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破惊石系列之三=====红楼为谁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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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朱慈炤在《红楼梦》中将薛宝钗写作“绿牡丹”是想通过这出崇祯朝有名的喜剧《绿牡丹》来告诉我们什么呢？
　　明末清初的陆世仪的《复社纪略》记载：“崇祯庚午乡试，诸宾兴者咸集，天如（即张溥）又为金陵大会。是科主裁为江右姜居之曰广；榜发，解元为杨廷枢，而张溥、吴伟业皆魁选，陈子龙、吴昌时俱入彀，其它省社中列荐者复数十余人。明年辛未会试，伟业中会元，溥与夏曰瑚又联第，江西杨以任、武进马世奇、盛德、长洲管正传、闽中周之夔、粤东刘士斗并中式；主试为周延儒首相也。旧例会试，主裁元老以阁务为重，应属次辅；乃周（周延儒）以越例得之，大非次辅温体仁意，是以会元几挂吏议。盖延儒与伟业之父禹玉相善；而伟业本房师乃南星李明睿，李昔年亦游吴馆于邑绅大司马王在晋家，曾与禹玉相善。是科延儒欲收罗名宿，密嘱诸分房于呈卷前，取中式封号窃相窥视，明睿头卷即伟业也；延儒喜其为禹玉之子，遂欲中式。明睿亦知为旧交之子，大喜悦，取卷怀之，填榜时至末而后出以压卷。伟业由此得冠多士，为乌程之党薛国观泄其事于朝。伟业（即吴梅村）以溥门人联捷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以溥尚在京师，不及亲炙；相率过娄，造庭陈币，南面设位，四叩定师弟礼，谓之遥拜，浼掌籍者登名社录而去。比溥告假归，途中鹢首所至，挟策者无虚日。及抵里，四远学徒群集。癸酉春，溥约社长为虎邱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武陵、苕、霅之间为泽国，士大夫家备舱艎，悬灯皆颜「复社」，一人用之，戚里交相借托，几遍郡邑。久之，泖河群盗多窃效，官司多捕获，当事颇以为诟。而溥奖进门弟子，亦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公荐者，某案领批，某科副榜，某院某道观风首名，某郡某邑季考前列；次则门弟子某公弟，至某公孙、某公婿、某公甥；更次则门墙某等，天如门下某等，受先门下某等。转荐者，江西学臣王应华视荐牍发时案抚州三学，诸生噪鼓，生员黜革，应华夺官，后学臣相戒不受竿牍；三吴社长更开别径，关通京师权要，专札投递，如左都商周祚行文南直学宪，牒文直书「仰甘学润当堂开拆」，名为公文，实私牍也。独荐者，公荐虽已列名，恐其泛常或有得失，乃投专札。尔时有张、浦、许三生卷已经黜落，专札投进，督学倪元珙发三卷于苏松道马元扬达社长，另换誊进，仍列高等；是大妨贤路。局外者复值岁、科试，辄私拟等第名数；及榜发，十不失一。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矣。
　　“当天如（即张溥）之选「国表」也，湖州孙孟朴淳实司邮置，往来传送，寒暑无间；凡天如、介生（周钟）游踪所及，（孙）淳每为前导，一时有孙铺司之目。两粤贵族子弟与素封家儿，因淳拜居周、张门下者无数。诸人一执贽后，名流自负，趾高气扬，目无前达。乌程温育仁，相国介弟也；心鄙之，着「绿牡丹」传奇诮之。一时争相搬演，诸门生深以为耻，飞书两张先生（即张溥和张采），求为洗刷；两张因亲莅浙，言之学臣黎元宽——黎与两张同盟也，因禁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育仁家人下于狱，狱竟而后归。当是时，粤中皈命社局者，争诵两张夫子不畏强御；而娄江（张溥）与乌程（温体仁）显开大隙已。”
　　复社领袖张溥声名远扬，复社之名有众多文社联合体之意。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复社始于戊辰（崇祯元年），成于己巳（崇祯二年），东林党熊开元担任吴江知县，“于是，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张溥在复社成立以后，是逢考必中，还在周延儒主持的大肆舞弊的会试中成为会魁，他的门人吴伟业为会元。
而后不久张溥又在殿试中被授庶吉士，不过二年时间，没有学历的张溥靠着复社的东林党背景一跃而成庶吉士。更不可思议的是按照惯例，吴伟业的会元稿应该由他的房师（即考官）李明睿写鉴定，然而张溥参加的这次考试却打破成规，“新进士刻稿，皆房师作序。是时天如名噪甚，会元稿竟以「天如先生鉴定」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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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国家的最高级别的考试中，一个考生的试卷鉴定居然是由另一个同时参加考试的考生来做，天下荒唐事莫过于此！崇祯朝的科举俨然已成笑话！而高中进士后的张溥依仗着周延儒和东林党的支持，即使请假还乡不在朝为官，却能全面操纵科举考试的录取结果，“四方噉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接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
　　崇祯六年，首辅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因鄙夷厌恶复社的各种丑恶作为，于是让宜兴人吴炳创作了讥讽复社的传奇《绿牡丹》，并搬上舞台，一时间争相搬演，广为流传。
　　《绿牡丹》生动地描述了考场内的种种舞弊现象，抨击了科场的黑暗：“平时不烧香，临死抱佛脚”的不学无术的车本高，为了参加沈翰林家的会考，跪求妹妹车静芳代笔；在考场上，先把诗题偷传给早已等在门口的老保姆，保母拿回给车静芳；然后车本高再以“出恭”之名到外面将保母送回的作好的诗取回抄录下来。另一个白丁柳希潜的方法则是他对苍头的吩咐：“等我先到会所，出过题目，你方送笔砚来。那时我便付题目与你带回，教谢相公快些做完，趁送午饭来，就好传递。”谢相公，即谢英，柳家的“坐馆”先生。结果这两个目不识丁的蠢材竟然考了头两名，真正的才子顾粲倒落了第三。
　　《绿牡丹》以嘻笑怒骂方式辛辣的讽刺了假名士的卑劣言行，狠狠鞭挞了文会中的假名士招摇撞骗、利用科举考试大肆舞弊的丑恶现象，揭露出崇祯朝的科举考试弊端百出，已不能秉公选拔直才的严峻现实。《绿牡丹》剧中一再提出要“严试”，“须把规矩放严些儿”，“天下有真有伪，真者为伪者所抑，就是真伪混淆，须要辨明才是”。更在《绿牡丹》的《簾试》一出中托名“牡丹花史”而作评议：“嗟呼！今日秀才者有認真秉公如此女子者乎？甘心受其拘束耳！” 这是温育仁对东林党复社操控崇祯朝科举造成的是非顛倒、真伪不分的揭露。
　　清張鑑在《冬青館甲集卷 6》的《書《綠牡丹》傳奇後》中细致还原了《綠牡丹》的人物影射：“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矣。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祉〕、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影黎媿菴（元寬）、倪三蘭（元珙），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彝）、周介生輩，大致如《風箏誤》、《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盡嘻笑怒罵之致，宜愧菴當日按試，械時相閽人，究及書肆賈友而毀版厲禁之，但今翫其編簡已經蠹缺，無頭訖可檢，不知是原刊抑系後來重雕？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子弟育仁暨二子儼、伉雇人為之，謝英、顧粲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如以為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爨少之。壬辰八月。” 張鑑在《復社姓氏傳略序》中也提及《綠牡丹》一剧：“時相子弟欲入（复）社而不可，因兩越貴冑之奔，競演為《綠牡丹》傳奇，詆孟樸（即湖州孙孟朴淳）為鋪司。”
　　《绿牡丹》对复社丑行的揭露和讥讽令复社中人深以为耻，于是张溥和张采亲自出马要求浙江副督提学黎元宽禁毁了《绿牡丹》，不但如此，还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下狱，张溥与温体仁的对立由此公开化，在野人士居然可以对当朝首辅的家人施加文字狱迫害，东林党的巨大的能量可见一斑，崇祯大搞的众正盈朝让东林党无论在朝在野都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即使崇祯有意重用个别的孤党温体仁、杨嗣昌也根本无法扭转东林党独大的局面。
　　《绿牡丹》这样的一部反映现实的优秀戏作由于东林党把持舆论而被压制禁毁，谁能想到明朝首辅温体仁的家人居然会被在野的东林党进行文字狱迫害？即使是在明亡清代后，投靠了满清新主子的东林党由于依然把持着舆论和著史权，颠倒黑白以美化东林党的《桃花扇》盛行于世，而揭露真相反映现实的《绿牡丹》却沉寂不闻，觉阿开士的《题壮悔堂集》有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这是明朝的悲哀，亦是历史的悲哀。
薛宝钗周后是由东林党一手培植起来的，薛宝钗的绿牡丹不仅指绿虏满清，更是指东林党的“绿牡丹”，朱慈炤在《红楼梦》中强调薛宝钗是“绿牡丹”就是为了揭露崇祯朝东林党操控科举大肆舞弊，打压异见和祸乱国家的可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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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真正作者是崇祯帝四皇子笔下的家亡血史51.4
　　根据林芷瑩的详细考证，他指出“考察吳炳的交遊情況，發覺他與復社中人關係匪淺，而進一步分析粲花齋本《綠牡丹》對淨丑二腳的譏嘲與劇中「家門大意」的隱微闡發，則可推知吳炳乃有意改寫溫體仁族人所製《綠牡丹》一劇，重新塑造角色形象、設計情節對白，使得此劇由諷刺復社諸子爭相攀附之狀，轉而成為譏嘲溫氏族人妄想列入名士行伍、忘其固陋之醜，也化解了復社社員的尷尬處境。”见《以劇為戈──傳奇《綠牡丹》的寫作與吳炳的改編》。
　　现在流传于世的《绿牡丹》是被亲复社的吳炳改编后的“假本”，《绿牡丹》是东林党篡改历史真相又一例证。
　　觉阿开士的《题壮悔堂集》的：“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应该改为“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要唱也只能唱复社改编后的《绿牡丹》！”凡是揭露东林党丑恶面目的一是禁毁，而是篡改涂抹，历史就这样全面失去了真实！
　　“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最近看到这句话，联系到“中山狼、无情兽”，以及刘姥姥进大观园酒后手舞足蹈时，黛玉形容其为“百兽率舞”，真是十分恰当。
　　改变国家命运的明末党争“五”大案
　　看到这个题目，对明史有了解的读者一定会说：明末党争只听说过妖书、梃击、红丸、移宫这四大案，哪里来的五大案呢？这是因为东林党成功掩盖了第五大案，故不被世人所知，其实这第五大案造成的影响要远甚于前四大案，《明史》讲：“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我却要说：明朝实亡于第五大案。先让我从万历的“国本之争”所引发的四大案说起，首先简要的概述一下国本之争。
　　万历皇帝的皇后王喜姐只生有女儿没有儿子，而万历一时性起临幸的慈圣太后的宫女王氏却为他生下了长子朱常洛，万历看不上“都人之子”，而是期待皇后王喜姐能为其生下嫡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大臣要求册封皇长子为太子时，万历明确以皇后王喜姐尚在盛年又曾屡次流产，有可能会生育嫡子为由拒绝，按理说神宗的应对并无不当，王皇后当时才不过二十九岁而已。但因为万历皇帝偏爱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万历迟迟不肯顺从大臣将庶长子立为储君的作为招致了后为东林党的朝臣们的疯狂攻击，是为国本之争，并因此而引发出的一连串东林党争事件。
　　党争第一案“妖书案”
　　“妖书案”发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即1598年到1603年），分为“第一次妖书案”、“第二次妖书案”。
　　刑部侍郎吕坤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编撰成《闺范图说》，以勉励妇女，东厂提督太监陈万化将此书献给皇帝，但是郑贵妃得知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命人增补了十二人，竟然将自己的传记加了进去，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郑氏的《闺范图说》。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弹劾吕坤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神宗对此并未理会。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有人撰写《闺范图说》的后记《忧危竑议》（即“妖书”），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说吕坤写《闺范图说》是为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造势。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忧危竑议》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无辜的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找不到作者的万历皇帝，认为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与全椒知县樊玉衡之作，于是贬谪了戴、樊两人。御史赵之翰认为武英殿大学士张位是主谋，神宗贬谪了张位，并礼部侍郎刘楚先、右都御史徐作、国子祭酒刘应秋、给事中杨廷兰、礼部主事万建昆等，是为“第一次妖书案”。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上书，提到万历冷落皇后王喜姐，喜姐身边只剩几人服侍，身患重病。同皇后感情笃深的万历看到这样的谣言极为震怒，将王德完下诏狱，并下诏辩白，见《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朕览文书，见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不谙规矩，妄言宫禁是非。且中宫乃圣母选择，朕之元配，见今侍朕，同居一宫，就少有过失。岂不体悉优容？前准后弟王栋之袭伯爵，寔朕厚礼之意。迩年以来，稍稍悍戾不慈，朕每随事教训，务全妇道。中宫亦知改悟，何尝有疾？这畜物狂肆妄言，惑乱观听。卿等为朕辅弼股肱，有君臣一体大义。特谕知之。”首辅沈一贯于是上书说京城十数年前便开始流传万历欲不利于皇后王喜姐，以为爱子福王夺取太子之位的传言。在此谣言的压力下，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万历被迫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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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真正作者是崇祯帝四皇子笔下的家亡血史51.5
　　两年后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有人作了《续忧危竑议》三百来字的文章在京师四处散发，文中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浙党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
　　此书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沈一贯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声称东林党人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郭正域被诏捕，沈鲤被搜家。郭正域是太子朱常洛的讲官，“光宗在东宫，数语近侍曰：“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诸人闻之皆惧。”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太监陈矩，在太子朱常洛的保护下，郭正域无罪释归。由此可见朱常洛的地位和能量，并非东林党所渲染的那般可怜无助。陈矩为了结案，只好抓了个诈骗犯皦生光作替罪羊以应付万历皇帝，最后皦生光被凌迟处死，这就是第二次妖书案。
　　党争第二案 梃击案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二十四日，郑贵妃的爱子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
　　第二年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五月，精神病人张差手持枣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李鉴，“初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蓦有男子闯入东宫，以梃掊仆守门内侍一人，韩永用等呼集执之，送部鞫审。是犯姓张名差，御史刘廷元疏言迹涉风魔，貌如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为风癫，提牢官王之采重加讦问，言有马三道诱至庞、刘二太监处，语多涉郑国泰。国泰出揭自白。”经过皇城巡城御史刘廷元初审，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跟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同审讯，发现张差说话颠三倒四，实乃疯癫之人，于是定张差“疯颠、奸徒”罪。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利用在牢狱值班的机会，用饭菜引诱张差，并命众人回避，与亲信密审张差，后由十三司会审，奏称：张差供称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他入东宫行凶，谋害小爷皇太子。
　　“先是，百户王曰乾上变，言奸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皇太子，词已连刘成。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至是，复涉成。帝心动，谕贵妃善为计。贵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无它；帝亦数慰谕，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连贵妃，大惧，乃缘帝及贵妃意，期速结。二十八日，帝亲御慈宁宫，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孙雁行立左阶下。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入，责以离间父子，谕令磔张差、庞保、刘成，无他及。因执太子手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既又手约太子体，谕曰：“自襁褓养成丈夫，使我有别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曰：“朕诸孙俱长成，更何说？”顾问皇太子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皇太子具言：“疯癫之人宜速决，毋株连。”又责诸臣云：“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帝又谓诸臣曰：“尔等听皇太子语否？”复连声重申之。诸臣跪听，叩头出，遂命法司决差。明日磔于市。又明日，司礼监会廷臣鞫保、成于文华门。时已无左证，保、成展转不承。会太子传谕轻拟，廷臣乃散去。越十余日，刑部议流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从之，而毙保、成于内廷。其事遂止。当是时，帝不见群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寀发保、成事，特一出以释群臣疑，且调剂贵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之寀也。”
“其后“梃击”事起，主事王之寀疏言张差狱情，词连贵妃宫内侍庞保、刘成等，朝议汹汹。贵妃闻之，对帝泣。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帝又于慈宁宫太后几筵前召见群臣，令太子降谕禁株连，于是张差狱乃定。”
用一个疯子加一根枣木棍就想谋害深宫禁苑里的皇太子，这根本就是愚蠢的自杀！张差居然还能准确地说出指使人的名字，哪个指使人会愚蠢到如此地步？更不要提这是发生在东林党王之寀对张差的单独密审之后！万历只能让郑贵妃自己去求告太子，而太子朱常洛的话更是意味深长：“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梃击案不是“无君之臣”东林党们的策划安排就是借题发挥，终于成功地逼迫因国本之争二十五年不见朝臣的万历皇帝亲见群臣表态示弱以了结此事。
（待续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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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真正作者是崇祯帝四皇子笔下的家亡血史52.1
　　万历皇帝迫害皇后和太子生母的真相
　　先说朱常洛的母亲宫女王氏。
　　万历五年（1577），13岁的王氏参加为万历选后的选美而被选入宫，因未能进入终选的前三名而无缘选后，却因条件较为出色而被留在宫中成为宫女，并于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初二日分配到慈宁宫，侍奉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万历九年（1581年），16岁的王氏被万历偷偷临幸而怀孕。爱惜名声的万历不肯承认自己作下的羞耻之事，但因有赖不掉的《起居注》为证，加上李太后盼孙心急，尚无儿子的万历不得不承认此事。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十六日怀孕待产的王氏被封恭妃，同年八月十一日生下了庶长子朱常洛，几年后又生下女儿云梦公主朱轩嫄，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年晋封贵妃，同年又被封皇贵妃，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九月去世。
　　从前面的明史资料《万历三十九年正月的皇帝及后宫的宫膳细账》中可以发现进封为皇贵妃后的王恭妃与郑贵妃的待遇差的不过就是“价值銀十九兩七錢一分三釐四毫的廚料一分”罢了，与三百二十六两的基数相比，尽可忽略。由朱常洛而起的国本之争旷日持久，朝臣也为给王氏讨皇贵妃的封号而与万历争辩不休，如果王氏真被虐待，为何只见朝臣为王氏讨封号却不见朝臣声讨王氏受虐待？更不要提东林党人郭正域下了诏狱，朱常洛一句话就能令其平安无事，孝子朱常洛又怎能坐视母亲被凌虐而无动于衷？
　　明朝的三朝宦官亲历亲见的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写得清楚：“孝靖皇后王老娘娘疾革時，光廟每日來問安入此門，至薨逝後，於慈慶宮恭設靈位哭臨，供安大祥禫祭”，王恭妃病了后，朱常洛每日都会问安探望，而非有的史书上讲直到临死母子才得相见。所谓王氏因不被万历喜欢而惨遭迫害之说实乃恶意的捏造，实际情况只是王氏不受宠而已，待遇比不上受宠的郑贵妃但并未受到虐待。
　　再看万历的原配王喜姐。
　　万历五年（1577），皇太后在参加终选的三人里选中了年龄最小的年仅十三岁的王喜姐为皇后，另外两人落选，被封为刘昭妃（即刘姥姥）和杨宜妃。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王喜姐病逝，自从十三岁就被册立为皇后起，正位中宫四十二年（1578年～1620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后。
　　万历与母亲李太后为他择定的皇后王喜姐的感情很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皇帝居住的乾清宫和皇后居住的坤宁宫毁于“天火”，次年六月又起“天火”，连前三殿也被焚毁。万历夫妻两人就一同搬入启祥宫（即朱慈炤的弟弟五皇子朱慈焕被害死的地方）同食共寝二十四年，神宗自陈：“中宫乃圣母选择，朕之元配。见今侍朕，同居一宫，就少有过失，岂不体悉优容？”内阁首辅沈一贯也说：“中宫为皇上元配，选自圣母，体统甚隆既二十四年矣。朝夕同宫，恩好甚笃。”而且还提到王喜姐是“游宴必从（万历）”，与万历可说是形影不离。
　　万历待皇后王喜姐家人之厚，更是无人能及。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明神宗允给永年伯王伟肩舆礼，给事中万象春上书提到公侯伯皇亲驸马不许乘舆是祖制，瑞安伯陈景行、武清伯李伟为两宫皇太后之父，年老时方得到这个待遇，永年伯资历尚浅不宜得封。明神宗没有听从，以特例下不为例的方式给予了永年伯此待遇。自嘉靖起，规定外戚爵位不得袭封，可是王喜姐娘家却获破例，传爵位三代，见《萬曆野獲編》：“中宮父永寧伯王偉歿，其子棟得襲為優厚。至丁未年而棟卒，其母趙氏為孫乞恩承襲，上命棟子明輔襲祖伯爵，時署部少宰楊時喬，力諫不從，上但云後不為例而已。蓋自世宗裁定恩澤，立為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僅有武清一家三世，而今王氏再得之，即孝烈后無敢望焉。似此曠典，獨厚中宮，猶疑上薄於元配，是殆不然。”
而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生前得罪了皇后王喜姐。明神宗万历六年大婚时，张四维向明神宗提议晋封王喜姐父亲王伟，张居正反对，以“不得滥封”为由，仅把王伟从锦衣卫千户提升为锦衣卫指挥使，万历不满，屡次催促之下，王伟才得晋封为永年伯，但却是个流职，不可世袭。万历七年，万历拟旨要封王伟之弟王俊、子王栋世袭爵位，张居正再次反对，他引用先朝典例，认为先皇对外戚封爵尚可，但外戚爵位官制世袭则不宜，因此结怨于皇后王喜姐，落得死后被残酷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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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恪贵妃郑氏，大兴人。万历初入宫，封贵妃，生皇三子，进皇贵妃。帝宠之。外廷疑妃有立己子谋。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帝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万历二十九年春，皇长子移迎禧宫，十月立为皇太子，而疑者仍未已。”“十八年，帝召皇长子、皇三子，令时行入见毓德宫。时行拜贺，请亟定大计。帝犹豫久之，下诏曰：“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时行因戒廷臣毋激扰。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请具册立仪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内阁中亦有疏入。时行方在告，次辅国首列时行名。时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于是给事中罗大纮劾时行，谓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中书黄正宾复论时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责。御史邹德泳疏复上，时行力求罢。诏驰驿归。归三年，光宗始出阁讲学，（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十年始立为皇太子。”
　　万历因为皇后王喜姐年轻还能生育而拒绝早早立储，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万一皇后生出了嫡子，难道再搞废庶子立嫡子的闹剧么？参考万贵妃36岁为明宪宗生下第一个儿子的实例，万历最初决定在朱常洛十岁、也就是王喜姐二十八岁时立储的决定是无可指摘的，欲立福王为太子完全是大臣的主观猜测或是故意造谣借此打压皇权。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三：“且先年该部具题香殿金柱稍有朽蠹便著工部作速换安修理毋得迟延，工部尚书周嘉谟以万寿宫香殿一柱腐朽，拟照南京孝陵享殿制，用大木四面环报，柱即坚稳，其对柱亦照样帮修，费工无多，匝月可完。必欲另换新柱，工程甚烦，且日月难计。上不允，命该部还同内监作速换安修理，毋得延缓，致误典礼，责有所归。”万历皇帝筹备皇后王喜姐的葬礼更是务求尽善尽美，事实上万历对皇后王喜姐是极尽恩宠，爱护有加。
　　王喜姐死后五天，明神宗就因为极度悲伤也病倒了，仅仅三个月后的七月驾崩，追随爱妻而去。万历宠爱郑贵妃不假，但万历与原配王皇后才是真正的恩爱夫妻，就连太子朱常洛也说万历与王喜姐“情锺伉俪”。东林党散布的万历冷落并欲不利于皇后王喜姐，以为爱子福王夺取太子之位的传言根本就是一派谎言！皇后王喜姐不但未受冷落，而且与万历每日同食共寝、出入相伴，身体那是棒棒的。也就怪不得听闻此谣言的万历气得大骂：“中宫何尝有疾？这畜物狂肆妄言，惑乱观听这畜物狂肆妄言，惑乱观听！”
　　东林党之所以散布万历专宠郑贵妃并冷落迫害王皇后的谣言乃是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因为宠妾灭妻是为封建道德所不容的，东林党制造万历宠妾灭妻的谣言就能获得舆论支持，从而使得他们挑起的“国本之争”具有了正当性。
　　据曾先后在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年间做过宫廷宦官的刘若愚所著的专门记载后宫宫闱之事的《酌中志》卷22中记载：“中宫孝端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宫人及小宫人，多罹捶楚，死者不下百余人，其近侍内官亦多墩锁降谪”。所谓“墩锁”是一种刑具，外形为高约20厘米的一尺见方的木箱，上盖有四个洞，分别锁住手脚，令受刑人无法站立，生不如死。
　　谁能想到以慈孝著称的皇后王喜姐喜欢虐待近侍内官，而后宫中被王喜姐杖杀而死的宫中婢仆更是不下百人！这些宫人能犯下何等的大罪，是谋害皇帝还是暗害皇后，竟都被活活打死！如果是一两人还能理解，可是上百人的数字却实在令人惊栗，原来万历爱护有加的被文官称颂不已的慈孝贤淑的皇后其实是个媚上欺下的残忍暴虐之人！
　　有人可能会质疑此处记录的真实性，但我必须要说刘若愚的记述只会含蓄，绝不会夸大，更不会造假。因为刘若愚撰写的《酌中志》是给崇祯皇帝看的，是按照崇祯的东林党主旋律而写的，是通过揭露批判魏忠贤而为自己申冤脱罪的，书中对客氏和魏忠贤的丑化是有理由的，但对几代皇帝和文官们都同声称颂的圣后王喜姐的污蔑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否则崇祯看后就不会释免刘若愚，而要将其千刀万剐了。
想想这些可怜的宫人中有多少是同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一样，是与王喜姐一同选美入宫的“良家子”，却因为未能选中而落得任人折磨虐杀，这王喜姐的恃强凌弱、残忍暴虐的可怕嘴脸却被万历说成是“稍稍悍戾不慈，勤敏贤淑，芳声令德，中外仰闻”，万历哪里虐待过王喜姐，万历是漠视纵容王喜姐对宫人内官的虐待！而这样残忍虐杀上百宫人的王喜姐更被文臣美化作“慈孝、优渥、女中尧舜”，谁会怜悯那上百的惨死在慈孝贤淑的王喜姐棍棒下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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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因为东林党对万历的诋毁而对万历深深同情，可是当我看到这血淋林的记录时，再看看身为“都人子”的万历对王恭妃的“都人”身份的赤裸裸的蔑视，再难对万历心生同情。正是那句话：古书上的“仁义道德”，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假话罢了，字缝里满满都是“吃人”两个字！
再看看万历的好孙子
——被东林党赞颂为“圣人”不近女色的崇祯皇帝：“乾清宫后庑有青霞居，上所宴息处，上不欲多子，御幸有身者，辄服药去之，故后宫无以位号进者。贼入宫，女子共奔入乾西，阖户自焚。”爱惜名声的崇祯怕世人知其好色，于是不给被临幸的女子名分，但是如果生了孩子就瞒不过了，怎么办？有办法，怀了孕的就强制服药打胎！翻看史书，这可是崇祯朝独一份！这是何原因？因为明朝只有崇祯的皇后周后“善药”，别的皇后可没这本领。周后的服务可谓全面，先为崇祯购献美女，再给美女制药打胎，这一条龙服务，既满足了崇祯的需要，又解决了崇祯的顾虑，如何能不得崇祯的欢心？崇祯与周后，这真是明朝历史上的绝配。万历就没这样的福气，如果王喜姐也能有周后“善药”的本事，朱常洛直接在萌芽期就被无声无息地解决了，何以为万历招致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的烦恼？
　　东林党借国本之争打压万历，如同嘉靖皇帝遭遇的“大礼仪之争”一样，其实都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政治之争！不过结果不同，嘉靖胜了，皇权得到了强化，明代政治秩序得到恢复；而万历败了，皇权被打压，明朝就此深陷东林党争之中，一步步滑向了灭亡的深渊。
　　明史学家们都一致的认为国本之争是因为万历宠爱郑贵妃而欲将郑贵妃所生之皇三子福王立为太子所引发的，并以为万历皇帝还因此想加害皇后王喜姐。这完全是被清流君子东林党们歪曲的明史给误导了，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先来看看《明神宗实录》中记载的万历皇帝自己是怎么向群臣解释为何不愿早早立储的原因：
　　○万历十八年正月甲辰朔立春。“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著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近来皇上朝讲稀疏外廷日切悬望今圣体常欲静摄臣等亦不敢数数烦劳起居但一月之间或三四次间一临朝亦足以慰群情之瞻仰……上曰：“朕疾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 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走不便。”时行等又云册立东宫系宗社大计望皇上蚤定。上曰：“朕知之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妃再三陈请，恐外间有疑。但长子犹弱，欲俟其壮健，使出就外才放心。”
　　○万历十八年十月。上谕内阁：“朕览卿等所奏固是，但皇子体脆质弱，再少俟时月，朕自有旨。其于长幼之序，岂有摇乱？内虽皇贵妃之尝赞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议。朕前已面谕卿等知之，今卿等又来陈奏，朕岂不知？朕意必待朕自处，不喜于聒激耳！岂有谣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两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聒激者？盖此辈心怀无父志欲求荣，不思君上之疾，但虑身家之望，固于此时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己之心志。朕度此辈意欲离间父子之天性，以成已买直图报之逆志耳！其安心甚远其立意甚详，可见其沽名悖逆之甚！”
　　○庚寅。礼部尚书于慎行等疏言圣人举事必顺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今元子册立之礼自阁部台谏诸臣前后不啻数十上。今肺腑之臣郑国泰疏中有云：皇贵妃跪而诤之至此，而天听犹高臣等所未喻也。臣等惓惓愚忠以为国本不可不豫建，储训不可不豫端，伦序已明，何若早立？一日之为安，睿龄渐长，何若早教？一年之为益，惟望皇上俯顺群言早颁成旨。得旨：“建储之事屡有明旨，如何又来渎激奏扰？其立序已定，不知尔等大臣每每催激早立。但迟亦是立，早亦是立，不知早立何意，迟立何意！不知尔辈心为何使？虽皇贵妃跪泣诤立之言，可不言牝鸡晨鸣为家之索？这立储之事还候旨行，不必以烦言间离天性。”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上遣文书官李文辅就锡爵第赐之手札曰：“卿公清正直，朕素所倚赖。今冲寒驰驱疾趋来京忠勤可嘉。朕心忻慰，欲出与卿一见。昨者连日侍奉圣母，稍觉劳倦。今早览卿密奏，揭帖悉见卿忠君为国之诚。朕虽去岁有旨，今春行册立之典，且朕作读皇明祖训内一条：立嫡不立庶之训。况今皇后年尚少, 傥后有出, 册东宫乎？ 封王乎？故朕迟疑未决，既卿奏来朕今欲将三皇子俱暂一并封王，少待数年皇后无出，再行册立庶。上不违背祖训，下与事体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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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事实是郑贵妃不断跪求万历早立朱常洛为太子，“皇贵妃之尝赞言以定名分”“郑妃再三陈请”“皇贵妃跪而诤之”。对此万历皇帝给出了明确清楚的答复：立储必定要遵照《皇明祖训》的立嫡不立庶的原则，皇后王喜姐年轻还能生育，等王喜姐真生不出孩子来再立朱常洛为太子也不迟。长幼之序不可乱，散布要立福王为太子的都是借此破坏我万历同朱常洛的父子感情，以博得直名并谋取长远的政治利益。“但虑身家之望，固于此时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己之心志。朕度此辈意欲离间父子之天性，以成已买直图报之逆志耳！其安心甚远其立意甚详，可见其沽名悖逆之甚！”不得不说，万历对这些东林党的嘴脸看得可谓透彻！
　　即使是东林党编纂的《明史》也写万历迟迟不愿立朱常洛为太子是因“恶其离间朕父子”，憎恶这些东林党们挑拨离间他与朱常洛的父亲感情以谋取名利而与廷臣赌气。万历十八年，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与儿子郑承恩还因请求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被万历惩处。
　　《明史恭恪贵妃郑氏列传》“恭恪贵妃郑氏，大兴人。万历初入宫，封贵妃，生皇三子，进皇贵妃。帝宠之。外廷疑妃有立己子谋。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帝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万历二十九年春，皇长子移迎禧宫，十月立为皇太子，而疑者仍未已。”“十八年，帝召皇长子、皇三子，令时行入见毓德宫。时行拜贺，请亟定大计。帝犹豫久之，下诏曰：“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时行因戒廷臣毋激扰。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请具册立仪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内阁中亦有疏入。时行方在告，次辅国首列时行名。时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于是给事中罗大纮劾时行，谓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中书黄正宾复论时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责。御史邹德泳疏复上，时行力求罢。诏驰驿归。归三年，光宗始出阁讲学，（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十年始立为皇太子。”
　　《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郑国泰，郑贵妃之兄。“廷臣疑贵妃谋夺嫡，群以为言。国泰不自安，上疏请立太子，其从子承恩亦言储位不宜久虚。大学士沈一贯左右于帝，弗听。诏夺国泰俸，而斥承恩为民，然言者终不息。”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遗诏：“皇太子（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亲贤纳谏，以永鸿图。皇长孙（即朱由校）宜及时册立进学。”
　　因为文官的括噪，逆反心理颇强的万历不愿早早立庶子朱常洛为太子，为此被口诛笔伐。临终前万历明确册立朱由校为下一任皇太子，陷入国本之争三十年而吃瘪受气的万历皇帝终于在皇长孙的身上扳回了面子。
　　党争第三案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史称泰昌帝。朱常洛在即皇帝位后立刻回报东林党。不但按照东林党的要求下令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动。更是马上启用卸官归田的东林党叶向高，同意将因为“上疏”立储获罪的三十三人和为矿税等获罪的十一人一概录用，并将何宗彦等四人均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并召回在万历一朝因为上疏言事而罢免的东林党官员如袁可立（难得的反对党争的务实派，天启六年致仕归里。在东林党当权后的崇祯朝“绝意仕进”谢绝不出）、邹元标（《解析《朱三太子案》史料中的四皇子朱慈炤》中提及的自称四皇子朱慈炤后代的遵义邹家么？很有可能就是东林党邹元标故意让四皇子的后人背弃祖宗认贼作母，真是恶毒至极！）、捏造皇后王喜姐被万历冷落虐待而有恙的王德完等。
　　明光宗实录有一处十分可疑的万历遗言封郑贵妃为皇后的记载：
【○令旨谕内阁：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礼部左侍郎孙如游言：臣详考累朝典故，并无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其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历朝以来岂其无抱裯之爱而终引去席之嫌。以礼之所不载也。先帝念皇贵妃之劳苦，当不在无名之位号，殿下体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据之尊崇，且王皇贵妃诞育殿下，岂先帝意所不留而恩尚有待。即郑皇贵妃而习于礼处，非其据必非其心之所安，夫善继善述正须斟酌于义，若义不可行则遵命非孝、遵礼为孝。臣若不顾义礼而曲徇意旨，则又欺罔不忠，臣不敢以不忠事主，尤仰冀 殿下以大孝自居也。疏入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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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记载值得推敲，因为神宗万历皇帝的临终遗昭中明确只写了朱常洛继位和册立皇长孙朱由校为太子，“皇太子（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亲贤纳谏，以永鸿图。皇长孙（即朱由校）宜及时册立进学。”根本从未提及封郑氏为后一事，为何万历不自己亲自下旨，却要借因国本之争与郑贵妃交恶的朱常洛之口来宣布此事？万历难道不想想朱常洛怎会心甘情愿玉成此事？借题发挥了三十年的东林党又怎会放过此事？而且万历已明确朱常洛继位，立朱由校为太子，若再要将郑贵妃封为皇后，岂不是将郑贵妃和福王两个架在火上烤？
　　除非是万历临终病糊涂了，否则不可能作此糊涂事。也许事实不是万历作了糊涂事，而是朱常洛捏造了父亲的所谓遗言，所以故意说什么令礼部查例是否可行，然后与礼部左侍郎东林党人孙如游两人是一唱一和，将东林党对万历和郑贵妃谋立福王的虚假指控彻底坐实，并借机贬斥万历“不顾义礼”。朱常洛先在“妖书案”里保护了自己的讲师郭正域，后又用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了结了闹事汹汹的“梃击案”，这位身在国本之争漩涡中的庶长子的表现令人不敢小觑。而且所谓的“父皇遗言”中的“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一语分明就是万历在万历十八年正月甲辰朔立春时自辩所写的“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的翻版，这如何不是对万历厚郑贵妃母子却薄王恭妃母子的极尽嘲讽？
　　再看《明史。周嘉谟传》：【“外廷皆言（郑）贵妃进侍姬八人，致（泰昌）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谟因召见，以寡欲进规，帝注视久之，令皇长子（朱由校）谕外廷：“传闻不可信。”诸臣乃退。”】 朱常洛本人明确辟谣：传言中的郑贵妃送美女致其生病完全是谣传不可信。
　　九月初一，仅仅当了一个月皇帝的朱常洛去世了。朝堂上争执又起，这一次东林党们声称泰昌帝之死是因为吃了有问题的红丸：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说此事与“梃击案”实乃“同一奸谋”；刑部主事王之采声称光宗之死为李选侍、郑贵妃、崔文升、李可灼阴谋，东林党大佬邹元标也说是李可灼跟郑贵妃的太监崔文升合谋下毒害死光宗。那么，朱常洛究竟是不是被红丸毒死的呢？
　　《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帝命诸臣前，从哲等因请慎医药。帝曰：“十余日不进矣。”遂谕册封选侍为皇贵妃。甲戌，复召诸臣，谕册封事。从哲等请速建储贰。帝顾皇长子曰：“卿等其辅为尧、舜。”又语及寿宫，从哲等以先帝山陵对。帝自指曰；“朕寿宫也。”诸臣皆泣。帝复问：“有鸿胪官进药者安在？”从哲曰：“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药进，所谓红丸者也。帝服讫，称“忠臣”者再。”
　　方从哲明确说“请慎医药、臣等未敢信”，是朱常洛自己命速召李可灼，催促其赶快和药。因为朱常洛自知时日无多，“帝自指曰；“朕寿宫也。” 诸臣皆泣。”《明史纪事本末·三案》也记载“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病入膏肓的朱常洛是死马权当活马医，这才不顾反对，要求速进红丸。朱常洛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由于登基晚，死时已经三十八岁，这在明朝皇帝中来说算是正常寿命，明宣宗、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明穆宗和明熹宗都没有活过三十八岁，而且当初国本之争时，万历迟迟不肯册立他为太子，说他“体脆质弱”，更不要说朱常洛从登基到死这个过程是众廷臣都目睹亲见的，朱常洛的死并无什么疑点。
但因为红丸是首辅方从哲推荐的李可灼进献的，这对东林党来说无疑是一次打击异己的好机会！孙慎行等东林党人提出，朱常洛之死完全是因为红丸，必须要将首辅方从哲和李可灼两人严办。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一》孙慎行的奏疏：“先帝骤崩，虽云夙疾，实缘医人用药不审。阅邸报，知李可灼红丸乃首辅方从哲所进……然则从哲宜何居？速引剑自裁以谢先帝，义之上也……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孙慎行拿不出任何方从哲毒害光宗的证据和理由，却要求天启“毋询近习”“毋拘忌讳”，千万不要调查此事、更不要顾忌律法程序，速速把方从哲和李可灼都杀掉，这歹毒的言状真是令人震惊。
（待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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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真正作者是崇祯帝四皇子笔下的家亡血史53.1
　　幸好天启虽然年轻但并不糊涂，他对父亲朱常洛的病情和死因也非常了解，于是批复道：“旧辅素忠慎，可灼进药本先帝意。卿言虽忠爱，事属传闻”。孙慎行的过激和歹毒就连同是东林党的韩爌等也看不下去了，《明史。列传第一百六》记载：“时大学士爌述进药始末，为从哲解。于是吏部尚书张问达会户部尚书汪应蛟合奏言：“进药始末，臣等共闻见。辅臣视皇考疾，急迫仓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脉知医者。以药尝试，先帝龙驭即上升。从哲与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赉可灼。及御史安舜有言，止令养病去，罚太轻，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从哲请，削其官阶，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胜诛，而文升当皇考哀感伤寒时，进大黄凉药，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显僇，以泄公愤。”议上，可灼遣戍，文升放南京，而从哲不罪。”最终红丸案以首辅方从哲上书乞休去职结束。
红丸案不过是东林党为搞掉浙党领袖——首辅方从哲，在“梃击案”后进一步打压非东林党人的又一次借题发挥罢了。
　　党争第三案移宫案
　　“移宫案”其实发生在“红丸案”前，泰昌帝一死，东林党马上就开始琢磨该如何拉拢新皇帝了。通过挑起国本之争，东林党成功地破坏了万历同朱常洛的父子感情，将自己塑造成维护封建礼法的正义之士，收获了朱常洛对他们的感激涕零，登基后的泰昌帝对东林党是有求必应，可是令东林党难过的是泰昌帝是个短命皇帝，仅仅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离开他们了，这不，“老叶妈”叶向高这个东林党的党魁刚刚接到圣旨还未来得及启程赴京呢！一定得想个办法巩固住胜利果实，得尽快同朱由校建立起深厚感情才好。
　　别看万历对庶长子朱常洛不怎么样，但他对皇长孙朱由校可是非常的重视爱护：“（万历三十三年）神宗显皇帝以元孙（朱由校）生，遣使颁诏天下，书谕宗藩，恩赉文武百官军民人等，事从优厚，悉赦诸臣之矿税诖误、被逮久系诏狱者，一时海内欢声雷动。其明年丙午二月尊上 慈圣皇太后徽号，进封王恭妃为皇贵妃。（其母）王选侍为才人。至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皇帝遗诏言：皇长孙宜及时册立进学。”万历以“元孙诞生”昭告天下并行大赦，这样做其实就是变相的宣布朱由校未来可望继承大统，而且立马晋封祖母王恭妃为皇贵妃，临终时更是直接册立其为太子，可见万历对皇长孙的重视。“神宗初，以熹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在天启的生母王才人死后，万历又亲自指定由朱常洛的宠妾西李照顾朱由校，可谓是呵护周到。可以想到朱常洛必会对这个巩固了自己太子地位的长子由衷喜爱，后来泰昌帝临死前宁可空置皇后的位子，也不愿满足最宠爱的西李的封后要求，估计也是怕朱由校受委屈。
　　朱常洛即位后，朱由校和养母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泰昌帝驾崩后，西李因为朱由校十五岁年少，仍旧留居乾清宫照顾小皇帝，东林党要控制新皇帝小天启，就要先搞定天启的这个合法监护人才行，可问题是这个西李和郑贵妃关系不错，当初西李就是走郑贵妃的门路才获得了万历皇帝指定她抚养天启和崇祯的特权：“及才人娘娘崩，东李老娘娘位列在前，时西李老娘娘擅专宫之宠，固要光庙奏请神庙，又密恳皇贵妃郑老娘娘奏请神庙，将先帝（天启）托西李老娘娘看管，又（崇祯）亦属看管。”而东林党因为国本之争而与郑贵妃势同水火，本着一个信条：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东林党明确了目标——赶走李选侍！
“（泰昌帝）命封（西李）选侍为皇贵妃。选侍趣熹宗出曰：“欲封后。”帝不应。礼部侍郎孙如游奏曰：“今两太后及元妃、才人谥号俱未上，俟四大礼举行后未晚。”“光宗即位，妃与郑贵妃同住乾清宫（郑贵妃住乾清宫是因要为刚死不久的万历守灵）。时上谕封郭元妃为皇后，王才人为贵妃。又谕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及上不豫，召大臣入乾清宫，上御暖阁，凭几谕曰：“李选侍夙保震器，抚育国本，宜速封。如是者再，署礼部事。”侍郎孙如游对曰：“今孝端、孝靖两太后及元妃、才人大典未竣，俟四大礼举后，行未晚也。”既而上崩，选侍遂踞乾清宫。因挟制皇长子，邀封皇后。”朱常洛曾下诏封西李为皇贵妃，可西李却要封后，朱常洛不答应，结果这么一僵持，西李不但没能成为皇后，就连进封皇贵妃的机会也错过了，依旧只是低微的小小选侍，这让东林党驱逐西李有了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