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破石惊朱丝马迹=====薛文宣&红楼+天地会朱三太子朱慈炤【梁间燕子+金麒麟+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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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明史》幕后撰修者黄宗羲的“遗民”真面目只看楼主收藏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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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修《明史》的编修名单上根本找不到黄宗羲的名字，但其实黄宗羲才是官修《明史》的真正编修者。万斯同才是实际的明史总裁，钱林曾称：“史官有纂撰，必伺斯同意，乃取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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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属地:加拿大1楼2021-01-12 10:56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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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向世人揭示了诸多被精心掩盖起来的明亡真相，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就来好好说说《红楼梦》中众多谜团所指向的那个重要人物。
黛玉的《葬花吟》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梁间燕子太无情”，这“梁间燕子”究竟是谁？又是为何令黛玉伤心气恼的呢？要想知道这个秘密，就要好好了解一下连接史湘云与卫若兰的那只又大又有文采的金麒麟。我在《红楼隐史》第一部中已经解密过：这只金麒麟不是一般人，而是满清官修《明史》幕后撰修者——黄宗羲。
IP属地:加拿大2楼2021-01-12 10:57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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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出生于余姚的竹桥黄氏，明朝洪武初年，为了逃避征兵，黄家改姓为王，到了成化年间，家族中出了几位达官显宦，如南国子监祭酒黄殉、提学使黄韶，经他们联名向朝廷申请，才又恢复黄姓曹国庆《旷世大儒— 黄宗羲》，后来的万历皇帝的皇后王喜姐就是黄宗羲的同族，只不过王喜姐家那一支没有改回原姓。
黄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黄宗羲的母亲梦见麒麟入怀而生下了他，因此给他的乳名就是一个“麟”字。虽然是麒麟投胎，但黄宗羲从小并无过人天赋，不过他的父亲黄尊素可不是普通人，而是东林党大搞党争的核心人员，天启三年，黄尊素被任命为都察院做山东道监察御史，黄尊素带着家人来到北京作官，而黄家在北京的府邸从此成为东林党的固定会面处，黄尊素也因为善于策划而被称为东林党智囊，因此，耳濡目染的黄宗羲自小就深受东林党党争的影响。
凭借自己在东林党内的重要地位，黄尊素通过自己的东林党关系网，具体就是通过冯元彪的门路请托嵊县知县邓锡蕃，天启三年，十四岁的黄宗羲轻松取得了别人七老八十都难以考得的生员资格，这种通过走后门获得生员身份的事，黄宗羲自己在崇祯年间至少做过两次，一次是帮助自己的四弟黄宗辕、一次是帮助好朋友卓大丙李洁非，《天崩地解：黄宗羲传》。
IP属地:加拿大3楼2021-01-12 10:58收起回复
大庆斑头雁: 拿少年班做黑材料，这篇文章没个看。
2021-1-13 08:29回复
大木头张三: 回复 大庆斑头雁 :少年班真是黑材料，熊廷弼和东林结怨就是在担任南直隶提督学政的时候，刷了不少东林党请托的文人。
2021-1-14 15:00回复
大庆斑头雁: 回复 大木头张三 :文中认为少年班不可能，少年班必是黑的。
2021-1-14 16:29回复
我也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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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黄尊素让黄宗羲拜刘宗周为师。后黄尊素死在天启诏狱中时，黄宗羲十七岁。两年后，崇祯皇帝即位，黄宗羲带着经过著名山人陈继儒指点过的疏章前往京城替父鸣冤。崇祯登基后除灭阉党、优抚东林党，黄宗羲通过四下活动，在合肥金光辰、江西万时华、泰州李清等人的鼎力相助下，使父亲黄尊素获赠大中大夫太仆寺卿，正三品，予祭葬，赐葬费白银三百两，祖、父如所赠官，荫子一人曹国庆《旷世大儒— 黄宗羲》。
崇祯元年五月，刑部两次会审阉党余孽。第一次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时，黄宗羲用袖中所藏铁锥猛刺许显纯，使之流血遍体，又殴打崔应元，拔其胡须，而后又进入诏狱棰杀狱卒颜咨和叶文仲两人，可谓凶悍异常。六月，复审太监李实、李永贞，黄宗羲再次拿出铁锥猛刺李实。黄宗羲屡屡成功携带凶器在刑部的公堂之上和皇帝的诏狱之中行凶伤人，没有东林党提供便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黄宗羲一而再、再而三干预司法、行凶杀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办，反而获得了崇祯皇帝的嘉许，称其为“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清史稿???? 黄宗羲传》，不得不说，大明的律法到了崇祯和东林党的手里彻底变成了笑话。
崇祯年间，黄宗羲四次参加乡试，但均未能考取，因此连个举人的功名都没有。李洁非先生发现：身为普通生员的黄宗羲享受的居然是国子监监生的特殊待遇，明朝的两直隶的科举名额比其他各省至少高百分之三十，堪比目下高考北京、上海两地在录取比例上的优势。明朝的北京、南京各有一处国子监，只有国子监太学学生才可以选择原籍或顺天、应天两府中的一个为参加考试地点，黄宗羲能够例外，应该是走了国子监丞韩上桂的后门，因为黄宗羲的叔父黄等素跟韩上桂是隔墙邻居，黄宗羲还跟着韩上桂学诗法李洁非《天崩地解：黄宗羲传》。但即便享受着国子监监生的特殊待遇，黄宗羲还是屡试不中，这是因为考举人毕竟不同于考生员，就算有关系也要有相当的文才才行，当时的黄宗羲并没有显示出多高的文才，落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时的黄宗羲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参与复社的签名《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
IP属地:加拿大4楼2021-01-12 10:59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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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1645年），黄宗羲同二弟、三弟一起召集了黄竹浦数百青壮年组建“世忠营”武装抵抗清军，不久失败，后黄宗羲于顺治六年六月追随南明鲁王，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两个月后的八月，清廷为扑灭抵抗运动，颁发诏令，要求“以胜国遗民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黄宗羲为了让老母不受牵累，离开义军返家，隐居于四明山中。
顺治八年（1651年）的舟山陷落和1659年郑成功反攻南京的失败令黄宗羲彻底失去了抗清的斗志，这成为黄宗羲人生中的转折点，不仅是他思想上的转折点，也是他学问上的转折点，因为认为反清不可能成功，黄宗羲开始专心于讲学收徒和著书立说，他的学术成就从此开始建立起来。也是在这一时期，黄宗羲结交了吕留良。黄宗羲长吕留良19岁，吕留良对黄宗羲十分敬重钦慕，甚至在黄宗炎把黄宗羲介绍给他认识的时候还不敢与之为友，最后在黄宗炎和高旦中的极力坚持下，吕留良这才开始同黄宗羲交往，两人互相欣赏，交往密切。吕留良还写诗《赠余姚黄太冲》，其中写道“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表明他与黄宗羲结交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同事业和切磋学问。
为了从经济上扶助黄宗羲，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吕留良请黄宗羲到自己家的梅花阁教其子弟读书，黄宗羲于是开始在吕家作家庭教师，一直作到康熙五年（1666年），这四年中，两人一起唱和访友，关系甚是融洽。
IP属地:加拿大5楼2021-01-12 1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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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康熙五年吕留良放弃诸生即秀才出身，公然表示了与清廷的不合作态度后，黄宗羲的行为开始出现变化，两人的关系由此开始出现裂痕，并很快彻底决裂。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是黄宗羲在合伙购买绍兴祁氏藏书一事上欺骗吕留良。祁氏是东林党名臣祁彪佳的父亲祁承爜，是晚明的大藏书家，弘光政权覆灭后，祁彪佳自尽殉国，其子弟因为牵连抗清，或死或放，祁家败落涣散，不得不低价处理藏书。爱书的吕留良得知后拿出三千两银子委托黄宗羲前去购买，黄宗羲对祁氏藏书心仪已久，于是以束脩入股，即吕留良雇用他担任西席时付给他的拜师费，数额自然不多，因此购书的资金其实主要是吕留良的三千两银子，但黄宗羲却利用吕留良对他的信任，将购得的藏书中的“奇秘难得” 的“精华”善本隐匿下来陆陇其《三鱼堂日记》：黄梨洲……尝为东庄买旧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仅交给吕留良一些没什么价值的散乱书籍全祖望《小山堂藏书记》：旷园之书，其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
IP属地:加拿大6楼2021-01-12 11:01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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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黄宗羲在刻印《刘宗周遗书》一事上玩弄吕留良。吕留良想将《刘宗周遗书》编刻出来，于是拿出三百两银子找黄宗羲合作。问题来了，刘宗周的学生众多，黄宗羲从学时间较晚，而且并不出众，吕留良为什么偏偏要找黄宗羲呢？难道仅仅是为了照顾朋友么？当然不是，出版《刘宗周遗书》是重大的学术任务，吕留良是非常严肃对待的，之所以非黄宗羲不可，是因为黄宗羲将次女嫁给了刘宗周的孙子茂林，凭借着姻亲之好，黄宗羲得以在业师去世以后，“从其家搜得遗书，乃大阐其说，而公之学问才思复足以通畅之”《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七年丁未条。黄宗羲也因此以蕺山真传自居，他的学术代表作《明儒学案》便是以蕺山思想作为纲领的曹国庆《旷世大儒— 黄宗羲》。
可是黄宗羲拿了吕留良的银子后并没有刻书，而是带着自己誊录好的刘宗周遗著跑去找清廷官员姜希辙，请姜希辙出资刻印。这又是为什么呢？
IP属地:加拿大7楼2021-01-12 11:02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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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写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成于康熙元年（1667年）的《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用意很深，“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之卦名，表意是日之没于地下；隐喻之意便是贤明之人因逢暗主而被贬抑、迫害，不能伸张政见。《明夷待访录·题辞》中写：“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矣。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密其言也！” 黄宗羲在此使用了“箕子诏访”的历史典故，自比殷商时的箕子，箕子因为劝谏纣王而被迫害，周武王伐纣后，拜访箕子并向他请教，箕子于是将自己的治国策略贡献给武王，黄宗羲借这个题目暗示自己的治国兴邦的政治才能因为政治昏暗而无法施展，期望能够有贤明的君主像周武王对箕子一样拜访重用他。对于黄宗羲期望等待的贤明君主，无论是黄宗羲的朋友吕留良、还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都认为黄宗羲等待的是清朝统治者，吕留良还因此而斥责黄宗羲“蛟龙变蝌蚪”孔定芳在《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 年第 3 期。由此来看，黄宗羲早在顺治十八年就已经有了投靠满清的念头，只是碍于要保持自己的清高的明遗民的姿态而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与清廷官员接触罢了。
最终，姜希辙成为了黄宗羲打开局面的突破口，这是因为姜希辙也是刘宗周的弟子，于康熙元年（1662年）回籍待缺，但黄宗羲一直找不到好的名头与之交往，直接找上门去不一定受人待见，而吕留良刻印《刘宗周遗书》的决定让黄宗羲有了一个好主意，黄宗羲于是劝姜希辙出资刻印已经由自己誊录好的《刘宗周遗书》，毫不费力就能享受《刘宗周遗书》出版人的名誉，作为刘宗周弟子的姜希辙对黄宗羲如此贴心周到的提议自然十分乐意，立刻操办完成。
靠着同为刘宗周弟子的同门之谊，更靠着刻印《刘宗周遗书》的合作，黄宗羲成功攀附上了姜希辙，并从此打开了他同清廷官员们交往的门路。可是白拿了吕留良三百两银子，这么一大笔钱总要给一个交代，黄宗羲于是将吕留良的名字以“后学”身份列为校勘者之一，以此糊弄吕留良。吕留良的《后耦耕诗》十首中的第七首中的“青火竹窗誊副本，白头兰幕出新书”句便指此事，严鸿逵注曰：“此专为太冲作也……是年又馆于宁波姜希辙家，悉出其所手录书以求媚”。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
在购书和刻书两件事上接连被黄宗羲坑骗，自然让吕留良十分愤怒，但在吕留良心中，贪财好利不过是小事，他看重的是黄宗羲心怀故国的大节，两人的共识和交情远重于三千三百两银子，更何况吕留良同黄宗羲的二弟黄宗炎又是至交好友，因此念及情面，并未深究，但随后发生的黄宗羲不告而别、转投姜家一事彻底让吕留良对黄宗羲寒了心。
IP属地:加拿大8楼2021-01-12 11:03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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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年（1667年）的正月过后，二月，黄宗羲开始正式执教于姜希辙家，同时还与姜希辙、张应鳌一起积极筹备恢复刘宗周讲过学的证人书院，为了讨好清廷官员姜希辙，黄宗羲还时不时地对不与清廷合作的吕留良进行污蔑诋毁。而这一切，吕留良完全被蒙在鼓里，依然在家里的梅花阁中傻傻地等待黄宗羲前来教书，结果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四处辗转打听后，吕留良终于获知实情，十分气恼，气的是黄宗羲即使不愿来教书，也不该不同自己这个东家打个招呼，“汝居得所我亦喜，何子不复相过语”，恼的是黄宗羲为了献媚讨好新主而中伤诋毁自己，“故人诬诋余于现者之家”，又气又恼之下，吕留良于是作诗《问燕》和《燕答》, 自比“穷檐”，而以舍穷檐而居雕梁的燕子来暗喻投靠清廷新贵的黄宗羲王俊义《全祖望《小心堂祁氏遗书记》有涉吕、黄关系史实辨正》。
《问燕》中写：“从来期汝二月天，杏花雨点杨花烟。朝窗夕窗相对语，不与俗物相周旋。哺食唶华同护惜，点茵汙帽恣狼藉。寒堂无伴老影孤，满眼春风慰萧寂。何图今岁得雕梁，翻然一饱成飞飏。老巢当位占高栋，群雏分户泥生香。汝居得所我亦喜，何子不复相过语。呢喃闻汝向雕梁，咒尽穷檐不堪处。寄声留取当时面，黄姑织女犹相见。雕梁久住过穷檐，尚有突栾窠一片。我闻人苦不知足，天下雕梁难更仆。明年莫更绕天飞，又咒华堂当茅屋。”
而《燕答》则以燕子自白的方式，揭露黄宗羲的嫌贫爱富和趋炎附势：“畴昔置我虚斋里，茶烟香缕清如水。敢道周旋何日忘，顾我所思岂在是。投林择深木择荣，安能郁郁久居此。况君避世益荒寒，庭院无多帘箔单。瘦圃无花衔不得，破巢欲补愁泥干。昨夜侯家歌吹发，先放双飞入珠幕。贵人头上坐听看，羡杀笼鹦与屏雀。老来爱雏过爱身，常恐失足寻常人。新巢喜得依王谢，千门万户终不贫。自古恶宾胜旧友，世情如是君知否。但愿故人办得侯家官与屋，依旧呼雏梁上宿。”《吕晚村诗。梦觉集》
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在诗后的注解中清楚写道：“此以下三诗皆为太冲作也。凡浙东之馆浙西者，皆必以二月到馆，又其轻薄情事者有与燕适相类者，故借以为喻。盖自丙午子即吕留良弃诸生，太冲次年便去，而馆于宁波姜定庵家，所以诬诋子者无所不至。此《问燕》、《燕答》之所为作也。”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原本有才、有钱、有声望、有功名的吕留良是黄宗羲热衷结交的对象，但是当吕留良放弃功名得罪了清政府后，黄宗羲就立刻改换了嘴脸。
IP属地:加拿大9楼2021-01-12 11:03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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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高旦中墓志铭》事件，更是引发了吕留良对黄宗羲的极度不满。
高旦中是远近闻名的名医，他家是宁波望族，十分富有，本不必行医，但为了资助抗清事业和人士，高旦中不但倾尽家产，而且还不辞辛苦地坚持行医以筹集资金，很多年里，黄宗羲兄弟完全是靠高旦中行医而存活。对于黄宗羲兄弟来说，高旦中不仅是挚友，更对他们有大恩，不但长期以行医接济他们，而且数次救他们于危难之中。高旦中的女儿与吕留良第四子订有婚约，但因多年行义，高旦中最后终至一贫如洗，于是写信给吕留良：“某病甚将死，家贫，吾女恐不足以辱君子，请辞。”竟因为太穷，备不起嫁妆，主动请求退婚，吕留良拒绝了。
康熙九年（1670年），高旦中不幸去世， “死之日，贫不能备葬。孤寒啼饥，无或过而问者”。高旦中后人请黄宗羲写《墓志铭》，黄宗羲竟然在铭文中对高旦中大加贬低，说高旦中医术不精，还说高旦中不应该为行医疏怠学问，黄宗羲也不想想，如果不是高旦中靠着行医接济救助于他，他早就饿死了。
黄宗羲如此尖酸刻薄、忘恩负义，令吕留良十分恼怒，在吕留良的阻拦下，黄宗羲写的《高旦中墓志铭》才没有被刻出来。李洁非《天崩地解：黄宗羲传》此事之后，吕留良与黄宗羲彻底绝交。
IP属地:加拿大10楼2021-01-12 11:04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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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自己在清廷官员家任教还不够，还又请求姜希辙推荐其子到户部右侍郎周亮工家任教，吕留良获知此事后，作《管襄指示近作有梦伯夷求太公书荐子仕周诗戏和之》：“顿首复顿首，*高肩压肘。俯问此何人，墨胎孤竹后（指宁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吕晚村先生文集》讥讽自我标榜明遗民的黄宗羲对清廷官员姜希辙磕头跪拜、阿谀奉迎的不堪模样。
吕留良还在《与魏方公书》中记录了黄宗羲的另一桩丑事。
黄宗羲为了让自己的二儿子黄百家和三儿子黄百学获得清朝的生员资格，于是央求本省的某权势者帮忙，黄宗羲作这种事是个“老手”，早在崇祯朝，他便替弟弟和熟人的生员出身做过请托，眼下不同无非在于，所请托和谋取的乃是清朝的生员出身。但这位清廷的贵人办事有些马虎，竟将黄宗羲儿子的名和字记错了，不过在黄宗羲的眼中，这清朝生员的资格比名字重要多了，于是将错就错，将二儿子以字代名改作“正谊”，而将三儿子的名字从“百学”改为“百家”。
李洁非先生查黄宗羲家谱，黄炳垕《年谱》所列《世系图》后发现:黄宗羲的三个儿子的名字从原本的百药、百家、百学变成了百药、正谊、百家，“百家”这个原本是第二子的名字被变更为第三子的名字李洁非，《天崩地解：黄宗羲传》叁壹 余波，这一突兀的改变与吕留良的《与魏方公书》中所写完全一致。
IP属地:加拿大11楼2021-01-12 11:06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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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南在《从黄宗载的遗民身份谈开去》一文中列举了几位重要学者对黄宗羲的评价，并总结道：
“庞石帚、黄宗炎、朱彝尊、查慎行、孟森、萧穆、严元照、陈确、李慈铭、张履作、沈清玉诸人外，就是全祖望和近、现代的章太炎和钱穆，也认为黄宗羲晚节可讥。”
黄宗羲的第七代孙黄炳垕所作《黄梨洲先生年谱》中写得十分明确：“康熙三十四年乙亥，黄氏八十六岁，七月三日逝， 疾革，谕家人以时服敛。又书《梨洲未命》一篇，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作望柱，上亥‘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黄宗羲要求死后穿“时服”、也就是要求穿清朝的服装下葬，而且嘱咐家人在坟墓前立上两根石柱，刻字宣传他是生活在圣朝之中的不爱当官的名士子陵、虞喜。
子陵就是一代明君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好友严子陵，因为拒绝当官、不慕富贵而被后世称颂；至于虞喜之喻，刘世南先生解释得很透彻，黄宗羲是以此称颂康熙帝是“圣德钦明”，而自己则愿作“翼赞大化”、“敦励薄俗”的虞喜，其所持态度与顾炎武和王夫之完全不同。
IP属地:加拿大13楼2021-01-12 11:08收起回复
大木头张三: 回复 九之本派 :查家更加不是啥好货色，《明史》案查家查继佐举报的。
2021-1-14 15:06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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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极力为黄宗羲辩护：
“若谓先生以故国遗老，不应与时人交接，以是为风节之玷，则又不然。”“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处，固有大不可得已者。盖先生老而有母，岂得尽废甘旨之奉。但使大节无亏，固不能意避世以为洁。”全祖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贴子》，将因为不齿于黄宗羲献媚清廷而与之疏离的黄宗羲的弟弟黄宗炎说成是“性极癖，虽伯子时有不满其意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九《寓公鹧鸪先生黄宗炎》。
除此之外，全祖望还捏造了种种谣言污蔑吕留良，甚至将吕留良与黄宗羲的友人关系硬说成吕留良是黄宗羲的弟子，很多历史学者都对全祖望囿于门户之见而不分是非作了细致的批驳，如卞僧慧的《吕留良年谱长编》、王俊义的《全祖望《小心堂祁氏遗书记》有涉吕、黄关系史实辨正》等，这里就不多言了，作为一位史学家，全祖望如此不顾事实地颠倒黑白，倒也是颇得黄宗羲之风。
IP属地:加拿大14楼2021-01-12 11:08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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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中，除了用史湘云和卫若兰的金麒麟是影射麒麟投胎的黄宗羲外，朱慈炤还多次引用了真正值得尊敬的真移民的吕留良讽刺欺世盗名的假遗民黄宗羲的典：
林黛玉《葬花吟》中悲叹“梁间燕子太无情”，这“无情的梁间燕子”就是那只令吕留良寒心的为了“雕梁”舍弃“穷檐”的燕子黄宗羲；
薛家之所以被安排住在梨花院，是因为与清廷一家亲的黄宗羲自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被世人称为“梨洲先生”；
李纨贪财，黄宗羲爱占小便宜，李纨的的判词：“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 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 吕留良曾以兰根、莲叶自比：“画得兰根无好土，拔来莲叶出淤泥”《迁耕瑶亭与改斋同坐次改斋韵》，吕留良是真遗民真兰花，黄宗羲却是若兰似兰的假兰。黄宗羲的字“太冲”广为人知，这是他的父亲黄尊素为他起的，黄宗羲自己起的字是“德冰”，这是他自诩自己的德行如冰一样透明纯洁，但后来呢？曾经的抗清义士变成了清廷的吹鼓手，冰化为了水，“如冰”变“水好”，最后留下的不过是令亲朋故旧唾弃的贾兰伪君子罢了。
IP属地:加拿大16楼2021-01-12 11:11收起回复
大木头张三: 回复 九之本派 :《红楼梦》应该还是讲大清的，明珠相国家事。
2021-1-14 15:06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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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0 07:48:08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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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朱慈炤给薛蝌起的奇怪名字，按照常理，与薛蟠对应的名字应是是虬、螭、蛟才对，可怎么就成了根本不搭对的蝌蚪了呢？
这是因为吕留良讥讽黄宗羲“蛟龙变蝌蚪”，黄宗羲本是抗击清朝的蛟龙，可惜晚节不保，投靠清廷成了蝌蚪，于是薛蛟变成了薛蝌。书中写薛蝌“闻得王仁进京，他也带了妹子随后赶来”，如果薛蝌自行入京、不跟着王仁的话，就没有拜访贾府的资格了，薛蝌追赶王仁暴露出他是个有心机、善钻营的市井小人，而这一处描写正是影射黄宗羲借着刻印《刘宗周遗书》的由头顺利攀附上清廷官员姜希辙，从而成功投靠清政府的精明操作。更多详情请看《揭底薛家虫》
朱慈炤花费十年心血创作《红楼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伤时感事、吊明讽清，而是要揭批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东林伪史党们的无耻谎言和欺世面目，为大明王朝和华夏民族保留珍贵的明亡真相。
清朝文字狱受害者吕留良是如何讲孔孟之道的？ 2017-09-18 18:45
【编者按】 吕留良为清初著名理学家、出版家和诗人。终其一生主张反清复明，死后受雍正时期“曾静策反案”牵连，遭剖棺戮尸，其子孙门人亦受牵连，堪称清代文字狱之首。 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吕留良全集》。今年1月，中华书局将吕留良《四书讲义》单行本编入“理学丛书”。日前，《四书讲义》的简体横排点校本纳入“中华国学文库”。 《四书讲义》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及吕留良的《四书讲义》时道：“余读其书，其发明朱子义理，诚有极俊伟为他家所未及者，而尤在其政论。自朱子卒至是四百余年，服膺朱子而阐述其学者众矣，然绝未有巨眼深心用思及此者。晚村良不愧清初讲朱学一大师，于晦庵门墙无玷其光荣。” 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在《四书讲义》序言中也提到，“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吕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南阳布衣，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康熙元年改名石门县，今属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刊行程、朱遗书著称的出版家，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以下简称《四书讲义》）。此外，吕留良还著有《何求老人残稿》、《吕晚村先生文集》等，今有俞国林兄汇编为《吕留良全集》十册。 一 吕留良的本生祖吕熯，明嘉靖时的江西淮府仪宾，尚南城郡主，后为侍养父母而与郡主一同回籍。本生父吕元学，万历二十八年（一六）举人，后谒选为繁昌知县，兴利除弊，有循吏之称。吕元学育有五子：大良、茂良、愿良、瞿良和留良。其中吕茂良，官刑部郎；吕愿良，官维扬司李。吕元学卒后四月，侧室杨孺人生下吕留良。吕留良诞生之后，其母无力照料，便将他交给三兄愿良夫妇抚育。吕留良三岁时，三嫂又病故，又过继给堂伯父吕元启。不久之后嗣父、嗣母，以及本生母相继过世，故而吕留良的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不间断的服丧之中度过的，不可不谓孤苦凄凉。当时的吕家，还是一个深受明朝恩泽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故而少年失怙的吕留良，还是得以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表现得聪慧超群。 吕留良画像（录自《惭书》卷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吕留良十六岁时，明亡清兴，不得不面临艰难的出处抉择。起先，吕留良散金结客、毁家纾难，曾与其友孙爽、侄吕宣忠等人参与过太湖义军的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吕宣忠被杀，吕留良于悲痛之中逃逸他乡。后来，因为害怕仇家陷害，羽翼未丰的吕留良于顺治十年被迫易名应试为诸生。其子吕葆中在《行略》中说：“癸巳始出就试，为邑诸生，每试辄冠军，声誉籍甚。”由此可知吕留良虽不汲汲于功名，却在举业上有着非凡的才能，而后从事时文评选而成名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康熙五年方才决意摒弃科考，被革去秀才，这在当时也是惊人之举，吕葆中《行略》说：“一郡大骇，亲知莫不奔问旁皇。”此时写有著名的《耦耕诗》表达其隐居不出、终老乡野的志向，其一曰：“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然而清廷却并未轻易放过吕留良，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有博学鸿儒之征，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他誓死拒荐；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隐逸之征，吕留良闻知消息当即吐血满地，无奈只得在病榻之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后隐居于吴兴妙山的风雨庵。 吕晚村纪念亭（桐乡市崇福镇中山公园内吕园） 即便如此，生前在节义之间的挣扎结束了，死后却依旧难以免除是非。雍正十年，受到曾静案的牵连，吕留良被剖棺戮尸，甚至连累子孙以及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被流徙为奴，罹难之惨烈，可谓清代文字狱之首。 以上之所以稍稍详述吕留良生平，是因为其遗民心态之曲折，与其学术思想之发展息息相关。 二 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四书讲义》繁体竖排版 时文，也即八股文、《四书》文，又称经义、制义、时艺等。明 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就是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试学子，且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故而对于《四书》以及朱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也是科举成败的关键。当然，这样的评判标准，是建立在学风、士风端正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生逢明清之际的乱世，学风、士风皆难免乖戾，这在结社、选文上表现尤其突出。吕留良在《东皋遗选序》中说：“自万历中，卿大夫以门户声气为事，天下化之。士争为社，而以复社为东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属焉。自江、淮讫于浙，一大渊薮也。……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囮媒。自周锺、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当时的复社、应社、几社，以及吕留良之兄吕愿良集合浙省十馀郡文士所举的澄社，吕留良之友孙爽、侄吕宣忠所举的征书社，也都有选文之举。而举征书社之时，年仅十三岁的吕留良就有参与。 吕留良两度从事时文评选，并成为与艾南英、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名家。其前期的时文评选时间较短，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应陆文霦之邀而开始时文评选，主要由于出处节义而内心苦闷彷徨，故借以填补其心；康熙五年被革去秀才之后，再度从事时文评选，直到康熙十二年，一方面是因为放弃诸生后治生之需要，如在《与董方白书》中就说：“选文行世，非仆本怀，缘年来多费，按此粗给，遂不能遽已。”另一方面是因为寄托议论、讲明义理之需要，《与施愚山书》说：“某跧伏荒塍，日趋弇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而赏音者以为有当于歌讴。”吕留良便在家中开设了天盖楼书局，自己刊刻发行所评选的时文选本，摆脱了书商约定评选时限、篇幅等约束，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真正实现改革时文，并借此弘扬朱子理学了。 关于吕留良为什么致力于时文评选，还需要说明三点。其一，吕留良对于晚明士人的结社、选文之风并不满意，认为是“以门户声气为事”，在《东皋遗选序》中就说：“于是郡邑必有数社，每社又必有异同，细如丝发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复相顾。”士风之坏，除了结社还有评选时文，吕留良在《答赵湛卿书》中说：“盖选手二字，某所深耻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迹如之。尝谓近世人品文章，皆为选手所坏。”他本人亲自从事选业十多年，故深知其中的弊病，确实当时“选手”多有“龌龊肺肠”，以至于坏了“人品文章”，吕留良之所以以选手为耻而又坚持评选，就是为了矫正不良之风。 《吕晚村先生文集》（民国十八年阳湖钱振锽排印本，天津图书馆藏） 其二，吕留良对八股取士并不认同，但也不认为问题出在八股上。他在《戊戌房书序》中说：“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探其数卷枕秘之籍，不过一科贵人之业。”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的考试为重，导致许多考生的枕边秘笈只有时文评选的册子了。不过究其病根，却并不在八股取士上头。吕留良接着说：“然以为科目之弊专由八股，则又不然。……夫科目之弊，由其安于庸腐，而侥幸苟且之心生。文气日漓，人才日替，陈陈相因，无所救止。”应该说他看得还是很准的，科举的弊病根源在于人心，也就是“侥幸苟且之心”，再养成“庸腐之习”，“故愚以为欲兴科目，必重革庸腐之习而后可”。吕留良之所以投入于时文十多年，就是希望用好的时文，来驱逐恶的时文。事实上，时文也有好文字，比如吕留良曾将自己所作时文汇集为《惭书》，为此书作序的黄周星说：“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丽，诡势瑰声，拔地倚天，云垂海立。读者以为诗赋可，以为制策可，以为经史子集诸大家皆无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观，真咄咄怪事哉！使世间习此技者皆如用晦，则八股何必不日星丽而岳渎尊也？”因此，吕留良以时文名家的身份来做时文评选，也就能顺理成章了。 其三，吕留良更为在意的是，通过讲章、时文反对俗学、异学。什么是俗学、异学？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一说：“除却俗学、异学，即是大学之道。俗学者，今之讲章、时文也；异学者，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讲章都是俗学，主要由村师所授；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佛、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他们所讲都是异学。对此问题，吕留良还在《答叶静远书》中有说明：“病在小时上学，即为村师所误。授以鄙悖之讲章，则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道以猥陋之时文，则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凡所为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初未有知，亦未尝下火煅水磨之功。”俗学与异学导致士人“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因此不对“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下火煅水磨之功”，还自以为已有所得，结果就是离正道越来越远了。所以，吕留良要用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的文字法度，把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端正过来。 吕留良僧装像（张宗祥摹黄九烟本，据桐乡市档案馆藏照片） 此外，还需要再补充一点，端正士人之心也只有时文最为有效。吴尔尧《天盖楼大题偶评序》中曾引吕留良的话：“读书未必能穷理，然而望穷理必于读书也。秀才未必能读书，然而望读书必于秀才也。识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于识字也。……舍此识字秀才读书者而安望耶？”在吕留良看来，直接针对士人，也即识字秀才，改变士风、学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人人都离不了的时文，以最为优秀的评选来作引导，从而端正人心，维挽世道。吕留良以时文反时文，因而著成一系列著名的时文选本，以及后人汇编的《四书讲义》等书，整整影响了有清一代。诚如对吕留良评述最为全面而实在的钱穆先生在《吕晚村学述》中所说：“在彼之意，实欲拔赵帜，立汉帜，借讲章之途径，正儒学之趋向。” 对于时文，吕留良也有矛盾的心态，在《与吴玉章第二书》中说：“取圣贤之书，虚心玩味，先通其文义而渐求其理之所归，不必作时文。有所见，即作古文论说亦得，或作讲义、或作书牍亦得。”他认为读书有得，与其写八股时文，不如写古文或讲义、书牍，也就是说作时文不见得真有必要了。 三 吕留良时文评选的著作主要有《天盖楼偶评》、《天盖楼制艺合刻》、《十二科小题观略》、《十二科程墨观略》、《唐荆川先生传稿》、《归振川先生全稿》、《陈大樽先生全稿》、《钱起士先生全稿》、《黄陶庵先生全稿》、《黄葵阳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质亡集》等。后来则有吕留良的弟子，将这些时文选本之中的吕氏评语摘出，并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顺序加以重新组合，重要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四十六卷，清康熙二十三年金陵玉堂刻本；陈鏦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四十三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天盖楼刻本；车鼎丰编《吕子评语正编》四十二卷附严鸿逵记《亲炙录》八十九条《吕子评语馀编》八卷附《亲炙录》六条，清康熙五十五年顾麟趾刻本。上述三书，体例大略相当，编次最全则为《吕子评语》，其正编发明书义，内容与《语录》、《讲义》大致相当，其《馀编》论文章作法，为此书独有，然此书最晚出，而十二年后曾、吕文案发，车鼎丰兄弟以刊刻逆书与严鸿逵等往来获罪拟斩，故此书流传最少。因此，在康熙后期以及雍正初年，流传最广则是《四书讲义》，故而后世学者研究吕留良对《四书》的诠释，对于孔、孟以及程、朱等义理的阐发，特别是其朱学思想的主旨，还是通过《四书讲义》一书。下面就以此书为主，并辅之《文集》，来探讨一下吕留良的《四书》诠释以及朱学思想。 《二程全书》（清康熙年间御儿吕氏宝诰堂刻本，仰顾山房藏） 关于吕留良是否笃信朱学，学界多有不同说法，其中影响颇大的则是全祖望在《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之中的说法：“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参与。交乃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全祖望的说法影响极大，比如章太炎《书吕用晦事》就说吕氏之学“本非朱学”，“乙太冲主王学，欲借朱学与竞”。且不说吕留良是否有与黄宗羲竞争之意，但看其学术发展脉络，即可知其于朱学必然自幼精通。如其在《复王山史书》中说：“某荒村腐子也，平生无所师承，惟幼读经书，即笃信朱子细注，因朱子之注，而信程、张诸儒，因朱子、程、张而信孔、孟。”吕留良自幼熟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并认为由朱子可至二程、张载，再至孔子、孟子，也就是说笃信朱学为儒门正宗。再者，吕留良少年时代就钻研时文，而时文成败在于是否对《四书》之精义、实学有所精通，故由此亦可知其必然笃信朱学。康熙初年，也就是黄宗羲到吕家处馆之时，吕留良在与张履祥的信中说“平生言距阳明，却正坐阳明之病”，也就是说与当时的大多士人一样，他也受过王学影响，但并不能说放弃了朱学的立场，也正因为有点朱、王调和之心态才会与黄宗羲交往，然在康熙五年之后则渐渐放弃调和，转而推尊朱学，故而与早就转向朱学的张履祥多方联系。康熙八年，张履祥到吕家处馆之后，吕留良的朱学自然也就更为精进了。 《四书语录》（清康熙二十三年金陵玉堂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明清之际推尊朱学的学者极多，而吕留良并非简单的“尊朱辟王”，其本意并不在王学，而只在于朱学。吕留良《答吴晴岩书》说：“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者，盖不独一王学也，王学其尤著者尔。”吕留良认为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除了王学，还有佛学，还有陈亮之类的事功之学，如《四书讲义》卷十六说：“学术义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与龙川力辟之旨也。”吕留良认为，儒门正学唯由朱学而上，方可讲求。最为完整的一段论述在《复高汇旃书》中：“金溪之谬，得朱子之辞辟，是非已定，特后人未之读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馀，乘吾道无人，任其惑乱；夷考其生平，恣肆阴谲，不可究诘，比之子静之八字着脚，又不可同年而语矣。而所谓朱子之徒，如仲平、幼清，辱身枉己，而犹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为非。此道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间诸儒失足不少。……故姚江之罪，烈于金溪，而紫阳之学，自吴、许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真得紫阳之是。《论语》"富与贵"章，先儒谓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盖缘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先儒不曾讲究到此，时中之义，别须严辨，方好下手入德耳。”吕留良指出，宋代陆九渊（金溪）流于佛禅而非儒门正学，经过朱子的严词辟陆，是非得以分辨，到了晚明时代的王阳明（姚江）则更流于佛禅，且多权诈，故而危害比陆九渊更甚。所以要辟邪，当纠正王学之非；而要纠正王学之非，则又要先得朱学之是。吕留良还指出，自从宋末德祐年间以来，诸如元代的许衡（平仲）、吴澄（幼清）等人，也是徒有尊朱之名，未得朱学之真，因为他们在元代的异族统治之下“辱身枉己”；而朱学之真则是“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也就是“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在吕留良看来，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也未曾十分讲究，因为他们未曾经历类似“德祐以后”那种天地亘古未有的变化，而吕留良本人则经历明清鼎革的变化，对于“出处”之中的节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四书讲义》（清康熙二十五年天盖楼刻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 在《四书讲义》之中，也多有阐发先讲明出处、辞受而后方可讲明致知、主敬的观念，这方才是吕留良朱学的根本所在。他所认为的朱学的真精神，就在立身行己之道，也即重节义、反功利。钱穆先生的《吕晚村学述》也说：“讲理学正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岂理气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诚伪、判是非？此一主张，乃畅发于其《四书讲义》中。亦可谓当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为善述朱学也。”《四书讲义》卷三十五说：“近来多讲朱子之学，于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忧有甚焉者，开堂说法，未开口时，先已不是，又何论其讲义、语录哉！故今日学人，当于立身行己上，定个根脚。”卷三十八则说：“圣贤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识权变，只为经天纬地事业，都在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能够做到大圣大贤的人，都是在出处、辞受上必有坚持，经天纬地事业也都从细微小事上做起，所以立身行己，毫厘差不得。《四书讲义》卷七中也说：“人必取舍明而后可以言存养。吾见讲学宗师，谈心论性，诃诋古人。至其趋羶营利，丧身失脚，有不可对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讲者何事也。”吕留良讲《四书》、讲朱学，其出发点都是节义之道，所以认为将心性说得高妙没有益处，更何况空谈心性而自身节义无一可取，或趋于功利而“丧身失脚”。吕留良并不是说“谈心说性”，以及讲求存养工夫本身有误，而是说学问也有一个先后之分，也即节义最为重要，先讲求立身行己的工夫，然后才是存养工夫；也只有先讲明立身行己，方才能够不趋附于功利以至丧身失脚。 吕留良为黄宗羲所斲砚（载沈瑾《沈氏砚林》） 再看吕留良所论夷夏之防，其实也就是从节义之道出发的，指出必须讲明节义，反对功利。《四书讲义》卷十七“子贡曰管仲”章说：“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前人对此章关注极多，唯有钱穆先生强调吕留良讲《春秋》大义“为域中第一事者”，其立足点是在节义，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人惟节义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钱穆先生的诠释当是符合吕氏原意的。在吕留良看来，夷夏之防固然当守，此本不必多言，然而需要讲明的则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节义而已；至于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选择，也就在于节义的大小，而不在于功名的大小。吕留良还说：“若将尊王另分在僭窃上说，此功不足赎忘君雠之义也。圣人论管仲，只许其功，并未尝有一言及于纠、白之是非也。”此处也是吕氏不同于朱子之处，朱子还在辨析公子纠与小白谁大谁小以及“君雠之义”，而吕留良则指出，不必论及公子纠、小白的是非，更不必论及功名，只要讲明管仲所作所为的节义之大小。至于朱子等先儒为什么在此问题上会有纠结，吕留良关于此章的评语原本还说：“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经历讲究，固难晓然耳！”此段保留在《吕子评语》卷十七，而《四书讲义》则没有收录，然而却可从此看出吕留良对于《春秋》大义的思考，也是与其经历明 清鼎革之变，在节义上有新的体证相关的。吕留良还说：“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也就是说，此章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节义与功名之别，节义大小必须辨析，而功名无论大小都要服从于节义，如不重节义而重功名，就会被失节之徒给误用了。 再看《四书讲义》所论君臣、封建与井田，也是在辨析节义与功利。卷六说：“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卷三十七中说：“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但以权法相制，而君子行义之道几亡矣。”因为君臣之义，来自天理，故而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这在周代的封建制之下比较容易实现，在郡县制、大一统之下则很难实现，所以说“有进退无去就”，更何况“尊君卑臣”以至于君臣上下悬绝，更无法实现士大夫的节义了。所以说吕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关系，并倡导封建、井田，也就是因为倡导“君子行义之道”。当然，吕留良也深知封建制并不是没有害处。卷三十九说：“五兵作而杀戮多，封建制而争战烈，圣人岂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后世不知圣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废生民之公，究其子孙受祸尤酷，流未有之毒于无穷，则何益矣！”此条可见吕留良总是超越常人的认识，指出一般认识背后的利害大小，也即节义大小之别，能够明辨出处节义是第一位的，这方才是“圣人深意”。所以，卷三十四说：“封建井田之废，势也，非理也；乱也，非治也。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忧而必争者，正为此耳。虽终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圣王之复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为迂，更复何望哉！”吕留良认为后世废封建、井田，然后因循苟且，都是一种私利之心，然而就算终古必不能再行封建、井田等上古的制度，儒者也不可不坚持立场，否则的话，就是所谓曲学阿世，成了孔、孟、程、朱的罪人，儒者还当有一点迂拙，而死守其节义，方为世人留存一份希望。 吕留良书法对联（上海刘靖基旧藏，载《明清楹联》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 综上所述，经由吕留良重新诠释的朱学，彰显了儒学的节义之道，为人为学当重节义而非功名利禄，以此考量历代学者，如后世之朱学者，亦先问其出处、辞受之际的节义如何。这种朱学，乃是易代之际学术的一种典型，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吕留良的朱学方才是真正结合其时代的朱学，也是真正承继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这种思想的特出，与吕留良独特的遗民心态密切相关，历经家族与个体于明清两代之际的多层面的交涉，以及反复挣扎，方才会尤其重视出处、辞受所体现的节义之道。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就其人生之抉择而言，越来越坚定其明之遗民的角色，至于毫无假借；就其学术之抉择而言，越来越趋向于朱学，亦至于毫无假借。所以说，对其学术思想当有同情之了解，则必须对其遗民心态之曲折亦当有同情之了解。 四 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之后的《四书讲义》，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吕文案之后，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影响之主流则是对于朱学的弘扬，对于节义之道的弘扬；而支流，或者说往偏执一面的理解则是夷夏之防。 受其直接影响者非陆陇其（字稼书）莫属，陆氏所著《松阳讲义》称引其当世学者唯有吕留良最多，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说：“稼书议论，颇有蹈袭晚村。”且就“蹈袭”还有小注：“稼书《松阳讲义》十二卷，其间称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处，迹尤显也。”此后，还有多种版本的《四书》类著作，也都引用了吕留良论《四书》，如王琰编撰的《四书绎注》，钱穆先生提及时称其为《吕陆四书绎注》，该书于《四书》各章先摘录吕留良、陆陇其二人之评语，再附以己说。还有李沛霖、李祯编撰的《四书朱子异同条辨》与张庸德增补的《四书尊注会意解》等，因为大量引用吕留良之评语而遭到清廷的禁毁。至于其影响之广大，则可举隐居深山的王夫之，在其《搔首问》一书中也提到吕留良：“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王夫之不完全认同吕留良，然而也极为关注其尊朱辟王之影响。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说：“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馀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此外，还有王应奎《柳南续笔》说：“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王弘撰《山志》也说：“近时崇正学、尊先儒，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吕晚村也。”可见在当时吕留良的书风行海内，且真正起到了推尊朱学，维挽士风的作用。到了晚清，文网稍宽，吕留良《四书讲义》等书再度风行，如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七月的家书中就说时文要读吕晚村，再如张謇《吕晚村墨迹跋》说：“读晚村批评之制艺，义本朱子，绳尺极严，不少假贷，缘此于制举业稍睹正轨。”由此可见，无论八股时文写作，或是推尊朱子，吕留良的影响都是覆盖有清一代的。 吕留良耦耕诗（上海博物馆藏） 再说受吕留良影响之支流，其特出者便是曾静，曾氏《知新录》说：“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至于雍正帝驳斥吕留良，倒是下了一番功夫，且从节义入手，也可谓击中要害。雍正七年四月上谕说：“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身为本朝诸生十馀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雍正帝并不详论吕留良之阐发朱学，而论其于明清两朝之关系，论吕氏最为关切的节义、功利，确实也道出了吕氏心中隐痛。后来命朱轼等人编撰《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然此书未被收录《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大都肤末之论，意在逢迎而已。 五 如今再读吕留良《四书讲义》，自然还当重视其对于朱学的阐发，诚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书中悉就朱注发挥，然体会有得，多有比朱注更精更切者，时亦自出己意，不能尽合朱子。……自成吕氏之书，非一般遵朱不敢失尺寸者可以同语也。”吕留良对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诠释实在难能可贵，虽其中论析不尽合于朱子，然亦是极有价值的。 《大学读本》（清陈鏦钞本，佚名过录朱子、吕留良、仇兆鳌批语，载《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二一三秋季拍卖会图录》） 吕留良《四书讲义》晚清以来虽有影印翻刻，然缺少一部点校整理本，则其中朱学精华终究无法为研究学习者广泛阅读。精研吕留良二十年的俞国林兄，慨然力任此事，去年出版的《吕留良全集》，其中收录的《四书讲义》就是第一个点校本；今年则又将《四书讲义》再度修订，出版单行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单行本与《全集》本在体例上作了改变，将吕氏讲义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逐条对应，以便对比考量吕留良朱学诠释的成就。精心的点校，方便的体例，故而新版《四书讲义》当是三百多年来最佳的一个版本。吕留良弘扬朱学、《四书》学功不可没，国林兄亦功不可没矣！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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