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雪霞
《红楼梦》中有几个人物的设置,曾一度令笔者费解,不知作者用意为何。这几个人物,其一就是妙玉。红楼十二钗,除妙玉外,都是贾家的家人或亲戚,唯有妙玉与贾府没有关系。作为寄身贾府尼庵的一个修行者,她位列十二钗,又排在熙凤、可卿之前,还被赋予和宝玉同样的“美玉”属性。若不是有哲学和隐喻意义,这个形象的设定就显得反常。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写诗如此,读书也应如此。《红楼梦》辞趣华深,意蕴无穷,读者要从其中里看到人性和生活,也需要与生活保持适当的距离,有一点“出乎其外”的高致,才能更好地理解这部巨著的内在精神。比如,妙玉这个人物,就是一个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角色。对妙玉的理解,若是只从生存法则和伦理秩序的角度去解读,就会过多关注于她的“清冷”、“孤高”、“放诞诡癖”,放大她“世难容”的人格缺陷。
笔者认为,妙玉这个形象在《红楼梦》中具有多重隐喻性,其哲学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如果说贾宝玉是大观园所代表的理想世界和荣国府所代表的现实世界的联结,妙玉则是入世与出世、槛内与槛外的联结。
妙玉和宝玉同为“美玉”,同为畸人,二人有精神上的同质性。妙玉的畸人形象是主人公贾宝玉畸人形象的投射,妙玉乃是宝玉副本。
因为宝玉和妙玉性别的差异,妙玉是宝玉副本之隐喻意义,不容易被读者注意。邢岫烟评价妙玉“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读者很容易理解为这是在批评她的“放诞诡癖”的性格,但这句评价也许正是作者对这个人物的非现实性所作的暗示。
一、畸人的哲学内涵
妙玉自称是畸人,即畸零之人。第六十三回,邢岫烟对宝玉说:“他常说: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说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所以他自称‘槛外之人’。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故又或称为‘畸人’”宝玉听完岫烟对“槛外人”的解释,如醍醐灌顶。笔者早年读红楼,读到此处,也犹如醍醐灌顶,震憾之情难以言说。那时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妙玉是《红楼梦》中站得最高的人。
“畸人”一词,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畸人就是不合于世俗,却合于自然之人。庄子中的“畸人”有两种类型,一是形体残缺之人,另一种是社会人格残缺之人。庄子认为,自然的小人就是人世间的君子,人世间的君子就是自然的小人。庄子的理想人格是能体悟大道,超越束缚,成为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至人。在庄子的价值观里,世俗的成功者,往往德性有亏。“无耻者富,多信者显”,“识廉知让则贫,无耻贪残则富;谦柔静退则沈,多言夸伐则显”。
畸人在形体与伦理规范上“残缺”,在德性上却是完足的。畸人的第一个内涵,就是拥有这种不为世俗羁绊、超越自我的理想人格。
同时,畸人形体的残缺又象征着世俗对人的束缚。人需要摆脱羁绊,正意味着人生有难以摆脱的羁绊。畸人因其形体的残缺,无法做到完全的逍遥。畸人另一个内涵,就蕴含着这种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无可奈何的人生状态。
这种无可奈何的人生状态,也是《红楼梦》要表达的生命意识与人生悲剧的主旨。《红楼梦》第十七回,开篇:
“话说秦钟既死,宝玉痛哭不已,李贵等好容易劝解半日方住,归时犹是凄恻哀痛。贾母帮了几十两银子,外又备奠仪,宝玉去吊纸。七日后便送殡掩埋了,别无记述。只有宝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无可如何了。”
庚辰本此段下面,有一句脂砚斋夹批:“每于此等文后使用此语作结,是板定大章法,亦是此书大旨。”“此语”,即是“无可如何”四字。《红楼梦》表达出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生悲剧,即“人人皆有自己的不得已”。
第七十六回:
湘云笑道:“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说的不错。说贫穷之家自为富贵之家事事趁心,告诉他说竟不能遂心,他们不肯信的;必得亲历其境,他方知觉了。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贵之乡,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黛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连老太太,太太以至宝玉探丫头等人,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
湘云和黛玉的这一段对话,道出的是人类情感的共性,即人在生活面前的无奈与无力。生而为人,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限制与不得已。宝玉、黛玉、宝钗、妙玉,无不活在各种限制中,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眼泪和挣扎。《红楼梦》的世界如此,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我们,更是如此。
参透了这样的人生悲剧,《红楼梦》作者试图通过主人公的寻觅,找到生命出口。早期的贾宝玉,最简单直捷的路径是躲在女儿堆里,拒绝和逃避现实生活要求于他的仕途经济。但是贾府末路的危机,让他看到了无路可逃的现实。即便作者苦心设置了大观园这个理想国,也解决不了尘世的鸡飞狗跳的混乱与烦扰。
最后,宝玉选择了出家。出家是否真的就找到了生命归途呢?宝玉出家后,身穿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形象,早已被人质疑。遁入空门后,是解脱升华,还是寂灭,雪芹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倒是妙玉、惜春、紫鹃、芳官出家的结果,让我们有更清醒的认识。惜春与妙玉,一个是“独卧青灯古佛旁”的苦寂,一个是“终陷淖泥中”的悲惨。紫鹃与芳官则沦为替师太们做粗活的苦力。她们四人不同的结局,是同一个性质:出家,不过是对自我和现实生活的放弃,并无精神的解脱。
木心在《圆光》一文中,谈到弘一法师临终前与友同游雁荡山。并立岩巅,天风浩然,友见弘一眼中有微茫变化,不禁启问:“似有所思?”
“有思。”弘一答。
“何所思?”
“人间事,家中事。”
这段文字很令人感怀。弘一法师也是经历过富贵与幻灭之后选择了出家。他有灵性慧根,也有精深的文化修养,与贾宝玉实有相似之处。但即便这样的高僧,也不能完全超脱于尘世。这不禁要让我们思考宝玉的出家,他的生命追求是否真的因此而实现。
尘世于人的束缚与限制,是人生本相,清安与解脱,如此困难。曹雪芹写出了这种人生困境,也写出了人间无常的普遍悲苦。“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然而,冲破限制乃是生命的本能,生活中,有谁能做到于无可奈何之中而“安之若命”?妙玉崇尚庄子,以畸人自居,却不能“安之若命”,故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之精神矛盾。
二、《红楼梦》中的畸人
和庄子中的畸人形象一样,《红楼梦》中的畸人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跛足道人,形体残缺而精神自由。另一种是宝玉、妙玉这种精神的畸人。
小说中的两类畸人,构成两种强烈的对比。和跛足道人形体残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宝玉、妙玉形体上的完美无缺。跛足道人精神上达于自由境界,远遁红尘之外,消遥于天地之间;宝玉、妙玉却陷溺红尘,饱受精神困厄。
如果说跛足道人的形体残缺是一种外在束缚的话,宝玉和妙玉这种社会伦理的残缺,乃是内在束缚。比起外在的束缚,内在的束缚要沉重得多。所以,前者实现了庄子的哲学理想,后者却难以真正获得解脱。
《红楼梦》中,真正以“畸人”形象出现的是妙玉。妙玉不但在小说中“世难容”,甚至在读者这里,也是“世难容”,被讨厌。宝玉是隐藏的畸人,他在红尘中沉溺太深,掩盖了他的畸人本质。作者借妙玉而写宝玉,写妙玉之畸零,实为写宝玉之畸零。
宝玉和妙玉,二人关系的特殊性,小说明明暗暗,给出很多线索。
首先,二人是位置倒错的两块“美玉”。《红楼梦》中宝玉是一块真正的“美玉”,另一块“美玉”,就是妙玉。金陵十二钗中有“二玉”,即黛玉和妙玉。黛玉之玉是“玉带林中挂”之玉,妙玉之玉则是“美玉”。妙玉的画册上是“一块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妙玉的曲词里有“无瑕美玉遭泥陷”。如果说《红楼梦》中的“宝玉”有诸多象征意义,那它其中就象征了“本可成佛的灵明的本性”①。这灵明的本性为声色货利所迷时,就会失灵,所以小说中宝玉一次次痴呆、疯病发作。宝玉身在红尘,本性里却有灵明之性;妙玉恰是他的对立面,身在佛门,应具冷眼与清醒,心却陷溺红尘。宝玉与妙玉,实为一体之两面,互为观照。
其次,妙玉与宝玉都是“正邪两赋而来的一路之人”。小说第2回,贾雨村论及这“正邪两赋”之人时,说道:“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蒋玉菡)。”
情种是宝玉、黛玉,自不待言。逸士高人是妙玉。妙玉虽出自宦门,却已没落,寄身贾府,乃诗书清贫之族也。奇优名倡当是蒋玉涵。他是不甘驱制驾驭的,否则不会冒着极大风险,逃出忠顺王府。
“正”与“邪”代表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以社会伦理的标准去评价不合伦理规范之人,自然谓之为“邪”。宝玉、妙玉,在儒家的伦理规范里,其行为与精神追求是“邪”,在庄子的哲学里,却是“正”。
第三,宝玉和妙玉都不合时宜,不为世俗所容。宝玉于世道中“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妙玉则是“放诞诡僻”,“天生成孤僻人皆罕”。第六十三回,由邢岫烟口中道出她不得不寄居贾府的原因,乃是“闻得他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 “不合时宜、权势不容”八字,照应了第五回“世难容”的曲名。
第四,宝玉、妙玉都崇尚庄子超越世俗、消遥无为的人生态度。妙玉“常赞文是庄子的好”,因此自称“畸人”。宝玉最爱读的书也是庄子。当他在现实中遭遇心灵困扰时,就从庄子那里寻找安慰。第二十二回,宝玉因在黛玉、湘云二人那里碰壁,而想到庄子“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从而自以为了悟。可见庄子“泛然无系,任运逍遥”的思想,是宝玉从现实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精神寓所。
三家评本,涂瀛的“妙玉论赞”,说妙玉“壁立万仞,有天子不臣,诸侯不友之概”。小说第五回更是赞她“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宝玉则“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视追名逐利的腐儒为禄蠹。然则即便深恶其“不肖种种”的父亲贾政,也注意到宝玉“神彩飘逸,秀色夺人”,并因他的不凡才情而“点头微笑”。
“二玉”世难容的精神困境,是畸人形象不合世俗的一面,这是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与世俗的标准发生了冲突。追求天然真实的自我,不汲汲于利益算计,拥有超凡脱俗的精神标格,这是畸人形象德性完足的一面。评价标准的对立,带来评价结果的对立。在世俗社会里,他们被视为呆子、怪人,“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在知音见赏者的眼里,他们则有清奇之骨气,高雅之品味,超凡之精神。
《红楼梦》小说作者,精神上应该也有“畸人”特质。曹雪芹生前好友敦诚,在挽雪芹的诗中,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把雪芹比作“刘伶”。刘伶也是一个庄子式的“畸人”。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外形上,身高六尺,容貌丑陋;精神上,放肆情志,常以身处宇宙调和万物为意;人情世故上,沉默寡言,不滥交于人,只与阮籍、嵇康相交甚厚,应合了庄子“畸于人而侔于天”的特征。
敦诚把曹雪芹比作刘伶,说明雪芹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或是经常推崇刘伶,或是雪芹自己的性格与刘伶相似。雪芹是天才,也自负于自己的才情与精神高格,他在《红楼梦》中把妙玉设定成与刘伶一样的畸人,这其中的哲学意义就相当明显了。
三、槛外人与槛内人
妙玉身在佛门,自称“槛外人”;宝玉则谦称自己为“槛内人”。槛内与槛外,是入世与出世的两种人生态度。
《红楼梦》的作者有出世与入世的精神挣扎,整部小说都贯穿着这种矛盾的情绪。小说第五回,作者把这种矛盾,借警幻仙姑之口,告诉了读者。
……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性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
“禀性乖张,生性怪谲,聪明灵慧”这是宝玉的畸人特征。“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这是宝玉入世与出世的矛盾。荣宁二公的愿望,说出的是作者一生的矛盾与痛苦,可谓血泪之语。
作者把主人公贾宝玉入世与出世两种人生态度的矛盾,分别由两个女主人公承载。林黛玉承载了槛外人出世的追求,薛宝钗承载了槛内人入世的追求。妙玉作为主人公的副本,其槛外人形象,是黛玉的投射,其隐藏的槛内人特质,是宝钗的投射。
首先,妙玉与黛玉有诸多交集。二人同出一乡,皆为苏州人氏,且资质、经历极为相似。妙玉出生官宦之家,“文墨也极通”,“模样儿又极好”,“自小多病”,“入了空门”,才好了。黛玉也是自小多病,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既舍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二人都有离尘和高洁的精神。妙玉的出场就是带着“过洁世同嫌”而来。黛玉则“目无下尘”,如荷花一般出污泥而不染。二人在才华和灵魂上相似相通。黛玉自称“诗魔”,称妙玉为“诗仙”。黛玉咏螃蟹,“也不思索,提起笔来一挥,已有了一首”;妙玉续联诗,“遂提笔一挥而就”,二人形神,仿佛一人。
宝玉最重要的soul mate,灵魂上的知音,乃是黛玉。曹雪芹把精神出尘的理想,寄托在黛玉的身上。黛玉诗化的灵魂,天然无伪的性格,轻盈灵动的精神,是这种理想的外化。
第三十六回,宝玉在批评宝钗“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的同时,又说“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宝玉对黛玉的情爱,更多源于对她高洁人品的敬重。妙玉即是宝玉畸人形象的投射,宝玉与妙玉精神上的一致,乃是宝玉与黛玉精神上的一致。妙玉“槛外人”的精神特质,是她和宝玉、黛玉共有的畸人的特质。
其次,妙玉虽有槛外人的出世追求,却难以超越自我,摆脱不了槛内人的现实束缚。妙玉入世的内在特征,表现在她对物的执念,对人之差等的执着,对俗世人情的眷恋,以及终不能放下的自我闺阁意识。
第一,物的执念与人之差等的执着。第四十一回栊翠庵品茶一节,妙玉器不厌精。她用的绿玉斗,贾府“未必寻得出这么一件俗器来呢”,她以器之贵重而自傲,是对物的执着的表现。器,在这里不只是用具,也是文化品味和阶层的象征。她要砸刘姥姥用过的杯子,因为在她眼里,刘姥姥乃低下粗鄙之人,不该越界,被玷污的不是她的杯子,而是她的文化层次。就像灵通宝玉“被声色货利所迷,就不灵了”一样,此刻的妙玉也被俗世的埃尘所迷,失去了她本该有的佛家的明性与智慧。自认高洁时,恰是低俗时,这应该就是哲学意义上的“欲洁何曾洁”。
向秀、郭象《庄子注》曰:“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若妙玉真是 “畸人”,就应该具有庄子齐同万物的思想,怎会执念于人之差等?
护花主人在此回回末总评曰:“刘姥姥极村俗,妙玉极僻洁,两两相形,觉村俗却在人情之内,僻洁反在人情之外,宁为姥姥,毋为妙玉。”诚然。
第二,形式的拘泥。妙玉说黛玉尝不出茶水是梅花上的雪,是“大俗人”,这是妙玉的另一种执着和迷陷。梅花上的雪,是隐喻而非写实,它是爱洁的象征,也是世俗化的形式的象征。执着于器,器就成为人的束缚;执着于形式,形式就变成最大的迷障。整部《红楼梦》,黛玉从不曾拘泥于形式,更不曾看重器与物。妙玉于物的看重,于形式的执着,正是妙玉比黛玉俗了一层。
“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这俗世生活里的声色食欲的满足,本是妙玉不屑一顾的,而她现在却以自己的生活调情来嘲笑黛玉了。
第三,闺阁意识与人情世故。妙玉知道贾母不喝六安茶,说明妙玉经常在贾母处走动——或者是被召唤。栊翠庵品茶,贾母跟她说话的语气是冷的,带有命令的成份。而妙玉以精品茶器为贾母奉茶,多次的“忙”和“笑”,极扎眼。 “妙玉忙接了进去”,“妙玉笑往里让”,“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妙玉笑说……妙玉笑回……”
在第七回中,宝钗看到周瑞家的,而“满面堆笑”,不是像极了这一段文字吗?还有第十八回省亲一节,宝钗对元春的奉承,第二十二回看戏一节,对贾母口味的迎合,宝钗于人情世故,陷之深矣。
在此回,我们看妙玉,却看到了宝钗的身影。只是,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宝钗为人处世的机巧,是她生命哲学的一部分。而妙玉奉迎贾母,是无奈与迷陷。贾母把妙玉郑重捧给她的茶水,只抿了一口就递给刘姥姥喝,在妙玉看来,这是对她的轻忽与贬抑。“自谓蹈于铁槛之外”的她,不得不在俗世的人情里曲意奉迎,内心的压抑可想而知。砸杯子之举,除了精神洁癖与执念,还有一种愤怒情绪的宣泄,愤怒于贾母,也愤怒于自己。妙玉不能走出她的闺阁意识,也就无法真正远离红尘。
物质化倾向,冷漠的阶层观念,强烈的闺阁意识,正是宝钗的精神特征。
第八回,宝玉要看宝钗金锁,宝钗“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从里面大红祅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掏将出来。”
宝钗外面一色半新不旧的衣服,屋里的布置也如雪洞一般,里面却穿大红。低调乃是处世策略,而非内心追求。这节文字之前,宝钗看过宝玉的玉之后,后面附了一首诗,其中有“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暗示二人结局。“金”是宝钗的属性,和这里的“黄金灿烂”一样,明喻其世俗化、物质化的精神倾向。
宝钗对金钏之死的态度,体现了她冷漠的阶层观念。在贵族小姐的眼里,丫头贱如泥,含辱自杀“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宝钗的闺阁意识,小说中多次提起。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表述得最为清楚。黛玉行酒令时引用了《牡丹亭》、《《西厢记》,宝钗发长篇宏论,教导黛玉。
“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宝钗的这种“女孩家”的本分,和第七十六回妙玉所说的不能失了“闺阁面目”,有本质上的一致。
在俗世生活中的耽溺,是宝玉、妙玉和宝钗共有的。妙玉槛外人心在槛内,旁观者难出迷局,这是她的双重性矛盾。也正是这样,这个形象才会如此丰满、立体。正如陈其泰所言:“倘妙玉和光同尘,人人见好,固不成其为妙玉。……《红楼梦》,情书也。无情之人,何必写之。倘妙玉六根清净,则已到佛菩萨地位,必以佛菩萨视妙玉,则《红楼梦》之书,可以不作矣。”
结语:
《红楼梦》是一部思考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哲思之作,基于这种探索与追问,作者才会塑造出宝玉、妙玉这两个“畸人”。宝玉与妙玉,分别处于现实——理想,槛内——槛外的两端,从两个视角,共同见证“红楼一梦”的悲欢离合、荣辱兴衰。
注释:
①叶嘉莹《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J]. (《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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