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破石惊朱丝马迹=====薛文宣·红楼天地会朱三太子朱慈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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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X-03薛孔训//朱晦庵+朱熹+朱子//吕东莱//张栻【庄四//庄烈帝皇四子】




朱熹[zhū x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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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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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紫阳，世称晦庵先生、朱文公 [39]。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 [52]南宋时期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 [2] [41]。

朱熹幼年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依父友刘子羽生活，受业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绍兴十八年（1148年），赐同进士出身，后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 [40]。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 [42]，后因忧虑外戚专权之事重演，便利用讲学之便多次攻击身为外戚的韩侂胄。但韩侂胄被宁宗拥立，便将朱熹褫职出朝 [43]。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以伪学欺人，攻讦其为“伪学魁首”，列有六大罪。朱熹以伪学罪被落职罢祠，归建阳讲学著述。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逝于家中，谥号为文。 [40] [51]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是“二程”三传弟子李侗学生 [41]。朱熹的哲学体系以“二程”的理本论为基础，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及佛、道教思想而形成 [40]。与“二程”学说合称为“程朱理学”。其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官方哲学。其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41]。朱熹还著有一千二百五十多首诗作，有着不容忽视的造诣和成就。 [43]

（概述内图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绘朱熹像 [44-46]）












































全    名朱熹 [19]
别    名朱子、文公、紫阳先生、考亭先生
字元晦、仲晦
号晦庵、晦翁、沧洲病叟、云谷老人 [48]（自号）
谥    号文
封    号徽国公 [48]
所处时代宋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南剑州尤溪 [36]（今属福建三明市）
出生日期1130年10月18日（南宋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日）
逝世日期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农历三月初九）
安葬地建阳县黄坑大林谷 [47]（今属福建南平市）
主要成就儒学集大成者
宋代理学家
主要作品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晦庵词》
学    派儒家理学之考亭学派
籍    贯婺源（旧属徽州，今属江西上饶）
晚年居住地建阳考亭（今属福建南平市）


目录

1人物生平
▪年少求学
▪初入仕途
▪寒泉著述
▪游学楚中
▪治学勤政
▪还居建阳
2主要成就
▪理学思想
▪教育思想
▪科学思想
▪美学思想
▪重建书院
▪文学成就
▪书法成就
3人物评价
4个人著作
5轶事典故
▪少有大志
▪连环巧问
▪鹅湖论学
▪朱张会讲
▪朱松求人算命
▪朱熹和郑樵
▪追索其诗
6后世纪念
▪上饶纪念馆
▪武夷山纪念馆
▪讲学遗址
7人际关系
8史料索引





人物生平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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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求学

朱熹祖、父那辈时，从婺源迁居到福建。 [24]

南宋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48]

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据《少傅刘公神道碑》铭文当为从表伯 [49] [53]），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子侄，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49]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初入仕途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




明代画家郭诩绘《朱子像》
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

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安徽省档案馆藏朱子画像 （据考证作于明成化年间）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游学楚中






朱熹赠问津书院自画像(2张)



朱熹一生曾多次游学楚中。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 蕲州于州学东建教授厅，应蕲州州学教授李宗思之请，朱熹于乾道九年（1173年）七月壬子日撰《蕲州学教授厅记》。朱熹的好友李伯谏受命于朝，将赴鄂东掌教蕲州之学时，朱熹闻之，热情地写了一篇《送李伯谏序》，对李的品德和学识给予充分赞扬，序中还极力鼓励道：“今而后闻薪之士，其有慨然兴起于学，而明乎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者，是则伯谏之德之修之验也夫。” [1]

又据《黄州府志·学校志》载，乾道间（1165-1173年）黄州郡守李沈建二程先生祠于学宫，至绍熙三年（1192年）九月戊子，朱熹又为之撰写了《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以上“两记一序”均加载《朱子大全集》。晚年曾讲学孔子山庙学( 即问津书院)。清代光绪《问津院志》朱子像赞有文曰：“书院自宋以来，即藏有朱子自题小影。康熙五十五年，靖之镐、王汉业、刘锋等公议，建立神主。其小影特于春秋配享时悬挂，致敬厥后，易神主而捏塑。则乾隆五十二年，聘工遵照小影为之也。小影经咸丰兵燹遗失，谨识其题词云：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卷尾署南宋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朱熹题。按朱子卒于是年三月甲子，年七十一岁，此小照题词是其绝笔也。”




朱熹像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治学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

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




朝鲜王朝末期画家蔡龙臣绘制的朱熹画像
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于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
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还居建阳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元佚名绘《至圣先贤半身像》中的朱熹像 [35]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或遭流放，或被下狱。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他预感到死亡的逼近，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愿望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嘉泰二年（1202年），宋宁宗下诏：“朱熹已经退休，拜授华文阁待制，赐予退休恩泽。”韩侂胄死后，又下诏赐予朱熹遗表恩泽。

嘉定二年十二月九日（1210年1月6日），赐朱熹谥号为“文”。不久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 [2]




主要成就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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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武夷书院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1.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2.
理是事物的规律。

3.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4.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子语类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 [3]。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朱熹画像，取自《三才图会》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 [4]
人性二元论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 [5]。“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中的朱子像（有研究者指出来历不明） [45]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




科学思想




朱熹坐姿画像
朱熹阐述“格物致知”时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6]”“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7]认为对天文、地理、生物、农业、气象等万事万物都应该研究。
朱熹对于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著名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以及历代天文地理知识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北宋自然科学家沈括名著《梦溪笔谈》钻研尤深，使得《梦溪笔谈》成为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朱熹著有《参同契考异》，并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如从对高山螺蚌壳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变化等，如月用胶泥制作过立体地图。朱熹学生黄斡在《朱先生行状》中称朱熹“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朱熹67岁时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从小就关心天文问题，甚至思想得几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后是何物。这都说明，他把理学推向鼎盛时期，使儒学的哲学化达到很高的水平，是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作基础的。

朱熹重视观察实证：“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 [8]提出要更好地研究历法，需要有好的观测仪器进行观察、检验。朱熹曾详细地描述了自己设想的一种可以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假天仪”。他设想设计一个球体类似天球，球体内部标上星辰位置，人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可以随之观察星辰。“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 [9]朱熹用浑仪观测过北极星的位置与地面所构成的夹角，并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表明了他通过对照比较各地不同的观测数据而进行怀疑思考的科学精神。

据乐爱国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尧典》注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除此之外，朱熹对地质学化石、否认神创论、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中医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重建书院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朱熹在世之时，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舍、考亭书院，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且还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原址在江西星子县境内庐山五老峰东南。此处曾经是唐代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当年李渤喜养白鹿，因此得名。南唐开始在此建立学舍，号为庐山国学，宋时又在此建立书院。十月，派人访查白鹿洞旧址，并拨款重建了书院，又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藏书，购置日产以供办学之用。书院得到朝廷的认可，教学活动由朱熹亲自主持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旧址在长沙岳麓山，原为宋朝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也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他还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 [10]。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对书院的建设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所书院直到明清时期仍然是一处著名的高等学府。 [4]




文学成就

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其词结有《晦庵词》。

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书法成就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已成为中国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数相错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朱熹书



书易系辞册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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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画像(5张)



清康熙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
朱熹学生黄榦在（《朱子行状》）：道之正统，待人而传……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南宋词人辛弃疾：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南宋词人陆游：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

清初江藩：晦翁是宗孔嗣孟，集诸儒之大成者也。 [4]

凤凰网（《理学大师：朱熹》）：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朱熹有很多方面值得后人学习。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他在训诂、考证、注释古籍，整理文献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另外，他对天文、地理、律历等许多自然科学，也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官员，他在努力维护那个制度的同时，也能体察民情，反对横征暴敛与为富不仁者，敢于同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在地方官的任期内，朱熹也做了一些如赈济灾荒、鼓励生产等安定民生的有益工作，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不失为一位正直有为的人。最后还应指出，朱熹还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之一。 [4]

宋人黄震《黄氏日抄》云：晦庵为《集注》，复祖诂训，先明字义，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后……发其指要。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11]。

清人全祖望（《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英国现代生物学家李约瑟：①当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②至少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③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 [12]




个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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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门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13]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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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4]




连环巧问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 [14]




朱熹著书图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同上）。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4]



鹅湖论学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4]




朱张会讲

张栻，字敬夫，师从胡宏，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张栻进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之先河。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朱熹在张栻的陪同下游南岳衡山。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几天里，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栻就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两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与张栻分手后，携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一路轮流更换唱和。




朱松求人算命






朱熹塑像(3张)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15]



朱熹和郑樵

南宋朱熹年轻时，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路经莆田时，于夹漈草堂见到了郑樵。年过五旬的郑樵对他以礼相待。席间，桌上只有一碟姜、一碟盐巴，朱熹的书僮看到心中暗暗不乐。朱熹取出一部手稿，请郑樵过目指正。郑樵恭敬地接过，放在桌上。接着，他燃起一炷香，室内顿时异香扑鼻。这时，恰好窗外吹来一阵山风，把手稿一页一页地掀开。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像被清风吹醉一般。等到风过去后，他才慢慢地转过身子，把手稿还给了朱熹。两人促膝而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朱熹十分高兴，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表示感谢。联句是：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

朱熹离开草堂后，步行到前次下马的地方上马。他的书僮不满地说：“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他对相公太无礼了。无酒无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亏他做得出来。”朱熹说：“那盐不是海里才有的吗？那姜不是山里才有的吗？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

书僮：“相公的手稿，他连看都不看……”朱熹：“你没看到吗？我送他手稿时，他特地燃起一炷香，这是很尊重我啊；风吹开稿页那阵子，他把稿子看完了。他跟我谈了不少好意见，还能把手稿里的原句背出来，令人钦佩。”书僮：“相公老远跑来见他。可离开时，他送都不送一程。”

朱熹说：“他送到草堂门口，就已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做学问的人，每分钟时间都很宝贵啊。”

正说着，前面草丛里突然哗啦一声，一只五色雉鸟从头顶飞过。两人不由得回过头来，却见郑樵还站在远处的草堂门口前，保持原先送客的姿态，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朱熹笑着说：“你看，他还在门口站着，送客不忘读书，真是个贤人啊。”




追索其诗

朱熹有足疾，曾有一个江湖郎中来为他治疗。针灸以后，老夫子感到腿脚轻便了不少。朱十分高兴，重金酬谢的同时，还送给这个道人一首诗：“好多年走路靠一根瘦竹撑动，想不到针灸还真有神奇之功。扔开拐杖出门儿童看了发笑，这难道就是从前匍匐而行的老翁？”道人拿了朱熹手书的诗章，就离去了。没几天，朱熹足疾重新发作，且比没针灸前更厉害了。急忙派人去追寻道人，已不知道逃到那里去了。朱叹息道：“我不是想惩罚他，只是想追回赠的那首诗，唯恐他拿去招摇撞骗，误了别人的治疗。” [16]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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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纪念馆






朱熹墓所在地-建阳黄坑(7张)



江西上饶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 [17]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殿前大门两侧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



武夷山纪念馆

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位于武夷宫古街。为仿宋宫殿式建筑，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25米，占地约875平方米，由前厅、两廊、庭院、展厅等组成。前厅正门上，高悬“朱熹纪念馆”横匾，5个大字庄重而苍劲有力。殿前大门两侧悬挂3幅抱柱联，一幅是赵朴初撰并书，联曰：“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三字‘不远复’，心地功行九曲溪。”一幅为清康熙御笔：“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还有一幅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撰并书：“致广大而尽精微，网罗历代；尊德性而道学问，体用兼赅。”大门两侧围墙上各镶嵌10块碑刻，为朱熹手书《潭州城南二十景》诗，是朱熹访问张栻于长沙岳麓书院唱和的诗作。 [18]




讲学遗址

仙游枫亭文昌阁前身为会心书院，始建于隋代，初为庵堂。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学，并亲书“敬义堂”为匾。明嘉靖四年（1525年）更名“会心书院”，后几经兴废，1996年在遗址复建文昌阁。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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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成员


一、直系


曾祖父母

曾祖父：朱绚，婺源茶院朱氏始祖朱瓌 [33]的六世孙。见《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世系图》。 [24-25]

曾祖母：汪氏，里籍、出身关系不详。 [26]


祖父母

祖父：朱森，字良材，朱绚次子，朱瓌的七世孙。 [23]赠承事郎，称承事府君。生子三。 [31]

祖母：程氏五娘（1079-1134），歙县华塘程丞相之女 [28]，赠孺人 [26]。宋高宗绍兴四年病逝。 [24] [47]


父母

父亲：朱松，字乔年，朱森长子。 [23]建州政和县尉。 [31]

母亲：祝氏（1100-1169 [28]），歙州处士祝确之女。 [22]育有一子一女，男即朱熹，女嫁刘子翔。 [27]


子女

儿子：长子朱塾；次子朱埜；季子朱在 [21]

女儿：长女朱巽，嫁给刘学古（刘子翚之孙）。次女朱兑，淳熙九年（1182）嫁长乐人黄榦。 [29]四女朱氏，嫁建阳范元裕（范念德之子）。三女、五女皆早卒。 [47]


妻子

刘清四（1130-1176 [28]），刘勉之独生女，追封硕人。绍兴十六年（1146）与朱熹结婚。 [24]


二、旁系


妹妹

朱心，小朱熹九岁，小名五六娘，嫁长汀县主簿刘子翔，淳熙八年（1181）二月病逝。 [27] [47]


从表叔

汪应辰，端明殿学士尚书。 [20] [38]


表格参考资料： [50]



学系（从学老师）


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 [34]

刘子翚将刘家私塾加以扩建，延请刘勉之、胡宪等著名学者为师，而创建为屏山书院。朱熹受读于屏山书院，得到了三位师长的言传身教，奠定了朱熹扎实的学问功底。刘子翚信奉天童正觉派禅宗，刘勉之、胡宪则信奉经山宗杲派禅宗，这对青年时期的朱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李侗

1153年，朱熹出任为同安县主簿，上任途中，拜访了父亲的故友李侗，拜为师。始转禅为儒。


表格参考资料： [28]




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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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道学·朱熹传》 [19]

《朱子年谱》《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 [30]

《朱子学刊》 [32]《朱子学研究》 [37]

《朱子学研究论著索引（1990-2015）》

《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朱熹大辞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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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知丨张栻：没上过小学的大贤良师丨哲学考研



哲学考研研究所

哲学考研研究所​



北京大学 哲学硕士







/ 张栻 /




“习者, 积习而致也。善学者克其气质之偏, 以复其天性之本, 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

——张栻





引言

宋代是我国历史中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一方面，在军事上，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谁也打不过。但在文化方面，强汉乱晋盛唐治明，谁都打不了（除了唐诗可以拿出来碰一碰）。文学方面，李清照、辛弃疾等一众墨客扶摇神州扬名宇内；哲学方面，二程、朱子等颇多哲人批佛判老拓定边方。然而滚滚长江水，朝暮看兴亡，在后世看来并不过是了了几页书的文字，其实记载的是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并且在书中被详细记载的终究只是少数人，还有更多优秀的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今天，鸭鸭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位因为站在天才堆而不那么为人所熟知的哲学家吧。





人物生平

人物介绍


张栻，南宋学者，名相张浚之子，生于1133年，逝世于1180年。原字敬夫，后改字钦夫，乐斋，号南轩。他是南宋时期很重要的哲学家、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张栻除了在哲学上有所成就之外，在书院教育上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以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摇篮，批量“孕育”了大批学者（大贤良师一胎10086个），使湖湘学派驰名中外（主要是中），以至于当时的学者都“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在此基础上张栻与朱子、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栻虽然在哲学史中并没有被浓墨重彩地记载，但却是北宋理学转向南宋理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只不过后世将其思想归于朱熹一派，而湮没于程朱理学的光辉之下难以彰显。究其原委，一是张栻天不假寿，以虚龄48岁的壮年而去世，这使其思想来不及更加纯熟和完善；二是张栻背离了其师胡宏，并且在晚年思想越发趋同于朱熹，使其学说的特色显得不够鲜明。当然，后人评价其“只是蠢然随朱子脚跟转而已”，也不免过激。





大贤良师传道

前期：没上过小学的教育大师


绍兴三（1133）年，张栻出生在四川阆中。张栻在这个天府之国渡过了他没有记忆的年纪，直到绍兴八（1138）年，六岁的张栻跟随着转职的父亲到湖南居住。所以如果脑补张栻的形象，大概是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四川人。张栻自己也在与友人陈平甫的信中自述说：“我从小跟着父亲来南方，辗转三十多年，因此虽然是蜀人，但是从未和蜀地的人相处过。”张栻虽然后来成为了一位“大贤良师”，教导了无数学子，但是自己连古代最基础的私塾都没有上过。这主要是因为张栻作为名相、太师、贤臣张浚的儿子，在小的时候一直都是被张浚亲自教导的。

这种家里蹲的情况终于在张栻十四岁那年出现了改观。绍兴16（1146）年，张浚被贬连州，张栻跟随父亲一同搬家到连州。在连州的时候，张栻终于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大宝儿老师。这位大宝儿老师可不是一般人，他原名王大宝，是宋朝名臣，在太学读过书，还中过进士。不过想来也是，名相太师也不太可能让自己的儿子从师于不如自己或者和自己差距很大的人。从师于王大宝可以说是让张栻第一次“走出了家门”，能走，但是只能走一点点。张氏虽问学于王大宝，但是张浚在此时仍亲自教授张栻《周易》。

这种“宅”学的情况到了绍兴二十九（1159）年终于出现了转折。这年，27岁的张栻听说二程的再传弟子胡宏在衡山传道，于是去信求教，并于两年后拜师胡宏，问河南程氏之学。胡宏收徒张栻后就向他传授孔子的仁义之道和二程的理学思想，并对张栻的学问十分欣赏。张栻师从胡宏的故事，用论语里面的话讲可谓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只不过朝闻道的是张栻，夕死可矣的是胡宏（bushi）。因为在张栻拜师胡宏的第二年，胡宏就过世了。所以张栻也只见过胡宏一次面。不过和胡宏学习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这却对张栻理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大贤良师尊容

后期：觉醒大贤良师天赋  

在现在的哲学史中看，朱熹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张栻，但是在当时，张栻的地位和名望均在朱熹之上。

张栻作为名相张浚之子，不仅伴生官二代光环，而且还继承了父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31岁时，张栻被宋孝宗接见，面见皇帝时，他只觉得脑子发热，仿佛有宇宙能量灌注进入了他的体内，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转瞬之间他直接大贤良师附体，开始向孝宗宣传理学，孝宗听了张栻的介绍之后“花容失色”，直接和张栻“私定终生”，立下君臣之契。这也使得张栻开始走向官场。同年，张栻也结识了他那名留青史的好友——朱熹。

张栻的人生大概是遵循了什么亲友守恒定律，拜师胡宏后，次年胡宏去世；结识朱熹后，次年父亲张浚去世。隆兴二（1164）年，张浚在江西去世，张栻奔丧归于潭州，乘舟行至豫章郡（江西南昌）时，朱熹也上船凑了个人头。朱熹在豫章郡上船，送至丰城下船，在船上待了三天。这三天，大贤良师和朱熹作三日谈。这此的会面，大贤良师又定向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朱子对于理学的发展。两年后的1166年，朱熹达成成就“丙戌之悟”，并专门写诗向张栻表达感谢：“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

自此之后，张栻和朱熹保持了16年的书信来往据统计，朱熹致张栻信函有55件，张栻致朱熹信函有73件、答问25件。二人探讨学问、研究性理，对太极、已发未发、心性关系、为学之道等理学重要问题进行了切磋和论辩，彼此之间相互补益又各自独立。同时，张栻也彻底激发了自己大贤良师的隐藏血脉。从1166年开始，张栻以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为据点，拉动了整个湖南的文化发展水平。

一年后的1167年，“丙戌之悟”buff加成状态下的朱熹率弟子来到长沙，展开“会友讲学”，“再战”张栻，这次会面，两人讨论理学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学者云集，盛况空前，史称“潭州嘉会”。在此两个月时间，两人相与讲学于岳麓、城南书院，传为千古佳话。黄宗羲评价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

1180年，张栻被诏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诏书未到，张栻却先病卒于江陵府舍，终年四十八岁。张栻死后，其弟张杓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


岳麓书院的朱熹和张栻


重要思想

“以理易礼”

张栻在认同天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的同时，时时处处体认天理，在认识礼上同样表现出以理释礼，以理易礼的特点。张栻这样释“孟懿子问孝”：“无违，谓无违于理也。礼者，理之所存也。” 张栻将礼替换成了“理”，所谓孝，就是不违背天理。天理就是礼的精髓和灵魂。这一替换的意义在于，让行礼的士人将思考的重心放在礼义上，而可以不拘泥于原有的礼仪行为和形式，这样大大解放了士人的思想，将礼义的思考放在首位，让礼义对礼仪具有指导作用。

“道统观”

在道统谱系上，张栻认为儒家道统是一个具有连续性、阶段性、差异性的发展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代表德位一体的圣王阶段。至孔子则转入圣与王的剥离期。孔子殁后，道传于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意味着儒学进入没有圣人的贤人时代。颜、曾之后，子思以《中庸》传孔子之学，为孟子所传承，“子思述孔子之意，而孟子传乎子思者也”。孟子殁后，秦汉以下，儒道失传，直至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方才接续此道。

张栻特别突出了周敦颐再续圣道的开创意义，二程则是继周敦颐而起的综合者。周敦颐通过对《易》之太极、《中庸》之诚的诠释阐发其宇宙论和本体论，并提出学颜子之所学，志伊尹之所志的成圣工夫和政治担当，深刻影响了二程兄弟，他们承周敦颐之说而发明穷极之。

“义利之辩”

张栻和传统儒家一样，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黑白之异、霄壤之隔”，并把义利之辩和理学家常讲的天理人欲之辩统一起来。他认为义就是“天理之公”，利即“一己之欲”，并用天理人欲说明义和利的绝对对立。张栻义利观的特点在于他从理学家独特的角度区分了如何辨别利和义。

张栻并没有把“利”局限于“名位货殖”的传统观念上，而是从更高更新的理论层次上做出了新的概括。他认为，支配道德实践的意志是“无所为而然”还是“有所为而然”，他们才是义利之辩的根本标准。





考研热点

张栻在中国哲学史教材中一般不作为重点人物出现，在往年的考试中也没有单独考察过。不过张栻作为宋明理学发展脉络中出现的转折性人物，可以在宋明理学的综合题中作为补充来进行作答。大家仅作了解即可。


发布于 2023-10-08 11:24・IP 属地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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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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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太平道首领、黄巾起义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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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角（？-184年），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 [30]东汉末年太平道首领、黄巾起义领导人，自号大贤良师、天公将军。 [1] [3]

张角出身钜鹿，最初以传授弟子法术和咒语，创立了太平道，后来通过符水治疗病人，在青（今山东西北、胶东）、徐（今山东南部、江苏、长江以北）、幽（今河北东部、辽宁）、冀（今河北中部、南部）等八州发展了数十万信徒。 [1]随后张角整编信徒，在各地传布口号，预谋起事。 [3]中平元年（184年），在渠帅马元义谋划起事被杀后，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号召三十六万部众同日起事。但不久张角便被北中郎将卢植打败，逼得退守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并于同年秋冬间病逝。 [2-3]

张角生平主要事迹便是创立太平道和发动黄巾起义。 [4]他创立的太平道，被视作道教的正式开端，甚至深深影响着后世道教的发展。 [5]而黄巾起义，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农民起义运动，它沉重打击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造就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覆灭。 [10]












































别    名大贤良师、天公将军
所处时代东汉末年
民族族群汉
出生地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 [30]
逝世日期184年
主要成就创立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
本    名张角
信    仰太平道
兄    弟张宝、张梁


目录

1人物生平
▪贤良传道
▪黄巾起义
▪广宗病逝
2主要事迹
▪创立太平道
▪发起黄巾起义
3人物影响
4历史评价
5人物关系
6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影视形象





人物生平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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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传道

张角出身钜鹿，信奉黄老学说，他通过传授法术和咒语广收门人，创立了太平道， [1] [3]自称大贤良师。 [3]张角最初是在魏郡（今河北临漳县、魏县及山东冠县、莘县等县地及河南靠北少部分地区）传播太平道。 [6]他以符水咒说为人治病，很多病人因为喝下他念过咒语的符水，在跪拜忏悔后痊愈，将张角奉为神明。同时，张角还派遣弟子四处行走，宣扬他的事迹和太平道的理念，十多年的时间里，信徒便扩充了数十万人，遍布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今湖北、湖南）、扬州（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建）、兖州（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和豫州（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各州，都听从张角的号令。 [1] [3]当时郡县上的官员都没看出张角的用心，反而认为张角善于教化，才使得百姓纷纷归心。 [1]




黄巾起义

为了便于起事，张角将追随他的信徒分为三十六方，一方就是一支军队，他以渠帅为各方的将领，大方统率万余人，小方则六七千人。最初张角策划在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五日起事，他在各地传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还让信徒用白土在都城洛阳和州郡官府墙壁京上标记“甲子”二字，作为起事后攻打的目标。张角还让大方渠帅马元义将荆扬二州的数万信徒收拢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并派遣他去洛阳联络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作为内应，双方约定在三月五日内外同时发起动乱。张角的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告发他们的谋划，接着马元义在洛阳被逮捕，处以车裂之刑。灵帝下令诛杀了宫廷内外张角的信徒一千多人，并在各地抓捕张角等太平道的首领。 [3]




黄巾起义走势图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 [2]自知事情败露的张角杀人祭天，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 [3]三人号令麾下三十六万部众，于同日起事。因为起义军头戴黄巾做标记， [2-3]当时的人称呼他们“黄巾”。黄巾军焚烧官府，劫掠豪强地主聚集的坞堡，各地州郡抵抗不住，尽皆陷落，官员逃亡众多，不过十天左右，天下群起响应，京师大为震动。 [3]



广宗病逝




卢植
中平元年（184年）三月， [2]北中郎将卢植奉命讨伐张角，卢植连战连捷，斩获万馀人，逼得张角等人退守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为了攻下广宗，卢植在城池四周大筑围墙、挖掘壕沟，还命人制作云梯。就在他快要拿下广宗的时候，卢植受到宦官诬陷，被押解回京， [1] [7]并由东中郎将董卓接替。但董卓很快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北）被张角击败， [1] [8]灵帝便换上左中郎将皇甫嵩讨伐张角。八月， [2]皇甫嵩到来不久后，张角便因病去世了，但广宗的黄巾军在张梁的指挥下，仍旧抵抗了皇甫嵩两个月。某天，久攻不下的皇甫嵩下令闭营让士兵休息。等到晚上，黄巾军懈怠下来，皇甫嵩深夜召集军队，在鸡鸣时分赶到张梁的营垒，忽然发动进攻。战到黄昏，皇甫嵩斩杀了张梁在内的黄巾军三万多人，攻破广宗。随即皇甫嵩命人挖开张角的坟墓，剖棺戮尸， [2-3]并将其首级送到洛阳报功。 [3]



主要事迹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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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太平道




太平经
在传教之初，张角最先是遵行黄老道， [9]汉灵帝建宁年间（公元168年-公元172年），张角假托神灵传道， [6]奉“中黄太乙”为至尊天神，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 [5]传授法术和咒语广收门徒，创立太平道。 [1] [3]张角根据《太平经》中“柱天蚑群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之意，自称大贤良师，其弟张宝、张梁也跟着称大医。 [9]在他们之下，另有八位神使行走四方，以行善教化之名收纳信徒。身为太平道首领的张角则从魏郡开始传播太平道的教义， [6]他持九节杖为符祝， [11]宣称太平之气将至，太平之世将来，反对剥削聚敛，主张周穷救急、互相帮助，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为人疗病的方式传教。 [9]
两汉时期，整个社会存在极为浓厚的神学迷信氛围。汉高祖刘邦便崇尚“黑帝”，还曾设置过“巫吏”这一官职。汉武帝继位后，董仲舒提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作《春秋繁露》，使得儒学渐渐神学化。 [12]至东汉建立，光武帝刘秀崇信谶纬之学，以国家的名义颁布图谶， [13]引得后世君主纷纷效仿。儒学在此期间也彻底与谶纬迷信、神仙方术合流。 [12]官方的推崇，加上秦汉时期本就广泛存在的鬼神崇拜现象，使得原始的宗教思想深入底层民众的内心，乃至生活的各个方面。 [14-15]与此同时，东汉中叶以来，统治集团内斗不断，政府腐败，豪强地主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16-17]而且东汉安帝、恒帝、灵帝三朝，天下疫病横行，史不绝书。然而面对四处肆虐的疫病，官府却束手无策，因此，求助于神灵和方术，便成了许多感染疫疾的百姓的唯一选择。 [17]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当张角顺应时势，以教主和巫医的双重身份展开活动，为贫病交加的百姓们治病，并勾画出“太平世道”的蓝图，自然轻松地就将广大流民和农民集中在了太平道的旗帜下。 [17]尤其是作为张角传道活动中心的河北地区，不仅在东汉中后期饱受严重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在历史上也有着由来已久的巫文化和神仙方士文化。 [12]因此，不过十数年的时间，太平道的信徒发展到数十万之多，连结州郡，横跨八州。 [1] [3]为了便于之后的起事，张角将各地的信徒分为三十六方，以渠帅为各方首领， [3]让太平道完成了一个松散的原始宗教团体向具备完整“宗教四要属”的正式宗教的最后一步蜕变。 [12] [18]




发起黄巾起义

中平元年（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自称天公将军，号召太平道三十六方部众于同日起义，因为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识，当时的人称呼他们为“黄巾”和“蛾贼”， [1] [3]后世也将这场起义称为“黄巾起义”。虽然黄巾起义实际爆发于二月，但在张角将太平道数十万信徒整合为三十六个名为“方”的军事集团时，他便已经有了起义的预谋。张角最初定下的计划是在三月五日起事，并让渠帅马元义将荆扬二州的数万信徒收拢到邺城。他还在各地散布起义口号，让信徒在都城洛阳和州郡官府墙壁上，用白土书写“甲子”二字，作为起义后攻打的目标。然而，张角的徒弟唐周先一步告发了他们的谋划，当时奉命在洛阳联络宦官里应外合的马元义被捕后车裂而死，张角只得匆匆在北方冀州一带起事。 [3] [16]

虽然黄巾起义事出突然，但毕竟张角谋划、组织已久，紧随着张角，太平道三十六方信徒蜂拥而起。 [2] [16]声势浩大的黄巾军焚烧官府，劫掠豪族地主聚居的坞堡，各地州郡尽皆陷落，甚至连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都被河北黄巾军活捉。在不断地胜利中，黄巾军也迅速扩大，很快遍及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并且形成了颍川（今属河南，郡治禹州）、南阳（今河南熊耳山以南、湖北大湖山以北）以及张角兄弟麾下黄巾军所在的河北三大主要战区；从南北两个方向，对东汉的都城洛阳形成包围之势。 [16]

为了防备黄巾军的进攻，河南尹何进被晋为大将军，率重兵驻扎洛阳附近的都亭。同时，东汉朝廷在八个关口设置都尉，以加强洛阳外围防御。汉灵帝下诏大赦党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又派遣北中郎将卢植讨伐河北黄巾， [2] [16]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配合朝廷军队对各地黄巾进行镇压。面对朝廷军队和地方义军的双重镇压，各地的黄巾军在数月间被逐个击破。 [16]到秋冬之间，张角病逝，其弟张梁、张宝先后在广宗、下曲阳被杀。 [2] [16]黄巾主力由此被东汉朝廷彻底镇压，黄巾起义也宣告失败。但是此后的数十年间，始终有大大小小的黄巾余党在各地坚持斗争，一直持续到东汉灭亡。 [16]




人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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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和同时期的五斗米道因为有着公认的宗教首领、统一的宗教经典、固定的宗教信仰、严密的宗教组织这四大宗教要素，被后世视为道教的正式开端。 [5] [19]而如太平道乐等张角为传播太平道所制定的各种科仪， [18] [20]也影响着日后正统道教的演进路径。 [18] [21]当然，太平道对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是张角以其名义所发动的黄巾起义。 [5] [22]作为太平道对本教经典《太平经》所弘扬的太平信仰的一次践行，黄巾起义是消极无为的先秦道家开始向积极有为的魏晋道教转型的标志， [19]也为紧接着的如曹魏等封建王朝建立宗教政策提供了教训， [5]后世道教上层出世修仙与下层入世济民的宗教格局便是基于曹操对道教的政策逐渐演变而成。 [19] [22]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虽然没能直接推翻东汉政权，却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使得宦官和士大夫集团矛盾进一步激化，让本就腐败的东汉政治越发黑暗。 [4]同时由于黄巾起义在攻陷州郡过程中，着重对豪强地主进行打击，使得战后北方出现大量荒地，这极大缓和了东汉以来土地的恶性兼并。 [16]黄巾起义还开创了中国农民起义运动借助宗教名义开展的先河， [4] [18]后世如宋元间的白莲教、清末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起义运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黄巾起义的影响。 [18] [23]而平定黄巾起义后，东汉朝廷总结教训，将军政大权下放到地方， [24]促使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局面的产生，直接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 [4] [25]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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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宗室、官员元怿称张角是奸邪之人，他认为张角以符咒之术迷惑民众，掀起黄巾之乱，最终导致天下数十年的生灵涂炭。

admin

史湘云比黛玉门第高，贾母为何抛弃史家？谁懂啊，贾家已大祸临头

安阳源易缘

2024-02-01 20:26河南

史湘云和林黛玉，选谁做宝玉嫡妻更名正言顺？

注意，不是黛玉哦，是史湘云！

嫡妻PK

黛玉做宝二奶奶，不仅不名正言顺，而且犯了婚姻禁忌：

1、史家门第更高。

世家大族为嫡子、嫡孙选嫡妻，门第是第一标准。


按照门第高低，史湘云不仅秒杀薛宝钗，其实也能秒了黛玉。

林家祖上虽是列侯，已经是过去式，而史家的侯爵是现任的。

2、宝黛姻缘是礼法忌讳。

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受民俗影响，古代尤甚。

民俗有地域性，而贾家及四大家族的原乡都是金陵，守的是金陵风俗。

今人婚配禁忌五服之内近亲结婚，金陵人禁忌“姑血倒流”，至今南京老人们都知道。

什么是姑血倒流？就是姑姑的女儿又嫁回娘家，正是宝黛的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史湘云比黛玉的优势明显，贾母为什么放弃湘云，千里迢迢接黛玉进门？

贾家的危机

有网友揣度贾母，说贾母有偏心眼的毛病，娘家虽亲，但亲不过女儿。


好说不说这种臆想太可笑。

贾母啊，那是堂堂国公府的老祖宗，你以为她是街上的无聊老太太，为点苍蝇肉的利益就退婚毁约！

再说黛玉是争取来，不是投奔来的好吗？林家愿意把女儿嫁进贾家吗？不是，是贾母“执意要去”。

贾母退婚、换亲，从大众的认知，理解不了她的选择。

那就打破普人的认知天花板，站到贾母的高山去俯瞰她的困境。

贾母是荣国府甚至荣宁两府的老祖宗，她心里装的是家族的发展。

林黛玉进府前，贾家有坎坷吗？有，困境非常大。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对贾家下的针砭是——“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贾家就像一座风干的城堡，只等一阵飓风就要倒了。你说危机严不严重？

贾母的当务之急是城堡加固，保住内囊，而不是之前的给宝玉物色门当户对的嫡妻。

这是贾母退婚史湘云，接入林黛玉的底层逻辑：如果不作出改变，贾家将大祸临头！

林黛玉的优势

贾母接入黛玉，一定是因为黛玉有的优势史湘云没有。

黛玉比湘云有什么优势？

提醒您，别说美貌、才华等虚头巴脑的东西，当大厦将倒塌时，能擎天的只能是钢筋混凝土。

包工头都知道，钢筋水泥，那是实打实的黄金白银啊！

能够给贾家续命的，正是金银。


而史家，有爵位有名望，但没金银。

1、史湘云回到史家后，还要和婶母等女眷一起做女红。

“风里言、风里语听起来，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作不得主。他们家里嫌费用大，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都是她们娘们儿动手。”

史家家境艰难，别说肯不肯掏，想掏也得腰包里鼓啊。树上没枣打也白打。

2、史家有后代，有钱也不会给贾家解套。

史湘云虽然是正牌的侯门嫡女，在古代那只是名望，实惠还在长辈手里。湘云父母早亡，家财掌握在史鼎等叔婶手里。史湘云也是小可怜。

黛玉的条件却得天独厚。

1、林家懂惜福。

红楼一开始，四大家族和贾家一样，都成了空壳。但林家富庶。


林家独树一帜，是因为林家和四大家族走的路不一样。

四大家族都姓“贾”，林家不一样。

黛玉和香菱出身相像度几乎100%，林家其实根上也姓“甄”，他们都是甄派。

当贾家挥霍奢靡、醉生梦死时，林家秉承的是“惜福养身”。

“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身，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尽，过一时再吃茶，方不伤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地改过来，因而接了茶。”
以小见大，曹雪芹如发细笔擅长用一茶一饭写大势。惜福是林家养身，也是聚财的法宝。

当贾家这样的大族都“消疏了”的时候，林家真的殷实。

你看贾母派人到扬州接黛玉时，带的什么：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

2、林家是绝户。

红楼梦有吃绝户的传统，秦钟还没咽气，吃绝户的三姑六婆就上门等争财产了。

林家没有男丁，更要被吃绝户。


贾母虽然慈眉善目，但绝对有吃绝户的打算。

建大观园如流水的银子，你相信是已经消疏了的贾家能拿出来？那是林家的绝户产业。

史家的阻力。

贾母下决心弃史改林，要面临的阻力是难以想象的。

【抛弃娘家的根基。】

娘家的兄弟，是女孩在婆家的底气。

贾母把史湘云遣回去，等于给娘家脸上抹黑，和娘家断亲。

贾家两府的红白喜事，史家都来捧场，但贾母大寿，史家除了湘云，没人来！这就很说明问题。

【狠心断送史湘云】

史湘云是贾母从襁褓中亲手养大的女孩，贾母说过湘云最像自己。


俗话说生亲不如养亲，她对湘云的感情，其实根本不亚于黛玉。

但贾母却宁愿抛弃湘云，也要接黛玉进门，是因为贾家的大厦马上倾倒。她要改变。

不要说探春是改革家，在贾母面前是小巫见大巫。

贾母力挺黛玉，不仅是为得到续命的金银，还有更大的目标，那才是木石前盟的真实目的（篇幅所限，下回分解）。

开卷有益，原创不易。

admin

史湘云比黛玉门第高，贾母为何抛弃史家？谁懂啊，贾家已大祸临头

安阳源易缘

2024-02-01 20:26河南

史湘云和林黛玉，选谁做宝玉嫡妻更名正言顺？

注意，不是黛玉哦，是史湘云！

嫡妻PK

黛玉做宝二奶奶，不仅不名正言顺，而且犯了婚姻禁忌：

1、史家门第更高。

世家大族为嫡子、嫡孙选嫡妻，门第是第一标准。


按照门第高低，史湘云不仅秒杀薛宝钗，其实也能秒了黛玉。

林家祖上虽是列侯，已经是过去式，而史家的侯爵是现任的。

2、宝黛姻缘是礼法忌讳。

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受民俗影响，古代尤甚。

民俗有地域性，而贾家及四大家族的原乡都是金陵，守的是金陵风俗。

今人婚配禁忌五服之内近亲结婚，金陵人禁忌“姑血倒流”，至今南京老人们都知道。

什么是姑血倒流？就是姑姑的女儿又嫁回娘家，正是宝黛的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史湘云比黛玉的优势明显，贾母为什么放弃湘云，千里迢迢接黛玉进门？

贾家的危机

有网友揣度贾母，说贾母有偏心眼的毛病，娘家虽亲，但亲不过女儿。


好说不说这种臆想太可笑。

贾母啊，那是堂堂国公府的老祖宗，你以为她是街上的无聊老太太，为点苍蝇肉的利益就退婚毁约！

再说黛玉是争取来，不是投奔来的好吗？林家愿意把女儿嫁进贾家吗？不是，是贾母“执意要去”。

贾母退婚、换亲，从大众的认知，理解不了她的选择。

那就打破普人的认知天花板，站到贾母的高山去俯瞰她的困境。

贾母是荣国府甚至荣宁两府的老祖宗，她心里装的是家族的发展。

林黛玉进府前，贾家有坎坷吗？有，困境非常大。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对贾家下的针砭是——“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贾家就像一座风干的城堡，只等一阵飓风就要倒了。你说危机严不严重？

贾母的当务之急是城堡加固，保住内囊，而不是之前的给宝玉物色门当户对的嫡妻。

这是贾母退婚史湘云，接入林黛玉的底层逻辑：如果不作出改变，贾家将大祸临头！

林黛玉的优势

贾母接入黛玉，一定是因为黛玉有的优势史湘云没有。

黛玉比湘云有什么优势？

提醒您，别说美貌、才华等虚头巴脑的东西，当大厦将倒塌时，能擎天的只能是钢筋混凝土。

包工头都知道，钢筋水泥，那是实打实的黄金白银啊！

能够给贾家续命的，正是金银。


而史家，有爵位有名望，但没金银。

1、史湘云回到史家后，还要和婶母等女眷一起做女红。

“风里言、风里语听起来，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作不得主。他们家里嫌费用大，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都是她们娘们儿动手。”

史家家境艰难，别说肯不肯掏，想掏也得腰包里鼓啊。树上没枣打也白打。

2、史家有后代，有钱也不会给贾家解套。

史湘云虽然是正牌的侯门嫡女，在古代那只是名望，实惠还在长辈手里。湘云父母早亡，家财掌握在史鼎等叔婶手里。史湘云也是小可怜。

黛玉的条件却得天独厚。

1、林家懂惜福。

红楼一开始，四大家族和贾家一样，都成了空壳。但林家富庶。


林家独树一帜，是因为林家和四大家族走的路不一样。

四大家族都姓“贾”，林家不一样。

黛玉和香菱出身相像度几乎100%，林家其实根上也姓“甄”，他们都是甄派。

当贾家挥霍奢靡、醉生梦死时，林家秉承的是“惜福养身”。

“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身，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尽，过一时再吃茶，方不伤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地改过来，因而接了茶。”
以小见大，曹雪芹如发细笔擅长用一茶一饭写大势。惜福是林家养身，也是聚财的法宝。

当贾家这样的大族都“消疏了”的时候，林家真的殷实。

你看贾母派人到扬州接黛玉时，带的什么：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

2、林家是绝户。

红楼梦有吃绝户的传统，秦钟还没咽气，吃绝户的三姑六婆就上门等争财产了。

林家没有男丁，更要被吃绝户。


贾母虽然慈眉善目，但绝对有吃绝户的打算。

建大观园如流水的银子，你相信是已经消疏了的贾家能拿出来？那是林家的绝户产业。

史家的阻力。

贾母下决心弃史改林，要面临的阻力是难以想象的。

【抛弃娘家的根基。】

娘家的兄弟，是女孩在婆家的底气。

贾母把史湘云遣回去，等于给娘家脸上抹黑，和娘家断亲。

贾家两府的红白喜事，史家都来捧场，但贾母大寿，史家除了湘云，没人来！这就很说明问题。

【狠心断送史湘云】

史湘云是贾母从襁褓中亲手养大的女孩，贾母说过湘云最像自己。


俗话说生亲不如养亲，她对湘云的感情，其实根本不亚于黛玉。

但贾母却宁愿抛弃湘云，也要接黛玉进门，是因为贾家的大厦马上倾倒。她要改变。

不要说探春是改革家，在贾母面前是小巫见大巫。

贾母力挺黛玉，不仅是为得到续命的金银，还有更大的目标，那才是木石前盟的真实目的（篇幅所限，下回分解）。

开卷有益，原创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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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
发布日期： 2022-09-19 15:57 来源： 市文广旅游局 浏览量： 802 字号：[ 大 中 小 ]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金华人。南宋文学家、教育家，婺学宗师，从祀曲阜孔庙。为学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与朱熹、张械合称“东南三贤”。

出身“东莱吕氏”，家学渊源深厚。服母丧期间，吕祖谦住在武义明招山，四方名士、学子争相前往求教问学。明招山一度成为南宋理学传播中心、渐东南一带文人心目中的圣地，并形成“浙东明招文化”。清代史学大师全祖望评价:“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吕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 ......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为有明开一代学者之盛。”

当时理学学派分歧，朱熹主张明理，陆九渊、陆九龄主张明心，皆讲究空虚性命。吕祖谦兼取其长，强调以实用为依归。宋淳熙二年(1175)，他邀集并主持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举行的学术讨论，史称“鹅湖之会”

其晚年讲学、会友之所一丽泽堂， 卒后改建为丽泽书院，是南宋四大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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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生平--壮年而逝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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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是壮年而逝的思想家。其四十四年的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自绍兴七年始，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止为第一阶段，在这二十六年中，吕祖谦主要是从师问学。隆兴元年（1163年）至淳熙八年为第二阶段。

吕祖谦的主要活动是讲学、著述、以文会友及参与一些政事。对于自己的一生，吕祖谦在乾道六年（1170年）曾作过极为简单的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湮没于隐忧。”

这里说的“既夺移于科试”，就是指他在二十七岁以前，为早日通过科举考试所做的种种努力。而“又湮废于隐忧”，则是指他登上官场后，所遭受的家庭不幸和个人疾病的折磨。现将我们的研究所知，介绍于后。

一、从师问学

吕祖谦少时，随其父吕大器来到福州任所。未几，即拜林子奇为师，开始了求学活动。林子奇，字少颖，又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侯官（今属福建）人。

林氏曾师从吕祖谦伯祖吕本中。受吕本中赏识。吕本中曾“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林子奇对此教诲领悟颇深，且多有发挥，故被许之为师门“高弟”。吕大器与其甚为友善，命吕祖谦师事之。作为吕祖谦的启蒙老师，林子奇对吕祖谦要求甚严，吕祖谦受其影响不小。

例如林子奇曾说：“《论语》一部，圣人之心体在是，须是不释手看，始得。”又说：“疑字、悔字，皆进学门户，学者须是疑是悔，于道方有所人。”

他的这些观点，为吕祖谦全盘接受，且得到了更多的阐述。在时人眼中，吕祖谦较之林子奇，学问则高出一筹，故“有出蓝之誉。”离开林子奇后，吕祖谦又相继拜汪应辰、胡宪两人为师，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教育。

汪应辰，字圣钖，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附近）人。亦曾一度从学于吕本中，学者称玉山先生。汪氏抗金态度颇为坚决。他力斥和议，并因此而得罪秦桧，长期被贬滴在外，“盖以讲学为事”。

汪应辰的学术风格接近其师吕本中，史称其“为学博综诸家，粹然为淳懦”。吕祖谦学术思想“博杂”之特点，从渊源关系上看，一方面是家学所致，另一方面受汪应辰之影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特别是汪应辰在对金兵入侵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及其策略思想对吕祖谦的影响尤为重大。如汪应辰曾批评宋高宗抗金举措失当，拿不出任何具体而有效的方法，作分析道：“驻跸无一定之地，战守无一定之策，进退无一定之人，所施行事无一定之规划，何以奏功？”

对于汪氏此说，吕祖谦深以为然。多年以后，吕祖谦在劝谏宋孝宗时仍以此为蓝本。他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始终本末为具举，缓急难易当预谋。四方广揽豪杰，共集事功。务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划之实，以何事为先，以何事为次。意外之祸，若之何以应，未至之患，若之何而防，周密详审，一无所遗，始加采用，则尝试侥幸之说，不敢复陈于前矣。然后与一二大臣，合群策。定成算，次第行之。”

吕祖谦这个说法虽然和汪应辰之说稍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金兵不能不抗，失地不能不复。然而抗金复地是一件大事，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事先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认真“经划”，计出万全，才能稳步地达到这一目的。

胡宪，字原仲，号籍溪，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是两宋之际著名学者胡安国之从子。胡宪学术造诣颇深，在学术界的声望也比林子奇和汪应辰高出许多。胡宪为人忠厚笃实，且有意仿效程颖之为人。

在时人印象中，胡宪“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之。”胡宪这种宽厚平和之性格感染了吕祖谦，并且直接反映到了吕祖谦接人待物和学术交往之中。吕祖谦对他人始终奉行“心平下气”的原则，从不“疾言厉色”。

在和其他学派交往时，“平心易气”，不苛求对方“学之所短”，而认真汲取其“学之所长”，表现出了宽厚之作风和学术雅量，赢得了当时不少学者的称道。朱熹称赞他“未有以自大”，陆九渊推崇他“约偏持平”。

全祖望在撰写《东莱学案》时亦指出：“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俗，宰相量也。”由此，可以看出胡宪对吕祖谦影响之痕迹。

胡宪以为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陶冶情操，增进道德，他说：“所谓学者，非克己工夫耶？”为此，常在“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人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或令精熟。”受此启发，吕祖谦后来专门以《择善》为题，抄录了历史文献中若干他认为有“所取”的“古人懿行”和历史事件，汇编成册，时时自勉之。

必须指出的是，吕祖谦虽然从师林子奇、汪应辰、胡宪，虚心求教，受到三人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是对于吕祖谦学术思想最后形成起决定作用的乃是其家学。其中伯祖吕本中对他的影响最大。

《宋史·本传》说：“祖谦之学，本于家学”，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一节加以说明，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赘复了。

二、从政、讲学、私生活

和吕氏家族的多数成员一样，吕祖谦亦是靠先人之荫而开始官场生涯的。绍兴二十九年，吕祖谦以祖恩补将仕郎。尽管这是不入品的“散佚”，但毕竟是官场中的人了。这年，吕祖谦才二十二岁。两年以后，吕祖谦被耀升为有迪功郎，虽属从九品，但较之将仕郎已经高出三级了。具体职务是严州（今浙江建德县）桐庐县尉，主管学事。

隆兴元年（1163年），吕祖谦二十七岁。这年四月，吕祖谦先中“博学宏词科”，后中进士。史载：“五月一日，有右迪功郎、新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吕祖谦考人下等（博学宏词科）。宜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遗”。注文又说：“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

一年之中两科题名，对此，素以生活恬淡而著称的吕祖谦颇有点喜出望外。他说：“问津邹鲁，未知经术之渊源；学步班杨，诓识词章之统纪。揣己无其一可逢辰，乃幸于兼收，得之若惊，荣不盖愧。”吕祖谦如此兴奋，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博学宏词科”乃宋高宗所创设。此科榜上有名，是当世众多知识分子的心愿，吕祖谦亦不能超然物外。　　

二、有宋一代，尚文轻武，选拔人才，注重出身。中进士乃是飞黄腾达的捷径。南宋尤其如此。史称：“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即为佐证。

所以吕祖谦接着又说：“一升后造之列，既为腾耀之阶，指日而须，若偿所负。”

吕祖谦及第之后，本来打算立即回桐庐担任旧职。但他又考虑到象他这样刚入品的最低等的文官，不是由吏部分配，而是由都堂（政事堂）直接任命，已属特例。

因为宋时由都堂任命的通常为中级以上的官员和部分较低级的京官，而他眼下只是一名从九品的右迪功郎，如果不等待重新分配，仍去桐庐任职，颇有“邀求近次”高职之嫌。

故而只好耐心等待朝廷的再分配。他在同年七月给汪应辰的信中这样写道：“初欲就桐庐旧阙，既而思之，恐不察者谓邀求近次，遂一听之。”

在等待分配期间，他先在临安滞留了一百多天，后又回到会稽外祖父家中住了好几个月。

隆兴二年（1164年）吕祖谦被授为“南外宗学教授”。“南外宗正司”衙门设在泉州（今属福建），为了尽人子之责，他将生母曾氏接到自己任所奉养。任职期间，吕祖谦在政务之余，为不少大臣和相知友好代写了许多奏表。这些奏表的字里行问里，亦流露了他本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主张。

乾道二年（1166年），母曾氏病故于吕祖谦任所。他援引旧例，离职护丧回金华，守墓于武义明招山侧，附近学者慕名前来问学者不在少数，“四方之士争趋之”。

这时吕祖谦虽然没有了具体官职，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朝廷政事的关注。当时宋孝宗对理学不甚感兴趣，对此，吕祖谦深为焦虑。几经权衡，而于次年九月十四日，写信给汪应辰，要求他利用回京人对的机会，劝谏孝宗接受理学思想。信中这样写道：“身任天下之重，先后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谅，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则道不可轻用，物不可苟合，谓宜明去就之义，以感悟，上心，风示天下，使后进有所矜式，于吾道固非小补也。”

乾道五年（1169 年），吕祖谦母丧服满复出。职务有所变动，即由“南外宗学教授”改任“大学博士”。

宋时经筵讲官往往由此中选，而且还有直接和皇帝见面的机会，故而对于这一新的任命，吕祖谦由衷欣慰。他说：“里闬湮沉，久安分守，胶隼清邃，骤被诏除。夫何巡远之综，犹在选抡之数。”

吕祖谦表示自己原来只指望“试于州县薄领之间，易敢自通于廓庙钩陶之上？”这次升迁，使他感念不已。他认为自己长期服丧于家乡，朝廷并没有因此而将他遗忘。故而他决心“敢不绎旧闻，研思微旨。”以报答朝廷的知遇之恩。

吕祖谦担任大学博士只几个月时间，就被"添差严州教授"。时值张拭为严州太守。吕祖谦久闻张拭之名，但在这以前却一直无缘与之谋面。这次机会来了。他到任才数日，就迫不急待地写信给张栻，诉说自己的思慕之情。“某质鲁材下，虽窃有意于学，而颛蒙蔀塞，莫知入德之门，愿承下风，而请余教，为日久矣。今积年所愿，一旦获伸，尚容俯伏坐隅侧，聆謦软以酬夙志。”

张栻亦对吕祖谦心仪日久，收到吕信后，立即约请吕祖谦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双方坦诚相见，各陈所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张栻的有力支持下，吕祖谦大力整顿严州书院。他精心制定了一套学规。学规规定学生不能拉私人关系，谓“毋得干谒、投献、请托”；师生之间要讲礼节，不忘旧谊：“旧所从师，岁时往来，道路相遇，无废旧礼。”同学之间不能彼此吹捧，严禁“相互品题”。尔后又增订了若干条例。例如坚决淘汰懒惰和学业荒疏者；加强封建道德情操修养，摈弃“不修士检，乡论不齿者”；开除“亲在别居、侵扰公私、游荡不检”者，并通报在籍之学生。

严州书院学规的制定，显示了吕祖谦作为封建主义教育家的才能，同时这套学规亦构成了吕祖谦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乾道六年（1170年），吕祖谦从严州被召还，重新担任太学博士，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这次吕祖谦真正有了接近孝宗的机会。回京不久，吕祖谦就撰写了《上孝宗皇帝轮对札子二首》。札子的主要内容是希望孝宗恢明“圣学”即理学；“亲贤远佞”；通盘筹划“恢复大事”。这实际上是吕祖谦政治主张的公开宣言书，表明他是一个稳健的抗金论者。

乾道七年（1171年）改左宣教郎召试馆职。吕祖谦又写了《馆职策》一文。文中批评了在抗金问题上存在的“一切不为”与“一切亟为”的两种倾向。指出：“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为；锐者常欲一切亟为。”呼吁宋孝宗广开言路，以杜绝“群情众论隐匿壅遏，而不得上闻”的现象发生。

但这篇文章受到了朱熹的微词。他认为：“《馆职策》亦说得漫不分晓，后面全无紧要。”在这段时间内，吕祖谦和各地的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常以书信形式和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

乾道八年（1172年），吕祖谦担任秘书省正字，点检试卷，参与了主持礼部考试工作。结识了陆九渊。关于这件事，《象山年谱》中有段较为详细的记载：“吕伯恭祖谦为考官，读先生（陆九渊）《易》卷至”押海上之鸥，游吕梁之水，可以谓之无心，不可以谓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见其过焉而溺矣，济溱淆之车，移河内之粟，可以谓之仁木，不可以谓之仁道。”复又读：“天地之性人为贵论，”愈加叹赏”。

《宋史-本传》上亦有类似的记载：（吕祖谦）尝读陆九渊文，喜之，而未识其人。考试礼部，得一卷，日：“此必江西小陆之文也。”揭示，果九渊，人服其精鉴。

这两则记载的角度和突出的人物虽不同，前者崇陆，后者褒吕，但所述的基本事实则是相同的，可以确认无误。据此看来，在这以前，吕祖谦并没有和陆九渊见过面，然而作为有意综合诸家学说的吕祖谦，对于陆九渊的文章却不陌生，可以说熟诸其文风。尤其是陆九渊文中所阐明的心学观点引起了吕祖谦的共鸣，所以吕祖谦一收到陆九渊之试卷，便断定是“江西小陆之文也”。

由于吕祖谦的大力引荐，而使陆九渊顺利地通过了考试。随即，吕祖谦特地去看望了陆九渊，他动感情地对陆九渊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朗，知为江西陆于静文也。”

二月四日，礼部考试尚未完全结束，吕祖谦突然接到其父病危的家报，于是他“仓皇奔归”。路上耗时三天，当他二月七日抵家时，吕大器已撒手西去。对此吕祖谦痛悔不已。为服父丧，吕祖谦再次离职，结庐于武义明招山侧。

乾道九年（1173年）吕祖谦还处于服丧期间。问学诸生又重新集结于门下，规模不小，前后达三百人之多。对于问学诸生，吕祖谦罄陈所学。

是年，刘子澄、陆子寿也来登其门，与之研讨文章义理，相处甚欢。陆九渊对吕祖谦丧中讲学颇有异词，以为这将损害“纯孝之心”，劝其散遣学生。他写信给吕祖谦说：“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妇之所与知，而大贤君子不能无蔽者。余窃闻执事者（吕祖谦）俨然在忧服之中，而户外之屦亦满。今至其居忧教授，岂大贤君子之所蔽乎？执事之所为标的者，宜不在此。余窃闻凡在交游者，皆不为执事安，谅执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惮而下幡然改之乎？于此而改，其所以感发诸生，亦不细矣。”

在此同时，汪应辰也来信希望他不要在哀苦过度之际，再为讲学耗费精力，免得弄垮身体。吕祖谦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但又感到“四方士子业已会聚，难以遽已”，因此将讲学活动坚持到了年底。

淳熙元年（1174年）吕祖谦遣散所有间学诸生，独居明招山旁守墓，潜心于学。“今岁悉谢遣令归，萧然遂无一事，却得专意为学。”是年五月，父丧服除。

六月复官，主管台州（今浙江临海）崇道观。陆九渊从杭州专程来到金华造访吕祖谦。关于这次会面的具体内容现已无从得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陆九渊的学术观点及为人得到了吕祖谦的进一步肯定。这可以从吕祖谦事后写信给汪应辰推荐陆九渊一事中得到证实：“（与）陆君相聚五六日，淳笃劲直，辈流中少见其比，恐不可不收拾，惟开怀成就之为望。”

为此，陆九渊对吕祖谦感激不已。他说：“窃惟执事（吕祖谦）聪明笃厚，人人自以为不及。乐教导人，乐成人之美，近世鲜见。如某疏愚，所闻于朋友之间，乃辱知为最深。”八月下旬（二十八日）至九月中旬，吕祖谦相约潘叔度从金华出发，“为会稽之游”。这次会稽之游目的有二：　　

一、游览山川名胜，以期从丧父之忧苦中解脱出来；　　

二、顺便到会稽探视健在的外祖母。沿途或坐船、或步行，经过许多乡村和县镇，遍游名山古寺，参观了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故宅和有名的兰亭。

到达会稽后，又偕同伯舅叔及“六七表弟”泛舟鉴湖，特地拜访了名儒苏仁仲。苏氏乃北宋苏东坡的后人。从他那里得知不少古书善本，对此吕祖谦大喜过望，或抄录。或翻阅，可谓不虚此行。

关于这次会稽之游，吕祖谦曾以日记记之。游记题名为《入越记》。这是他一生之中写的唯一游记。该篇文笔生动，叙述逼真。既有对沿途秀丽风光的赞赏，亦有对"民力之困"的忧虑。读来令人如亲临其境。可惜这篇游记后面一部分已散扶。现在尚存的只记到九月十四日。吕祖谦在会稽外祖母处“留二十余日”，乃归。

回到金华后，吕祖谦又起游兴，打算去一趟大台雁荡山：“初欲迤逦为天台雁荡之行”。正待成行，收到朱熹来信。朱熹说他准备来年春天将至金华看望吕祖谦，还想与吕祖谦同游大台雁荡。鉴于此，吕祖谦取消独自游天台雁荡之计划，在家等待朱熹，拟两人相聚后一起旅行。

是年冬天，吕祖谦以闭门读书为趣。“今冬遂不复出，闭门却扫，乃无一事，读书亦稍有趣。”但实际情况也不真是“闭门却扫，乃无一事”。因为在此期间，永嘉学派的薛士龙、徐居厚等人先后来吕祖谦处看视。吕祖谦热情款待了他们。“薛士龙过此留半月，徐居厚来此留十日，皆极款。”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因故爽约，不能前来金华。吕祖谦决定“入闽访之”。于是他从浙江金华出发，前往福建，访问朱熹。到达福建崇安后，被朱熹留住在“寒泉精舍”十多天。

在这次与朱熹相聚的日子里，两人共同阅读，研究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一致感到周、张、二程四人的理学著作“广大宏博，若无津涯”。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掌握其精髓。

为此，二人共同摘编了周、张、二程等著作中的若干条目，汇编成册，题名为《近思录》，权充初学者的人门教材。朱熹在《书〈近思录〉后》中说：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余，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今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

吕祖谦为《近思录》作跋，跋曰：《近思录》既成，或疑卷首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揖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今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远及近，庶几不失纂集之指。

由此看来，《近思录》虽是以朱熹之名刊行于世，实应看作是朱熹与吕祖谦两人的合著才是。

尔后，朱熹又陪同吕祖谦外出参观了将近一个月。这次，吕祖谦与朱熹共相聚了四十余天。当吕祖谦结束福建之行而归浙时，朱熹亲自送行。

五月底，两人抵至江西上饶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企图使二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

事后，吕祖谦曾多次谈及此事。如给邢邦用的信中说：“某自春来，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至鹅湖，二陆及（刘）子澄诸兄皆集，甚有讲论之益。”在给陈亮的信中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兄相聚切磋。”由此而断，吕祖谦实际上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辩论会--鹅湖之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鹅湖之会的规模不算很小。虽然在这次会上直接参加辩论的是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列席旁听者不少。如浙江的学者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陆九渊的门人朱亨道、邹斌等。鹅湖寺地处闽、浙、赣交界，有关学者闻风而至的，亦有若干人。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显得相当紧张。朱熹事后回忆说：“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遂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人的内心潜在良知。陆氏兄弟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陆九龄赋诗说：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棒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磋，须知至乐在于今。

认为人有天赋道德之心，强调自古圣贤相传的不过就是这种本心。人应该牢牢地掌握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这是人圣成贤之根本。又何必将精力耗费于诠释古人经典，探求什么精微之义上呢？当陆九龄此诗才念到一半，朱熹就听出了意思，他对吕祖谦耳语道：“子寿（九龄字）早已上子静船了也。”认定陆九龄所持的乃是与其弟完全相同的观点。

紧接着，陆九渊和陆九龄诗一首：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经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这等于是指着朱熹的鼻子骂“支离”。当然为朱熹所不能接受。双方激烈地辩论了三天。会上，二陆似占了上风。结果会议于六月八日结束，双方不欢而散。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吕祖谦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对于朱、陆双方的观点，“甚有虚心相听之意”。但是吕祖谦内心还是倾向朱熹的“教人”之法，认为二陆的主张过于疏阔。这不仅可以从陆九渊埋怨吕祖谦“为元晦所尼”一语中得到证明，而且还可以从吕祖谦对朱熹与陆九渊的不同评价中看得很清楚。

吕祖谦是这样评价朱熹和陆九渊的：“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欠开阔”，正是对陆九渊认识论流于空疏的一种婉转批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会后，吕祖谦利用自己对二陆的影响，积极协助朱熹做二陆的转化工作。他曾对邢邦用提及此事：近已常为子静详言之，讲贯通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实，悠悠汨汨，无所底止，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

这里说的“讲贯通绎”，与朱熹所主张的“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是同一个意思。吕祖谦以为这是治学教人的根本法则，不可以轻易予以否定。或许有人因此而“支离泛滥”，这也是他本人没有真正领悟“讲贯通绎”的精髓，而使用不当所致，不能由此归咎于“讲贯通绎”这一法则。

他指出陆九渊的错误在于因人废理，谓：“大抵陆子静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吕祖谦的耐心开导下，首先是陆九龄放弃了鹅湖会上所坚持的观点。

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著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识中甚难得也。至于陆九渊却始终没有为吕祖谦劝说所动。不过，陆九渊也没有因此而和吕祖谦产生龃龉。他从心底里对吕祖谦为沟通他与朱熹的学术分歧所做的一切还是赞同的。黄震说，吕祖谦死后，陆九渊在其祭文中，“亦自悔鹅湖之会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

从鹅湖回到家的当天，吕祖谦看到了陈亮五月来信，第二天陈亮又派人前来听取吕祖谦对其《酌古论》的意见。“前日自建康还舍，得五月间教赐，昨天又辱手字，殊以感慰。”

时值夏末，天气酷热难忍，加以一路辛苦疲惫，这对于身体一向羸弱的吕祖谦来说，确有力不能支之感。但他还是坚持及时回信陈亮，对其《酌古论》的体例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纪年序引及诸赞，乍归冗甚，未暇深考，亦有两三处先欲商量。纪年冠以甲子而并列三国之年，此例甚当。表示“其余俟稍定，详读续商榷”并对陈亮发出邀请，要他“深秋至明招，当图款教。”

淳熙三年（1176 年）二月，吕祖谦及朱熹会于浙江衙县。三月，陈亮派人专程送来书信及“温柑海物”。四月初，由礼部侍郎推荐，吕祖谦被除以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到职后，吕祖谦奉命重新修定《徽宗实录》。他发现旧稿中错误甚多，需要大力“整顿”，然而期限紧迫，故而不得不全力以赴。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某到都辇已将两旬，一番酬醉初定，但《徽录》已逼进书，而其间当整顿处甚多，自此即屏置他事，专意料理。今期限极迫，才能订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芜舛误，皆所不及也。

是年，吕祖谦一直忙于修定此书，而很少②有空暇时间做其他事情。“史事期限迫促，殊无少暇。”

淳熙四年（1177年）《徽宗实录》修定完毕，呈送宋孝宗。趁此机会，吕祖谦面呈奏表，希望他认真总结北宋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励精图治。不要再发生上下内外相侵夺的现象。恳请孝宗“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厉而振起”以避免重蹈徽宗之复辙。

不久，吕祖谦被升迁为著作郎兼编修官。吕祖谦在深感朝廷知遇之恩的同时，又觉得责任重大。“某冗食三馆，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铅椠事业，虽粗不废，但此外无一毫补益耳。”其间亦多少流露了头衔虽多而无实权的感叹。

淳熙五年（1178年），吕祖谦奉诏编修《皇朝文海》。此书乃根据宋朝“诸家文集，复旁采传记他书”而成。共有一百五十四册。原版本的《皇朝文海》错误较多，但吕祖谦编修此书，极为认真，他“采摭精详”，故得到孝宗嘉许。特赐名为《皇朝文鉴》，又命翰林学士周必大为之序，赐赏吕祖谦银绢三百匹两。

鉴于吕祖谦编修《皇朝文鉴》的功劳，朝廷拟授吕祖谦两浙路安托司参议官一职。“但传闻犹有参议官指挥，病中亦何缘赴得？又须费一番书札。”

因劳累过度，吕祖谦病倒了。他以“久成病疾”为由，申请告归，坚持不受此职。要求“依旧差注宫观”。在吕祖谦本人的坚持下，朝廷收回成命，除其直秘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

淳熙六年（1179年）陆九龄又一次来金华和吕祖谦相会，在吕祖谦家中住了二十余日。此时，陆九龄已完全放弃了原先所主张的教人之法，而倾向于朱熹的观点。对此，吕祖谦表示高兴，又写信告诉了远在福建的朱熹。

同年十月，在吕祖谦的积极参与和协助下，朱熹复建地处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朱熹作《白鹿洞赋》、《白鹿洞牍》。在朱熹的请求下，吕祖谦作《白鹿洞书院记》，记叙白鹿洞书院创建变迁的历史始末。

淳熙七年（1180年）张栻病逝。对张栻之死，吕祖谦极为悲痛。当他听到张栻讣告时，“适方饭，惊愕气通，手足厥冷，几至委顿”。在给朱熹的信中，连呼：“痛哉！痛哉！”。

这时吕祖谦本人已身染恶疾，一度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右肢风痺”，吃饭穿衣都要依赖家人的帮助。然而为了表达对张栻的悼念之情，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虚弱风痺之病体，在病榻上撰写了情真意切的张栻祭文。“虽病中语言无次序，然却无一字妆点做造也。”

完全是内心真实情感之流露，并为自己平时没有将张栻文稿抄录留存而后悔不已。他嘱咐朱熹说：“张五十丈遗文告趁郡中有笔力早写一本见示，极所渴见，不必待编定，亦不以示人。其方无恙时，谓相见之日长，都不曾抄录，今乃知其可贵重也。”

淳熙八年（1181年）春，吕祖谦病中仍念念不忘调解朱、陆两人之间的矛盾，他书信往来于两人之间，希望他们彼此消除分歧，求同存异。

五月，为家族修定了家规。规定：“颓废先业，谓之不孝、不忠、不廉、不洁之类，凡可以破坏门户者，皆为不孝。”八月，吕祖谦死。

也许吕祖谦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辞别人世，以致直到临死前几天，他还兴致勃勃地同生前友好谈及自己的学术计划。“近日来读书，视旧颇不卤莽，若得十数年余暇。无他病挠恼，于句读训诂间或粗有毫分之益也。”所以朱熹在其祭文中说：“始言沈痼之难除，犹幸死期之未即，中语简编之次第，欣此旨之可怀，惇讣东而谐至。”

吕祖谦自从二十七岁踏上宦途，而至四十五岁病故，在此期间，既没有飞黄腾达，手握重权；也没有饱受磨难，屡遭挫折，基本上是平坦而无起伏。其中原因除了他是世家子弟，朝中有不少世交故知相维护外，更主要的是他政治上安分守己，随和不争。遇到矛盾，多采取息事的态度所致。

吕祖谦从孩提时起，就深知官场险恶，故而为官后处处注意保全自己。他时时翻阅《壶范》，其旨即从这本书中寻求保护自己的处世哲学和为官之道。“大抵《壶范》书，须常置几案，时时观省，所补不小也。”

吕祖谦认为要想立足于官场，首先要磨去棱角，圆通滑溜。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某到官垂两月矣，其初殊有龃龉处，近日稍稍安绪。大抵坐谈常宽容，??吾友初官，又非此比。切须柔巽和裕而不失正，乃善。尊长所命，非甚害义，皆当曲从，然先须委曲几谏，必不得已，然后斟酌曲从也。上官招饭，则不可拘旬假要之，但守非句假不作会，则与世俗稍通也。

这虽然是对友人戴在伯初仕的忠告，但实际上则是他本人的经验之谈。概括起来有两点：　　

一、对同僚注意社交应酬，这样就不会孤立；　　

二、对上司委曲求全，顺从听命，以免招猜忌。

在给潘叔度的信中，吕祖谦又把自己在官场上奉行的原则概括为：“内不敢旷职，外不敢立异”。一切按步就班，沿袭旧例。认为这样做既无风险，又简便省力。

“天宇间何所不有？无为强自苦也。某自入夏来，每至日落，乃出馆，终日潇然事外，不异山林。大抵不问在朝在野，职分之内，不可惰婾，职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也”。

鉴于祸从口出的严酷现实，吕祖谦反对超越职分范围对政事妄加评论，尤其不要指名道姓地议论别人的沉浮，以为这样做，很容易得罪权贵，非但与事无补，而且有可能因此而罹祸。

“大凡不在朝廷而论朝廷事，止可泛沦大体，不当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但止可泛论，不可指名，对州县官亦然”。吕祖谦这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世故圆滑的为官之道，使他在官场上平稳风顺。也正因为如此，他所做的也只能是一般的史官与学官。主要从事的政治活动亦限于为朝廷统治寻找长治久安之策，以及进行有补于世教的著述和讲学。

与其平坦安稳的仕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私生活颇为坎坷。首先在婚姻问题上，“三娶皆先卒”。精神上受到的创伤不小。

吕祖谦二十岁时，娶尚书左司郎中韩元吉之长女韩复为妻。婚后五年韩复病死。因为和韩复感情甚笃，吕祖谦直过了七年，在其三十岁时才再娶。韩元吉又将幼女韩螺嫁给他。但两年后，韩螺又暴病而死。此后又遭父忧，三年之内不能婚娶。故四十一岁时，方再娶国子祭酒芮烨之女。芮女时年方十七。

是时，吕祖谦已临近其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身患“萎痺”，行动不便。芮氏极尽妇道，对吕祖谦照顾甚周，使吕祖谦宽慰不小。谁知婚后才一年，芮氏又先他而去。

芮氏之死，使得吕祖谦悲痛欲绝。他认为芮氏早卒，纯属是因为照顾自己，劳累过度所造成的。他在家人的帮助下，拖着病躯，亲自为芮氏之坟上土。睹物生情，他颇为伤感地说：去岁今日，方迎见亲舆衢婺之间，未及一年，目前竟果如此。忧极成醉，忽若向来无恙时，犹欲修温清事，引衣顾见麄绖，乃知身是罪逆，失声长号，往往一恸欲绝也。

吕祖谦的早卒，与芮氏之死所受到的强度刺激关系甚大。

其次，吕祖谦两次出仕期间，先遭母亡，后逢父丧。三十岁那年，吕祖谦母亲病死任所，吕祖谦归咎自己没有侍奉好，离职而去。八年之后，其父病死家中，时值吕祖谦在杭州当礼部试官，参与主持院试。其父咽气之前，吕祖谦竟无缘再见一面。这对极为注重孝道的他来说，是一个至死也不能自我原谅的罪过。他悔恨自己为官事所拘，既没有在父亲病重时亲奉药饵，以尽子职；又没有在父亲弥留之际，伺侯其终。故而长时间的自怨自艾。

一官拘縻，病不奉药饵，没不闻理命，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过度的悲痛，加速了吕祖谦体内潜伏疾病的迸发。他多次自称：“病疾沉痛，已成废人”。在其父死后“屏居五年，阖户温习故书”，无心在官场上奔走。

吕祖谦本来就不是一个体魄强健的人，私生活的屡屡不幸，使其身心一再受到重创，以致正当盛年就患不治之症而过早地离开人间。

发布于 2021-08-11 22:02

admin

文史记忆 | 明礼躬行求经旨
金华之声 2021-03-03 16:50

金华，旧时简称“婺”，“金星和婺女两星争华”之地。素有“小邹鲁”之称。山清水秀，民风纯朴，人文荟萃，风华物茂。
两千年的婺城，悠悠岁月，漫漫春秋。数不尽的达官贵人、贤士豪杰、革命志士、达人名流:胡则、潘良贵、王淮、唐仲友、吕祖谦、李渔、王廷扬、邵飘萍、何炳松、陈望道、张书旂、朱壬葆、严济慈、千家驹、冯雪峰......这一串串的名字，如日月星空，璀璨辉煌，构成金华熠熠生辉的历史长卷，载入了中华光辉史册。
作者: 胡丰
编辑：金华综合广播

文史记忆 |明礼躬行求经旨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人称东莱先生，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理学家。

官宦世家 荣登两科
吕祖谦原籍安徽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出身于十分显赫的官宦世家。从八世祖吕蒙正举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在太宗、真宗两朝三度为相。七世祖吕夷简举咸平三年(1000)进士，在仁宗时也三度拜相。太祖父吕公著在仁宗时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时加封龙图阁直学士，哲宗时任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后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是三朝元老，权倾一时。高祖父吕希哲在哲宗、徽宗两朝，历官兵部员外郎、崇政殿说书、秘书少监、光禄少卿等。曾祖父吕好问在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任御史中丞、兵部尚书，后在南宋高宗朝任尚书右丞，封东莱郡侯。伯祖父吕本中在高宗朝先后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侍讲。祖父吕弸中官至右朝请郎。父吕大器官至右朝散郎。其曾祖父东莱郡侯吕好问，于建炎年间(1127)宋室南迁时，携全家自开封迁居婺州。其祖父吕弸中始定居婺州。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十七日(1137年4月9日)吕祖谦生于婺州(今浙江金华)。

吕祖谦在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以祖致士，恩补将士郎。但他仍苦读不辍，一举登科。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中博学宏词科，又中进士，一年内荣登两科。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起历任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职。他极力主张抗金，恢复失土。
明理躬行 学以致用
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金华学派得以创立。“一时士人倾心向往，道统学派灿然昌明，名儒蔚兴，踵武相接，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
丽泽书院，原名丽泽堂，亦叫丽泽书堂，为吕祖谦讲学会友之所。建于宋乾道初(约1165—1166)。据宋·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记载:“其地在光孝观侧(清金华县学后，今市内一览亭东北)，四方学者皆受业于此。”后吕祖谦将此屋归还官府，另置新居于城之北隅，丽泽堂也随之北移，尔后又经多次迁建。
为何将书堂取丽泽之名?一是因屋前曾临二湖，故取堂名为“丽泽”。另“丽泽”之名取于《周易》“兑封”象义:“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泽”意为两泽相连，其水交流，犹如君子朋友通过讲会而交流知识、学说。吕祖谦以《易经》聚朋论道的典故，定名为“丽泽堂”。探讨学术、交流思想。吕祖谦为丽泽书堂制定了学规，并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为基本准则，书院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教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与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切磋、研讨之风甚盛。
吕祖谦的嫡传弟子即有吕祖俭、叶邽、楼昉、乔行简、王瀚、戚如琥、王深源、李大有等89人。
吕祖谦一生仕途平坦，但屡遭生活不幸，体弱多病，三任妻子早亡，二子一女夭折，中年患“萎痹”几近瘫痪。可谓世事无常，命蹇时乖!但由于坚韧不拔，努力抗争，他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涵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吕祖谦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祥节》273卷传世。他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并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 800 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 ”，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他著有《东莱集》(《东莱吕太史文集》)40 卷传世，另有《古周易》1 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 卷 、《近思录》 、《易说》、《周易音义》《周易系辞精义》、《东莱书说》二种、《东莱博议》、《大事记》、《吕氏唐鉴音注》等。《四库全书·两宋名贤小集》录其诗一卷，《全宋诗》亦录有其诗。

吕祖谦研究的涉猎之广，钻研之精令人咋舌。正是因为他学问的广博，才让他能够对各种各样的学说见解都抱着平等的态度，加上他为人平和，待人诚恳，让他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与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士人交往密切，有着非常多的知心好友。
他与朱熹之间有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两人经常跨越千里之远专程前去探望对方，还常常相伴着游山玩水。虽然朱熹与吕祖谦在学术方面有很多合的想法不，朱熹甚至也常批评吕祖谦，但吕祖谦大多都是虚心受教，然后再认真抒发自己的观点，两人之间很少有冲突。而朱熹在将自己的文字作品面向世人时，也会提前向吕祖谦征询一下意见。他还常常请吕祖谦帮他搜集资料，修改文章。而吕祖谦在朱熹的文章中发现错误时，也会及时提醒朱熹。吕祖谦去世之后，朱熹甚为悲痛，特地写了文章来纪念他，并表示了自己对吕祖谦人品的敬佩。
吕祖谦十分欣赏张栻教学的方法与他的学说。他也曾在为学方面多次帮助过张栻。张栻先于吕祖谦离开人世，当时吕祖谦已经重病缠身，听闻噩耗又深受打击，但在病中仍写了文章祭奠张栻。
薛世龙崇尚的是永嘉学派的功利之风。而对于薛士龙，吕祖谦认为他心胸坦荡。为人平和而不狭隘，并且十分勇敢善良，在许多方面都有研究，十分努力，又十分谦虚。所以吕祖谦认为自己在薛士龙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每次与薛世龙相见，吕祖谦都十分欣喜。每次分别，都会觉得落寞伤感。薛世龙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才刚刚40岁。吕祖谦感到大为悲痛，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在墓志铭中，吕祖谦对薛士龙大加赞扬，歌颂了他许多的功绩。
吕祖谦和陆九渊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吕祖谦是考官，而陆九渊只是一位考生。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吕祖谦对陆九渊的为人以及他的文章都有了很深的了解，所以吕祖谦在众多的考卷之中一眼就认出了陆九渊的考卷。陆九渊的思想很符合吕祖谦的心意。正是因为这份欣赏与认可，吕祖谦将陆九渊带进了官场。并且将他举荐给当时各个学说的代表人物。陆九渊与朱熹之间的学术有分歧，两人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而吕祖谦却经常从中调和。但因为吕祖谦在学术上实际是比较偏向朱熹的，所以有时会受到陆九渊的埋怨，但在陆九渊的心中，没有人能比吕祖谦更值得他信赖了。
吕祖谦和陈亮可以说是一对莫逆之交。陈亮这个人豪放不羁，执着坚持。当时朱熹企图用自己的学说去改造陈亮，所以引起了陈亮很大的不满，双方之间的争论长达数年。后来朱熹想让吕祖谦去说服陈亮放弃自己的学说，改去研究理学。由此可见，吕祖谦和陈亮的友谊之深，陈亮也认为吕祖谦是他的平生第一知己。吕祖谦死后，他感到非常的寂寞，认为再也没有像吕祖谦这样的知心朋友了。

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9月9日)，吕祖谦病故，享年45岁。岳父南宋著名儒官韩元吉在吕祖谦死后有诗:“青云涂路本青毡，圣学相期四十年。台阁久嗟君卧疾，山林今叹我华颠。伤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诸生续旧编。斗酒无因相沃酹，朔风西望涕潸然。”
重修书院配享孔庙
吕祖谦谢世，丽泽书堂便由其弟吕祖俭主持。嘉定元年(1208) 经吕氏门人请求官府重修丽泽书堂和吕祖谦祀室，改称为丽泽书 院。端平年间吕氏门人又将吕祖谦祀室改建为吕成公祠。淳祐丙 午(1246)知州许应龙迁书院迁建于双溪之畔(今黄宾虹公园一 带)，宋理宗赵昀御赐匾额。咸淳间又迁至旌孝门外印光寺故址。丽泽书院与岳麓、白鹿洞、象山并列而称南宋四大书院。
丽泽书院历经风雨、战乱，多次遭大火，多次修缮，至元三 十一年(1294)，官府还进行了大修，并由王龙泽撰《修丽泽书 院记》勒于石。大德年间(1297—1307)，书院毁于大火，后至 元年间(1335—1340)曾重建。元末又毁于火。明天顺年间(1457—1464)，吕代后裔吕济晟、吕重濂重建书院。到明代成化三年 (1467)，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辛访又命金华知府李嗣负责重修 丽泽书院，时人魏骥撰有《重修丽泽书院碑记》记其事。嘉靖十 四年(1536)，巡按御史张景又命金华府通判汪昉负责重修丽泽 书院。并由丽泽书院供祀同创道学于婺州的朱熹、张栻、吕祖谦 三位理学大师。吕氏子孙又将原在光孝观北的吕成公祠迁建至分 守道右(清丽正书院后，今将军路道前北)。至明末，丽泽书院 终因遭兵燹而毁。自南宋始建丽泽书堂算起，历经元、明，丽泽 书院共存478年。
嘉定九年(1216)正月，宋宁宗赐吕祖谦谥号为“成”。嘉 熙二年(1238)，宋理宗改谥吕祖谦为“忠亮”。后追封开封伯。景定二年(1261)，配享孔庙。

吕祖谦的墓在金华武义县武阳镇明招寺南 300米。其墓丘长 约30米，下宽23米，上宽15米，有拜坛三级，墓碑尚存。此外， 还有其祖辈、父辈和兄弟的坟墓10余座，可辨者有吕好问墓、吕 本中墓、吕在器墓和吕祖俭墓。1989年12月12日公布为浙江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 胡丰
监制：吴远龙、越华
金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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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X-03薛孔训+张栻

天破石惊朱丝马迹===薛文宣&红楼作者朱三太子朱慈炤【明招寺+吕祖谦+朱晦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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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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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招寺又名惠安寺、智觉寺，俗称明招寺，位于浙江省武义县城以东3公里处的明招山麓，始建于东晋咸和初年。为浙江省境内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历经1600多年沧桑的明招寺是闻名海内外的金华婺学发源地。南宋年间，著名理学家吕祖谦、朱熹、陈亮等人在此讲学，成为影响全国的最高学府之一。

基本信息
中文名
明招寺

地理位置
浙江省武义县城以东3公里处


属于地区
武义县

始建
东晋咸和初年

目录
1明招寺位置
2明招寺环境
3名称来源
4史学文化
折叠编辑本段明招寺位置

明招寺
明招寺又名惠安寺、智觉寺，俗称明招寺，位于武义县城以东3公里处的明招山麓，为群山环抱，峰峦雄奇，登巅而望，诸山俯伏，但见青山如两条巨龙环绕，龙头前面是一口水潭，名为"二龙戏珠"，若是雨天，则云笼雾罩，双龙时隐时现，使人疑为天界。始建于东晋咸和初年。县志记载，东晋"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曾孙阮孚，赴任广州刺史时，弃官于明招山隐居，晚年又舍宅建惠安寺，该寺至清乾隆年间奉敕改为智觉寺，为浙江省境内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比杭州灵隐寺还早500多年。到五代后唐时期，著名佛教建筑大师德谦禅师前来明招山开山聚徒，由此，明招寺成为当时影响全国的佛教胜地。

折叠编辑本段明招寺环境
明招寺四周环山，峰峦清秀。寺前有一池、一形似馒头的小山，这座小山在地质年代应为一火山口。民间称此小山为"钵盂峰"，四周有九个山峰走势从不同方向拥向它，形势九龙，"诸山争而向之，其形为龙争珠"，故又称"玩珠山"，旧时山顶有玩珠亭。明招之胜用古代的风水理论，抑或用当今地理环境学说来看，当不失为一风水宝地。

折叠编辑本段名称来源
明招寺在清乾隆二十年(1757年)，曾被敕赐名"智觉寺"，然而民间不因乾隆的改名而改称，因它坐落明招山，故仍称其为"明招寺"。考"明招"二字，亦可以看出人们对明招寺的钟情喜爱。"明"，《说文》:"明，照也。"又"照，明也。""招"，《说文》:"招，手呼也。"《荀子·劝学》:"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招通召(召:唤、呼唤)招又通韶。因此，明招二字有"明智聪察"之意，故而乾隆要把它改名智觉寺了。

折叠编辑本段史学文化
阮孚，晋尉氏人，元帝时为黄门常侍，终日酣饮，尝将皇帝御赐的金貂换酒，被大臣弹劾，但皇帝总是原谅他。东晋咸和初年(公元326~327)太后听朝，政权渐归舅氏，阮孚预见到"乱将作矣"，因此请求外任，委为镇南将军，赴广州途中，果闻苏峻叛乱，阮孚就来到武义明招山，筑屋隐居。他在明招山常以饮酒为乐，喜着木屐游山玩水，怡然自适。他常说:"不知一生当着几量屐?"超脱得很。死后葬于明招山。后人为纪念他，把其中一山取名为蜡屐山，筑有蜡屐亭、金貂亭、换酒亭，遗迹仍在。

阮孚的隐逸，千年来为文人雅士所凭吊:"吾爱阮遥集，高风犹竹林。"(指竹林七贤。王惟孙诗句)"将军已矣经千载，景仰遗踪不可攀!"(翁昌诗句)，巩丰在《蜡屐亭》所写的:"千古高风挽不回，故山花落又花开。莫欺亭畔苍苍藓，曾印高人屐齿来!"倾慕之情，溢于言表。

阮孚把自己的住宅改建为寺，却为南宋理学文化准备了物质条件，从此理学的钟声打破了武义这个"世外桃源"的沉寂，从"隐"变为"显"，明招寺之名，震撼了南宋的半壁江山。提起明招寺的理学文化，不能不先提到巩庭芝。巩家于南宋建炎年间(1128-1130年)从山东硕城迁来武义，爱南乡曲湖之秀而定居南乡(今泉溪镇巩宅村)。巩庭芝于绍兴八年(1138年)中进士，在山东时就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儒者。南迁武义之后，巩庭芝就在明招寺传道、授业、解惑，其弟子有数百人，并著有《山堂类稿》等)。他的讲学活动，在武义的历史上写下了"武义人士知义理之学自庭芝始"一笔，武义的知县汪正泽概括为"前席开朱吕，贤声属祖孙"，是明招理学文化的先声，而作为完整的明招理学文化，还是金华人被谥为吕成公的吕祖谦集其大成。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金华人。祖籍东莱(今属山东)，世称东莱先生。隆兴元年(1163)，举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任南外宗学教授。乾道三年(1167)母丧，庐墓武义明招山，与朱熹等讲学于明招寺，士争趋从学。后历任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曾参与重修《徽宗实录》。为学主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讲实理，育实才，并求实用。"南宋时，以其独立的学派，与朱熹、张拭齐名，称"东南三贤"。与唐仲友、陈亮同为浙江学派中金华一支的主要人物。晚年讲学、会友于金华城内丽泽书堂，自编《丽泽讲义》，主张"惟能出窠臼外，然后有功。"四方学者趋归心服，丽泽书堂之学生中，不少成为金华学派之骨干，故被推为金华学派之祖。吕祖谦主讲丽泽书堂外，曾在东阳友成书院主师席，并先后到永康五峰、东阳石洞书院和浦江月泉书院等地讲学。金华学派自丽泽诸儒传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度中兴，史称"得金华而益昌。"历元至明，数百年间文献流传，影响深远。著有《古周易》、《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博议》、《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集》等。

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祖上为赵宋王朝世臣，有"累朝辅相"之称。先后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弼、吕公著、吕希哲等任宰相之职，封侯受爵。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

1127年北宋亡，在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次民族大迁移的高潮，不少北方豪族、官僚、知识分子随着朝廷的南迁纷纷南下，其间当然也有大批饱受战争之苦的贫穷百姓。这也带动了北方中原文化向南的传播，尤其是当时在北宋占有统治地位新儒学--理学也迅速在南方传开来。

吕祖谦家族就是这南迁中的一族。吕氏家族原系山东人，后迁徙至安徽，又迁居北宋京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宋室南渡之后，吕祖谦曾祖东莱郡侯吕好问携全家迁居浙江金华。吕氏家族既是显赫的宦官世家，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具有深厚的家学传统。金兵灭宋之际，使得中原地区不少著名的诗礼之家，书香门第家破人亡，这些被毁灭的家族所藏有的典籍也随之散佚殆尽。而吕氏家族由于吕好问在金兵卵翼下的张邦昌政权中任职，而保全了吕氏一门的安全。后吕好问携家南下时，宋高宗已经即位，南方趋向安定，所以吕门所有的历史文献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就为其后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为其他学者所不及。

全祖望在《宋文学案·紫微学案》中指出:"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指吕本中)再传为伯恭焉，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因此可以说，吕氏家学的优势在吕祖谦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由此可以确定吕氏家学对吕祖谦学术思想的形成，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吕祖谦创建的吕学，应该认为是他在明招寺讲学中开始形成的，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武义"明招文化"。

那么明招寺为什么对吕祖谦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吕祖谦为什么对明招山、明招寺特别钟爱，以致发展到将自己身后葬于明招山，而且将先祖、父母、妻室以至其他家族成员也归葬明招山呢?又是什么动因促使他不在金华创办书院，而全身心地投入讲学，著述活动呢?要解开这些历史迷团，还应从明招寺的名称来源讲起。早在南宋的饱学中原文献的吕祖谦当然对"明招"二字更是慧眼独具了。对于熟读研究《易经》的吕祖谦来说，当然是他向往的一个十分理想的好去处。

吕祖谦认识了巩庭芝(1099-1163年)以后，巩庭芝对明招寺的介绍与渲染，也是吕祖谦认识和钟爱明招寺的一个原因。吕、巩两家都是从北方南迁的望族，其时巩庭芝与吕祖谦过从甚密。吕祖谦对比他大28岁的巩庭芝十分敬重，也常到明招寺与巩庭芝一起讲学论课，巩庭芝亦陪吕游历明招山及武义诸山水名胜，但吕祖谦偏对明招山的山水爱之有加。大凡古人皆有风水观念，熟读《易经》的吕祖谦也不在例外，对明招山九龙抢珠之形胜，加上前有虎溪(今小白溪)，可谓风水胜地，故:"巩山堂(庭芝之字)始至武义曲湖之旁，吕东莱爱其溪山之秀，辄命驾往游，山堂实左右之。"(《巩荣墓志》，巩荣为巩庭芝之孙，吕祖谦学生，巩丰之弟)。可见巩荣也常常受到祖父的命令，陪吕祖谦遍游明招山诸形胜之地。这些都促成了吕祖谦今后在明招山创建丽泽书院举行诸多重大活动的原因。他自己也说:"明招，婺之名山，予家三世葬焉。"吕祖谦在玩珠山建玩珠亭，他也学阮孚常履屐登山游憩，还写了《明招山居杂诗》四首，舒张自己意心，赞美明招山胜景。

阮孚对吕祖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明招山是他隐居之地。大凡古代知识分子对隐居山林不闻世事的隐士是十分崇拜、十分向往的，因为古代的隐士，大多为学问家，满腹经纶，对世事厌倦而选择了归隐。如中国古代第一大隐士陶渊明，东汉隐者严子陵皆为古人所推崇。这种尊隐思想同样在吕祖谦的身上表现出来，他慕名到明招山寻访阮孚的踪迹，还常学阮孚履屐游明招山。他对阮孚的为人及隐居的生活是十分敬仰而向往的，这对他以后遭遇家庭坎坷生活而决定在明招山讲学，离开繁华的金华闹市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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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石惊朱丝马迹===薛文宣&红楼作者朱三太子朱慈炤【金星将婺女争华，麝月与嫦娥竞爽+李纨纺绩】
https://7236taiji.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fromuid=1
(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李纨、宝钗蛇鼠一窝，金星将婺女争华，麝月与嫦娥竞爽，李纨纺绩
www.163.com 2023-08-20 11:52
【明月清风红楼梦之龙蛇争玉：连载43】
（接上文，李纨盗香）
4.3 金星将婺女争华
第四回写薛家的“胡虏案”，但刚开了个头，说姨母家遭了人命官司，便“因见王夫人事情冗杂”为由，“姊妹们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转而介绍李纨去了。这个转折，先记下。
其父曾为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以前叫“太学”，韩愈就做过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所以李纨判词中有“桃李春风”，这个成语比喻学生受到良师教育，也与李纨姓“李”、李纨教子、李家代表“教育”相符，出自宋诗杨万里的《送刘童子》：
“掌中珠玉月中生”，在元春归省时李纨的诗中也有对照：“珠玉自应传盛世”。
蒙古帝国的“文正”、辅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余年的耶律楚材，有“桃李春风”之词《鹧鸪天》：
“桃李春风又一年”在书中也有对照：
宝玉生日占花名，袭人占的是“桃花”，旧诗写的是：“桃红又是一年春”。然后黛玉跟探春开玩笑，说杏花招贵婿，探春笑道：“这是个什么？大嫂子顺手给他一下子。”李纨笑道：“人家不得贵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黛玉和探春一唱一和，问读者“这是个什么？”紧接着说大嫂子李纨，是在“桃红又是一年春”，“桃李春风又一年”，“桃李春风结子完”之间，在蒙古帝国的耶律楚材，和大嫂子李纨之间，串起一个线索给读者。疏于诗词的读者，可能看这个线索并不明显。
前文也讨论过“耶律匈奴”指满蒙。满蒙联姻，孝庄是蒙古人，孝庄对满清最大的功绩，便是教育扶持了六岁的顺治、八岁的康熙两代小皇帝，所以给李纨甚至李家贴上“教育”的标签，太吻合了。
李纨之父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取名李纨，字宫裁。
这里说李纨不怎么读书，而强调其纺绩、井臼：
纺绩：李纨纺绩，是一个“织女”形象！可读者没见过李纨纺绩，而且国子监祭酒家、贾府都不需要由主人纺绩，下人就干了。“纨”字也因纺绩而取名。那为什么要突出李纨纺绩的“织女”形象呢？
井臼：汲水舂米，指操持家务。跟李纨、稻香村相关的，经常出现“酒、臼”等“九”字音，比如贾政说稻香村挂酒幌等，后文讨论。
注意一个细节：“女子无才便是德”，出自张岱的《公祭祁夫人文》，“眉公曰：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作者故意把“是德”写成“有德”，甲戌脂批：“有字改的好。”好在哪里？“丈夫有德”！孝庄的丈夫皇太极，年号“崇德”，其丈夫确实有“德”。
注意张岱，张岱（1597－1689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其明史作品《石匮书》与谈迁的《国榷》并称。同为荣府孙媳的王熙凤身份，便可由张岱揭出，后文细说。
对李纨、贾兰做了简要的几句介绍后，又转回胡虏案去了，说完胡虏案，继续说薛家，直至回末。我们现在明白了，说着薛家胡虏案，突然跑去说李纨、贾兰，作者并没跑题，李纨、贾兰其实就是满清的！反面看，其实一直在说满清的“胡虏案”。我们前文总结过这种方法：看似已完，实则未完，反面一直在说某事。李纨、贾兰这两个耗子隐蔽的真好，作者写的也很隐蔽，“使人看不出”，害得读者好苦！

76回黛玉湘云中秋夜联诗，湘云说宝姐姐，然后黛玉对了一句“宝婺情孤洁”，湘云说：“幸而是景中情，不单用‘宝婺’来塞责。”强调“宝婺”。“宝”显然是刚说的宝姐姐，“婺”是婺女，织女星，这容易让人想起：
“金星将婺女争华，麝月与嫦娥竞爽。”
宝钗是“金”的代表，宝钗戴金锁，宣扬金玉配，是《红楼梦》中理所当然的金星。婺女便是李纨。宝钗不是孤军作战，是带领李纨争华。李纨也不硬打硬拼，是带着小贾兰巧偷，耗子偷玉。
看到“金星将婺女争华”，就一下明白了：介绍李纨时，为什么要强调其“纺绩”的“织女”形象，而且取名用丝织品的“纨”字。
“麝月与嫦娥竞爽”：爽，明也。与嫦娥争明，就知道宝玉的丫嬛麝月是什么货色了。注意麝月经常跟“镜子”一起出现，如宝玉的诗“窗明麝月开宫镜，室霭檀云品御香”，比如宝玉给麝月篦头，麝月对镜，二人在镜内相视而笑。51回虎狼药，麝月对晴雯说：“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56回宝玉梦见两个宝玉，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嘱咐说小人屋里不可多有镜子。人小魂不全，有镜子照多了，睡觉惊恐作胡梦。如今倒在大镜子那里安了一张床。”为什么麝月常跟“镜子”一起出现？镜：竞。作者多次提醒“麝月、竞……麝月、竞”，还是跟读者玩射覆，作者覆“麝月与嫦娥竞爽”，要读者自己射中“金星将婺女争华”。这句“金争华”太露，作者不会说出来。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妙玉续诗中的“箫憎婺妇泣”，是作者故意写错字了。“箫泣嫠妇”，是用苏轼《前赤壁赋》“客有吹洞萧者……泣孤舟之嫠妇”的典故，说萧声感人使孤舟上寡妇哭泣。但庚辰本的“嫠妇”写作“婺妇”，妙玉憎婺妇，就是憎婺女李纨，非常贴切。
宝钗的“蘅芜君”，是谁给取的名？李纨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问是什么，李纨道：“我是封他‘衡芜君’了，不知你们如何？”李纨说“早已”替宝钗想好，露了底儿，这么多人，李纨只替宝钗想，而且早已想好。因“蘅芜”二字是现成的，所谓早已想好，其实只有一个“君”字，既是君臣，又是夫君，早已是这种关系了，所以“君”字很贴切。
49回黛玉骂“骚达子”时，众姊妹都是一色大红，只有李纨、宝钗穿“青”色。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鼠面”、“鼠里”大褂子，围着“鼠风领”，头戴大红昭君套。所以黛玉说湘云“故意妆出个小骚达子来”，用“妆”字说明湘云不是骚达子，是黛玉责备湘云穿了骚达子的衣服。湘云头戴大红昭君套，大红是朱，昭君比黛玉，也说明湘云不是骚达子。却在此故意提醒读者“骚达子”，黛玉骂的真正的骚达子，是穿“青”色的李纨、宝钗。
鼠面：指宝钗。鼠里：指李纨。风：清。领：领袖。
鼠面鼠里鼠风领：是宝钗、李纨两个“清”的领袖。
鼠：是耗子偷玉。
未完，连载【明月清风红楼梦之龙蛇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