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破惊石系列之六=====甄士为谁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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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初见林黛玉就已经注定了木石之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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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09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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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和林黛玉作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木石之盟的缔造者，前两回闻其名不见其人，真正出场是在第三回，贾宝玉初见林黛玉，两玉相逢木石盟，似曾相识天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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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遇之前就有默契，说曹操曹操到。
书中作者写到，林黛玉正想着这个贾宝玉是个何等人物，又是何懵懂顽童，这时说曹操曹操到，只听院内一阵脚步声，丫鬟们高兴地喊道宝玉来了。
作者写贾宝玉这一出场，就引出了和林黛玉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既让两个主人公相见，又映射了木石之盟。
如果没有前世之缘，那来的今日相逢，如果没有曾经的相遇，那来今日的等待，如果没有过去的传说，那来以后的故事……
作者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一种机缘，这种机缘就是作者真正的意图。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一路人，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个人虽然第一次见，且如此默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这一点点默契上就说明贾宝玉和林黛玉爱好、性格、以及思想等等相似，曹雪芹不愧是下笔如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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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贾宝玉先礼后兵，被封建礼教彻底征服了。叛逆之心侧漏。
当贾宝玉出场时，作者塑造的贾宝玉并不是一个顽石，而是特别遵守礼教的人，从这两点就可以看出来。
一时他来了之后先给贾母请安，这时候的贾宝玉对林黛玉不屑一顾，或许都没有看见，而是请安后去见了自己的母亲。
二是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以贾宝玉的性格，他应该一眼就能看出多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妹妹，应该先和林黛玉寒暄上几句，先把别的事放一放，可这个对女孩子特别感兴趣的贾宝玉竟然无动于衷。
这就说明封建社会礼教很重要，就贾宝玉这样的混世魔王也不能例外，这种礼教束缚着贾宝玉，其实他眼睛的余光早就看到了这个漂亮的妹妹。
可林黛玉把贾宝玉看得清清楚楚，熟悉到如此地步，好像在那里见过似的，当然是当年在天上见过，因为贾宝玉就是曾经的恩人，甘露之恩，才有了幻木为仙，神瑛侍者下凡后，她便在薄命司挂名，来人间还泪，能不熟悉吗？
后来贾母也提起了贾宝玉换衣服，贾宝玉为什么要换衣服再来见林黛玉，这也是贾宝玉的一个转折点，这才是真正的贾宝玉，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和前面的表现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说明贾宝玉有些叛逆，贾宝玉先礼后兵，被封建礼教彻底征服了，叛逆之心侧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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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名时候献殷勤，摔玉之时两茫茫。
贾宝玉和林黛玉见面时，宝玉倍感亲切，似僧相识，那一低头的温柔，真情流露，寒暄过后，贾宝玉还以西方有石为黛，可做画眉之墨，林妹妹眉间若颦，故而杜撰成颦颦二字送给林黛玉，林黛玉喜欢也得喜欢，不喜欢也得喜欢，因为第一次见面，总不能吵架吧。
而贾宝玉仿佛故人西辞天外楼，江南美女来红楼，扬州孤帆远影今终见，惟见没玉心烦忧。
当贾宝玉问林黛玉有没有玉时，林黛玉哪有这奇特的宝玉，这神奇的东西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的，这是当年幻化来的一块石头，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名叫《石头记》，是要在人间富贵乡里走上一走，不枉此生。
如今木石之盟出现了，双玉相逢，这块石头，也就是贾宝玉的这块玉也该动动筋骨了，宝玉一气之下，将玉扔在地上，不稀罕这什么劳什子，只在乎林妹妹。
孩子总归是孩子，小孩子最爱听故事，贾母总归是老者，一个故事编的让贾宝玉重回巅峰，就这样结束了和林黛玉的第一次相逢。
事后林黛玉止不住眼泪，在房中因为摔玉而耿耿于怀，觉得是自己的错，不应该惹二爷生气，心里很乱很不是滋味，幸好袭人安慰了一下，林黛玉才止住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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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语：
贾宝玉和林黛玉第一次相见，作者正面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复杂的内心情感，纯洁的友谊，还有小孩子之间的矛盾，以及林黛玉第一次流泪。
木石之盟第一次就摔玉象征着木石之盟的破裂，林黛玉第一次的眼泪就注定终究是失败的爱情，贾宝玉初见林黛玉，两玉相逢木石盟，似曾相识天上来，一见面一切就已经注定了，一切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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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楚国第一名臣孙叔敖
七七的幸福生活
2018-11-08 13:49
孙叔敖（约公元前630年一前593年），姓孙，名敖，字叔敖，一字艾猎，楚国期思番乡（今河南省固始县中北部）人，春秋时期楚国名臣。孟子在《生于优患，死于安乐》中写到孙叔敖时，说其“被举于楚国令尹，以贤能闻名于世”。现在，就让我们走近这位流芳百世的贤臣，来看看一代贤臣是怎样诞生的？当阅读历史时，我们总会发现，有很多名人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质，而孙叔敖就是其中之一，他小时候“杀两头蛇”的故事就显示出了他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

孙叔敖小的时候，有一次去外面游玩，在路上看见了一条长着两个头的蛇，两头蛇吐着长长的舌头，让小孙叔敖特别恐惧。小孙叔敖刚要逃跑，突然想起了自己听过的一个传说：如果遇见两头蛇，则必死无疑小孙叔敖心想：我如此不幸，看到了这条蛇，那就是天要灭我了，如果别人再看到这条蛇，那又多了几个无辜亡命者了。于是小孙叔敖鼓起勇气，拿起石头砸死了这条两头蛇。
回到家后，小孙叔敖哭着告诉了母亲这件事，母亲听罢，欣慰地对小孙叔敖说：“孩子，你已经把蛇杀死了，它怎么会危害到你呢？你在危难的时候还想着别人，说明你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啊！我听说积了阴德的人，上天会给他福气的，你不会死的。”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孙叔放从小就有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徳，无怪乎他在当上楚国令尹（楚相）后能帮助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赢得了老百姓的广泛赞许。

每一个政绩斐然的名臣良将背后，往往有一个对他的职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而对孙叔敖的职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个人，是当时的楚国令尹虞丘。在楚庄王下令四处求贤的时候，虞丘对楚庄王说：“蒍贾的儿子孙叔敖不但才能突出，智慧过人，而且品德高尚实在是一位远胜于我的人才啊。”
听完虞丘的话，楚庄王命人去孙叔敖的家乡调查，结果发现乡里的人对孙叔敖都赞不绝口，而他少年时杀两头蛇的故事尤其给楚庄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楚庄王听完孙叔敖的故事后，立马召见了他。经过一番长谈之后，楚庄王发现孙叔敖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オ，确实是能帮助楚国富强的人。于是，楚庄王当机立断，任命孙叔敖为令尹，主管国内的军政。

孙叔敖刚上任时，官吏和百姓都来祝贺，孙叔敖家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这时，突然有一位身穿丧服的老人来求见孙叔敖。孙叔敖整理好衣冠，非常隆重地接见了老人，并对他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才能，大王却让我担任令尹这么大的官，别人都来祝贺，只有您来吊丧想必是有什么指教吧？”老人说：“对，假如一个人做了大官就骄做自满，百姓就会离开他；身在高位，如果独揽大权，君王就会厌恶他；如果拿着优厚的俸禄，却不知足，祸患就可能降临到他的身上。”
孙叔敖深深地向老人鞠了一躬，诚尽地说：“您说得很对，我接受您的指教，您还有其他需要指导我的吗？”老人说：“地位越高，态度就应当越谦恭；官职越大，做事就应当越小心谨慎；既然待遇已经很好了，就不应该想着去用别的手段索取财物。你只要记住这几点，就能够把楚国治理好。”孙叔敖说：“您的金玉良言，我一定会时刻放在心上。”

孙叔敖任令尹后，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了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商得到发展。因此，他在任期间，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売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楚庄王嫌它重量太轻，于是对币制进行了改革，把“蚁鼻钱”改为大币，结果导致市场混乱，很多人因为兑换货币而破产，其中以商人受损最为严重，许多商人另谋出路，市场陷于瘫痪状态。
百姓也对这种政策十分不满，纷纷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生活。孙叔敖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十分着急，他认为“便民为要”，所以急忙向楚庄王建议取消大币制度，恢复原来的币制。楚庄王听了孙叔敖的建议后才发现币制改革造成了如此大的危害，于是下令恢复旧币制。不久之后，市场又变得欣欣向荣，许多百姓又迁回城市，商人又重新开始经商，孙叔敖也因此事受到了百姓的赞扬。
此外，孙叔敖对衣业生产也十分重视，在他刚任令尹的时候，楚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令不能通行。基于这种情况，孙叔敖制定了息兵安民、除患兴利、发展生产的政策，并上书楚庄王请求执行。当时，准河以南的寿春是楚国的主要粮食产地之一，但是这里连年水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百姓苦不堪言，也阻得了楚国的发展。从小在水乡长大的孙叔敖深知水患的危害，便亲自负责水利设施的修建。
孙叔敖在准河流域察看了大片农田的早涝情况，又翻山越岭，勘测大别山的水源。最终，孙叔敖决定在准河流域疏沟开渠，洼地除涝，高地防旱；又征集大量民力，根据当地地形，合理布置工程，大规模围堤造陂，修建了举世闻名的芍陂。芍陂的建立，不点但解除了准河水患，也使寿春带的粮食大丰收，推动了楚国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屯田积谷济军政策，对楚国乃至后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除芍陂外，孙叔敖在期思、零娄（今河南省固始县史河湾试验区境内）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一期思雪娄灌区（期思陂），在汉西利用沮水兴修水利，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兴建安徽霍邱县的水门塘，治理湖北的沮水和云梦泽，这些措施都极大地促进了楚国的农业发展。除此之外，孙叔敖还鼓励百姓在秋冬季节上山伐木、来采集，等到春夏雨水多的时候运出山外，可以自己用，也可以用来交换。
因为孙叔敖的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 危害禾苗的两种害虫），丰年蕃庶”的繁荣时期。除了治理国家之外，孙叔敖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根据楚国的实际情况，重新确立了军法，对军队的各个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并迅速运用于日常训练和实战当中。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决定在诉地（今河南省正阳县一带）修筑城池，由于孙叔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详细，物资准备充足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第二年，楚国与晋国在郧大战，孙叔敖辅助楚庄王指挥了这场战斗。战斗刚开始，孙叔敖就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冲到晋军阵营，打了晋军一个措手不及，结果晋军迅速溃败，逃到黄河以北。后来，陈、郑、鲁、宋等国放弃了晋国，选择与楚国结盟，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楚国终成春秋五霸之一。
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曾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可是孙叔数每次都坚决拒绝。孙叔敖是名副其实的清官典范，作为楚相，他的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轻车简从，吃穿简朴，他的家人也穿戴十分简朴，据说连他家的马都不吃粟。孙叔放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都没有准备。他死后，儿子穷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楚庄王给孙叔敖的俸禄越丰厚，孙叔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有这样一位做官为民、厚施博爱的好宰相，真是楚国人民的福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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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 - 南京的古称 免费编辑 修改义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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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是南京的古称，也是南京最雅致的别称。中国历史中，很多重要的城市有着自己的别名，一直口口相传至今从未衰落。历史名城南京，有一个最响亮的别名“金陵”了。今天也是响彻中华大地。

金陵是中国古典文化和风雅文化的代表城市，象征着古典中华文明，有“天下文枢”之称，金陵和罗马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金陵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朱偰先生在比较了金陵、长安、洛阳、燕京四大古都后，言“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金陵

外文名
Jinling

地理位置
中国东部，长江下游

面积
248 km²（明南京城）


别名
建康、江宁、应天

著名景点
中山陵、明孝陵、南京明城墙、玄武湖、南京夫子庙、紫金山、鸡鸣寺

气候条件
亚热带季风气候

方言
金陵雅音→南京话

目录
1名字由来
2历史沿革
3建朝建代
4金陵的文化
5金陵小吃
6金陵的影响
7现在南京的现状
折叠编辑本段名字由来
金陵是南京的古称，也是南京最雅致的别称。

中国历史中，很多重要的城市有着自己的别名，一直口口相传至今从未衰落。历史名城南京，有一个最响亮的别名“金陵”了。今天也是响彻中华大地。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打败越国，杀越王无疆，尽取越国夺取的吴国的地域，而在石头山（今清凉山）筑城，称为金陵邑。那时的钟山叫做金陵山，它的余脉小山都还没有自己的名字，石头山当时是金陵山余脉的一部分，所以这座建在石头山上的城邑就被命名为"金陵邑"。唐代《建康实录》对此有明确记载："因山立号，置金陵邑"。

陵，作为名词一般有二义。一为《说文解字》上讲的"大阜"，就是较高的山。二是借用为帝王的坟墓。古人把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帝王的去世称为"山陵崩"。帝王坟高起像一座山，建坟往往是在帝王活着的时候，为避不吉，讳称为陵或山陵。

在"因山立号"说中，"金陵"原是山名，"陵"作"山陵"解。金陵，就是现在的钟山，又称蒋山、紫金山。《舆地志》说："蒋山古曰金陵山，县之名因此山立"。当时很多地方都以山名做地名，陵就是山，金陵就是金色的山。在"金陵"之后加一个"山"字，已是后来的习惯了，古时应该就是叫金陵。钟山顶上的岩石泛紫色，类赤，所以称金陵，其名因山石颜色而来，而其实山上并无金矿。"金陵"之"金"，作金色解，其实是指铜的颜色，而非黄金。铜也称赤金，我们现在把纯铜称为紫铜。这与后人称其为紫金山是一样道理。当然，如果要按现在的认识，就应该是"铜色之山"了。

钟山的古称"金陵"在这一地区是神圣的。楚国地名往往用"陵"，就是高山崇拜的必然结果。楚威王选用祖山为邑立名，符合古人命名城邑的习惯。由于当年的长江还在清凉山的西麓下流过，金陵邑临江控淮，形势十分险要，所以楚威王选在这里置金陵邑，欲借长江天堑为屏障以图谋天下。

金陵邑是南京历史上年代仅次于越城的第二座古城。当时的"金陵邑"只是个具有军事意义的小城堡，城市规模不大。城区结构上看，它貌似小城堡；但从性质讲，已和越城迥然不同，它是一座具有行政区治所性质的古城，标志着南京设置行政区划的开始，也是南京称为金陵的发端。而由于"金陵邑"险要的地理位置，随着此地影响力的越来越大，"金陵"之名也越叫越响。[1]

金坛得名说

关于金陵的来源，还有一种说法是，唐《建康实录》说：“楚之金陵，今石头城是也，或云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但据刘宗意介绍，该书作者许嵩还没弄清金陵具体是指哪座山，可能是把她当作石头山(今清凉山)的旧名了，所以对“因山立号”说能否完全成立产生了疑问。他亦感觉石头山还不足以享用“金陵”之美名，于是将“金坛得名”的猜测也一并记录下来，以示其心中疑问。古人严谨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帝王埋金说

“金陵”之名来源还有另外一说，即“埋金”之说。这种说法中，“陵”被解释为坟墓。相传金陵的名称是因秦始皇在金陵岗埋金以镇王气而得，即“埋金的陵墓”，故名金陵。 而金陵岗据说在今幕府山西。《景定建康志》记载：“父老言秦(始皇)厌东南王气，铸金人埋于此。”并说在秦始皇埋金的金陵岗曾立一碑，上刻：“不在山前，不在山后，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获得，富了一国。” 但又有人传说秦始皇并没有真的埋金，而只是诡称在山中埋金。这样，让寻金的人在山的前后南北，“遍山而凿之，金未有获，而山之气泄矣”。此外，还有楚威王埋金说，据说当时楚威王觉得南京“有王气”，甚恐，于是吩咐手下在今狮子山以北的江边(古称龙湾)埋金。《景定建康志》如此记载：“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楚子熊商败越，尽取故吴地。以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号曰金陵。” 刘宗意认为，“埋金说”有明显的传说和迷信色彩。埋金的目的是镇王气，所谓“金陵王气”是指金陵的风水特征。刘宗意考证发现，“金陵王气”的提法最早也只能产生于三国时期。所以，无论楚威王还是秦始皇都不可能有“惧王气”而生出的“埋金”之举。更关键的是，“陵”作为“坟墓”义用时，只能指埋葬帝王的地方，埋金的地方是不能称陵的。由此可看出，“埋金说”是不成立的。但“埋金说”为何能得以广泛流传呢?刘宗意认为，史实和传说混淆是古代史书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传说比史实显得更精彩，且穿插附会了许多神秘色彩，因而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沿革
距今50万年前，今东郊汤山葫芦洞一带就有被后世称为南京直立人（又称南京猿人）的原始先民活动。大约1万余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溧水“神仙洞”生活繁衍，古人类的足迹随时代推移罗布今南京市辖区范围。距今五六千年前，今市中心鼓楼岗西北北阴阳营的二级台地上，原始居民生息于南京地区第一批原始村落中，已广泛使用石制器具。3000多年前，沿江河一带密布着史称“湖熟文化”的居民聚落。商代到西周时期，不仅在金川河和秦淮河流域，而且在玄武湖滨和大江两岸各支流的台地上，都较为密集地分布着青铜时代的居民聚落，约两百处之多。

周灵王元年（前571），楚国在六合区境设棠邑，置棠邑大夫，南京有政区设置就此发端。周景王四年（前541），吴国置濑渚邑于高淳区固城湖畔，因邑城坚固，后世名“固城”。周元王三年（前474，一说前473），越灭吴，翌年筑城于秦淮河口长干里，俗称越城（又称范蠡城、越台），南京主城区建城由此始。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威王大败越国，尽得吴故地，于石头山（今清凉山）筑城置金陵邑并“郡江东”，为南京主城区建置政区治所之始。南京地区县置始于秦，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毁金陵邑城，移其县治于今江宁区秣陵街道，为秣陵县。秦汉时期，南京地区随经济发展建县渐多。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吴主孙权将统治中心从京口（今镇江）迁到秣陵。次年，改秣陵县为建业县，寓意“建立帝王大业”，又在楚金陵邑故址石头山上建筑军事要塞石头城。黄龙元年（229），吴大帝孙权从武昌（今湖北鄂州）迁都建业，是为南京建都之始，从此，“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的帝王之宅—南京作为国都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继三国吴后，又先后有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在建康建都，前后共320余年，史称六朝。六朝上承两汉，下开盛唐，在中华文明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在六朝以后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五代十国时的南唐、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都曾立都南京。隋灭陈统一全国后，采取压低六朝故都地位的政策，毁建康城邑，于石头城置蒋州，隋炀帝时，改蒋州为丹阳郡。唐武德三年（620），废丹阳郡改置扬州。武德八年（625），扬州治所移至江都（今江苏扬州），从此扬州之名专指江都。至德二年（757），以润州之江宁县置江宁郡，次年改江宁郡为昇州。隋唐300余年，南京政区建制高不过州、郡，更多时只为一县。五代十国时期，杨吴政权于武义二年（920）升昇州为金陵府，南京首次建置为府。天祚三年（937）正月，金陵府更名江宁府；十月，杨吴权臣徐知诰（即李昪）代吴称帝，以江宁府为国都，史称南唐。北宋初设为昇州，后置江宁府，南宋更名建康府，宋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建康府为陪都。元天历二年（1329），建康路更名集庆路。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克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元至正二十八年、吴二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于应天府置南京，这不仅是南京地名之始，也是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的全国性的首都。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南京为陪都。清代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江宁，改名天京，定为首都。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占天京，重置江宁府。

清末，南京不仅是江苏省省会、江宁府城，还是两江总督、布政使、江宁织造、驻防将军等文武要员的治所所在。宣统三年（1911）12月29日，起义的17省代表齐聚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国号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3日，废江宁县、上元县，置南京府。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成立，定南京为首都，改江宁县主城部分为南京市；4月24日，南京市政厅成立，为南京成为现代意义的“市”行政建制的开始；6月1日，市政厅改为市政府，是全国较早建立的市行政区；6月6日，定南京市为特别市，直隶于国民政府。1929年2月，江苏省省会自南京移至镇江县；4月16日，改南京特别市为首都特别市。1930年，又改首都特别市为南京（直辖）市，直属行政院。

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1952年9月，南京与苏南、苏北行政区合并成立江苏省；1953年元旦，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南京改为江苏省省辖市、省会。1989年，国务院批准南京市实行计划单列，被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93年，中央撤销省会城市计划单列。1994年2月，中央明确南京为副省级城市。2016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南京在城市规模等级上定位为“特大城市”，是长三角城市群26个成员中唯一的特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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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和甄宝玉“灵与肉”的分离
yyb168336 2013-10-25   |  187阅读  |  11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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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和甄宝玉“灵与肉”的分
    《红楼梦》中，曹雪芹写了一个贾宝玉，又别出心裁写了一个甄宝玉。从整体情节来看，这甄宝玉的出场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但若细心体会，此中颇有深意。

贾宝玉和甄宝玉鈥溋橛肴忖澋姆掷

    这两个宝玉不但相貌酷似，而且性情亦十分相同，“一味的诚实，从小儿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玩”，更为奇怪的是，都做过一个谒访“太虚幻境”的梦。

    所不同的是，贾宝玉在梦游“太虚幻境”后，并没有“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相反，着意在闺阁中寻找“良友”，于是有了“初试云雨情”，有了日甚一日的“意淫”，最后闹到“弃而为僧”，悬崖撒手而去，应了他曾对林黛玉说过的话：“你死了我做和尚。”

    甄宝玉在与贾宝玉会见之前，书中皆是虚写，即通过第三者的嘴来介绍：

    冷子兴因在甄府“处馆”，对学生甄宝玉及其家庭十分熟悉，他说：“……我进去看其光景，谁知他家那等显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但这一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说起来更可笑，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比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了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只一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无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你说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因此我就辞了馆出来……”(第2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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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处，是甄府家奴包勇被荐入贾府，向贾政说起甄宝玉的情形，因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幸喜后来好了，甄宝玉“嘴里说道，走到一座牌楼那里，见了一个姑娘领着他到了一座庙里，见了好些柜子，里头见了好些册子。又到屋里，见了无数女子，说是多变了鬼怪似的，也有变做骷髅儿的。他吓急了，便哭喊起来。老爷知他醒过来了，连忙调治，渐渐地好了。老爷仍教他在姐妹们一处顽去，他竟改了脾气了，好着时候的顽意儿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书为事。就有什么人来引诱他，他也全不动心，如今渐渐地能够帮着老爷料理些家务了”(第93回)。

    这两段文字可见出甄府和贾府竟是一个模样，甄宝玉和贾宝玉的亲情关系、人际氛围，以及梦游“太虚幻境”之前的脾气、爱好、举止、言谈，竟是毫无二致。


    有文章说，曹雪芹的此种安排，是为了在人物形象上作一鲜明对比，互为陪衬，一个顽强地和封建礼教对抗，不肯有丝毫改悔；一个在封建礼教的挟持下，改邪归正，重新作人。这似乎只是表面的一层意思，这样看起来，曹雪芹之手法也就未见得高明了。

    也有的文章说：是因为曹雪芹以浪漫主义幻笔把宝玉化为两人，如脂批所言“凡写贾宝玉之文，则正为甄宝玉传影”。这样说来就似乎有点别意了。

    甄府即贾府，甄宝玉即贾宝玉，要不，怎么有如此酷似的？！你看，家势的同等显赫，各有一个严父、一个溺爱孙子的祖母和一大帮美丽的姐妹，性情又如出一辙。自从各得相同一梦后，两人才各行其是，见出差别来。待到曹雪芹安排他们面对面在一起，一雅一俗，一高一低，一纯一浊，便见出分晓来，曹雪芹的用意值得细细领会。虽是一人，但并非身与影的关系，而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

贾宝玉和甄宝玉鈥溋橛肴忖澋姆掷

    在贾宝玉会见甄宝玉之前，特意让贾宝玉做了一个和甄宝玉相逢的梦，彼此从容貌到心性，都钦慕不已。这当然是先抑后扬之法。

    但待到贾宝玉和甄宝玉两人真正见面，开始内心深处的交锋，由表及里，层层切入，便见出两人真正的分歧与隔膜来。贾宝玉“尚不知他的心与我同不同，只好缓缓的来”(第115回)。

    第一个回合，是关于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价问题。

    甄宝玉称贾宝玉“是数万人里头选出来最清最雅的”，而自称是“一等愚人”。贾宝玉则以为“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儿们清洁，怎么他拿我当作女孩儿看待起来”？便道：“世兄谬赞，实不敢当。弟是至浊至愚，只不过一块顽石耳……”(第115回)

    接着，甄宝玉现身说法，谈他怎么“历尽甘苦”，“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贾宝玉“听这话头又近禄蠢的旧套”，有些不悦。在贾兰的提问下，甄宝玉也就“索性把话说明了：……但弟少时也曾深恨那些旧套陈言，只是一年长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懒于酬应，委弟接待。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便是著书立，无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所以把少时那一派迁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访师觅友，教导愚蒙，幸会世兄，定当有以教我。”“宝玉愈听愈不耐烦，又不好冷淡，只得将言语支吾”。然后，借故赶快结束这次谈话(第115回)。

贾宝玉和甄宝玉鈥溋橛肴忖澋姆掷

    甄宝玉的一段话，曲曲折折描绘了他改邪归正的整个过程，恰与贾宝玉现时的种种形状，成一逆反趋势。贾宝玉寻找知音和知己的梦破碎了，举世之中，唯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人。他因此而真切地发了一番感慨：“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尽性之谈，不过说些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的人不是个禄蠢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这个相貌也不要了。”(第115回)

    这段话值得注意，正是贾宝玉见了甄宝玉之后，他的灵魂和精神才真正地获得独立，再不依附他的肉体。他将挣脱一个男子所应迎迓的名缰利索，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精神世界。贾宝玉真正地成为一个“精神”的象征，而甄宝玉是那个活在俗世的行尸走肉，故贾宝玉才“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也不要了”！

    这就是贾宝玉和甄宝玉灵与肉的真正分离。

    薛宝钗听了贾宝玉的议论，既遗憾而又愤慨，她说：“……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做一个男人原该立身扬名的，谁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说自己没有刚烈，倒说人家是禄蠢。"(第115回)

    至此，贾宝玉和甄宝玉两人的结局，自然是相异的。甄宝玉走的是仕途经济一路，而贾宝玉却是从现实生活中直觉到人生的幻灭。

贾宝玉和甄宝玉鈥溋橛肴忖澋姆掷

    贾宝玉在与甄宝玉相见之前，贾府发生了多少大事：他的被迫娶薛宝钗——一个与他思想完全格格不入的人；林黛玉悲病过度而死，使他失去一个肝胆相照的知己；此外，还有一大批女性的香消玉殒，秦可卿、尤三姐、尤二姐、王熙凤、鸳鸯、晴雯……妙玉的受劫，不知生死；贾探春、史湘云的出嫁、消息杳杳……贾宝玉的那一份“柔情私意”再也没有一个寄托之处，整个贾府也是大厦将倾，危机四伏。正是从这些变化中，他感悟了这一切的空的形式，于一种绝望之余，遁入空门——让自己的灵魂找到最后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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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作真时真亦假 ——探究甄、贾宝玉的人物关系
发表时间：2020/9/9   来源：《中国教工》2020年12期   作者：于佳萱
[导读] 甄宝玉在《红楼梦》中的出场回合并不多，尤其是在曹公所著的前八十回中
        于佳萱
        北京体育大学    100000
        摘要：甄宝玉在《红楼梦》中的出场回合并不多，尤其是在曹公所著的前八十回中，甄宝玉的形象仍具有模糊性。然而作者安排这一角色出场并非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具有深意的。本文将从分析甄宝玉的人物出场入手，探究甄、贾宝玉的人物关系。
        关键词：甄宝玉 贾宝玉 人物关系
        学界对于甄宝玉和贾宝玉的人物关系说法不一。如俞平伯先生认为 “甄宝玉自然是贾宝玉底影子，并非实有其人”[1]，并认为“甄宝玉一式无二”，只是贾宝玉的陪衬。也有学者认为贾宝玉和甄宝玉一真一假，“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才是‘真宝玉’”或恰恰相反，如芙萍认为“甄宝玉就是曹雪芹的真替身，贾宝玉不过是一个梦想的影子。”[2]冯其庸先生则认为“在《红楼梦》世界里，揭露批判着一个现实世界，呼唤向往着一个理想世界。”[3]并对应了两种人，一种为理想而活，一种为现实而活，二者是并列的物质实体。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更加中肯，而非一方是另一方的副本。
    前文提到，第五十六回中贾宝玉通过梦境窥见了甄宝玉的生活，袭人笑道：“那是你梦迷了。你揉眼细瞧，是镜子里照的你影儿。”袭人的这个说法，看似玩笑，实则贴切。镜像的特点即“相反相同”，而甄宝玉和贾宝玉的人物形象，亦是“相反相同”、具有对称美的。
1.人物的相似性  
        贾宝玉和甄宝玉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身世，相貌和儿时的性情等。首先是家庭环境，根据第五十六回中贾宝玉梦游甄府可知，甄府和贾府的布局是基本相同的，且甄府也有一个像大观园似的园子，只是两府坐落一南一北罢了；二人在家的家庭地位也是遥相呼应：均有一个严厉的父亲和宠溺的祖母，在家里众星捧月，穿梭在女儿群中。其次是相貌，甄府的女人初次见到贾宝玉时，还以为是自个儿家里的宝玉，贾母回答道体面人家的孩子装扮都是一般齐整，可见两个宝玉的衣着装束和相貌也是相同的，使得贾宝玉初次在梦里见到甄宝玉时真如同在照镜子。最后是两人年幼时的性情竟也如此相似：一个是“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一个是“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面对父亲的苛责严厉，二人都不想显身扬名，走仕途经济之路，而是“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活生生一对乖张的顽童。
        为什么二人要违背父命，逃离功名利禄，“不顾流俗诽谤讥讪，醉入花丛，乐而忘返” [4]呢？ 古时候儒家的入世观念被广大文人奉为圭皋，他们将建功立业看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而读书应举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而两个少年宝玉却不以为然，反而对未婚女子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与虔敬，难道是青春期的性冲动作祟吗？显然不是的。警幻仙姑曾评价贾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且此“淫”非彼“淫”，贾宝玉的“淫”是“意淫”，是与“肌肤之淫”相对的，可以理解成对世间万物，不管是世俗上认为可以产生情感或者不应该产生的，都抱有发自内心的情感，这即孔子的“仁爱”，也是墨子的“兼爱”，这其中有同情，有怜悯，也有佛陀的“慈悲”。 脂砚斋的批语说“黛玉情情，宝玉情不情”，亦有此意。可见两个宝玉的思想志趣其实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其说他们喜爱女性，厌恶男性，不如说他们更认同女儿般的性格特征。小说中的男子，或古板冷酷似贾政，或荒淫无耻似贾赦，或追逐名利似雨村，或卑鄙龌龊似贾环——他们道貌岸然，象征着名利场的浑浊污秽。而女子不同，她们天真活泼，各具风韵，最重要的是自然高洁，很少受到世俗的污染。相似的还有如秦钟之辈，虽是男儿身，但“腼腆温柔，未语面先红，羞羞怯怯，有女儿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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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仍喜于同其交往，可见对于宝玉的“褒女贬男论”并非从生理角度划分，而是从精神性格进行选择。他们厌恶以男性形象背后的封建势力与封建思想，而宁做“离经叛道者”，以己微薄之力向封建社会做出反抗。可见少年时期的贾宝玉和甄宝玉，无论是从外貌还是精神，都如同一对孪生兄弟般难分彼此。他们是冲破封建顽隅的内在动力，为社会变革指明方向。
2.人物的对立性   
        贾宝玉和甄宝玉的对立性，主要体现在经历了太虚幻境后，二人的态度及人生轨迹的转变。前文说到，贾宝玉一直将甄宝玉视为“知己”、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同类”。然而度过了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二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产生了变化。然而经过一次现实的交谈，贾宝玉彻底幻灭。他本想听甄宝玉说些“诋尽流俗、独抒性灵的见解”，以“净洗俗肠，重开眼界”。甄宝玉却以“世路的话”酬应，三句话离不开忠孝仁义。对此贾宝玉大失所望，直言“有了他，我竟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意在“证同类”，未料“失相知”，使得贾宝玉神魂失所，大病一场。两个宝玉的结局自此可想而知：甄宝玉中举后留在红尘凡间，娶李绮为妻，重振家业；而贾宝玉中举后了却尘缘，随一僧一道出走，贾家没落。
        为什么甄宝玉会幡然醒悟，重回世俗呢？根据他的自白，首先是父命难违，“家君致仕在家，懒于酬应，委弟接待。”其次，提前经历了家道中落的甄宝玉“数年来更比瓦砾尤贱，虽不敢说历尽艰苦，然世道人情略略地领略了好些。”政治地位的下降和经济的窘境使得一直被奉为“宝玉”的甄宝玉沦落为“瓦砾”，他极度后悔昔日的“富贵不知乐业“，决心痛改前非，以至于失去初心，主动踏上了封建正统之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甄宝玉对人生价值的意义建构在物质财富之上，必然走向向封建礼教屈服的命运。而贾宝玉不同，他虽是个“富贵闲人”，但对自由和天然的渴望远大于对富贵的追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二人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自始至终贾宝玉都没有认同封建礼教，并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进行身体力行的驳斥——回想贾宝玉素日里与丫环奴才们的相处模式便可了然。其实他并非不学无术，每每题诗词时他总有自己的意味与见解在其中，只是他厌恶士大夫们的追名逐利、阿谀周旋，认为和他们交往会玷污自己的人格。他尊敬黛玉的原因也有一部分在于此——林妹妹从不曾说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这份对本性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厌恶与家道中落的事实发生冲突，只有做自己厌恶的事情才有可能挽救自己的家族前途。在这一过程中，他进一步见证了封建统治阶级背后的肮脏腐败，厌世心理也随之强化。当大观园百花凋零，曲终人散时，他决定以应举作为自己了却尘缘的终点，而这一终点，恰恰是甄宝玉步入“正道”的起点。另外，关于第二回中关于甄宝玉的话语描写：“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盛雪云认为，甄宝玉评价女儿“尊贵”、“尊容无对”的词语已经暗含了尊卑等级的重礼思想。[5]而贾宝玉描述女子和男子以“水”和“泥”，均为中性的词语；他虽偏爱女子的习性，却对男子也保持平等的看待，具有温和博爱的情怀。简言之，贾宝玉重“情”，为理想而活；而甄宝玉重“礼”，为现实而活。[6]成年时代的价值趋同不一导致了两段不同的人生轨迹。
参考文献：
[1]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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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1594～1657），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注心。著有《国榷》一书。50多岁完成原稿，但被小偷偷走，在受到打击后，他便从痛苦中挣脱出来，编著一部新的《国榷》。新的《国榷》共104卷，428万4千字。

基本信息
中文名
谈迁

职业
史学家

出生日期
1593年

出生地
浙江海宁枣林


逝世日期
1658年1月14日

成就
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

代表作品
《国榷》、《枣林杂俎》、《北游录》

所处时代
明朝、清朝

目录
1基本信息
2史学生涯
3关于《国榷》的故事
4为人操守
5家庭成员
折叠编辑本段基本信息
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天启元年（1621）始，以明实录为本，遍查群籍，考订伪误，按实编年，序以月日，历时六年，完成《国榷》初稿。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清顺治二年（1645）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四年，全稿被窃，愤而重写。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探求公私著述，访询故明遗老，尤重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才料，校补厘订《国榷》。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十三年夏，南归海宁。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作幕，是年冬病死于幕所。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六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论》二卷等。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折叠编辑本段史学生涯
谈迁博览群书，家境贫寒，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其是明代典故。他立志撰写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约400万字，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很快从痛苦中挣脱出来，发奋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逸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折叠编辑本段关于《国榷》的故事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多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书稿即将付印前（清顺治四年1647年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每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夜难安寝。可是，他却没有放弃，并决定重新撰（zhuàn)写。当时谈迁已经是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了。经4年不懈努力，日夜奔波，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谈迁重编《国榷》的事迹也被苏教国标版语文第九册（五年级上册）列入课文，作者蒋光宇，题目为《厄运打不垮的信念》。

《厄运打不垮的信念》内容为：明朝未年时，史学家谈迁经过20多年的奋斗，6次修改，谈迁终于在50多岁时完成了一部400多万字的明朝编年史——《国榷》。

面对这部可以流传千古的巨著，谈迁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可是，就在书稿即将付印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夜里，小偷溜进他家，见到家徒四壁，无物可偷，以为锁在竹箱里的《国榷》原稿是值钱的财物，就把整个竹箱偷走了。从此，这些珍贵的书稿就下落不明。20多的心血转眼之间化为乌有，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对年过六十、两鬓已开始花白的谈迁来说，更是一个无情的重创。可是谈迁很快从痛苦中崛起，下定决心从头撰写这部史书。

谈迁又继续奋斗十年后，又一部《国榷》重新诞生了。新写的《国榷》共104卷，428万4千字，内容比原先的那部更翔实、精彩。谈迁也因此留名青史、永垂不朽。

折叠编辑本段为人操守
谈迁一直是靠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事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这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折叠编辑本段家庭成员
父：谈于庭，字扬甫，号存一，（1548—1626年）。母：俞氏，为谈于庭的继室，谈迁生母。

妻：俞氏，有一女三子。子女：长女，三子名：谈朴、谈祺、谈祉。[1]

参考资料
1．谈迁简介  . [2024-1-12]

admin

都说东林党祸国，它到底怎么祸国了？先来看看它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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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1 00:09

东林党的形成始于一个人：无锡名士顾宪成。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万历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事忤旨，革职还乡，与胞弟顾允成及好友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设座讲学，以实现由教育和学术兼济天下的抱负。




他们在讲学的过程中，密切关注朝政。

有明一代，政府有通过邸报向官员公开政务做法，邸报的内容，主要有两项，其一是来自京城臣僚及地方官员上呈给皇帝的各种章奏疏议及皇帝在其上所作批答。其具体做法是，奏章一经皇帝阅读，“就于奏本后批写旨意送该科给事中收。转令该衙六抄出施行”（《大明会典》一百一十二卷）；其二是“凡日朝，六科轮一人立殿左右，珥笔记旨”，做皇帝接见臣僚的谈话笔记，该笔记经皇帝核审后，则抄发到在京各衙门“互相传报，以告朝政”，抄发的内容不但向官员公开，而且向民间公开。

所以说，就算只是大明帝国里的一个平头老百姓，只要他愿意，对朝廷的各项措施、政务，是可以拥有很高的知情权的。

这就是为什么谈迁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却可以在家里修纂《国榷》的原因。

事实上，不但《国榷》，就连《明实录》，其编纂素材也主要是来自于邸报。

顾宪成等人原本就是朝廷政要人员，受儒家“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退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思想影响，身在野而心系朝廷，要了解朝廷中的一动一静，其信息的来源渠道远比普通百姓多得多。

他们讽议朝政，发表高论，字里行间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在民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影响所及，朝中许多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纷纷为之侧目，渐渐遥为呼应，甚至亲临授学。

东林之名由是闻名海内，东林书院也因之成为了士之渊薮。

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隐成其中领袖，时人号为“三君”。

围绕在“三君”周围的，则是一个由读书人构成的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敢于坚持原则，为实现理想不怕打压，不怕牺牲。他们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和万历帝，和各派系大臣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从“妖书案”到“梃击案”，再到“红丸案”、“移宫案”，倾尽全力地支持朱常洛和天启父子即帝位。

天启即位之初，所启用的如刘一燝、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左光斗、孙慎行、杨涟、高攀龙、王之宷、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等人均是东林骨干以及其同路人，史称：“众正盈朝”。

对于熊廷弼的死，《明史》的说法是：“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

这种说法对，但又不完全对。

熊廷弼原属于楚党，在朝内任御史时，很看不惯东林党，经常和御史台里的姚宗文、刘国缙联合在一起攻击东林党。

熊廷弼这样做，是因为狂狷孤傲，生性如此——只要他看不惯就开炮，逮谁骂谁，并非纯粹的党派之争。

而姚宗文、刘国缙就不同了，这两位爷，炮轰东林党，是为了出风头，为自己的升迁铺道路，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攻击东林党当作事业来做的。

杨镐下课，熊廷弼接任经略辽东，姚、刘两人满以为熊廷弼是自己的同类，会拉兄弟一把，可熊廷弼却不屑于搞这一套，对两人的摇头摆尾、打滚求援充耳不闻、置若罔闻。

姚、刘两人被激怒了，从此，开始了对熊廷弼不遗余力的销毁。

在他们的鼓动下，其同类闻风而动，纷纷跟着起来诬陷和攻讦熊廷弼，说他欺君、专断、丧师辱国。

熊廷弼第一次下台，全拜他们所赐。

熊廷弼没有想到，在他危难和落魄时，能实事求是肯定他的成绩，替他说话的人反倒是东林党人。

熊廷弼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曾多次要求朝廷派人到辽东核查实情。

然而，被派来考核的官员却是姚宗文、刘国缙这些人！

可以想象，姚宗文、刘国缙这些人要真来，熊廷弼会被搞得更惨。

关键时刻，是东林党人杨涟上疏，改派了没有卷入党争中的的无党派人氏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

朱童蒙回来后的报告上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

这个报告，为熊廷弼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袁应泰殉国，东林党人首辅刘一燝也摒除门户之见，实话实说道：“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

广宁兵败，辽东尽失，负主要责任的人虽然是王化贞，但作为王化贞的上司，作为辽东边事的总负责人，熊廷弼还是避免不了受到牵连。

admin

【原】熊廷弼冤案：并非广宁之败那么简单，还牵涉明末复杂的党争
东海寻人 2021-10-15   |  50阅读  |  1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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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末年有四根擎天柱，熊廷弼是第一根。然而广宁之战明军失利，熊廷弼随即护送百姓后撤，因此被政敌抓到把柄连同广宁之败一并清算。最终这根大明的擎天柱冤死，传首九边，令人惋惜。

　　当后人谈论起这件事的时候，均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熊廷弼的猪队友王化贞的连累，魏忠贤的阉党的构陷，同时也有咒骂熊廷弼的。殊不知这起冤案背后，牵涉明末复杂的党争。



　　广宁之败责任之辩
　　满清入关之前对明战争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萨尔浒之战，大明转为防守；第二阶段是广宁之战，大明退守关锦防线；第三阶段是袁崇焕被冤杀，关锦防线无将能守。熊廷弼之死就与第二阶段广宁之战有关，朝廷将战败责任归咎于他跟王化贞，并且因为他护送百姓后撤等同于放弃辽西之地，两个罪名加在一起就判处斩首了。

　　由此可见朝廷给的是战略性失误的罪名，是相当严重的。但是这是彻彻底底的冤案，熊廷弼完全不用背这口黑锅。



　　首先，广宁之败直接的原因是王化贞过于自负，轻信蒙古人与投降努尔哈赤的降将李永芳，就连他的爱将孙得功也被策反了，打乱了明军的部署，王化贞才是那位要负首要责任的人。

　　其次，王化贞主张进攻，过于轻敌，不知努尔哈赤的深浅，屡屡受挫也不吸取教训，这也是很大的问题；他主张的战略部署过于分散，非常容易被后金的骑兵奇袭而逐一击破；过于信任辽人，不设防，也经常吃亏，种种迹象表明王化贞军事能力太差，对前线防御危害很大。



　　反观熊廷弼，认识到后金的强大，主张防守的同时，积极利用明军、辽人、高丽人三方面牵制后金；但同时谨慎对待辽人，注意奸细问题；准确预判了蒙古盟友不可靠，眼光独到；主张将兵力集中于堡垒中的策略，被后来的孙承宗、袁崇焕提出的关锦防线所借鉴，这些都表明了他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

　　而事实上熊廷弼也极少犯错，在广宁之战失利之后，意识到蒙古确实不可靠，辽西之地将来会受到后金、蒙古两面夹击，而且后金的进攻策略一直都是打胜仗之后即掠夺人口迁徙到后方，所以此时熊廷弼将百姓护送到后方是很明智的选择，避免这些人口充实后金。



　　在封建时代攻城略地不仅仅只是夺下土地，掌控这片土地的人口一样重要。熊廷弼将人口迁走，后金得到的是无人区，实际收益很小。后金要么派重兵驻守，要么从后方迁徙百姓充实这里。很显然后者很不划算，万一被明军重新夺回来，后金反而损失了自己的本来的人口。而且熊廷弼走之前烧了很多东西，后金重建需要耗费很大财力，他们不一定肯出手。

　　如此一来，辽西之地成为一个缓冲带，对大明的防守是很有利的。将来大明重新夺回辽西之地，或者进一步反攻，阻力也小很多。



　　所以说熊廷弼在广宁之战之中的一系列行为都很冷静睿智，处理得当，不应该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他，绝大部分责任应该是王化贞的。

　　可惜的是，王化贞被天启皇帝与魏忠贤放过了，而熊廷弼却遭罪冤死了，形成鲜明的对比——朝堂之上，存在非常严重的党争问题！



　　明末党争牺牲品
　　有人喜欢将熊廷弼划到东林党，这其实是不准确的。诚然东林党人首领之一杨涟一直是全力支持熊廷弼的，但别忘了宣党的党首汤宾尹也是全力支持熊廷弼的，在熊廷弼下狱期间动用自己的关系极力营救。熊廷弼实际都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他只是一名有能力的爱国将领。

　　虽然参与党争的文官们斗得很厉害，东林党与宣党互相倾轧，势同水火，但在边防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支持真正的将才。所以他们会支持熊廷弼，为其争取。



　　是不是因此说明东林党与宣党就是好的呢？那可未必，因为他们代表各自的士大夫集团，均不支持皇帝对他们所在的地区加税。这个事情存在一定争议，一方面他们是出于私心，另外一方面加税实际也会激化社会矛盾，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各党互相倾轧，导致人心涣散，实际也在损耗大明的国力。

　　不过东林党反对魏忠贤的阉党最为激烈，也最受魏忠贤忌恨，所以首先被阉党清洗了。杨涟等人被杀，东林党因此失势；而汤宾尹因为此前党争失利罢官，实际话语权小了很多，这导致为熊廷弼说话的人太少，使得他不得不自救——贿赂魏忠贤！



　　但是熊廷弼本身没钱，魏忠贤又贪得无厌，他怎么满足得了魏忠贤呢？且不说熊廷弼还得罪了不少阉党成员。比如魏忠贤的义子梁梦环诬陷他贪污军饷十七万，刘徽诬陷有百万家产建议充公。实际情况是熊廷弼根本没有钱，后来有个眼红的知县去抢他们家，也没得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由于熊廷弼没钱，魏忠贤大怒，让一众阉党宵小郭兴治、石三畏、卓迈、冯铨、顾秉谦，加以构陷，这可天启皇帝底下最有权势的阉党，岂是失势的东林党、宣党所能对抗的？



　　然而熊廷弼的实际处境还更糟糕，要他死的人不止阉党。王化贞因为跟熊廷弼有军事分歧而不和，而王化贞有一位铁杆盟友兵部尚书张鹤鸣是熊廷弼的死对头，还有方从哲、姚宗文也跟熊廷弼不和，这些都是浙党的人，属于依附魏忠贤的势力；齐党也基本依附魏忠贤，昆党、楚党或保持中立或默许阉党，都是对熊廷弼不利的。

　　也许你可以从这里感觉出来，天启年间的熊廷弼之死是明末党争的一个分水岭。保熊廷弼的势力逐渐凝聚成东林党，余下的势力通过参加构陷熊廷弼逐渐往阉党靠拢，随即形成阉党与东林党两大阵营对立。换言之，熊廷弼正好是这两个阵营斗争的牺牲品。



　　熊廷弼之死影响深远
　　崇祯帝上台后，灭了魏忠贤。表面上阉党似乎倒台了，但实际上阉党与泛阉党余孽仍旧存在。他们与东林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灭亡。熊廷弼被整合过后的阉党害死，暗示明末党争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

　　熊廷弼死后，前线将士收复辽西、辽东的决心与信心大大降低，因此才有后来的孙承宗、袁崇焕组建关锦防线。但可惜的是孙承宗被魏忠贤忌惮而辞官，魏忠贤死后又被阉党余孽王在晋诬陷而被迫辞官，可发挥的余地太小，而不得不推举袁崇焕，但显然袁崇焕不如孙承宗稳重。



　　熊廷弼与王化贞的矛盾，其实对后来的关锦防线影响非常大。被袁崇焕擅杀的毛文龙，原本是王化贞非常信任的部将，而袁崇焕本来是熊廷弼这一派系的，两派矛盾实际早就埋下了。换言之，熊廷弼之死也间接影响了袁崇焕的死，导致关锦防线涣散。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阉党与泛阉党势力干预军事，对大明的边防破坏相当大。熊廷弼这样的能人含冤而死，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那些为阉党洗地的人，口口声称阉党能帮皇帝收税，制衡党争，可实际情况呢？阉党自己也有势力范围要保，只不过是把收税任务转嫁给竞争对手，继续加剧党争激烈程度，根本起不到制衡效果。而且阉党盲目干预边防，接连出现重大战略失误，害死一个个像熊廷弼这样的军事人才，到了没有忠臣守护边疆的地步，只剩下吴三桂这种汉奸，试问大明还有救吗？

　　熊廷弼死得很冤，一心为国却被动卷入党争，成为牺牲品。比这更冤的是，至今仍然有很多罔顾事实的后人，还一个劲地骂他。

　　可恨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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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误国，而非东林误国，一任巡按两任经略的楚党熊廷弼何以被杀
播报文章

博登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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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8 17:46


熊廷弼
明末大乱，关外“建奴”在闹、关内“反贼”在闹。后金是明朝最大的敌人之一，所以辽东的局势无疑时刻牵动着明朝君臣的心。熊廷弼，万历晚期受命巡按辽东，其实干作风一时间遏制了后金嚣张的侵略气焰。至天启年间熊廷弼再次经略辽东时，因他和东林党巡抚王化贞不和，互相掣肘，最终兵败失地，因此被朝廷问罪。而东林党也因此成为某些人指责的矛头，各种东林误国言论甚嚣尘上。但是大明灭亡，雪山崩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别人就那么干净吗？以熊廷弼的一生可清楚看到明末党争的状况。


东林党
一、明末党争
明朝党争追本溯源，责任在万历阁臣王锡爵，文秉在《先拔志始·小序》中说：“盖门户之局，胎兆于娄东(指宰辅王锡爵)，派岐于四明(宰辅沈一贯)，衅开于淮抚(指李三才)，而究以国本为归宿。”（《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联合史实解释这句话的大意是：以门生、故旧、同乡、政治诉求划分出来的小团体(朋党)在万历首辅王锡爵时期就已经酝酿，因为王锡爵希望继承张居正遗志继续改革，因此臣下有所分化；至沈一贯做首辅之时，各党出现，但面子上大家还过得去，还未曾不共戴天；至李三才巡抚淮南卓有成效，且李三才和顾宪成等人私交甚好，当朝廷打算引李三才入内阁而流言四起时，东林党积极替他辩护，终于开启了朋党之争；但朋党之争的最终目的还是争国本。
所谓国本，就是万历朝定谁为太子，因参与争国本，主张立神宗长子为太子而被神宗罢免的顾宪成，回到老家办起补习班，从事教育行业，其学派即为东林学派。但是古代士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个学派注定不是单纯的讲学论坛。东林学派逐渐形成了以讲求实学、要求改革、拥立皇长子为主旨的政治团体——东林党。而沈一贯则纠集一群人以立神宗喜欢的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为目标，其被称为楚党。经过复杂的分散合离，最终造成了东林党VS楚、浙、齐三党联合，双方全面对峙的局面。


东林党
二、熊廷弼为何得罪东林党
熊廷弼初仕为保定推官。“在郡六年……为天下理官第一”（《熊襄愍公全集》），由此可见熊廷弼的本事。熊廷弼之后入京升为御史，当时的督察院御史系统为三足鼎立，即被楚、浙、齐三党包揽，若想在御史系统有所发展，必须“拜码头”，即投入三党之中的一党名下才有立锥之地。熊廷弼为两湖之人，必因地制宜，拜入楚党门下。又因当时是东林VS楚、浙、齐三党联盟，所以熊廷弼自然是东林的政敌。
据熊廷弼《熊襄愍公全集》所述：熊氏本应“注北学差以酬”但“妒先生者，怂恿冢宰孙公丕扬改南，不欲先生入朝也”究其原因为“东林党起，叶相国向高暨冢宰主其内，淮抚李三才主其外……尽去故相国党 (指前首辅沈一贯)”，从这我们可以看出，熊廷弼拜过码头之后仕途平坦，马上就要被提拔为北直隶提学，但因东林党崛起，东林党打压异党，最终熊廷弼被改为提学南直隶。南直隶是留都，无任何工作可干，其实就是个剥夺实权养老的地儿，这其实就是明升暗降，熊廷弼实际被搁置。


熊廷弼
熊廷弼罪上加罪、得罪东林党的另一桩“罪行”就是“明龙公姻”（《熊襄愍公全集》），即熊廷弼和明龙公联姻。明龙公就是东林党极度敌视的楚党成员郭正域，因郭曾庇护被东林弹劾的妖术案牵连人，所以郭被东林所敌视。熊廷弼被贬南直后也不得安稳，他被南京御史弹劾，最终丢职罢官。这样我们看出熊廷弼尚未鲲鹏展翅之时宦海跌宕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党派之争。
三、崭露头角
1608年，被压制的三党联盟局势有所好转，熊廷弼因此得以外派巡按辽东，澄清吏治、强军富边，卓有成效。但不久东林再次强势，即出现了熊廷弼被改派南直之事。
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辽东局势岌岌可危，执政的东林党逐渐失势，楚、浙、齐三党联合又强势起来，于是出现了起用熊廷弼经略辽东之事。最终熊廷弼经略辽东，卓有成效。但是不到一年即1620年（光宗泰昌元年）言官姚宗文以“兵马不训练， 将领不部署， 人心不附戢……不足以成大事”为名弹劾了熊廷弼，有了开头的，言官抱团取暖，顾慥、冯三元、杨涟、魏应嘉、张修德一起弹劾，熊廷弼最终罢免。
此次熊廷弼被罢免的原因，只因言官不顾事实，只求发财。辽东战乱之地，机会（贪污）甚多，但熊廷弼刚正不阿，“物情以故不附”（《明史》），成了这些人贪污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必须除去。在熊廷弼罢官一事中，东林党处于事不关己的状态，从内心深处不如说，东林党还希望他被罢免，以便启用自己人李三才经略辽东。所以虽然此次事件中，东林党不是始作俑者、也没太过落井下石，但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无疑是损人不利己。而继任的辽东经略袁应泰则战败丢失辽阳。


熊廷弼
天启二年，三党联合做大的局面终因三党利益不同而分崩离析。这期间不乏东林党从中作梗、合纵连横，进而形成了东林、楚党两党联盟的局面，而熊廷弼也于前年（天启元年）丢失辽阳后，再被任命为辽东经略。因为是两党执政，所以封疆大吏名额分割上就得有东林党一份，东林党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双方互相监视。但是与实干家熊廷弼不同，王化贞“为人騃而愎， 素不习兵， 轻视大敌， 好谩语”（《明史》），完全是个纸上谈兵的角色。
针对日益紧张的辽东局势，熊廷弼主张“请调兵二十余万， 以兵马、刍糗、器械之属责成户、兵、工三部。”主张朝廷要举全国之力守住辽东，而王化贞则说：“我兵不必多……，有李永芳内应在，粮草可无运……，可不战而捷也”，这完全是空想。但是当时首辅是东林党叶向高，最终在边疆大吏的战略争论中，叶向高支持了王化贞，叶向高称赞王化贞“条议凿凿”（《明熹宗实录》）。最终熊廷弼势单力薄，他的主张皆不能实行，空有经略名号，实权皆在巡抚手中。
而天启年间正是阉党形成之时，以当时的内阁大臣沈铭缜带头，迅速形成了祸国殃民的阉党。沈铭缜觊觎首辅之位，遂以刘一燝曾推荐的熊廷弼入手，诬陷熊廷弼通敌叛国，对熊廷弼大肆攻击，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刘一燝。


明军败北
至广宁沦陷，熊廷弼、王化贞都获罪入狱，这成了阉党打击东林党最好的借口，最终熊廷弼、王化贞二人都被判死罪。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被阉党杀害，晚明不多的实干家就这么被自己人除去了，这也是明朝必灭的原因吧。
文史君说
不知何时，网络上有那么一批人，罔顾历史事实，一厢情愿，竟将明朝灭亡的过错全部推到了东林党身上。东林党对明朝的灭亡负有一定责任，但阉党才是真的祸国殃民，复旦大学明史专家樊树志教授的《重写晚明史》里言语详尽不再重复。雪山崩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大明灭亡是综合因素，复旦大学明史专家张海燕教授也认为党争是明朝灭亡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可否定，熊廷弼的官宦生涯伴随着党争的此强彼弱，他的一生正是明末党争的缩影。熊廷弼出身在一个悲剧的时代，他是晚明为数不多的实干家，但奈何天要灭绝大明，非战之罪，大明已经无可救药，只有推到重来。大明的灭亡是历史必然。
参考文献
1. 《明熹宗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
2.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熊廷弼《熊襄愍公全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十八年刻本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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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简介
xjvxsk622013.03.27浏览201次文化艺术分享举报
谈迁是明朝的
1个回答
yufb9mgf3
2013.03.28
满意答案
　　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

　　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