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莲居 | 白谦慎：八大山人花押 “十有三月”考释
2020-01-03 20:13
编者按：
此为白谦慎先生早年发表的一篇艺术史论文。发表后得到了王方宇先生和谢稚柳先生的肯定。此文虽然不长，却可以看出他以后治学的基本路数：既注重文献的考证，也关心理论的阐发。
八大山人花押
“十有三月”考释
八大山人（1626-1705 ）在他晚年的书画作品上，经常使用合文，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写成一个字的样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从一六九四年（甲戍）开始在书画上使用的花押“
”（图1）。清代收藏家顾文彬（1811-1899）在《过云楼书画记》著录八大山人的《安晚册》时，释此花押为“三月十九日”五字的合文。顾氏的原文如下：
改革之际，贤士君子，相率飞遁，往往皈心竺乾，寄迹苾刍，以遂其志节；间或粗笔淡沈，写其伊郁悲凉之况，不得以寻常绳尺拘之也。山人此册，合题跋二十二帧，作山水者二，余皆写花果鱼鸟，水墨设色，信笔点染，意到而已；然神气溢出，姿态横生，可谓奇而法，醇而肆矣。署款有类钟鼎，如，有类章草者，如
，谛视之，一是“三月十九日”，乃思陵殉国讳日，一是“个相如吃”四字。盖山人为朱耷，字雪个，故石城府王孙，固见于《画征录》也。引首署“安晚”二字，云甲戍夏至，退翁先生嘱书，自跋谓始于夏五月六日，成于六月二十日，而册中有甲戍重阳及壬子一阳之月诸款，先后参差，甚或相距九年，当是追题者。退翁姓李氏，名洪储，字继起，扬州兴化人；早岁出家，师事三峰为高弟，吴中高士徐枋叹为真以忠孝作佛事者，见《鲒埼亭集》，南岳退翁和尚第二碑，盖即《居易堂集》退翁哀辞所谓“沧桑以来，每临是讳，必素服焚香，北面挥涕，二十八年，有如一日”等事；所赖此册长存，俾后世作明遗民录，或国朝高僧传观也。（1）
图1左为书画，右为书画上的花押
1962 年，朱省斋先生在《画人画事》发表了《八大山人的画》一文，文中引用了《过云楼书画记》中对八大山人这一花押的解释。（2）在以后的三十年中，海内外学者对八大山人的书画日趋重视，出版论文、专著、画册不下数十种。在解释这一花押时，学者都沿袭顾氏旧说，释之为“三月十九”。人们之所以倾向如此解释八大山人这一花押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习惯从八大山人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的遗民的角度来思考他的艺术，而此花押的首次出现又恰在1694 年－明朝崇祯皇帝自缢五十周年。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此花押在形状上确有像“三月十九”之处。总之，自顾文彬提出此说，一百余年来不见异词，俨然成为“定论”。
然而，在众口一词时，八大山人专家王方宇先生已察觉到这一解释可能存在的问题。他注意到，八大山人对闰年颇注重，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注明闰年，或间接写明闰月。 （3）他收集了八大山人所有使用过“ ”花押的作品资料，按年代把它们作了排比。（4）这一排比表明，八大山人使用这一花押的年份分别是1694、1697、1699、1705（图2）。而这四个年份都是闰年。（同注4）这就不难使人联想起，这一花押是否和闰年有关。
图2
在《八大山人诗试解》一文中，王方宇先生写道：
康熙四年乙酉（一七○五）是闰四月，本年八大山人有作品两件跟闰月有关系。一件是《石室先生》书法。印在日本期刊《国华》第七二四第二二九页。年月题的是：“乙酉
前四月既望”。另一件是《熹雨亭记》小楷扇面，印入两种八大山人书画集里。一种是程琦编，日本印。另一种是张万里、胡仁牧编，香港印。年月题的是“乙酉闰前四月既望”，应读为“乙酉闰，前四月既望”。（5）（图3）
图3
在这里，王先生已经意识到，“”花押的使用可能和闰月有关。八大山人的另一件书法册页亦能支持王方宇先生的这一怀疑。1699年，八大山人为友人书王羲之《临河序》，题款是这样写的：
己卯秋七月
，聚升先生以此册页索画，偶为临此。（图4）
图4
康熙己卯年（1699 ）正是闰七月。
可是，“三月十九”和闰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颇令人费解。因此，尽管王方宇先生对这一花押已有疑问，但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材料，他仍然在自己晚近的著作中释此花押为“三月十九”。 （6）
其实，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换一个角度来提问题，即：这一花押果真如顾文彬所说是“三月十九”的合文吗？会不会有其他读法？
近年来，笔者在研究明末清初书法时发现，八大山人的这一花押的原型出自他的族叔、明末学者朱谋垔在崇祯年间刊刻的南宋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几件周器上的铭文。（图5 ）这一铭文确是一个合文，薛尚功将它释为“十有三月”。 （7）不过在薛氏的注释中，这一合文却与闰年无关。薛氏圆宝鼎铭文注释云：
右二铭一同得于安陆之孝感。上一字乃十有三月，合成一字。不显其名，而日用吉金自作宝鼎者，乃周之君作此鼎而用之耳。 （8）
方宝甗铭文注释云：
此铭与前两圆鼎同出于安陆之孝感，铭识悉同。唯十有三月合作一字。甗字尤极奇古，左右上下不拘边旁位置耳。 （9）
图5
以上两条注释都没有对“十有三月”作出解释。但在公缄鼎铭文的注释中，薛尚功却写道：
惟十有四月（笔者按：公缄鼎铭文中有“惟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圆宝鼎云：十有三月己酉，戊命尊云十有九月，方宝甗亦云十有三月，疑嗣王居丧虽逾年，未该元，故以月数也，既死魄者记其日也。 （10）
薛尚功对“十有三月”的解释显然和闰年无关。如果说八大山人使用“十有三月”花押是和闰月有关的话，那一定是他对“十有三月”这一合文有着不同于薛尚功的解释。他的解释又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八大山人没有把“十有三月”作为某一时期的月数，如某王居丧的第十三个月，而把它作为某一年中的一个月份，即某一年的“十三月”，那么，我们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关于“十三月”这个词前人有两种解释，一种把它作为农历的正月。宋洪迈《容斋续笔》《三易之名》条云：
夏以十三月为正……所谓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 （11）
不过董作宾先生已证明这一解释是错误的。 （12）另一种解释则把“十三月”指为商周时期所置的闰月，因为那时的历法将闰月置于岁末，故称“十三月”。《史记∙ 历书》有“十二无大余”，唐司马贞索隐云：
岁有十二月，有闰则云十三月。 （13）
从八大山人的“十有三月”花押出现在有闰月的年份来看，八大山人对“十有三月”的理解和上述后一种解释是一致的，亦即把“十有三月”当作闰月来看待。由于汉代实行太初历后，闰月不复仅置于岁末，而可以置于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月，八大山人在使用“十有三月”合文花押时作了灵活的处理，他仅把“十有三月”作为象征闰年或闰月的一个符号，并非实指十三月。
八大山人家学渊源，他本人对古代的典籍亦有相当的了解。我们当然不可排除他对“十有三月”的理解是读了前人的某些著作而获得的这种可能性，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八大山人使用“十有三月”花押来表示闰月，很可能是受了那个时代的学术风气的影响。
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来看，八大山人初次使用“十有三月”花押是在1694 年夏。是时，金石学的研究已经复兴，并渐成风气。 （14）由于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一部比较早地记录了先秦青铜器的款识的著作，它颇受清初学者的重视。一些书法家篆刻家亦把该法帖中的一些字写入或刻入自己的作品。如傅山（ 1606-1684/85 ）就曾把一些铭文写入自己的书法作品中。和八大山人同时代的另一个画家戴本孝（1621-1691 ）亦曾摹仿《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的凤栖铎铭文刻了一方印。（图6 ）这和八大山人把该法帖中的一个合文稍事变化作成自己的一个花押如出一辙。时代风气使然。
图6 凤栖铎铭文（左）戴本孝仿凤栖铎印章（右）
一六九 ○年代是八大山人对金石文字发生浓厚兴趣的时期。一六九三年，通过好友方士琯（1650-约1711），八大山人和当时金石学的主要倡导者阎若璩（1636-1704）有所交往，并为阎若璩书写对联。（15）南京博物馆藏有八大山人一六九四年书写禹王碑和石鼓文的册页，（图7）从八大山人的注释和款识可以看出，他在这一时期致力于金石文字的考订。
图7 八大山人考释石鼓文（左）八大山人考释禹王碑（右）
当八大山人别出心裁地从宋人的金石学著作中找出一个合文来作为代表闰月的花押时，清初学者对天文历算之学的研究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推动当时学者研究历算之学的原因有二：一是明末耶稣会士传入了西方的历算法，刺激了学者对历算之学的兴趣。 （16）二是清初学术风气走向朴实，考证与辨伪之风兴起。由于古书在记载许多历史事件时常注明年月日和节气，学者们在考辨古书真伪时运用的方法之一便是透过对古代历法的研究来推论古书的记载是否正确，并进而来判断其真伪。清初考证学最重要的著作、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就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从讨论古代历法的角度来判定古文尚书的真伪的。 （17）当时有不少学者的著作提到了先秦历法中的置闰方法，如清初大儒顾炎武（1613-1681 ）和当时著名的天文历算家、八大山人的间接友人梅文鼎（1633-1721 ）。 （18）
顾炎武在其最重要的著作《日知录》中指出了春秋时期置闰法与后代的不同：
《通鉴》书闰月而不著其为何月，谓仿春秋之法。春秋时闰未有不在岁终者。自太初历行，每月皆可置闰。若不著其为何月，或上月无事，则后之读者必费于追寻矣。 （19）
顾炎武虽未解释“十三月”为何，但已明言“春秋时闰未有不在岁终者”。这已足以令八大山人自己去推出“十有三月”可能就是闰十三月的结论。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菴，安徽宣城人），是清初最负盛名的天文历算学家，著有《历算全书》、《大统历志》、《勿菴历算》等。 （20）他在自己的巨著《历算全书》中的《再论恒气定气》条中，解释了《春秋传》记载的“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原注：邪与馀同，谓馀分也）”的置闰方法，认为馀分之所集而为闰月，“归邪于终”即是将闰月置于岁终。 （21）和顾炎武一样，梅文鼎亦未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十三月”，但对“归邪于终”的讨论，亦无疑会启发人们作出“十三月”可能就是置于岁终的闰月的判断。
因此，在清初金石学复兴，天文历算之学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一大的文化环境下，八大山人从宋代金石学著作中找出一个合文来代表闰年或闰月，似乎不应简单地看成是一时兴之所至作出的别出心裁的举动。艺术家固然要比常人更喜欢标新立异，但一个时代的艺术家怎样标新、如何立异，都反映出了远远比他们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要广阔的多的社会文化思潮与背景。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就当代学者对先秦置闰法的不同见解作些简要的补充说明。
在讨论先秦置闰法时，一些学者基本上沿袭了前引顾炎武的观点，认为在汉代实行太初历前，闰月皆置于岁终。如黎东方先生认为：
太初历颁布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自太初历实行以后，汉代闰月常常置于一年的中间，而很少恰恰在年尾。在太初元年以前，汉朝政府沿用秦的旧例，以闰月置于岁尾。 （22）……在整个西周之时，闰月都是置于年尾的，称为十三月。 （23）
董作宾先生对中国古代历法的研究，代表了另一种看法。董作宾先生指出：
殷代历法，承用古“四分”术，而其置闰之法，则与周代历法异。周历以无中气之月为标准，殷历以无节气之月为标准。 （24）
根据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殷代置闰法虽以无节气为标准，但因祖甲时期历法有所改革，故有前后期之别。前期以武丁时为代表，后期以祖甲时为代表。在前期：
以无节之月为闰标准，当闰之年，于年终增加一月，称“十三月”。每年第一月称“一月”。
在后期：
以无节之月为置闰之年，置闰于应闰之月，仍以上月之名为名。每年之第一月，改称“正月”。 （25）
周代自周武王二年（西元前1120 年）起改用周代闰法，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 （26）在这种置闰法下，闰亦被置于应闰之月。金文中有“十有三月”一词，董先生认为其与甲骨卜辞中的合文“十有三月”所指不同：
金文中又称“十有三月”者，……别异于殷代前期之“十三月”合文，彼为普通之闰月，此则为十二月之闰。以十二月以后无月份，故依次排为“十又三月”，而不更称“十又二月”。吴氏《金文疑年表》凡“十又三月”，皆列为闰十二月，甚是。 （27）
以董先生的论点观之，则不但顾炎武犯了错误，八大山人对“十有三月”的理解亦可能有不尽准确之处。
笔者对中国古代历法素无研究，于学界关于先秦置闰法的不同见解岂敢置喙。笔者在此所要声明的是，八大山人只是根据他本人和他那个时代的学者对“十有三月”的理解来使用他的花押的，至于我们今天学术研究证明这一理解是否准确，同八大山人使用他的花押关系不大。无论如何，从前文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八大山人使用的“”花押确与闰年或闰月有关；二、这一花押应读为“十有三月”。
*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张充和女士及傅汉思教授（Prof. Hans Frankel ）的指教帮助，笔者在此谨致谢意。
(本文原载《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4月，第12卷第1期。)
桑莲居 | 白谦慎：八大山人花押 “十有三月”考释 2020-01-03 20:13
编者按： 此为白谦慎先生早年发表的一篇艺术史论文。发表后得到了王方宇先生和谢稚柳先生的肯定。此文虽然不长，却可以看出他以后治学的基本路数：既注重文献的考证，也关心理论的阐发。 八大山人花押 “十有三月”考释 八大山人（1626-1705 ）在他晚年的书画作品上，经常使用合文，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写成一个字的样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从一六九四年（甲戍）开始在书画上使用的花押“ ”（图1）。清代收藏家顾文彬（1811-1899）在《过云楼书画记》著录八大山人的《安晚册》时，释此花押为“三月十九日”五字的合文。顾氏的原文如下： 改革之际，贤士君子，相率飞遁，往往皈心竺乾，寄迹苾刍，以遂其志节；间或粗笔淡沈，写其伊郁悲凉之况，不得以寻常绳尺拘之也。山人此册，合题跋二十二帧，作山水者二，余皆写花果鱼鸟，水墨设色，信笔点染，意到而已；然神气溢出，姿态横生，可谓奇而法，醇而肆矣。署款有类钟鼎，如，有类章草者，如 ，谛视之，一是“三月十九日”，乃思陵殉国讳日，一是“个相如吃”四字。盖山人为朱耷，字雪个，故石城府王孙，固见于《画征录》也。引首署“安晚”二字，云甲戍夏至，退翁先生嘱书，自跋谓始于夏五月六日，成于六月二十日，而册中有甲戍重阳及壬子一阳之月诸款，先后参差，甚或相距九年，当是追题者。退翁姓李氏，名洪储，字继起，扬州兴化人；早岁出家，师事三峰为高弟，吴中高士徐枋叹为真以忠孝作佛事者，见《鲒埼亭集》，南岳退翁和尚第二碑，盖即《居易堂集》退翁哀辞所谓“沧桑以来，每临是讳，必素服焚香，北面挥涕，二十八年，有如一日”等事；所赖此册长存，俾后世作明遗民录，或国朝高僧传观也。（1） 图1左为书画，右为书画上的花押 1962 年，朱省斋先生在《画人画事》发表了《八大山人的画》一文，文中引用了《过云楼书画记》中对八大山人这一花押的解释。（2）在以后的三十年中，海内外学者对八大山人的书画日趋重视，出版论文、专著、画册不下数十种。在解释这一花押时，学者都沿袭顾氏旧说，释之为“三月十九”。人们之所以倾向如此解释八大山人这一花押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习惯从八大山人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的遗民的角度来思考他的艺术，而此花押的首次出现又恰在1694 年－明朝崇祯皇帝自缢五十周年。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此花押在形状上确有像“三月十九”之处。总之，自顾文彬提出此说，一百余年来不见异词，俨然成为“定论”。 然而，在众口一词时，八大山人专家王方宇先生已察觉到这一解释可能存在的问题。他注意到，八大山人对闰年颇注重，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注明闰年，或间接写明闰月。 （3）他收集了八大山人所有使用过“ ”花押的作品资料，按年代把它们作了排比。（4）这一排比表明，八大山人使用这一花押的年份分别是1694、1697、1699、1705（图2）。而这四个年份都是闰年。（同注4）这就不难使人联想起，这一花押是否和闰年有关。 图2 在《八大山人诗试解》一文中，王方宇先生写道： 康熙四年乙酉（一七○五）是闰四月，本年八大山人有作品两件跟闰月有关系。一件是《石室先生》书法。印在日本期刊《国华》第七二四第二二九页。年月题的是：“乙酉 前四月既望”。另一件是《熹雨亭记》小楷扇面，印入两种八大山人书画集里。一种是程琦编，日本印。另一种是张万里、胡仁牧编，香港印。年月题的是“乙酉闰前四月既望”，应读为“乙酉闰，前四月既望”。（5）（图3） 图3 在这里，王先生已经意识到，“”花押的使用可能和闰月有关。八大山人的另一件书法册页亦能支持王方宇先生的这一怀疑。1699年，八大山人为友人书王羲之《临河序》，题款是这样写的： 己卯秋七月 ，聚升先生以此册页索画，偶为临此。（图4） 图4 康熙己卯年（1699 ）正是闰七月。 可是，“三月十九”和闰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颇令人费解。因此，尽管王方宇先生对这一花押已有疑问，但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材料，他仍然在自己晚近的著作中释此花押为“三月十九”。 （6） 其实，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换一个角度来提问题，即：这一花押果真如顾文彬所说是“三月十九”的合文吗？会不会有其他读法？ 近年来，笔者在研究明末清初书法时发现，八大山人的这一花押的原型出自他的族叔、明末学者朱谋垔在崇祯年间刊刻的南宋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几件周器上的铭文。（图5 ）这一铭文确是一个合文，薛尚功将它释为“十有三月”。 （7）不过在薛氏的注释中，这一合文却与闰年无关。薛氏圆宝鼎铭文注释云： 右二铭一同得于安陆之孝感。上一字乃十有三月，合成一字。不显其名，而日用吉金自作宝鼎者，乃周之君作此鼎而用之耳。 （8） 方宝甗铭文注释云： 此铭与前两圆鼎同出于安陆之孝感，铭识悉同。唯十有三月合作一字。甗字尤极奇古，左右上下不拘边旁位置耳。 （9） 图5 以上两条注释都没有对“十有三月”作出解释。但在公缄鼎铭文的注释中，薛尚功却写道： 惟十有四月（笔者按：公缄鼎铭文中有“惟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圆宝鼎云：十有三月己酉，戊命尊云十有九月，方宝甗亦云十有三月，疑嗣王居丧虽逾年，未该元，故以月数也，既死魄者记其日也。 （10） 薛尚功对“十有三月”的解释显然和闰年无关。如果说八大山人使用“十有三月”花押是和闰月有关的话，那一定是他对“十有三月”这一合文有着不同于薛尚功的解释。他的解释又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八大山人没有把“十有三月”作为某一时期的月数，如某王居丧的第十三个月，而把它作为某一年中的一个月份，即某一年的“十三月”，那么，我们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关于“十三月”这个词前人有两种解释，一种把它作为农历的正月。宋洪迈《容斋续笔》《三易之名》条云： 夏以十三月为正……所谓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 （11） 不过董作宾先生已证明这一解释是错误的。 （12）另一种解释则把“十三月”指为商周时期所置的闰月，因为那时的历法将闰月置于岁末，故称“十三月”。《史记∙ 历书》有“十二无大余”，唐司马贞索隐云： 岁有十二月，有闰则云十三月。 （13） 从八大山人的“十有三月”花押出现在有闰月的年份来看，八大山人对“十有三月”的理解和上述后一种解释是一致的，亦即把“十有三月”当作闰月来看待。由于汉代实行太初历后，闰月不复仅置于岁末，而可以置于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月，八大山人在使用“十有三月”合文花押时作了灵活的处理，他仅把“十有三月”作为象征闰年或闰月的一个符号，并非实指十三月。 八大山人家学渊源，他本人对古代的典籍亦有相当的了解。我们当然不可排除他对“十有三月”的理解是读了前人的某些著作而获得的这种可能性，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八大山人使用“十有三月”花押来表示闰月，很可能是受了那个时代的学术风气的影响。 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来看，八大山人初次使用“十有三月”花押是在1694 年夏。是时，金石学的研究已经复兴，并渐成风气。 （14）由于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一部比较早地记录了先秦青铜器的款识的著作，它颇受清初学者的重视。一些书法家篆刻家亦把该法帖中的一些字写入或刻入自己的作品。如傅山（ 1606-1684/85 ）就曾把一些铭文写入自己的书法作品中。和八大山人同时代的另一个画家戴本孝（1621-1691 ）亦曾摹仿《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的凤栖铎铭文刻了一方印。（图6 ）这和八大山人把该法帖中的一个合文稍事变化作成自己的一个花押如出一辙。时代风气使然。 图6 凤栖铎铭文（左）戴本孝仿凤栖铎印章（右） 一六九 ○年代是八大山人对金石文字发生浓厚兴趣的时期。一六九三年，通过好友方士琯（1650-约1711），八大山人和当时金石学的主要倡导者阎若璩（1636-1704）有所交往，并为阎若璩书写对联。（15）南京博物馆藏有八大山人一六九四年书写禹王碑和石鼓文的册页，（图7）从八大山人的注释和款识可以看出，他在这一时期致力于金石文字的考订。 图7 八大山人考释石鼓文（左）八大山人考释禹王碑（右） 当八大山人别出心裁地从宋人的金石学著作中找出一个合文来作为代表闰月的花押时，清初学者对天文历算之学的研究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推动当时学者研究历算之学的原因有二：一是明末耶稣会士传入了西方的历算法，刺激了学者对历算之学的兴趣。 （16）二是清初学术风气走向朴实，考证与辨伪之风兴起。由于古书在记载许多历史事件时常注明年月日和节气，学者们在考辨古书真伪时运用的方法之一便是透过对古代历法的研究来推论古书的记载是否正确，并进而来判断其真伪。清初考证学最重要的著作、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就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从讨论古代历法的角度来判定古文尚书的真伪的。 （17）当时有不少学者的著作提到了先秦历法中的置闰方法，如清初大儒顾炎武（1613-1681 ）和当时著名的天文历算家、八大山人的间接友人梅文鼎（1633-1721 ）。 （18） 顾炎武在其最重要的著作《日知录》中指出了春秋时期置闰法与后代的不同： 《通鉴》书闰月而不著其为何月，谓仿春秋之法。春秋时闰未有不在岁终者。自太初历行，每月皆可置闰。若不著其为何月，或上月无事，则后之读者必费于追寻矣。 （19） 顾炎武虽未解释“十三月”为何，但已明言“春秋时闰未有不在岁终者”。这已足以令八大山人自己去推出“十有三月”可能就是闰十三月的结论。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菴，安徽宣城人），是清初最负盛名的天文历算学家，著有《历算全书》、《大统历志》、《勿菴历算》等。 （20）他在自己的巨著《历算全书》中的《再论恒气定气》条中，解释了《春秋传》记载的“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原注：邪与馀同，谓馀分也）”的置闰方法，认为馀分之所集而为闰月，“归邪于终”即是将闰月置于岁终。 （21）和顾炎武一样，梅文鼎亦未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十三月”，但对“归邪于终”的讨论，亦无疑会启发人们作出“十三月”可能就是置于岁终的闰月的判断。 因此，在清初金石学复兴，天文历算之学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一大的文化环境下，八大山人从宋代金石学著作中找出一个合文来代表闰年或闰月，似乎不应简单地看成是一时兴之所至作出的别出心裁的举动。艺术家固然要比常人更喜欢标新立异，但一个时代的艺术家怎样标新、如何立异，都反映出了远远比他们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要广阔的多的社会文化思潮与背景。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就当代学者对先秦置闰法的不同见解作些简要的补充说明。 在讨论先秦置闰法时，一些学者基本上沿袭了前引顾炎武的观点，认为在汉代实行太初历前，闰月皆置于岁终。如黎东方先生认为： 太初历颁布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自太初历实行以后，汉代闰月常常置于一年的中间，而很少恰恰在年尾。在太初元年以前，汉朝政府沿用秦的旧例，以闰月置于岁尾。 （22）……在整个西周之时，闰月都是置于年尾的，称为十三月。 （23） 董作宾先生对中国古代历法的研究，代表了另一种看法。董作宾先生指出： 殷代历法，承用古“四分”术，而其置闰之法，则与周代历法异。周历以无中气之月为标准，殷历以无节气之月为标准。 （24） 根据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殷代置闰法虽以无节气为标准，但因祖甲时期历法有所改革，故有前后期之别。前期以武丁时为代表，后期以祖甲时为代表。在前期： 以无节之月为闰标准，当闰之年，于年终增加一月，称“十三月”。每年第一月称“一月”。 在后期： 以无节之月为置闰之年，置闰于应闰之月，仍以上月之名为名。每年之第一月，改称“正月”。 （25） 周代自周武王二年（西元前1120 年）起改用周代闰法，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 （26）在这种置闰法下，闰亦被置于应闰之月。金文中有“十有三月”一词，董先生认为其与甲骨卜辞中的合文“十有三月”所指不同： 金文中又称“十有三月”者，……别异于殷代前期之“十三月”合文，彼为普通之闰月，此则为十二月之闰。以十二月以后无月份，故依次排为“十又三月”，而不更称“十又二月”。吴氏《金文疑年表》凡“十又三月”，皆列为闰十二月，甚是。 （27） 以董先生的论点观之，则不但顾炎武犯了错误，八大山人对“十有三月”的理解亦可能有不尽准确之处。 笔者对中国古代历法素无研究，于学界关于先秦置闰法的不同见解岂敢置喙。笔者在此所要声明的是，八大山人只是根据他本人和他那个时代的学者对“十有三月”的理解来使用他的花押的，至于我们今天学术研究证明这一理解是否准确，同八大山人使用他的花押关系不大。无论如何，从前文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八大山人使用的“”花押确与闰年或闰月有关；二、这一花押应读为“十有三月”。 *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张充和女士及傅汉思教授（Prof. Hans Frankel ）的指教帮助，笔者在此谨致谢意。 (本文原载《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4月，第1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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