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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孔颖达出身官宦人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曾从时之名儒刘焯问学，以精通五经称于世，对南北朝经学之"南学"、"北学"均有颇深造诣。尤明《左传》、郑玄注《尚书》、《毛诗》、《礼记》和王弼注《易》，兼善历算、能属文。隋炀帝大业<605～618)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隋炀帝时，召诸儒官于东都互相讨论学问，孔颖达水平最高，因此险遭妒嫉者暗杀。隋末农民起义时，避居虎牢。入唐后，被李世民聘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成为李世民智囊团中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曾助魏征撰写《隋书》，参与修订"五礼"。

孔颖达 - 简介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旧唐书》《新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建德六年（５７４）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孔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孔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公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的门前步入官场。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
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濡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孔颖达 - 自传
公元５８１年，孔颖达８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
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

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时他仅２０余岁。

公元６５０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７２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３２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

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二、十八学士登瀛州五经正义传典型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唐高祖武德四年（６２１），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１８人同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间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孔颖达

武德九年（６２６），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级教官。

公元６２７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五礼，进爵为子。

贞观十四年（６４０），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
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义》，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

北朝，《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

有鉴于此，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汉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

《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唐会要》（卷７７）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１７０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
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十万字，为卷１７０，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

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

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

《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

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

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闲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

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

贞观十二年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赐孔颖达绢帛三百匹。完成了《五经正义》后，孔颖达已是十分疲倦了，上表请求退休。恰在这时，曾参与《周易正义》修撰的马嘉运摘取《五经正义》中的疏漏之处，大做文章，“每椅摭之”（《唐会要》），“致相讥低”（《唐书》本传）。十六年，唐太宗仍令孔颖达组织人马重加审订。正义因书出众手，工程浩大，成书仓促，自然难免偶尔失误，如在《尚书·舜典》“朴作教刑”下称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吕刑》“宫辟疑赦”下称“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等，以唐臣而称“大隋”，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二刘”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删正的缘故。审定工作异常缓慢，

直到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也未能完成，７５岁的孔颖达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审定正义的工作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６５３）才告结束，前后经历１２年。高宗诏令颁《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７７）。孔颖达死后，唐太宗许他陪葬昭陵，于志宁题写墓碑，“九泉虽囗，千载名扬”。作为一个纯粹的儒者，得此礼遇，孔颖达在天有知，亦可无憾于泉下了。三、纵论正经精义霞开《十八学士图赞》称赞孔颖达说：“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扌炎（舒展）辞飙起。”说他儒学修养很高，有当年孔子之风。讲经时精义灿然，犹彩霞满天；发表演说，口若悬河，如江飙陡起。验之颖达事迹，实非虚美之辞。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不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其间贯穿了他精到的经学思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孔颖达深于《易》理，前人已有公论。

宋人张唐英说：“孔颖达尝撰《周易正义》，又与马嘉运、赵乾协《叶》、苏德详等参详，以行于世。观其发明三圣之旨，通贯万化之蕴，其深于易乎！”（《全宋文》３５册５９７页）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之道，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周易正义卷首》，下同）变化运动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每一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世界乃“新新不停，生生相续”，不断更新的世界。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在于运动，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

“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易》建立的基础也就是运动变化。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之消长。圣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一”爻以象阴；画八经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曰：“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象即像，即仿照；交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养万物。

其四，主“易兼三义”说。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义的一个方面。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交易也，不易也。”简易是说：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此即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其实，这些对等的地位关系终究是有变化的，不变是暂时的，所谓不易实际是运动过程中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易兼三义”实际包含了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易简）和运动形式（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合乎辩证运动观的。其五，易包有无。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

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来说的，易简、交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然有生于无”，易理中兼有“无”。因此《乾凿度》说：“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见的气；太初是气体的开始；太始是形体的开始；太素是品质的开始。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这就是道家之“无”。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为何《易经》不讲“无”，专就有形而言呢？

孔颖达认为那是因为圣人作《易》意在垂教，垂教当以具体为法，不然人们就无所适从。这就是《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即无，器即有。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为了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而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利民措施，“以赡民用”。只要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

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虽具万物之象，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理仙然明备。《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系辞》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有忧患呢？

《史记》说了：“文王因而演易”，这就是“作易者有忧患”者也。具体说即是文工作卦辞。有人说交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其中许多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交辞为周公所作。《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作《易》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首先，认为《书》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历史文献资料。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他说，《尚书》之中，内容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

有的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王。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用。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视之。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嘉言懿行，其来远矣！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他说孔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时限上“上断尧舜，下终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但是，在《尚书》问题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

《尚书》的流传，最多纠葛。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汉兴，济南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西汉流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由于知之者稀，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王莽兴古文，立有《古文尚书》博士。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马融、郑玄所作《书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

直到东晋，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优势！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前学而学焉。舍真从赝，实在难辞“朱紫不别”之责！

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过错，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西晋末年以来，神州板荡，文雅无存。永嘉之乱，书缺简脱，先师旧说，更是荡然无存。今文三家《书》亡，学者唯传郑注《尚书》，马融、王肃之学，存而不传。梅赜趁典籍极衰之时，献《古文尚书》，其篇章多于现行各《书》，注解又托于安国，于时最古；加之释义亦是精心撰就，不乏精义，且多与马、王之说相合。比于郑氏书注，真是别开生面，十分喜人。而当时南朝诸儒，多尚玄谈而少实学，无异骗子遇上愚人，自然赝品得售，其货大行了。北朝土人素慕江南衣冠文物，南人所举，北人斯趋，即使博学如“二刘”、深湛若陆德明的人，也莫不歙然趋风，毫不怀疑。“二刘”是北朝最早研习伪《古文尚书》的人，是受南学影响；陆德明自隋入隋，所撰《经典释文》，《书经》即以伪古文为本，本为南学。孔颖达先学郑氏《尚书》，后从刘悼治孔氏古文，就是受这种时代风尚的毒害。

在整个社会都崇信伪古文的情况下，孔颖达受其影响就十分自然了。不仅孔颖达相信伪古文，他的《五经正义》编撰班子也相信；不仅《正义》班子相信，自孔颖达至北宋，也无人敢怀疑伪孔传。直到南宋朱熹，才因古文诸篇文字反比今文文从字顺而怀疑它。至明人梅囗、清人阎若璩详加考定，伪古文作伪之迹才最终大白于天下。因此，孔颖达用伪古文不仅仅是他一人的固陋，而是整个时代风气使然，不可厚非。但是他采用伪古文作为官颁经典，今天伪孔《尚书》仍以十三经之一的形式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之中，使赝品披上合法的外衣欺愚众人，起了很坏的作用。其论《诗经》，曰：“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毛诗正义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灵教化。
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标，是政治的雨晴表，观乎诗即知其喜怒哀乐，治乱兴衰。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一种小技，诗歌一样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关于诗歌的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源于性情，情有所动，声发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韵律，这就是诗。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物之情而生，诗出之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

他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远至人类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见《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诞生的历史过程。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从简，无须讽谕；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时，有诗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之中，“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而成的。关于礼，他说：“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礼记正义序》，下同）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

他说：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种防范和驯化措施。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找到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他说：“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来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

可见，礼有其客观必然性。那么儒家所研习的礼又产生于何时呢？他说礼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播黍则大享（礼）之滥觞，土鼓（乐）乃云门（舞）之拳石（基础），冠冕饰于轩（黄帝）初，玉帛朝于虞（舜）始；夏商革命，损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备。泪乎旦姬（周公），负囗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据《礼记》所载，燔黍、土鼓都是神农时代的礼乐。神农与黄帝、尧舜都是上古军事民主制时期首领，属于氏族社会。孔颖达把中国传统礼乐远溯于原始社会，这是合乎民俗学研究结果的。他考察了五礼产生过程，说尊卑之礼起于遂皇，嫁娶嘉礼始于伏羲，祭礼吉礼起于神农，至黄帝，吉凶军宾嘉五礼备，然而形成制度，定为典则，则在周公辅成之时矣。虽然一鳞半爪未免牵强，但说礼制产生是逐渐完备的，则见识过人。在谈礼的功能时，孔颖达综合旧说，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礼，体也，履也，理也。”体是体用之体，即根本法则，统之于心；履即实践，即体用之用，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理即治，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体地讲，《周礼》属于体，是经邦治国之大经大法；《仪礼》属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也就是文献所谓“经礼三百（周礼），曲礼三千（仪礼）”。经之与曲，体之与履，一大一小，一简一繁，各有专主，相辅为用。至于三礼的作者，孔颖达明确认为：“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周礼）、《仪和》也。”孔子的功劳，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订礼正乐”。《礼记》则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其中“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礼记》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无怪乎孔颖达要取它来代表“礼经”了。孔颖达论《春秋》说：“《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礼乐原理的具体运用。

通过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的主题思想。孔颖达说：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治安，伦理道德，无一不尖锐对立，十分混乱。孔子生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读书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存其正论。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真是威力无比，一枝秃笔胜过十万雄兵！自从孔子死后，对六经的论述虽然时见载籍，但都没有孔颖达评说得这样全面具体、影响深远。郑玄、王肃遍注群经，容或有较系统的论述（如郑氏《六艺论》），但现在大都失传，不像孔氏诸说保存完整。自从唐代将《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后，迄至北宋数百年间，孔颖达那平实详正的经论便成为后学诸儒奉行的正统理论，即使后代已重订《五经大全》，《五经正义》的观点也常常作为传统的说法来加以引证。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为《十三经注疏》中的主体内容刊刻不绝。

如果要考察中国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经正义》毫无疑问将雄居榜首。其发行之广，影响之深，已远远超出了唐统治者统一经说以利科举考试的初衷，进而对整个中国经学的统一和规范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尽善尽美之作。尽管《五经正义》已经经过通人指责、复审考校，但仍然难免小疵。前人常指责正义的失误有三：“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皮锡瑞《经学历史》）曲徇注文，指正义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尽量反复为之疏通证明，有时甚至对错误的注解也不加驳证，反而曲为之说。这当然不合乎科学精神，但是疏家之义，本不破注，更不驳注，因此皇侃为《礼记》郑玄注作疏，时规郑失，孔颖达反而讥他“狐死不首其丘，叶落不归其本”（《礼记正义序》），失去疏家本旨；刘炫作《春秋左氏传》疏，用杜注却匡杜失，孔颖达也斥责他“蠹生于木还食其木，非其理也。”（《春秋正义序》）于是将他驳杜之处一一刊去。

可见曲徇注文正合疏家规矩。至于杂引谶文，也要区别对待，谶文固多为伪托，义理浮浅，当然不足为据；但是谶文也有很多两汉经师讲经遗说，说是孔子之遗，固然虚妄，但义理精深，而又合乎孔子思想者，有利于封建道德者，引之又何妨？“三纲”之说见于《礼纬含文嘉》，“易兼三义”之说见于《易纬·乾凿度》，多精妙绝伦，堪为仪则。论者又说正义前后互歧，究其原因，在于所据经注和疏本不同，原作者各有所尚，正义有时也因之以存异说。如《易》、《书》正义多引谶文，而《春秋》正义又驳谶甚详，诸书对纬说态度就不一样，徒烦读者视听。但这些对于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五经正义》来说，毕竟是白璧微瑕，大纯小疵，丝毫无损于《五经正义》统一经学，垂教百世的历史功绩。

孔颖达 - 孔颖达墓
孔颖达墓，位于衡水市桃城区前马庄村西300米处,。现存墓地封土高1.5米,，竖有民国九年的墓碑，碑上刻“唐祭酒赠太常卿孔颖达先生”。1983年7月23日定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死，其遗体陪葬昭陵——唐太宗墓（在陕西省西安)，此墓为他的“衣冠冢”。

孔颖达 - 孔颖达碑
又名《孔祭酒碑》，于志宁撰文，无书人名氏，唐贞观二十二年二八四八一立，碑额有阳文篆书“大唐故国子祭酒曲阜宪公孔公之碑铭乙”十六字，正书，计三十五行，行七十六字。

孔颖达为初唐时学者，太宗时官至国子祭酒，授爵为曲阜男，于贞观二十二年卒，卒后诏许陪葬昭陵，故此碑亦为昭陵陪葬碑之一，碑在陕西醴泉县昭陵南十里。

从此碑书写者的楷法来看，极似虞世南之《孔子庙堂碑》有人疑为虞世南所书。后有人考孔颖达卒时前十年虞世南已作古，故断为非虞所书。据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云：“验其笔法，乃当时善书者规摹世南之书而为之者也，笔势遒媚，亦自可珍。”细观此碑，用笔圆润，体势端庄，十分接近虞世南之风格，但时挟方笔棱角，结字亦较《孔子庙堂碑》略长略瘦而更疏朗，可知作者虽学虞而能自出己意。通幅观之，点画清腴圆浑，用笔沉着遒劲，结字平而不板，正而不拘，显得神采奕奕，气息清婉，实为唐人楷书中的姣姣者。唐人楷法学褚者颇众，而学虞者却寥若晨星，李宗瀚跋云：“冲远（孔颖达）卒于伯施（虞世南）后，此碑非虞书明矣，然其规抚虞书可云惟肖，秀朗遵劲，极似《庙堂》其深穆凝远之度不逮也。”

其实书法之变，只在微妙之间，虞以温润见长，此碑则以秀朗相胜，虽从总体风神上未能跳出虞之窠臼，但亦能自立面貌，稍益已意而不失为唐碑中之精品。此碑在清初乾、嘉后已漫漶剥蚀，馀无几字，最佳拓本以李宗瀚旧藏宋拓为最，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册拓墨精良，第一行“右庶子”下“银”字，字口完好，可见者尚有一千七百馀字。另有上海博物馆藏吴县吴氏本及赵声伯旧藏本，皆元明间拓本，解放前神州国光社与有正书局曾有影印，近年来日本二玄社亦有影印仿真印刷本问世，解放后此碑从未出版过，上海书画出版社选用李宗瀚旧藏宋拓本2000年影印出版。

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摩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余《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不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治平元年端午日书。

孔颖达 - 参考资料
1.http://www.zh5000.com/ZHJD/zgrx/2006/rxrw/zgrx-0019.htm
2.http://www.kong.org.cn/Article/ShowInfo.asp?ID=431
3.http://www.dzlishi.net/LiShiRenWu/SuiTang/suitang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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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德(公元1668—1749年)，字洪绪，一字林洪，自号定定子，世称林屋山人。江苏吴县人。外科学家王若谷的曾孙。除精通外科外，对内科、妇科、小儿科也各有所长。王若谷之前，在外科疾病的治疗上，多采用《外科正宗》的方法，以刀、针为主，且认为凡有 “七恶” 之证必死。若谷则认为痈疽都不应该死，治疗上应分阴阳，以“消”法为主，避免用“托”法，除治疗疔疮外，一般不宜轻易用刀针。这样，就给维德的学术思想打下了基础。他继承祖宗遗法，积数十年的治疗经验，于七十二岁时，写出了有独创见解和较大影响的《外科证治全生集》。是书对疡科的论证与治疗具有与众不同的观点，是指导外科临证重要方书之一。王氏对痈疽的诊治经验颇为丰富，主张要善辨证之阴阳虚实，强调辨证论治，一反过去有些医书所述的那种只注重根据《内经》有关论说，以疮肿所生部位诊治，或只是简单地循经投药的说法，而重视全身症状在鉴别诊断上的意义。治疗上，注意内、外治兼重，但对外科手术疗法持否定态度，过于保守、片面。


王氏反对当时的医生只见患部属于何经，就按经投药而不分寒热、虚实、阴阳的粗疏作风。他说：“若凭经而不辨证，药虽对经，其实背证也。”所以，他在《外科证治全生集》里，以阴阳为纲，把外科疾病分为阴证、阳证两大门，并分别对病机、辨证和治疗原理加以阐发。王氏在外科证治方面，有着不少的卓越贡献。他治疗阴疽强调“阳和通腠，温补气血”，反对“内托”和“清火解毒”，其有名方剂有：温补气血、开腠逐毒的阳和汤，开腠理、散寒凝的阳和丸，温寒散凝、解毒生肌的外敷剂阳和解凝膏和通关窍、活血解毒的犀黄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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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寺  播报   讨论 上传视频   
湖南省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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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寺建在益阳市城区资江南岸的白鹿山上，毗邻会龙山，距离资江一桥仅200余米。它始建于唐代宪宗元和年间，距今约1200年。古寺鼎盛时期有四进，第一进为弥勒佛殿，左右为四大天王；第二进为观音殿，左右为佛学堂；第三进为大雄宝殿，左右为十八罗汉，左厢房为禅堂，右厢房为斋房，第四进为药师殿、藏经楼。住寺和尚有300多人，是益阳最大的一座寺庙。


















































中文名白鹿寺 地理位置益阳市赫山区会龙路58号 [4]  开放时间8:00-18:00 [4]  著名景点弥勒佛殿 始    建唐代宪宗元和年间 所属国家中国 所属城市湖南省益阳市 适宜游玩季节全年



目录

1 神话故事
2 白鹿晚钟
3 寺庙沧桑
4 益阳猫余
5 新修寺庙
6 白鹿衔花录
7 旅游信息
8 南岳白鹿寺

   


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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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寺的名字，缘于一个神话故事。唐代名相裴休，贬任荆南节度使时，曾几度来益阳，小住在古木葱郁的江边山上。裴休博学多能，喜欢佛学，夜深人静，他便在山上秉烛夜读，朗朗的诵经声，引得一只仙白鹿驻足聆听，每晚只要经声响起，仙白鹿就飞来听经。一天晚上，白鹿听经的秘密被人发现，仙机泄露，再也不见有白鹿复来。为纪念仙白鹿听经，山民便把白鹿驻足听经的风水宝地，命名为白鹿山，在山下建了一座庙，取名为白鹿寺。



白鹿寺


白鹿寺


白鹿寺


白鹿寺



白鹿寺
白鹿寺(5张)



   


白鹿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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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寺
白鹿寺(3张)


白鹿寺在清代，和尚多，香火盛，名气大，尤其叫人称奇叫绝的是寺内的那一口一千公斤重的古铜钟，声极洪远，堪称古城钟王。夜晚，和尚上香的钟声，响彻古城十里麻石街，悠扬的钟声，飘逸清盈，震撼心灵，净化灵魂。因此，人们把“白鹿晚钟”，列为了益阳的十景之一。明罗允衡诗云：“山暝日西沉，蒲牢吼梵音，隔江误听，疑是老龙吟”，足以佐证。
   


寺庙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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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年间（一八五八年），寺院毁于兵火。幸惟光和尚得两江总督陶资助，仅以六年恢复旧观。然世事沧桑，据史记载：“海印和尚一八八一年卓锡沅江景星寺，民国初年，白鹿寺被占，景星寺被毁，海印曾七入京师，两行蒙古，先后十余年筹措资金才恢复两寺。”海印系益阳人，著名诗僧，曾撰联云：“十年瓢笠遗民老，万里边沙野衲归”；“资水滔滔，淘尽古今人物，问裴公何去？云树犹存，遗址怅空亭，白鹿不来秋又老；江风浩浩，吹开天地尘氛，忆禅寺夕阳，终声宛在，名山寻旧约，黄花应笑我归迟”。正是当时境况写照。海印住持白鹿寺后，一九二二年圆寂，自空和尚接任。此后，烛冥、弘畅、愿修相继住持。一九四三年，弘畅等人筹建“中国佛教湖南省分会益阳县支会”之后，在寺开办“益阳佛教讲习所”，后期熹谷、佛源法师住持事物，培养多届僧才。此时寺院常住僧众两百，拥有良田山林千亩，加之寺院经忏佛事，足以维持僧众生活。



白鹿寺
白鹿寺(4张)


一九四九年，寺院僧众走上生产自救道路。熹谷、佛源率众办起工厂，待安顿僧尼之后，熹谷于一九五一年去湘潭，佛源则应广东虚云和尚之邀赴云门寺；工厂于一九五八年合并到市人民织布厂。“文革”十年动乱，僧众被驱散，寺院被毁坏，继后因建大桥，两座殿宇拆除，禅寺荡然无存，寺地被人侵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僧众重返旧址，成立佛教管理小组，一九八四年成立市佛教协会，释观照任会长。次年，因寺址被划建商场，由政府另择塔林山，重建白鹿寺。此时，广东云门寺方丈佛源大和尚回乡瞻礼祖庭，睹此情景，感慨万千，有诗写道：“白鹿含花千载名，耳边犹听晚钟声，曾滋法雨灵苗育，阅历沧桑故地行；一角残痕存旧迹，十年浩劫荡文明，欣逢盛事同呼吁，国教齐兴颂太平。”从此，重建祖庭成为佛源一大心愿。他筹资修建大殿，接受政府敦请担任住持。一九九0年秋大雄宝殿佛像开光，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寺名，白鹿寺正式对外开放。其后年间，佛源身在南粤，心系祖庭，继续发动海内外佛弟子为后续工程捐款。一九九八年建成三层药师宝殿，塑六米佛像金身，请多尊珍贵玉佛；改修斋堂，兴建僧舍。一九九九年古历九月三十日，迎来药师宝殿佛像开光庆典。此后，佛源大和尚为完善寺院建设，又提出加固北坡，拓宽道路，兴建报恩堂的建设方案。该项工程耗资达六百万元，于二00三年三月竣工。至此，白鹿寺主要工程全部完成。得以功德圆满。
   


益阳猫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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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余：益阳非物质文化遗产
猫余：益阳非物质文化遗产(7张)


据史料记载：在唐朝时，益阳白鹿寺的和尚做了一些豆腐，因有事外出几日，回来后豆腐长霉了。出家人有节约的本能，不舍丢掉，拌了一点调料试着吃，味道不错，便产生了今天的豆腐乳。
猫余 原名：腐乳，古人早上忌讳说：龙、虎、鬼、梦四个字，腐乳的腐字谐音“虎”，虎字通常说成猫。取连年有余之意，所以作为腐乳发源地的益阳人把腐乳叫作：猫余。 [1]  

   


新修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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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逸事，卢望明书法
白鹿逸事，卢望明书法
临街山门，雄伟壮观，红墙拱门，气派恢宏，大大超过了古寺山门。登石阶而上，第一进为市佛教协会和佛教堂，右厢为迎客厅和一栋三层楼的禅房，是全市30多位尼姑的宿舍。旧白鹿寺全部是和尚住寺，新白鹿寺则全部由尼姑操持。登上白鹿山顶，是一座新修的大雄宝殿，殿内佛像金光闪闪，佛幡条幅五光十色，木鱼声声，香火飘绕，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去了一批又来一伴。宝殿的左右，各建了一座钟鼓楼，正在制作大鼓巨钟，准备让“白鹿晚钟”的雄风，重现古城。 游罢佛殿经堂，下到第一进的“香客”休息室，可以和家人亲友，品品斋茶斋果，或进寺庙的斋食馆品尝斋席，体验一下出家人的生活情趣。满桌的“鸡鸭鱼肉”，造型精巧引人，然而它们并非真鱼真肉，而全是豆干瓜果蔬菜制成，能吃到如此精美的风味斋食，这的确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白鹿衔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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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璜之
作者：李璜之 [2]   
宋朝淳熙年间，益阳资水之滨，瘟疫横行，伤殍遍野。
众医无策，官员急如忙蚁，百姓呼天无济。信众求于佛前，大启水陆道场，众僧诵经祈愿。

经数日，忽见一白鹿，脚踏七彩祥云。其双眼净澈，神态安详，另有宝光熠熠烁于其身，绕寺三周后乘云而去。次日，白鹿复至，口衔一草，留与寺内。众人愕然，方丈喜言：神鹿独留一草，应为灵药。

时众僧依样寻草，分发于众。然，自此瘟疫得驱，百姓涕零，焚香拜谢三宝，白鹿衔花自此闻名江南。为谢佛恩，该寺更名为“白鹿寺”。

据著名禅艺运用大师李璜之整理，由禅画大师卢望明书写名为《白鹿衔花帖》。

   


旅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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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白鹿寺

门票：10元

交通提示：位于益阳市白鹿公园。

相临景点

沅江──东方威尼斯 桃江──竹子之乡 白鹿寺 柘溪风景区 汨罗屈原祠 安化──绿色宝库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红岩旅游风景区 观竹楼 南县──湘北明珠 栖霞寺 会龙公园 吟竹亭 吟竹亭 恐怖城 北峰山森林公园

   


南岳白鹿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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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寺在岳山前。清末以前建，寺宇规模较小，废于20世纪中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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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wén tiān xiá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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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宋末年政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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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初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自号浮休道人、文山。江南西路吉州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 [1]）人，南宋末年政治家、文学家 [91]，民族英雄 [2]，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二十一岁的文天祥中进士第一，成为状元。一度掌理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因直言斥责宦官董宋臣，讥讽权相贾似道而遭到贬斥，数度沉浮，在三十七岁时自请致仕。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南下攻宋，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勤王，被任命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知平江府。在援救常州时，因内部失和而退守余杭。随后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与元军议和，因面斥元主帅伯颜被拘留，于押解北上途中逃归。不久后在福州参与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又自赴南剑州聚兵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再攻江西，终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祥兴元年（1278年）卫王赵昺继位后，拜少保，封信国公。后在五坡岭被俘，押至元大都，被囚三年，屡经威逼利诱，仍誓死不屈。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文天祥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明代时追赐谥号“忠烈” [3]。

文天祥多有忠愤慷慨之文，其诗风至德祐年间后一变，气势豪放，允称诗史。他在《过零丁洋》中所作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气势磅礴，情调高亢，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 [55-56]。文天祥的著作经后人整理，被辑为《文山先生全集》。 [4]

（概述图来源 [90]）












































全    名文天祥
别    名文丞相、文忠烈
字宋瑞，一作履善
号浮休道人、文山
谥    号忠烈
所处时代宋末元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江南西路吉州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 [1]
出生日期1236年6月6日
逝世日期1283年1月9日
主要成就在江西、广东举兵抗元，被俘后不屈就义
主要作品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 等
最高官职右丞相、少保
本    名文云孙
爵    位信国公


目录

1人物生平
▪忠鲠不屈
▪率军勤王
▪苦战东南
▪义使元营
▪志专恢复
▪战败被俘
▪以身殉志
▪浩气长存
2主要影响
▪举兵抗元
▪文学成就
▪后世影响
3历史评价
4人际关系
5主要作品
6后世纪念
▪墓祠
▪园亭
▪纪念馆
▪其他建筑
▪诗文传说
7史料索引





人物生平

播报
编辑




忠鲠不屈




清人绘文天祥像，取自1905年2月《国粹学报》 [70]
文云孙（后改名天祥），字天祥， [5]于南宋端平三年五月初二（1236年6月6日）出生在江南西路吉州庐陵县淳化乡富田村（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 [1]）人，是父亲文仪与母亲曾氏的长子。富田文氏，本为四川成都人，后移居庐陵。 [51] [63]
据史料记载，文天祥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如玉，眉清目秀，观物炯炯有神。在孩提时，看见学宫中所祭祀的乡贤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的画像，谥号都有“忠”字，便为此高兴，羡慕不已，说道：“如果不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63]

宝祐四年（1256年），二十一岁的文云孙参加科举考试，在集英殿答对论策。当时宋理宗在位日久，倦怠政事，文云孙以“法天不息”为题议论策对，文章洋洋洒洒一万多字，没有草稿，一气呵成。理宗览后，亲自选拔他为进士第一。考官王应麟上奏说：“这个试卷以古代的事情作为借鉴，忠心肝胆好似铁石，我以为能得到这样的人才可喜可贺。”于是，成为状元的文云孙改名文天祥，改字为宋瑞（又字履善）。 [6]中举不久后，因父亲逝世，文天祥回家守丧。 [7]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分兵三路，大举南侵，宦官董宋臣建议理宗迁都。朝臣无人敢非议，唯有时任宁海军节度判官的文天祥上书，请求斩杀董宋臣，以统一人心。因建议不被采纳，就自请免职回乡。后逐渐升官至刑部侍郎。此时董宋臣又升为都知，文天祥再次上书一一列举他的罪行，也未被回复。 [5] [8]在之后，文天祥出外知瑞州（今江西高安），改授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再升尚书左司郎官，多次遭台官议论而被罢职。后来，文天祥奉命掌理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宰臣贾似道称自己患病，请求致仕，用以要挟理宗，诏令没应允。文天祥起草制诰，文辞中多有讽刺之语。当时起草诰命的内制沿袭要呈文稿审查，文天祥没有写，贾似道不悦，指使台臣张志立弹劾文天祥，将其罢免。到此时，文天祥已经几次被斥责，于是援引北宋钱若水的例子致仕，当时他才三十七岁。 [9]

咸淳九年（1273年），文天祥被起用为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因此见到了前宰相江万里 [64]。江万里平素就对文天祥的志向、气节感到惊奇，同他谈到国事，神色忧伤地说：“我老了，观察天时人事应当有变化，我看到的人很多，担任治理国家的责任，不就是在你吗？望你努力。” [10]




率军勤王




叶衍兰绘文天祥画像 [70]
咸淳十年（1274年），文天祥被委知赣州（今江西赣州）。 [11]期间“谏诤有风烈，治郡持节，廉明有威”。 [82]
德祐元年（1275年），长江上游告急，宋廷诏令天下兵马勤王。文天祥捧着诏书流涕哭泣，派陈继周率郡里的志士，同时联络溪峒蛮；派方兴召集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的士兵，各英雄豪杰群起响应，聚集兵众万人。宋廷得知此事，命文天祥以江南西路提刑安抚使的身份率军入卫京师临安府。他的朋友制止他说：“现在元兵分三路南下进攻，攻破京畿，进迫内地，你以乌合之众万余人赴京入卫，这与驱赶群羊同猛虎相斗没有什么差别。”文天祥答道：“我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一旦有危急，征集天下的兵丁，没有一人一骑入卫，我为此深感遗憾。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将会有听说此事后而奋起的。依靠仁义取胜就可以自立，依靠人多就可以促成事业成功，如果按此而行，那么国家就有保障了。” [12]

文天祥性格豁达豪爽，平生衣食丰厚，声伎满堂。到这时，痛心地贬损自己，把家里的资产全部作为军费。每当与宾客、僚属谈到国家时事，他就痛哭流涕，抚案说道：“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 [13]




苦战东南




文天祥雕像
德祐元年（1275年）八月，文天祥率兵到临安（今浙江杭州），担任平江府知府。当时因为丞相陈宜中没有返回朝廷，所以没有受到派遣。十月，陈宜中至，于是派遣去任职。朝议中刚刚擢升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封吕文德为和义郡王，想以此寻求和好。吕师孟更加傲慢骄横、放肆。 [13]
文天祥辞别宋恭帝，之后上书说：“朝廷之内，具有姑息、求和意向的大臣很多，具有奋发之志、果断处事的人却很少。我请求处斩吕师孟作为战事祭祀，用以鼓舞将士们的士气。”又说：“我大宋吸取五代分裂割据的教训，削除藩镇，建立郡县城邑，虽然一时完全革除了尾大不掉的弊端，但国家因此渐趋削弱。所以敌军到一州就破一州，到一县就破一县，中原沦陷，悔恨、痛心哪里还来得及。”随后，他建议将天下为四镇，设置都督作为统帅，具体部署有：
●
广南西路并入荆湖南路，建治于长沙；

●
广南东路并入江南西路，建治于隆兴（今江西南昌）；

●
福建路并入江南东路，建治于番阳（今江西鄱阳县）；

●
淮南西路并入淮南东路，建治于扬州。


同时，他建议责令长沙兼领鄂州等处，隆兴兼领蕲州、黄州，番阳兼领江东，扬州兼领两淮，使他们辖区范围更广、力量更强，足以抵抗元军。之后各地约定日期，一齐奋起，使元军四散，疲于奔命，再伺机而动，便能击退元军。但当时朝议认为文天祥的议论过于疏阔，难以实行，故而未予采纳。 [14]

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文天祥抵达平江，元军已从金陵出发进入常州。文天祥派遣他的将帅朱华、尹玉、麻士龙与张全援助常州，行到虞桥，麻士龙战死，朱华率领广南军队，战于五牧，被打败，尹玉也被打败了，争相渡水，扒张全军中的渡船，张全的士兵斩断他们的手指，都淹死了，尹玉率领残兵五百人夜间发起战斗，到第二天早晨都战死了。张全不发一箭，逃跑退却了。元军攻入常州，占领了独松关。陈宜中、留梦炎召令文天祥，弃守平江，退守余杭。 [15]




义使元营




文天祥版画像，取自清金史（古良）绘《南陵无双谱》 [70]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文天祥担任临安知府。不多久，宋朝投降，陈宜中、张世杰撤退，文天祥升任枢密使。不久，再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作为使臣到元军中议和，与元军主帅伯颜在皋亭山争论。伯颜发怒拘捕了他，同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枢密院事刘祒，向北至镇江。文天祥与他的侍客杜浒等十二人，于夜间逃入真州。 [16]苗再成出来迎接他，高兴得流着眼泪说：“两淮的士兵足可以兴复宋朝，只是二制置使有些矛盾，不能同心协力。”文天祥问道：“这个计谋是从哪里来的呢？”苗再成回答说：“现在先约淮西兵赶赴建康，他们必然全力以防御我们淮西的士兵。指挥东面各将帅，以通州、泰州兵攻打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打杨子桥，以扬州兵攻打瓜步，我率领水军直捣镇江，同一天大举出兵。湾头、杨子桥都是沿长江的脆弱之军，又日夜希望我们军队攻来，攻打他们，定会很快取胜。一齐从三个方向进攻瓜步，我自己率兵从长江水面中以较少的士兵佯攻，虽然有智慧的人也不能预料到这一点。瓜步攻下后，以东面的军队入攻京口，西面的士兵入攻金陵，威胁浙江的后退之路，那么元军的大帅就可以生擒了。”文天祥对此大加赞扬，随即写信送两个制置使，派遣使者四面联络。 [17]
文天祥没有到的时候，扬州有逃跑归来的士兵说：“朝廷秘密派遣一丞相进入真州劝说投降来了。”两淮安抚制置使李庭芝信以为真，认为文天祥劝降来了。派苗再成迅速杀掉文天祥。苗再成不忍心杀他，欺哄文天祥到相城垒外，把制司的文书给他看，把他关在门外。好久以后，又派两批人分别去窥测证实天祥是否是来劝降的，如果是劝降的就杀了他。两批人分别与天祥谈话后，证实其忠义，都不忍心杀他，派士兵二十人沿路护送至扬州，四更鼓响时抵达城下，听等候开城门的人谈，制置司下令防备文天祥很严密，文天祥与随从听说后相互吐舌，于是向东入海道，遇元军，躲入四围土墙中得以免祸。然而，因为饥饿而走不动路，于是向樵夫们讨得了一些剩饭残羹。走至板桥，元军又来了，众人跑入竹林中隐伏，元军进入竹林搜索，擒获杜浒、金应；虞候张庆眼睛被射中了一箭，身上两度被箭射中；文天祥两次都未被发现，得以脱身。杜浒、金应拿出身上的金银送给元军，才被放回，雇募二个樵夫，抬着坐在箩筐里的文天祥到高邮，泛海坐船至温州。 [18]




志专恢复




元人钱选绘《信国公遗像图》 [88]
文天祥听说益王赵昰未立，于是上表劝赵昰即帝位。德祐二年（1276年），赵昰即位后，以观文殿学士、侍读的官职召文天祥至福州（今福建福州）。文天祥到达行朝后，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升为右丞相。他主张积极北上，开府永嘉（今浙江温州）。而张世杰则坚持开府广州，为小朝廷南逃作准备。不久因广州降元，张世杰这才让文天祥开府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见其一呼百应，唯恐影响在己之上，就借端宗之命，命他将督府远移到汀州（今福建长汀），还百般阻挠他入朝。 [19] [57]
德祐二年（1276年）七月，以同都督职出掌江南西路的文天祥先召集士兵进入汀州，在十月又派参谋赵时赏，咨议赵孟溁率领一支军队攻取宁都（今江西宁都），参赞吴浚率一支军队攻取雩都（今江西于都），刘洙、萧明哲、陈子敬都从江西起兵来与他会合。招谕副使邹洬在宁都召聚兵众，被元军击败，与他一同举事的刘钦、鞠华叔、颜师立、颜起岩等都遇害了。武冈教授罗开礼起兵收复永丰县（今江西永丰），不久兵败被俘，死于狱中。文天祥听后，穿起丧服，痛哭不已。 [19]

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军攻入汀州，文天祥于是迁移漳州，请求入卫朝廷。赵时赏、赵孟溁也率兵归来，唯独吴浚的士兵没有到。不久，吴浚降元，来游说文天祥。文天祥派人缚起吴浚，把他吊死了。四月，进入梅州，处死专横跋扈的都统王福、钱汉英。五月，文天祥迁出进入会昌。 [20]六月，进入兴国县。七月，遣参谋张汴、监军赵时赏、赵孟溁荣等率大军进逼赣城，邹洬率领赣州各县的军队攻取永丰，他的副官黎贵达率领吉州各县的士兵攻取泰和。吉州八县克复了一半，仅剩赣州没有攻下。临洪各郡，都送钱劳军。潭州赵璠、张虎、张唐、熊桂、刘斗元、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在邵州、永州等地起兵，克复数县，抚州人何时等起兵响应文天祥。分宁、武宁、建昌三县豪杰，都派人到军中接受调遣参战。 [21]

元军江南西路宣慰使李恒派遣士兵入援赣州，而自己率兵在兴国进攻文天祥的据点。文天祥没有预料到李恒的兵突然攻至兴国，于是率兵撤退，靠近永丰的邹洬。邹洬的军队已在他的前面溃败，李恒于是穷追文天祥至方石岭。部将巩信坚守拒战，身中数箭而死。到达空坑，士兵都被打败溃散，文天祥的妻妾子女都被抓住。赵时赏坐在轿子中，后面的元军讯问他是谁，赵时赏说“我姓文”，众兵以为是文天祥，活捉了他返回军营，文天祥因此得以逃脱。 [22]

彭震龙、张汴等死于军中，缪朝宗上吊自杀，赵时赏及吴文炳、林栋、刘洙、萧敬夫、萧焘夫等均被杀害。 [23]




战败被俘

文天祥召集残兵奔赴循州，驻扎于南岭。黎贵达密谋向元军投降，被擒杀。景炎三年（1278年）三月，文天祥进驻丽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已死，卫王赵昺继位。文天祥上表自责，请求入朝，没有获准。八月，文天祥被加封为少保、信国公。军中瘟疫又流行，损失士卒数百人。文天祥的母亲曾氏同他唯一的儿子文道生都病死了。 [24]






描绘文天祥被囚的画作(4张)



十一月，进驻潮阳县。潮州盗贼陈懿、刘兴多次叛附无常，为潮阳人一大祸害。文天祥赶走了陈懿，抓住刘兴，杀了他。十二月，赶赴南岭，邹洬、刘子俊又从江西起兵而来，再次攻伐陈懿的党羽，陈懿于是暗中勾结元将张弘范，帮助、引导元军逼攻潮阳。文天祥正在五坡岭吃饭，张弘范的军队突然出现，众士兵随从措手不及，都埋头躲在荒草中。文天祥匆忙逃走，被元军千户王惟义抓住。文天祥吞食龙脑，但侥幸未死。其僚属、部卒大多被抓获杀害。 [24]
文天祥被押至潮阳，见张弘范时，不肯行跪拜之礼，张弘范以客礼接见，同文天祥一起入厓山，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卫父母，还教别人叛离父母，可以吗？”因多次强迫索要书信，文天祥最后创作了《过零丁洋》，诗尾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后，笑着将其收藏（一说张弘范“但称好人好诗，竟不逼” [25]）。厓山海战后，宋朝彻底灭亡，元军置宴犒军，张弘范说：“丞相的忠心孝义都尽到了，若能改变心意，像侍奉宋朝那样侍奉皇上，不失宰相之位。”文天祥含泪说：“国家沦亡却不能补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呢？”张弘范感其仁义，派人护送文天祥到京师。 [26]




以身殉志

文天祥在路上，八天没有吃饭，仍然没死，才又吃饭。到达燕京，馆舍侍员殷勤、陈设奢豪，文天祥没有入睡，坐等天亮。于是移送兵马司，令士卒监守。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多次搜求有才能的南宋官员，降臣王积翁说：“南人中没有比得上文天祥的。”忽必烈于是派王积翁去传达圣旨，文天祥说：“国家亡了，我只能以死报国。倘若因为宽赦，能以道士回归故乡，他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作为顾问，还可以。假如立即给以高官，不仅亡国的大夫不可以此求生存，而且把自己平生的全部抱负抛弃，那么任用我有什么用呢？”王积翁想与宋官谢昌元等十人一起请释放文天祥为道士，降元的留梦炎不同意，说：“文天祥放出后，又在江南号召起事，置我十人于何地？”此事于是作罢。文天祥在燕京共三年，忽必烈知道文天祥始终不屈，同宰相议论放了他，遇上有人以文天祥起兵江南西路的事为借口，结果没有被释放。 [27]

文天祥在狱中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明白：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但文天祥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47]




文天祥像，取自《闽台历史名人画传》 [74]
至元十九年（1282年），福建有一僧人说土星冒犯帝坐星，怀疑有变乱。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天祥。京城也有未署名的书信，说某日火烧蓑城苇，率领两侧翼的士兵作乱，丞相就没有忧虑了。当时元左丞相阿合马为“盗”刺杀，元廷于是撤除城苇，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到开平，并怀疑信上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 [28]之后，忽必烈召见文天祥，对他说：“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然而忽必烈还不忍心，急忙挥手要他退去。有人建议答应文天祥的要求，忽必烈同意，不一会儿又下诏加以阻止，但文天祥已经遇害。 [29]
临刑时，文天祥尤为从容不迫，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完成了。”在向南方跪拜后，他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几天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收拾他的尸体，发现他的面色如同生者一般（欧阳氏是否来收殓遗体，记载不一）。 [29] [51]这时，刑场上出现十位江南义士，他们冒死来为文天祥办理后事。在遗体的衣带间，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篇附有序言的赞：

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29] [51]




浩气长存

文天祥就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他旧日在勤王军的部属和朋友非常悲痛，纷纷设酒祭奠，撰文赋诗，以表悼念之情。 [51]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文天祥归葬于故乡富田村东南二十里的鹜湖之原，乡人邓光荐为之作墓志铭。 [82]

元至治三年（1323年），吉安郡学奉文天祥像于先贤堂，和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并列。 [84]实现了文天祥少年时的志愿。 [82]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廷在北平教忠坊建文丞相祠，岁时遣官致祭。 [30-31]后庐陵也建文丞相忠烈祠。终明一代，宣城、温州、汀州、潮阳、五坡岭、崖山、大兴均兴建了文天祥的纪念祠堂。 [84]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年），经巡抚江西的右佥都御史韩雍、华盖殿大学士陈循等奏请，按照《谥法》中“临患不忘国曰‘忠’，秉德遵业曰‘烈’”的含义，代宗赐文天祥谥号为“忠烈”。 [3]清道光年间，文天祥从祀于孔庙。 [51]




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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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兵抗元

文天祥于开庆元年（1259年）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时元军攻鄂州（今武汉武昌），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避兵。文天祥上书宋廷，建策建方镇分地防守，从民兵中选精兵，破格选用将帅。并请除杀动摇民心的董宋臣，未被采纳，辞官回乡。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东下，宋守将多降。文天祥罄家财为军资，招勤王兵至5万人，入卫临安（今杭州）。他上书建议分全国为四镇，集中财力、军力抗元。旋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知平江府。遣将援常州（今属江苏），因淮将张全见危不救而败，退守余杭（今杭州西）。德祐二年（1276年）力请同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张世杰率京师军民20余万，与元军背城一战，宋廷不许。后一度被元廷扣押，北上途中逃至温州（今属浙江）。五月，在福州与张世杰、礼部侍郎陆秀夫、右丞相陈宜中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建策取海道北复江浙，为陈宜中所阻，遂赴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聚兵抗元。 [57]十一月，进军江西失败。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在各地抗元义军和人民支持下，再攻江西，于雩都（今于都）击败元军，收复兴国（今属江西）及赣州、吉州的属县，终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于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 [33]






文天祥石刻像，清孔继尧绘《沧浪亭五百名贤像》之一文天祥文天祥文天祥文天祥文天祥文天祥文天祥文天祥文天祥温州石刻像文天祥像，取自孔继尧绘，道光九年刻本《吴郡名贤图传赞》文天祥



文天祥画像


（画像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70]）




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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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文天祥诗歌的内容和风格前后迥异，成就也大为不同。学术界一般以德祐元年（1275年）他奉诏起兵勤王为界限，将其诗歌分为前后两期 [77]：

（一）前期：酬唱赠答、抒怀言志诗

文天祥前期诗歌约有三百余首，因为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大部分都是酬唱赠答与抒怀言志之作，这时候的诗歌在艺术及思想深度上虽不及他后期的创作，但是也不乏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生日和谢爱山长句》中说“夜阑拂剑碧光寒，握手相期出云表”。这些诗写得豪迈奔放，雄健壮阔，将文天祥早期的那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火热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前期的作品中还出现有“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题黄冈寺次吴履斋韵》）这一类描写南宋末年外族入侵，表达对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结束战乱的信心和愿望的思想性较深的作品。 [76]

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杜甫诗歌中所展现出的符合儒家传统伦理观的性情，正与文天祥提出的“性情”相契合，文天祥在杜诗中找到强烈的认同感，与杜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文天祥边塞诗中的浑浑正气波及甚广，不仅在当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81]

（二）后期：爱国诗、纪行诗

文天祥后期的作品大多收录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中，一共有五百七十余首，这一时期文天祥被元兵囚禁，但他忠贞之心并未减少，创作量也很大，这一时期他的诗风主要是效法杜甫，以诗纪时事，以诗纪所遭。《指南录》中大部分篇章是叙述文天祥被俘北行，虽身处艰难困境，却依然充满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纪事诗。《指南后录》是文天祥诗歌思想深度，表达感情最为强烈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爱国精神与民族正气最强烈的表现，是文天祥自励与忠贞的表现。此外，在《过零丁洋》《正气歌》中，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样的名句流传千古，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 [55-56]。他的《集杜诗》二百余首分别记述了南宋末年抗元斗争、起兵勤王被俘入狱与追忆前人旧事、感叹世事的个人生平遭遇，将国家兴亡、民族命运与自己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出他爱国，不愿屈服于外族，誓死与国家命运共存亡的爱国之情。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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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色


从语言与表现手法等方面，文天祥的诗歌风格被归纳为如下数点：

（一）语言风格

文天祥的诗歌大多直抒胸臆，能够以通俗易懂、口语化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感情，是诗歌极富表现力。如《纪事》这几首诗，用特别常见的口语化语言将面临敌人的威逼利诱与压迫依然能够慷慨从容，严词相待，终不辱使命的爱国主义形象刻画的生动形象。以这种外表平易晓畅，意蕴却深刻绵延的语言，不但显示出他对于平时生活的认真观察，同时还显示出他语言运用能力的精通。在他其他一些诗中还显示出他独具特色的一面是虽有些诗句对语言千锤百炼，却丝毫显示不出生硬晦涩的地方，还有“风摇春浪软，礁激暮潮雄”（《乱礁洋》）、“橹声人语小，岸影客心长”（《幕客载酒舟中即席序别》）这些诗句，也足以见出他语言极具特色的一面。 [76]

（二）连用用典

用典是历代文人学者所关注的一种写作技巧和方法，文天祥能够十分贴切的巧用这些典故。在他前期诗歌中，使用较多的是文学典故，如在《闲居和云屋道士》中，反用王羲之兰亭集会时感叹时事、感叹人生的典故，认为有些事不应该背后议论，既已事成定局，何不“今朝有酒今朝醉”，豪放旷达一点呢？于豪放旷达之中又透露出丝丝的忧愤之情。在他的后期诗歌中，由于所处环境的特殊，作为一名爱国志士，诗歌中运用历史典故较多，他从年幼时候就接受良好的教育，熟读《左传》《史记》《汉书》，在他的《正气歌》中运用一系列苏武、董狐、张良等名臣烈士的典故来表明他的决心。文天祥的这种连用典故的现象，不但不显得刻意衔接，诗中的慷慨义气让人读后，反而可以给读者带来无限的鼓舞。 [76]

（三）赋笔、比兴手法的运用

在宋代，由于当时的理学派倡导质直诗风，又由于他从小便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此时代的文天祥赋笔与比兴的手法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运用的较多。在他的《指南录》中，主要是叙述他出使元营，被拘后设法逃脱归国的艰苦经历，他在这里采用了杜甫用组诗记事的方法创作，这类以记述自己遭遇，刻画生活环境恶劣的诗篇基本都以赋笔的方式完成。在《指南后录》与《吟啸集》中，诗人将赋笔与比兴二者结合运用，将自己作比喻，表明了自己希望早日回国恢复自由并对于元人无论怎样的恐吓与诱惑都不活动摇他的忠贞之心。诗人将这两种手法结合运用，即表明自己遭遇，又表现出自己决心的用法，在宋诗中给后人影响非常深刻。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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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文天祥存词仅数首，作于抗元和被囚期间的《酹江月·驿中言别》等，直抒胸臆，激越沉痛。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他的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王沂孙、张炎、周密诸家之上。 [91]




后世影响

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所作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 [55-56]。如明代的名臣于谦、孙燧受到文天祥事迹的影响，在危难之际都能坚贞不屈。 [84]“九一八事变”后，文天祥作为抗元典型人物被从历史记忆中挑选出来鼓舞社会民众，文天祥的爱国精神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被大力发掘、塑造和宣传。 [80]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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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昀：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32]

王积翁：南人无如天祥者。 [33]




文天祥 [70]
孛儿只斤·忽必烈：是好人也。 [32]
邓光荐《宋丞相文天祥墓志铭》：虽功业不能以尺寸，而志节昭灼乎终古。南北之人无问识与不识，莫不流涕惊叹，乐道其平生。自古节义之大臣，盖不若是之烈云。 [82-83]

王炎午在文天祥生前被囚时作《生祭文丞相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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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邹、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俎奠之荣；奉母，极东南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授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华元踉跄，子胥脱走，丞相自叙几死者数矣。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保捍闽、广，则田单、即墨矣；倡义勇出，则颜平原、申包胥矣。虽举事卒无所成，而大节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执？  [52]


文天祥死后，他又撰《望祭文丞相文》，说“名相烈士，令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文天祥之死，使“山河顿即改色，日月为之韬光”。 [51]

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①我公就义何从容，名垂竹帛生英雄。②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 [51]

元代佚名所著《昭忠录》认为，文天祥“芳名壮概，与宇宙同不朽”。 [51]

郑思肖《文丞相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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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文公天祥，才略奇伟，临大事无惧色，不敢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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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臣、孝子、大魁、宰相，古今惟公一人。 [51]


苏天爵《文丞相画像赞》：早游学宫，即思尽忠。入对大廷，直言匪躬。行都之召，天命已改。倡议兴师，奋起岭海。如人初疾，委之庸医；及厄于危，卢、扁何施？慷慨伏节，从容就死。表著臣则，张皇人纪。彼士肤敏，富寿安荣。肃瞻公像，凛然犹生。 [82]

脱脱等主编《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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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 [33]

●
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33]


虞集《哭文丞相诗》：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75] [79]

杨士奇《重修文丞相祠记》：文丞相甫冠奉廷对，即极口论国家大计。未几元兵渡江，又上书乞斩嬖近之主迁幸议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气盖天下矣。自是而断断焉，殚力竭谋，扶颠持危，以兴复为已任。虽险阻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不幸国亡身执，而大义愈明。盖公志正而才广，识远而器闲，浩然之气以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盖以天命去宋也。虽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杀身成仁者不少。论者必以公为称首公。 [34]

朱瞻基：此人心如铁石，元君百方诱之降，终不屈，可谓万世不磨。 [35]

李昌祺：若宋丞相文天祥，授任于倾危之际，脱身于俘执之中，倡义勤王，艰难万状，功虽未究，忠则有馀，竟能取义成仁，从容就死，为千万世臣子之式。 [36]




文天祥
韩雍：①宋丞相、少保、信国公文天祥，弱冠状元，临危拜相，跋涉于艰难险阻之中，经营于颠覆流离之际，志专恢复，屡折挫而不移心，切报君滨，颠危而不变，国亡被执，系狱累年，诱之以大用而不从，挟之以刀锯而不屈，卒之杀身成仁，而收三百年养士之功，立千载为臣之极，精忠大节，与日月争光，与天地悠久。 [30]②今斯集也，传之天下后世之人，争先快睹，皆知是君之大义，守身之大节，不宜以成败利钝而少变。扶天常，以植人纪，以沮乱臣贼子之心，而增志士仁人只之气。其于世教，重有补焉。 [85]
陈循：天祥孤忠大节为宋臣，首按谥法；临患不忘国曰“忠”，秉德遵业曰“烈”请谥曰“忠烈”。 [30]

于谦《文山先生像赞》：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亡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词，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 [37]

廖庄《拜文丞相祠》：丞相祠堂在富田，我来拜谒正残年。旧时节操存松柏，终古丘坟锁雾烟。宋主可怜奔入海，文山犹自耸擎天。大明为雪腥膻耻，留得孤忠百世传。 [84]

黄仲昭《谒文丞相祠》：故宫芳草泣铜人，沧海楼船是紫宸。赤手欲擎西坠日，丹心誓扫北来尘、山河万里归元主，庙宇千年祀宋臣！翘首燕山知几仞？至今高节其嶙峋。 [84]

孙燧《文丞相像赞》：伟哉文公，千古之士。方国脉尚存也，流离颠沛，惟恐不得其生；及国脉既绝也，慷慨从容，惟恐不得其死。求生匪死，求死匪生。生死惟求，成就一是。丈夫事业，固每如此。百世闻风，孰不兴起？ [84]

敖英《东谷赘言》：人莫不有死也，恶之欲其死者，众人之情也。爱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爱之矣，又欲其死何哉！盖所爱有重于死者，先民有言，纲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霁云被执而未死，张睢阳大呼男儿以速其死，文丞相被执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38]

孙承恩《古像赞·文丞相》：烈烈文山，忠节孤劲。身荷纲常，还报列圣。正气不亡，百世犹昨。山川峙流，风霆磅礴。 [53]

林大钦为方饭亭撰题的对联：热血腔中祗有宋，孤忠岭外更何人。 [60]

宋仪望《宁国府文丞相祠记》：公之忠大矣，海隅荒服闻其名犹知敬慕，况过化之区乎！孺子懦夫一及当时事怒发竖指，涕洟沾襟，况冠裳之儒乎！ [39]

谢肇淛《五杂俎》：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40]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当时有先兆曰：“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陆秀夫。” [32]




文天祥刻像 [70]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谈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称也，余以为不然夫信公非无才者也。当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巳去而信公以一远郡守，募万余乌合之众，率以勤王而众不溃，此非有驾驭之术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窜免，间关万死，而后至闽复能合其众，以收巳失之郡邑；而所遣张汴、邹凤遇李恒悉败，既再散而再合矣。而举军皆大疫，死者过半。五坡之役，复遇张弘范以败，凡天祥之所用将，皆非恒范敌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内外，灭国四十歼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仙之后未有能抽一矢、发一骑，而北驰者元举太山之势以压宋卵。而信公欲以单辞羁身，鼓舞其病媍弱息，以与贲育中黄之徒抗，葢未接刃而魄先夺矣。虽有韩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数败，而能数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数起而数败，吾不谓其才之不称也。 [41]
王夫之《宋论》：夫忠臣于君国之危亡，致命以与天争兴废，亦如是焉而已。当德祐时，蒙古兵压临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终无术矣。诚不忍国亡而无能为救，则婴城死守，君臣毕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余烬以借一，不胜，则委骨于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遗裔，联草泽之英雄，有一日之生，尽一日之瘁，则信国他日者亦屡用之矣。乃仓卒之下，听女主乞活之谋，衔称臣纳贡之命，徼封豕长蛇之恩，以为属国于江介。爱君而非所以爱，存国而固不可存，信国之忠，洵忠而过矣。……信国自处以君子，而以细人之道爱其君乎？……已入虎吻，而犹祝其勿吞，词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伤矣！信国之为此也，摇惑于妇人之柔靡，震动于通国之狂迷，欲以曲遂其成仁取义之心，而择之不精，执之不固，故曰忠而过也。 [78]

康五瓒《赣州文信国公祠记》：公忠义炳若列星，由宋迄今，赐爵锡谥，尊显备极……庙食遍天下，然公之不朽者，不在祠之有不有也。 [84]

爱新觉罗·弘历《文天祥论》：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贵，而不论其才焉。……未有忠诚有德，而败人之事者，即势至于不可为，亦必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该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兵败被执，视死如归。而元人弗杀，冀其忠义之心久而懈也。……而公方以百折不回之气，万变不逾之志，妻子在前而不顾，高官大禄而不慕，心惟宋室是向，自书其志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可谓行践其言矣。 [42]

洪亮吉《读史》：七尺终当死报君，黄冠南下属传闻。一编琬琰名臣录，都让王家生祭文。 [62]

石韫玉《三忠祠·文天祥》：柴市悲风起夕暾，西湖花月总消魂。两朝养士留人杰。一旅勤王答主恩。岂愿黄冠归故里，直思赤手定中原。成仁取义平生志，临死方知不食言。 [62]

阮元《温州江中孤屿谒文丞相祠》：独向江心挽倒流，忠臣投死入东瓯。侧身天地成孤注，满目河山寄一舟。朱鸟西台人尽哭，红羊南海劫初收。可怜此屿无多土，曾抵杭州与汴州。 [62]

陆以湉《冷庐杂识》：此四人者（范仲淹、诸葛亮、陆贽、文天祥），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 [43]

蔡东藩《宋史演义》：及文、张、陆三人之奔波海陆，百折不回，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后人或笑其迂拙，不知时局至此，已万无可存之理，文、张、陆三忠，亦不过吾尽吾心已耳。读诸葛武侯《后出师表》，结末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千古忠臣义士，大都如此，于文、张、陆何尤乎？ [44]

毛泽东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有批语：评语说，“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45]

蒋介石1934年在《立志为学与服务》一文中说：“如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陆象山其道德文章事业无不出类拔萃，彪炳千古。尤其是文天祥忠君爱国的精神，和崇高伟大的人格，更不祗江西一省之光荣，实堪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精神与人格，而为整个民族万古不磨的光荣。” [46]1957年在《说士气》中，他又评道：“他所手撰的正气歌，不但发扬了我中华民族伟大的传统精神，而且为我千秋万世的后代子孙，立下了忠奸顺逆决然划清的标准。” [54]

范文澜在《大丈夫》将文天祥视为“堪作模范的伟人”，阐述其“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陵的事迹”。 [80]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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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姓名及生卒年


简介


父亲

文仪（1215-1256）

字士表，号革斋。祥兴年间赠太师、惠国公。


母亲

曾氏（？-1278）

泰和梅溪人曾珏之女。封齐魏两国夫人。


二弟

文璧（1238-1298）

与文天祥同为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南宋时官至惠州知府。入元后官至通议大夫等。死后追封雁门郡侯，谥号“文惠”。


三弟

文霆孙

早逝。


四弟

文璋（1249-1317）

字宋仁，号文室，又名天麟。


妻妾

欧阳氏

生文道生、定娘、寿娘。


颜氏

生文环生、奉娘、环娘。


黄氏

生文佛生、柳娘、监娘。


儿子

文道生（1260-1278）

欧阳氏所生。随父转战广东，后病卒惠州。


文佛生

黄氏所生。


文环生

颜氏所生。


嗣子

文升（1268-1313）

文璧次子，后过继于文天祥。字逊志，号学山。在元朝官至奉训大夫、集贤院直学士。死后赠大中大夫、蜀郡侯，谥号“文庄”。


女儿

柳娘

——


环娘

——


定娘

——


寿娘

——


监娘

——


奉娘

——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 [33] [48] [51]）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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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生平著作甚丰。除对策、封事等外，文天祥在百忙中不却友人之所托，写了大量的文稿，其中包括序言、墓志铭，寿序、赞、颂、祝辞、书、启、跋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体。此外，诗、词最多，除了《指南录》和《指南后录》和《吟啸集》外，还有《集杜诗》200首以及《十八拍》和少量的词等。此外还有在抗元前的部分诗稿。

《文氏通谱·信国公遗翰》记载：“信公遗稿，在元时类集五十卷。公（文天祥）之孙（文）富刻板传世，经兵燹不全。”文富编辑的50卷本也非全集。《纲鉴易知录》说：文天祥“居狱四年，忠义之气，一著于诗歌，累数十百篇。至是兵马司籍所存上之，观者无不流涕悲恸”。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文天祥生平有《文山随笔》数十大册，后丢失。元朝时，其乡人搜访其作品，编为前集32卷，后集7卷，世称“道体堂刻本”。今所见的文天祥文集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刻本。 [87]所著《文山先生全集》20卷，有《四部丛刊》影明刻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文天祥全集》校点本。 [91]

文天祥在从政与戎马外，亦深爱书法、绘画。他对历代书法名碑帖皆有浏览并临摹。其字如其人，书作清疏挺竦，俊秀开张，笔笔有法，十分精妙，所见者皆起敬起爱。对纸墨之微，十分讲究，亦皆不苟。清人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说，其书法“纸墨所健，是为白鹿纸也。书法清癯，使人心目爽然”，但凡见者，“怀其忠义而更爱之”。传世书迹有《小青青诗卷》、《篆玉带砚铭》、《瑞阳帖》、《诸割》、《木鸡集序卷》、《谢昌元座右辞卷》（一作《谢昌元座右自警辞》）、《虎头山诗》与《上宏斋帖》等。 [71]



文天祥部分存世书迹





文天祥行书《上宏斋帖》，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馆 [72]




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73]





文天祥书札




文天祥草书《木鸡集序卷》，辽宁省博物馆藏 [73]





后世纪念

播报
编辑




墓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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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





文天祥墓碑
主词条：文天祥墓
文天祥墓位于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骛湖大坑之原。 [58]由墓本体、望柱、牌坊、神道以及神道两侧的石俑、石马、石羊、石人组成，面积约4000平方米，为元代古墓葬。2013年，国务院公布文天祥墓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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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


主词条：文天祥祠

北京文天祥祠：又名文丞相祠，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占地600平方米，是文天祥当年遭囚禁和就义的地方。1376年明洪武九年建祠。万历年间自府学右侧迁建到府学左侧，后屡有重修。1984年重修，1985年对外开放。现存大门、前殿、后殿。文天祥祠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65]




文天祥祠
温州文天祥祠：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江心屿。祠建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文天祥就义200周年，占地面积821平方米。 [66]
深圳文天祥祠：信国公文天祥祠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现中山东路15号，是清嘉庆年间为纪念文天祥修建的一座祠堂，也是南头城中保存最为完整并规模最大的古建筑。 [67]

南通文天祥祠：位于江苏省南通市东华塔陵园东侧。2008年，崇川区政府恢复重建了文天祥祠。 [68]




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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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主词条：天祥公园

井冈山天祥公园：天祥公园以文天祥纪念馆为主体，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城东北角，紧靠井冈山大道吉安县段，占地面积550亩。 [69]

汕尾海丰文天祥公园：海丰文天祥公园位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五坡岭方饭亭，据说是文天祥落难之地。2011年8月21日，文天祥公园正式开园。 [60]

香港新界：香港文天祥纪念公园位于香港新界新田之青山公路新田段及新田公路之间，占地2万公顷，为纪念文天祥而建，又名“文天祥公园”。 [61]公园内最高处有文天祥铜像一座，铜像后有一幅石碑，描述文天祥的生平事迹，当中包括耳熟能详的《正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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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饭亭


主词条：方饭亭




方饭亭
方饭亭位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城北面的五坡岭上，该亭为纪念文天祥方饭五坡岭时不幸被捕而建。亭坐西北向东南，占地960平方米。前面分五层34级台阶，台阶上面是一幅长20米、宽13米的月台，中心建一重檐攒尖顶，通高9米。亭内后侧再置一庑殿顶小石亭，高3.9米，内竖一碑，高2.7米，宽0.9米，刻文天祥画像。1957年，方饭亭被海丰县革命委员会列为海丰县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汕尾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60]



纪念馆

江西吉安




文天祥纪念馆
主词条：文天祥纪念馆
文天祥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1984年动工，1991年底竣工开馆。总建筑面积1398平方米。正气堂坐北朝南，临门99级台阶，周围松柏四季常青。正气堂为序厅，有文天祥塑像。四壁嵌八幅大型壁画，描绘文天祥生平。序厅设有一全馆整体模型盘，指导游人参观瞻仰。四个展厅，分东西厅，西厢房为书画珍藏厅及文天祥生平事迹展览厅，四周亭廓环抱，馆内有中心花园。 [59]




其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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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城墙：文天祥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聚兵期间留下不少事迹，影响最深的是“文山城墙”。“文山城墙”位于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城北茫荡山的莲花山，城垣旧址长5000余米、宽4.5米，高3米许，外侧利用天然山脊为陡峭工事，部分地段用石头垒砌而成，更多为夯土所筑，十分壮观。遗址后经造林、开路，严重受毁，地面大部分已不存在，地下墙基尚存。文天祥于德祐二年（1276年）七月上旬到达南剑州后即着手筹建这一带城墙。因为元军南侵陆路必经城北的官道，因此筑城墙成为当务之急。按理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三、五个月才能完工，但文天祥仅用了几天几夜就把这10里长墙筑成了。修筑工事，夜以继日，远近百姓闻风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足见当时民众抗元热情之高涨。后来人们传说文天祥抗元气节惊天地泣鬼神，筑墙如有神鬼相助，遂把这段城墙称为“鬼城墙”。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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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文天祥被封为安定县（今甘肃省定西市）城隍，受当地民众祭拜。安定城隍圣诞庙会在每年农历的五月十八日。 [89]





诗文传说

王炎午《望祭文丞相文》 [50]。明清时期也有大量诗文纪念文天祥。 [84]在文天祥到过的一些地方，对文天祥的纪念还衍化为民间传说及遗迹。如《潮阳县志》卷5《古迹》记载了三处这样的遗迹：

其一，马冢。在东山灵威庙前。相传文天祥在此进酒与神对饮，祝道：“有灵，当以乘马献。”已而，杯忽自倾而半，马立毙，因瘗焉。后人题曰“文马碣”。

其二，莲花峰。在海门所之南，矗立海岸间。石高约数丈，状如莲办，当地百姓以为宋文丞相登临处。峭壁磨崖，有“莲花峰”三个大字，为元张鲁庵书。四周题刻，几乎全是文丞相遗事。中有隙缝，岩石上方书有“通仙石”三字。

其三，千秋镇。在旧惠来都。相传文天祥部将邹讽在此驻兵，刻铭于石，云：“崇冈壁立，曲水长流。天险莫升，人谋曷筹，山川万古垒千秋。” [84]

《潮阳县志》卷13《杂录·和平旧为蚝墩》载，文天祥在军中时，夜不能寐。及讨刘兴至蚝墩，安寝信宿。询居人以何地，或知之。文丞相曰：“地气和平甚，何不名和平？”遂改称。此后，蚝乃不生。 [84]

另据《惠州府志》记载：文天祥“移驻南岭，军中无烛，命采生竹燃之，火光照人。即今江南竹，生斫可熟，犹昔也。蚤蛙多，军士不得寐，天祥祝而遂绝。至今南岭无蚊，有蛙亦不鸣”。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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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外==红楼梦幻浮邱影绛树镜花武潭魂！6073--【郭都贤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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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人物：郭都贤
共 27 首 第 1 页 下一页
题王觉斯石交图为郭天门吏部 明末清初 · 倪元璐
七言绝句
千夫舁不上丹徒，看有模棱物态无。
交尽世人惟得此，资他风骨耐他粗。
送郭天门中丞巡抚江右 明末清初 · 黎遂球
五言律诗
汉饷封萧相，唐军拜令公。
羊城留穗遍，鱼丽拥江雄。
楚树诸烽靖，湖帆万里通。
还期制南粤，歌舞此方同（时以粮道擢。）。
登太山上天门作 明末清初 · 黎遂球
晓日上红门，向午在盘道。
翀鸟等游鱼，寿柏齐寸藻。
高天自无云，俯气互遥颢。
衣带须臾更，烟流合离抱。
淩杖挂层阶，浮身射众宝。
石壁齧瑶浪，阳冰溜晴潦。
宇宙何寥寥，经过怀玉璪。
送郭天门开府江西二首 其一 明 · 何吾驺
七言律诗
悠悠旌旆羽书同，西指三江节制雄。
重见搴帷歌湛露，遥听吹角起清风。
周家玈矢原三锡，汉代麒麟第一功。
烽火坐销肤奏入，笑看新诏五云中。
送郭天门开府江西二首 其二 明 · 何吾驺
七言律诗
十年冰鉴自天官，八座新登大将坛。
文武竞絿光节钺，江湖襟带靖波澜。
令公勋业谁能并，开府清新和转难。
为报壶浆诸父老，岭云不比豫章看。
春初拟候些庵年兄误有返益阳之耗遂止顷走使南嘉接尹洞庭书知尚客新堤也亟欲鼓一桡相造先报以诗 明 · 王应斗
七言律诗
自从风影报仙舲，只道沙湾动客星。
望里日穷千顷碧，意中时见数峰青。
因占宝气寻江渚，得引鸿函出洞庭。
五载梦魂如乍醒，好期秋雨话新亭。
和些庵和尚补山堂歌 明末清初 · 钱谦益
床头双剑匣龙虎，绣涩悲吟卷毛羽。
宵来光怪横甲兵，弥天倒写修罗雨。
柴门白浪平江湖，天宫岖峨地极孤。
闪电金蛇裂如线，惝恍岂知天有无。
有人用管量天咫，我笑斯人梦梦耳。
山僧贻我补山歌，使我沉忧霍然起。
南条天高岭千叠，何人移置沙湾里。
长沙铜柱不曾腐，规外星辰九嶷补。
东海扬尘未移日，剩水残山何足数。
眼前突兀见此堂，摩空浴日开洪荒。
长歌仰视天苍苍，河曲智叟徒徬徨。
逢邓子敬讯郭天门先生家居有寄 明末清初 · 陈子升
中丞归老处，一片洞庭秋。
客至鄱湖上，湖光远近浮。
天风吹鹤氅，海国忆龙舟。
若有离骚作，知子赋远游⑴。
⑴ 南海端阳竞渡特盛，先生曾纪以诗。
正落花诗十首（庚子冬初得些庵大观诸老诗读而和之成十首以嗣有众什尊所自始命之以正雅正也变非正也雅有变变而仍雅则当其变正在变矣是故得谓之正） 其一 明末清初 · 王夫之
七言律诗
弱羽殷勤亢谷风，息肩迟暮委墙东。
销魂万里生前果，化血三年死后功。
香老但邀南国颂，青留长伴小山丛。
堂堂背我随馀子，微许知音一叶桐。
正落花诗十首（庚子冬初得些庵大观诸老诗读而和之成十首以嗣有众什尊所自始命之以正雅正也变非正也雅有变变而仍雅则当其变正在变矣是故得谓之正） 其二 明末清初 · 王夫之
七言律诗
锦阵风雌夺葆幢，万群茶火怯宵摐。
烧残梁殿缃千帙，击碎鸿门玉一双。
十里荷香消汴梦，三山芳草送吴降。
扬州婪尾春犹在，小住何妨眷此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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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台 免费编辑 添加义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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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台，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陈氏，名湜。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郭金台

出生地
湘潭


所处时代
清

别    名
幼隗

目录
1简介
折叠编辑本段简介
郭金台，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陈氏，名湜。年十五，遭家难，赖中表郭氏卵翼得脱，遂为继。弱冠有声黉序间，万历间，两中副车。崇祯朝，屡以名荐，不起；例授官，亦不拜。既南渡，隆武乡试登贤书，督师何腾蛟论荐，授职方郎中。再起监军佥事，有司敦迫，皆以母老病辞不就。避迹山中，然於时事多所论列。一二枕戈泣血之士，崎岖岭海，经营措置，不遗馀力。当是时，溃卒猖獗，积尸盈野，百里无人烟。金台请於督师，命偏裨主团练，力率乡勇，锻矛戟，峙刍糗，乡人全活者以数万计。

清初，当局特疏荐於朝，力请得免。晚授徒衡山，深衣幅巾，足不履户外，绝口不谈世事。惟论列当时殉难诸人，辄欷歔流涕。康熙十五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七。自题其墓曰“遗民郭某之墓”。著有石村诗文集，五经骈语，博物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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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一个笨姑娘，一直守在宝玉身边，陪他为黛玉守坟，最终活成脂砚斋
小涵读书 2019-06-20   |  280阅读  |  13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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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之所以伟大，除了曹雪芹写得精彩绝伦之外，最重要的是还有脂砚斋的整理和批注。在曹雪芹写作的最初，她负责边整理边批注，所以即使《红楼梦》后八十回失传，我们仍旧能从脂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还原部分人物的结局。

脂砚斋究竟是谁？从脂批看，一是女性，知道闺阁中的所有事情；二是宝玉身边的人，了解宝玉的身世，贾府的家事；三是一直跟在宝玉身边，同甘共苦的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点，才可能是脂砚斋。按照这个基本逻辑，大致推断此人应该是麝月。


其实，曹雪芹在书中有过诸多暗示。

【1】麝月在怡红夜宴抽的9字花签明确了这一点

第六十三回，怡红夜宴上，麝月掣了一根花签。大家看时，上面画着一枝荼蘼花，题着“韶华胜极”四字，那边写着一句旧诗，道是：开到荼蘼花事了。注云：“在席各饮三杯送春。”麝月问怎么讲，宝玉愁眉忙将签藏了说：“咱们且喝酒。”说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

“开到荼蘼花事了”，语出宋代王淇《春暮游小园》。因为荼麻縻原本属于蔷薇科落叶灌木，初夏开花，历代诗人以其开花较晚，故把荼縻看作是送春之花。

贾宝玉看完之后，因为感叹贾府开始走向没落，大观园的一切即将散场，所以没有跟麝月解释。但从花签上的“韶华胜极”四个字看，花开正当时，胜过一切。宝钗是牡丹、黛玉是芙蓉……都是名花，但都不是韶华胜极，只有麝月才是。所以，这其实是意味在困难之际，麝月开始成为宝玉生命中的主角。

【2】宝玉的诗文中透露了这一点

第二十一回，宝玉早起去潇湘馆，用史湘云的洗脸水洗漱，并让她给自己梳头，被袭人看见后生闷气。宝玉回来后，众人都不理宝玉，宝玉便自看《南华经》，趁着酒兴，提笔写道：“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在这段续文里，贾宝玉把宝钗、黛玉、袭人和麝月相提并论，同等看待。林黛玉和薛宝钗是大家闺秀，袭人是同宝玉有过肌肤之亲的人，麝月只是跟在袭人后面的丫鬟，无论如何也不能与黛玉、宝钗和袭人平起平坐。宝玉如此安排，自然是因为其身份特殊。

后来，袭人嫁给了蒋玉菡，临走时曾说过“好歹留着麝月只有麝月”之语。最终麝月留在宝玉身边，成了宝玉之妾。


【3】宝玉给麝月梳头暗示了这一点

第二十回，过年期间，宝玉从贾母处回来，看到只有麝月一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问她为什么不出去玩，麝月道：“都顽去了，这屋里交给谁呢？……所以让他们都去罢，我在这里看着”。宝玉听了这话，心中说到：“公然又是一个袭人”。
    在这句话后面，脂砚斋写道：“岂敢”。这两个字是与袭人相比较而言，意思是自己比不上袭人。由此可以推测，脂砚斋就是麝月。

贾宝玉提议给麝月篦头。麝月欣然同意，将文具镜匣搬来，卸去钗钏，打开头发，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后来晴雯赶来，因见两人亲昵，说出“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这是戏谑，其实更是暗指，是指多年以后，宝玉给麝月共同生活，一起梳头之事。


【4】麝月骂宝玉不该当坟地里的杨树明确了这一点

第五十一回，晴雯生病，宝玉请太医诊病后，看了药方，说出这样一番话：

“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麝月等笑道：“野坟里只有杨树不成？难道就没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杨树，那么大笨树，叶子只一点子，没一丝风，他也是乱响。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

宝玉由药说到坟地，并自喻为老杨树，其实有暗示。因为在第二十三回，贾宝玉和林黛玉说了一个谶言：

“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

这其实是指林黛玉死去后，贾宝主最终为其守墓。麝月未到过坟地，却说出讨厌杨树之言，按照曹雪芹一笔两用，伏脉千里的写法，这应该是暗指两人日后为林黛玉守墓时的言谈。


在王夫人眼里，麝月是笨笨的。但是这个笨是忠诚，是陪着贾宝玉走到人生尽头的一份真情。所以，通过书中留下的诸多信息，判断麝月化身脂砚斋，陪宝玉终老，陪宝玉著书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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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都贤—大崖山情怀
新闻来源：嘉鱼网更新时间：2013-11-07作者：鲁运江
郭都贤(1599-1672)，字天门，号些庵，湖南益阳县人。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员外郎、四川参议、江西学政、江西巡抚等。他为官清正，吏治严明，颇有贤声。但因当时朝政腐败，郭眼见无力回天，遂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弃官，归隐于湘西石门山。顺治八年(1651)下半年流寓嘉鱼，依熊开元、尹民兴，住在梅熟庵僧舍，清顺治八年，重阳将至，郭都贤动了登高之兴，于是邀约师友髡残(1612—约1692,字介邱，号石溪，又号白秃、残道者、庵住道人，晚署石道人、石溪和尚，本家姓刘，湖南武陵常德人)。同游大崖山。郭都贤对髡残说道：“大崖一块积痞，入我膏肓久矣，惟王不留行，可以立消且了。”意思是没登大崖山是他心中的一块积痞。郭都贤九月六日在大崖山前后共游了五天,并对大崖山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古洞寺庙,昼色夜景等感憾不已,并留下了七首诗、一篇游记，记载了这次旅游的全过程。现将七首诗恭录如下：

《鞠秋七日宿大崖寺》

一肩蓝笋蹑层层，褛被从容载兴乘。

半壁空青徒聚石，上方昏黑月传灯。

风遗濂洛人今古，日远齐梁地废兴。

问遍铁桥泉作答，暮钟和入梦如曾。

《牛眼泉》

骨山不受肥，肉眼谁知饷。

抉髓尽醍醐，呼牛亦皮相。

《八月登岸山绝顶》

拨莽何人破古荒，早来高处待重阳。

先登一日赊应倍，俯对千峰坐亦忙。

袍笏望风呼石丈，儿孙承足礼狮王。

名泉灌顶真灵药，半臂无烦系紫囊。

《怀龙潭老人》

明月梨床梦不劳，忽惊林表卷秋涛。

相看坐卧孤云上，已极登临九日高。

雁自成行初断影，凤因探穴得殊毛。

灵山骨相知谁似，洞口流香滴滴曹。

《初十日晓望》

昨日空蒙中，山被云横掠。

不知烟语谁，缕系青山脚。

《石室洞》

沧溟有大鱼，厥背负青天。

石鳞鼓鬣飞，首尾成蜿蜒。

洞开两目光，几溷明珠悬。

象罔误探颔，鲛人室相沿。

疑有尺素书，兼藏二酉篇。

一朝沧桑变，涸鲋忘何年。

但见所蜕骨，千尺如山连。

石首化苍璧，空洞吞云烟。

至今石室洞，唧唧嘉鱼传。

《留别大崖山》

年年九日愁风雨，先去如赊后如补。

我来五日住山中，手摘青峰历历数。

山色空蒙雨亦奇，画作重阳图亦古。

阴晴宛转幻声容，始信名山原不腐。

大崖千里赚人来，云月豁山递为主。

登高作赋叹浮名，欲向大崖何处语。

衡南亦有山，湘西亦有寺。

狮猊不如豺虎横，驱人夜半凶门出。

来拍大崖肩，去掉大崖臂。

别山如别人，分手相思寄。

千峰万峰前路多，钵囊花贮满云烟寺。

明·大崖山文化名人名号考证

鲁运江

大岩山位于嘉鱼县城西南18公里的高铁镇(八斗)与官桥镇(舒桥)的交界地段,海拨高程243米,“南嘉第一峰”名山,本与“大岩湖”一山一水齐名。明朝大儒理学家李承箕在此读书、讲学,并自号“大崖居士”,后来行文者和史学家们就把“大岩山”演化成了“大崖山”,这样就与“大岩湖”各是一个“岩(崖)”字了,但现今当地村庄还是叫“大岩村”。大崖山原名大崖观,后又称大崖寺。追踪大崖山文化;一是取决地理方位独特,自然生态环境优美,山林植被丰富;二是山顶有自然形成的大石洞,洞内有多形的乳针石,洞天有一大一小的天窗,也有人称之为“破洞”。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防空洞,天窗可作为通气孔,可容纳千余人;三是民国初年，有个外地女仙姑在洞中供奉如来、观音等木雕佛像，以石罅中流出的泉水为“佛水”，给人治病，一时远近闻名,人们就把石室洞称为了“仙人洞”,并刻于石洞门的悬壁上;四是明代李氏几大名人修学、讲学于此山,特别是盛世闻名的理学家李承芳和兄弟李承箕,为我国两娇大儒,时称“嘉鱼二李”。大崖山文化说实了就是李氏文化,也就是李承箕和李承芳两兄弟理学文化的传承,当时大崖山的理学文化名盛全国和朝野。大崖山文化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明成化元年(1465)，嘉鱼文人李阜(公元1426—1476年),字元春,号欧宾。入石室洞中读书、讲学,有书数百卷,半失之民间。李阜之子李承芳、李承箕，李田(号约庵,李阜兄)之子李承勋(号逊庵)，都曾在西峤大崖观读书。李承芳初号“半山公”,后自号“东峤居士”，李承箕始号“西峤居士”,后又自号“大崖居士”。成化二十二年(1486)，两人同时中举，李承芳入朝为官，李承箕则拜广东江门陈白沙(献章)为师，专攻理学，在大崖山下侧建书楼，名为“真静所”，读书讲学其中，人称“理学书楼”。李承勋入进士,后拜明朝三部尚书。弘治五年(1492)，李承箕之三子,乡贡进士李整(字端彝、号石室,)和四子李虔(字惕斋)在真静所读书，改建大崖观为“紫云观”。李整(端彝)后来承祖父李阜教业又在大崖山石室洞里办义学,自号“石室山人”,并刻于洞壁门的悬梁上,人称“石室先生”。《李氏宗谱》李承勋撰《李君端彝墓志铭》载;“——端彝为大崖公子也,讳整,号“石室山人”。……曾祖善,珙县教瑜,…祖阜。”《李氏宗谱》李整叙记;“整,承箕三子,字端彝,号铁桥居土。髫年庄重简默,气度老成。潜心古学,诗文亦侔于古今作手,吾父知而不言。…庚午领乡荐,再试南宫,落第。抱五经及道学诸书,引诸弟入大崖之石室,更号石室山人。”李整生于成化己亥(公元1479年)年,卒于正徳庚辰(公元1520年)年,终年41岁。所以,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和有关明史行文都把李阜称为“石室山人”和“石室先生”有误。李阜为李整(端彝)祖父,但在《李氏宗谱》里李阜只有简记,即沒有传,也无墓志铭,只是在儿子李承芳和李承箕传及墓志铭里有提及,但他当官的兄弟李田有传又有墓志铭,可能这就文人不如官人的原因吧。五百年来行文者和著史者都把“石室先生”说成是李阜是没有依据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虔(大崖四子)之孙李憭(父李宝蒙),在任大理寺卿十三年后，辞官归山，改真静所为“高明楼”。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憭与乡绅马明卿募集资金，将大崖观改建为规模宏大、雄伟壮观的“大崖寺”。由于大崖山李氏文化盛于明,明·工部尚书吴廷举(烟墩静堡嘴人)特回家在咸嘉接壤处大路东边(又称斧头湖)办东湖“咸嘉社学”,时有大崖山文人李一卿(名承德,号石墩)悉东湖吴公抚楚创咸嘉社学于清洪故里,以待二县子弟之来游者,谓一卿经明行修,移书请主教事,其受知如此。李一卿赴“东湖”授教,有石室(李整)《送一卿赴东湖召》诗为证;“告别匆匆何处去,清洪有简自都台。咸嘉书舍凭谁管,乡里儿童抱艺来。供给所关都未节,见文能广不凡才。金心铁骨陈无己,富贵随人肯乞哀。”从诗中可看出一卿(李承德)是石室(李端彝)先生的四十四叔,经考李承德父嗣春,祖荣川,与李承箕同一高祖李焕,李承德为李嗣春次子，字一卿，号石礅,有子二：皦(jiǎo)、救。后一卿闻东湖公讣，即匍匐万里，往苍梧吊哭。吴廷举公生前还为大崖山挥毫了墨宝二首;一首是《赠次韵奉酬端彝聘君贤契》“石室诗简入递来,灯花昨夜为谁开。山林不售屠龙技,廊庙真堪倚马才。天地多年开混沌,凤凰何处结胚胎。雄飞已出青霄外,肯落黄金百尺台。”还有一首《大崖山寺》“平生爱读远游篇,也爱寻真也问禅。小艇一宵冲骇浪,大崖千尺踏飞泉。斯文会合堪今日,前辈歌吟记往年。准拟挂冠沧海外,东游西泛了残缘。”诗中流露出廷举公对大崖李氏文化的钟情之致和办“咸嘉社学”心愿,由此在后句中就有“东游西泛了残缘”的结尾。

这里值得一考的是,名人都有字号及多个别号,大崖文化名人也不例外,如李承箕的“世卿”、“西峤居士”、“大崖居士”和李整的“端彝”、“铁桥”、“石室山人”等。“大崖居士”是李承箕的大号,有的行文把光禄卿李僚(大崖为憭之曾祖也)也称为“大崖居士”,是错的,考《李氏宗谱》光禄卿李公墓志铭并没有此记载,但载有“以理学显者,莫如东峤先生承芳,大崖先生承箕。太保父御史大夫而友于二先生。二先生之父曰阜,则御史大夫同产也。…而阜亦以东峤先生赠大理评事。东峤先生举进士,筮仕大理,旋弃之。大崖先生亦弃其孝廉,隐于东峤、大崖山间,相与讲圣贤之学。而大崖最后三(四)度入江门,师白沙先生,得传其宗。江门之学者,以大崖为嫡胤。…大崖,公(李僚)之曾祖也,大崖生虔(大崖四子,字端冕,号惕斋),虔生宝蒙,为公父。”再就是“石室山人”,明成化元年(1465)，嘉鱼文人李阜(字元春,号鸥宾)入石室洞中读书、讲学，至今近五百年,在文人墨客和有关明史及《嘉鱼县志﹒李承芳传﹒1993年版》载;一致撰文称李阜为“石室山人”,因为他是石室讲学的开山之祖。经考“石室山人”这一称呼并不出于李阜,而是出自李阜之孙李整(端彝)先生。《李氏宗谱》明故乡进士李君端彝墓志铭载;“端彝为大崖公子也，讳整,号石室山人。”并刻于石室洞壁崖的横石梁上,现还存痕迹一目了然。谱又载“自稚齿沉静简默,器度老成。……曾祖善,珙县教瑜。…曾祖妣童氏,累赠一品夫人。祖阜,…祖妣邓氏,封太孺人。(整)配赵氏,子三：宝至、宝在、宝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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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都贤—大崖山情怀
新闻来源：嘉鱼网更新时间：2013-11-07作者：鲁运江
郭都贤(1599-1672)，字天门，号些庵，湖南益阳县人。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员外郎、四川参议、江西学政、江西巡抚等。他为官清正，吏治严明，颇有贤声。但因当时朝政腐败，郭眼见无力回天，遂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弃官，归隐于湘西石门山。顺治八年(1651)下半年流寓嘉鱼，依熊开元、尹民兴，住在梅熟庵僧舍，清顺治八年，重阳将至，郭都贤动了登高之兴，于是邀约师友髡残(1612—约1692,字介邱，号石溪，又号白秃、残道者、庵住道人，晚署石道人、石溪和尚，本家姓刘，湖南武陵常德人)。同游大崖山。郭都贤对髡残说道：“大崖一块积痞，入我膏肓久矣，惟王不留行，可以立消且了。”意思是没登大崖山是他心中的一块积痞。郭都贤九月六日在大崖山前后共游了五天,并对大崖山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古洞寺庙,昼色夜景等感憾不已,并留下了七首诗、一篇游记，记载了这次旅游的全过程。现将七首诗恭录如下：

《鞠秋七日宿大崖寺》

一肩蓝笋蹑层层，褛被从容载兴乘。

半壁空青徒聚石，上方昏黑月传灯。

风遗濂洛人今古，日远齐梁地废兴。

问遍铁桥泉作答，暮钟和入梦如曾。

《牛眼泉》

骨山不受肥，肉眼谁知饷。

抉髓尽醍醐，呼牛亦皮相。

《八月登岸山绝顶》

拨莽何人破古荒，早来高处待重阳。

先登一日赊应倍，俯对千峰坐亦忙。

袍笏望风呼石丈，儿孙承足礼狮王。

名泉灌顶真灵药，半臂无烦系紫囊。

《怀龙潭老人》

明月梨床梦不劳，忽惊林表卷秋涛。

相看坐卧孤云上，已极登临九日高。

雁自成行初断影，凤因探穴得殊毛。

灵山骨相知谁似，洞口流香滴滴曹。

《初十日晓望》

昨日空蒙中，山被云横掠。

不知烟语谁，缕系青山脚。

《石室洞》

沧溟有大鱼，厥背负青天。

石鳞鼓鬣飞，首尾成蜿蜒。

洞开两目光，几溷明珠悬。

象罔误探颔，鲛人室相沿。

疑有尺素书，兼藏二酉篇。

一朝沧桑变，涸鲋忘何年。

但见所蜕骨，千尺如山连。

石首化苍璧，空洞吞云烟。

至今石室洞，唧唧嘉鱼传。

《留别大崖山》

年年九日愁风雨，先去如赊后如补。

我来五日住山中，手摘青峰历历数。

山色空蒙雨亦奇，画作重阳图亦古。

阴晴宛转幻声容，始信名山原不腐。

大崖千里赚人来，云月豁山递为主。

登高作赋叹浮名，欲向大崖何处语。

衡南亦有山，湘西亦有寺。

狮猊不如豺虎横，驱人夜半凶门出。

来拍大崖肩，去掉大崖臂。

别山如别人，分手相思寄。

千峰万峰前路多，钵囊花贮满云烟寺。

明·大崖山文化名人名号考证

鲁运江

大岩山位于嘉鱼县城西南18公里的高铁镇(八斗)与官桥镇(舒桥)的交界地段,海拨高程243米,“南嘉第一峰”名山,本与“大岩湖”一山一水齐名。明朝大儒理学家李承箕在此读书、讲学,并自号“大崖居士”,后来行文者和史学家们就把“大岩山”演化成了“大崖山”,这样就与“大岩湖”各是一个“岩(崖)”字了,但现今当地村庄还是叫“大岩村”。大崖山原名大崖观,后又称大崖寺。追踪大崖山文化;一是取决地理方位独特,自然生态环境优美,山林植被丰富;二是山顶有自然形成的大石洞,洞内有多形的乳针石,洞天有一大一小的天窗,也有人称之为“破洞”。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防空洞,天窗可作为通气孔,可容纳千余人;三是民国初年，有个外地女仙姑在洞中供奉如来、观音等木雕佛像，以石罅中流出的泉水为“佛水”，给人治病，一时远近闻名,人们就把石室洞称为了“仙人洞”,并刻于石洞门的悬壁上;四是明代李氏几大名人修学、讲学于此山,特别是盛世闻名的理学家李承芳和兄弟李承箕,为我国两娇大儒,时称“嘉鱼二李”。大崖山文化说实了就是李氏文化,也就是李承箕和李承芳两兄弟理学文化的传承,当时大崖山的理学文化名盛全国和朝野。大崖山文化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明成化元年(1465)，嘉鱼文人李阜(公元1426—1476年),字元春,号欧宾。入石室洞中读书、讲学,有书数百卷,半失之民间。李阜之子李承芳、李承箕，李田(号约庵,李阜兄)之子李承勋(号逊庵)，都曾在西峤大崖观读书。李承芳初号“半山公”,后自号“东峤居士”，李承箕始号“西峤居士”,后又自号“大崖居士”。成化二十二年(1486)，两人同时中举，李承芳入朝为官，李承箕则拜广东江门陈白沙(献章)为师，专攻理学，在大崖山下侧建书楼，名为“真静所”，读书讲学其中，人称“理学书楼”。李承勋入进士,后拜明朝三部尚书。弘治五年(1492)，李承箕之三子,乡贡进士李整(字端彝、号石室,)和四子李虔(字惕斋)在真静所读书，改建大崖观为“紫云观”。李整(端彝)后来承祖父李阜教业又在大崖山石室洞里办义学,自号“石室山人”,并刻于洞壁门的悬梁上,人称“石室先生”。《李氏宗谱》李承勋撰《李君端彝墓志铭》载;“——端彝为大崖公子也,讳整,号“石室山人”。……曾祖善,珙县教瑜,…祖阜。”《李氏宗谱》李整叙记;“整,承箕三子,字端彝,号铁桥居土。髫年庄重简默,气度老成。潜心古学,诗文亦侔于古今作手,吾父知而不言。…庚午领乡荐,再试南宫,落第。抱五经及道学诸书,引诸弟入大崖之石室,更号石室山人。”李整生于成化己亥(公元1479年)年,卒于正徳庚辰(公元1520年)年,终年41岁。所以,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和有关明史行文都把李阜称为“石室山人”和“石室先生”有误。李阜为李整(端彝)祖父,但在《李氏宗谱》里李阜只有简记,即沒有传,也无墓志铭,只是在儿子李承芳和李承箕传及墓志铭里有提及,但他当官的兄弟李田有传又有墓志铭,可能这就文人不如官人的原因吧。五百年来行文者和著史者都把“石室先生”说成是李阜是没有依据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虔(大崖四子)之孙李憭(父李宝蒙),在任大理寺卿十三年后，辞官归山，改真静所为“高明楼”。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憭与乡绅马明卿募集资金，将大崖观改建为规模宏大、雄伟壮观的“大崖寺”。由于大崖山李氏文化盛于明,明·工部尚书吴廷举(烟墩静堡嘴人)特回家在咸嘉接壤处大路东边(又称斧头湖)办东湖“咸嘉社学”,时有大崖山文人李一卿(名承德,号石墩)悉东湖吴公抚楚创咸嘉社学于清洪故里,以待二县子弟之来游者,谓一卿经明行修,移书请主教事,其受知如此。李一卿赴“东湖”授教,有石室(李整)《送一卿赴东湖召》诗为证;“告别匆匆何处去,清洪有简自都台。咸嘉书舍凭谁管,乡里儿童抱艺来。供给所关都未节,见文能广不凡才。金心铁骨陈无己,富贵随人肯乞哀。”从诗中可看出一卿(李承德)是石室(李端彝)先生的四十四叔,经考李承德父嗣春,祖荣川,与李承箕同一高祖李焕,李承德为李嗣春次子，字一卿，号石礅,有子二：皦(jiǎo)、救。后一卿闻东湖公讣，即匍匐万里，往苍梧吊哭。吴廷举公生前还为大崖山挥毫了墨宝二首;一首是《赠次韵奉酬端彝聘君贤契》“石室诗简入递来,灯花昨夜为谁开。山林不售屠龙技,廊庙真堪倚马才。天地多年开混沌,凤凰何处结胚胎。雄飞已出青霄外,肯落黄金百尺台。”还有一首《大崖山寺》“平生爱读远游篇,也爱寻真也问禅。小艇一宵冲骇浪,大崖千尺踏飞泉。斯文会合堪今日,前辈歌吟记往年。准拟挂冠沧海外,东游西泛了残缘。”诗中流露出廷举公对大崖李氏文化的钟情之致和办“咸嘉社学”心愿,由此在后句中就有“东游西泛了残缘”的结尾。

这里值得一考的是,名人都有字号及多个别号,大崖文化名人也不例外,如李承箕的“世卿”、“西峤居士”、“大崖居士”和李整的“端彝”、“铁桥”、“石室山人”等。“大崖居士”是李承箕的大号,有的行文把光禄卿李僚(大崖为憭之曾祖也)也称为“大崖居士”,是错的,考《李氏宗谱》光禄卿李公墓志铭并没有此记载,但载有“以理学显者,莫如东峤先生承芳,大崖先生承箕。太保父御史大夫而友于二先生。二先生之父曰阜,则御史大夫同产也。…而阜亦以东峤先生赠大理评事。东峤先生举进士,筮仕大理,旋弃之。大崖先生亦弃其孝廉,隐于东峤、大崖山间,相与讲圣贤之学。而大崖最后三(四)度入江门,师白沙先生,得传其宗。江门之学者,以大崖为嫡胤。…大崖,公(李僚)之曾祖也,大崖生虔(大崖四子,字端冕,号惕斋),虔生宝蒙,为公父。”再就是“石室山人”,明成化元年(1465)，嘉鱼文人李阜(字元春,号鸥宾)入石室洞中读书、讲学，至今近五百年,在文人墨客和有关明史及《嘉鱼县志﹒李承芳传﹒1993年版》载;一致撰文称李阜为“石室山人”,因为他是石室讲学的开山之祖。经考“石室山人”这一称呼并不出于李阜,而是出自李阜之孙李整(端彝)先生。《李氏宗谱》明故乡进士李君端彝墓志铭载;“端彝为大崖公子也，讳整,号石室山人。”并刻于石室洞壁崖的横石梁上,现还存痕迹一目了然。谱又载“自稚齿沉静简默,器度老成。……曾祖善,珙县教瑜。…曾祖妣童氏,累赠一品夫人。祖阜,…祖妣邓氏,封太孺人。(整)配赵氏,子三：宝至、宝在、宝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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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义士郭都贤
2016-7-13 16:30|编辑: 肖沐芸|作者: 李健 |来源: 益阳在线 |查看: 24164 |举报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无能，百姓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北方后金大举南侵，大明王朝就像一艘行驶在狂风暴雨中的破船，摇摇欲坠。1629年(崇祯二年)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农民领袖在甘肃、陕西一带揭竿而起，横扫半个中国。1642年(崇祯十五年)，原明朝佥都御史、湖广益阳人郭都贤临危受命，出任江西巡抚，都贤上任后整肃官吏，励精图治，但此时的大明朝已积重难返。

　　郭都贤(1599年-1672年)，字天门，号顽道人、些庵先生，生于湖广益阳县(1952年从益阳县析出置桃江县)三堂街合水桥。都贤出生书香门第，从小聪明好学，16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1622年(天启二年)郭都贤殿试高中进士。历任吏部稽勋、考功司主事、文选司员外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江西巡抚等官职。都贤为官清正，吏治严明，颇有贤声。1627年(天启七年)，担任顺天乡试阅卷官，史可法是他亲笔取录的弟子。

　　1637年(崇祯十年)农历丁丑年，郭都贤为母营葬石门村，并在此守孝三年。石门位于湖南省益阳县(今桃江县)境西南泗里河乡石门村，与安化交界，自古属于梅山峒蛮之地。民国《益阳之胜地与名人》记载：“石门山，以山麓有石壁直立，左右厢柱，屹立如门，故名。石门以内，泉石幽邃，另有天地，郭都贤丁丑为母营葬，甲申自江西解组于此，时清世祖入关年也”。石门左侧有一块巨石，形若皇家金椅，郭都贤见之赞不绝口。他登上石椅，欣然挥笔刻下“五云深处”四个大字。门前一石蛙，弹跳之状，栩栩如生，溪水从蛙背直下。石门古木参天，石怪岩奇，鸟语花香，风景幽美。郭都贤于崇祯十年(1637年)来石门后，便留连此地风景，买下了这个地方，后其母其小女均葬于此。明亡后郭都贤辞江西巡抚之职隐居于此，他在石门的两块石头上题刻有诗句：“西王旧日宫，楼阁五云中，即此归灵境，绵绵有道风”。暗示其最终的归宿是遁入道门，潜心修道。当时，郭都贤隐居桃江泗里河之石门山，莳花种秫，颇有佳致。

　　1643年(崇祯十六年)，大明王朝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官场腐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江西巡抚郭都贤力挽狂澜，严惩贪官污吏，但大局难以挽回。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10月，“张献忠义军逼境(江西)，所向披靡，民陷于水火之中，公乃召集民士乡勇守城(袁州)。都贤昼夜缮守御，兵饷无措，乃大会属僚，皆捐以助饷。此时左良玉屯兵九江，骄蹇观望，都贤恶其淫掠，匹马往见，责以大义，檄归之，而募士兵为戍”。张献忠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兵分两路进攻袁州。江西巡抚郭都贤率众乡勇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袁州被大西军攻破。“逾年，北京陷，郭都贤悲愤不食。公乃弃官还乡，于泗里河畔石门村隐居”。

　　明湖广总督何腾蛟谓其主将王允成曰：“吾病固不能任劳剧，旦夕思休。安得如郭天门营石门，积金粟，可赡数万人支十年，山径险绝，虏即至，不能攻入，任痛饮，拥姬妾，坐待太平耶!”允成闻之，日夕思据石门结寨。未几，清兵南犯湘阴，允成遽拔营走，掠湘乡而西，将据石门。已乃侦知郭都贤所居，乃茅庐草舍，木槿篱笆，无足据者，遂趋溆、沅间。清兵攻湖北，王允成与偏沅(湖南)巡抚傅上瑞剃发降清。

　　1644年(崇祯十七年)6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继位，称弘光皇帝，南明王朝宣告成立。南明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向弘光帝举荐郭都贤为南京操江提督，统领上、下江防事务，兼巡抚安庆、徽州、南京、池州、太州、德州六府，驻安庆府。郭都贤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坚辞不就。

　　1645年(顺治二年)闰六月，清摄政王多尔衮授予明朝降将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敕赐便宜行事。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举荐了大批明朝降官，并请求清政府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为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促使国家迅速统一和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因郭都贤曾经有恩于洪承畴：“洪承畴坐事落职，都贤奏请起用”。于是洪承畴一直把郭都贤视为恩师。洪承畴经略湖广五省时，专程从长沙来到益阳(今属桃江县)泗里河石门村看望自己的恩师郭都贤。“以故旧谒都贤於山中，餽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都贤见承畴时，故作目眯状，承畴惊问何时得目疾，都贤曰：始吾识公时，目故有疾。承畴默然”。郭都贤痛恨洪承畴丧失气节，叛明降清，说我认识你的时候就瞎了眼，并拒绝洪承畴馈赠的金钱，拒绝接受安排其儿子做官。

　　何腾蛟开府长沙，为筹集经费，委任监军章旷创办义饷，增加地租，预征两年军粮，查抄富户财产，开设铸局铸钱，抽盐税等以资助军饷。“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湖南千里，炊烟几断，郭都贤十分伤心，借用南唐酒令“雪下纷纷，便如白起。明朝日出，将奈萧何”作《咏雪诗》云：“四望郊寒连岛瘦，一天白起奈萧何!”表达了他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和同情。

　　1647年(顺治四年)2月，永历皇帝派遣中书令、副将捧皇帝手敕召“楚五臣”，任命文安之、王锡衮为东阁大学士，周堪赓为户部尚书，郭都贤为兵部尚书，李陈玉为兵部侍郎。圣旨曰：“谕楚五臣，仍著地方官敦促赴召”。楚五臣：包括原礼部尚书文安之(湖广夷陵人)、原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锡衮(云南禄丰人)、原户部尚书周堪赓(湖广宁乡人)、原江西巡抚郭都贤(湖广益阳人)、原监察御史李陈玉(江西吉水人)。“楚五臣”除文安之到任以外，其他四人皆因路途不通等原因而未赴任。永历帝迁到南宁后，加封文安之为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并赐他上方宝剑，以便指挥军队。王锡衮为云南土酋沙定洲所劫，未达。李陈玉于明亡之后披发入山，隐逸不仕，以著述终身。郭都贤则隐居于益阳(今桃江县)泗里河石门村，在家乡秘密参与领导反清复明斗争。周堪赓虽然托病未去赴任，却实以尚书归里也，仍在家乡湖南与郭都贤、陶汝鼐等人参加抗清活动。郭都贤秘密组织益阳白龙会在桃花江举义旗，与安化梅山峒瑶族首领屠汝铭率领的五千蛮兵和湖南道纪司都纪李纯阳带领的浮邱山三千道士下洞庭参加抗清战斗，配合明军打击清军。

　　1651年(顺治八年)下半年，郭都贤寄居于湖北嘉鱼县，与熊开元、尹民兴住在梅熟庵僧舍。农历九月初六，重阳节前夕，郭都贤邀请好朋友髡残同游大崖山。髡残(1612—1692)字介邱，号石溪，亦号残道者、庵住道人，晚年称石道人。本家姓刘，湖南武陵(今常德)人。在清初画坛，他与石涛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号青溪)并称“二溪”。髡残自幼喜好绘画，二十岁时放弃举子业，流连于名山大川之间。明朝覆灭后，他参加了由湖广总督何腾蛟领导的抗清斗争。失败后为躲避灾难，随其师半庵道人隐居在嘉鱼县出泥庵。这次大崖山之游，前后共五日，郭都贤留下了七首诗和一篇游记，记载了这次旅游的全过程。郭都贤在嘉鱼居住一年，后应大西军统帅、晋王李定国之邀返回湖南，参加衡山会晤，与周堪赓、陶汝鼐、李纯阳等人策划反清复明的“洞庭举事”，组织益阳周边的民间力量联合抗清。

　　8月，郭都贤从湖北嘉鱼县返回益阳(今属桃江县)泗里河石门村，然后再上浮邱山与各路义士共商反清复明大计，并应邀到衡山谒见李定国。郭都贤曾在《自叙》中写道：“王辰(顺治九年)恢复湖南，微有赞襄之力”。只是由于不久形势发生逆转，参与反清复明的官绅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仅销毁了有关文书，在自己后来的著作中也竭力加以掩盖，使那段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给后人研究这个时期民间的反清复明斗争历史造成了诸多困难。比如后世就有文章记载郭都贤辞江西巡抚后，于1646年在桃花江东林寺落发为僧，此事纯属误传。郭都贤于1644年从江西辞职后，隐居于益阳(今属桃江县)泗里河石门村，之后一直积极参与湖南的反清复明斗争，(这一点在他的《自叙》中已经充分说明)。因其与湖南道纪司都纪、浮邱观主持李纯阳道长相交甚厚，又一同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故而失败之后才在桃江县浮邱山的浮邱观出家修道，号“顽道人”。现存于桃江县文物管理所的一块由郭都贤亲笔题写的浮邱观真武祖师殿楹联残片，就是当年郭都贤留下的真迹，楹联曰：“中国有圣人，是祖是师，咄咄西来东土;名山藏帝子，亦仙亦佛，玄玄北镇南天”。落款为“顽道人郭都贤揖首撰并书”。另外，从郭都贤在石门村题刻的诗句：“西王旧日宫，楼阁五云中，即此归灵境，绵绵有道风”来看，也暗示其最终的归宿是遁入道门而非佛门。由此证明，郭都贤最终是在浮邱观出家修道，而不是在东林寺落发为僧。此外，从这个时期郭都贤的活动轨迹来看，(尤其是郭都贤参与“衡山会晤”、组织反清复明斗争、营救“洞庭举事”案被捕义士等)，也都说明此时的郭都贤并未出家。

　　1652年(顺治九年)10月，李定国在克复衡阳、湘潭后，与湖南义士秘密联络，以配合各项行动，并派石见五密约郭都贤、周堪赓、陶汝鼐等人见面。10月30日，他们一同在南岳衡山紫盖峰下九仙观拜谒李定国，共同商讨“起义兵逐清吏”。1653年(顺治十年)2月，长沙府胥役潘正先向清廷方面“首叛”，“逮捕数百人，汝鼐在列。”或说“湖湘名士被系者三百余人”，史称“洞庭举事”案。清廷偏沅巡抚金廷献在长沙审理此案，逮捕陶汝鼐等反清复明义士300余人，关押于长沙真武宫。还有大量逃脱者，至今都难以考证。其实参与和李定国在衡山商议“洞庭举事”的核心人物除了陶汝鼐，还有原江西巡抚郭都贤、原户部尚书周堪赓和道纪司都纪、浮邱山道长李纯阳、衡山九仙观道长李皓白、梅山峒蛮兵首领屠汝铭等人。由于金廷献审讯时没有查出“衡山会晤”的事情，所以郭都贤等人没有卷入案子，还能在外活动营救，其他人仍在继续秘密联络和组织抗清斗争。

　　5月初，清廷任命洪承畴为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洪承畴府衙驻于长沙吉藩四将军府(今长沙市黄兴北路青少年宫)，署之东即为真武宫。因郭都贤有恩于洪承畴，举事义军诸首领均请都贤出面营救。洪承畴原为明朝兵部尚书、太子太保、陕西三边总督。1644年(顺治元年)松山之战后被俘降清。郭都贤闻讯后非常气愤，大骂洪承畴没有气节，还说自己瞎了眼看错人了。这次洞庭举事案发，都贤本不想见洪, 但是为了反清大业无奈只得前往长沙会见洪承畴。洪大喜，恭迎于大门，然后满口答应马上释放这些义士。临别时，郭都贤对洪承畴拱手说道：“多谢两朝元老”，洪承畴惭愧地回答：“下官乃千古罪人，望恩师恕罪”。

　　清廷为了笼络人心，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之后，制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稳定湖南，尽量缩小攻击范围，加强湖南士绅官民对清廷的向心力，孤立和集中打击南明朝廷和李定国、孙可望等军事将领。洪承畴到长沙后，在政治上首先抓了“洞庭举事”案。在郭都贤的劝说下，同时也为了笼络和招抚反清人士，洪承畴破例在长沙公开审理此案，将被捕者全部释放，暂时留在长沙候旨。之后，报经清廷批准，“经略(洪承畴)斩诬首者于市，命(陶汝鼐等)以昭雪还绅籍”。将告发者潘正先以诬告罪名处斩，陶汝鼐等300余人则全部被释放回家。这是一个圆满的结果，在清初的谋反大案中极其罕见。

　　1653年(顺治十年)，明朝军队被迫从湖南退入广西，清军乘机占领了湖南的大部分州县。此时郭都贤与白龙会总舵主萧震天、道纪司都纪李纯阳、梅山峒瑶族首领屠汝铭率义军在益阳沧水驿、寨子仑一带阻击清军，后退入益阳城，与清军血战。由于明军主力撤出湖南，民间武装力量寡不敌众，最后益阳城破，大部份义士壮烈殉国。萧震天在激战中身中流矢而亡，屠汝铭身负重伤带三百残兵逃回梅山界，郭都贤和李纯阳则携剩余道士返回浮邱山，散入各自的宫观。都贤入浮邱观，拜纯阳道长为师，潜心修道，从此再不过问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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