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
韩琦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曾奉命救济四川饥民。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之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去世，年六十八。宋神宗为他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宋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从祀历代帝王庙。咸丰初年，配享孔庙。
韩琦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史料记载，韩琦家聚书万余卷，皆经其点校，丹黄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阳故里筑“万籍堂”藏书楼，与欧阳修“六一堂”、司马光“读书堂”均为大臣中藏书最多者之一。其后代韩忠彦、韩侂胄均能藏书。
韩琦的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及《家传集》等。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史料记载
《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
《史传三编·卷三十·名臣传二十二》[1]
北宋庆历五年，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发现自己家后院的"金带围"开了花，便邀请同在扬州的王安石、王珪前来赏花。
"金带围"是一种芍药，素来有名，传说中只要开花，城中便要出宰相，而韩琦院中的花开了四朵，朵朵大红花瓣围绕金黄花蕊，极尽富贵之相。
因开花四朵，韩琦便想着再邀请一人，碰巧其人身体不适，转而请当时路过扬州的陈升之参加，其与王安石、王珪同在大理寺供职，便也相熟。
换盏赏花之间，韩琦兴致一起，便摘下四朵花，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也许是命运使然，在余后的三十年里，这四人都在不同的机缘巧合之下登堂为相。便成了著名的"四相簪花"
在这四相中，我们最为熟知的是王安石，但今天笔者却想聊聊韩琦，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韩琦确是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仍能尽显其能，有人说：宋时四杰者曰韩、范、富、欧阳，而韩冠其守。韩琦到底有怎样传奇的一生。
韩琦其人：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作为北宋中期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韩琦的一生大起大落，可谓曲折，能在百年之后得一句大相公，实为英杰。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谏官本色、不惧权威；劝谏帝王、痛斥中书
韩琦为国忧民最早体现在其出任谏官时，当宋仁宗沉迷后宫，略耽朝政，他劝谏皇帝："选其无用之人放令出外，以消阴盛之变。"一方面是让皇帝忠于朝政，另一方面也给了宫中众多宫女一条生路，为皇帝博了美名。
而当仁宗耽于礼乐玩乐，韩琦当下便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劝诫皇帝不可浮于表面，纵然礼乐为皇家之仪，可彰显皇家风范，但也不可失了分寸，西北边防未平，还需多忧心。
若说这些对于谏官来讲都是分内之事，那么一朝罢免朝中四位老臣，与大势力为敌，就不可不赞一声敢作敢为、大公无私了。
他上书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痛陈其过，说宰相老病、参知政事无能，在其位不能谋其政。王随虽为宰相，不但不忧国民、做实事，反而信奉巫神之道，称病不上朝；陈尧佐以权谋私，以官位养老；韩亿以权谋私，为其子升换官职；而石中立不适合政治，只能做文书一类工作。四人皆德不配位，
为此事，韩琦连上四次梳陈，一时之间，朝野震荡，百官皆敬佩其勇气，为国为民与权力中枢为敌，是多大的勇气，最终，仁宗无奈，一朝罢免四人。
韩琦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谏官产生了影响，朝中谏官不再畏首畏尾，而是能够真正站在国家百姓的角度上，针砭时弊、痛陈朝中错漏。而对于韩琦个人来讲，这更是其从"俗吏"到"帅臣"的一场转变。
从他的种种做法来看，韩琦从来都是以家国为先，而非谋一己私利，他虽不同意王安石变法，但仅仅是在讨论阶段陈述自己的观点，在实际推行中并没有横加阻拦，可见，韩琦乃真丈夫也。
从个人来看，韩琦也确是个刚正不阿的真君子，他正衣冠，注重外表，与王安石同朝为官时，曾因王安石不拘小节而颇有微词，认为其彻夜玩乐，不重外表，实际上王安石是彻夜读书导致来不及洗漱上朝。但即便如此，王安石对韩琦其人仍十分敬佩。在对夏战争中，范仲淹与韩琦也曾政见不合、当面争吵，但过后仍能精诚合作，不以私利而对公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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