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破石惊朱丝马迹=====薛文宣·红楼天地会朱三太子朱慈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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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和歌辞·王昭君_敛容辞豹尾
作者：骆宾王

敛容辞豹尾，缄怨度龙鳞。金钿明汉月，玉箸染胡尘。
妆镜菱花暗，愁眉柳叶嚬。惟有清笳曲，时闻芳树春。

骆宾王（约619—687年）字观光，汉族，婺州义乌人（今浙江义乌）。唐初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高宗永徽中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历武功、长安主簿，仪凤三年，入为侍御史，因事下狱，次年遇赦，调露二年除临海丞，不得志，辞官。有集。骆宾王于武则天光宅元年，为起兵扬州反武则天的徐敬业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敬业败，亡命不知所之，或云被杀，或云为僧。https://so.gushiwen.cn/authorv_b8f9680ff0fe.aspx
骆宾王
骆宾王

骆宾王（约619—687年）字观光，汉族，婺州义乌人（今浙江义乌）。唐初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高宗永徽中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历武功、长安主簿，仪凤三年，入为侍御史，因事下狱，次年遇赦，调露二年除临海丞，不得志，辞官。有集。骆宾王于武则天光宅元年，为起兵扬州反武则天的徐敬业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敬业败，亡命不知所之，或云被杀，或云为僧。► 133篇诗文　► 120条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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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 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免费编辑 修改义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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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别 :社会人物|文化人物
朱熹(农历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人物关系
外祖父 祝确
基本信息
中文名
朱熹

别称
朱子、朱文公、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

字
字元晦，一字仲晦 号晦庵

所处时代
宋朝

出生地
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


出生日期
1130年9月15日

逝世日期
1200年4月23日

主要作品
《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晦庵词》等

主要成就
儒学集大成者，宋代理学家

爵位
徽国公

目录
1人物生平
2主要成就
3历史评价
4轶事典故
5主要作品
6史籍记载
7后世纪念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折叠年少求学

位于白鹿书院的朱熹像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折叠初入仕途

朱熹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3]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

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折叠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折叠重建书院

朱熹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折叠治学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折叠还居建阳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宋朝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1]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成就
折叠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2]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事物的规律。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

人性二元论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折叠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

折叠科学思想
朱熹阐述“格物致知”时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认为对天文、地理、生物、农业、气象等万事万物都应该研究。

朱熹对于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著名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以及历代天文地理知识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北宋自然科学家沈括名著《梦溪笔谈》钻研尤深，使得《梦溪笔谈》成为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朱熹著有《参同契考异》，并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如从对高山螺蚌壳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变化等，如月用胶泥制作过立体地图。朱熹学生黄斡在《朱先生行状》中称朱熹“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朱熹67岁时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从小就关心天文问题，甚至思想得几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后是何物。这都说明，他把理学推向鼎盛时期，使儒学的哲学化达到很高的水平，是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作基础的。

朱熹重视观察实证：“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提出要更好地研究历法，需要有好的观测仪器进行观察、检验。朱熹曾详细地描述了自己设想的一种可以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假天仪”。他设想设计一个球体类似天球，球体内部标上星辰位置，人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可以随之观察星辰。“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朱熹用浑仪观测过北极星的位置与地面所构成的夹角，并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表明了他通过对照比较各地不同的观测数据而进行怀疑思考的科学精神。

据乐爱国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尧典》注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除此之外，朱熹对地质学化石、否认神创论、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中医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

折叠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折叠重建书院

白鹿洞书院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朱熹在世之时，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含、考亭书院，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且还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原址在江西星子县境内庐山五老峰东南。此处曾经是唐代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当年李渤喜养白鹿，因此得名。南唐开始在此建立学舍，号为庐山国学，宋时又在此建立书院。十月，派人访查白鹿洞旧址，并拨款重建了书院，又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藏书，购置日产以供办学之用。书院得到朝廷的认可，教学活动由朱熹亲自主持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旧址在长沙岳麓山，原为宋朝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也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他还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对书院的建设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所书院直到明清时期仍然是一处著名的高等学府。

折叠文学成就
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其词结有《晦庵词》。

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折叠书法成就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已成为中国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朱熹
清康熙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

朱熹学生黄囗在（《朱子行状》）：道之正统，待人而传……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南宋词人辛弃疾：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南宋词人陆游：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

清初江藩：晦翁是宗孔嗣孟，集诸儒之大成者也。

凤凰网（《理学大师：朱熹》）：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朱熹有很多方面值得后人学习。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他在训诂、考证、注释古籍，整理文献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另外，他对天文、地理、律历等许多自然科学，也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官员，他在努力维护那个制度的同时，也能体察民情，反对横征暴敛与为富不仁者，敢于同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在地方官的任期内，朱熹也做了一些如赈济灾荒、鼓励生产等安定民生的有益工作，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不失为一位正直有为的人。最后还应指出，朱熹还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之一。

宋人黄震《黄氏日抄》云：晦庵为《集注》，复祖诂训，先明字义，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后……发其指要。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清人全祖望（《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英国现代生物学家李约瑟：①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②至少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③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

折叠编辑本段轶事典故
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连环巧问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

为官正直，体察民情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同上）。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鹅湖论学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朱张会讲

张栻，字敬夫，师从胡宏，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张栻进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之先河。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朱熹在张栻的陪同下游南岳衡山。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几天里，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栻就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两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与张栻分手后，携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一路轮流更换唱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朱熹和郑樵

南宋朱熹年轻时，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路经莆田时，于夹漈草堂见到了郑樵。年过五旬的郑樵对他以礼相待。席间，桌上只有一碟姜、一碟盐巴，朱熹的书僮看到心中暗暗不乐。朱熹取出一部手稿，请郑樵过目指正。郑樵恭敬地接过，放在桌上。接着，他燃起一炷香，室内顿时异香扑鼻。这时，恰好窗外吹来一阵山风，把手稿一页一页地掀开。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像被清风吹醉一般。等到风过去后，他才慢慢地转过身子，把手稿还给了朱熹。两人促膝而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朱熹十分高兴，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表示感谢。联句是：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

朱熹离开草堂后，步行到前次下马的地方上马。他的书僮不满地说：“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他对相公太无礼了。无酒无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亏他做得出来。”朱熹说：“那盐不是海里才有的吗？那姜不是山里才有的吗？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

书僮：“相公的手稿，他连看都不看……”朱熹：“你没看到吗？我送他手稿时，他特地燃起一炷香，这是很尊重我啊；风吹开稿页那阵子，他把稿子看完了。他跟我谈了不少好意见，还能把手稿里的原句背出来，令人钦佩。”书僮：“相公老远跑来见他。可今天离开时，他送都不送一程。”

朱熹说：“他送到草堂门口，就已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做学问的人，每分钟时间都很宝贵啊。”

正说着，前面草丛里突然哗啦一声，一只五色雉鸟从头顶飞过。两人不由得回过头来，却见郑樵还站在远处的草堂门口前，保持原先送客的姿态，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朱熹笑着说：“你看，他还在门口站着，送客不忘读书，真是个贤人啊。”

追索其诗

朱熹有足疾，曾有一个江湖郎中来为他治疗。针灸以后，老夫子感到腿脚轻便了不少。朱十分高兴，重金酬谢的同时，还送给这个道人一首诗：“好多年走路靠一根瘦竹撑动，想不到针灸还真有神奇之功。扔开拐杖出门儿童看了发笑，这难道就是从前匍匐而行的老翁？”道人拿了朱熹手书的诗章，就离去了。没几天，朱熹足疾重新发作，且比没针灸前更厉害了。急忙派人去追寻道人，已不知道逃到那里去了。朱叹息道：“我不是想惩罚他，只是想追回赠的那首诗，唯恐他拿去招摇撞骗，误了别人的治疗。”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朱熹书法作品
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折叠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宋史·道学·朱熹传》

折叠编辑本段后世纪念
江西省上饶朱熹纪念馆


朱熹
江西上饶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殿前大门两侧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

福建武夷山朱熹纪念馆

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位于武夷宫古街。为仿宋宫殿式建筑，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25米，占地约875平方米，由前厅、两廊、庭院、展厅等组成。前厅正门上，高悬“朱熹纪念馆”横匾，5个大字庄重而苍劲有力。殿前大门两侧悬挂3幅抱柱联，一幅是赵朴初撰并书，联曰：“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三字‘不远复’，心地功行九曲溪。”一幅为清康熙御笔：“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还有一幅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撰并书：“致广大而尽精微，网罗历代；尊德性而道学问，体用兼赅。”大门两侧围墙上各镶嵌10块碑刻，为朱熹手书《潭州城南二十景》诗，是朱熹访问张栻于长沙岳麓书院唱和的诗作。

讲学遗址

仙游枫亭文昌阁前身为会心书院，始建于隋代，初为庵堂。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学，并亲书“敬义堂”为匾。明嘉靖四年（1525年）更名“会心书院”，后几经兴废，1996年在遗址复建文昌阁。

孔门先贤十二哲
闵损(字:子骞)        冉雍(字:仲弓)        仲由(字:子路)        宰予(字:子我)
端木赐(字:子贡)        言偃(字:子游)        卜商(字:子夏)        颛孙师(字:子张)
有若(字:子有)        冉求(字:子有)        冉耕(字:伯牛)        朱熹(字:元晦)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        孟子        荀子        董仲舒        韩愈
李翱        朱熹        王阳明        刘宗周
参考资料
1．朱熹的一生  . 梧桐子 . [2015-5-29]
2．朱熹是哪个朝代的诗人？朱熹有哪些作品  . 历史网 . 2015-11-30 . [2016-1-19]
3．朱松　朱熹　朱在  . 福建省情资料库 . [20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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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汉族，明朝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巨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105篇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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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天启初，为礼部主事。历右通政。因劾魏忠贤、客氏，削籍归。崇祯初，起顺天府尹，奏请不报，谢疾归。再起授工部侍郎，累擢左都御史。又以论救姜采、熊开元，革职归。福王监国，起原官；痛陈时政，并劾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高杰，复争阮大铖必不可用，皆不听，乞骸骨归。杭州失守，绝食二十三日卒。门人私谥正义，清时，追谥忠介。学者称念台先生。又尝筑证人书院讲学蕺山，又称蕺山先生。宗周著作颇富，有《刘蕺山集》十七卷，及《刘子全书》、《周易古文钞》、《论语学案》、《圣学宗要》等，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他生于1578年正月二十六日（3月4日），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年青时期屡试不第，遂以讲学为生，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如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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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历

　　刘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学问日进。17岁时，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由于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于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刘宗周考中了举人，4年以后，考取了进士。但因母亲去世，他没有受官。后来经人介绍，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

　　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门下唐枢（一庵）的弟子。其学以“克己”为要，“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与罗汝芳（近溪）一派讲学不合，认为罗及其弟子“以无善无恶为宗”，不合王阳明的“正传”，故作《九谛》与之论难。刘宗周拜许为师时，问为学之要，许告以“存天理，遏人欲”。刘宗周受许孚远影响很大，从此“励志圣贤之学”，认为入道莫如敬，以整齐严肃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

　　次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路过德清，拜别许孚远，许勉励他“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刘宗周“为之猛省”。他一生对许非常推崇，曾说：“余年26，从德清许恭简公游，邑己问学，于今颇有朝闻之说”，“平生服膺许师”。后来他提倡“慎独”之说，与许孚远很有关系。

　　当时朝政黑暗，权臣当道，朋比为奸，·排斥正人。万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炼丹，数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他承重守制，于居丧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以此为生。他闲居七年，贫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继，往往靠借贷度日。但他足迹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访的，他也拒而不见。

　　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人推荐，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北上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又是东林书院的创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学问，有问学三书，一论居方寸，二论穷理，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从此刘宗周论学更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

　　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倾向已很明显，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被认为同情东林党。他鉴于群小在位，党祸将兴，就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这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比之为少正卯，说他“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归于顾，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

　　解官后，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觉得轻松。他早就想潜心学问，摆落世事的缠绕。在《与周生书》中，他写道：

　　不佞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风波荆棘之场，卒以取困。愚则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虑，不讳调停，外不知群小，内不见有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则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著，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易》曰：“小人剥庐，终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万物一体，亦会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宠辱，则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学不进，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脉，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韩退之中废，作《进学解》以自励，遂成名儒，其吾侪今日之谓乎！

　　小人当道，国事日非，既不能作济世之名臣，不妨作一个弘道之名儒。因此，刘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内省的治学道路。

　　刘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认为陆、王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容易导致禅学化。所以他曾说：“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但到了中年，他的学术主张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解官后，他闭门读书，“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转向了陆王心学，著《心论》一文，阐发了自己的心学观，认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于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终，是故知死生之说”。表明刘宗周完成了对心学从“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转变。

　　在教学之暇，刘宗周撰成《论语学案》、《曾子章句》两部重要著作。在《论语学案》中，刘宗周强调“学字是孔门第一义”，指示“君子学以慎独，直从声外立根基”，“视听言动，一心也；这点心不存，则视听言动到处皆病，皆妄矣。若言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动思敬，犹近支离。”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既由心学中脱胎，又希望矫正心学之失的特征。这表明刘宗周对阳明心学开始了由“中而信”到“终而辨难不遗余力”的转变。

　　刘宗周家居三年。这期间，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而这时明朝的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东北的满洲日益强大，明军连年失利；朝中则党争不已，政治腐败。刘宗周虽身在江湖，但还是心系魏阙，不在其位，并非不谋其政。他在《与周绵贞（起元）年友书》中，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道：

　　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缓须臾之决裂。况遐荒远激，尤非帖然无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犹不至一日瓦解耳。敌患孔亟，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他认为，国事弄到现在这个样子，“吾党与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谓“奸党”。他对“正人”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辈出处语默之间，亦多可议。往往从身名起见，不能真心为国家。”只顾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国家为念，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刘宗周痛切地说：“所云吾党之罪，在宋人之上，不为虚也！”

　　明熹宗即位，登用东林党人，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这时熹宗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贤干预朝政，刘宗周上疏参劾。疏入，传旨廷杖六十，幸得叶向高相救获免。当时上书者多请逐客氏，而纠弹魏忠贤，则自刘宗周始。后来魏忠贤大兴党祸，扰乱国家，刘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启三年（1623），刘宗周升为尚宝少卿，旋告归。次年，奉圣旨“刘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会赞扬刘宗周“千秋间气，一代完人。世曰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将推他进入内阁。但刘宗周鉴于群贤被逐，不愿出山。他上疏推辞说：“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礼义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及其变也，或以退为进。至于以退为进，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无权，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他要以自己的行动，来矫正士风，砥砺气节，为衰世树一榜样。他又作了二疏，一申理诸君子发明忠邪之界，一参魏忠贤误国之罪。二疏送到通政司，司中人目瞪口呆，说：“此何时？进此疏耶？大祸立至矣。”仅把辞职一疏上闻。果然熹宗大怒，降旨说：“刘宗周藐视朝廷，矫性厌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职，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

　　此时魏忠贤阉党当道，缇骑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刘宗周既因得罪魏忠贤得祸，于是慨然叹道：“天地晦冥，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他召集诸生，于蕺山之麓会讲。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

　　会讲每月举行一次，到年终辍讲。每次会讲，刘宗周都令学者收敛身心，使根抵凝定，为人道之基。他曾说：“此心绝无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间不容发处，恰是此心凑泊处。此处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于是他提出“慎独”之说，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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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别 :历史人物|政治人物
高攀龙(1562年 - 1626年)，字存之，  又字云从，  南直隶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著有《高子遗书》12卷等。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后遇父丧归家守孝。万历二十年(1592年)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高攀龙上疏参劾首辅王锡爵，被贬广东揭阳典史。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高攀龙辞官归家，与顾宪成兄弟复建东林书院，在家讲学二十余年。天启元年(1621年)，高攀龙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历任太常少卿、大理寺右少卿、太仆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

天启六年(1626年)，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该年三月，高攀龙不堪屈辱，投水自尽，时年六十四岁。

崇祯初年(1628年)，朝廷为高攀龙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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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本名
高攀龙

别名
高云从、高存之、高景逸

字
存之、云从

所处时代
明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南直隶无锡(今江苏无锡)

出生日期
1562年

逝世日期
1626年

主要作品
《高子遗书》《周易孔义》《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

目录
1人物生平
2主要成就
3人物评价
4家族成员
5后世纪念
6书信选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折叠早年经历
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江苏无锡人。 祖父高静成曾任浙江黄岩县令，父亲高继成生有五个子女，高攀龙排行第二，后因高静成的弟弟高静逸无子而被过继为嗣。

高攀龙自幼好读书懂礼仪。万历十四年(1586年)，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罗懋忠和顾宪成前来讲学，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理学"，确定了治学方向。

万历十七年(1589年)，高攀龙中进士。不久后高静逸去世，高攀龙归家为嗣父守孝三年。

折叠初入官场
万历二十年(1592年)，高攀龙服丧期满，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 因平时工作比较清闲，高攀龙大量阅读行人司中丰富藏书，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著作，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赞赏其"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高攀龙还编写了《日省编》，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又将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抵制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

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呈上自己著述的《大学初义》，诋毁程朱之学，并请求颁行天下。高攀龙极力反对，上疏驳其荒谬。这本书因而未能刊行。

折叠贬官外放
这一时期，明神宗已长期不理政务，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使政务混乱，国力日衰。高攀龙随即上《今日第一要务疏》，称欲改变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首先必须正本，其次要"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革新政治。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等人被罢官，朝中议论多归咎首辅王锡爵。高攀龙和御史袁可立上疏，指责王锡爵排斥异己，认为皇帝不应无故贬斥大臣，并斥责郑材和杨应宿谗言诬陷，应予罢免。 杨应宿则上疏弹劾高攀龙，言辞狂妄近乎荒诞。部院提请轻罚二人，神宗下旨贬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典史。

高攀龙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在船上就订立严规，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不被外界干扰。 到揭阳后，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培养了不少学生。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惩治地方恶霸。高攀龙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折叠归家讲学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龙在赴任七个月后以事假归家，不久遭遇亲人病故，于是不再出仕。此后在家乡讲学二十余年，虽有言官多次推荐，但皇帝并不理会。

高攀龙在漆湖之畔(今蠡湖东岸)建造一座"水居"，取名"可楼"，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场所。除刻苦钻研外，高攀龙还参与讲学，很快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当时高攀龙与顾宪成志同道合，交谊颇深。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并每年举行"东林大会"。 初由顾宪成主持，万历四十年(1612年)顾宪成去世后改由高攀龙主持，直至天启五年(1625年)书院被拆毁为止。当时朝野内外的士大夫无论认不认识他们本人，提起高、顾都是一致称赞。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当时许多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在朝的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应和。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诬之为"东林党"，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

折叠复起为官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明光宗在位一月驾崩，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

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而重新崛起。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天启元年(1621年)又进封为光禄少卿。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关外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失陷，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

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高攀龙上疏追论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要求惩治郑养性、李如桢、崔文升等人。奏疏上达，皇帝不悦而责备高攀龙多言，但最终仍将郑养性谴归原籍。

当时孙慎行以红丸案指责前任首辅方从哲，高攀龙也引《春秋》典故归罪方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被高攀龙上疏严厉斥责。 不久高攀龙被调任太常少卿，又上一道《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向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方从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责帝王不孝的言辞激怒熹宗，熹宗欲严惩高攀龙。叶向高极力挽救，才得以罚俸一年而作罢。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高攀龙调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仆卿、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高攀龙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纠劾贪污御史疏》弹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铺张浪费。吏部尚书赵南星经复查认为事实确凿，提请将崔呈秀戍边。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认魏忠贤为义父。

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控制了朝廷内外。东林党人如杨涟等纷纷上书参劾魏忠贤，双方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折叠被诬自尽
此时魏忠贤正借机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称高攀龙与赵南星结党营私，皇帝下旨严厉斥责。不久后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任知府，攻击高攀龙徇私、排挤同僚，高攀龙因而被罢黜。

高攀龙等人被罢官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大权，编派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将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开列在内，予以打击。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贤矫旨，以东林书院为始将全国书院尽数拆毁。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龙仅被罢官，必欲除之。于是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等七人贪污，派遣缇骑前来抓捕。三月，高攀龙整冠束带前去拜谒先贤杨时的祠堂。回家后与弟弟高士鹤及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谈笑自如。此时有人前来禀告周顺昌已被逮捕，高攀龙闻言神情泰然，笑说:"我本视死如归"。归家后与夫人谈笑如常，没有异样。亲笔书信交给两个孙子，交代翌日递给校官，而后闭门遣散诸孙。不多时高攀龙的儿子们(发觉异样)前来探查，发觉高攀龙已自沉于池塘，时年六十四(虚岁六十五)。

子孙们打开高攀龙的信，乃是遗嘱，上面写着:"我虽被罢免官职，但过去曾是朝廷大臣。大臣不可以被侮辱，因为大臣被辱等同于国家受辱。我现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以效仿屈原的遗愿。皇帝的恩泽未能报答，只愿来世再报。臣高攀龙绝笔。希望使者带去这封信向皇上复命。"

高攀龙就死前曾致书同年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后来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魏忠贤从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忠贤推戴之势成矣。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节寰袁公传》)

折叠身后追封
崇祯初年(1628年)，朝廷为高攀龙平反昭雪，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成就
折叠东林领袖
高攀龙是东林学派的精神领袖之一，与顾宪成兄弟创建了东林书院。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学(王守仁学派)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国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后人评价他"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

无论在朝在野，高攀龙时刻关注国家的命运，关心百心的生活。在邪恶面前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他的思想与道德足以成为后世楷模。

折叠诗文著作
高攀龙的诗文被称为"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著有《高子遗书》12卷，以及《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正蒙释》、《二程节录》、《水居诗稿》、《毛诗集注》等书。

高攀龙的文章，平易流畅，素雅清遒。如记叙散文《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和《祭顾泾阳先生》，富有情感地讲述了东林领袖顾宪成的生平事迹和为人品德。文中有:"先生于世，无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体，居取坐卧，不知其他。四壁不垩庭草，不除帷帐，不饰一几一榻，敝砚秃笔，终日俨然冥坐读书，四方酬答而已。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等句，素淡几笔写出一位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又如《薛文清公传》，几件小事即将薛文清公正廉明、的品格勾画如生。高攀龙的游记虽不多，但也可见借景抒情的文笔功力。如《武林游记》中写湖中雨景道:"是时雨丝阴蒙，水烟笼树，远山层叠，浓淡相间。内湖荷香袭人，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读文如观画。又如《三时记》描绘大姑滩的险急，栩栩如生，颇有深意。

高攀龙的诗歌，朴素自然，文字简洁，恬淡中别有寄托，颇有陶渊明的风格。如《夏日闲居》中语句:

长夏此静坐，终日无一言。

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

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间。

北风忽南来，落日在远山。

顾此有好怀，酌酒遂陶然。

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

清幽的环境衬托出悠闲的情绪。《说诗晬语》曾给予评价:"万历以来，高景逸攀龙，归季思子慕，五言淡雅清真，得陶公意趣。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沈德潜则称高攀龙的诗是:"无心学陶，天趣自会"。

折叠静坐学说
高攀龙担任行人职位时大量阅读经典，但仍自感"读书虽多，心得却少"，于是改用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

高攀龙的静坐功夫造诣甚高。所谓静坐以"平常"为要诀，"平常"即清静自然:"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静中妄念即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还他湛然而已"，"湛然动去，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个平常也。故曰无动无静，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 高攀龙在著作《书静坐说后》中又把理学的"主一"观念引入静坐论，认为"必收敛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如意非著意，盖心中无事之谓一，著意则非一也。"可见高攀龙的静坐说也并非一味讲静，具有"以静为主，动静交养"的含意。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董必武:"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著，瞻楹履阈学弥坚。"(诗中"高顾"指高攀龙和顾宪成)

邓拓:"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高攀龙等人是"东林一代好男儿"。

周炽成:高攀龙的身本论、天下一身论、身心论等继承和发挥了孟子、张载、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人关于身心的思想，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折叠编辑本段家族成员
祖父:高静成

继父(叔祖):高静逸

父亲:高继成

兄弟:高士鹤

儿子:

高世儒:高攀龙自尽后，崔呈秀还不罢休，矫诏将高世儒下狱。高世儒因父获罪，被处以徒刑(拘禁服劳役)。崇祯时期高攀龙平反昭雪，高世儒也得到朝廷重新起用。

高世学

高世宁

侄子:

高世泰:高攀龙去世后，家室被毁，宅基不久转售陈姓。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高世泰将原宅赎回，于康熙五年(1666年)在高攀龙投水捐躯园池处葺屋三楹，名曰"止水祠"，成为县城中祭祀高攀龙的专祠。

折叠编辑本段后世纪念
折叠高攀龙墓
高攀龙墓几经迁葬。最初由于党祸而人心畏惧，高攀龙遗体被草草安葬在无锡县城西郊横山之麓。明崇祯元年(1628年)，东林党冤狱得以平反。皇帝钦派礼部官员来到无锡勘定茔城，准谕茔祭葬。清顺治三年(1646年)，高氏后裔将高攀龙墓迁葬于璨山之麓(河埒口高攀龙墓)。墓地形制宏伟，占地约四亩七分。墓前立石坊，正面坊楣上刻"谕茔"二字。墓道两侧列有石兽三对。后有祭台，祭台后为坟丘，正中为高攀龙和王氏合葬墓，其下左为长子高世儒墓，右为次子高世学墓和三子高世宁墓。坟前墓碑上刻"明诰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景逸高公暨配王夫人墓"。坟丘四周有石砌墓园，其上浮雕瑞兽图案。墓园内外，遍植松柏。"文化大革命"初期，墓遭掘毁。

现存高攀龙墓为1985年重建，墓地位于青山南麓其祖、父所葬青山茔地。墓园四周有砖砌罗城，内用石块围砌墓墩，上部有封土，前有石刻墓碑，上镌"明高攀龙之墓"。墓碑前设祭台。墓园内植青松翠柏，格外清幽肃穆。[1]

折叠高子止水
高攀龙去世后，家室被毁，其宅基不久即转售陈姓。清顺治十七年(1660)，其侄高世泰将原宅赎回，后于康熙五年(1666)，在高攀龙投水捐躯园池处葺屋三楹，名曰"止水祠"，成为县城中祭祀高攀龙专祠。雍正十一年(1733)，无锡地方官府勒石祠右，公布保护措施。乾隆五十四年(1789)，地方官府再次勘定池界，并颁给永禁告示，对止水遗址更加保护。

解放前夕，止水池、祠均告荒废，无人问津。1953年，无锡市人民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物遗址，于南门水曲巷高宅后园旧址处，凿发筑池，恢复原状，并植种花木，使旧地园池再现一泓清流。同时，由高氏裔族高运昌请郭沫若亲笔题写了"高子止水"四字，并刻石嵌置于水池岸边。1960年，邓拓亲访无锡瞻仰东林旧迹，撰有《访高子止水》诗一首，曰:"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儿男。攀友风节扬千古，字字痛心绝命辞。""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子止水遭受破坏，池塘堙塞。1978年，原池遗址经重新清理整修，恢复昔日旧貌，水池砌有湖石假山石台，绿树成荫，花木掩映，清池一泓，倍显生机。人们临池俯视，犹觉先贤遗风尚存，格外使人敬重景仰。

折叠纪念馆
水居苑位于无锡金城西路以南、蠡湖大桥东侧，占地15公顷。苑中主体建筑取名"五可楼"，其意既为"第五次重建可楼"，又寓含高攀龙所谓"可以望山、可以观水、可以清风送爽、可以阳光普照，可以明月作伴"的"五可"之意。

高攀龙纪念馆就位于"五可楼"上。入馆迎面即可见"实学、亲民、忧国，学者以天下为任"的高子精神，令人观之振奋。馆内图文并茂、泥塑和实物并存，从"高子生平"、"东林风骨"、"水居情怀"、"清遒诗文"、"天下己任"五方面生动再现了高攀龙磊落的一生。

园子细腻雅致，园中临湖筑有百米长廊，可遮风蔽日。同时建有工艺精湛的文化墙、高攀龙坐像。遍布全园的56块书法碑刻、9幅楹联、6块匾额浸润了高子"学问必须躬行实践"、"关注民生"的学风、"修身养心、德行为先"的品性和"廉洁自奉，当官为民"的政治主张，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这位东林先贤的高风亮节。

水居苑的意义不止于回顾历史，它更是一个可以领略书法、石刻艺术精华的文化大观园。水居苑入口处的"高子水居"四个鎏金大字为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手迹，"高攀龙纪念馆"馆名由著名文史评论家、中国书画界名人金开诚题写。[2]

折叠编辑本段书信选
答袁节寰中丞(一)

(上)

(明)高攀龙

今天下难联者人心，难得者人才，难鼓者士气，得老公祖一点真精神不难矣。太平之涂辙，非艰危之行径，须是廓而大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博而收选，择而使又何害乎?损冗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

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与老公祖共此者，其地方贤士大夫乎!不审有其人否?腐儒之谈无当也。而涓埃可佐高深，故不敢以肤言而以衷语。

(高攀龙《高子遗书》)

答袁节寰中丞 (二)

(下)

(明)高攀龙

国家三空四尽，左支右吾之不给，孚号同于充耳，真如老公祖之教矣。以弟愚见，今天下节钺诸贤，必假以便宜，使得多方生财以自足用。若必待司农司农巳告罄，必待内帑，内帑将不继。一旦有急，无论呼而不应，即应亦后时，其祸可忍言哉!不知彼中亦有心计之人可与上下其议者否? 事穷则变，变则通。如之何坐而待毙也。

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 (高攀龙《高子遗书》)

参考资料
1．高攀龙墓简介  . .无锡文物 . 2014-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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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
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126篇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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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家世显赫

　　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十七日（1137年4月9日）。他出身官宦世家。九世祖吕梦奇，唐末五代时东莱人，曾任后唐户部侍郎，乃吕蒙正、吕蒙亨之祖父；八世祖吕龟祥，殿中丞，知寿州，遂家于寿州；七世祖吕蒙亨，官至大理寺卿，其从父兄吕蒙正，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状元；六世祖吕夷简、五世伯祖吕公弼、五世祖吕公著，皆曾入朝为宰相。高祖吕希哲，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吕弸中、父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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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

　　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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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后世又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右相张浚之子。南宋初期学者、教育家。南宋理宗淳祐初年（1241年）从祀孔庙，后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625篇诗文　► 2条名句

完善
后代

　　张栻后裔繁多，现湖南涟源（原安化县）白杨、冲头、马头、大范等张姓大多为张栻之第七世孙张万全之子伯瑛、叔瑛、季瑛（张汝诚）、琨瑛、玉瑛、仲瑛、孟瑛、金瑛之后。每年在农历6月30日季瑛公生辰日，此支张姓后裔均会在白杨进行祭祖活动。

　　另一支世系为张栻（南轩先生）——张焯——张明义——张翔——张庚——张忠志——张万四（字登龙，又字秀成）——张梦松——张国辅——张文遂——张良臣。今有张良臣之子必文、必庆、必达、必遇、必胜、必禄、必全、必贤、必才、必亮、必明、必照、必兴等十三人之后裔，现广泛分布于湖南之邵阳、洞口山门、衡阳、娄底、湘潭、四川之德阳、广汉新华、中江兴隆、什邡、绵竹仁圣宫、三台新鲁镇、资中大有乡、威远、泸州以及重庆、贵州等地区，此支后裔时常在清明时节致祭宁乡、绵竹之祖墓。 ▲

介绍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中兴名相张浚之子。幼承家学，既长，从师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潜心理学。曾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志。胡宏一见，知其大器，称赞道：“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孝宗乾道元年（1165），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遐迩，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后历知抚州、严州、吏部员外侍郎、起居郎侍立官兼侍讲，再历知袁州、江陵，淳熙七年（1180）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著作经朱熹审定的有《南轩文集》四十四卷刊行于世，还有《论语解》十卷、《孟子说》七卷，后人合刊为《张南轩公全集》。尝作石鼓书院《武侯祠记》、《风雩亭赋》，并亲书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刻碑嵌于合江亭壁。卒谥宣，葬于湖南宁乡沩山（又名官山，为衡山之麓，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朱熹志其墓（《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理宗淳祐初年（1241）从祀孔庙，后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
教育思想

办学指导
　　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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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都是张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拭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湖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正是这种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长沙及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而又深思的历史现象。 ▲

评价

　　张栻理学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论语解·序》）。曾创建善化（今长沙）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力主抗金，学术上虽承二程，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

　　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并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即张栻）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宋元学案》作者黄宗羲称理学中“湖湘学最盛”。教育方面写有大量学记，提出办学的主张，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岂特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 道而济斯民也”。评价张栻的思想:“见识高，践履又实。”(《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反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主张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去教育和培养修齐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方。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子之礼，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仑之间，优游于弦歌诵读之际”。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反对学习上的好高骛远，在学与思的问题上，主张“学思并进”，在其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以此躬行实践，影响甚著。陈亮则曰：“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全祖望则云：“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湘学略·岳麓学略第五》）。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宋史·道学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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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南巡之争，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农历三月的一起政治事件。

明武宗在江彬的唆使下诏南巡，遭到明朝百官的集体反对，最终以一百余位官员受刑或贬迁，明武宗收回成命而告终。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宸濠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以平乱为由，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八月开始南巡。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明武宗南巡之争

发生时间
正德十四年(1519年)农历三月


人物
明武宗

结果
明武宗暂时收回成命，但不久仍南巡

目录
1历史背景
2各部劝谏
3事件结果
4后续事件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背景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年--1521年)，明朝第十位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出为皇帝嫡长子，后来又当上皇帝的人。明武宗14岁登基，年号正德。

1519年(正德十四年)三月，即下诏准备南巡。诏书颁布之时，朝廷内外一时哗然。

1519年(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久怀异志、阴谋作乱的江西宁王朱宸濠杀死朝廷命官，率众起兵作乱。七月十三日，南京守备、参赞等官才将朱宸濠反叛的事奏到朝廷。武宗听到消息后，立即下令兵部诸官到左顺门集议。众人讨论后决定派兵征讨，上奏皇帝裁决，接连三天不见答复。武宗因上次南巡未能如愿，想趁亲征之机游历江南，于是下旨出征。消息传出后，众大臣力劝武宗不可。但武宗心意已决，于七月二十六日下诏亲征，指出朱宸濠的罪状，并下令削去他的封爵和宗籍。

折叠编辑本段各部劝谏
翰林进谏

状元出身、时任翰林院修撰的舒芬率先率领翰林院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及汪应轸联名上疏反对:

"古代帝王之所以要巡幸狩猎，是为了协调声律度数，统一度量、访求遗老，询问民生疾苦，罢黜庸吏、提拔贤才，考察各级官员业绩，给予升降，使得他们位居合适职位，因此诸侯则有所畏惧，百姓却生活安康。像陛下那样的出巡，不过是和秦始皇、汉武帝相似，放纵私心寻欢作乐而已，是不能实现巡幸狩猎之礼。秦始皇在博浪沙遭人操铁锥袭击，汉武帝微服私访到柏谷不被亭长接纳，那样的祸患已可引以为鉴了。近来对西北的两次巡幸，六师无人统御，各地百姓受困，其悲哀呼喊，上抵苍天，播撒四方，人心为之而震。所以百姓当听闻南巡诏书，均像鸟儿受百兽惊吓闻风逃散一般。而各地官吏又可借迎奉圣驾之名，征用遣发命令苛刻，江淮等地即造成一派骚乱，而各地又牵扯其中，耗资甚多。万一有凶顽不法之徒，趁机作乱，其灾祸就不小了。此外，陛下将镇国公爵位自封，如果到亲王封境，有人依照大臣礼仪对待陛下，陛下是向北朝见还是向南?假如要依循名称，深究亲王大臣矛盾错误之处，那陛下左右宠信之人恐陷入死无葬身之地了。此外，尚有一事使人痛哭却不忍说出:宗室藩国中有暗藏西汉宗室中挑起八王之乱的刘濞同样的祸心，大臣又私怀与五代时不以事贰君为耻的冯道类似的用意，把官俸官位当做家中旧物，把朝廷官署当做集市，将陛下当做可走的棋子，而把成祖夺建文帝位后，除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之事当作常规。只因陛下左右宠信亲近的那些人心智短浅，不能把这些话告诉陛下罢了。假使陛下能够听到此言，即使就到紫禁城门之外，也将警卫保护做到，怎还敢轻骑巡游呢? "

兵部进谏

不久，兵部职方司武选郎中黄巩、员外郎陆震随后即联名上疏劝阻:

"陛下临政多年来，祖先的纲纪法度先坏于逆贼刘瑾，其次坏于佞幸之辈，再次坏与边疆将帅战事不利，大概荡然无余了。天下只知有权臣，却不知道有天子，动乱的根本已经形成，祸变将要发生。所以臣试举当今最急的事加以陈说 。

第一，尊崇正学。臣听说圣人主张静，君子谨慎动。陛下游玩无度，流连忘返，游动也太过分了。臣诚愿陛下高高居住在宫中，凝聚精神镇定思虑，排除外界的纷乱干扰，排斥异端邪说，疏远奸佞小人，延故老，咨询忠诚良臣，这样可以蕴含保养气质，熏陶道德品行。而圣学维新，圣政自然振兴 。

第二，疏通进言渠道。进言渠道，是国家命脉。古代，圣明帝王以进言来引导众人，采纳他们的建议而使他们显扬。大臣谈及时政，左右近臣都隐瞒上报。有的涉及弄权奸臣，就扣留宫中不发，而用其他事情加以中伤。使他们虽然不因进言却因他事获罪。因此，虽然有安定百姓的长久之计，谋划国家的最好策略，但却无法传达给圣上。即使有引起国家必乱的大事，有图谋不轨的奸臣，陛下又从何处得知?臣诚望陛下能够广开言路，不要怪罪他们越职言事、不要责怪他们沽名钓誉，如此，忠言将会日渐进呈，只会将会逐渐增广，乱臣贼子也会有所畏惧，不敢放肆 。

第三，端正名号。陛下无故自己降称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远近听闻，无不惊骇叹息。像如此，那么谁是天子?天子不以天子侍奉陛下，却以将军侍奉陛下，那么天下都成为将军的臣民了。不取消这样名号，昭显天下名分，那么体统就不正，朝廷就不尊严。古代天子也有自称独夫，而求作匹夫却不行的。臣私下为陛下此举感到畏惧啊 。

第四，戒除游离幸临。陛下开始时游玩嬉戏，不出大厅，在南内驰马追逐，进言的人尚以为不可。随后您临幸宣府，又临幸大同，后又临幸太原、榆林，所到之处耗费资财，惊动众人，郡县不得安宁，致使民间夫妇不能相保。陛下作为百姓父母，为什么竟忍心使百姓至于此种地步呢?又有南巡诏令。南方的百姓听闻后争着携带妻子儿女逃难，流离颠沛，怨恨之声纷起。如今，江淮等地又发生大饥荒，父子兄弟相食。天时人事到这样地步，陛下又进一步逼迫，怎么能不流落成为盗贼呢?奸雄窥视，等待时机而起事。变乱从内部发生，届时想回京则无路;变乱发生在外，则望救而来不及。陛下到那时，悔恨已经来不及了。那些位居高位的大臣、专权的宦官、亲近的群小人，他们哪里有丝毫怜爱陛下的善心呢?都希望陛下远行，然后得以擅权放纵，趁机营利。或者，他们也会袖手旁观，如同秦、越之人一样互不相干。陛下应该幡然悔悟，颁布哀痛罪责自己的诏书。取消南巡，撤离宣府行宫，表示不再出行。打开国库，赈济江淮百姓，遣散边防军队，使他们回归编制。清洗先前的错误行为，收聚已经失散的人心，如果这样，那么还能有所作为 。

第五，清除小人。自古以来没有小人执政而不亡国丧身的。当今玩弄权术、贪恋富贵的小人，确实大有人在。至于最先开启边事，拿战争当儿戏，使陛下耗费天下之力，竭尽四海资财，伤害百姓之心，都是江彬所为。江彬，只是军队中的平庸之辈，凶残狠毒傲慢怪诞，没有人臣的礼节。臣只看到他有可杀的罪过，却没有听说他有可赏的功劳。却赐以国君之姓，封伯爵，以心腹相托，并将京营的重任相托，使得他在外把持兵权，在内蓄谋叛变，形成骑虎难下形势，这必然是产生叛乱的原因啊。天下人切齿怒骂，都恨不得吃了江彬的肉。陛下又为何竟怜悯一个江彬，而不用来谢罪天下呢 !

第五，设立太子。陛下年岁渐高，太子没有出生，祖宗社稷基业摇摇欲坠，无所寄托。正要外出远行观赏游玩，多次遭遇不测，收养的义子布满左右，却唯独不能预先立亲族中的贤人以继承大业，臣认为陛下大概本末倒置了。诚望祭告宗庙，请命于太后，旁从询问大臣，选择皇亲中贤良者一人养于宫中，以寄托国人期望。以后诞生皇子，仍让他出任潘国，这实在是宗庙国家无穷的福分啊。 "

吏部、礼部进谏

随后，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夏良胜，与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寺博士陈九川联名上疏:

"现在东南的祸患，不仅是江淮等地;西北的忧愁，就近在京师。宗庙祭祀的牌位不能长期虚空;对皇后的孝敬赡养不能长期荒废;后宫后妃的怀孕征祥，仍可早日达成;繁重的国家政务，不能全盘推诿。镇国称号，传闻于天下，恐怕会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边境将士归属，是在宫禁附近，皇上您忘了身边的祸患了么?若继续巡行游乐，臣等将不知死于何处了。"

其他文臣进谏

此时，群臣的大量进谏开始，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的奏疏随后呈上。之后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等两批奏疏又相继呈上 。

太医院医士徐鏊亦以艺术进谏:

"养生之道，好如燃烧的蜡烛，房屋遮蔽则燃烧坚固，大风吹过则流泪。陛下轻视您的万乘之躯，却放纵于嬉戏游乐、骑马射箭、捉鱼猎兽。近来又不畏惧远游，冒着寒暑涉水，饮食又不调和，菜肴无选择，实在不是养生之道啊。何况南方潮湿，容易生病。请求您以国家社稷为重，不要从事鞍马、醉酒之事，喜不要伤心，怒不要伤肝，欲不要伤肾，劳不要伤脾，请享受密室安逸，而躲避暴风祸患。这是臣最大的心愿。 "

各奏疏纷纷入宫，武帝与众宠臣读后纷纷大怒，遂命逮捕夏良胜、万潮、陈九川、黄巩、陆震、徐鏊入诏狱，而舒芬、张衍瑞等一百零七名大臣则在午门外罚跪，长达五日。而此时，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何遵、蒋山卿连名上疏纷纷呈上。

明武宗大怒，命周叙、余廷瓒、林大辂等人，与夏良胜等六人一同在阙下罚跪五日，并施加刑具。到晚上，仍然押回囚禁于狱中。诸位百官早晨罚跪，日暮收监，连贯成串如同重犯，在路途看到的人无不落泪。而朝中除了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石玠上疏论救外，没有敢替他们说话的官员。士民感到气愤，纷纷投石侮辱其他大臣。各大臣感到恐惧，入朝不等察看皇上脸色，就请下诏禁止言事的人，通政司于便拒绝不再接受奏疏 。

当时，天空接连白天昏暗，禁菀南海子中水涌出四尺有余，桥下七根铁柱像斩断一样。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称:"这是变乱的征兆，皇帝外出一定不吉利。"于是裸露上身，将刀子放于胸前，包裹数升土，手持进谏奏疏挡住皇帝车驾跪下大哭，随即自己刺破胸膛，血流满地。卫士夺过其刀，将他捆绑送入诏狱。问他裹土原因。他称:"恐怕玷污了朝廷，洒土掩血罢了。"被下杖刑八十下，随即身亡 。

折叠编辑本段事件结果
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在罚跪结束后，各施杖刑三十。因舒芬、张衍瑞、陆俸、姜龙、孙凤为首倡的官员，被降至外调，其余官员夺半年官俸。夏良胜、万潮、陈九川、黄巩、陆震、徐鏊、周叙、余廷瓒、林大辂各施杖刑五十，其余三十人施杖刑四十。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被除名，其余官员贬黜有差别。徐鏊被罚戍边。虽然众人受处罚，明武宗此时却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出游 。

这次事件中，被施杖刑而身亡的官员有:刑部主事刘校、照磨刘珏、工部主事何遵、兵部员外郎陆震、大理寺评事林公黼、行人司司副余廷瓒、行人李绍贤、孟阳、詹轼、刘概、李惠 。因杖刑后创伤而去世的官员有:礼部员外郎冯泾，验封郎中王銮，行人王瀚 。

折叠编辑本段后续事件
虽然此时平息，明武宗仍欲南巡。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宸濠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明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身份以平乱之由，于1519年八月开始南巡。明武宗在返京途中，在淮安清江浦上学渔夫撒网落水患病，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去世。

明世宗继位后，废除大量明武宗时期的政事弊病，此次南巡之争的百官均恢复官职或得到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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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胤锡(1601年-1649年11月26日)，又写允锡，又名锡君，原名灵授，字仲缄，一字牧子，号牧游。 为明末大臣。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今宜兴市屺亭镇前亭村人。

清军入关后任大明兵部尚书，封光化伯。在湖南、江西、贵州、广东、广西等地进行抗清活动。遭瞿式耜、李元胤的猜忌。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大顺军和大西军，何腾蛟、瞿式耜则排斥农民军。瞿式耜同党的丁时魁、金堡等上疏劾奏他在湖南"丧师失地之罪"。

永历三年(1649年)十一月与忠贞营的淮侯刘国昌出兵，是月二十六日，至浔州(今广西桂平)，二十七日吐血病卒，年仅49岁，三军恸哭，如丧父母。

昭宗皇帝痛悼不已，辍朝五日，谕祭九坛，赠上柱国、中极殿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浔国公，谥文忠。葬屺山西南麓(今属屺亭镇胜天村)。

基本信息
本名
堵胤锡(dǔ yìn xī)

所处时代
明末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淮阴

出生日期
1601年

逝世日期
1649年


主要成就
联合大顺军抗清

字号
仲缄

爵位
光化伯→浔国公(追封)

谥号
文忠

官职
兵部尚书

目录
1人物生平
2个人作品
3史书记载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折叠早年时期
堵胤锡，一字牧子，先世为淮阴人。元至正二年(1342年)迁居宜兴善计乡前亭里。祖上有两代人出任过镇江卫指挥金事、南京兵马指挥使副指挥等武职。到了明隆庆年间，家道式微，又因争家产发生家庭纠纷，祖父堵佳寄寓于武进县夹山之麓随十房街村岳父王心崖家。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二月初八日，堵胤锡就出生在这里。因为堵胤锡后来在无锡从师;又以无锡籍参加科举，登进士第，所以，《明史》和无锡地方志把他列为无锡籍。

堵胤锡生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岁父母双亡，投靠岳父陈大懋，师从马世奇，崇祯十年(1637年)中进士。官至长沙知府。当时山贼萧相宇作乱，数败官兵，堵胤锡率乡兵破贼，杀贼魁，遂以知兵出名。李自成死后，其余部李锦、田见秀、刘汝魁、贺兰、李来亨等被堵胤锡安抚。安宗朝，历湖广参政，摄湖北巡抚事。行事"苟利国家，我则专之"。绍宗立，任右副都御史。李自成死，众立其侄锦为主，拥兵三十万，骤至澧州。胤锡议抚，躬入其营，慰谕归附。帝大喜，加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制其军。遂与锦等深相结，倚以自强。

堵胤锡在11岁时，父母俱丧，12岁时，依于岳家陈氏。其岳父贫而好义，聘请塾师教他诗文。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十月，胤锡到无锡参加县试，被录取。十一月参加府试又被录取。十二月参加院试，被黜。这时无锡马太史赏识他的才学，受业于其门下，执弟子之礼，攻读数年，学业大进。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他写了万言书呈何太守应瑞，太守奇其才，并予以热情的鼓励。天启二年五月，胤锡补府学弟子员。天启六年，他参加院试，名列一等。

折叠忠诚为官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堵胤锡中江宁乡试第十六名。崇祯十年中进士。崇祯十二年四月，任南京户部主事。九月，任兑差分司之职，秉公办事，革除陋规。

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任北新钞关分司之职，申明课则，革除积弊。这时淫雨连绵，米价昂贵，商船不至，他就出台免税招商办法，不久商船就陆续到来。这年十二月，天灾流行，百姓生活困苦，他特为减餐，停止宴会，不听音乐，茹蔬食粥。同时，他赈济灾民;每人半升，隔日一次，共给米200石，赖以活者万人。

崇祯十四年，出任长沙知府。

崇祯十五年，他处理积案300余件，编纂了《长沙府志》。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四月，胤锡举廉卓人觐，赐宴礼部，奉旨加二级，命复任。不久，升武汉、黄州兵备道。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至南都，会见史司马可法、袁督师继咸，共以国士见许，委以长沙监军之任。四月，他听到京师三月十九日之变，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失声痛哭，作《坠龙骚》五章。这年五月，安宗即位于南都，次年改元弘光，任命胤锡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胤锡虽改任学使，但训练士卒，讲解战术，更为勤劳。他以国仇未雪为耻，十分注重人才，广泛征求意见，听取别人献计献策。

折叠清廉高洁
大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堵胤锡巡试湖南，谒督师何腾蛟于长沙。同年五月，南都溃。六月，胤锡建立"君子营"，设科募士，他亲自去观察和了解当地青年的状况，测验其胆气和力量，决定招募300人，分成10营，取越王勾践君子六千之意，不叫兵丁，而称为君子，以示尊重之意。这年闰六月，唐王即位于福州，改元隆武。八月，胤锡升任佥都御史，巡抚湖广。

这时李闯王自成有侄名李锦，一眼失明，军中称为"小李"。自成死后，锦等十八部拥众30万，自川陕来荆湘间，驻军于澧州界上，声称约明军会猎。远近百姓非常惊慌，满朝文武也十分恐惧。胤锡说:"国家新造，势不能剿，应当招抚。事成乃吾国家之福，不成即吾毕命之日。"他自告奋勇，单骑前往，由武陵过澧水，到达草坪，入营与李锦等会见。

堵胤锡开诚慰谕，讲明忠孝大义，慷慨激昂，主张联合抗清，情意恳切，大家感动得哭泣起来，表示听从命令。胤锡传达上谕，赐自成妻高氏命服，又赐李锦及骁将高一功等蟒玉及金银器，并犒赏诸军，士兵皆踊跃欢呼。高氏出拜，对李锦说:"堵公真是一片忠心，你切不可辜负他的好意!"当时就留他欢宴，筵前奏乐。胤锡婉辞谢绝，哭泣着说:"两京还未恢复，百姓十分困苦，这难道是人臣欢宴听乐的时候吗?"李锦等感叹不已，为之撤掉筵席，从此李锦等将30万众皆就抚，听胤锡节制。

绍宗皇帝很高兴，提升胤锡为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并手书慰劳。授李锦为御营前部左军，一功为右军，并挂龙虎将军印，封列侯，赐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号其营为忠贞营，封高氏为贞义夫人。胤锡所部就与李锦等部会合，协同作战，声势大振。

折叠忧国忧民
二月，胤锡率师攻荆州，久不下，有人建议决水灌城，可以速下。胤锡说:"我何忍百姓淹溺水中?"他未采纳这个建议。这时清援兵至，李锦部大败。胤锡又惊又愤恨，口吐鲜血，从马上晕倒。后回常德，仍力疾誓师，派张光萃守澧州，杨国栋守回子河，袁宗第守新安，李锦、高一功守夷陵。

这年五月，清兵压境，胤锡派新安军出击，大败清兵于草坪。八月，闽都溃。十月，南明桂王即位于广东肇庆，诏令胤锡为东阁大学士(宰相)、兵部尚书，封光化伯。次年改年号为永历。三月，清兵陷长沙，又破常德。胤锡得报，率兵退驻慈利。七月胤锡又退守永定，拔剑将自刎，以谢失职之罪。诸将都抱住他不放，他放下剑大声痛哭，诸将亦哭，三军亦哭。

马进忠、王进才等都请求为国效命。于是胤锡督师出战，命侄正明先登，并展开右翼向前挺进。士兵骁勇果敢，以一当百，血战3日，大败清兵。常德、辰州相继克复。王进才复桃源，袁宗第复澧州，李锦等连拔荆门、宜城等州县，军声复振。

折叠一死效国
永历二年(公元1648年)四月，北书(清政府招降书)至，谓"大者王，小者侯"，胤锡严辞拒绝。八月，他率部克复衡州和湘潭。十一月，他再任兵部尚书，帝赐印剑，令其总督军务。永历三年四月，胤锡率部与清军战于衡州的草桥，不利，退驻来阳。北书又至，胤锡痛哭，坚决拒绝。五月，胤锡部与清军在麻河对峙，他刺血书疏，把刀藏靴中，对诸将说:"此战如不胜，我只有以死报国了!"将士们深受感动，主动出击，斩杀清兵无数。不久，湖北、广东的警报陆续传来，胤锡请求出兵，帝特赐龙旗十二，征调天下兵马粮饷，加封胤锡为上柱国、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

七月，堵胤锡率部驻平梧，征调滇、黔、西广、巴蜀各镇发偏师出楚。这时各路将帅骄惰，士卒疲乏，又染疫瘴，不应调。胤锡就把忠贞营分为两营，各以万人从征。八月，平定南寇和徐彪之乱。十月，胤锡率军驻浔州(今广西桂平)。因连年征战，胤锡积劳成疾，常常吐血。他望阙再拜，写了遗疏送给皇上，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胤锡逝世，年仅49岁，三军恸哭，如丧父母。

折叠编辑本段个人作品
堵胤锡所著有《礼经泽书》、《诗经泽书》、《春秋说义》、《皇明史纲》及诗《耐可吟》、《马革集》等作品。

折叠编辑本段史书记载
折叠明史堵胤锡传
堵胤锡，字仲缄，无锡人。崇祯十年进士。历官长沙知府。山贼掠安化、宁乡，官军数败，胤锡督乡兵破灭之，又杀醴陵贼魁，遂以知兵名。十六年八月，贼陷长沙。胤锡朝觐还，贼已退。明年六月，福王命为湖广参政，分守武昌、黄州、汉阳。左良玉称兵，总督何腾蛟奔长沙，令摄湖北巡抚事，驻常德。唐王立，拜右副都御史，实授巡抚。

李自成死，众拥其兄子锦为主，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骤至澧州。拥众三十万，言乞降，远近大震。胤锡议抚之，腾蛟亦驰檄至。乃躬入其营，开诚慰谕，称诏赐高氏命服，锦、一功蟒玉金银器，犒其军，皆踊跃拜谢。乃即军中宴之，导以忠孝大义数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谓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负!"别部田见秀、刘汝魁等亦来归。唐王大喜，加胤锡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制其军，手书奖劳。授锦御营前部左军，一功右军，并挂龙虎将军印，封列侯。赐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赏赉有差，号其营曰忠贞。封高氏贞义夫人，赐珠冠彩币，命有司建坊，题曰:"淑赞中兴"。胤锡遂与赤心等深相结，倚以自强。然赤心书疏犹称自成先帝，称高氏太后云。已而袁宗第、刘体仁诸营先归腾蛟者，亦引与赤心合，众益盛。胤锡以刍粮难继，令散处江北就食。明年正月，腾蛟大举，期诸军尽会岳州。独赤心先至，余逗遛，卒不进。永明王立，进胤锡兵部尚书，总制如故。顺治四年，永明王令赤心等攻荆州。月余，大清兵援荆州。赤心等大败，步走入蜀，数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卫，声言就食湖南。

时王在武冈，刘承胤惧为赤心所并，计非胤锡不能御，乃加胤锡东阁大学士，封光化伯，赐剑，便宜从事。胤锡疏请得给空敕铸印，颁赐秦中举兵者，时颇议其专。承胤欲杀腾蛟，胤锡劾其罪。八月，大兵破武冈及宝庆、常德、辰、沅、胤锡走永顺土司。寻赴贵阳，抵遵义，乞师于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请忠贞营军。会楚宗人朱容藩伪称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擅居夔州，御史钱邦芑传檄讨之。五年正月，胤锡见容藩，责以大义，晓譬 利害，散其党。未几，金声桓、李成栋叛我大清，以江西、广东附永明王。于是马进忠、王进才、曹志建、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间取常德、桃源、澧州、临武、蓝山、道州、靖州、荆门、宜城诸州县，进忠、赤心，必正皆封公。胤锡与进忠有隙，令赤心、必正争进忠所取常德，进忠尽焚庐舍而去。赤心等弃空城引而东，所至守将皆烧营弃城走，湖南已复州县为一空。胤锡乃率赤心等入湘潭，与腾蛟会。腾蛟令胤锡向江西，而自率进忠等向长沙。六年正月，兵方逼长沙，腾蛟在湘潭被执，诸军遂散。赤心等走广西，缘道掠衡、永、郴、桂。

堵胤锡与胡一青守衡州，战败走桂阳。初，赤心等入广西，龙虎关守将曹志建恶其淫掠，并恶胤锡。胤锡不知也。或说志建，胤锡将召忠贞营图志建。志建夜发兵围胤锡，杀从卒千余。胤锡及子逃入富川瑶峒。志建索之急，瑶潜送胤锡于监军佥事何图复，间关达梧州。会王遣大臣严起恒、刘湘客安辑忠贞营。至梧而赤心等已走宾、横二州，乃载胤锡谒王于肇庆。志建迁怒图复，诱杀之，阖门俱尽。胤锡至肇庆，时马吉翔及李元胤、袁彭年等皆专柄，各树党。胤锡乃结欢于吉翔，激赤心等东来，与元胤为难。移书瞿式耜，欲间元胤，托言王有密敕，令己与式耜图元胤，王颇不悦。元胤党丁时魁、金堡又论其丧师失地，乃令总统兵马，移驻梧州。胤锡以赤心等不足恃，欲遥结孙可望为强援，矫王命封为平辽王。胤锡寻至浔州，自恨发病，十一月卒。王赠胤锡浔国公，谥文忠。

折叠野史无文堵胤锡传
堵胤锡号牧游，南直宜兴人，登刘升同榜进士。辛巳，任长沙知府。是年五月，山贼萧相宇等窃发，扰安化、宁乡，数败官兵，势甚炽。胤锡率乡勇破其军，斩之。又破醴陵燕子窝贼，斩贼首草上飞、李胡子等。于是中外称知兵。

甲申六月，升武昌兵巡副使。九月，改本省督学。乙酉春，巡视湖南，至常德，会左、闯交讧，以督学檄招兵万人，使偏将杨国栋等分领之。总督何腾蛟走长沙，分大湖南北为汛。胤锡晋湖北巡抚，还常德。

先是李自成既死，其义儿李锦等十八部屯醴州界上，号三十万，远近大震。胤锡欲抚之。侦知锦母高氏有智术，军中皆取决。而高氏之弟名一功，所部二万人为诸军最。乃集镇将道府议，亲赴其军。镇与一功以铁骑千骑来迎。入营称诏赐高氏命服，赐锦、一功蟒玉及金银器，犒其军，皆踊跃叩首谢。军中命酒，胤锡引卮论列，教以臣忠子孝大义，侃侃数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谓其子锦曰:"堵公，天人也，尔不可负"!于是别部田见秀、刘汝魁、贺兰、李来亨等来谒，皆如约受抚焉。事闻，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锦左军侯，赐名赤心;高一功右军侯，赐名必正;其他部爵皆通侯，号忠贞营。加胤锡总督侍郎，赐剑并凤纽银印以宠之。

丙戌二月，李、高等率兵攻荆州，凡旬有二日，城将陷，会大雾，赤心等蓐食帐中，忽救兵数万至，飞矢如雨，军大溃。胤锡急召杨国栋、张光翠等分驻澧州及回子河防御。

明年三月，永历帝至武冈，封胤锡光化伯，辞不拜。五月，清兵下湖南。武冈破，马进忠、王进才等俱走，胤锡亦入永定卫及永保诸土司。十二月，朱容藩自称监国招讨副元帅，建行台于夔州。胤锡泝三峡至夔，见容藩，责以大义，容藩惧，自销其副元帅印。胤锡还。容藩后为余大海所杀。

戊子春，江西金声桓举义兵。清兵自湖南回驻武昌。胤锡传檄诸镇俱出湖南。四月，马进忠复常德，王进才复桃源，澧州、石门各城皆下。忠贞营亦克荆州、宜城，使来告捷。诸溃兵皆会。五月，进忠兵战于牛皮滩，又大战于麻河，俱胜。十月，忠贞营高必正等自夷陵渡江，分道数万人趣武陵，马进忠之师烧城走。初，胤锡自夔还，如忠贞营约，以骑三千赴常德助战，竟不至。马进忠等既复常德，晋封公侯，因并加李赤心为公。赤心请取长、岳自效，实欲避敌而南也。马进忠恶之。至是，必正率轻骑数百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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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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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著名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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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1638年3月9日－1702年5月4日），字季野，号石园，门生私谥贞文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市海曙区）人。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泰第八子。 [1]

崇祯十一年（1638年）出生于明朝一个累世勋臣的家庭。万斯同从小拜著名学者黄宗羲为师，精通经学，尤长于史，特别致力于明代历史的研究。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朝特设博学鸿词科延揽天下人才，又重开明史馆。万斯同怀抱着“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的强烈愿望，在徐元文多次聘请之下，来到京师，馆于徐氏邸舍，不受俸禄，不领官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在纂修工作中，万斯同无总裁之名而行总裁之实。在万斯同和馆内各纂修官及监修总裁的长期努力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左右，第一部纪传表志俱全的《明史稿》初步编成，凡四百一十六卷。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诏令续修《明史》。万斯同又应总裁王鸿绪聘请，从江南会馆来到王氏京邸，再次承担了史稿列传部分的修改审定工作。这时，万斯同年事已高，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仍然在他人的协助下，殚精竭虑地修改史稿。 [18]

居京期间，万斯同屡开讲席，启导后学，学者尊称“万先生”。晚年双目失明，仍口授答问、讲学。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万斯同因长期劳累，卒于王鸿绪府邸。 [18]与张岱、谈迁、查继佐合称为“浙东四大史家”。另著有《历代史表》《纪元汇考》《儒林宗派》《群书辩疑》《石园诗文集》等。 [1]

概述图片来源： [2]












































字季野
号石园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
出生日期1638年3月9日
逝世日期1702年5月4日
主要成就以布衣身份主编《明史》
主要作品《明史稿》《石园诗文集》《历代史表》《纪元汇考》等
本    名万斯同
私    谥贞文先生


目录

1人物生平
2主要成就
▪纂修明史
▪编撰史表
3主要著作
4历史评价
5轶事典故
▪闭门苦读
▪藏书之家
6史料索引
7后世纪念
▪墓址
▪故居





人物生平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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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1638年3月9日）戌时 [3]，万斯同出生于浙江鄞县，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8岁时，在客人面前能背诵《扬子法言》，终篇不失一字；到14、15岁读遍了家藏书籍，以后专攻二十一史，并受业于浙东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后又博览天一阁藏书，学识锐进，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






万斯同像(2张)



万斯同像他的老师黄宗羲一样，很有民族气节。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因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以后，大学士徐元文出任修《明史》总裁，又荐他入史局。黄宗羲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有万斯同参加，可以放心，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当时，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七品俸禄。
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宁愿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前后19年。写成明史原稿明史稿500卷，这些稿件无一不由原黄宗羲治下阳明派的文件经过审裁后写出，其艰辛异常，为中国史官的楷模。又为尚书徐乾学纂《读礼通考》二百余卷。他自己说：“史之难言久矣！好恶因心，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何况数百年乎？！……凡实录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滥诬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据闻全可信，而枉者鲜矣！昔《宋史》病之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者为贵，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不可益也！”

他熟悉汉以下制度沿革和明代史事。当时，参加纂修的官员有五六十人，他们把每篇初稿写成后．都送到万斯同处复审。万斯同看完每一篇初稿。就告诉纂编者，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应当核实，无一谬误。徐元文以后，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尚书王鸿绪相继担任纂修《明史》的总裁，仍延请万斯同继续修《明史》。




万斯同小像
万斯同以修《明史》自任。年青时喜欢古文及诗歌，与当时一些名士角逐于文坛，以后，他认为史学是国家需用之学，便由经入史，专攻史学，有志于作一代史籍手。他常常感叹唐代以后，修志时设局分修，造成史书错谬百出，说：“以前司马迁、班固修史，才既杰出，又承父学，事实可靠，才记入史书。以后，专家修史书，才虽不如司马迁和班固，但都不至于官修那样杂乱。修史书，就像入人之室，总是先知其厅堂，而后知其家境如何，礼俗如何；而后知其一家老幼、刚柔遇贤。待到都了解清楚后，才能掌握这家情况。修史书也同样道理。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众人不暇择其材宜与不宜，事实或不实，就像招过路人讨论室中之事。我所以要作总裁，是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不明。”他这番话，对后世修史者颇有影响。
万斯同修史态度非常严谨。他认为撰写史书必须“事信而言文”。他说过，修史难。修史者以自己的好恶随心毁誉。一室之事，三人传说，往往各异，何况数百年以前的事，是非曲直难以裁别，故受其枉者举不胜举。他说：“我少年时，在城东某氏家中一面当馆师，一面借阅该氏所藏的明代列朝实录。我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待长大后，游学四方，向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凡杂家志传，无不搜罗，并以实录作为指针。实录直载其事，不尚增饰。他书中有错谬者，以实录为证裁。这样，虽不能说完全可信，但谬误就少多了。”他就是以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修史。今“天一阁”珍藏有他编纂的《明史稿》列传部分十余册，在史学上有相当地位。

万斯同一生不慕荣利，见人惟以读书励名节相切磋。态度谦恭，与人交往都自称“布衣万斯同”。但京中上至王公下至学子，无不尊称他“万先生”。他在京多次讲学，贯穿古今史实，评论中肯。清初著名学者李光地，品评人才相当苛严，对万斯同却极为赞赏。他说，平生所见，不过数子，如顾宁人（炎武）、万季野、阎百诗“真足以备石渠顾问之选者也”。

万斯同晚年时候双目失明，只能凭借口授的方式编史。而由他口授，温睿临操笔的《南疆逸史》也因为没有刊印，而逃过了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为史学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八日（1702年5月4日）辰时，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葬于浙江奉化莼湖镇乌阳观山南麓半山腰，身边的藏书被钱名世占有。刘坊写有《万季野先生行状》。万斯同的去世，象征《明史》编纂第一个阶段结束，其后经过数次易稿，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正式刊行，距其过世，已有三十余年。经学家杨椿认为：“《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宠肃，远在宋、元诸史上。”文革时，万斯同墓惨遭破坏，惨不忍睹。




主要成就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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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明史

综观万斯同一生的学术活动，最为突出、最为难得的是他为纂修《明史》所做的工作。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特设博学鸿儒科，又重开明史馆，网罗明末遗民和著名学者参与《明史》的编纂工作。万斯同遵其师黄宗羲嘱托，怀抱“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的强烈愿望，接受总裁徐元文的多次聘请，来到京师，馆于徐氏邸舍，不受俸禄，不领官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他发凡起例，拟定传目，虽无总裁之名而行总裁之实，史馆凡“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悉付万斯同典掌”。 [19]




《明史稿》
万斯同修史，极为重视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在史稿的修订方面，万斯同耗费心血精力尤多。当时诸纂修官分别撰写的史稿，最后都集中于总裁之处，由万斯同审核修改，排纂成编。据记载：“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其言而至，无爽者。”今宁波天一阁珍藏的12册《明史稿》，稿本、抄本各6册，存列传稿300余篇，其上或多或少，都有朱笔、墨笔以及白粉笔删改涂抹的字迹。据考证，该稿系经万斯同修改的史稿。特别是其中的6册稿本，大多经两次乃至两次以上修改，有的大刀阔斧，整段删除，有的旁行斜上，补充润饰，有的满纸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几乎另起炉灶，重加改写。足证万斯同为《明史》纂修所付出的心血。 [19]
可以说，万斯同为明史纂修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明史》成书的基础。今本《明史》能成为“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编写质量较好、学界评价较高的史书，与万斯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




编撰史表

在史学研究中，万斯同极为重视史表，视之为史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认为“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鉴于十七史中自《后汉书》以下，仅《新唐书》有表，其余各史皆无表，万斯同依据《史记》《汉书》立表体例，博采各史本纪、列传及志书相关记载，又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等书资料，“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撰成《补历代史表》一书。当时学者评价说：“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 [19]




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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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逝世时，刘坊作《万季野先生行状》，称他的遗著共二十二种；次年，温瑞临作《历代纪元汇考》称十六种；又次年，王士祯作《香祖笔记》仅举十种；至于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称二十种；后来，万经续修《濠梁万氏宗谱》称二十二种；雍正八年修《宁波府志》则称三十种；乾隆十年前后，全祖望作《万贞文先生传》只举十一种；乾隆五十二年，蒋学镛作《鄞志稿》举四十种；嘉庆十一年，钱大昕作《万先生斯同传》称十六种；而近人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称三十四种；民国二十五年，沈昌佑得冯贞群先生之助，作《万季野先生遗著目录汇志》称三十七种。自康熙至民国年间，万斯同著作究竟多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商榷和考证，实应为三十三种。除已收录的外，尚有佚著十种：

1、《读礼通考》。始作于康熙十七年，万斯同为徐乾学母丧撰《丧礼》而作，约在康熙二十年前后完成。《万氏宗谱》、刘坊《行状》、蒋学镛《传》九十传，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作一百六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一百二十卷。

此书原为康熙十六年徐乾学居母丧于江苏昆山时所草创，因力有未逮，于是请万斯同撰纂，万氏独力成九十卷。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九年归里，又请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续补审订，积十余年，三易稿而后成。因而严格地说来，这本书万斯同出力最多，但并非为他所作。徐氏传是楼刊本中多有季野曰之句，惜其九十卷本原稿已佚。

此书内容虽名“读礼”，其实皆为丧礼。有康熙三十五年徐氏传是楼家刊本。徐氏传是楼刊本中多有“季野曰”之句，惜其久十卷本原稿已佚。

2、《读礼附论》。即《读礼通考附论》，见《陆清献公日记》卷八。朱彝尊《经义考》列入。已佚。

3、《丧礼辨疑》，四卷。作于在京修史初期，见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已佚。

4、《庙制折衷》。二卷。作于在京修史初期，据全祖望《传》，万斯同为徐乾学撰《读礼通考》，又以其余为《丧礼辨疑》及《庙制折衷》。已佚。

5、《声韵源流考》：一卷。作于在京修史后期。据冯辰《李恕谷先生年谱》，康熙四十年十月，万斯同与李塨曾论及声韵，可知为其殁前一年草创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不过储诸书之材，而尚未能著书。”此书《四库全书》存目，今不见。

6、《经世粹言》。据杭世骏《叙礼记集说》卷首《姓氏》：“国朝，万氏斯同，字季野，鄞人。著《经世粹言》。”但此书诸家都未论及。

7、《明通鉴》。刘坊《行状》和《濠梁万氏宗谱》都说已散失。但今上海图书馆藏有题为万斯同所著的《明通鉴》三册，为清初抄本，存弘治十二年至十八年。首页下有“汪琬之印”及“苕文”两印。书后有今人潘承弼《跋》，说他旧藏万氏《明通鉴》残本十一册，1943年至1944年之间，因衣食不结，不得已出售。而此残本三册，于抗战胜利后购自苏州书肆。除潘承弼所说外，前中央大学教授丁山在《致友人论小学书》中，也说1945年冬在苏州书摊上购得此书四册，并考定为万斯同未刊之稿。

据陈廷敬《汪先生琬墓志铭》，汪琬于康熙十八年予修明史，然仅六十日，即称病一年,以病免故里，撰史稿百七十五篇，于二月中再撰《明通鉴》巨著，似不可能。然潘、丁两位何以定为万斯同所作？又何以落入汪琬之手？书中汪琬两印章，其真伪也难定，凡此，都必须进一步考定。

8、《明史表》作于京师修史时期，共十三卷。万经增辑《濠梁万氏宗谱》家集录。载斯同著有《明史表》十三卷，与《补历代史表》并列。后朱彝尊作《补历代史表序》，称斯同作《历代史表》补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近人陈守实在其所著《明史稿考证》中说，此十三篇，后为张廷玉“割入”于《明史》，故《明史》之《表》，“必出于季野之手”。然张《表》称南明福、唐、桂三王之帝号为“潜号”，清军为“大清”“王师”，显然与斯同建议温瑞临撰《南疆逸史》的书法不合，与万氏“隐忍史局”二十年，企图“藉手以报先朝”之志不合。《明史》十三篇《表》，绝非出自其手。故编者采（民国）《鄞县通志·艺文》二“《明史表》实为《明史稿》而作，非《历史史表》之续也。盖因当时有所忌讳，故终未出”之说。斯同《明史表》十三篇未刊行，今已佚。

9、《康熙宁波府志》。作于康熙十二年，三十卷。宁波府知府邱业主修，万斯同与其他兄弟斯选、友人赵时赟分修。邱业于此书《序》中说，凡三月阅而成，可知修得很仓卒。曹秉仁、万经在《雍正宁波府志序》中说，宁波郡志，“虽经国朝邱、李二郡守之续修，皆为成书”，可知此书实未完。

《咸丰丙辰鄞县志》述及郡志源流时说，此书“未及刊行，其抄本郡中藏书家有之。”本世纪六十年代前，此抄本宁波私人仍藏有，但经“文革”浩劫，已不传。

10、《难难》。《濠梁万氏宗谱》《家集录》载。刘坊《行状》说：“《难难》一卷，散失。”可见此书在康熙年间已佚。

除此一种外，万斯同友人杨宾在《万季野小传》中说他“又私撰弘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可知为未完之作，原稿已佚。据万斯同在京弟子温瑞临所著《南疆逸史凡例》中说，万斯同连他专取南明成一外史，亦可能其私撰四朝传记，已融入于《南疆逸史》的本纪与列传中。

万斯同遗著尚有三种须要说明，或应予以否定。争论最大的为《五礼通考》。蒋学镛《鄞志稿》卷一二《儒林传》下《万斯同》中说：“尚书（徐乾学）又请遍撰五礼，遂节略前书，复补其四，共二百余卷，未及缮写，先生卒，稿本留京师一故家。近时有检得之者，其书多以片纸粘缀，或脱落失次，因重为编葺，竟窜名已作。昆山（徐乾学）所刻（指《读礼通考》），人知出先生之手，而《五礼通考》，人或未之知也，因附著之。”于是遂启此书作者之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思想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小学及音韵》中说，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这书为续补《读礼通考》而作。我很疑心有一大部分也出万季野手，但未得确证，不敢断言。”点出“窜名”者为秦蕙田。按《读礼通考》所考的仅是丧礼（凶礼），而未及吉、军、宾、嘉四礼。万斯同后来补撰其四，实有极大可能。他卒后遗书多为钱名世所窃，或有散落。然确否为秦蕙田所检而窜以己名，已无足够实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对蒋、梁两人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说无征不信，认为他们“厚诬古人”。

此外，萧穆《靖孚类稿》说万斯同为其侄万言的《明史举要》一书曾重为参订。他在清末上海某书肆中曾见此稿。稿后有杭世骏《跋》，杭氏在《跋》中说，万言归里后，“穷年建户编纂《明史举要》一书，其卒也未及校仇，应征士潜斋先生（即应撝谦）参补校阅，历时二年而全书始毕。其后季野重为参订。及九沙先生经归自贵阳学使任，复于是书缺者补之，繁者芟之，乃成有明一代之信史，惜乎力无能刊也。书中潜斋用朱笔，季野用墨笔，其黄笔乃九沙也。”杭世骏这一《跋》文极为可疑。按《濠梁万氏宗谱》，万言卒于康熙四十四年，应撝谦卒于康熙二十八年(见全祖望《鲒锜亭集》卷一二《应潜斋先生神道碑》)，万斯同卒于康熙四十一年，他们都比万言早卒，岂有已卒之人为未卒之人“参补校阅”、“重为参订”其著作的可能？所以说万斯同重订《明史举要》，实属子虚。

又沈昌佑自补其《遗著目录汇志》，述及万氏有《璇玑图》一卷，状如回文诗，宁波朱酇卿藏。先师训慈先生告知：《璇玑图》为清人万树《璇玑碎锦》之回文诗附图。其友人宣宝琛曾致函先师，《璇玑碎锦》“系清乾隆庚甲年扬州江氏柏香堂校刊藏本，原著作人为清万红友先生。……万树，宜兴人，字花农，一字红友，佐两广总督吴兴衽幕，以才称。尤工词曲填乐府二十余种。以诗余谱旧图，多紊乱，成《词律》一书。……又有《璇玑碎锦》，此集内容系回文诗词，附图六十余幅。”（此函存于编者处）由此可知，《璇玑图》与斯同毫无关系。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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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塑像
黄宗羲：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 [4]
徐元文：季野万子惠然北来，止余邸舍十年矣。同心托契，凝于兰金，编校之事，蒙实赖焉。 [5]

黄云眉：不居《明史》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 [6]

全祖望：《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虽其后不尽仍先生之旧，而要其底本，足以自为一书者也。 [7]

钱大昕：①先生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束发未尝为时文，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闇诵。②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③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8]

钱林：乾隆中大学士张廷玉奉诏编辑《明史》，所据（王）鸿绪稿本，实（万）斯同所定本也。 [9]

黄百家：天生季野（万斯同），关系明朝一代之人也。 [10]

清代翰林裘琏曾题墓志联：班马三椽笔； 乾坤一布衣。

张寿镛、陈训慈等：万季野先生启浙东之史派。……卒以唤醒聋聩，屋清社而光复华夏，先生振民族精神于文字，其功盖可想见。 [11]

蒋介石题联：史笔殿千军，先生不死；布衣终一生，后进群瞻。

刘仲华：其高瞻远瞩，足当史才之称而无愧者，则万斯同一人而已。 [12]

邓之诚：季野以史学名家，明清两代，究为第一人，无人可以匹拟。即弇州（王世贞）亦望尘莫及也。 [13]

虞浩旭：万斯同一生功力，尽萃《明史》。在康、雍、乾三代帝王的钳制干扰之下，《明史》仍能成为继“前四史”之后最受推崇之正史，不能不推季野居首功。 [14]

梁启超：①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其以独力成《明史稿》，论者谓（司马）迁、（班）固以后一人而已。 [15]②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黄宗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章学诚）。……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 [16]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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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苦读

万斯同参与编撰了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成为著名史学家，但他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




藏书之家

万斯同多藏古今之书，在京师时，携书10数万卷。藏书楼“寒松斋”，卒后，旁无亲属，所有藏书全数归于钱名世。《明史稿》落入王鸿绪手中，每卷改为王鸿绪著。藏书印有一长印文：“吾存宁可食无肉，吾亡宁可发无椁，子子孙孙永无鬻，熟此直可供饘粥”、“季野读过”、“万氏寒松斋珍藏之印”等。著述有《补历代史表》、《庚申群遗事》、《纪元汇考》、《南宋六陵遗事》、《历代宰辅考》、《宋季忠义录》、《河渠考》、《群书疑辨》、《书学汇编》、《儒林宗派》、《石园诗文集》等。 [17]




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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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 列传二百七十一 文苑一

杨宾《万季野小传》

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斯同先生传》

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

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

杨无咎《万季野先生墓志铭》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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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址






万斯同墓(4张)



万斯同墓，为清代建筑，原位于宁波南郊王家桥苗圃南端，坐东朝西，前为庙前河，北与西塘河相接，南与南塘河相连。万斯同墓曾长期湮没无闻，清末才被当地人发现。于1937年大修，并在莼湖建“乡贤祠”一所。墓朝南偏西，直径7米，从墓后壁到拜坛前沿深17.7米，拜坛呈方形。
墓前有清大学士王顼龄题“鄞儒理学季野万先生暨配庄氏傅氏墓”的墓碣，两边有翰林裘琏题的这副墓志联。拜坛上有祭桌一、石凳二，墓前100余米处有牌坊一座，上有“万季野先生墓道”六字暨时人题的对联，墓道口有华表一，上书“万乡贤墓”四字。墓三面皆山，前离象山港不远，风景优美，“文化大革命”中该墓遭破坏，现墓与拜坛已修复。乡贤祠在莼湖街，分前后两进，前进为大门及厢房，后进三间，正厅中间设先生像及神主，左右两边挂有先生手迹数幅，后为莼湖小学大礼堂，1997年小学扩建校舍时拆除。2005年3月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






万斯同故居(3张)



万斯同故居，位于宁波环城西路东侧的“白云公园”万家河畔的白云庄内。白云庄轴线上有牌楼式大门、三开间正厅和后屋组成。大门门额上书着“白云庄”三字，这是沙孟海先生的手笔。正厅中上方挂着一幅“证人书院”横匾，其下为八扇隔扇，为书院讲学时的陈设，。后屋为“万氏家史陈列”。陈列黄宗羲生平事迹。
紧挨白云庄的南面，就是万斯同故居，由南面牌楼式大门、前厅和后厅组成。前厅，五开间硬山顶建筑。正厅门上方挂一匾：“浙东学术文化陈列”。后厅明间廊下挂着“万氏故居”横匾，后厅前廊西侧边门外就是明代都督万泰之父万邦孚及万泰第五子万斯选、第四子万斯昌的墓葬。 1963年3月，白云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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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天球赤经零点与地球经度零点对齐（同地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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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纬  北纬  11度00分42秒

出生  钟表时间  公历 1638年03月09日 20时40分04秒  农历  超出范围
午正  钟表时间  公历 1638年03月09日 12时15分43秒  地点  紫金山天文台
子正  钟表时间  公历 1638年03月10日 00时15分35秒  东经  118度49分00秒
戌时  钟表时间  公历 1638年03月09日 19时15分39秒  北纬   32度04分00秒
                                 至 21时15分37秒

十神      比肩    正官    日元    偏财
乾造       戊      乙      戊      壬
           寅      卯      子      戌     (日空 午未)

元运  下元七赤运  节后第5天

大运  交运时间  公历 1646年03月19日 09时31分  顺行

十神   偏印    正印    比肩    劫财    食神    伤官    偏财    正财    七杀    正官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始于   1646    1656    1666    1676    1686    1696    1706    1716    1726    1736
实岁    8岁    18岁    28岁    38岁    48岁    58岁    68岁    78岁    88岁    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