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破惊石系列之三=====红楼为谁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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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嗣昌又在崇祯十年十月立下了三个月剿灭农民军的军令状，他在《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中写道：“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相继战败接受“招抚”，而李自成则率仅剩的17人躲入商洛山中。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军被基本压制。应该说杨嗣昌所立的三个月“了十年不了之局”的军令状，已经接近完成。可是就在杨嗣昌要肃清农民军残部、巩固战果的关键时刻，满清却斜刺里杀了进来。最终，杨嗣昌打下的大好局面还是毁于崇祯之手，这其中有卢象升的很大功劳。
　　为缓解清军给明朝的边境压力，以集中兵力彻底地剿灭农民军，杨嗣昌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杨嗣昌是非常有洞察力的，两面作战是不可取的。他明确指出当前相较于只满足于物资钱财的满清外患，根本无法真正招安的农民军才是明朝政权的真正威胁，先集中力量消灭关内的农民军才是当务之急。反对两线作战的杨嗣昌力主和谈，杨嗣昌在他给崇祯的奏疏中写道，“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说臣说必先安内方可攘外，正因为攘外之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其实明朝自开国以来，边患问题就一直存在，屡屡遭蒙古的入塞侵袭，1449年的“土木之变”更造成几乎亡国的危局，但由于游牧民族仅仅满足于物资的劫掠，并无大的进取心，所以瓦剌倡议和谈想把英宗卖个好价钱，无奈景帝不稀罕英宗，瓦剌只好作亏本买卖将英宗贱卖。正基于此现实，所以后来张居正才能因势利导通过和谈搞互市贸易摆平了和鞑靼的关系。
　　当时的满清亦如鞑靼，并无取代明朝的雄心壮志。虽然皇太极多次攻入内陆，但他仍然不断发布告示，谋求与明议和。皇太极还把征战中抢来的原明朝发给海西女真四部及蒙古诸部的敕书（即能与明朝作贸易的许可证）一直保存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表明了他期待能与明朝发展贸易的愿望。而且就是在几年后的崇祯十五年农历五月，即使满清在松锦之战中大败明朝后，皇太极依然还是很积极的谋求与明朝媾和，皇太极热情地接待了马绍愉等来使，并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还派官将他们送到15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境内。皇太极给崇祯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清太宗实录》收录保存了皇太极这封长信的内容。从行文看，皇太极的态度是比较谦恭的，他在议和文书上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在信中，皇太极表示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与明朝议和通好，并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四项停战条件。
　　因此，崇祯十一年的明清之间不但存在着成功议和的基础，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大。更不要提明朝的议和先例了：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在多次遣使要求明朝开放朝贡贸易未果后，兵临北京，以武力要求明朝政府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庚戌之变。后在嘉靖三十年因明朝单方关闭马市，两朝又再度开战，给明朝多次造成威胁和巨大损失，最后于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封其下各部首领以相应的官职，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从而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乱，使边塞安宁数十年。
　　正是基于这一以和制叛、以和取胜的先例以及皇太极以战争谋求和谈换取贸易利益的迫切愿望，杨嗣昌在奏疏中指出：明朝无力两线作战，农民军才是当务之急，满清侵袭与俺答犯塞“前后酷相类”，明朝封赏了俺答后，蓟门宣大就此安定，“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这样的真知灼见和敢于直陈的勇气显示出了杨嗣昌的见识与胆略。
　　崇祯非常认同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是他又十分畏惧东林党给他议和的骂名，于是他一面暗中授意辽宁巡抚方一藻和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一面公开让杨嗣昌与东林党当庭辩论以说服主战的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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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真正作者是崇祯帝四皇子笔下的家亡血史38.4 钟家台 2019-04-28   |  115阅读  |  14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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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一年五月三日，崇祯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杨嗣昌在策论中以天象引入话题，接着列举历史上天象示警与异族关系的故事，如东汉时日蚀火星，汉光武帝与南匈奴议和，宋太宗时月蚀荧惑，宋军兴师伐辽而战败，借此推动他对清议和的主张。“五月，火星示变，上于宫中斋沐祈祷，素服减膳，并谕各衙门，素服修省。枢臣杨时昌，嗣方倡款议，遂借星变，援引前代事疏奏云。科臣何楷，疏驳之；云嗣昌引建武讨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赏之说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抚之说也。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也。其附会诚巧。”杨嗣昌的议和主张遭到满朝东林党疯狂的弹劾攻讦。
　　黄道周，东林党公认的“圣人”，号称最是清正刚直，其实不过是党同伐异的文棍罢了！崇祯三年，身为首辅的东林党人钱龙锡因策划指使袁崇焕矫诏杀与毛文龙而被下狱，“崇焕之杀毛文龙也，龙锡密语手书，往来不一，可覆案也。又崇焕与王洽书，言「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欲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款。”袁崇焕更是干脆的承认：“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当时的后金因为朝鲜和毛文龙的有效牵制，一直都被控制在辽东地区，从未越过长城，而国内也无农民军的压力，根本没有同后金议和的需要，可是东林党为了一党之私却偷偷支持袁崇焕的「关东款议」，并为了推动「关东款议」指使袁崇焕杀害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
　　摧毁了明朝边境屏障的钱龙锡对国家和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号称“圣人”反对“议和”的黄道周是怎么做的呢？黄道周是“中夜草疏，排闼叩阍”，为钱龙锡辩冤，并在奏疏中无耻地写道：“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令崇祯大怒，黄道周“几坐重典”，被降三级调用。 但最终崇祯还是给了黄道周等东林党人面子，结果所有罪名被通通栽到了东林党的马前卒袁崇焕一人头上，将辽东大好形势毁灭的钱龙锡居然仅仅是“引疾放归”！
　　可是崇祯十一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明朝承受着来自农民军和满清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不议和就意味着两线作战，这绝非明智之举。但只管党同伐异的“圣人”黄道周为了阻止非东林党杨嗣昌的议和，居然以不为父守丧三年为罪名弹劾杨嗣昌，并大骂杨嗣昌“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丧继母，宋世共指为人枭。今遂有不持两服，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这“圣人”骂起人来真是够恶毒的。
　　明白无法两线同时作战的崇祯是支持议和的，于是同年的七月五日，崇祯亲自与黄道周在朝堂上展开了一场滑稽的辩论，其结果可想而知，崇祯怎能说得过老文棍黄道周？气急败坏的崇祯于是将黄道周连降六级，派往地方搞建设。崇祯以为这下东林党可以安分了，可是没想到情况依然如旧，面对满朝东林党依然强硬的反对议和，畏惧清议爱好虚名的崇祯犹豫不决，迟迟不做决定。
　　《明史·本纪·庄烈帝》：“（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辛巳，大清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癸未，京师戒严。冬十月癸巳，卢象升入援，召对于武英殿。卢象升、高起潜分督援军。是月，洪承畴、曹变蛟大破贼于潼关南原，李自成以数骑遁。十一月戊辰，大清兵克高阳，致仕大学士孙承宗死之。戊子，罢卢象升，戴罪立功。（首辅）刘宇亮自请视师，许之。是月，罗汝才降。十二月庚子，方逢年罢。卢象升兵败于巨鹿，死之。戊申，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援军。征洪承畴入卫。”
　　“十二年（1639年）庚申，大清兵入济南，德王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等死之。戊辰，刘宇亮、孙传庭会师十八万于晋州，不敢进。丁丑，改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二月乙未，（首辅）刘宇亮罢。大清兵北归。三月丙寅，出青山口。凡深入二千里，阅五月，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
　　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九月，等不到议和的皇太极派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统帅军队从沈阳出发，绕道蒙古，从北京密云东北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今河北迁安市东北）两路毁墙入关，突破长城要塞第四次入侵明朝，督师卢象升率军迎敌，兵败身死。清军乘胜沿运河长驱南下直到济南，俘获了人畜4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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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卢象升之死到底是不是杨嗣昌阴谋陷害呢？
　　首先强调一点：卢象升是东林党派系的将领，而杨嗣昌是不耻东林党和阉党的无党派。《东林列传卷五》中花了五千字的大篇幅对卢象升极尽歌颂赞美，一开篇就写道：“象生喜立名节，弱冠卽与东林诸君子徃来”，早早就加入了东林党。卢象升形象的无比高大完全是因为主笔《明史》的东林党的美化和拔高，而作为东林党政敌的杨嗣昌则很不幸地同田秀英一起被丑化，被栽赃。
　　真实的卢象升战绩一般，但架不住运气好。崇祯二年带兵勤王，但根本没碰到清军，后在大名剿匪，大名在河北，紧邻北京，能有多少匪可剿？崇祯八年升任五省总督办东南，而洪承畴办西北，剿匪的仗主要都是洪承畴的陕西军打的。幸运的卢象升在一年后的崇祯九年又升任宣大总督，辖宣府（即河北宣化）、大同、山西三抚三镇，宣大不是清军的主攻方向，所以也没什么大事。一句话，没打过什么大仗恶仗，都是小打小闹却善于吹嘘，结果愣是忽悠的崇祯一愣一愣的，把他当个人才，尚方宝剑是赐了一回又一回。没经过大风大浪的卢象升最后与清军一交战就战亡，虽然能带兵，但能力有限，尤其是毫无大局观，最后误人误国。他治下的宣大山西三总兵加起来总共还不足两万人，对比一下洪承畴在松锦之战中的八总兵十三万人，卢象升的军队吃空饷吃得有多厉害？这么腐败还被美化成“能治军”，东林党的无耻不服不行啊！
　　崇祯对卢象升是很不错的，不断提拔升迁就不说了，只一件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崇祯九年，东林党侯恂（即《桃花扇》主人公侯方域之父）因罪入狱，同为东林党的吏部尚书郑三俊包庇轻判，崇祯于是将郑三俊也下狱。“郑三俊为刑部尚书，适当科臣宋之普以马豆事参户部尚书侯恂下狱。先有谗言，为三俊与侯恂皆东林与友，必且屈法恂私。上入其言。狱上，果多为恂卸罪。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狱。宣大总督卢象升，先具疏称冤，卢昔为郑司属，素服其清公也。”“应天府丞徐石麒适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责。帝御经筵，讲官黄景昉称三俊至清，又偕黄道周各疏救。帝不纳，切责三俊欺罔。以无赃私，令出狱候讯。宣大总督卢象升复救之，大学士孔贞运等复以为言，乃许配赎。”东林党大臣们纷纷上疏救援他们，但崇祯毫不理会，就连东林党大佬黄道周的求情也不理睬。可是当“宣大总督卢象升复救之”，崇祯却难得的同意了，可见崇祯待卢象升之厚。可是卢象升后来的作为彻底伤了崇祯的心。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迟迟等不到明朝和谈的皇太极派清军第四次入塞，京师戒严，当时洪承畴正在陕西剿匪，国家危难的用人之际，崇祯提拔正在家丁忧的卢象升作兵部尚书，并第三次赐与卢象升尚方宝剑，让他总督天下援兵，并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最是“喜立名节”的卢象升根本不想为国解难，《明史》“象升謂所親曰：「人臣無親，安有君？樞輔奪情，亦欲予變禮以分愆耶？處心若此，安可與事君。他日必面責之。」”在背后抱怨杨嗣昌连累他不能在家守制丁忧，使他的孝名受损。
　　《明史》“當是時，嗣昌、起潛主和議。象升聞之，頓足嘆曰：「予受國恩，恨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及都，帝召對，問方略。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出與議，不合。”
　　卢象升曾在崇祯九年上书崇祯：“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流露出对朝堂上“清议”和“门户之见”的不满。崇祯本以为卢象升与黄道周这些热衷于朝堂上“清议”的东林党文官是不同的，身为前线将领应该知道明朝是没有能力两线作战的，可是没想到卢象升一见面就是一句话“臣主战！”，崇祯对卢象升深为器重，看到卢象升强硬的主战态度，崇祯心中那犹豫的主和念头就此消亡。
　　《明史》“明日，帝發萬金犒軍，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戰，遂別去。師次昌平，帝復遣中官賫帑金三萬犒軍。明日，又賜禦馬百，太仆馬千，銀鐵鞭五百。象升曰：「果然外廷議也，帝意銳甚矣。」決策議戰，然事多為嗣昌、起潛撓。疏請分兵，則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次順義。”“象升疏请分兵。嗣昌拨宣、云、晋三镇属之，号称二万，以短兵气，象升刻期战，誓师巩华，淋漓慷慨，涕泣如雨。”
（待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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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崇祯对他连番大量封赏，卢象升深感崇祯对他的主战是极为支持的。不满高起潜和杨嗣昌的主和立场的卢象升更有了底气。接着卢象升上疏崇祯要求分兵，于是各管各部，高起潜负责自己的关宁军四万人，卢象升则统帅他本部的宣大山西三总兵。
　　这里有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卢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东林党写史把这归咎于杨嗣昌的迫害。可问题是卢象升统率的完全是自己治下的军队，杨嗣昌并没有把卢象升的军队分出去。宣大山西三总兵和他自己的天雄军加起来总共不到两万人，这只能怪卢象升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吃空饷吃得太狠了，同洪承畴松锦会战时的八总兵十三万人作比，卢象升居然把宣、大、山西三镇总兵吃得只剩下不到两万人！这根本就是犯罪！可想而知卢象升的被吹嘘的严谨治军有多么禁不住推敲，吃空饷吃得如此之狠，这样腐败的统帅怎能得军心？
　　也就无怪乎关宁军不愿受其节制，最终导致崇祯不得不任命内阁首辅刘宇亮督军来解决矛盾。《崇祯朝野纪》：“枢臣嗣昌奏：「卢象升先言欲南去，留高起潜在京防守，已又言奉旨会同，似难独往，仰请圣裁，或留或遣。」上曰：「象升一人，岂能独剿？」嗣昌奏：「三协抚道守令须得人，因及推举之难。又言设处钱粮无策，欲权开事例，行之南方。」上曰：「亲民官取偿于民，不可开；其馀斟酌开来。」首辅刘宇亮，请躬行视师。上命革总督卢象升任听勘，以刘往代。十二月初六日，上御平台召见。宇亮奏谢，言原题督察驱剿畿辅云晋，惟贼是求，非敢独当一面。今奉命代总督，未免是一面之任，不能督察诸方。上谕鉴卿忠悃，定可成功，故有此委任。行间有一总督，赐尚方行事，无以复加，如止督差驱剿，不过是监军，岂有监军用如此大臣？杨嗣昌亦奏请行。上曰：「一时辅臣无遗两员之理」，诸辅薛国观等同奏，「首臣宇亮初具揭时，臣等咸言事体重大，且兵将不相习，还该斟酌。」上以成命已颁，末便收回，刘出未几，终以无功罢归。” 　
　　《明史》“大清兵南下，三路出師：一由淶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興攻安肅。象升遂由涿進據保定，命諸將分道出擊，大戰於慶都。編修楊廷麟上疏言：「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奪象升尚書，侍郎視事。命大學士劉宇亮輔臣督師，巡撫張其平閉絕餉。俄又以雲、晉警，趣出關，王樸徑引兵去。”
　　卢象升“命諸將分道出擊”主动迎敌，这意味着同清军野战，明军不善野战，这无异于是自己找死，所以大同总兵王朴“以云晋警”为借口早早离开。而后在贾庄激战中，山西总兵虎大威和宣府总兵杨国柱溃围而出，丢下卢象升逃跑。同样的宣府总兵杨国柱，在松锦之战中陷入清军包围圈后，面对清军以高官厚禄劝降，却死战不降，壮烈牺牲。同一个人，在卢象升手下时是选择溃逃；跟洪承畴打仗时却是选择战死，看看杨国柱所做的这前后截然不同的选择，卢象升之不得人心可想而知！这残酷的事实是东林党再怎么美化也无法遮掩的！
　　东林党杨廷麟将卢象升比作南宋主战的忠臣李纲、宗泽，而将杨嗣昌比作奸臣耿南仲、黄潜善，以从道德上压制杨嗣昌的议和。于是杨嗣昌让好空谈清议的杨廷麟去随军亲身体验一下军旅战事，这算什么迫害？我不由得想起了老毛让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们下乡体验一下农民生活，结果愣是被说是迫害他们住“牛棚”！原来农民的房舍农民住就叫房，换成知识分子大老爷们住便成了迫害人的“牛棚”，原来在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大老爷们的眼里农民其实不算人！
　　有趣的是，黄宗羲这些东林党们又在此处玩起了花招，写道“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奪象升尚書，侍郎視事。命大學士劉宇亮輔臣督師，巡撫張其平閉絕餉”我就奇怪了，一个因为从不敢自作主张，所以深得崇祯信任的杨嗣昌怎么就突然发威了，而且能够行使如此大的权力，居然都可以指使首辅刘宇亮了，是杨嗣昌疯了还是刘宇亮疯了？
　　《明史》中的《刘宇亮传》，其中清楚地写道：“时大清兵深入，帝忧甚，（首辅）宇亮自请督察军情。帝喜，即革总督卢象升任，命宇亮往代。字亮请督察，而帝忽改为总督，大惧，与国观及杨嗣昌谋，且具疏自言。乃留象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镇勤王兵皆属焉。”
　　当时的首辅劉宇亮（1638年崇禎十一年六月～1639年十二年二月在职）自己上书请求督师，苦于卢象升与高起潜不和的崇祯大喜过望，立马就革了卢象升的总督，转让刘宇亮代任，刘宇亮不得不再次上疏才令崇祯“仍留象升”，这其中杨嗣昌不仅没有谋夺卢象升的总督，反而还帮了卢象升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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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前面讲的黄宗羲在《明史》里诬陷马士英降清的好手段：马士英被擒斩“事具国史”后偏偏要画蛇添足的再多余地加了一段错误百出的野史，写马士英被俘后，“大铖、国安父子先后降”，以此暗示马士英也同时投降了，并胡写马士英被杀于福建延平城，就是为了扰乱视线、诋毁为国就义的马士英是投降的叛徒！
　　现在又把崇祯的个人安排故意语焉不详地放到“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后面，以制造是杨嗣昌罢免卢象升总督、蓄意迫害卢象升的假象，黄宗羲这些东林党够卑鄙！
　　崇祯因为卢象升主战而放弃了议和，并任命首辅刘宇亮负责督军节制各军，没有了统一指挥权杨嗣昌能做什么？难不成杨嗣昌还能指使了崇祯和首辅？更不要说杨嗣昌和这个刘首辅不和，《明史》写得清楚“（薛）国观方冀为首辅，与嗣昌谋倾宇亮”“十一年其冬，首輔劉宇亮出督師，國觀與楊嗣昌比，構罷宇亮。”
　　有首辅刘宇亮作督军，别说杨嗣昌没那大的权利去陷害卢象升，就算杨嗣昌想陷害卢象升，他首先就过不了正在督军的首辅刘宇亮这一关！
　　将史料中的伪乱记载层层剥离，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崇祯因为卢象升坚决主战而放弃了议和，但还是告诫卢象升「剿清与剿寇不同，卿宜慎重。」为了集中兵力增加与清军作战的胜算，崇祯要求卢象升同高起潜合兵一处，「象升一人，岂能独剿？」。可是不满高起潜的议和主张的卢象升却以高起潜干扰他而要求分兵。（崇祯语见《崇祯朝野记》）
　　《明史》“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率领五千人进军钜鹿贾庄，高起潜率领数万关宁铁骑驻扎鸡泽，距离贾庄五十里而近。卢象升推进至蒿水桥，遇清军，急遣杨廷麟奔驰高起潜军求援，高起潜不应。”
　　看到卢象升力主出击，高起潜肯定以为卢象升的号称“如臂使指的天雄军”天下无敌了，所以他敢于在离卢象升仅仅五十里地处驻扎。可是没想到“天雄军”就是一大忽悠，看到杨庭麟前来求援，深知清军野战有多强的高起潜逃遁了，我估计那一刻高起潜只恨自己不该跟卢象升跟得这么近，结果被卢象升的狂妄无知给连累了。东林党将高起潜的不援助归罪于杨嗣昌，可是千里之外的杨嗣昌管得了高起潜么？如此算来，丢下卢象升逃跑的那些卢象升的部下是不是也都是杨嗣昌指使的？更不要说事实是杨嗣昌已经没有了指挥权，当时督军的是首辅刘宇亮！
　　卢象升屡屡羞辱杨嗣昌“将忠孝两失，有何颜面立于人世？”，更用袁崇焕的下场威胁杨嗣昌“城下之盟，春秋耻之。长安口舌如风，戽若唯唯从事，袁崇焕之祸立见，公何以处我？”，可杨嗣昌一没有以关宁军比卢象升的军队多为由，让高起潜节制卢象升，反而支持用与自己不和的首辅刘宇亮来督军节制高起潜和卢象升，让卢象升能不受辖制自由发挥；二是诚恳告诫卢象升不可轻率出兵，不要打无胜算之战，“嗣昌送之，屏左右，戒勿浪战。”杨嗣昌之待卢象升可谓是仁至义尽！
　　卢象升号称自己一手打造的天雄军“如臂使指”，一贯小打小闹没经过大仗恶仗的卢象升还真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了！结果呢？人贵有自知之明，卢象升毫无自知之明却“喜立名节”，明明没那野战的能力，还偏偏要豪言壮语；杨嗣昌忠告他“戒勿浪战”，他还就偏偏一味浪战，结果卢象升给自己博得了殉国的好名声，却让东林党为了美化他而诬陷杨嗣昌，更不要说他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
　　卢象升的主战，不仅是他自己殉国身死，崇祯为此战失利追究责任，结果同一天处死多达三十六人的文臣、武将和监军太监，成为崇祯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斩杀朝廷官员的行动，《明史》“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而嗣昌贬削不及，物议益哗。”但杨嗣昌却没有被论罪，如果杨嗣昌真有问题，满朝的东林党岂能坐视杨嗣昌逍遥法外？拿不出任何证据的东林党只能在明亡后用他们垄断的著史权肆意的歪曲历史污蔑杨嗣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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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之后，正在关中剿匪忙于收尾的洪承畴被派往镇守蓟辽边境。山西巡抚孙传庭建议将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对抗“流寇”，崇祯不但不采纳，反以孙传庭为保定总督，孙传庭假称生病请求卸任，崇祯大怒，将其逮捕入狱。使得本已陷入绝境的农民军乘机逃脱了明军的清剿，令被困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不久，得以喘息和休整农民军势力再度崛起，再次掀起了农民军的高潮，并最终将明王朝埋葬。
　　第三十六回里，宝玉对着花袭人大讲文武之死：“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蒙侧：此一段议论文武之死，真真确确，的非凡常可能道者。】
　　朱慈炤的这番莫名其妙的突来议论正是揭露那些为给自己博得忠义美名却葬送了国家民族的花袭人——用话袭击人的东林党的文武官员们的虚伪本质！
　　干嘛总提明史呢？明史磨磨蹭蹭写了快一百年，里面的内容都是假的，朱三太子应该没看过明史。
朱慈炤虽没看过乾隆年间才成书的《明史》，可是他看了黄宗羲、吴梅村、张岱等这些歪曲历史捏造谎言颠倒黑白的横行天下的东林党伪史，更知道黄宗羲才是满清官修明史的幕后主笔人，所以才会血泪凝成红楼梦，揭露真相，痛批金麒麟——黄麒麟黄宗羲！《明史》是东林党伪史的集中之作，用明史解释更简单。
　　再看所谓的杨嗣昌迫害杨廷麟的谎言。杨廷麟上疏力挺卢象升主战，弹劾杨嗣昌主和，《明史·卢象升传》：“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让人一看以为杨廷麟惨遭杨嗣昌迫害。其实呢？
　　还是老办法，《明史*杨廷麟传》：“杨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祯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勤学嗜古，有声馆阁间，与黄道周善。其冬，京师戒严。廷麟上疏劾兵部尚书杨嗣昌，言：“陛下有挞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嗣昌及蓟辽总督吴阿衡内外扶同，朋谋误国。与高起潜、方一藻倡和款议，武备顿忘，以至于此。今可忧在外者三，在内者五。督臣卢升以祸国责枢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将士畏法，无有二心。召见大小诸臣，咨以方略。谕象升集诸路援师，乘机赴敌，不从中制。此今日急务也。”时嗣昌意主和议，冀纾外患，而廷麟痛诋之。嗣昌大恚，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象升军。象升喜，即令廷麟往真定转饷济师。无何，象升战死贾庄。无何，象升战死贾庄。嗣昌意廷麟亦死，及闻其奉使在外，则为不怿者久之。”
　　瞧见了么？“嗣昌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象升军。象升喜，即令廷麟往真定转饷济师。”杨嗣昌推荐翰林编修杨廷麟为兵部主事，这可是升了杨廷麟的官！而且由完全支持卢象升的东林党杨廷麟参与负责卢象升的兵事，这其实更是对卢象升的大力支持！看到杨廷麟不但能升职兵部主事，而且还被派来辅助自己，有了得利的帮手，“象升喜”，卢象升对杨嗣昌的这种安排是大喜过望！如果是迫害，卢象升还能高兴的起来么？
　　杨嗣昌不仅不报复杨廷麟，反而还推荐崇祯升了杨廷麟的官让他去配合卢象升，这种以德报怨的做法让心理阴暗只会党同伐异的东林党无法理解，在黄宗羲这些东林党的狗眼中，这必须是杨嗣昌对杨廷麟的残酷迫害！不仅认定是“诡荐”，而且还在杨嗣昌举荐杨廷麟升任兵部主事前故意加上“嗣昌大恚，大怒”这样的字眼，以暗示读者这是杨嗣昌痛恨杨廷麟的做法，更在“相升死”后加上“无何，象升战死贾庄。嗣昌意廷麟亦死，及闻其奉使在外，则为不怿者久之。”做出杨嗣昌想置杨廷麟于死地的结论！
　　事实呢？卢象升死后，随军的“赞画卢象升军”的杨廷麟不仅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卢象升是被杨嗣昌迫害死，而且他本人也安然无事，一直好好活着，何来迫害之说？黄宗羲等东林党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主笔的史书中用自己的小人之心恶毒地诋毁构陷始终是大局为重、光明磊落的杨嗣昌，卑劣之极，无耻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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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一定要问了：《明史》记载“方象升之戰歿也，嗣昌遣三邏卒察其死狀。其一人俞振龍者，歸言象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於是天下聞之，莫不欷歔，益恚嗣昌矣。”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做贼心虚，为何杨嗣昌要拷打士兵致死，绝不肯承认卢象升战死？
　　请看亲历此事的锦衣卫指挥使王世德在他的专为驳斥谣言的《崇祯遗录》中对此的明确记载：“宣大总督卢象升帅师勤王，保定府贾庄为奸人刺死，物议纷纷。谓其亡有随营打点，旗尉俞希龙下东厂，太监王之心鞫。希龙极称其忠勇有谋略，资为刺客所中，手书遗嘱而死。之心以为诳，严刑披拷，身无完肤，乃仰天叹曰：“国家若负卢公，再无忠臣矣。”言毕而死。”
　　看到没？拷打旗尉俞希龙至死的是东厂太监王之心，事实是王之心负责核实卢象升之死，此事根本就与杨嗣昌毫无关系！
　　请回顾周后购献陈圆圆是如何被吴梅村栽赃到受害人田秀英的头上的，黄宗羲又是如何指使学生查慎行在《人海记》中捏造田秀英用狎具诬陷周后导致周后吐血的荒唐故事（详见前博文《红楼梦中'造衅开端实在宁”隐藏的历史真相》）这不过是东林党张冠李戴栽赃捏造的老招罢了。
　　至于《崇祯朝野纪》、《崇祯实录》、《烈皇小识》中写什么杨嗣昌不让给卢象升收尸，连遣词造句都是一模一样，都不知道是谁抄谁的了，什么是众口铄金、什么是积毁销骨，杨嗣昌和田秀英就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拷打士兵与杨嗣昌无关，但我还是愿意为大家解惑：为何“物议纷纷”，为何王之心会认定卢象升未死呢？请看史料记载：
　　——“象升服小军衣，尚书印缚肘后，被流矢死”，没穿官服，
　　——“胸后右腮面门各中一刀”，脸也毁了 ，
　　——“同死者众尸枕籍不可辨，卢以首戴白网巾，故识之。”，只靠头上的白网巾确定身份。
　　看到了么？无法辨认的原因记载得十分清楚：衣服完全不对，脸又无法辨认，大家仅仅是凭借头上的白网巾认尸的，这如何不引人怀疑，“物议纷纷”？
　　老百姓都在议论：为何卢象升穿的是普通士兵的衣服？衣服对不上不说，面目又被毁坏，怎么就这么巧？这头上白网巾容易作假，怎么就能证明这尸体一定是卢象升的？面对“物议纷纷”的公众舆论，王之心怎能不认真追究？否则出了错，王之心担得起责任么？君不见后来的洪承畴就因为核查不细被报战死，结果在崇祯大设祭坛后才发现洪承畴根本没死，闹出了千古笑话。
　　“明年，象升妻王請恤。又明年，其弟象晉、象觀又請，不許。久之，嗣昌敗，廷臣多為言者，乃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世蔭錦衣千戶。福王時，追謚忠烈，建祠奉祀。”
　　卢象升的主战浪战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给明朝带来多严重的恶果？因为卢象升的喜立名节不顾大局、因为卢象升的自大无知和骄纵冒进，让深深器重他的崇祯因此而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崇祯没有死后论罪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不要以为殉国了就一定有功，正是朱慈炤在《红楼梦》中所写：“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
　　崇祯不答应卢象升家人的请恤，平时伶牙俐齿不饶人的东林党人，包括那个随军赞画卢象升军的陈廷麟，不都无话可说么？
　　杨嗣昌死后，东林党顿时得了意，一面要求将杨嗣昌依“失陷城塞律”论罪掘坟戮尸，一面开始不停地为卢象升美言求情，众正盈朝之下求情声沸反盈天，难以招架的崇祯这才勉为其难的“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世蔭錦衣千戶”，但绝不肯赐卢象升谥号，崇祯的心被卢象升伤得是千疮百孔啊！最后还是后来的福王弘光帝在东林党的要求下才将卢象升“追謚忠烈，建祠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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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红楼梦的密码钥匙：黛玉和晴雯的历史大事年表
　　【林黛玉是影射崇祯帝朱由检和皇贵妃田秀英；晴雯是影射田秀英和杨嗣昌（具体请看前博文解密）】
　　【1625年】，天启五年端午，天启朱由校坐船落水，受寒加上惊吓开始生病。
　　【1626年】，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王恭厂火药库大爆炸，东林党借题发难，将人为事故描述成天象示警以逼迫天启停止打压东林党，天启置之不理。
　　【1627年】，天启七年，久病不愈的天启病情渐重。处于皇位继承第一伦序的信王朱由检进入东林党视线。天启皇后张嫣主持为信王朱由检选妃，田秀英、袁妃与周后“同选于朱阳馆”，周后排名最后。张嫣原本看不上矮小的周后，但架不住70岁的刘姥姥刘昭妃的极力推荐，东林党宣扬算命先生周奎的女儿周氏乃是“天下贵人”，故将周后“特拔为信王妃”。成为正妃的周后肆意凌辱沦为侧妃的田秀英和袁妃，强迫她俩终身使用“女儿”这一卑贱的奴婢自称，低人一辈，自称尊崇礼法的朱由检对此默许纵容，这才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道奇观：妃子居然要将帝后视同爹娘，自称女儿！
　　八月，天启传位于五皇子朱由检，临死前说“吾帝当为尧舜”。
　　【1628年】，崇祯元年初，进封田秀英为礼妃，
　　四月，“甲寅，册立田氏为贵妃，袁氏为淑妃”。
　　七月，东林党大力荐举的袁崇焕入京，袁崇焕向崇祯夸口“五年复辽”
　　十一月，魏忠贤自尽
　　【1629年】，崇祯二年，“二月四日，皇长子生（睿名慈烺），周皇后出，星家所谓虎生中堂不祥，孰甚益日月，皆逢寅也。”周后生的太子乃是国家的不祥之兆。与此同时，最终灭明的李自成甘肃投军起义。
　　三月，定立“阉党逆案“，处置255人
　　六月初五，受东林党钱益谦指使的袁崇焕为议和杀害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后金听说后热烈庆祝毛文龙之死，“清主大喜，置酒高会”，并立刻筹备入塞事宜。
　　十月，崇祯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并赐蟒衣银币。没过几天，十月二十七，“己巳之变”，没有了后顾之忧的后金第一次入塞，皇太极率十万兵马打到北京城下。从此，失去了毛文龙这道边防保护的大明国门洞开，后金满清频繁入塞如入无人之境，给明朝造成无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
　　【1632年】，崇祯五年八月，崇祯将田秀英居住的永和宫更名为颇有寓意的“承乾宫”，或与四皇子朱慈炤（照）的出生有关。
　　......
　　【1636年】，崇祯九年，四月至八月十九，满清第二、三次入塞。连胜56战，克16城，掠夺人畜17万。
　　九月初一，兵部尚书张凤翼自杀身亡。田秀英向无人可用的崇祯举荐在家丁忧守制的杨嗣昌。
　　九月二十七，崇祯“绝爱之”的皇五子朱慈焕生。
　　【1637年】，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抵京赴任。
　　四月初二，杨嗣昌上《敬陈内安第一要务疏》，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力主“安内方能攘外”。崇祯折服，说出“恨用卿晚”。
　　十月，杨嗣昌立下三个月剿灭农民军的军令状。“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1638年】，崇祯十一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相继战败接受“招抚”，而李自成则势穷力尽“败走陕西”。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军被基本压制。杨嗣昌所立的三个月“了十年不结之局”的军令状，已经接近完成。鉴于张献忠先前的“渑池渡”和“车厢峡”的两次诈降记录，杨嗣昌提议让张献忠先打李自成表诚意，却被仁义之君崇祯拒绝，于是张献忠的四万人马被仁德的崇祯养在谷城好吃好喝，但却只听从张献忠命令，埋下了日后反叛的隐患。
　　三月至九月，崇祯在东林党的主战和杨嗣昌的主和间犹豫不决。
　　九月，等不到议和的皇太极派清军第四次入塞。卢象升夺情起复，极力主战，崇祯放弃主和，并任命卢象升为天下援兵总督，首辅刘宇亮督军，杨嗣昌失去指挥权。
　　十一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大败，仅带17骑逃入商洛山中藏匿。
　　十二月，自大无知、骄纵冒进的卢象升因浪战而败亡。

　　【1639年】，崇祯十二年初，崇祯调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山西巡抚孙传庭建议将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对抗“流寇”，崇祯不但不采纳，反以孙传庭为保定总督，孙传庭于是引病告休，崇祯大怒，将其逮捕入狱。使得本已陷入绝境的农民军乘机逃脱了明军的清剿，令被困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

　　三月二十七，年仅三岁的六皇子朱慈灿莫名其妙夭亡。

　　五月，张献忠再次反叛，李自成随之率千骑从商洛山中杀出。

　　八月二十五，崇祯命令杨嗣昌督师平寇。

　　九月六日，杨嗣昌离开京城，踏上了不归之路。

　　【1640年】，崇祯十三年，元旦，周后公开发难，将田秀英在酷寒中久冻，而后又加羞辱，终令田秀英病倒。崇祯因此与周后争执，失手将周后推倒，周后开始绝食要求处置田秀英。为了维护后宫和谐的好名声，崇祯只好将田秀英贬入嘉靖皇帝这一脉的发祥地、万历皇帝曾居住的“启祥宫”。

　　杨嗣昌剿匪缺饷，薛国观给崇祯出主意向贵戚借餉。周奎带头抵制崇祯的借餉。

　　七月初五，年仅五岁的崇祯“绝爱之”的五皇子朱慈焕被周后借“九莲菩萨”之名活活吓死，大受打击的田妃病情加重，崇祯放弃向贵戚借餉。

　　八月，因局势恶化，杨嗣昌赴重庆主持围剿。

　　十一月己卯，追封悼灵王（五皇子朱慈焕）为「玄机显应真君」。礼科给事中李焻言：『诸后祀在奉先殿，传之天下万世；似宜仍前徽称，不可崇邪教以亵圣号』。不听。十二月，改封「通宣显应悼灵王」，去「真君」号。

十二月，周后从江南重金购献“歌舞女子数人”，崇祯“甚宠之，数月未与田妃相见。”

　　【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初八，杨嗣昌上书“此身之忧劳病瘁，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不敢言矣！更兼襄库饷无半文，督臣移咨可骇，臣愈增忧愤，不知死所。”当月，福王被李自成捕杀。而此时崇祯正沉醉于周后重金为他置办的数名美女的温柔乡里。

　　史载田秀英“性明慧沉默，寡言笑”“性寡言”，不爱说话的她在宫中十多年谨小慎微，就连同崇祯下棋也是陪尽小心，棋艺高超的她每次都让崇祯不多不少胜上两子，“田贵妃每与帝弈，辄负二子，未尽其技也。”面对强横歹毒的周后，事事小心的她唯恐一步走错万劫不复。可是面对爱子接连暴毙和周后的步步紧逼；再思及国家飘摇、忠臣不保，沉默的田秀英再也忍不住了，她向沉迷在周后的美女们温柔乡中的崇祯上书，更多的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仅从唯一记载的那句“当今中外多事，非皇上燕乐之秋！”中我们不难看到田秀英的悲愤和绝望！这无望的家，这无望的国，逼得一向寡言少语、谨小慎微的她再也无法沉默！

　　二月初五，张献忠杀襄王。

　　二月二十八，闻知二王被杀，杨嗣昌病重，卧床不起。

　　三月初一，杨嗣昌病亡。

　　十一月，看到歌舞女子们失宠，周后又选卢妃入宫。

　　【1642年】，崇祯十五年初，看到新选的卢妃不得宠，周后于是特派父亲周奎去江南重金购得令人“欲仙欲死”天下闻名的陈圆圆献给崇祯，可是忧心国事、心系田妃病情的崇祯无心享乐，居然难得的极干脆的将陈圆圆退回周府，而后陈圆圆被周奎送给吴三桂以结纳朝廷新贵。

　　除了上面的有入宫时间的数名歌舞嫔、卢妃和陈圆圆外，史书中记载更多的是那些入宫时间不详的妃嫔，如刘妃、陈妃、方妃、沈妃、尤妃、选侍薛、选侍范、两个王姓妃子等等，还有那些在田妃死后出现的众多的可怜的不给名分的青霞女子，数量应该在三四十名以上。所以说崇祯不好色的可以休矣，周后每年至少要为崇祯采买两三个美女，史料中每次出现采买美女，不是用“巨金”就是用“重金”，明末国库空虚，周后这么年复一年的大量的花钱采买美女，没有崇祯的默许是不可能的。

　　七月十六，田秀英病亡，“上痛悼，恤禮加等”。杨嗣昌死了，田秀英也死了，明朝的舞台终于全部交给了正人君子东林党和一代贤后周后了。

　　八月，崇祯首次下旨公开选美，“八月戊子，命采良家女充九嫔。”还明确要求“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德性纯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洁者，方许与选。”这时田秀英死了还不到一个月！这与他半年前坚拒陈圆圆的举动形成鲜明对照。可是由于国事日危，大臣们拖延不办，选美一事最终不了了之。崇祯要求全国选美受阻，但这难不倒老司机周后，于是崇祯的乾清宫旁的小屋里出现了众多杂居一室的没有名分仅供崇祯随时发泄的“青霞女子”。还是东林党培养的周后会做事啊！

十月, 清兵第五次大举入塞，俘获人口三十七万。

　　【1643年】，崇祯十六年，“正月，司天奏帝座下移。帝谕后宫同日修省。后五月，轩辕绝续不常，大小失次，至九、十月间乃复。轩辕者，后妃之舍，主内政，以弼太微。为周后同殉之象。”天象示警，周后必与崇祯同亡。

　　不久，年仅三岁的七皇子又莫名其妙的夭折。

　　【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三，“壬子，葬皇贵妃田氏。夜，星入月中；占云：“国破君亡”。”田秀英下葬的当天晚上，又是天象示警，国破君亡。

　　从1639年开始，田秀英母子基本是一年死一个，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明亡的快，四皇子朱慈炤就难逃周后毒手了，明亡其实也是间接地救了朱慈炤一命。

　　丙戌，诏征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上候于文华殿，各札入。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右庶子李明睿皆言南迁及东宫监抚南京；上骤览之，怒甚，曰：『诸臣言何为』！稍间，色渐平；心念寇日剧，言或可采，竟中寝不敢发。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亦竟不行。

　　壬辰，始弃宁远，征辽东总兵吴三桂、总督蓟辽王永吉率兵入卫。

　　乙未，上按籍勳戚、大璫，征其助饷。遣太监徐高谕嘉定伯周奎倡之，奎谢无以应。高泣谕再三，奎犹漫词；高怫然起曰：『外戚如此，国事去矣』！奎奏捐万金，上少之，勒以二万；奎上书中宫求助，中宫勉应之五千金，奎遂先输三千金而逸其余。

　　三月十八暝，都城陷，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上微服出自中南门，杂内侍数十人，皆骑而持斧，欲出东华门；内监守城，施矢石相向。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趋其第，阍人辞焉；上太息去。趋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且曙，仍回南宫，散遣内员；携王承恩入内苑，登万岁山之寿皇亭。俄而，上崩；太监王承恩亦自缢从死焉。御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内陆三陷，逆贼直偪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故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又书一行：『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三月二十一，崇祯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也允许投降的诸臣前往送葬，只是人数不多，“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馀皆睥睨过之”。

　　四月初四，崇祯与周后被葬入田秀英的墓穴之中。后清朝以“帝礼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就这样，思陵成为了明朝唯一的一座妃子与帝后同葬的帝王陵。

　　而四皇子朱慈炤在明亡后化名“王士元”，倒过来念即为“原是王”，也就是《红楼梦》中“王雪雁”和“王一帖”的名字来历。朱慈炤干过农民、讨过饭、当过和尚，然后是做了几十年的教书先生，最后在山东被捕，康熙四十七年，76岁的朱慈炤和他的儿子们被满清以假冒之名杀害。

　　晴雯的“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世人总是不解：执政十八年来，一向对人刻薄寡恩的崇祯怎么就唯独对杨嗣昌一人始终信任、恩遇非常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一切只有在拨开东林党制造的伪乱后，才能获得答案。

　　通过我前面的细致分析还原，我们发现真实的历史是：杨嗣昌不但是明末极为难得的高明的帅才、出色的战略大师，更是忠君爱国、大局为重的忠良之臣。世人皆以成败论英雄，认为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是“纸上谈兵”，可是事实是杨嗣昌差一点全歼了农民军！所以崇祯才会悲叹：“自杨嗣昌殁，无复能督师平贼者！”杨嗣昌制定的总体策略是正确的，具体战术也是不错的，他个人更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我不得不佩服伯乐田秀英的慧眼独具，可是杨嗣昌的优秀和忠诚却还是没能挽救明朝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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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崇祯朝东林党独大！虽然在己巳之变后，崇祯开始认识到东林党结党营私的问题严重，可是爱面子的崇祯却绝不肯启用东林党人痛恨的逆案中人，虽然崇祯开始重用无党派的孤臣周延儒、温体仁等，但由于崇祯的阉党逆案的打击面过大，导致朝中的无党派孤臣的力量过于薄弱，东林党独大的情况根本无法改变，而且周延儒后来也是因为投靠了东林党才得以东山再起。东林党们热衷于党争，除了党同伐异、大搞攻讦外根本不做正事！明朝边防稳固时，东林党是暗中支持袁崇焕的和谈、并指使杀害不肯归附东林党的毛文龙；明朝无力两线作战时，东林党却坚决主战、两边开打！东林党处处抵制牵掣杨嗣昌，而拥兵自重的东林党将领左良玉更是不听命令，“九檄皆不至”，杨嗣昌的作战计划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最终导致了杨嗣昌的失败。
　　有人讲杨嗣昌的失败是因为错用了熊文灿。可是有谁知道，杨嗣昌之所以会推荐熊文灿完全是因为崇祯的关系。《明史·熊文灿传》中记载得清楚：“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既至，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语及中原寇乱，文灿方中酒，击案骂曰：“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信有当世才，非公不足办此贼。”文灿出不意，悔失言，随言有五难四不可。中使曰：“吾见上自请之，若上无所吝，即公不得辞矣。”文灿辞穷，应曰“诺”。中使还朝，果言之帝。初，文灿徙蕲水，与邑人姚明恭为姻妮，明恭官詹事，又与杨嗣昌善。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贼，冀得一人自助，明恭因荐文灿，且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喜，遂荐之。”
　　事实是崇祯派太监考察熊文灿在先，考察后十分满意，崇祯对农民军一贯主张以抚为主，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熊文灿提出的“五难四不可”的剿匪要求自然也就不算什么。杨嗣昌与熊文灿并无交集，是姚明恭向杨嗣昌透漏了崇祯对熊文灿十分看重，告诉他用熊文灿就能获得崇祯的“内援”，希望得到崇祯更大支持的杨嗣昌才据此推荐了熊文灿。熊文灿实为崇祯所喜所用者，杨嗣昌不过是想崇祯所想、急崇祯所急，给崇祯铺路搭桥而已。对熊文灿的一味主抚，杨嗣昌是十分不满的，但却因为自己的推荐又无可奈何，“嗣昌亦心非之，既已任之，则曲为文灿解。”
　　张献忠向熊文灿投降，杨嗣昌是不相信的，因为张献忠的投降记录太差了！不但有“渑池渡”和“车厢硖”两次的诈降记录，而且还刨了老朱家的凤阳祖坟！对这样的怙恶不改的张献忠，杨嗣昌如何能信呢？于是他向崇祯建议让张献忠去打李自成以表示诚意，可惜崇祯是要做千古仁义圣主的，这样不仁不义的做法自然是不可以的。崇祯要展现他的仁慈大度，刨祖坟那都不是事，崇祯坚持他从前的看法“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但第三次接受张献忠的投降，还允许他保留着完整的武装。于是，兵源不足的大明王朝有了这样一副奇景：张献忠带着手底下4万人吃着朝廷的招安兵饷在谷城好吃好玩，而这4万人却只听张献忠一个人的命令。当张献忠再次造反时，崇祯对杨嗣昌不满了，可问题是：这是杨嗣昌的错么？！！
　　史书写“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躬亲簿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
　　说这话是根本不看客观环境。杨嗣昌的谨小慎微都是被东林党逼的，杨嗣昌因为不肯依附东林党而受尽攻讦，而一些忽明忽暗的阉党也不是他的朋友，他是孤独的，是无助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崇祯，却又是不可靠的。想想真是伤心，议和一事他把利害关系说得如此清楚，他不惧背上骂名冒着议和被诛的危险只身一人与满朝的东林党抗衡，可是崇祯一看到卢象升主战便立刻改弦更张，他的呕心沥血便全部付之东流，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尽量配合卢象升。杨嗣昌深深了解崇祯的摇摆不定，在外督军剿匪的他虽无惧军旅辛苦、无惧局势艰难，但他却怕那满朝东林党不断射向他的暗箭，三人成虎，何况东林党远远不止三人！无奈之下，杨嗣昌只好一面是事无巨细处处把关、殚精竭虑唯恐疏漏；一面是挤出时间不停上疏澄清辩解那些无休无止的不实攻讦，他的成败性命就悬在崇祯那微弱的信任上。朝中无人，深畏三人成虎的杨嗣昌不得不谨小慎微，唯恐出了差错被东林党抓了辫子，所以不敢放开手脚。这是杨嗣昌的错么？？？
谁能体会杨嗣昌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能感受到杨嗣昌的殚精竭虑、孤愤悲凉？也许只有田秀英了，可是此时的田秀英不但爱子五皇子朱慈焕因为借餉一事而惨遭周后毒手，自己也被毒害一病不起，而崇祯则是沉迷在周后花费巨金为他购献的成群的美女的温柔乡中，宫廷内，朝堂上，“风霜刀剑严相逼”！于是杨嗣昌死了，田秀英母子四人也死了，东林党周后这些正人君子们胜利了，而晴雯的那微弱的抗辩声只能藏喻于朱慈炤笔下的《石头记》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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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嗣昌的失败其实是崇祯的错误造成的失败，责任尽在崇祯而不在杨嗣昌！杨嗣昌不但见识过人、才华非凡，更是忠肝义胆、勇于任事，是想崇祯所想、急崇祯所急，熊文灿是崇祯想用，张献忠是崇祯要抚，但杨嗣昌却不顾自己的名节，将责任一肩扛下，维护崇祯的面子威信。
　　崇祯好面子可崇祯不傻，在他执政的十八年里，可还有第二个如杨嗣昌这般能力卓越而又忠心任事的能臣忠臣么？没有！杨嗣昌忠君爱国，一心务实、踏实做事，利害关系先讲清楚，可是如果皇帝执意不听，杨嗣昌就无怨无悔地按照皇帝的意愿去执行，但真正出了问题，杨嗣昌又毫不分辩的一肩扛下，所以出了那么多的错，崇祯都不会去责罚杨嗣昌，因为是杨嗣昌替他崇祯背了黑锅！
　　至于加饷之罪，《绥寇纪略》卷七：“至以加饷殃民为武陵罪，则剿冦需兵，用兵需饷，前督师卢象升早已建议请行矣。世之君子未尝设身处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为定论也宜乎。思陵有云：“功虽未成，志亦可悯。”武陵亦可瞑目于九泉矣。” 就连东林党吴梅村也不得不承认：增兵加饷“前督师卢象升早已建议请行矣”，可是杨嗣昌提出来便成了天大的罪过，这完全是东林党君子的门户之见！
　　清中叶文献学家邓显鹤评价杨嗣昌：“公才识明练，博涉经史，多识先朝掌故，夺情孤立，授命于疆事既坏之际，二三年暴露行间，转战数千里。事之不济，以死继之，亦可谓蹇蹇匪躬者矣。徒以不附东林，而一时同乡诸人首腾谤书，天下乃哆然和之。虽以其子长苍、仲丹之贤孝，亦无解于悠悠之口，悲夫！”
　　杨嗣昌最后病死于沙市徐家园，崇祯后来梦到杨嗣昌为自己辩冤，“十一月某日，帝语辅臣曰：“朕夕梦故辅杨嗣昌，稽颡庭下曰：‘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诸臣不公不平，连章见诋，故归诉于皇上！’。”语毕，天颜惨恻久之。前嗣昌在蜀于顺庆公署题匾，自旌曰“盐梅大将”。” 崇祯为杨嗣昌书写祭文，“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入参密勿，出典甲兵，方期奏凯还朝，麟阁铭鼎，讵料乘箕谢世，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爱颁谕祭，特沛彝章，英魂有知，尚其祗服，钦此”。
　　田秀英病重时候，崇祯每日都会为田秀英的病情求神祝祷，而最后也就是因为他为田妃病情跑到别的殿烧香祈福导致未能及时赶回承乾宫与田秀英作临终诀别，“东宫田妃最有宠。是夏，田妃病笃，遍走群望，上咸躬致祷焉。临终，上适往他殿行香，不及永诀，回宫大恸，丧礼备极隆厚。”并写下谥文，见《思陵典礼记》：“皇贵妃田氏谥册文，十五年岁次壬午七月二十四日壬辰皇帝制曰：“桂殿承芳辉冠三星之首，兰宫陨秀礼崇六列之先。惟昭德于生前，宜隆恩于身后。尔皇贵妃田氏，生有令质，早晋荣封，麟趾钟样式振衍绳之庆，鸡鸣效警时襄宵旰之勤。淑问方宣遗芳遽掩望帷如在悲空结于璠华辞辇犹闻名应髙于彤管欲彰懿范宜有褒旌爰稽素履。谥为：恭淑端慧静怀皇贵妃。灵其有知，尚歆宠渥。”
　　《红楼梦》中晴雯病死，宝玉不及永诀，而后特为晴雯创作祭文乃是影射这两段心酸历史，而宝玉夜梦晴雯正是如实再现崇祯夜梦杨嗣昌死后辨冤的这段悲愤真历史。
　　晴雯的死预告了黛玉的死，红楼梦在晴雯病死后仅两回就戛然而止了。一部恢弘巨著《红楼梦》，其实就是为惨遭构陷暗算的晴雯之死的辩冤之作！
　　我曾深深的同情崇祯，可是在了解了田秀英和杨嗣昌的遭遇后，我却不得不说：晴雯的出现是崇祯的大幸，却是晴雯的大不幸！崇祯不算坏人，但却绝不是个称职的皇帝，无论崇祯临死前如何为自己辨冤，如何将亡国的责任尽推于文臣，这都改变不了他是明亡的主要责任人这一残酷的现实。是谁大搞众正盈朝？是谁放任了张献忠？是谁决定两线作战？是谁葬送了杨嗣昌打下的大好局面？
　　我赞叹杨嗣昌和田秀英的绝世才华和超凡见识，更悲痛他们的不幸经历和惨遭诋毁，他们是那个不幸时代的一抹亮色，他们的逝去也最终带走了明王朝的最后希望。
寿夭多因诽谤生，世事不平余长恨，
伊人逝去音容远，多情公子空牵念。
　《武陵人远》，凭吊那一段令人痛心的悲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