万人被屠杀，其余之地记载不详——《清世祖实录》、《泽州志》、《明清史料》

六、江浙：

1645年5月，扬州十日，豫亲王多铎在扬州城大肆屠杀，仅被收殓的尸体就超过80万具，尸骨无存者更不知多少——《扬州十日记》、《扬州城守纪略》、《明季南略》；

“烟花三月下扬州”，几世繁华的扬州城是时“堆尸贮积，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前后左右，处处焚灼”。

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1614—1661，中文名卫匡国，字济泰）所著《鞑靼战纪》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

“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

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

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史可法）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

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堪称人间地狱。”

1645年闰6月，嘉兴之屠，为反抗清军暴行，嘉兴民众揭竿而起，而后遭到残酷镇压。按当时人口来推算，可能约五十万余人遇难——《嘉兴市志》；

1645年7月，嘉定三屠，清吴淞总兵李成栋连续三次下达屠杀令，屠杀嘉定（今上海嘉定区）平民近十万人

“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

——史料《嘉定乙酉纪事》等；

1645年7月，昆山之屠，满清“吴淞总兵”李成栋、“刑部侍郎”李延龄在南直隶昆山县进行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四万人被屠杀——《归庄年谱》、《顾炎武年谱》、《研堂见闻杂记》；

1645年8月，江阴城陷，也就是江阴八十一日，清军攻破江阴城大开杀戒整整八十一日，城内外死亡士民共17万2000余人。——《江阴城守纪》；

1645年8月，苏州之屠，因苏州投降得早，清军屠城，约十余万人。——《清世祖实录》；

1645年8月，常熟之屠，清军在常熟大屠杀中被屠杀的百姓无法计算，沿河沿岸都是人头。史书记载：“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馀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1646年7月，金华之屠，博洛在浙江金华府进行了三天三次的大规模屠城，屠杀百姓五万余人——《浙东记略》、《临安旬制记》、《金华府志》、《金华县志》；

1646年，舟山之屠，屠杀死者皆投之海，数目无法统计，腥臭数百里。

七、湖广：

1649年正月，湘潭之屠，清军“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屠杀数万人，城中幸存者不足百人。——《湘潭县志》；

1649年3月，信丰之屠，攻破城池后对城中居民滥加屠杀，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西江志》；

1649年12月，南雄之屠，城内居民被屠戮殆尽，大约有两万人被屠杀。——《岭表纪年》、《南雄府志》；

1650年11月，广州之屠，清军对据城死守的广州居民进行了长达十二天的屠城暴行。据史料记载，清军斩“兵民七十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杀死，死亡人数根据收尸的和尚统计为七十万。——《广州市志--宗教志》、《广东通志》；

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1653年9月，潮州之屠，清军攻陷府城，大肆屠杀百姓，斩杀无算，大约有十万人被杀，揭阳县观音堂僧人焚而葬之。——《潮州府志》；

年月不详，沅江之屠，清军在湖南沅江屠杀百姓10余万人。——《清世祖实录》

八、江西：

1646年10月，赣州之屠，满清在江西赣州府进行大规模屠城，约40余万人被杀。——《赣州府志》、《赣县志》、《行朝录》和《仿指南录》；

1649年正月，南昌之屠，清军主帅谭泰下令将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屠杀。——《江变纪略》、《永历实录》、《清世祖实录》；

九、福建：

1647年7月，平海之屠，清军在福建平海卫进行大规模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具体人数不详。——《明清史料》、《南明史》；

1648年4月，邵武之屠，满清在福建邵武县进行大规模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人数不详。——《郑成功档案史料选集》；

1648年8月，同安之屠，满清攻破泉州后对同安县进行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血流沟渠。——《郑成功档案史料选集》；

十、西南：

1659年3月，永昌之屠，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据记载永昌一带周围百里无人烟。——《清世祖实录》和《明清档案》

十一、西北：

1645年正月，潼关之屠，7000余人被杀。——《清世祖实录》和《潼关志》；

1649年4月，蒲城之屠，万人死于非命，城中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蒲城县志》。

十二、四川

1648年--1673年，四川之屠，据近代学者考证，清军在几十年间大致杀戮了300--400万平民，百姓中死于饥谨者约四十万。

此外还有保定之屠、沙镇之屠、归德之屠、开封之屠、南阳之屠、许昌之屠、洛阳之屠、盩厔之屠、徐州之屠、南京之屠、无锡之屠、海宁之屠、泉州之屠、厦门之屠、曲靖之屠、澄江之屠等等，人数不详


编辑于 2023-11-20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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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是鞑子挑起来的。我小时候上网到处都是鞑子网上黑明朝 我觉得可能是清朝垃圾的实在洗不动更没地方可吹 鞑子为了体现清朝的合法性只能使劲黑明朝。我也不是明粉 明清之争本质上还是汉满两个民族仇恨的对立


发布于 2023-05-08 06:37

admin

这个造型，非富即贵——文王鼎
   
2022-12-29 18:52:13　来源: 洪三元谈收藏 四川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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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鼎，或称文王方鼎。因铭为“鲁公作文王尊彝”而得名，此处之文王即是西周文王。

据《宋史·哲宗本纪》记载，元符二年（1099）九月，果州团练使仲忽进献了一件带有该铭的古方鼎[1]。这应是文王鼎初次见诸典籍。随后在徽宗朝编纂的《重修宣和博古图》中，文王鼎位列周鼎之首，并称它“奇古可爱，足以冠周器”[2]。由图可知，它是一件扁足方鼎，立耳、方唇，口、腹作长方形，腹壁斜直，平底，扁足作夔形，足底上卷，纹饰以兽面纹为主，饰于器腹，夔纹中轴对称，两两相对地呈条带状分布于鼎的颈部。




❖ 文王鼎 《宣和博古图》

北宋著录的文王鼎，很可能到明代便已失传[3]，在此所讨论者，主要指后世的仿品，既包括“以假乱真”的赝品，也包括用各式材质制成的仿古“文王鼎”。此前台湾学界对“文王鼎”关注较多，先有张临生在他的凿空之作中，不仅追考文王鼎原器，还简要记述了明清时期“文王鼎”的流布情况。后有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的仿古风”主题展览，于图录内披露若干件院藏“文王鼎”，借此讨论明清之际的仿古风尚[4]；近年来，许雅惠又从“文王鼎”着手，探讨晚明的古铜器鉴赏[5]。然而概言之，这些既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晚明宫廷与地方社会对“文王鼎”的赏玩。的确，时人安世凤尝言“神庙日大尚文王鼎”[6]，“神庙”即明神宗万历皇帝。

高濂品评铜器，将“飞龙脚文王鼎”定为方鼎的上赏，并提到瓷质的“文王鼎”，“近如新烧文王鼎炉、兽面戟耳彝炉不减定人制法，可用乱真。若周丹泉初烧为佳……”[7]这些讯息，都是“文王鼎”业已流行开来的有力证明。相比之下，除张氏一文略有言及以外，关于“文王鼎”在清代的使用情形，研究者着墨甚少，大都匆匆一笔带过。但实际上，“文王鼎”在有清一代的文化内涵丰富，兼及玩古与复古两端，值得探讨。

古董收藏

董其昌说过，“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又说“骨董，今之玩物也”[8]。古董收藏实在是古器物经常扮演的角色，“文王鼎”自不例外。其作为贵重的收藏品，进入内府。乾隆皇帝曾下令对皇家庋藏的青铜礼器展开整理，跨度长达44年，编纂一系列图谱，所得分别为《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合称“西清四鉴”。“四鉴”共收录11件清宫旧藏“文王鼎”。它们都带有“鲁公作文王尊彝”的铭文，形制俱为方体、平底，足部则不尽相同。一类以图2所示为代表，承袭北宋所见文王鼎夔形扁足的核心特质，正是高濂推崇的“飞龙脚文王鼎”。另一类以图3所示为代表，方体、柱足，与传统形象偏差较大，器铭颇似被“安置在其他不相干的器上”[9]。




❖ 夔足“文王鼎” 《西清古鉴》

得益于容赓、刘雨的鉴定[10]，现今知晓11件“文王鼎”皆系赝品，绝非西周时期的器物——仅从纹饰上，就能看出没有丝毫古意，兽面纹经过变形与重组，已显得活泼散漫。其中2件居然全身光素无纹，颇为奇怪。它们能够在清宫被视为上古孑遗，体现了乾隆时期宫廷的认知水平和观念。“四鉴”的纂修人员在考证中只留意文字，对器物的定名完全“照本宣科”式地服膺于铭文，不在乎造型、纹样的差异。在此必须强调，虽然理所应当将“文王鼎”倾向等同于带有“飞龙脚”者，但也不能排除在清代的认知中，它会呈现方体、柱足的样式，尤其是浮现在清宫档案里的“文王鼎”有仿自后者的可能。

走出宫廷，社会上亦有“文王鼎”收藏。清代成书的笑话集《笑林广记》里，就有一则笑话，说“一人最好古董，有持文王鼎求售者，以百金买之”[11]。笑话的内容往往脍炙人口，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文王鼎”的收藏热度[12]。

乾嘉时期的封疆大吏阮元在为官之余，还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金石学家，“每摩挲一器”，辄“释一铭”，所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载有家藏亚形鲁公鼎、鲁公鼎器铭[13]——鲁公鼎实则“文王鼎”[14]。阮氏称“西清古鉴美备极矣”，考论延续乾隆朝的成说，略作引申而已[15]；道光年间，冯云鹏、冯云兄弟集自家及友达所藏，编辑出版《金石索》一书。书中收录“飞龙脚文王鼎”一件，注曰“得是器，铭款文饰与博古图区同，惟彼器高八寸九分、重十三斤三两为不同耳，彼器于宋元时进入太庙，仲忽被腐儒之谤，其器未必之今尚存，今仿造者甚多，此器犹合古制，且带剥蚀，故录之”[16]。看来，冯氏兄弟此处的见识要比“四鉴”的作者们和阮元都高明，指出仿品较多的现状，说明录入的依据，没有一味鼓吹，态度相对客观。

事实上，在清代中期，已不乏有识之士指摘“文王鼎”的鱼龙混杂。姚元之说收藏家“见鼎之方而古者即指名为文王鼎，恐不免见牛呼戴、见马呼韩矣”[17]，注意归注意，清代对器物真伪与年代的辨识能力终究有限，有为数不少的“文王鼎”纳入收藏序列，有别于那些本就清楚是仿制而予以使用的仿品，它们在当时的身份就是“真品”，凭人鉴藏、把玩，仿品是当代才给予的判定。




❖ “亚形鲁公鼎”器铭




❖ “鲁公鼎”器铭




❖ “文王鼎” 《金石索》

室内陈设

内府之中，不仅有“文王鼎”收藏，还有陈设。当然，陈设与收藏之间边界模糊，都是玩赏之物，角色可以灵活转换，但“古董”的数量毕竟不会过盛，陈设的主力应还是材质多样、专为仿古而作的“文王鼎”。乾隆皇帝就曾命工匠利用和田玉琢制“文王鼎”，并以诗纪之：

商书曾重事师古，苏制每因俗斥今，足四耳双中绳墨，底铭身家效深沉，礼型既已传周鲁，图论何须泥旦禽，覩器设当思作者，如伤敢异视民心。[18]

透过各项宫廷档案，能够发现在乾清宫两侧的昭仁殿[19]与弘德殿[20]，重华宫区域的崇敬殿[21]，宁寿宫区域的养性殿、景福宫[22]、倦勤斋、符望阁[23]，毓庆宫区域的继德堂[24]等地，都确实陈放过铜、玉、翡翠或珐琅等质地的“文王鼎”。它亦进入到紫禁城以外的清代皇家行宫。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盛京保极殿内“描金黑漆琴桌一张”“上设青绿磁釉文王鼎一件（木作盖玉顶）”[25]；乾隆六十年六月，“接得报上寄来信帖，内开五月二十八日将苏州送到青玉文王鼎一件（随配紫檀木座盖、玉顶）”呈览，奉旨“玉文王鼎在热河寝宫内换摆”[26]。

还有很多的“文王鼎”，虽未有准确的陈放地点，但均配有底座，应是用作陈设器，比如：乾隆四年六月，太监毛团交青绿文王鼎一件（随紫檀木盖，嵌玉），后由催总白世秀于本月二十一日“配得座持进”[27]；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太监胡世杰交掐丝珐琅文王鼎一件，传旨“着配文雅座”[28]。




❖ 白玉“文王鼎”




❖ 仿哥釉“文王鼎”




❖ 鎏金“文王鼎”

这些用于陈设的“文王鼎”，可不是毫无实用功能的简单摆件。袁泉认为，宋元以来的仿古鼎彝是燕闲清赏的代表，有插花和蹴香两种实用功能[29]。

根据档案能判断，宫廷里的“文王鼎”大都带盖，不便插花，而现存文物之中，有器盖呈镂空状的，倒合焚香之用。此外，乾隆年间宫廷陈设的“文王鼎”，除了由清宫造办处制作、进呈，应有不少是通过王公大臣贡奉入宫，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果亲王弘等宗亲，刑部尚书阿里衮、直隶总督袁守侗、福州将军新柱等臣僚，都有进献过“文王鼎”，包括铜、玉、珐琅、陶瓷等质地，其中庄亲王所进珐琅“文王鼎”，有“交三和看地方摆设”[30]的记述——对于贡品，皇帝不是照单全收，云贵总督李侍尧、陕西巡抚雅德等人呈递的“文王鼎”就有被驳出[31]。在乾嘉时期的《贡档进单》内，涉及“文王鼎”的内容达到400条以上，下属纷纷献纳，足见皇帝对此类器物的喜爱及其流行程度。




❖ 铜胎掐丝珐琅“文王鼎”




❖ 青铜“文王鼎”

《红楼梦》中有达官显贵家中陈设“文王鼎”的场面。“嬷嬷们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毯，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儿上摆着文王鼎，鼎旁匙、、香盒，右边儿上摆着汝美人觚，里面插着时鲜花草……”鼎旁有匙、、香盒，看来仍是焚香用具。清宫旧藏一件《缂丝人物挂毯》，系乾隆年间苏州为宫廷织作的窗户毯，挂毯的图案内容为岁朝图之属，是一个由近及远渐出景深的画面[32]。画面后方的翘头案上，也设有“文王鼎”和“美人觚”，两者经常搭配使用。




❖ 缂丝人物挂毯

文庙礼器

清代“文王鼎”充当文庙礼器的最早案例，可追溯到乾隆五年刊刻的《莱州府志》，“香炉九，范铜为之，两耳四足，制如文王鼎式，轻重不等，高一尺八寸、纵一尺六寸、横一尺二寸”[33]。而后，它又出现在台郡文庙的祭祀活动中。自乾隆四十年四月起，到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止，蒋元枢任台湾知府。短短三年零两个月间，他推动当地多项公共建设，并修撰图书，图文并茂地展现政绩。其中就包括“修建圣庙”[34]，整饬礼器，“明崇圣，典为至钜，庙廷礼乐诸器，自宜美备，庶足以昭崇敬而肃享祀。查台郡孔庙礼器皆用铅锡，已属质陋，而豆笾簋既非合度，且多未备。元枢谨按阙里制度，自吴中选匠设局，购铜鼓铸，备造礼乐各器，计用铜万余斤，运载来台，敬陈于庙，以昭明备而彰钜典”[35]。礼器内有名为“鼎”者，方体、夔形扁足，具有“文王鼎”的显著特征。




❖ “文王鼎” 《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

乾隆四十四年五月，皇帝“以热河文庙成，特颁内府所藏周时法物十件”“并附以祭器、乐器”[36]。“法物十件”中，便有一件是“文王鼎”，彼时由藏品转作礼器，因被认为年代久远，有西周王者之风，遂超然于热河文庙的一般祭器，后者包括“笾一百八十六、豆一百八十六、四十六、簋四十六、二十四、灯一、鼠头一十八、爵一百三十二”[37]。此后直到清末民初，云南黎县（旧称宁州府）的文庙还在将“文王鼎”用作礼器[38]。

“文王鼎”之所以会充当文庙礼器，与清代帝王的锐意复古有着莫大关系。明代宫廷好用瓷质礼器。洪武二年（1369），礼部奏“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太祖从之[39]。据王光尧的阐释，“除爵的形制和三代青铜彝器的造型吻合外，其余登、二器实则瓷碗，、簋、笾、豆四物则均为瓷盘，尊也就是常见的瓷罐。”[40]清初祭器继续用瓷，乾隆皇帝追忆“我朝坛庙，陈设祭器，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雍正皇帝时有所更张，把曲阜孔庙的祭器易“瓷”以“铜”，“考按经典，范铜为器，颁之阙里，俾为世守，曾宣示廷臣，穆然见古先遗则”[41]。

乾隆皇帝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礼器变革，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他发布谕旨，“朕思坛庙祭品，既遵用古名，则祭器自应悉仿古制，一体更正，以备隆仪，著大学士会同该部，稽核经图，审其名物度数，制作款式，折衷至当，详议绘图以闻，朕将亲为审定，敕所司敬谨制造，用光祀，称朕意焉。”[42]刘璐认为，“这次对祭器的变革，为日后形成《礼器图》奠定了第一轮基础。”[43]《礼器图》即《皇朝礼器图式》，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弘历撰写御制序言重申“前代以碗盘充数，朕则依古改之”[44]。

余论

显然，就清代的情势而言，“文王鼎”的范围异常宽泛。形制、铭文俱服膺于《宣和博古图》所录原件的“文王鼎”，和铭同形异的“文王鼎”，都为“西清四鉴”所认证，无需赘言。从清宫档案及留存到今的文物资料来看，“文王鼎”的材质多样，已是一类特定款式，堪称标志性的视觉符号。它如此出挑，以至于在清宫的建筑装修中也可见其形象。更有甚者，《西清古鉴》收有一件方体、夔形扁足的“晋姜鼎”，“容表定伪，仿宋”，刘雨断“铭文晚，器形早”[45]，铭文与《宣和博古图》的晋姜鼎相差无几，形制则风马牛不相及，有理由怀疑它捏合了文王鼎的外形轮廓和晋姜鼎的铭文，是为求奇货可居的矫揉造作之物。




❖ 重华宫博古纹屏风所见“文王鼎”




❖ 晋姜鼎及铭文 《宣和博古图》




❖ “晋姜鼎”及铭文 《西清古鉴》

那么“文王鼎”本身何以备受青睐呢？张临生说“国人收藏古铜器向来偏爱具铭款者”，而“文王方鼎”的“款铭长短适中，铭文中无佶屈聱牙词汇，字字能解，成篇易通读”，更使它“受到好古者的青睐”“仿古者一则因铭短易铸，再则名气大易销售”[46]。后来，许雅惠对于“文王鼎”受到青睐的原因作了“内容涉及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一点补充，即儒家道统谱系里的两位圣贤——周文王与周公旦。两家聚焦器铭，微言大义，着实不误，只是都忽视了器体形状的因素。夔形扁足鼎本就较为罕见，多出现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况且又是方鼎的制式，相比其他诸型，辨识度极高。

至于“文王鼎”于清代所反映的玩古与复古，其实殊途同归，都有尚古的基调。复古自不必说，着重来谈谈玩古。乾隆皇帝在《西清古鉴》的开篇便指出了“宣和博古一图播在艺苑，继之者有吕氏考古图，而外此纪载寂寥”的状况，即在《宣和博古图》《考古图》之后，少有对古物形制与款识的全面著录，于是他“爰命尚书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率同内廷翰林仿博古图遗式，精绘形模，备摹款识，为西清古鉴一编，以游艺之余功，寄鉴古之远思。”[47]《西清古鉴》直承宋代的金石学著述，终清代一世，同类著作迭出，还有效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体例者，专门节录文字[48]。

因此“文王鼎”在清代以藏品的身份受到著录，这就是一种尚古的表现；而在《咏和田玉仿文王鼎》的诗文注解中，乾隆皇帝更吐露道：“向来苏州玉工每得玉材，相其形质竞出新样而不知其益入于俗，近颇斥之。此器命玉工一依西清古鉴内文王鼎式琢成，形方而双耳四足，通体饕餮象在雷纹中，及底镌铭词云鲁公作文王尊彝，庶几不违师古。”[49]同样是对一件和田玉质的仿古器，他盛赞“不教俗手为新样，玩物仍存师古情。”[50]乾隆所抨击的“新样”，大略是指彼时蔚然成风的苏、扬玉器，多加刻镂、装饰繁琐、炫耀奇巧、缺乏精纯质感、过于迁就材质、强调技术[51]。为了纠正时弊，面对流俗的“新样”，他主张即便玩赏，也要以古为师，这不正是尚古的态度么？

曾经频频跃然纸上的“文王鼎”，如今却籍籍无名，大概是仿品横行而原器无踪的缘故。不论何时，判定真伪都是青铜器研究的前提条件，20世纪以来，得益于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对器物的分期断代能力得到飞速提升，很多器物经历了由“真”入“伪”的过程。身为伪器，仿品注定黯然失色。可仿品诚伪，并不代表毫无研究价值。今人眼中的仿品，也许是过去的至宝。

注释：

[1] [元]脱脱等《宋史》纪第1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宋]王黼等《重修宣和博古图》卷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 张临生《文王方鼎与仲驹父簋》，《故宫学术季刊》第15卷第1期，1997。

[4] 李珉玉《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的仿古风》，台北“故宫博物院”，2003。

[5] 许雅惠《新旧与雅俗——晚明的古铜器鉴赏》，《故宫文物月刊》，总第414期。

[6] [明]安世凤《墨林快事》卷1，清钞本。

[7] [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牋》卷1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明]董其昌《骨董十三说》，民国刻静园丛书本。

[10] 容赓《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1929年第5期；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

[11] [清]游戏主人《笑林广记》，清乾隆刻本。

[12] 周作人指出《笑林广记》是由明代冯梦龙的《笑府》改编而成。参见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选》，北新书局，1933，第13页。即便这则笑话来自明代，撷入书中，也能说明叙述的情境亦为时人所熟知。

[13] 陈介祺已断定，阮书中的鲁公鼎、亚形鲁公鼎二器，属以伪作周。参见[清]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簠斋鉴古与传古》，文物出版社，2004。

[14] 文王鼎，《宣和博古图》载鼎铭七字曰“鲁公作文王尊彝”，薛尚功《钟鼎款识》载鲁公鼎铭同，盖即博古之文王鼎也。参见[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清光绪十九年姚虞卿刻本。由此可知，“鲁公鼎”一称实自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而起

[15] [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4，嘉庆九年刊本。

[16] [清]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金索一，双桐书屋藏板，清道光十六年跋刊。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0册，人民出版社，2015。

[18][19] [清]爱新觉罗·弘历《咏和田玉仿文王鼎》，《乾隆御制诗五集》卷80。

[20] 米赛红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6册，第388页。

[21] 米赛红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14册，第840页。

[22] 米赛红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20册，第646页，第26册，第519页。

[23]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编》，第一册，卷6。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铁源陶瓷研究院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29，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

[25]《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1册。

[26]《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55册。

[27]《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8册。

[28]《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6册。

[29] 袁泉《稽古作新：宋以降鼎形容器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河南博物院编《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大象出版社，2013。

[30]《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6，第287页。

[31]《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15，卷16。

[32] 扬之水《乾隆趣味：宁寿宫花园玉粹轩明间西壁通景画的解读》，《紫禁城》2014年第6期。

[33] 除铜质“文王鼎”外，莱州府的献爵、铏、簋等文庙祭器，也是“范铜为之”。见[清]严有禧纂修《莱州府志》卷4，清乾隆五年刻本。

[34]《皇清诰授朝议大夫台湾府知府香岩蒋君墓志铭》，江苏省常熟市博物馆藏。转引自李峰《清台湾府知府蒋元枢墓志铭文与史事订补》，《文物天地》2010年第5期。

[35] [清]蒋元枢原修、洪安全文字撰述《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台北故宫博物院，2007。

[36][37] [清]和珅《钦定热河志》卷7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黎县旧志》不分卷，民国五年铅印本。

[39]《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44，洪武二年八月。

[40] 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

[41][42]《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十三年正月上。《大清会典事例》则将旨意发布的时间记为乾隆十二年，见《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334。

[43] 刘璐《一部规范清代社会成员行为的图谱——有关〈皇朝礼器图式〉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

[44] 蒋溥等纂修《皇朝礼器图式》御制序，清乾隆时期武英殿刊本。

[45][46] 刘雨《乾隆四鉴赏综理表》，中华尚书，1989，第28页。

[47] [清]梁诗正等《西清古鉴》，清内府刊本。

[48] 容赓《清代吉金书籍述评（上）》，《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容赓《清代吉金书籍述评（下）》，《学术研究》1962年第3期。

[49][50]《咏和田玉龙尾觥》，《御制诗四集》卷92。

[51] 张丽端《乾隆朝“仿古”“画意”及“新样”玉器研究》，《宫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画意玉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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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三=====红楼为谁梦？【红楼九毒组合+】
https://7236taiji.cn/forum.php?m ... 39175&fromuid=1
(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红楼九毒组合

一、王夫人&贾政

二、李纨&贾兰

三、花袭人&麝月

四、贾雨村&林如海

五、薛宝钗&薛姨妈

六、赵姨娘&贾环

七、贾蔷&贾芹

八、夏金桂&宝蟾

九、贾赦&秋桐

admin

《红楼梦》冷子兴的出场有什么深意？





冷子兴做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能成为贾家陪房的一个女婿，而且对贾家及其他三大家族以及甄家的家族历史了如指掌，而且遇到贾雨村时他便献计让贾雨村央求林如海。…显示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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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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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见的原因是文字游戏，取冷眼旁观之意。用文字游戏寄托意趣是红楼梦常用的手法，这里不展开叙述了。

除此以外，以冷子兴的口吻介绍荣国府，还是一种叙述手法。倘若直接介绍贾家二府情况，进行背景描写，就会显得文字呆板，缺乏趣味。在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首先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这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也把作者文笔的优劣处体现的淋漓尽致。

小说第一章是对故事主要场景——伏盖公寓所进行的巨细靡遗的描写，这让故事的发生显得特别物质、现实、具社会纪实色彩，同时读起来也缺乏趣味。

给读者的感觉，像读菜单一样，而不是故事的一部分——虽然它明明是极重要的一部分。

兹录开头一段：

公寓侧面靠街，前面靠小花园，屋子跟圣-日内维新组成直角。屋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公尺；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砂子铺的小路，两旁有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二色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上面钉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宿舍；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临街的栅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在栅门上张望，可以看到小路那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大概是本区画家的手笔。神龛内画着一个爱神像：浑身斑驳的釉彩，一般喜欢象征的鉴赏家可能认做爱情病的标记，那是在邻近的街坊上就可医治的。神像座子上模糊的铭文，令人想起雕像的年代，服尔德在一七七七年上回到巴黎大受欢迎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现在是，曾经是，或者将来是。

这只是其中的一段。坦白说，描写的并不差，你甚至可以从中咂摸到叙述者的语气、口吻，然而当一大章文字全是这种平铺直叙的交代时，大部分读者都会望而却步。即便就文学性角度而言，其拖沓、繁冗，也很难说是什么优点，而更像是自然主义的弊病。

如果红楼梦对贾府的成员、历史、以及社会关系进行如上的巨细靡遗的描写，其可读性也将大打折扣，甚至于比“伏盖公寓”一章更难卒读。

海明威作为一个极度有创作自觉的作者，对于那种摄影机式的描写就不太耐烦。然而他也是要塑造一个极具现实感、具有说服力的世界啊，那么也要进行环境描写啊。

你看海明威是怎么做的。看《丧钟为谁而鸣》：

他匍匐在树林里褐色的、积着一层松针的地上，交叉的手臂支着下颚；在高高的上空，风在松树梢上呼啸而过。他俯躺着的山坡坡度不大，再往下却很陡峭，他看得到黑色的柏油路蜿蜒穿过山口。沿柏油路有条小河，山口远处的河边有家锯木厂，拦水坝的泄水灾夏天的阳光下泛着白光。

海明威也是需要环境细节的。他是怎么做呢？

借助人物视角，让人物去“看”。

如此以来，本来必要却难免枯燥的环境描写，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文字有了速度感，“看”这一主观性动作赋予了环境描写一种戏剧性。

读起来不那么可憎了。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与此类似。这样一个设定，让交代贾家社会关系及环境背景，变成了故事内人物清谈而引出的豪门掌故，变得好玩了，变成了一种谈资。

这种清谈之风，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正如猜灯谜、办诗社一般，是一种很现实的风雅。

另一方面，以人物而谈人物，则叙述者仍旧高高在上，不用亲自插手到故事中去，这就避免了编造夸口之嫌。

对一个文学读者来说，没人想听雨果长篇大论地讲巴黎的下水道，我们顶多是原谅他作为一个游子的故乡之思，但是听八卦清谈就不一样了。

八卦具有戏剧性，主观性，可以满足人的窥私欲，同时又不因为叙述者宣称绝对权威而连带着对叙述内容感到反感——

当巴尔扎克讲伏盖公寓的时候，你不得不接受那就是唯一的伏盖公寓；当海明威讲山间锯木厂的时候，他率先就承认那只是一个视角的视界，是可以商榷的，换个人物换个视角，可能锯木厂就是另外一种风貌；而当冷子兴演说荣府的时候，不等你质疑，人家自己就先让步，承认自己只是“说着别人闲话”了。

公众号：凯鹅


编辑于 2019-03-2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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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敦

林小敦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学无止境 不可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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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子兴，冷，我个人认为有两层含义。

第一，冷，原文中提到的，冷眼人。说的是冷眼旁观的意思，观看世间繁华兴衰，别忘了，冷子兴是古董商人，看古董的人，眼里是看透了已逝繁华的历史的人。冷子兴以看古董之眼，以辨真假（甄贾）看贾府兴衰。或者这是另一层深意，与后文的“纵是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相对应，终是要成为历史的。（曹雪芹你不服不行，我告诉你，笔锋之狠）这是外在往里看。

第二，冷子兴之冷我个人认为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内在含蓄。

（未完待续，吃个饭有空更）


编辑于 2019-03-22 08:43

admin

天破惊石系列之三=====红楼为谁梦？【洪昇+不负自创北曲+】
https://7236taiji.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75&fromuid=1
(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论《红楼梦》中的昆曲元素  

2022-04-11 08:30  




论《红楼梦》中的昆曲元素

作者：王华东

我和红友至真斋主（肖文林）先生常在微信上交流。有一天他问我：《葬花吟》诗句：“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平平平仄平，后一句肯定出律了。如果按照吴语发音如何？”我用上海话念了一下，应该是“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平”，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按照平水韵，“明年闺中知有谁，平平平平平仄平”，7个字有6个平，出现了“孤仄”，这和“孤平 ”一样，是作诗的大忌，是会被笑话的。老肖也说：“虽然歌行对平仄要求不严，可是也不能一溜都是一种发音吧，古风也不能犯孤平，孤仄也是一样 ，那样很缺乏美感，高手绝不会犯这样的错，只能用吴语入韵来解释。”我忽然想到，有可能是写惯昆曲的人写的，葬花吟是可以唱的，跟诗不同，像唱词，当时最流行的就是用吴语的昆曲。我的想法得到了老肖的认可，并提议对《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做进一步的研究。老肖接着又找到了《葬花吟》中的一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显然是孤平。而用吴语来念不会出现孤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平平平仄平。



土默热老师曾经指出，《红楼梦》是以戏剧手法创作的小说。明末清初，昆曲大行其道，出现了一大批昆曲传奇的作家作品。昆曲是宋元南戏的变种，其唱白以雅为特色，强调缠绵绮靡，特别适于表现才子佳人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里有许多《长生殿》元素，《红楼梦》与《四婵娟》有很多相似点，都可以使我们想到，《红楼梦》的作者可能是洪昇，《葬花吟》很可能是这位昆曲高手的杰作。

从对文本的文学解析，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个想法，《红楼梦》作者必定是一位戏曲行家。如第五回，警幻道：“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这十二支曲都是有词牌的，拿到手上就能唱的，没有系统学过音律的人编不出来。再如第十八回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豪宴》《乞巧》《仙缘》《离魂》，第二十二回的《西游记》《刘二当衣》《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第五十三回的唱《西楼·楼会》等等，书中讲到《西厢记》《牡丹亭》以及随时引用的剧情、唱词就更多了。明末清初有戏曲作品问世的名人不少，如李渔、吴梅村、冒辟疆、曹寅等等，而名头最响的是“南洪北孔”的洪昇和孔尚任。书中“乞巧”一出很可能就是出自《长生殿》。第二十一回庚辰眉批：“此等章法是在戏场上得来，一笑。畸笏。”

本人有一年在吴雪松家看到孙郁在康熙十年创作的两个戏曲的影印本，一个是《天宝曲史》，封面署名“天宝曲史上卷 苏门啸侣填词 芹溪居士较订”；另一本是“新编双鱼佩传奇上卷 魏博雪崖啸侣手著 沙麓芹溪居士评较”。

土默热老师也有这方面的考证文章。正如土默热老师考证的，魏博、天雄、魏州都是大名府的别称，剧作家孙郁正是天雄人；沙麓是附近的一个地名，洪昇曾经寄居于此。洪昇的《魏州杂诗八首》有两首提到了“沙麓”。

王丽梅老师著《洪昇研究》的“洪昇大事年表”中有记载：康熙九年“往游天雄”。正是孙郁两个戏本发布的前一年。

我看到芹溪评校的孙郁两个戏本中有二十多条评语，与戏曲创作有关，有几条是“此曲藏八音”“ 二曲从新谱”“系杂调”等等，尤其有好几处写的都是“与南曲不同”， “与南曲不同”。显然，芹溪是创作南曲的高手，自然了解南曲、北曲的区别，他评校的显然是北曲。

由此引起了我对昆曲的兴趣。据了解，南曲是宋元时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大都源于唐宋大曲及当时的一些南方民间曲调，盛行于元、明。用韵以南方（江浙一带）语音为准，有平上去入四声，以箫笛伴奏。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都以南曲为主。

北曲，则是宋元时期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同南曲相对，大都渊源于唐宋大曲、宋词、诸宫调和北方民间曲调，并吸收了金元民族的音乐综合发展而成。用韵以中州韵为准，无入声，用弦乐器伴奏。元杂剧基本都用北曲，也有少量南曲。明代以后，杂剧开始吸收南曲音乐，后来明清传奇中也兼用北曲。北曲杂剧的某些剧目、曲调及演唱形式为明清时期的昆曲所继承，昆曲中形成南北合流的局面。《红楼梦》第五回“红楼梦曲”批语中有甲戌本眉批：“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另一条：“悲壮之极，北曲中不能多得”。可见“红楼梦曲”是北曲，而且有“自创北曲”。而“葬花吟”从平仄上看，应该是用吴语的南曲，何况接连几个“侬”字，符合姑苏人林黛玉的身份。唱词中多数是七字一句，其中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一句中，“却不道”三字是昆曲中常用的“衬字”。

其实，昆曲《长生殿》里也有不少北曲，如第二十四出《惊变》中，用北曲的【北中吕·粉蝶儿】曲牌，曲调高旷明爽，表达出唐明皇和杨玉环二人面对秋日美景万分欢愉的心情。又如《弹词》一出中，李龟年唱的《转调货郎儿》九支曲子就是北曲，悲伤感叹，情真意切，感动了无数观众。经研究，《长生殿》使用的北曲有关汉卿在《单刀会》里使用过的【双调·新水令】【驻马听】，《窦娥冤》里用过的【正宫·端正好】、【滚绣球】；有白朴《梧桐雨》中用过的【胜葫芦】【醉扶归】；有王实甫《西厢记》里用过的【元和令】【混江龙】【上小楼】【小桃红】，而且也使用了【天净沙】【调笑令】【秃厮儿】三曲联用形式以及【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脱布衫】四曲联用，得异曲同工之妙。此外《长生殿》还用了【朝天子】【山坡羊】【醉太平】【水仙子】【快活三】【四边静】【耍孩儿】【普天乐】等等北曲，弥补了南曲的不足，极好地达到了剧情的感染力，造成当时家家吟唱“不提防”（《弹词》中唱词）的盛况。因此，大量采用南北曲合套的昆曲《长生殿》，被专家称为南北合套艺术的极致作品。

《红楼梦》中的戏剧场面很多，不胜枚举，令众多红迷印象深刻。而明末清初时期，北曲为主的元曲已经式微，南北合曲的昆曲正大行其道，《长生殿》和《桃花扇》正公认为达到高峰。从批语说的《红楼梦曲》“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那作者一定是南曲北曲熟练运用的昆曲高手，直接指向了洪昇。

人们以小说的眼光、诗词的眼光，还要以戏剧的眼光来读《红楼梦》，使我们能更好地读懂这部伟大的著作，这正是我们下力气深入研究的最大目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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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解读“自创北曲”，还原作者本来面目                     
2021-02-08 08:30                     来源:                                                     佚名                                                         
           

原标题：正确解读“自创北曲”，还原作者本来面目

正确解读“自创北曲”，还原作者本来面目

作者：姬健康

红学研究百多年来其核心及重大课题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红学疑案也没有取得任何令人信服的解答。主流红学家们总是把敦氏兄弟、永忠或袁枚等人的相关记载作为“铁证”挂在嘴边，以此抵御所有对“曹雪芹”著作权的挑战。但是这些“铁证”在实际使用中常常自相矛盾，互有抵触，不能自圆其说，受到学界及民间的质疑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造成红学界如此“乱象”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方法问题；具体点说，就是红学研究，我们到底是采用以史料记载为主导、所有解析为主导服务的方法？还是采用以文化解析为主轴、再辅之以史料记载的方法？事实充分证明，前一种方法已经将红学研究带入了死胡同，处处碰壁，无路可走；而后一种方法，即文化解析为主的方法正日益显示它的勃勃生机，给红学研究带来无限的光明，前程似锦。

本篇即采用“文化解析为主，史料记载为辅”的方法，再一次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昭告天下：《红楼梦》与《长生殿》是孪生姐妹，是双子星座，它们有一位共同的父亲：中国戏曲史上最伟大的巨匠——洪昇！
《红楼梦》以大量文字、细节、故事以及脂批提示我们，作者都是一个熟悉并创作戏曲的高手，为节省时间，这里无需一一举例。可是有关“曹雪芹”的记载中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证明他与戏曲创作有关，只有他“爷爷”曹寅曾有戏曲作品遗世，以爷证孙，用遗传学来探讨学术问题，恐怕也是“曹学”一大发明，是没有逻辑关系和说服力的。况且写作《红楼梦》时“曹雪芹”才二十多岁，在戏曲界已游刃有余，也只能用“天才”来糊弄天下。

相对写诗作文，戏曲创作是门专业知识含量更高的技术活，必须得弄通弄懂戏曲创作的门道和规律，诸如曲牌、声腔、韵调等等，其中有诸多严格的限止，非一朝一夕可以操弄。如果要达到一定的创新和高度，更是需长年累月的创作实践和浸润其间。《红楼梦》第五回写了一段首尾呼应、相对完整的曲子《红楼梦十二支曲》，看似简单，然而，非行家里手难以成曲。何以为证？整首曲子中，脂砚有多处批语与戏曲创作直接有关，如“翻厌近之传奇中必用开场副末等套”，其中两句与作者相涉，分别是：
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
悲壮之极，北曲中不能多得。
从这两行批语中，两次提到北曲，可见批者对“北曲”印象之深。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两个方面信息：（1）评批者与作者关系非同一般，深知他的创作活动和写作特长；（2）作者一定善于写戏，并有戏曲作品行世，不然何来“自创”一说？如果照主流红学认定的“曹雪芹”，评批者自然与其熟识，他更应该提起曹的诗词创作或教人如何扎风筝，哪来“自创北曲”一说？

何谓“北曲”？又如何正确解读“自创北曲”？笔者非戏曲中人，但为了把问题搞清楚，便搜罗来一批相关书籍，潜心学习了一番，说实话还只是了解了一些皮毛。现将从书中自学来的一些古典戏曲基本知识在这里向有兴趣的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
中国古典戏曲以地域划分，宋元时长江以南（或淮河以南）的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统称为“南曲”，具体到戏曲形式就叫“南戏传奇”，故事情节较完整，每本戏少则一、二十出，多则四、五十出，所以宋元南戏、明清传奇都以南曲为主；相对应，北方的就统称为“北曲”，戏曲形式则叫“北曲杂剧”，以一本四折戏为主，也有个别多本多折的演绎一个情节过长的戏，元杂剧都用北曲。南北曲大都源于唐宋大曲、宋词、鼓子词、转踏、诸宫调等，必不可少的还有民间曲调。南曲用韵以南方（江浙一带）语音为准，有平上去入四声；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婉转，以箫笛等伴奏。北曲用韵以中州韵为准，无入声；音乐用七声音阶，声调遒劲朴实，以弹拨乐器伴奏。最初南北曲的曲牌不能出现于同一套曲内。南北曲之间是有诸多差别的，举凡音阶、读字、韵调、词曲关系、旋法特点、唱法特点、剧目特点（北曲多演武戏，南曲多演文戏）等等都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南北曲在发展、演变、交汇的过程中，有些成规被逐渐打破，如曲牌的互相引用，以丰富、增强表演的感染力，已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看到这儿，“门外汉”如我的朋友们对“北曲”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又如何完整理解“自创北曲”这句话呢？我们知道，中国戏曲源远流长，远古时期的歌舞已经有了戏曲的萌芽，汉代出现了颇具表演成份的“角抵戏”，唐代则有以滑稽表演为特点的“参军戏”，到了宋代，专为表演建造的“勾栏瓦舍”已在民间市井普遍存在，戏曲的发展已成规模，再到元代，戏曲表演形式已完全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到戏曲创作者和表演者，谁也不能指定是哪一个人发明了“南曲”或“北曲”。虽有个别代表性人物，在一定的时期内他们是起了推动和激励的作用，但谁也无法证明是某人发明了“某曲”，就像诗歌和小说一样，是人类在长期的文化活动中逐渐产生、定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自创北曲”，不能理解为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发明创造了“北曲”，而是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据此，对于脂批“不负自创北曲”这句话，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人才有资格可以准确诠释其真正的含义：第一，作者必须是位写戏的行家里手和戏曲活动家，只有长期的戏曲写作实践才谈得上“创”这个字，不然一个门外汉瞎编乱造，一夜之间发明了一种新曲，这只能是“曹雪芹”天才论的异端邪说；第二，这位作者平时一定是习惯于以“南戏传奇”创作为主，同时也熟悉“北曲杂剧”，因为天天写“北曲杂剧”的人又自创了“北曲”是说不通的，纵观清代杂剧家也不见有类似“自创”者；第三，这位作者必定在戏曲创作上获得极大成功，并有创新之举（尤其是在运用“北曲”时有独到、创新之处），得到当时业界和评论家的普遍赞誉和肯定。我们查遍“曹雪芹”时代之前的清朝戏曲家，只有一人可以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他就是清代最伟大的戏曲家洪昇。

洪昇画像
首先，洪昇是个多产戏曲家是无须赘述的，据史料记载他撰有四十余部戏曲著作，流传下来的虽只有《长生殿》和《四婵娟》两种本子，但“南洪北孔”的声誉将其带至中国戏曲史和文学史的最高峰是不争的事实。其次，洪昇的戏曲创作主要是传奇，虽有一部《四婵娟》属杂剧，但足以证明他对“北曲”同样熟悉和运用自如。本文着重谈一谈最后一点，就是学界对洪昇及其《长生殿》在中国戏曲史和文化史上所作的贡献及其创新的评价，也就是如何准确解读“自创北曲”。洪昇虽然著有几十部戏曲作品，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和影响力的主要是传奇《长生殿》。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生殿》一经问世，朝野轰动，南北传唱，以至于形成“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不提防”乃《长生殿》唱词）这样的俗谚在民间流传。“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费，较之御赏且数倍。” 徐珂在《清类稗钞•戏剧类》这样记载道。我们先看当时学者们的评价：

所作《长生殿》传奇，三易稿而后付梨园演习，匪直曲律之精而已。（《长生殿》朱彝尊序）
故其文字有意于立句，句有意以连章，章有意以成篇；篇而章，章而句，句而字，累累乎端如贯珠。故其音悠扬婉转而出于歌者之喉，听者但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长生殿》朱襄序）
余以为是名下士也，置案头三日不翻阅。偶朝起，俟水洗面，呆立案左，随手掀“定情”篇读之，不觉神为所摄。......不自知其拍案呼曰：昉思，其耐庵后身耶？实甫、临川后身耶？（《长生殿》王廷谟序）
或用虚笔，或用反笔，或用侧笔、闲笔，错落出之，以写两人生死情深，各极其致。易名曰《长生殿》。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若夫措词协律，精严变化，有未易窥测者。自古作者大难，赏音亦复不易。试杂此剧于元人之间，直可并驾仁甫，俯视赤水。彼《惊鸿》者流，又乌足云！（《长生殿》徐麟序）
昉思句精字研，罔不谐叶。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畜家乐者攒笔竞写，转相教习。优伶能是，升价什佰。（《长生殿》吴舒凫序）
今读稗畦先生《长生殿》院本，事与曩符，意随义异。声传水际，渊鱼听而耸鳞；响遏云端，皋禽闻而振羽。曲调之工，畴能方驾。（《长生殿》汪熷序）
洪君昉思好为词，以四门弟子遨游京师。......自散套、杂剧以至院本，每用之作长安往来歌咏酬赠之具。......相传应庄亲王世子之请，取唐人《长恨歌》作《长生殿》院本。一时勾栏多演之。（《长生殿》毛奇龄序）
钱塘洪子昉思，素以填词擅场。流寓青门，尝取开元天宝遗事谱成院本，名《长生殿》。一时梨园子弟，传相搬演。关目即巧，装饰复新，观者睹墙，莫不俯仰称善。......今得洪子一笔挥写，妙绝淋漓。假使妃子有灵，生既遇太白于前，死复逅昉思于后，两人知己，可不恨矣。安知不酌葡萄、敛绣巾，笑领歌意，为清平调之续乎？（《长生殿》尤侗序）
《长生殿》一剧，梅窃附桓谭论太玄之例，决其必传无疑也。......此剧之作，其亦碎琴之微意欤？世之人争演之，徒以法曲相赏，且将因填词而掩其诗文之名。（《长生殿》吴作梅跋）
洪子昉思，少工五七言诗，而以余波绮丽，溢为填词。为杂剧、院本，一时乐人争唱之。......《长生殿》传奇，非但藻思妍辞，远接实甫，近追义仍；而宾白科目，具入元人阃奥。（《长生殿》王晫跋）
以上文字是与洪昇同时代的名人学子给《长生殿》所作的序跋，赞誉激赏，溢于言表，同时还记录了业界搬演此剧的盛况，怎一个“争”字了得。“渊鱼听而耸鳞”“皋禽闻而振羽”，这不是声音“大”才能产生的效果，而是“美”，是对《长生殿》美妙的曲调最生动、最贴切的比喻。《长生殿》对后来中国戏曲发展的影响力是深远而巨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阶段，戏曲界和学术界对《长生殿》的评价都是称颂有加，直到今天，还是被业界认为是后无来者的戏曲典范，难以超越。以下摘录几段最具代表性的评价：
（洪昇）撰《长生殿》杂剧，荟萃唐人诸说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温、李数家词句。又刺取古今剧部中繁丽色段以润色之，遂为近代曲家第一。（焦循《剧说》）
钱塘洪防思撰《长生殿》，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以绝好题目，做绝大文章，学人才人，一齐俯首。自有此曲，毋论《惊鸿》《彩毫》空惭形秽。即白仁甫《秋夜梧桐雨》亦不能稳占元人词坛一席矣。（梁廷柟《藤花亭曲话》）
余谓古今传奇，词采、结构、排场并胜，而又宫调合律、宾白工整，众美悉具，一无可议者，莫过于《长生殿》。（王季烈《螾庐曲谈》）
至于音律，更无遗憾，平仄务头，无一不和律，集曲犯调，无一不合格，此又非寻常科诨家所能企及者。（吴梅《长生殿》跋）
《长生殿》至今，百余年来，歌场舞榭,流播如新。每当酒澜灯灺之时，观者如至玉帝所，听奏《钧天》法曲，在玉树金蝉之外......（梁廷柟《藤花亭曲话》）
至于传奇，无虑汗牛充栋，然文律并美者，当以《长生殿》为第一。通部句法、四声、排场，毫无舛误，且不复用一曲牌（同折者不论）；所用无不妥帖，可谓体大思精之作矣。（许之衡《曲律易知》）
人们都知道中国古典戏曲史上有著名的“南洪北孔”之称，乍看，洪稗畦与孔东塘齐名，但就其艺术成就来说，学界一致认为洪在孔之上，下面摘录近代曲学大师吴梅的一段话来说明问题：
南洪北孔，名震一时，而律以词范，则稗畦能集大成，非东塘所及也。（吴梅《中国戏曲概论》）
学界对洪昇及其《长生殿》的评价近乎完美，王季烈称“无懈可击”，吴梅称“尚无纰缪”，第一、巨擘，几无辞矣。
笔者不厌其烦地摘抄以上这些前人对洪昇及其《长生殿》的评价，是为了向广大读者征询一个问题：《长生殿》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评价？它到底好在哪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长生殿》除了它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外（诸如史料的撷取、神话的演绎、词语的精炼以及布局、双线结构的写法等技艺上的独特创新，学界多有定评，在此略去），最重要、最值得称道、对后世戏曲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它在曲调上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北曲”的借鉴和引用。我们知道，《长生殿》毫无疑问是属南曲传奇，按通常写法是以“南曲”为主，并受南曲曲牌和用韵的限止。可是，《长生殿》问世后，学界关注和称道的却是洪昇对北曲的创新运用。我们先来分析“自创北曲”四字，“自”和“北曲”都是比较死板的名称代词，而“创”是表示鲜活的动词，“创”字含“创新”“创造”“创立”之意；清代梁廷柟说“流播如新”，王季烈说：“长生殿全本五十折，其选择宫调、分配角色、布置剧情，务使离合悲欢，错综参伍；搬演者无劳逸不均之感，观听者觉层出不穷之妙。”没有“创”，何来“新”？何来“妙”？

现代学者、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戴平说：
这出戏采取多侧面、多视觉、多声部的艺术表现手法，是洪昇对传奇结构的创造性的发展。（《千古情缘——<长生殿>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二）
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傅雪漪说：
《弹词》一折，......它结合剧情内容文词，在音乐上发挥了移位、增减、调性变化、节奏变化、排比等手法，对曲调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是北曲中罕见的一套集曲。......
《长生殿》中曲牌的运用，除上述的充分发挥原曲牌特色之外，还更进一步根据内容的需要，采取了“集曲”的手法，对曲调进行发展创新。（《戏曲研究》第10辑《千秋一曲舞霓裳——谈<长生殿>在音乐方面的成就》）
两位教授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意思的词：创造、创新。这个“创新”最主要就是体现在对“北曲”的引用上。有意思的是，上海艺术研究所著名学者李晓在他的论文《<长生殿>南北合套的艺术》开首有如下一段文字：
胡忌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我说要多研究《长生殿》的音律成果，他在《长生殿》北曲的研究上有很精深的见解。
岂止是胡忌先生，打开研究《长生殿》曲律的文章，谁也逃不掉洪昇对北曲在《长生殿》里成功运用的赏读，不管是书籍和网上文章，随便翻翻就有。胡忌先生是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学人、戏曲史家，他多次叮嘱李晓要研究《长生殿》的北曲，对一部南曲传奇却专注于其中的“北曲”，不是很耐人寻味吗？胡忌先生自己就撰有《独占鳌头——<长生殿>中北曲的魅力》一文，对《长生殿》中北曲的成就作了精深的阐述，限于篇幅，本文只摘其一小段：
根据上表（文内列有一张详表——笔者注），可知《长生殿》使用北曲有三种形式，即用全套北曲（计七套），南北合套（计三套），北曲带过（一组四曲），它们被安插在十一出戏中。这其间虽然用了双调、仙吕宫、越调各两次，但曲牌无一相同，这是全剧统一的精致之处。（全剧五十出，共用五百支曲，无一重出。）但如此还远不能称誉为“独占鳌头”。现分“文本”“谱曲”加以论述之。
胡忌、李晓、傅雪漪等学者的文章中都有对以上列出的这些涉及北曲的戏予以详尽地解析文字，限于其专业性，本文不再摘录，只转贴网上署名“李玫”的一篇专述《长生殿》第三十八出戏（也是《红楼梦》里凤姐点到的那出著名的折子戏）《弹词》的个别段落如下：
《弹词》共12支曲子。除了第一首【南吕一枝花】和第二首【梁州第七】以及最后一支【尾】，其他九支为【转调货郎儿】，这就是著名的【九转货郎儿】。这个北曲套曲(笔者按：同一调式的若干支曲子按一定的规则连在一起称为套曲)之所以广为人知，应该归功于《弹词》的经久传唱。
《弹词》的音乐之所以让人觉得特别好听，概括说来大体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九转货郎儿】的表现技巧很特殊，这特殊之处有两点：一，它改变了套曲的押韵规则。按照套曲的押韵规则，一个套曲里的若干首曲词要押同一韵脚，不能换韵。可是【九转货郎儿】例外，其中每首曲词各押一韵。二，它改变了曲牌的格式。通常，一个曲牌就像一首歌曲，曲调是大体固定的，相应歌词的句式也相对固定。可是【九转货郎儿】不同，除【一转】用【货郎儿】本调、不加以改变外，其余8首曲子，中间都插入本宫调（笔者按：宫调即调式)。别的曲牌或其他宫调的曲牌的乐句，常常运用转调的手法，也就是说，一首曲调中镶嵌几句其他曲牌的乐句和词句。这样做的结果是，曲词的句式和韵律、音乐的旋律和节奏，都变得非常丰富——旋律高下起伏、快慢相间，变化频繁，听起来时而婉转悠扬，时而节奏明快，可自如地传达多种情绪和情感。也正因为这样，创作和演唱的难度都大大增加。
《弹词》让人觉得好听的第二个原因是，它是北曲套曲。北曲在元代发展成艺术水平很高的戏曲声腔。明代中期，北曲开始衰落。当时的文人留下许多文字，表达他们对北曲消亡的担心和痛心，从中可以知道北曲在作曲及歌唱技巧方面都有很高的艺术性。北曲的基本风格是悠扬高亢、“雄劲悲激”。而昆山腔曲调“流利清远”、“秀婉芳妍”，和北曲大不相同。当然，【九转货郎儿】用在《弹词》里，已是昆曲里的北曲，和元杂剧中的【九转货郎儿】已经不一样。但它保留了北曲的表现手法和韵味，在昆曲里足以让人耳目一新。
如果单用《红楼梦》里凤姐（其实是作者本人的意愿）有意无意说唱完《弹词》“也就是时候了”，以此来解读脂批的“自创北曲”，不是同样意味深长吗？笔者再根据网上相关人员统计的一组数字在本文录出：《长生殿》全本五十出，所用曲牌（重复使用者不计）共284首，其中北曲83首，南曲144首，集曲38首，无谱曲牌19首。
在一部南戏中，使用北曲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相对于南曲），在戏曲史上，是一种很惊人的现象。而《长生殿》使用北曲、用中原韵、写北京官话，是开了中国戏曲史上一种特殊现象的先河，即北方昆曲。一个剧种流派的产生和奠定，主要依随于不同地区语言（包括语音、语气、方言、词法等）习惯的要求，表现在戏曲上就是唱念音韵、行腔及表演风格的差异。昆曲从南方传入北京，演员大多都是南籍，唱念之间，吴语方言自不可免。因此清初即有“诸将北人，不省南曲”及李自成听陈圆圆“奏吴歙”而蹙眉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的传说。为适应戏曲流传和北方听众的需要，南戏唱念的北方化就变得非常重要，正是《长生殿》和另一部名戏《桃花扇》带了好头。显然《长生殿》诞生要比《桃花扇》早，这个头功被洪昇拿下。洪昇遵循“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改移”的自然规律，从北方语言习惯出发创作剧本，因而受到京中朝野观众的喜爱，使昆曲赖以复振，更奠定了北方昆曲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创北曲”，含意更加深一层，非洪昇莫属。
自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脂批所写下的“不负自创北曲”，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句批语，更不是红学们解释不了就妄下的断语“伪批”（凡红学史上解释不了的东西，红学家们要么回避，要么斥为伪批或伪续，他们这么干了有一百多年了），而是饱含了批者对作者身世经历的深深了解和敬意，是我们寻找《红楼梦》真正作者的一把钥匙，一个切入点，并将那些拍脑袋想出来的所谓著作权人排除个一干二净：“曹雪芹”根本无戏曲创作可言，吴梅村们在戏曲创作上乏善可陈，李渔倒是戏曲高手，但要说他老人家自创北曲，似乎找不到北。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这个事实吧：只有洪昇，才最有资格说“自创北曲”，红学界衮衮诸公还有什么可责难的吗？
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红学研究方法问题。请我们有学术良心的朋友们扪心自问一下，是根据史料记载所说的那个“曹雪芹”更符合“自创北曲”的真正作者呢？还是根据文化解析得出的洪昇更符合作者原型？这个答案在每个人的心里，也在未来红学研究的光明坦途上。
《长生殿》和《红楼梦》，世界文化史上两部不朽的名曲，永恒的巨著，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将和他的真正作者洪昇一起，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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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三=====红楼为谁梦？【赵姨娘小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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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读《石头记》第73回（1）：《红楼梦》因何被焚毁



红楼正史

红楼正史



品鉴历史，探佚红楼，为您揭开红学百年之谜。




《红楼正史》第236篇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情节梗概：

赵姨娘的丫鬟小鹊，半夜赶到怡红院告诉宝玉，做好明天被贾政盘问的准备。宝玉和丫头们马上紧张起来，大家都陪宝玉准备功课。晴雯想出个主意，借口宝玉被吓着了，吩咐上夜的人仔细搜查，直闹了一夜。谁知此事闹大，引起贾母的警觉，命林之孝家的盘查夜间聚赌的人，查出包括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园内厨房内柳家媳妇之妹和迎春之乳母等三个大头家在内的20多人。黛玉、宝钗、探春等为迎春乳母讲情被贾母拒绝。傻大姐在园子里误拾绣春囊，被邢夫人发现，收了起来。邢夫人至迎春室中，抱怨贾琏、凤姐不知道顾恤这个妹妹。绣桔告诉迎春累金凤被乳母偷去典当了，迎春不以为意。恰巧迎春乳母的儿媳妇来了，这媳妇不说婆婆拿了发饰去典当，却抱怨邢岫烟多花了她们的银子。恰巧探春、黛玉、宝钗、宝琴等姐妹来了，探春听后十分生气。平儿突然进来，那媳妇才不敢多说话退了出去。大家为迎春打抱不平，迎春却不以为意。

反照风月鉴：








本回，曹雪芹客串贾迎春，脂砚斋客串绣桔，王熙凤客串司棋，林红玉客串王住儿媳妇，曹雪芹的岳母林之孝家的客串贾迎春乳母，史湘云客串傻大姐。脂砚斋就是贾宝玉，历史原型末代江宁织造曹頫。王熙凤就是曹雪芹的生母。林红玉就是曹雪芹的妻子，历史原型萧林（林之孝）的女儿萧芳。史湘云就是邢岫烟，历史原型怡亲王允祥侧福晋乌苏氏。

“绣春囊”映射脂砚斋的早期雏本《石头记》，“累丝金凤”隐寓曹雪芹的《红楼梦》。“绣”射覆晴雯病补雀金裘。“菊”隐寓《石头记》。“绣桔”谐音修菊，隐寓修补《石头记》。

“贾母禁赌”是幻笔，映射1754年林红玉的母亲林之孝家的聚众夜赌，欠下赌债；“累丝金凤”丢失，映射林红玉偷偷当掉《红楼梦》，为母偿还赌债；“傻大姐误拾绣春囊”遥对第三十一回，史湘云偶拾金麒麟，伏脉曹家因《石头记》而抄家。历史时间1727年腊月；邢夫人抱怨贾琏、凤姐不顾恤妹妹贾迎春，映射抄家后邢夫人抱怨曹頫（贾宝玉）夫妇不顾恤少年曹雪芹。

萧芳焚书的原因：1754年萧芳偷窃曹雪芹的《红楼梦》，典当偿还赌债。脂砚斋（曹頫）投鼠忌器，好言劝惩，迫使萧芳将书赎回，然而“凤姐”知道后执意撵走萧芳（坠儿），导致矛盾激化。萧芳穷鼠啮狸，二次盗书，焚毁《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靖藏本眉批：招匪类、赌钱、养小红（红小）婆子，即是败家的根本】。

石门笔记：

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问时，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塌了屈戍了吊下来。

射覆第七十回，一语未了，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窗屉子倒了一般，众人唬了一跳。丫鬟们出去瞧时，帘外丫鬟嚷道：“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隐寓贾迎春之死。详见前文。








小鹊笑向宝玉（曹雪芹）道：“我来告诉你一个信儿。方才我们奶奶这般如此在老爷前说了。你仔细明儿老爷问你话。”说着回身就去了。

1748年，出家栖灵寺的贾宝玉每年重阳都要回京探亲一次。1754年秋，凤姐病重，贾宝玉要来京探望王熙凤。典当了《红楼梦》的曹雪芹和林红玉得知消息发了慌。“小鹊报信”寓喜鹊报喜，将有客自远方来。然而对曹雪芹来说却是“忧”。“宝玉”这里映射曹雪芹。书中小鸠、小蝉、小燕、鹞子、鹄子、鸡、鸭、鹅等等，均属一类隐寓手法。

宝玉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内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算起五经来，因近来作诗，常把《诗经》读些，虽不甚精阐，还可塞责。【庚辰夹批：妙！宝玉读书原系从问中□而有。】别的虽不记得，素日贾政也幸未吩咐过读的，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连《左传》《国策》《公羊》《谷粱》汉唐等文，不过几十篇。

写“书”，暗示后文内容与“书”有关。“从问中□而有”射覆第三十八回《问菊》，映射贾宝玉质问曹雪芹《红楼梦》的去向。

虽贾政当日起身时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

暗示曹雪芹版《红楼梦》全书共110回。

晴雯因骂道：“什么蹄子们，一个个黑日白夜挺尸挺不够，偶然一次睡迟了些，就装出这腔调来了。再这样，我拿针戳给你们两下子！”

“拿针戳给你们”射覆第五十二回，晴雯撵坠儿，映射“凤姐”撵萧芳。“针”射覆晴雯病补雀金裘，隐寓脂砚斋病补《石头记》。








宝玉（曹雪芹）读了没有几句，麝月（林红玉）又斟了一杯茶来润舌，宝玉接茶吃了。因见麝月只穿着短袄，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静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麝月笑指着书道：“你暂且把我们忘了，把心且略对着他些罢。”【庚辰夹批：此处岂是读书之处，又岂是伴读之人？古今天下误尽多少纨绔！何况又是此等时之怡红院，此等之鬟婢，又是此等一个宝玉哉！】

麝月就是林红玉，林红玉就是娇杏。抄家后，林红玉是最后一个陪在宝玉身边的丫鬟。1750年林红玉嫁曹雪芹，1754年凤姐撵走林红玉，“开到荼靡花事了”。“冷”射覆曹雪芹。“此等时之怡红院”就是曹雪芹的悼红轩-北京香山正白旗村。 红友细品脂批弦外之音。

话犹未了，只听金星玻璃从后房门跑进来，口内喊说：“不好了，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

“金星玻璃”即芳官，射覆林黛玉。作者幻笔。遥对第五十一回，麝月慌慌张张的笑了进来，说道：“吓了我一跳好的。黑影子里，山子石后头，只见一个人蹲着。我才要叫喊，原来是那个大锦鸡，见了人一飞，飞到亮处来，我才看真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闹起人来。”两段文字隐写林红玉深夜盗书。“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独探春出位笑道：“近因凤姐姐身子不好，几日园内的人比先放肆了许多。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或夜里坐更时，三四个人聚在一处，或掷骰或斗牌，小小的顽意，不过为熬困。近来渐次放诞，竟开了赌局，甚至有头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的大输赢。半月前竟有争斗相打之事。”

落笔却置贼情不论，隐隐照起，千皴万染、背面敷粉。作者渲染1754年林之孝家的赌博，欠下赌债。“近因凤姐姐身子不好”，1754年秋，凤姐染病，腊月初一日早上六点，抱恨而终，死于北京香山正白旗村，享年66岁。“哭向金陵事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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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三=====红楼为谁梦？【宁国府和荣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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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红楼梦中，金陵为何也有宁国府和荣国府？只因曹雪芹隐藏一段历史
君笺雅侃红楼 2019-11-16   |  381阅读  |  29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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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贾家在京城居住的是敕造荣宁二府。按说官邸只可能有一座，哪怕贾赦居住的是荣公老宅，也已不能悬挂荣国府匾额。但令人不解得是贾家在金陵石头城竟然还有一条宁荣街，其上轩昂着两座国公府，正是宁荣二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贾家真是江宁织造曹家么？可以肯定并不如此简单，下面聊聊个人观点。



（第2回）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 酷 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那里象个衰败之家？”

贾雨村这段话有几个重要线索需要注意。

第一，金陵石头城各有一座宁国府和荣国府。

第二，虽是老宅，无人居住，但规模浩大不是祖宅，仍旧悬挂宁国府和荣国府匾额。

第三，金陵的宁荣二府不像京城敕造荣宁二府连在一起，而是对门而立，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金陵城的宁荣二府同样悬挂匾额宁国府和荣国府匾额，与京城的敕造宁荣二府并立，不同之处在于京城的增加了“敕造”两字，是皇帝下旨建造规格更高。



荣宁二公出身金陵，金陵有祖宅并不奇怪，就像林黛玉家是姑苏，姑苏有祖宅。问题是祖宅不能以爵位为名。宁国公府、荣国公府按说只能有一座。比方京城中贾赦住的荣国府老宅，在新建了敕造荣国府后，老宅不可以再称荣国府。

根据“红学”探佚派的研究，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家事，南京的贾府是原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个人并不认同。要知道曹家抄家后，在京城并没有相同或者更高规格的府邸。而贾家分明在京城和南京各有一座府邸。京城的宁荣二府还是敕造的，规格更高。所仅用京城为“假”，金陵为“真”解释的太牵强。


其实换一个角度，北京南京各有一座国公府，且京城比南京的规格高的情况历史上分明有一次，就是朱棣迁都北京形成的南北二京并立的情况。

靖难之役后，朱棣在南京称帝，随后计划迁都北京。命姚广孝修建北京城。姚广孝修建的北京城，皇宫、衙署、官员府邸都是统一规划，严格来说都是“敕造”，规格档次要高于南京原有的府邸。



北京城修建好后，整个官员体系都随朱棣北迁。其中功勋之臣像成国公朱能子孙，荣国公张玉子孙，泾国公陈亨后代等等公侯世家，他们都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座国公府。且北京的国公府为敕造，高于南京国公府。

当时的情况与荣宁二府贾家从南京到京城的情况如出一辙。曹雪芹将贾家取名为“贾”通“假”，实则不过是掩人耳目，故意隐藏这段明朝故事罢了。


当然，《红楼梦》是借明亡清兴讲故事，作者曹雪芹也融入了自己家的故事经历。本就是杂糅的线索串联出警世的章句。



个人不同意探佚派和索隐派追求的所谓《红楼梦》历史真相。曹雪芹借历史故事讲兴衰道理，而非隐藏影射历史。荣宁二府的设计采用了明朝迁都故事，属于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诉求。

宁国府宁为亡，人事借鉴的是明朝故事。荣国府荣为兴，人事多借鉴清朝故事。之前多有撰述，这里不多说。

以上观点基于《红楼梦》80回文本为基础，80回后续书仅供参考，不作**依据。文中观点为君笺雅侃红楼主观理解，线索都为原文所引用见仁见智，多歧为贵。欢迎大家多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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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三=====红楼为谁梦？【柳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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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柳五儿是谁？柳五儿简介及身份介绍
时间:2019/01/14 06:24 | 分类:清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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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柳五儿是谁？柳五儿简介及身份介绍

红楼梦中的柳五儿是谁？柳五儿简介
柳五儿，清代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柳嫂子之女，生得一副好模样。五儿和宝玉的丫鬟芳官是好朋友，芳官把宝玉喝剩的玫瑰露给了她，因母亲不慎得罪了司棋等人，被冠以贼名。幸亏平儿相助，她们母女的冤情得以洗清。后成了宝玉的丫环。

考证：看柳五儿之未死
近十数年，许多红学家们一直认为在脂批本上老太妃下葬期间的第58回开始到第64回上半部，柳五儿就业已悄悄短命死了，而在程本120回中，从第77回到第101回到第118回等，共计九回里都提到或重点安排故事情节。只有林语堂、周绍良等先生认为，第109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是原作，而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承认此回较有精彩，可以仿佛原作的。最早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里明确指出程本中后来五儿起死而复生，虽然承认在情节的前后照应上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只是在性格上和前文没有相近之处，判别为程乙本改写的。但是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发现这样遽然判断有失所察，值得商榷。

首先，我们来看朱一玄先生判断的依据。庚辰本《红楼梦》第77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王夫人道：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们，你们又懒待出去，可就该安分守己才是。你就成精鼓捣起来，调唆着宝玉无所不为。芳官笑辩道：并不敢调唆什么。王夫人笑道： 你还强嘴。我且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调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不然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遭害这园子呢。你连你干娘都欺倒了，岂止别人！因喝命：唤他干娘来领去，就赏他外头自寻个女婿去吧。把他的东西一概给他。又吩咐上年凡有姑娘们分的唱戏的女孩子们，一概不许留在园里，都令其各人干娘带出，自行聘嫁。一语传出，这些干娘皆感恩趁愿不尽，都约齐与王夫人磕头领去。（注：程乙本缺少脂本中我且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调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不然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遭害这园子呢。）

朱先生说，从以上看到，王夫人等往皇陵上去时柳五儿丫头短命死了。他判断的前提是：那丫头=柳五儿，芳官调唆宝玉要丫头。但是，从柳五儿在那几回提到的描述看，确实是误读红楼了，这样说未免武断了。推理逻辑如下： 首先，王夫人等陪同贾母往皇陵上去是何时呢？查对脂批本：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贾母、邢、王、尤、许婆媳祖孙等皆每日入朝随祭，至未正以后方回。在大内偏宫二十一日后，方请灵入先陵，地名曰孝慈县。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第58回）

至次日饭时前后，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到来。众人接见已毕，略坐了一坐，吃了一杯茶，便领了王夫人等人过宁府中来。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却是贾赦贾琏送贾母到家即过这边来了。当下贾母进入里面，早有贾赦贾琏率领族中人哭着迎了出来。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又有贾珍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贾母暮年人，见此光景，亦搂了珍蓉等痛哭不已。（第64回）

由此可见，往皇陵上去期间是在第58~64回。那么，如果像朱先生理解的那样，在王夫人等往皇陵上去当口，丫头五儿就已经短命死了，那么在王夫人回来的那一回后，就不应该再出现丫头五儿的活动了。庚辰本文本是否如此呢？

经过核对，我们发现在第77回前，脂本最后一次出现柳五儿的是第70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的气病了的柳五儿：原来这一向因凤姐病了， 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接着过年过节，出来许多杂事， 竟将诗社搁起。如今仲春天气，虽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 ... 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袭人等又不敢回贾母，只百般逗他顽笑。此前出现在第63回：宝玉点头，因说：我出去走走。四儿舀水去，春燕一个跟我来罢。说着，走至外边，因见无人，便问五儿之事。春燕道：我才告诉了柳嫂子，他倒很喜欢。只是五儿那一夜受了委屈烦恼，回去又气病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未免后悔长叹，因又问：这事袭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没告诉，不知芳官可说了没有。宝玉道：我却没告诉过他。也罢，等我告诉他就是了。说毕，复走进来，故意洗手。可见，柳五儿在王夫人等上皇陵后，柳五儿并没有死去！宝玉也还一再惦记着她的重病，丫头们还等者她回来进宝玉房里呢。

其次，既然柳五儿重病，是否就一定死去了呢？我们考察脂本前70回文本叙述，并无此征兆。第一次出现五儿名字处，在第21回：袭人冷笑道：你问我，我知道？你爱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 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省得鸡声鹅斗，叫别人笑。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伏侍。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你今儿还记着呢！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 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

以后多次出现，重点故事是第60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玖瑰露引来茯苓霜》：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儿，今年才十六岁，虽是厨役之女，却生的人物与平、袭、紫、鸳皆类。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是五儿。因素有弱疾，故没得差。……宝玉正在听见赵姨娘厮吵，心中自是不悦，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得等吵完了，打听着探春劝了他去后方从蘅芜苑回来，劝了芳官一阵，方大家安妥。今见他回来，又说还要些玫瑰露与柳五儿吃去，宝玉忙道：有的，我又不大吃，你都给他去罢。说着命袭人取了出来，见瓶中亦不多，遂连瓶与了他。还有，第61回《投鼠忌器宝玉瞒脏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之事;也有报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倘或眼不见寻了死，逃走了，都是我们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戏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

以后提到的还有一次，第62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这五儿怎么样？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说去，明儿直叫他进来罢，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这倒是正经。小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与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话下。

我们仔细察看文本描述，并没有发现五儿病死这样的迹象，最多是积劳积病。那么可以推论，以前朱先生等宣判柳五儿为死犯的铁案不铁了，是冤假错案。下面，我们要来探索短命的丫头真正为谁。

那么，王夫人口中的这个教唆犯——短命死了的丫头，究竟是哪位呢？我们可以重新考量一个目标。总体看来，我们要考察短命死了的丫头的身份，这个丫头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她必须是宝玉房里的，这样才能靠近宝玉，调唆宝玉去要柳家的丫头五儿; 二、她必须是宝玉很是在乎的一个贴身丫鬟，至少要像晴雯似的磨牙和妖媚子，于是才能游说宝玉的思想， 有资格得到王夫人的唾 ... ;三、她必须是在王夫人等上皇陵后的章节中不再出现，包括任何故事情节，即在前面要有叙述，但在第58回—64回文本叙述期间开始蒸发了，以后叙述中永远消失。此外，还要满足一个充分条件：在第77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前，文本叙述的丫头中，只有一个消失的人选，即目标是唯一的，舍此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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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三=====红楼为谁梦？【蕉下客+冷香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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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贾探春偶结海棠社，为何给自己取名“蕉下客”，隐含了群雄逐鹿？



绿野萍踪012022-04-23 07:36湖南




“蕉下客”是贾探春给自己取的诗社雅号，隐含了群雄逐鹿之意。贾探春就是这样一只“鹿”，而且是一只“末世”之鹿。那么，贾探春为何自称“蕉下客”，她又是一只什么样的末世之鹿，谁又去争夺这只“鹿”，这只“鹿”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贾探春为何“偶结”海棠社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写到了贾探春自称“蕉下客”的故事。贾探春病中有所思，偶然想起要结一个诗社，病愈之后，让丫鬟翠墨给贾宝玉递了一个花笺，讲了自己有心结诗社的事。恰在此时，贾宝玉的干儿子贾芸送来了两盆海棠花，于是，这个诗社就叫做“海棠诗社”。


书中说，海棠社是“偶结”，其实不是。贾探春给贾宝玉的花笺中，反复使用了一个意象，那就是“月”。海棠，当出自苏东坡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而贾探春的花笺中所隐含的寓意，其实就是苏东坡的诗意。因此，海棠社不是“偶结”，而是贾探春的良苦用心。


探春的“花笺”中说，“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这句话隐含了晴雯的判词“霁月难逢”，又遥对了探春自己的判词“清明涕泪江边望”，意味着风云变幻，“霁月”从此难逢。贾探春的花笺讲的就是结诗社这件事，“前夕”一词表明是她早有这个打算。


晴雯，其实是“晴雨文”，好比天气预报，说风是风，说雨是雨，而在晴雯的“天气预报”中，从来都是“霁月难逢”。探春煞费苦心地结海棠社，正是因为霁月难逢，才害怕“花睡去”。所以，她说：“未防风露所欺”，月落乌啼，风露凌花，贾探春的“蕉下客”生涯就此埋下伏笔。





“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探春这句话，也与东坡《海棠》暗合，东山之风无论从何处来，都可以是“东风”。东坡诗意之东风被探春巧借于“风庭月榭”，而“风庭月榭”又是东坡“香雾空蒙月转廊”的点化。这其中，着重点化的是“香雾空蒙”。


“香”，在《红楼梦》中是一个重要的标识符号，隐喻的是朱洪武一段“仙缘”，这段仙缘讲的是朱洪武的母亲遇到神仙的事。《明实录·天子高皇帝实录》中说，朱洪武的母亲有一天夜里做梦，梦见自己在“舍南麦场”遇到了一个黄冠道人，这个送给她一粒白色药丸，让她吞下。梦醒之后，“口尚有香气”。第二天，朱洪武出世。《红楼梦》中的“天香楼”、“冷香丸”、“梨香院”、“香菱”、“红藕香榭”、“暖香坞”……等等，都是这段“仙缘”所赐予。


贾探春不是“偶结”海棠社，而是作者以这样一个故事，暗示了大明“末世”的到来，贾探春将如一只“蕉下之鹿”，为群雄所逐。因此，“偶结海棠社”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男女搭配”，“群雄逐鹿”。原本，探春是邀请大观园众姐妹结社，“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因为有贾宝玉的加盟，那就是“偶结”了。


因为“偶结”海棠社，贾探春就变成了“蕉下客”。





“蕉下客”究竟是何寓意


贾探春以字帖为“矫诏”，发起了海棠社，即为诗人，便当有雅号。李纨先自署为“稻香老农”，摆明了，她是来“盗香”的。“盗香老龙”做了大观园诗坛的坛主，那就要“好事终”了。


探春接着以自己所居之处，给自己一个雅号“秋爽居士”。但是，这个雅号被贾宝玉评判为“俗”。探春立即改了雅号，说自己喜欢芭蕉，便叫做“蕉下客”。此言一出，林黛玉便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炖了脯子吃酒”。众人不解其意，黛玉遂引经据典解读了“蕉下客”：“古人曾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做了鹿脯来。”林黛玉一语成谶，贾探春果然在后来的故事中，成了一只众人可宰的“鹿”。


林黛玉所讲的典故，出自《列子·周穆王》，大致说的是郑国一个樵夫打死了一只鹿，害怕别人看见，便盖上芭蕉叶藏在了山洞之中。后来，这个樵夫去取这只鹿时，竟然忘记所藏之地，便以为是自己做了一场梦。樵夫恍如梦中，不停地念叨。路人听到了他的话，便来到他藏鹿的山洞，拿走了“蕉下客”。


这个典故的寓意得而复失，富贵犹如一场梦。贾探春就是这样一只“鹿”，贾家也因为这只“鹿”而做了一场大富大贵之梦。这个梦，便是“朱楼梦”，也就是“红楼梦”。芦雪庵（广）“割腥啖膻”，割的啖的就是这个“蕉下客”，芦雪，就是鹿血。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太史公的这个典故，同样写在了《红楼梦》中，秦，即秦可卿之“秦”，但这个“秦”绝不是出自秦始皇，而是指的大明王朝。《红楼梦》摄神在《水浒传》，秦可卿之“秦”实出自霹雳火秦明之“秦”。


《水浒传》中，火，是大明国运，火为赤色，“红楼梦”也是薛宝琴说的“朱楼梦”。霹雳指的是霹雳大仙，也就是朱洪武。施耐庵以《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中的蓝本人物“秦明”暗喻了明朝，这一暗喻，又被《红楼梦》所“摄神”，塑造了秦可卿这一形象。那么，“秦失其鹿”就意味着大明失掉了江山，群雄便竞起逐鹿。


《红楼梦》以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升华了《水浒传》的寓意，印证了施耐庵的“预言”。凤姐的判词第一句就是“凡鸟偏从末世来”，意味着“一从二令三人木”隐藏的是末世之事，因而，这句判词中便隐藏了秦休、朱休、琹休、众休，春休。春休，就是秦可卿讲的“三春去后诸芳尽”，“三人木”就组成了一个“秦”字。


《说文解字》中说，“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禾，原本就是“木”，木在春天生长，秋天是金旺的季节，便要处于“死地”了。所以，贾宝玉爱惜姐妹，听说贾探春以“秋爽居士”为雅号，立即就表示反对。但是，贾探春的判词和《鄯骨肉》曲早就预伏了这个人物的结局，她必定要因为“秦失其鹿”而遭遇“天下共逐之”的命运和结局。所以，林黛玉要把她“炖了吃酒”。后来，“鹿”果然被放在“火”上炙烤。


那么，探春这只鹿究竟在什么地方为天下所逐呢？





贾探春这只“鹿”还真的藏在了山洞之中


此处，我先讲两段历史。第一段，说的是第十三代靖江王朱亨嘉称帝，然后被缢杀的事。这件事发生在南明隆武年间（1645-1646年），崇祯自缢后，大明藩王纷纷在南方称帝（或自称监国），争夺皇室正统，反清复明。于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朱亨嘉原本是“兴隆街大爷”，也就是朱洪武大哥朱兴隆的嫡派子孙，自称监国时，以洪武278年为年号，以大明正统自居。同样不是大明正统的隆武帝朱聿键认为朱亨嘉是谋反，便派兵攻打桂林靖江王城。朱亨嘉不堪一击，兵败被俘。朱聿键便将他押到福建连江秘密缢杀，对外宣称其得暴病身亡。《红楼梦》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结局，比如林黛玉，判词中写的是“玉带林中挂”，文本故事中却又暗伏了她死于药石。





靖江王城被攻陷当天，一个太监将朱亨嘉三岁的儿子藏在了雪洞之中，这个雪洞又叫“刘蟾洞”，刘姥姥救巧姐，以及薛宝钗“金钗雪里埋”隐写的就是这段历史。而这个小王子后来被送到全州，在湘江边上的湘山寺出家为僧，他就是后来的清代四僧之一、大画家石涛。史湘云、林黛玉之湘江、潇湘妃子，不是写的娥皇女英，而是隐写的“石兄”出家，贾惜春做姑子，其实也是暗喻的石涛其人。


林黛玉说“蕉叶覆鹿”，这只鹿不就是藏在山洞之中吗？而黛玉初到荣国府时，在荣禧堂所看见的摆设，其中就隐伏了“荣穆王”三个字。荣穆王是第十二代靖江王，也就是朱亨嘉的父亲朱履祜。


南明时期，除了清兵压境，大明藩王纷纷在南方搞事情，《红楼梦》以妙玉“瓜分爮斝”，暗示南明内讧“分瓜”，大家都在追逐这只“鹿”。芭蕉，原产自秦岭之南，也是《红楼梦》所暗喻的“秦失其鹿”之地。而贾探春故事中所隐藏的第二段历史，便与此有关，“蕉下客”的结局就是任人宰割。


以林黛玉所引用的典故来看，“蕉下客”最终被别人拿走，樵夫空自欢喜一场，因而，贾探春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按照探春判词“清明涕泪江边望”的预伏线索，在“群雄逐鹿”的末世，她将“远嫁”真真国。



（清明涕泪江边望）


贾探春“远嫁”到了真真国


薛宝琴八岁时随父亲到了西海沿子的真真国，遇到了一个会写汉诗的女子，宝琴便记住了她写的一首五律诗，念给了大观园的姐妹听，这首诗写道：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


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


“汉南”便是芭蕉的源生地，这首，贾探春诗主要讲的是探春“远嫁”，因为遭遇“群雄逐鹿”，贾探春被迫“远嫁”到了真真国。那么，真真国究竟在哪里，贾探春又是如何“嫁”过去的呢？这就是“蕉下客”所隐藏的第二段南明历史：因为“真真国”的不断追击，永历皇帝避难缅甸。


朱聿键死后，大家一直拥戴万历皇帝的孙子、桂王朱由榔为皇帝，延续大明皇统。当时，南明一片纷乱，在清兵不断进攻的局势下，内部也不断内讧。朱由榔小朝廷不断播迁于两广、云贵之地，四处逃难。永历十二年(1658年)，吴三桂率清兵攻入云南，朱由榔不得不逃亡缅甸。永历十三年清明时节，朱由榔渡过大金沙江，也就是伊洛瓦底江，逃到了缅甸。





在缅甸避难期间，又遭遇“咒水之难”，侍卫全部被缅甸王莽白杀光，财富被洗劫一空，宫娥也遭到凌辱。此情此景，正是薛宝琴诗中所说的“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水国，指的就是缅甸，以其缅历新年“泼水节”为象征。这个国家主要信佛，但真主教也是广有教众。


贾探春判词中“清明涕送江边望”，暗喻的就是朱由榔清明时节渡江逃难的历史，哪里是什么“远嫁”？而这里所说的“清明”，不仅是清明节的“清明”，更是指的明清之交的“末世”。


永历十六年，吴三桂攻入缅甸，莽白将朱由榔交给了清兵。当年四月二十五日，吴三桂将朱由榔及其家眷二十五口以弓弦勒死于篦子坡金蝉寺。大明王朝最后一只“鹿”就这样被“捕杀”。


贾元春的册页画，暗喻的就是这样一段末世悲剧。贾探春：“自从分两地，各自保平安”，这个“两地”也就是香菱判词中的“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中的“两地”，既指孤家寡人桂王朱由榔，也暗指终结大明的吴三桂。


真真国，又暗指了清朝，也就是“水国”。薛宝琴所讲的真真国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子，那就是“女真”。朱由榔比顺治大十五岁，朱家把这终结大明这笔账算在了顺治头上。朱楼之梦终结于“水国”，作者一语双关，一击双鸣，一个“真真国”写尽了红楼悲歌。





“蕉下客”的寓意大致就讲到这里，有关贾探春的故事，我还就继续予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