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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家风故事】（17）齐家事国德居首，洁身自好不辱名——明末名臣郭都贤的家训家风
来源：桃江县纪委 作者：汪正初 发布时间：201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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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都贤，字天门，号些庵，桃江县三堂街镇合水桥人，明末名臣，历任吏部稽勋司、验封司、考功司主事，吏部文选员外郎，四川参议，江西学政，江西巡抚等职，御赐天官。他又是文坛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书法家、画家，书法瘦硬苍劲，绘画尤以竹、兰为妙。他一生看重品节，以忠孝廉俭为本，严以律己，洁身自好。

谨聆十宜 教习规矩 惜阴励志 光大门闾

郭都贤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数代喜好读书，提倡忠言教子，诗礼传家。祖父郭世恩，名东野，品行端正，仪表端庄，德才兼备，例赠四川训导、资政大夫；父亲郭德惠，德高望重，诰赠吏部稽勋司主事。郭家祖辈和父辈们教育子孙恪遵“十宜”：

“父母宜孝顺，尊长宜礼敬，兄长宜恭友，夫妇宜和谐，交游宜慎择，读书宜训课，居家宜忠厚，赌博宜禁戒，处世宜和谐，坟墓宜省视。”



他们认为，积财千万，不如读书。家长的职责是培育子女好学不倦，让子女大开茅塞，把教育好后代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

公务之余，郭家祖辈和父辈们还不忘辅导儿孙们的课业，教导儿孙：要趁年少珍惜十分宝贵的用金钱买不到的光阴，发奋求学，不要等到人大了老了才后悔当初努力不够；要充分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勤学苦练，学业成功之日，便是为家为国争光之时。三堂街郭氏赓续绵延的良好的家庭教育，培育出了以郭都贤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优秀后人。

孝以奉亲 学以立身 正以树德 忠以报国

郭都贤受家庭影响，从小对父母非常孝顺，他深知，父母十月怀胎，三年乳哺，保抱提携，劬劳殚力，已属不易；子女长大，还要送读完娶，一生操劳。父母恩深如海，作为儿子，理应感恩孝顺父母，谨遵庭训，发奋治学。郭都贤果然不负厚望，品学兼优，十六岁参加县里秀才考试夺得全县第一名，被县督学提拔为一等廪生。十九岁参加乡试省试考中举人，二十三岁参加会试京试蟾宫折桂高中进士。连试皆捷，实现了父母望子成才的夙愿。

郭都贤被朝廷选录进入官场后，志向更高远，对自己要求更严格。“可寄可托而不可夺，君子人与？君子哉若。”这是郭都贤在《梦中作竹杖铭》中表述的心志。郭都贤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齐家的关键是做人。做人要立品，立君子品，做一个正人君子。人在患难生死关头，可以断头捐躯，但决不可自毁其志向、品节，这种人就是正人君子。做正人君子，不仅是治国、处世的需要，同时也是齐家的需要。郭都贤认为，治家，一家之长应率先做好自己，给自己树标立规。一家之长率先做好了自己，家庭其他成员就有了学习的标杆，自然会随时对照标杆来校正自己的言行。

郭都贤位高学博，而为人笃实谦逊，虚怀若谷。他曾经在自家厅堂撰有一副自省对联：何以副生平，试清夜自思，在国在家，曾行几事；不须谈特起，但设身处地，于今于古，像个甚人？一个谦谨自慎的君子形象跃然纸上。古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郭都贤为官二十多年，“做官而不通关节，不招权纳贿，督学而不徇情面，不纳交要誉”，清廉自守，两袖清风离任。离任时，“一身以外，孑然罕遗”。他认为“此皆官箴自好者应尽之分”。郭都贤一生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光明磊落，品德高尚。清人温其训介绍郭都贤说：“郭公在桑梓无声色，而风流儒雅之事甚多，当时邑人颇畏罗（罗萸江）而爱郭。”对郭都贤的人品给与了很高的评价。郭都贤如此廉洁自律，纤尘不染，这在旧时封建官场上是很了不起的。

“蓬莱天上，从无不忠不孝之神仙；净土梵中，岂有不忠不孝之菩萨？”他怀着一颗忠于祖国报效朝廷的赤忱之心，勤谨理政，为官清正。在担任顺天府乡试阅卷官、江西学政期间，亲笔为朝廷选录了一批杰出人才，如著名的民族英雄史可法、著名的文学家魏禧等。他吏治严明，痛恨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肆意挥霍浪费，认为对如此贪腐应严惩不贷：公家汰冗员，兹席首当议。除一无用官，留为有用地。

在巡抚江西期间，正值明末朝廷腐朽，贪腐奸佞横行，社会乱象丛生，明王朝统治摇摇欲坠，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大爆发，清军南犯，南昌危急。郭都贤指挥全城军民夙夜严防固守，号召全体僚属慷慨捐银助饷，誓与来犯者决一死战。

“力尽登陴抗死间，千刀一笑许谁扳？厉思杀贼当为鬼，烈可捐躯岂让鬟？”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郭都贤视死如归，随时准备为祖国慷慨捐躯，表现了他气壮山河的忠烈情怀。后敌军退却，南昌得以保全。无奈明王朝大厦倾颓，1644年，北京沦陷，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

在救国无望的情况下，郭都贤选择以另类方式表达自己对祖国的忠贞不二：安贫守节，回归故里，隐居桃江泗里河石门村，在此安顿最敬爱的老母，意在让老母远离战乱安度晚年。后老母病逝，郭都贤痛哭流泪，在石门村买得山地一块，把老母安葬在王母梳妆山。



丙戌（1646）年，郭都贤前往桃花江东林寺落发为僧，远离污泥浊水，洁身自好。第二年，桂王朱由榔在南方称帝，召郭都贤担任朝廷兵部尚书，这时郭都贤已遁入空门，不问政治了。

“虽作空门之癞子，依然亡国之逋臣；冀离阳九之灾，永守再三之节。”念念不忘故国旧都，念念不忘品节操守。郭都贤在吏部为官时，有个名叫洪承畴的人，因故遭牵连被革职免官，罚捕入狱。郭都贤欣赏洪的才干，奏请朝廷免罚，朝廷准奏，洪承畴官复原职，对郭都贤感激涕零，视为大恩人。洪后来累迁至兵部尚书、蓟辽总督。可惜他在与强大清军交战中兵败被俘，后变节降清，得到清廷重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七省经略大臣。郭都贤闻讯，切齿痛骂。洪承畴因公来湖南，特意到桃江乡下拜见郭都贤，郭称病拒见。洪承畴执意要见郭一面。临别时，洪承畴为报答昔日搭救之恩，馈送郭都贤金钱布帛，又举郭都贤之子出任监军，郭都贤一一拒受。明人潘应祉高度评价郭都贤，称郭都贤“诗僧不改忠臣颜”，将他比作上古遗民伯夷、叔齐：“少陵坎廪声悲壮，首阳薇蕨孔惆怅。” 郭都贤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世代为人们颂扬景仰。

教子宜早 眼界宜高 进德修业 率先垂范

郭都贤十五岁得子，三十岁得孙。郭都贤认为，教育好子女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职责，做父母的要有远见，要下决心哺育好后代。他十分重视对子女们的早教，公务之暇不忘过问子女的课业。郭都贤很注意身教，凡要求子女做到的，他都一定率先做到。膝下四子三女，均自幼知书识礼，长子良弓、次子良史、三子良冶、四子良宰，女儿纯贞、梅香在幼年时期就才华横溢，在地方上很有名气，良史、良冶、良宰被朝廷择优录入京城皇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深造。可惜子女多因患水痘医治无效夭亡，这令郭都贤悲痛欲绝万念俱灰：

“何处凄风动暮鸦，无端啼落未开花？几思翠幕羞弓影，尽付红尘上短车。”肝肠寸断之痛溢于言表。存活下来的次子郭良史、次女郭纯贞，学业成就卓著，熟谙经史，才高学富，远近知名。郭良史曾任淮安、桃源知县，明亡后弃官尽孝，随父亲回到桃江泗里河隐居，以后陪父亲辗转各地，不离左右。良史字野臣，号“松阳道人”，又号“柘木”。其诗文俊拔秀丽，著有《玉沙子集》、《燹余快游》等专集，笔下时有慷慨悲歌之气。郭纯贞，字梅节，聪颖贤惠，容貌倾城，才气纵横，擅长诗词和绘画。16岁那一年，父亲将她许配给黔国公沐天波之子沐忠亮。两心相爱。



国难当头，沐忠亮来不及举行婚礼，以国家大事为重，毅然率兵反清复明。明亡后，沐忠亮率部入缅，最后客死缅甸。郭纯贞忠于爱情，发誓不再嫁第二家，随父亲隐居泗里河石门村，创作了大量优美诗文，诗文借景抒情，充满对故乡桃花江山水风光的喜爱赞美之情。石门村有郭纯贞小姐花园遗址。郭纯贞中年出家削发为尼，法名联本，终日以黄卷青灯为伴。居住过的地方有桃江镇、浮邱山、高桥等，活到八十多岁终老故园。

郭都贤后半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康熙十一年壬子岁（1672）六月二十四日客死于湖北江陵承天寺，时年七十二岁。

郭都贤一家生活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期，举世乱象，饱受离乱之苦，是社会制造了他一家的悲剧；但正是这一家庭悲剧，鲜明地反衬出了郭都贤一家出淤泥而不染的美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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髡残　简介
　　髡残，1612年生，1692年逝世，湖南武陵（今常德）人。字介邱，号石溪，又号白秃，一号壤，自称残道人，晚署石道人，本家姓刘。 髡残在清初画坛上，与石涯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并称“二溪”，与原济，朱耷、弘仁并称“四僧”。他政治上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艺术上主张抒发个性，反对陈旧，作品感情真挚，风格独特。在当时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很大。
　　 髡残自幼就爱好绘画，年轻弃举子业，20岁削发为僧,云游名山。30余岁时明朝灭亡，他参加了南明何腾蛟的反清队伍，抗清失败后避难常德桃花源。战争的烽火迫使他避兵深山，关于他这段在古刹丛林的经历，程正揆《石溪小传》有载：“甲申间避兵桃源深处，历数山川奇辟，树木古怪与夫异禽珍兽，魈声鬼影，不可名状；寝处流离，或在溪涧枕石漱水，或在峦猿卧蛇委，或以血代饮，或以溺暖足，或藉草豕栏，或避雨虎穴，受诸苦恼凡三月，”艰险的丛林生活虽使他吃尽了苦头，但倒给了他一次感受大自然千奇百怪的好机会，充实了胸中丘壑，为后来的山水画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一点，在他的不少题画诗中，都明显可见。
　　 平生喜游名山大川的髡残对大自然的博大意境，有着深刻的领会和观察，最后落脚在南京牛首山幽栖寺。曾自谓平生有“三惭愧”：“尝惭愧这只脚，不曾阅历天下多山；又尝惭此两眼钝置，不能读万卷书；又惭两耳未尝记受智者教悔。”
　　 髡残是一位能诗书，善绘画的多面手。他擅绘人物、花卉，尤其精于山水。他宗法黄公望、王蒙，绘画基础出于明代谢时臣，其技法直追元代四大家，上及北宋的巨然，他曾说：“若荆、关、董、巨四者，得其心法，惟巨然一人。巨然媲美于前，谓余不可继迹于后。”他学谢时臣，在直取其气概浑宏的同时，变其丝理拘谨的毛病，学元代四家以及董其昌的画法，同时敢于刻意翻新，“变其法以适意”，并以书法入画，不做临摹效颦，仰人鼻息的玩味的做法。黄宾虹以他的特点概括为“坠石枯藤，锥沙漏痕，能以书家之妙，通于画法。”正是他这种重视用情感，用心血入画，重视笔墨技巧的独特运筹。一些被先人画惯的名山大川，到了他的画中，却别具一格，另有新貌，有着不同于他人手笔的特色。
　　 髡残的山水画章法稳妥，繁复严密，郁茂而不迫塞，景色不以新奇取胜，而于平凡中见幽深；笔法浑厚，凝重、苍劲、荒率；善用雄健的秃笔和渴墨，层层皴擦勾染，笔墨交融，厚重而不板滞，秃笔而不干枯；山石多用解索皴和披麻皴，并以浓墨点苔，显得山川深厚，草木华滋。他的作品以真实山水为粉本，具有“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

　　又：髡残(1612—1692后)，俗姓刘，出家后名髡残，字介秋(或作介丘、介邱)，又字石器，号白秃、天壤残道者、石道人等。湖广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县)人。髡残生于明万历四十年，据说出生时其母梦僧人室，因此当他年岁稍长，知道自己前身是僧，就常思出家。关于髡残出家的确切年月，一直有争议。程正揆和钱澄之都是与髡残交往密切的好友，但在他们各自为髡残作的传中，对于髡残究竟何年出家，却颇有出入。程正揆在《石溪小传》中说髡残“廿岁削发为僧，参学诸方，皆器重之”。而钱澄之则认为髡残是在二十七岁时削发为僧的。
　　清顺治十一年(1654)，髡残已四十三岁，他再次云游到南京，先后住在城南大报恩寺、栖霞寺及天龙古院，而在牛首祖堂山幽栖寺时间最长，共十余年直至寿终。髡残的性格比较孤僻，“鲠直若五石弓。寡交识，辄终日不语”。他对禅学，有很深的修养，能“自证自悟，如狮子独行，不求伴侣者也”。髡残在南京时，除了与佛门弟子往来外，也与顾炎武、钱谦益、张怡等人往来，互以诗文酬唱；而他的画学，此时也已有相当的造诣，自成一家，受到周亮工、龚贤、陈舒、程正揆等人的推崇，使得他在当时南京的佛教界和文艺界都有很高的地位。
　　髡残的画艺，于四十岁左右开始成熟。自从到了南京以后，生活安定，遂进入创作的高峰。他现存作品上的纪年，最早是 1657年，而以1660年后四年为最多。
　　髡残从事绘画，要比别人更艰难，付出更多的心力。他的一生都在受病痛折磨，这可能和他早年避兵桃源深处，遭到风寒侵袭有关。但他的壮志从未被消磨，一旦病痛稍减，就潜心作画，勤奋异常。他尝自题《溪山无尽图卷》云：“大凡天地生人，宜清勤自持，不可懒惰。若当得个懒字，便是懒汉，终无用处。出家人若懒，则佛相不得庄严而千家不能一钵也。神三教同是。残衲时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诵，稍余一刻，必登山选胜，一有所得，随笔作山水画数幅或字一两段，总之不放闲过。所谓静生动，动必作出一番事业，端教作一个人立于天地间无愧。若忽忽不知，惰而不觉，何异于草木!”
　　髡残正是这样一个自律谨严的人，他实际是在画画的过程中，体验追求的快乐，以达成人格的完善。 髡残的晚景比较凄凉，他在给张怡的信中说：“老来通身是病，六根亦各返混沌，惟有一星许如残灯燃，未可计其生灭，既往已成灰矣。”
　　他预感自己生命之灯快燃完了，于是将生平所喜爱的玩物和古铜器分散与人，从此绝笔再不作画写字，并嘱托僧人，在他死后将遗骸焚化，投入江流之中。示寂后，僧人遵嘱函其骨灰投入长江边上的燕子矶下。一代大师，随着江河的流逝而消失了。他死后十几年，有一个盲僧人，请工匠在燕子矶绝壁刻了“石□禅师沉骨处”几个大字以纪，念他。
　　张庚《国朝画征录·髡残传》云：“石□工山水，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人胜。笔墨高古，设色精湛，诚元人之胜概也。此种笔法不见于世久矣!”这段话说明髡残的画深得元季四大家的精髓。如他的《苍翠凌天图》轴，崇山叠嶂几乎占据了整幅画面，山间古木丛生，近处茅屋数间，柴门半掩，远方山泉高挂，楼阁巍峨。山石树木用浓墨描写，干墨皴擦，又以赭色勾染，焦墨点苔；远山峰顶，以少许花青勾皴。全幅景物茂密，峰恋浑厚，笔墨苍茫，意境深幽。画面右上方自题诗曰：“苍翠凌天半，松风晨夕吹。飞泉悬树杪，清磬彻山陲。屋居摩崖立，花明倚涧披。剥苔看断碣，追旧起余思。游迹千年在，风规百世期。幸从请课后，笔砚亦相宜。雾气隐朝晖，疏村人翠微。路随流水转，人自半天归。树古藤偏坠，秋深雨渐稀。坐来诸境了，心事托天机。”
　　髡残虽好学古人，但并非一味仿古，而是在学古的基础上，自出机杼。他的画，每每显示出一种原创性，《松岩楼阁图》轴，山坡用湿笔挥写，笔墨流畅滋润，山峦显得浑厚，松林、树木则用焦墨勾点。画上方有长篇题识，其中论画云：“董华亭(其昌)谓：‘画和禅理共旨，不然禅须悟，非工力使然，故元人论品格，宋人论气韵，品格可力学而至，气韵非妙悟则未能也。”’从这段话中，可知髡残在提倡勤学的同时，也主张作画须有“妙悟”，并非下死力就可得画之神韵。
　　那么如何才能使绘画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呢?在髡残看来，师法造化是必不可少的一关。如他的《江上垂钓图》轴，图下方作一老者，端坐于江边柳下坡地，全神执竿垂钓，旁立一童作陪。江水奔流，江的彼岸，则是山壑纵横，飞瀑流泉，山间云气飞动，古刹隐约可见，景致宜人。画树错落有致，姿态优美，笔力古健。画水线条细润流畅，气色清淡，流动而透明。画山多用干笔皴擦，墨色交融，有浑厚感。图中自题曰：“大江之滨石壁之下，仰瞻高林，俯听波涛，不唯荡涤襟怀，实亦遗忘尘浊矣。”画与题相得益彰，意趣非凡。从款署“庚子年石□残道人”可知此图作于清朝顺治十七年(1660)。
　　作于康熙五年(1666)的一幅《书画卷》更充分展现了髡残组织画面的能力。此图截取千岩万壑、雄山秀水的一段横景。图右边一策杖老人，后随一携琴童子，自右往左，正在过桥。桥前一片苍松，水阁临溪，石壁、平台之后有梵宫数栋。后山脚下水湾一处，水面浮泛一叶扁舟，渔翁正于船头垂钓。整幅画面诗意盎然，用笔雄浑、谨严并举，干湿恰到好处，墨色分明，造型概括精练，浅绛设色，清雅怡人。
　　时人眼中的髡残
　　髡残在明末遗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画也为世人所瞩目。当时著名的文人兼大鉴赏家周亮工就十分景仰、看重髡残的人品和画学，在《读画录》中为他写小传，谓：“人品笔墨俱高人一头地……绘事高明，然轻不为人作。”
　　张怡在髡残的《仿米山水册》中是这样评价这位心灵相契的老友的：“举天下言诗，几人发自性灵?举天下言画，几人师诸天地?……此幅自云效颦米家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处，所谓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耳。”他认为髡残的诗，是写出了自己的性灵；髡残的画是直师造化，甚至比宋代米芾父子还好；髡残的佛学是直指本心，而没有出家人开堂说法的那种俗套。
　　总之，三百多年来，髡残一直以其人品与画品并重的高华之气，影响着画坛，成为画家心目中的丰碑。
◇ 艺术特色 ◇ 　
　 　擅画人物、花卉，尤精山水。师法黄公望、王蒙，尤近于王蒙。其画章法严密，笔法苍劲，喜用秃笔渴墨，层层皴擦勾染，厚重而个板滞，郁茂而个迫塞，善写平凡景致，平淡中见幽深。与石涛、弘仁、朱耷并称“清四僧”。
　　工诗文、书画，擅山水、花卉。山水师法王蒙、黄公望，并汲取董源、巨然、董其昌、文徵明等人画法。博采众长，加以发展变化，又能师法自然，于游历中观赏体验名山大川的万千景象。所画山水，构图饱满，重山复水，繁密中见疏灵，善用秃锋渴笔画山石树木，以浓淡墨渲染，苍劲凝重中透出丰润秀逸之致，意境奇僻幽深，得江南山水空濛茂密、浑厚华滋之质。其绘画在当时名重一时，对后世亦有很大影响，后人将其与石涛并称二石，又与渐江、朱耷、石涛合称清初四僧。有《报恩寺图》、《云洞流泉图》、《层岩叠壑图》、《雨洗山根图》等传世。
◇ 作品赏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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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隆武朝得李自成余部加盟，实力如日中天，因此人捣乱，大会战流产
2022-07-29 06:36 发布于：山东省


从堵胤锡妥善招抚和安置李过等三十万人的情况看，之前何腾蛟为排斥田见秀等人而称粮饷不足之辞不攻自破。

要知道，湖南全境尚在明军控制之下，而清廷用兵重点在东南沿海省分，一时顾不上湖广。何腾蛟作为隆武朝廷任命的湖广等地总督，已经掌握了湖广文武官员的任命权和湖南各州县的钱粮，如《永明县志》所记，“乙酉年，明督师何讳腾蛟退守长沙，湖南各府属钱粮俱解督府”（康熙六年《永明县志》卷九，兵寇志，兵变），其却以粮饷不足为借口将不遗余力地排斥大顺军，私心自用，可见一斑。

更为可笑的是，何腾蛟自己兵力不足，与大顺军的合营本来就是形势所迫，但在联营之后他给隆武朝廷呈上的《逆闯伏诛疏》却大肆吹嘘自己神机妙算，说自己事先布置道臣傅上瑞、章旷“联络乡勇以待”，致使李自成“误死于乡兵”，“为千古大快”；他还完全隐瞒自己被大顺军打败的事实，把大顺军主动提出的“连营”之举说成是：“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

还有，何腾蛟对大顺军的高级将领拼命贬抑，义侯张鼐仅授参将、郝永忠授副总兵，其他如袁宗第、田见秀、刘芳亮、刘体纯（疏中作刘体仁）等一概斥之为“伪侯伪伯”，根本不向隆武朝廷请加封赏。

为了扩大自己的军力，以形成对郝永忠等大顺军的扼制，何腾蛟听信了心腹章旷以“南人”压“响马”的主张，不惜代价恩养起湖南境内的那些害民有余、抗清无心的黄朝宣、曹志建、张先璧、刘承胤等军阀，为他们请官请爵，奉若骄子。

可是，黄朝宣、曹志建、张先璧、刘承胤这些人得了便宜又卖乖，乘机四出劫掠，渔猎财货，扩充自己的实力，一个个牛气哄哄，割据自雄，何腾蛟根本指挥不动。



针对这种乱象，章旷又建议道：“先前说‘北兵’不如‘南兵’好用，现在我觉得外镇兵不如亲兵好用。与其用大把大把的金钱赡养那些看见敌人就远远逃命的流寇，还不如赡养可以站得住脚跟的‘南兵’；与其用有限的金钱赡养一意孤行的外镇兵，不如赡养自己可以任意控制的亲兵。有了亲兵，则可以自强自立，可以自强自立就可以弹压流寇、驾驭外镇兵。这是壮大自己威势的制胜之道。”（“向谓用北人不如用南人，某谓用外镇不如用亲兵。与其以有用之金钱，养望敌还奔之响马，不如养站得脚跟之南兵；与其以有限之金钱，养进止自如之外镇，不如养可予夺、遣发惟命之亲兵。且有亲兵则可以自强，自强则可以弹压响马，驾驭外镇。此壮威制胜之术也。”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何腾蛟于是派人分别从广西，贵州等地召募兵将，很快就拼凑成了一支三万多人的“督标”、“抚标”亲军，以充当自己的“嫡系”部队。

这样一来，湖南的军队派系丛生、数量庞大，为了养军，何腾蛟不得不苛征暴敛，尽力搜刮，“预征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不足则开饷官饷生之例，郡邑长吏皆以资为进退。又不足，则开募奸人告密，讦殷富，罚倾其产，分诸营坐饷。”弄得“湖南千里，炊烟几断”，“死亡过半”。（王夫之：《永历实录》卷9；卷7）

曾经担任过崇祯朝佥都御史的益阳人郭都贤（弘光初立时曾授户部尚书，郭拒不到职）看不过眼，做了一首《踏雪诗》悲叹：“泪竹成堆乱伏波，剑花不落冷铙歌。帐前部护谁移足，夜半悬弧几听鹅。四望郊寒连岛瘦，一天白起奈萧何。年来心死灰无著，目断如银欲洗戈。”（郭都贤：《些庵诗钞》卷7）

这诗传到何腾蛟的耳朵里，何腾蛟无容人之量，唆使王允成劫洗郭都贤所隐居的石门，说：“我有病在身，不能过于劳累，一天到晚只能歇着。什么时候才能像郭都贤那样，在石门建设起可以安置几万人的大营，积蓄起可以赡养几万人十年的金银粟米，鞑子兵来了，攻又攻不入，一任举杯痛饮，拥姬妾，坐待太平!”（“吾病固不能任劳剧，旦夕思休。安得如郭天门营石门，积金粟，可赡数万人支十年，山径险绝，虏即至，不能攻入，任痛饮，拥姬妾，坐待太平耶!”王夫之：《永历实录》卷9《王允成传》）



王允成听后两眼发光，引兵杀到石门，一看，郭都贤所居住的地方，“茆庵槿篱，无足据者”，与何腾蛟所完全不符，失望之余，转往溆浦、沅州一带，郭都贤才免于一死。（王夫之：《永历实录》卷9《王允成传》）

何腾蛟的自私、自利、拥兵自重之心实在让识者大感遗憾。

堵胤锡跟何腾蛟不一样，手里有了忠贞营这支大军，不愿空耗时间和粮饷，坐失战机，他看到清军安置在湖北的兵力比较空虚，决定发动恢复湖北的战役。

他建议何腾蛟率军从长沙出发，到岳州集结；自己率忠贞营从常德出发，渡澧水，攻荆州。两军完成既定目标后，联合北进，攻取武昌，“痛饮黄鹤”，占领湖北全境。

堵胤锡说，此举如若成功，即可以湖南湖北为基地，沿长江东下，光复南京，恢复弘光朝的疆域，形成与清朝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当然，堵胤锡也知道，这个战略意图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在于忠贞营能否如期打下荆州城。

事实上，忠贞营在与堵胤锡合营之前，也就是此年七月，李过、高一功等人从四川初入湖北时，就曾会合九营兵力猛攻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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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X-09薛嘉会+方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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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易经》中的君子四德，何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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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体，利物足以和义，贞国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体，利物足以和义，贞国足以干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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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外==红楼梦幻浮邱影绛树镜花武潭魂！6073--【史湘云+晴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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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湘云醉卧芍药茵美不胜收？纣王题诗女娲宫：竟是清风林下鬼吟哦
c.m.163.com 2022-06-14 23:25
史湘云醉卧芍药茵美不胜收？纣王题诗女娲宫：竟是清风林下鬼吟哦
红楼梦中的美人，大都有花名，而素有女中豪杰之称的史湘云，因为醉卧芍药茵，得了曹翁一个娇嫋不胜的评语，“娇嫋不胜”，那是林黛玉的风骨，喝醉酒的假小子史湘云，竟现出黛玉般的小女儿娇态，这顿酒确实喝大了……
不过醉卧芍药茵真是美出天际，“史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红香散乱……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口内尤作睡语，说酒令……”
有花、有诗的醉美人，史湘云的这巅峰之美，实在醉人。不过笔者认为，大家都忽略了史湘云醉酒时吟诵的两句酒令，看似很美，但实际不那么简单：
先不说酒令本身有没有诗意，单说酒令里出现“梅”，红楼梦里，但凡出现“梅花”，其实都是“没花”的谐音。
秦可卿邀请贾母等荣国府女眷赏梅花后不久，就死了；秒玉的栊翠庵里遍栽梅花，而她原来住的地方叫什么？叫玄墓蟠香寺，是一座墓。
红楼梦里的女孩，都有花名，花更多的是指女孩，而一出现梅花，不是死就是墓，你说恐怖不恐怖？
而在史湘云的颜值巅峰，繁花似锦的芍药丛下，居然是“没花”？是林黛玉等诸芳死后的惨象？
芍药花到底是什么花，会在所有花都凋零后，独自芬芳？大观园别的姊妹都死了，史湘云还在买醉，她需要多豁达才能做到？80回后史湘云的遭遇细思极恐。
史湘云醉卧芍药茵，是在贾宝玉最后一次生日宴上。宝玉这次寿宴很奇怪，几乎所有女孩都参加了，看似花团锦簇，实则是他和女孩们最后的告别。
原著第一回中写道，《红楼梦》又叫《风月宝鉴》，风月宝鉴是一僧一道送到人间的一把镜子，正面是红粉佳人，背面是红粉骷髅。
其实醉卧芍药茵也是风月宝鉴镜的正面，要多美有多美，那背面是什么呢？我们且看史湘云满身满头的芍药，与她一生有何渊源？
之前笔者也写文提到，林黛玉的林姓，来源于皇叔比干遭难：比干以命相谏，被纣王和妲己挖心诛族，其妻逃到长林山中产下一子，周武王后来赐此子林姓。
这就是为何林家是五世列侯，“五”可能并非实数，而是指家族源远流长。
黛玉是“玉”，而秦钟一出场，脂砚斋就侧批：“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秦钟一个大小子，为何要说“嫁”字？
其实秦钟的姓“秦”，正是在介绍黛玉的真实身份，未嫁人时，是黛玉，而嫁人之后就成了可卿，而这嫁人的时间正是——秦。
什么意思呢？未嫁人是黛玉，是比干嫡传后人，等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几乎断子绝孙，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以“君权神授”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儒家起死回生，并发扬光大
但是儒家虽然生存下来了，儒家早已不是比干一脉真儒，而成了假道学的，为君权服务的假儒，成为任君王摆布的“可卿”。
而林黛玉在80回后的结局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死了，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结局。
而史湘云则是黛玉的另一个分身，她活下来了。史湘云的判词《乐中悲》中说她是“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生性豁达，所以没死，活下来了。但她活下来的代价是什么
比干是为民请命，被纣王处死了，关于纣王还有一件事——女娲宫题诗：
纣王君权在握，竟然把人类母亲女娲娘娘，当作伺候君王的妻妾，真是大逆不道。但是纣王君权在握，不顺君王者，只有如比干一样的死路一条，黛玉作为比干嫡传子孙，决绝而死了。
生来豁达宽宏量的史湘云却活了下来，她是怎么活着的？“芍药笼烟骋媚妆”，以媚色事君王。其实不仅是君王，只要是权贵，都是一样，所谓上行下效，君王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
笔者认为，第28回妓女云儿，极可能就是史湘云80回后的样子。
惨不忍睹：史湘云忍辱偷生，竟是为和宝玉琴瑟和鸣？
云儿的酒令写尽了她的惨不忍睹：“女儿悲，将来终身指靠谁？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
这里的妈妈，是老鸨！精神上，侯门千金最后成了任人欺辱的妓女，肉体上，妈妈打骂没完没了，史湘云的后半生，简直是惨不忍睹
那么，史湘云为何要忍辱偷生？难道她真是恬不知耻的女子？并不是！
《乐中悲》中写道：“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
“霁月”意指雨后明月，“霁月光风耀玉堂”，实际写的是史湘云愿意守得云开见月明，忍辱偷生，等待假儒死亡，真儒现世，再和宝玉琴瑟和鸣。
宝玉本是补天石，只是因为假儒临世，势力太强才没有补天的机会。
泉香而酒冽，宝玉说女孩是水做的，泉水更是清冽之水。黛玉等女孩，当贾家没有清水生存的空间后，大多死的死，散的散
而史湘云活了下来，把水酿成酒，与世皆醉，在世俗中等待耀玉堂的时候。所谓用玉盏盛酒即为此意。
史湘云吟到“梅稍月上”，“梅花”即为“没花”，黛玉等女子都死了，所谓“白杨村里人呜咽，清风林下鬼吟哦”，史湘云醉看诸芳惨死、离散，还依然坚持，“醉扶归”，为的就是“宜会亲友”。
谁是亲友？宝玉呀！
《乐中悲》最后写道：“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高唐神女，最后却是水涸湘江，湘江，那是娥皇女英死别舜帝的地方。
当初林黛玉被封潇湘妃子的称号，其实潇湘妃子是两个人，一个是黛玉，另一个是湘云。
黛玉是宁为玉碎的真儒传人，而湘云则是在现实中熬煎，等待机会恢复真儒的女子。她们就像舜帝的娥皇女英辅佐舜帝时的补天石——舜帝一样，辅佐红楼时代的补天石——宝玉。
所以你看，比之黛玉的以命抗争的决绝，史湘云的坚守可能更加惨烈……
试想80回后的史湘云，遍看红楼诸芳纷纷惨死，在“清风林下鬼吟哦”的环境里，她独自忍辱求生的坚守，更让人肃然起敬
开卷有益，原创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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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外==红楼梦幻浮邱影绛树镜花武潭魂！6073--【钱谦益+龚合肥龚鼎慈+与方以智+吴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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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龚合肥与方以智的交往
时间：2020-07-29 15: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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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像

QQ截图20200729144253.jpg

刚刚出版的《方以智全书》

       近日，《方以智全书》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安徽合肥召开。早在1989年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制订伊始，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即将《方以智全书》郑重列入规划的重点项目，1992年列入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规划，其后顺延至“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2009年列入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重大项目、2010年列入2011—2020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2017年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方以智全书》从立项到出版延宕30多年，其间艰苦备尝，究其原因之一是版本搜集极其不易。

　　一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出自明末著名的文化世家桐城桂林方氏。明崇祯朝进士，曾官翰林院检讨，南明永历朝拜东阁大学士。曾参与抗清斗争;被清兵逮捕，不屈;后逃禅;因案被捕，途中投水自沉。

　　方氏诗书传家，累世习儒，自曾祖以来四世研《易》，在哲学、天文、物理、医学、语言、文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其思想高度、学术贡献以及由此而确立的历史地位，皆足以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并峙，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罕见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是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重要的侧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杰出人物之一。

　　龚鼎孳，人称“龚合肥”。入清以后，龚鼎孳屡沉屡浮，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在文学方面颇有建树，诗、词、文俱佳，作为著名诗人，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成为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

　　二

　　明清易代，被称为天崩地裂的历史巨变。身处乱世，以身殉节者有之，奋起抗击者有之，退隐乡野者有之，归顺新朝者有之，变化不定者也有之。

　　入仕清廷的“贰臣”与效忠故国的“遗民”，彼此归属不同的政治阵营。按理说，二者水火难容，势不两立。但是，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格格不入。况且，政治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在文化上的认同。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与遗民接触，可能受到牵累，有些人或许会因此避之不及，甚至坚决划清界限。可是，龚鼎孳颇念旧谊，与方以智等人多有往来。

　　在庇护和资助遗民朋友方面，龚鼎孳一直尽心尽力，甚至不惮风险。他曾言称：“人生贵识大义，某岂恋旦夕一官，负天下豪贤哉!夫以忠义再罹难，吾不能忍矣。”(阎圻《文节公白耷山人传》)

　　因顺治十年遗民陶汝鼎身陷叛案、顺治十一年遗民傅山山西谋反案牵连案，龚鼎孳受到顺治皇帝“点名批评”，并遭到严惩。顺治十二年，顺治皇帝下诏，指斥龚鼎孳“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认为其“不思尽心报国”，被降八级调用。

　　但是，龚鼎孳并没有因此有所收敛。康熙年间，他再度受到重用，先后出手营救了负案在身的遗民丁耀亢、阎尔梅等人。

　　三

　　早在任蕲水县令时，龚鼎孳就与方以智相识。入京之后，龚鼎孳与好友们时常相聚于方以智的曼寓，诗酒唱和不断。

　　据龚鼎孳《怀方密之序》所记：“密之以文学行谊擢史局，充王府讲官(注：崇祯十五年二月，方以智充任定王讲官)，稍稍荣遂矣。而余是时亦适以征书至阙下，与密之呜咽相对，如送中丞时。已，密之时时过余为文酒之戏，岸帻歌呼，各道少年事为娱乐，明星在天，下视酒人，其意气拂郁，有不可俯仰者。”

　　《龚鼎孳全集》中，《题曼寓联句诗后》《为密之催妆同秋岳于皇尔唯如须限韵三首》《方密之曼寓初成招同曹秋岳姜如须张尔唯宴集限韵》《中秋同阎古古孝廉集方密之太史曼寓分韵》等诗文记述了二人入京后的交往。

　　甲申之变中，龚鼎孳和方以智都没有选择死亡。入清以后，他们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龚鼎孳转仕新朝，方以智则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后出家为僧，发愤著述，两人的交往也随之中断。

　　但龚鼎孳一直怀念自己与方以智的友情，其《定山堂诗集》中，除《怀方密之》诗以外，还有《又感述四首》。诗中其二有句云：“不知帐下陈旗鼓，何客能为杀美人。”句后自注云：“此密之当年调笑语。”其四有诗句云：“供奉夜台秋草碧(自注：舒章殁于燕邸)，方干诗句岭猿愁(自注：时闻密之转徙两粤)。”

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李学军 柳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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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1616年1月5日—1673年10月12日），字孝升，因出生时庭院中紫芝正开，故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末清初诗人、文学家，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龚鼎孳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中进士，官兵科给事中。在明朝任职期间前后弹劾周延儒、陈演、王应熊、陈新甲、吕大器等权臣。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为直指使。清军入京后，迎降，迁太常寺少卿，后累官礼部尚书。龚鼎孳在职期间，常能保护善类，扶掖人才，颇得人心。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龚鼎孳

字
孝升

号
芝麓

所处时代
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安徽合肥

出生日期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1月5日）

逝世日期
康熙十二年（1673年10月12日）

主要成就
“江左三大家”之一

目录
1人物生平
2诗作
3文学成就
4诗词评价
5诗词特点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龚鼎孳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616年1月5日）出生。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1634年）中进士，出任湖北蕲春县

令，崇祯十二年任兵部给事中。赴京途中，结识南京名伎顾横波，携其进京，后纳为妾。初居宣北坊海波寺街“古藤书屋”，后迁至宣武门外大街，寓号“香严斋”。

龚鼎孳祖父和父亲都颇有文名。而他少年早慧，十二三岁时即能做八股文，亦擅长诗赋古文。明崇祯七年进士，任湖北蕲水县令。后因镇压张献忠起义有功，升兵科给事中。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龚鼎孳投井 ，被人救起后辅李自成，任直指使，巡视北城。受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清顺治元年（1644年），睿亲王多尔衮进京，龚鼎孳迎降，授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史使等。顺治三年，曾受弹劾，但因皇帝赏识仍任原职。顺治十一年，因法司章奏过激，涉及满汉关系，被降职调用，下至南苑蕃育署管菜园。后又被贬去广州。康熙元年（1662年）官复侍郎。后历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会试下正考官等职。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673年10月12日）病卒。

龚鼎孳因失节丧操，不仅为明人所不齿，也为清人所蔑视。在明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时，曾制定过查办“从贼者”的制度，龚鼎孳就被列入了治罪名单，而清朝人也讥笑他“惟明朝罪人，流贼御史”，而多尔衮更是认为龚鼎孳“此等人只宜缩颈-，何得侈口论人”，“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讽刺他“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因此，龚鼎孳在仕途上便颇为艰难，往往是屡起屡仆，上下浮沉。康熙三年，才因其才名为世所重，方迁刑部尚书。龚鼎孳为人狂放不羁，反复无常。经常有不合时俗的举止，而受到当时人的讥笑。清人孙昌龄曾贬斥他说：“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伎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

妻子顾眉号横波，原为南京秦淮名伎，不仅貌美，而且工诗词，画兰花，诗风清丽幽婉，画亦著名，有《柳花阁集》。当时以才艺双绝，与文人名士交游甚广而名动一时。后来龚鼎孳娶之为妾，深得宠爱，时称横波夫人。

《心史丛刊·横波夫人考》中有一则轶事说，龚鼎孳之所以投降李自成，接受直指使的职位，就是因为他“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可见龚鼎孳对顾的宠爱。他曾为顾眉生作诗多首，称她为“善持君”，被当时的文人戏称为“善持夫人”。

龚鼎孳沉溺声色，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也很为人所非议，被孙昌龄责之为：“已置其父母妻子于度外，及闻讣而歌饮留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在清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进一步加强封建-，而竭力强调儒家伦理纲常的背景下，他的行为自然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而因“素行不孚众望”多次遭到清廷的降级贬职。

龚的元配夫人童氏却操行贤节远胜过了龚鼎孳。她曾两次被明朝封为孺人，在明朝灭亡后，龚鼎孳降清，她不仅独自在合肥居住，不随龚进京，而且拒绝接赏清王朝的封赏，同龚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另一方面，他又因能保护文人学士，为民请命而享盛名，而且惜才爱士，对困厄贫寒名士常倾力相助。有“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的名声。又由于他富有才气，洽闻博学，诗文并工，因此，在文人中声望很高，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1]

折叠编辑本段诗作
《上巳将过金陵》

倚槛春愁玉树飘，空江铁锁野烟消。

兴怀何限兰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

《百嘉村见梅花》

天涯疏影伴黄昏，玉笛高楼自掩门。

梦醒忽惊身是客，一船寒月到江村。

《生辰曲》

琉璃为箧贮冰霜，谏草琳琅粉泽香。

哭泣牛衣儿女态，独将慷慨对王章。

《晓发万安口号》

急流喷沫斗雷霆，险过江平响亦停。

任说波涛千万送，能移孤嶂插天青？

《赠歌者南归》

长恨飘零入雊身，相看憔悴掩罗巾。

后庭花落肠应断，也是陈宫失路人。[2]

折叠编辑本段文学成就
龚鼎孳有清才，在明即与文人学士广泛交往，著名者便有吴伟业、钱谦益、冒襄、方以智、阎尔梅、万寿祺、曹溶、余怀、纪映钟、杜浚、龚贤、陶汝鼐、周亮工、李雯、曾灿、顾与治、邓汉仪等一大批，另有王紫稼、柳敬亭等艺人。又因能保护文人学士，为民请命而享盛名，而且惜才爱士，对困厄贫寒名士常倾力相助。有“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的名声。吴伟业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於所事，庶援手乎斯民”。清代著名词人陈维崧年轻时落魄潦倒，就得到龚鼎孳的慷慨相助，这使陈维崧一辈子都对其念念不忘。

龚鼎孳洽闻博学，诗文并工，在文人中声望很高，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工书，善山水。诗画皆得父孚肃之传，画山水，笔墨苍郁沉厚；尝书送魏环极诗卷，间作山水苍郁沈厚。有一方闲印署：“临川二十七”世孙。诗与吴伟业齐名。诗风多受杜甫影响，作诗情感深厚，于婉丽中亦多寓兴亡之感，吴梅村说“其侧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但其作品反映现实深度不够，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早年词作以“艳宗”为风尚，继而“绮忏”，晚年成于“豪放”，以意象绵密、着意锻炼、好用拟人、善于和韵为主要风貌，在清词史上独具特色，是清初词坛的主持者之一。

著有《定山堂集》47卷，其中《诗集》43卷，《诗余》4卷。初刻于康熙四十二年（1673）。雍正时禁毁钱谦益文字，因书前有钱序，加之龚氏诗文内有碍语，全部板片入缴藩库，世传很少。光绪九年（1883），龚氏十四世孙龚考绪重为辑集付梓。[2]​

折叠编辑本段诗词评价
龚鼎孳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往往数千言的文章，能够一挥而就。且词藻缤纷，都不点窜。他的文风多受杜甫的影响，为文作诗，情感深厚，常常有悲凉感慨的作品，所以吴梅村说“其侧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但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不够，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文学成就不如吴伟业、钱谦益二人。

《定山堂集》包括《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诗集》卷一、卷二为五言古诗，卷三、卷四为七言古诗。卷五至卷十五为五言律诗，卷十六至卷三十二为七言律诗。卷三十三为五言排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为七言排律。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三为七言绝句，各卷均按年代为序编排。《诗集》前有吴兴祚、周亮工、吴伟业、尤侗、钱谦益等人的序。《诗余》四卷，编年排次，前有丁澎作序。诗集中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身历几朝更替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吴伟业序称其诗：“有感时佗傺之响而不孜于和平，有铺扬鸿藻之辞而无心于靡艳。”龚鼎孳写诗多是凭借才气，遣词缛丽，用典富赡，可是往往剪裁不够，再加上他的诗多为宴饮酬酢之作，往往显得“词采有余，骨力不足”。

不过，在他身经变乱有了切实生活感受后，也写了出了一些内容深厚，笔力矫健的佳作。如七古《多陵篇用李空同汉京韵篇》、《寿白母长歌一百二十句》、《挽船行》。律诗《过城东戚贵诸里第》、《秦淮社集白孟新有计纪事和韵》。绝句《上巳将过金陵》、《灯屏词次牧斋先生韵》等，无论感慨兴亡，叙述友情，还是反映民生疾苦，均写得情意深挚，气韵不凡。龚鼎孳虽然先后投降李自成和清王朝，而因此被世人视之为丧失名节的人，但在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潜伏着对故国的追思和对往事无限怀念的情感。在这种感情的作用下，他同许多明朝遗士故人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碑传集补》记载：“时鼎革方新、新朝耆旧多混迹于酒人画师，以寄其宅傺幽忧之感”而龚鼎孳则“开东阁以招之，分余明以照之”照顾蔽护这些人。

在他被迁为刑部尚书后，曾为傅山、阎尔梅、陶汝鼎等明朝遗士开脱罪责，使他们免遭迫害。在清朝为筹集连年穷兵黩武所需的浩大军费兵饷而横征暴敛，赋税沉重的情况下，多次上书，为江南请命。还曾因为“司法章奏，事涉满汉，意为轻重”，而降八级调用。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龚鼎孳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为了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变节屈膝，另一方面对故国旧朝又不以彻底忘怀。一方面为仕途发达苦心经营，另一方面又因直言陈谏而屡遭贬斥。这种心境也自然地反映到他的诗文中，因此《定山堂集》处处萦绕着一种伤感的情调。

在《诗集》中，花愁泪痕、寒雪孤鸿、疏灯萧瑟等凄婉的词词充斥诗文间，借酒消愁更是他聊以自慰的方式，于是“酒阑歌罢”、“泣然罢酒”、“灯残酒尽掷杯裂”之类繁华去尽，无可奈何的情怀一诉再诉。

他在《潭影堂诗序》中无限追忆地记叙了“余方垂髫”时，在“江淮南北晏然无事”之际，与少年伙伴集会于深柳园亭，“酒酣顾视，意气飒然，横绝四海”的意气风发，今昔相照，不由得感慨万千“曾几何时，干戈满眼。向为读书游息之地，概已荡为昆明劫灰，而尘海飘零，岁月如流，吾亦冉冉其将老矣”。于是有象《五十谢客启》这样的作品“谢绝酬应，屏迹空山，借禅诵以消解悲哀，却荤酒而无滋罪业”，表达了渴望超越现实，寻找解脱的心情。

在《定山堂集》里，除了哀叹自己的身世心境外。也有许多反映清初社会生活的作品。如《挽船行》“兵船积甲如山陵，千夫万卒喧催徵。悉索村巷闭空舍，枵腹负舟那即能”。《岁暮行》“荒叶落寡妇泣，山田瘦尽无耕农。男女逃窜迫兵火，十年不见旌旗空”。反映了由于清政府连年征战，抓丁催饷，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因此诗人热切地期待“何时戍罢科赋轻，饥鹄归飞有完宅”的局面早日来临。表达了希望清政府休兵薄敛的强烈要求。

诗集中还有一些寄寓亡国之恨的作品，如《秋日感怀六首》“碧瓦朱楹半劫灰，曲池衰柳乱蝉哀。飞虹桥外清宵日，曾照含元凤辇回”。写出了明朝之后，宫室衰败残破的凄凉景象。“千年云物惊弹指，又过销魂万岁山”对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寄予了深沉的悲哀和无限伤感。

该书曾刊刻于康熙四十二年（1673年）。雍正时禁毁钱谦益的文字，因为书前有他所作的序，加之龚鼎孳诗文报力烘染感伤时世，盛衰变幻的悲凉氛围，既有眷念故国之情，又有不满清廷之意，因此被连同全书板片入缴藩库。世传很少。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龚鼎孳十四世孙龚考绪，收集编辑故乡所存残书抄录成卷，付梓，仍然为《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2]

折叠编辑本段诗词特点
龚鼎孳在清初颇具盛名，与钱谦益、吴伟业在诗坛上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三大家出处相同，均为《贰臣传》中人物，但在对三人诗歌的评价上，时人及后人均有低龚之意。综观龚诗，其中酬答、和韵之作较多确是实情。在《定山堂集》四十三卷中，三分之一多是此类作品，都标有“送”、“赠”、“和韵”、“次韵”等字样，但不能因此断定，此类作品俱是内容空虚的无病呻吟之作。作者以为，其实正是在这些作品中，龚芝麓自然地流露了出了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抒发的是毫无事先人为经营的真心实感。

龚鼎孳诗中很大一部分是表现对仕清的自责与悔恨，也就是失路之悲。“失路”一词在龚诗中运用最多，其出现频率之高都是他同时代的文人集中所少见的。再如著名的《初返居巢感怀》：“失路人悲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书因入洛传黄耳，乌为伤心改白头。明月可怜销画角，花枝莫遣近高楼。台城一片歌钟起，散入南云万点愁。”

在龚鼎孳大量的送别、怀人、赠答诗中，“失路”这一意象被广泛使用，凡表现内心忏悔、自责、沧桑、羞愧的种种复杂感情，他俱以此意象概之。如作于康熙四年的《老友阎古古重逢都下感赋》：“城南萧寺忆连床，佛火村鸡五更霜。顾我浮踪惟涕泪，当时沙道久苍凉。壮夫失路非无策，老伴逢春各有乡。安得更呼韩赵辈，短裘浊酒话行藏。”阎古古即阎尔梅，乃是龚之旧友，明亡后，阎因抗清被逮捕，两人多年未见。既而重逢，加以龚即将为阎了结此案，故惭喜交并，欲其他友人如韩圣秋、赵友沂等共来叙重逢之乐，此诗将龚面对老友时的喜悦、羞愧、表现得细微入神。面对老友、故人，龚鼎孳不掩饰对自己“失路”的内疚、自责与惭愧。

在龚鼎孳的诗集中，除了失路之痛这个主题外，故国之思也是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在《如农将返真州以诗见贻和答》一诗中，就表达了龚对故国的强烈思念：“曾排阊阖大名垂，蝇附逢干狱草悲。烽火忽成歧路客，冰霜翻羡贯城时。花迷故国愁难到，日落河梁怨自知。隋苑柳残人又去，旅鸿无策解相思。”姜埰，字如农，明未因言事被遣戍，龚鼎孳曾三次上书相救。明亡龚入仕新朝，姜则坚守气节不仕，是当时著名的遗民。此时二人重逢，已是江山易帜，友仇皆散。“花迷故国”之愁、“日落河梁”之怨，形象而确切刻画出龚的复杂心态，即有对故国深切的爱恋，又有对自己李陵身份的惭怨。“故国”作为与新朝对立的意象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对其的追思与怀念即表现了贰臣对失路之行为的深切的忏悔，也表现了贰臣诗人与遗民共同的文化品格，这也是他们虽然政治立场大相径庭，但私交却甚笃的重要原因。龚鼎孳的故国之思可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在热闹的歌舞场中、酒宴席前，还是在思朋怀友、伤春悲秋，都能引起作者浓重的故国之思。故国如同缕缕萦绕于心中的细丝，触一端而动全身。[2]

参考资料
1．龚鼎孳  . [2023-12-15]
2．名人简历 龚鼎孳  . [202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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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评析
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微信公众号“和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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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事件杂乱纷芜，形势错综复杂。生活在其中的人，几乎无不经历大幅的起起落落，经历生离死别的痛苦。在这么混乱的时局下，如何抉择成为对每个人的重大考验，人性的复杂和矛盾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钱谦益就是这么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但是钱谦益并不是一个特例，他的行为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社会的动荡混乱和文人的矛盾心态。复杂的时代背景，导致人物行为抉择的复杂和困难，也为评价相关人物带来了困难。也许对这样的人物的评价也不应该简单化，一棒子打死和完美化的吹嘘都是简单粗暴的，不但无助于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体现了自身修养的肤浅，也让我们失去了客观的角度，失去了选择正确的前进道路的可能。



一、钱谦益生平


钱谦益，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出生于苏州府常熟县鹿苑奚浦，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之为虞山先生。万历二十六年，17岁的他成为府学生员；8年后，25岁的他得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29岁的他进士及第，而且是一甲第三名（即所谓探花）。成绩不可谓不错，但是对钱谦益这么一个自视甚高、领袖群伦的文坛巨擘来说，这个成绩可能还是有点拿不出手。据传说，钱谦益原本可以高中状元，结果因为湖州人韩敬走后门通路子，在暗中更换了名次，所以钱谦益由一甲第一名落到了一甲第三名。有鉴于钱谦益等人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钱谦益又是当时大儒，素有文名，所以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钱谦益等人编出来的，就是为了解释文名满江南、隐隐然已经有文坛领袖之势的钱谦益为什么没能在如此重要的科举考试中考成第一名，以避免已经不算差的第三名的名次影响钱谦益文坛巨擘的光辉形象。其实，全国高手如云，即使身为文坛巨擘，发挥稍微差一点就有可能名落孙山，没考上第一名也不是什么咄咄怪事，是很正常的事情。同年，钱谦益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4个月，就因为父亲钱世扬去世，按照朝廷制度，回家丁忧守制服丧27个月。



可是服丧结束的3年之后他并没有按照规定“服满起复”，由于李三才遭到无端的攻击，顾宪成写信为他辩护，引来轩然大波。徐兆魁之流声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此事与万历三十八年“大计外官”（考核地方官）、万历三十九年“大计京官”（考察京官）纠缠在一起，掀起了一次党争的高潮。万历四十年，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围绕对顾宪成的评价问题，愈发激起为之辩护洗刷的声浪，于是乎东林派与反东林派之间的朋党之争近乎白热化。钱谦益因为与顾宪成关系密切，所以没有被“服满起复”，受到政治纷争的影响，失去一次机会。然而，这一次失去竟然长达10年之久，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挫折。



泰昌初年，号称众正盈朝，39岁的钱谦益得以还朝，恢复原官。钱谦益雄心满满，自信可以建功立业，然而现实又一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天启元年，他出任浙江主考官，发生了钱千秋科场舞弊案，他不免受到牵连。虽然经过司法部门的审查，此次舞弊案与他无关，但是作为主考官，因为“失于察觉”，还是遭到罚俸的处分。次年，他就因病告假，又一次回归故乡常熟。这一次从复出到告归还不到两年，乃是他仕途上的第二次挫折。



天启四年，43岁的钱谦益再度复出，从翰林院编修升任詹事府少詹事，主要承担《神宗实录》的编纂工作，由于受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排挤，再次致仕回乡。这是他仕途上的第三次挫折。



崇祯元年，崇祯皇帝拨乱反正，钱谦益得以复出。此时的钱谦益以才学、声望、资历而论，已经俨然是“东林魁首”，深孚人望。崇祯元年年末，吏部会推增补阁辅成员候选人，当时身为礼部右侍郎的钱谦益排名第二，由于其风望极高，朝廷上下对他都有很高的期望。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不免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温体仁就是其中之一。就在这个遴选阁臣的当口，温体仁向崇祯皇帝提交了《直发盖世神奸疏》，重提当年钱千秋科场舞弊案，向钱谦益发起攻击。其实几年前已经定案的一个案子，并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钱谦益居然又一次掉到了沟里。

崇祯皇帝雷厉风行，在收到奏疏的第二天——十一月六日就在文华殿召见群臣，要温体仁与钱谦益对质。在对质中，由于崇祯皇帝的偏袒，钱谦益和众位大臣完全落于下风。所以此次质对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钱谦益落得个“革职听勘”的下场，被逮捕入狱。这是他人生的第四次挫折。崇祯二年秋天，真相大白，钱谦益得以无罪释放，却并未官复原职，而是黯然回到家乡常熟。这是已经是他人生中仕途上的第五次挫折了。



崇祯十七年，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成立，钱谦益向掌握实权马士英谄媚，被起用为礼部尚书。



一年后的清顺治二年五月，清军攻陷南京，南明小朝廷不复存在，钱谦益降清。清朝统治者看中他的文才与名望，委任他为礼部右侍郎，出任《明史》副总裁。但是担任新朝官职仅仅几个月，他便借口养病告假，从北京回到常熟。



两年后，钱谦益又因为因为黄毓祺反清案被捕。鉴于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政治前途就此彻底断送。



出狱回乡后，钱谦益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开始联络各方反清复明势力，并积极奔走。



清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元1664年6月17日），钱谦益八十三岁高龄去世，葬于虞山南麓。



二、钱谦益为什么总是不受重用


崇祯元年，就在朝廷会推阁臣的关键时刻，温体仁重新翻出当年已经定案的钱千秋科场舞弊案，阻碍钱谦益入阁。



十一月六日，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要求温体仁与钱谦益对质，以辨明是非。在对质中，早已精心准备的温体仁，口若悬河，言如泉涌，一口咬定钱千秋舞弊案尚未结案，继而构陷钱谦益结党。他慷慨激昂地说：“我职非言官，本来不应该在此多说。而且这次会推阁臣，我也没有入选，就更应避嫌，不能说三道四。但是，在这种关系到宗社安定的选官枚卜大典举行之际，朝廷上下竟无一人站出来，揭发钱谦益结党纳贿的丑行!我实在不忍心皇上孤立于上，被人蒙骗，因此不得不说!”这一番话一下子打中了崇祯皇帝的痛点——皇帝一人孤立在上，下面的人早就串通好了蒙骗皇帝——结党。



考察崇祯皇帝秉政，最忌结党，甚至已经到了草木皆兵、令人发指的地步，反映了封建集权专制的一种极端化的要求，也体现了崇祯皇帝独裁专制的为政取向。崇祯皇帝为政17年，就是专制独裁的17年。他极为抵触公论，考选翰林、选拔官吏，不参考逐渐成长的、代表士林公论的访单制度；也不遵守已经成为定制、大家都认可的公推制度；而是非要自己亲自拣选，而且选就要选那些公论差的，风评不好的，以免结党。正如顾宪成所说，外人皆以为是者，必以为非——只要在朝野风评极高的事物，一定是大家都认同的，大家都认同，那就极有可能是结党，必定会遭到崇祯皇帝的反对。既然钱谦益在朝野上下的风评极高，那么必然不会受到崇祯皇帝的肯定。因此，此次文华殿对质，其实崇祯皇帝内心当中早有偏向，那就是“不党”的温体仁。此次对质只要不出现大的变故，温体仁几乎可以说是胜券在握，支持钱谦益的人越多，钱谦益“结党”的嫌疑就越大。



面对温体仁步步紧逼的凌厉攻势，钱谦益则只有招架之功，既没有充分的准备，又没有有效的反击，只是反复的强调：此事在刑部有案卷，此事在刑部有案卷。在面对面的争辩、激烈的贴身肉搏中，落于下风。



当崇祯皇帝询问吏部尚书王永光 “刑部招稿何在”的时侯，王永光推说张允儒知道，礼科给事中张允儒出班回奏，他的确见过刑部招稿的刊本。又随口说，吏部尚书曾问过他哪里有招稿，他回复说他家里有，所以拿过来给吏部尚书看。



温体仁立即抓住了张允儒这句话的把柄，构陷道：“可见诸臣在外商议来的。”



温体仁所谓的“可见诸臣在外商议来的”，就是要借张允儒曾经和吏部尚书王永光交流案情的事实，做实诸臣“结党”的结论，以切中崇祯皇帝的痛点。



章允儒听了温体仁的说辞，立即反驳温体仁的言论，引起崇祯皇帝勃然大怒，更加认定王永光、张允儒、钱谦益乃是一党，竟然叫锦衣卫把章允儒押解了下去。



这不是一个孤例，在之后的钱龙锡大案中，就是因为钱龙锡和袁崇焕一次简单的对话，竟然演变为“密语手书”、“低徊私商”、“发纵指示”、“诡计阴谋”，最终导致内阁大佬钱龙锡倒台，差一点就被处死。由此引出的一场大案，袁崇焕竟被千刀万剐。对待一次普通的对话，竟然如此之严苛，今后谁还敢在朝廷之外讨论政务，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结党”的证据，丢官丧命。从此，中央官员的风气肯定便是朝堂之下吃吃喝喝，及时行乐，绝口不谈行政事务；朝堂之上期期艾艾，顺水推舟，完全顺着皇帝的意思去说。那些中正敢言之士，比如刘宗周、黄道周，都是有学问、有威望的大儒，他们的说辞是否正确可以商榷，但是崇祯皇帝对待他们的谏言没有展现出一点容人之量，二人每有谏言，随随便便就被贬黜朝堂，甚至要取人性命。对待大儒尚且如此，其余人的待遇可想而知。



从上述的史事中，体现了钱谦益不受重用的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被卷入党争浪潮，身不由己，耽误了正常仕途



明末的党争十分激烈，钱谦益被目为东林党魁首，处处受到东林党政敌的特殊关照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万历、天启朝，钱谦益为激烈的党争所害，被对立的党派所压制，仕途坎坷。到了崇祯朝，表面上的党争没有了，但是最为痛恨结党的崇祯皇帝，对于风望极高、在士林备受瞩目的钱谦益，打心眼里一百个不喜欢，很自然的被划归“党人”，因此也不可能受到重用。



第二，缺乏实干的能力，典型的清流而非能臣



钱谦益是一个诗人，一个很不错的诗人，和当时的吴伟业，龚鼎孳三人并称“江左三大家”。但是也仅此而已，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遇事既无思路，又无实干精神，也不善于在朝廷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掀起腥风血雨——搞政治斗争，是一个典型的清流、典型的辞臣。



在与温体仁的对质中，钱谦益的表现儒雅固然儒雅、超脱固然超脱，但是在事关他本人能否进入内阁、参与高层政治决策的斗争中，他居然宛如置身事外，全靠他人为自己说话，毫无半点主动性，完全是被动的接受。事实上，没有主动性几乎就是钱谦益前半生的写照，也是其出身官宦、锦衣玉食、少年得志、缺乏斗争经验和人生历练的反映。



通观整场对质，钱谦益一方其实并没有经过仔细的谋划，足见钱谦益的置身事外并不是胸有成竹、安排妥当，而是不善于斗争，缺乏斗争的能力和经验。事实上，他们对于温体仁将从何处入手、何处发动进攻，面对进攻该如何应对、如何反击，都毫无准备；他们对于崇祯皇帝的态度、观点、内心也缺乏揣摩和应对方略；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钱谦益也毫无应变的能力，无法力挽狂澜，甚至没有反戈一击，更加证明钱谦益表现出的超脱不过是不善于斗争。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既没有提前筹谋又没有当场的应变，失败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党争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政治斗争，不应该过多的解读。钱谦益作为党争一方的标杆式人物，被人重点照顾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被重点照顾了怎么办？毛主席说：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钱谦益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他的软弱性，采取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态度。世界从来都是复杂的，没有世外桃源。政坛更是波谲云诡、错综复杂，在这种环境下，任由政敌打击自己，那自然只有被打击下去了。



顺治六年之后，钱谦益开始全面转向反清复明。在一些笔记中，对钱谦益这一段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什么“日夜结党，运筹部勒”，什么“尽囊以资之”，什么“毁家纾难”。但是从他身后尚有余财来看，所谓“尽囊资之”、“毁家纾难”，大概也就是一种夸张的形容吧。钱谦益的“四处奔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似乎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甚至围绕在他的身边，似乎也只有一个柳如是在帮助他，连钱家人都没有全部动员起来，更不要说其他人了。以这种动员能力，其反抗之软弱，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足以透露他的工作只是蜻蜓点水的走上层路线，正暴露了他的软肋，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钱谦益在明朝还可以说是因为党争的影响导致仕途不顺，那么到了清朝依然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发挥才干，那只能是因为其能力的问题了。毕竟，政治和写作、做学问是不同的领域，不能等量齐观。钱谦益在政治斗争中展现的应变能力、谋划能力和交际能力都相当有限，不足以支撑他在政坛纵横捭阖，建功立业。而与之相伴相随的就是钱谦益缺乏实干精神和实干能力、缺乏社会活动经验和活动能力、缺乏对工农实业生产的了解、缺乏宏观的视野和战略的高度。

三、钱谦益在文学、学术和思想上的成就不应该被否定


第一，钱谦益在诗歌和史学、思想理论上的成就不应该被抹杀



钱谦益是著名的诗人，和当时的吴伟业，龚鼎孳三人，并称“江左三大家”。钱谦益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诗歌的创作上而不在诗歌理论，但其诗歌创作事实上正是其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理论上自成体系，创作上身体力行，广泛借鉴前代大家如唐代杜甫、韩愈，两宋苏轼、陆游，金代元好问融为一炉，又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抒写真情实感，自成一家。和他的思想观念、为人处世，相映成趣。



钱谦益的诗歌是认识他人生的绝佳切入口。《文心雕龙》主张“诗言志”，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写照，一面镜子，虽然可以遮掩，但是绝无可能作伪，任何伪装都必然要在诗歌中露出痕迹。钱谦益早年的诗歌着力于杜甫，直抒胸臆，体现了他年轻气盛、意图大展身手的勃勃生机。但是其青涩与稚嫩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境界上和宦途坎坷、深知民间疾苦、政治成熟、思路开阔的杜甫相比更是落于下乘。经历了一段宦途失败之后，钱谦益努力的方向转向宋诗，特别是转向对陆游的临摹。在这一阶段，钱谦益经历宦海沉浮，对于世态人情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在诗歌整体上也愈加成熟，但是在格调、境界和眼光上和前辈的大诗人相比还是差了一些。在仕途屡经挫折、山河巨变之际，钱谦益也步入了他人生的成熟期，此时的诗歌技法愈加纯熟，已臻于化境，再也没有早年凸显出刻意的虚伪和做作，在诗歌创作上已经步入到杜甫所描述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境界，然而其游戏人间的“洒脱”、患得患失的踌躇、满腹悲凉的消沉，消极的人生态度使得这一阶段的诗歌中格调和境界上难有突破。直到钱谦益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愤然起身，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事业当中之时，钱谦益的诗歌技巧和壮志雄心、国仇家恨结合在一起，爆发出真正的力量，他所创作的诗歌中终于出现了他以前的创作从未出现过的“骨力”，在格调和境界上达到了他个人的巅峰。这一阶段的奋斗，也许这实际中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在诗歌创作上，却使钱谦益真正步入了大师的殿堂，比起所谓“江左三大家”的其他二位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诗歌入手探寻钱谦益的内心世界，提供了解钱谦益诸事的钥匙，可能更为准确。



钱谦益一生治学的重点在史学，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也更为突出，他本人也一直以“史官”、“史家”自命。钱谦益以其史论，历史考证及碑志之作，对清代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钱谦益对于经学也有深湛的研究。



第二，钱谦益倡导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义理，是时代思想潮头的旗手



明末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伴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地主阶层日益大量的卷入商品经济的生产之中。在英国，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会率先在思想领域这个上层建筑内高举新教的大旗借以对传统的天主教堡垒发动进攻，而高擎新教大旗的旗手正是新生的日益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在中国的明朝末年也是一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已经统治中国思想领域600年的理学正受到从根本上的质疑，而在诸多的质疑当中真正具有扭转乾坤力量的成分不可能是何心隐那样从底层民众发动的由外及内的比较彻底的物质的反抗，而是统治阶层中的士绅们、社会的中上层从系统之内发动的系统性的思想改良，这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必然要经过思想解放和思想重构的过程是一致的。



理学自宋朝出现以来，作为正统学说、主体思想统治中国思想界600余年，日益成为封建专制统治在思想领域的有力工具。明朝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王阳明的“心学”异军突起，成为动摇理学思想统治的有力武器。“心学”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程朱理学出现的同时，就已经有陆九渊的“心学”相伴相随；即使在明朝，比王阳明年头更早的心学大师也不乏其人；客观的讲，王阳明的“心学”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强调心理合一、“知行合一”，是着着实实的朱陆合流的功夫，是一种比较中庸的学说。其门下固然有不少偏向于心学的门生，但是偏向于理学的门生也不在少数。王阳明的“心学”到最后之所以成为了“心学”，并成为了反对理学的旗帜，完全是社会发展选择的结果——其中最为偏向心学的那一部分被发扬光大、大红大紫，而偏向于理学的部分则渐渐地寂寂无闻。心学固然对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极大动摇了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但是由于其自由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取向，很容易走入虚无主义的老路，缺乏建设性。正如同佛道出世的思想固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思想式微之际可以一时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但是却永远无法取代入世的儒学真正作为社会主体思想发挥支撑社会发展的作用。心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其冲击旧思想，完成对旧思想的解构和批判，但是其日益虚无主义的倾向使得其无法完成重建新思想的历史任务。



真正能够取代旧理学、创造新思想并成为社会主体思想的学说恰恰是理学本身。理学主张：万事万物皆有其理。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思想。要发明新的社会思想，根本不需要反对理学本身，只要把旧的“理”打破——也就是把“理”从忠孝节义等旧伦常和理气太极等世界观中解放出来，重构新的自然、社会和人伦之“理”就可以做到。东林运动正是披着旧理学外衣的、重构新理学的一场运动。东林运动以救世为己任，从一开始就以反对王学末流为鲜明的特点，明确反对儒学思想走向虚无主义。无论是顾宪成反对“不说功夫”、提倡“躬行”、“讲习”的知行观，还是高攀龙“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和主张学习“有用之学”的治学观，无不是主张脱虚入实、经世致用，而且具有构建新思想的成分。当然也要看到，虽然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运动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它依旧披着理学的外衣，并没有摆脱旧理学的束缚，在其学说中，还大量存在着空谈理气太极、性善恶等虚无主义和传统伦常的内容。



而作为东林后辈，钱谦益可以说是第一批比较彻底的摆脱理学束缚的学者，他反对理学空谈心理、“离经言道”的弊端，主张重回孔孟，恢复汉、唐注疏经书的传统，返回到经学的原始本貌。他治经学，目的在于“正人心”，纠正“世道偏颇”。他以毕生精力倾注于史学，也在于“史者，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也”。其《初学集》、《有学集》中载有其写的大量碑传作品，其目的也是要让“刑政者庶己可以观，可以兴矣”。钱谦益还通过其撰写的大量序、跋、碑传、行状，提倡、表彰经世致用之学。在钱谦益经学观点的纲领性著作《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他提纲挈领地勾勒了经学以及十三经之传注、笺解、义疏的演变，肯定了汉儒治经之踏实，指出宋人治经之流弊。他在文中还尖锐地讥刺道学，猛烈抨击了宋、明理学“嗤点六经”、“眦毁三传”及其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祸害。他还参与了与陈子龙等人编撰的《明经世文编》活动，是书收集了从洪武至崇祯有明二百七十年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与经世相关的文集和著述。他们编纂是书，“志在徵实”，“以资后世之师法”，“通今古之龟鉴”。说明赋役吏治、兵农水利、天文地理等实用学科，已成为士人关心的热点，而钱谦益正是崭新思想的旗手和代表。同时，是书的编成，也推动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可以说，经世致用已经成为明末士人的共识。明末清初正是实现从宋、明心性义理之学向清代考据学演变的中间环节，钱谦益则是这一中间环节上的关键人物，在明末绝对是站在当时学术思想的潮头，对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只要假以时日，东林的晚辈们再次摆脱钱谦益治经学的窠臼，儒学思想完全可以摆脱旧理学、旧思想的束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在思想上的先声和启蒙，而这正是黄宗羲等东林后生们所做的，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只可惜时移世易，清朝重返旧理学窠臼的思想导向和大规模的文字狱，重返传统封建专制统治的要求，最终将这一次已经开花的思想启蒙运动摧残殆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钱谦益在这一次不断升级的思想改良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性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应该将其重要作用一笔抹杀。



虽然钱谦益有着不光彩的作为，但是历代文人学者——无论是诋毁他的人还是支持他的人，对其学术水平是充分肯定的。黄宗羲在钱谦益死后，写悼诗云“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谁与传”。黄宗羲不仅肯定了钱谦益“四海宗盟五十年”的学术地位，还具体论述了其学术成就：“主文章坛坫，几与弁州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夫剿袭，词章必贵乎铺叙而贱夫雕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又如潘耒，虽然对钱谦益在政治上加以谴责，但却不否定其学术成就——“牧斋虽大节有亏。然其学问之宏博，考据之精详，亦岂易及?安得以人废言”。真正否认其学术成就的，往往不是学术中人，而是政治的需要，比如大搞文字狱的乾隆皇帝。



四、钱谦益为什么会对降清感到后悔


（一）



钱谦益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年轻时即以文名为海内瞩目。万历二十六年，17岁的他成为府学生员；8年后，25岁的他得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29岁的他进士及第，而且是一甲第三名（即所谓探花）。可谓少年得志。他满腹才学，一腔抱负，结果却仕途坎坷，无从施展。他从不隐瞒自己想当官、想当大官、想当有实权的大官的梦想，他常常以丞宰自命，对自己有着极高的期许。他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为国家所用、为朝廷所用、为万民所享，在历史上写下华彩乐章。无论是投靠马士英还是投降满清，无疑都是对这种梦想的坚持。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赋闲在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一艘船上迎娶了相识不久的柳如是。这一年，钱谦益刚好59岁，而柳如是才23岁。依照明末的道德标准，士大夫涉足青楼、狎妓纳妾，会被看作是风流韵事，但要大礼婚娶妓女，则是伤风败俗、悖礼乱伦之举，被视为洪水猛兽。钱谦益少年得志，狂放不羁，自视甚高，轻狂桀骜，根本不顾及什么世俗的眼光，不顾及世俗的偏见和礼法名器，坚持用大礼聘娶青楼女子柳如是为妻，这是何等的不顾一切。由于他的声望实在太高，此举让许多循规蹈矩的读书人无法接受，舆论哗然，简直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于是在婚礼当天，许多人站在岸边，捡起石头往他们结婚的船上砸去。钱谦益根本不以为意，婚礼照常举行不误。婚后，钱谦益对柳如是百般宠爱，事事多有迁就。



柳如是是江南名妓，性格倔强，聪慧异常，精通文墨，擅长琴棋书画，不但名列“秦淮八艳”，更为重要的是，她非常有抱负：一定要嫁一个“博学好古，旷代逸才”的男人。她甚至还宣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无憾。”是个典型的有才情的烈女。对比柳如是曾经的相好陈子龙，二人琴瑟互弹，诗书相和，真似一对玉人。对于陈子龙，柳如是是上赶着要嫁。不但可以忍受做妾的名分，而且还主动送上门求娶，如此的不顾及脸面，却被号称“关爱”自己的陈子龙拒绝了。



再对比一下其他“秦淮八艳”和她们相关的男人们的遭遇，和柳如是、钱谦益形成强烈的对比。比如卞玉京，苦恋了吴梅村一辈子，吴梅村则是一辈子硬没娶她，在明朝不娶，在清朝还是不娶，害得卞玉京最后只能以出家了却尘世烦恼。董小宛更惨，孤身弱女，在乱军之中狂追冒辟疆数千里，勉勉强强换来个妾侍名分，才二十几岁就过劳死了，死后冒公子写文悼念，口口声声还在强调自己作为的不得已。相比之下，就是能够顺利修成正果的顾眉生，也经历了在兵荒马乱之中从南京跋涉千里到北京去投奔自己的情郎——龚鼎孳的过程，到头来也还就是个妾。



如此一加对比，钱谦益对待柳如是那是相当好的，根本不顾及世俗的眼光，在正室还健在的情况下大礼聘娶，在“秦淮八艳”中给了柳如是以独一份的名分，对于名节这是何等的不屑一顾。婚后对柳如是那也是百般呵护，万般迁就。



由此推之，钱谦益投降清朝，根本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你们的世俗之见，对于我来说算个屁。从钱谦益的诗歌来看，他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为朱明王朝尽忠死节——世易时移，改朝换代，我钱谦益在旧朝没有受到重视，我要为新朝效力，一展我的才学，为万民造福——这是钱谦益一直以来的梦想，时日无多，垂垂老矣——“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钱谦益有一种日甚一日的危机感——再不实现梦想就晚了。



至于世人的不理解和鄙视、小媳妇的怨怼，他钱谦益在乎吗？他钱谦益曾经在乎过吗？



年逾花甲的钱谦益已经不再壮志凌云，对待世态炎凉和官场的龌龊已有一定的认识，这一阶段也是他人生最为玩世不恭的阶段，什么礼义名节，什么忠贞家国，全都是个屁！这一阶段的钱谦益既然能够大礼迎娶柳如是，那么献媚马士英、投靠满清新朝也同样是这个心态下的选择。从此来看，钱谦益无论在做人还是在政治上其实还是很不成熟的。



（二）



然而如此热衷于功名，不顾及世俗眼光的钱谦益，却在服侍清廷仅仅半年后就主动辞官回家，而且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致力于反清复明，没有任何妥协，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什么促使钱谦益在思想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



弘光朝自肇立之际，钱谦益曾经上书称颂马士英拥立之功，并为阮大铖鸣冤。在很多人看来，这件事情和投降清廷一样，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然而，钱谦益似乎视这个污点如无物，在一片斥责和鄙夷之中，他堂而皇之的就做了，而且对外界的看法置若罔闻。在钱谦益的余生中，也没见他对这件事情表达过悔恨，那么为什么他偏偏就对服侍满清的那半年悔恨终生呢？



有人说是钱谦益嫌官不够大、没有实权。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实权对钱谦益而言，绝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不可能导致他弃官不做，更不能使他在态度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反转。宦海沉浮，波谲云诡。钱谦益在清朝担任修撰《明史》的副总裁之职，从级别上讲并不算低，实际上也是对钱谦益文史能力的认可。明朝由词臣入阁者不在少数，严嵩、徐阶都是因为善写青词而受到嘉靖皇帝的青睐。明朝诸多首辅都有过受朝廷委托编撰书籍、文章的经历，很多人一边修撰书籍，一边参与朝廷大事。张居正从嘉靖42年起就参与修撰《兴都志》的工作，在进入内阁后又担任《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总裁。中央官员历来比地方官员机会更多，更为重要，在中央静待时机，希望总还是有的，而赌气回家实际上是放弃了一切机会，十分不明智。再对比一下龚鼎孳，没实权、没当大官，也用不着辞官回家啊！在中央拿着朝廷的俸禄，在地方作威作福，这是明末清初一干士绅正常的行为模式，何苦要辞官呢？再说了，天启元年，钱谦益任右春坊中允，参与修撰《神宗实录》。天启四年钱谦益再度复出，主还是要承担《神宗实录》的编纂工作。弘光元年，钱谦益投靠马士英，任南明朝廷礼部尚书。这些工作都没有什么实权，也没见钱谦益主动辞职回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十分重视历史的修撰，更何况是国史的修撰。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虽然对清朝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但是为了让《明史》能够保存历史的真实面貌，他们都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或弟子参与《明史》的修撰工作。钱谦益更是对史学的价值、功能、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天地万物运行之道，古今朝代兴亡之理，无不为史学所包涵。他本人也一直以“史官”、“史家”自命。在离开清廷后，钱谦益撰有大量历史人物的传记、行状与碑铭，保存了明天启、崇祯及南明和清初的丰富史实。在国家的支持下修史，不正符合他的思想脉络和价值取向吗？然而他却选择毅然决然的辞官回家。可见，这个理由根本无法解释钱谦益从迎清到拒清这180度的大转弯。



明朝时的中国人重虚而轻实，21世纪的中国人重实而轻虚，这都是不符合中庸理论的。但是拿21世纪的思维去考虑17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揣摩中国文人，还是文人之中的翘楚钱谦益，实在是目光浅陋、难登大雅。忽视基层的实务，会导致基础不牢，正像明末的中国连个后金奴隶主政权都打不过一样；忽视上层建筑的建设，则会导致道路的迷失，世界历史上诸多依靠蛮力起家，却像流星一样在历史上消失的集团，就是最好的注脚。中华文明屹立世界5000年不倒，靠的正是发达的文化，而不是发达的科技。而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那个文明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史学，数千年从无终止，史官为了历史甘于身死受刑。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温故而知新，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钱谦益做出了和清廷如此决绝的决裂行为，并在余生为此事终生悔恨呢？



可以说，有过投降清廷、之后不久又背弃清廷并悔恨终生的明末文人不在少数。比如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的吴伟业，在清兵南下之后，长期隐居不仕，以复社名宿的声望主持东南文社活动。但是迫于家庭的压力，在许多好友和遗民志士的坚决反对和劝阻声中，吴伟业还是于顺治十年九月被迫应诏北上。可以说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在长时间的坚守后，依旧做出应诏北上的举动。吴伟业的这个决定，和钱谦益相比，代价要高出很多。因此，这个决定肯定是经过了多方面的考虑和反复权衡的，不会是一个轻率的决定。然而，他用自己非常重视的名节换来的顶戴，仅仅戴了3年，就轻易的就放弃了，并终生不再捡起，并对于这一段经历深加悔恨。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失足”就可以解释的。



钱谦益、吴伟业等人之所以毅然决然、毫不吝惜的抛弃了满清的顶戴，并且余生都站在了满清朝廷的对立面，再无反复，除了他们对传统的节义观念尚不能完全摆脱、内心充满挣扎之外，更是因为从他们短短的服侍满清的生涯中，耳闻目见，感同身受，他们对于满清的野蛮、残忍、压制并摧残文化和自由有了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他们意识到满清的种种行为无仁无义、形同野兽，满清掌权乃是文明和文化的消亡，而不仅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是亡国，也是亡天下。这和他们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的行为才会发生如此剧烈而绝决的转变。



在钱谦益的作品中，他一再提到清初弥漫着的“戾气”。他描绘道：“劫末之后，怨对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这种“戾气”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生命的消逝，更重要的是对人心的戕害。钱谦益说：“杀者非他也，杀吾之心而己矣，杀天地之心而己矣。杀一生，即自杀一心。杀两生，即自杀两心。杀百千万亿人，即杀百千万亿心……”！，“但谓此人杀彼人，不知自心杀自心”。和很多明代遗民一样，钱谦益酷爱追忆往昔大明的时光，如在《卢府君家传》，他回忆到“（卢公）褒衣大带，出于邑屋，有风肃然，如出衣袂中”；又如在《书张子石监兰亭卷》，他回忆40年前与程嘉燧的交往，那情景是“山园萧寂，松栝藏门，二老幅巾凭几，摩挲古帖”。如今这种宽裕、宁静的环境，悠然自得的心态已不可得。即使到了满清时期，钱谦益一家的生活也还过得去，并没有衰败破落，如果想关起门来读书看帖，还是可以的。然而，环境和心态的巨变，使得这一切都不再可能。有了这种切肤之痛，有了这种新旧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致使钱谦益的性情都随之大变，反映在诗文中，那种恬静谦退、自负、玩世不恭，转变为悲怆、伤感和对未来的绝望。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钱谦益是江南世家大族官绅地主阶层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个阶层通过累世的科举考试中举换来了身份性地主的身份，获得了优免的特权以及官身所带来的关系网。对他们而言，这个官身是家族经济特权的基础，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很多辛辛苦苦劳作的中小地主家中突然出了一个进士、举人，那么借助这个官员的权力、声望和关系，家中的财产就像吹泡泡一样立马膨胀起来，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如果家族中几世不出一个中举官员的话，那么在和其他家族在兼并土地等斗争中便不免落于下风，如果子孙不争气的话，一代就可以把偌大的家财挥霍一空。因此，获得官身的这个读书人，往往是家族中的核心和灵魂。这些通过文墨获取了官身的读书人，物以类聚，文墨是他们互通有无、加强联系、把持了社会的文化话语权的有力工具。钱谦益所向往的曾经的“山园萧寂，松栝藏门，二老幅巾凭几，摩挲古帖”生活，正是这种精致的文化生活的一种体现。是大清朝的南下毁灭了他们的这种优哉游哉的惬意生活，粉碎了他们通过对文化权力的把控而对社会生活实加把控的模式，粉碎了他们赖以维系这种惬意生活的社会体系架构。在清军南下、逐步稳固其江南统治的过程中，奴变不断，很多底层民众投奔大清成为带路党，为大清的南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相比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往往是更为深刻和主要的矛盾。这种生活模式的破灭，既体现了社会发展和既有上层建筑之间差距的矛盾，也蕴含了阶级之间差距过大的矛盾。

受限于文章字数，后半部分见钱谦益评析（二）

编辑于 2020-10-09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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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评析
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微信公众号“和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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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事件杂乱纷芜，形势错综复杂。生活在其中的人，几乎无不经历大幅的起起落落，经历生离死别的痛苦。在这么混乱的时局下，如何抉择成为对每个人的重大考验，人性的复杂和矛盾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钱谦益就是这么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但是钱谦益并不是一个特例，他的行为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社会的动荡混乱和文人的矛盾心态。复杂的时代背景，导致人物行为抉择的复杂和困难，也为评价相关人物带来了困难。也许对这样的人物的评价也不应该简单化，一棒子打死和完美化的吹嘘都是简单粗暴的，不但无助于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体现了自身修养的肤浅，也让我们失去了客观的角度，失去了选择正确的前进道路的可能。



一、钱谦益生平


钱谦益，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出生于苏州府常熟县鹿苑奚浦，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之为虞山先生。万历二十六年，17岁的他成为府学生员；8年后，25岁的他得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29岁的他进士及第，而且是一甲第三名（即所谓探花）。成绩不可谓不错，但是对钱谦益这么一个自视甚高、领袖群伦的文坛巨擘来说，这个成绩可能还是有点拿不出手。据传说，钱谦益原本可以高中状元，结果因为湖州人韩敬走后门通路子，在暗中更换了名次，所以钱谦益由一甲第一名落到了一甲第三名。有鉴于钱谦益等人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钱谦益又是当时大儒，素有文名，所以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钱谦益等人编出来的，就是为了解释文名满江南、隐隐然已经有文坛领袖之势的钱谦益为什么没能在如此重要的科举考试中考成第一名，以避免已经不算差的第三名的名次影响钱谦益文坛巨擘的光辉形象。其实，全国高手如云，即使身为文坛巨擘，发挥稍微差一点就有可能名落孙山，没考上第一名也不是什么咄咄怪事，是很正常的事情。同年，钱谦益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4个月，就因为父亲钱世扬去世，按照朝廷制度，回家丁忧守制服丧27个月。



可是服丧结束的3年之后他并没有按照规定“服满起复”，由于李三才遭到无端的攻击，顾宪成写信为他辩护，引来轩然大波。徐兆魁之流声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此事与万历三十八年“大计外官”（考核地方官）、万历三十九年“大计京官”（考察京官）纠缠在一起，掀起了一次党争的高潮。万历四十年，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围绕对顾宪成的评价问题，愈发激起为之辩护洗刷的声浪，于是乎东林派与反东林派之间的朋党之争近乎白热化。钱谦益因为与顾宪成关系密切，所以没有被“服满起复”，受到政治纷争的影响，失去一次机会。然而，这一次失去竟然长达10年之久，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挫折。



泰昌初年，号称众正盈朝，39岁的钱谦益得以还朝，恢复原官。钱谦益雄心满满，自信可以建功立业，然而现实又一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天启元年，他出任浙江主考官，发生了钱千秋科场舞弊案，他不免受到牵连。虽然经过司法部门的审查，此次舞弊案与他无关，但是作为主考官，因为“失于察觉”，还是遭到罚俸的处分。次年，他就因病告假，又一次回归故乡常熟。这一次从复出到告归还不到两年，乃是他仕途上的第二次挫折。



天启四年，43岁的钱谦益再度复出，从翰林院编修升任詹事府少詹事，主要承担《神宗实录》的编纂工作，由于受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排挤，再次致仕回乡。这是他仕途上的第三次挫折。



崇祯元年，崇祯皇帝拨乱反正，钱谦益得以复出。此时的钱谦益以才学、声望、资历而论，已经俨然是“东林魁首”，深孚人望。崇祯元年年末，吏部会推增补阁辅成员候选人，当时身为礼部右侍郎的钱谦益排名第二，由于其风望极高，朝廷上下对他都有很高的期望。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不免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温体仁就是其中之一。就在这个遴选阁臣的当口，温体仁向崇祯皇帝提交了《直发盖世神奸疏》，重提当年钱千秋科场舞弊案，向钱谦益发起攻击。其实几年前已经定案的一个案子，并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钱谦益居然又一次掉到了沟里。

崇祯皇帝雷厉风行，在收到奏疏的第二天——十一月六日就在文华殿召见群臣，要温体仁与钱谦益对质。在对质中，由于崇祯皇帝的偏袒，钱谦益和众位大臣完全落于下风。所以此次质对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钱谦益落得个“革职听勘”的下场，被逮捕入狱。这是他人生的第四次挫折。崇祯二年秋天，真相大白，钱谦益得以无罪释放，却并未官复原职，而是黯然回到家乡常熟。这是已经是他人生中仕途上的第五次挫折了。



崇祯十七年，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成立，钱谦益向掌握实权马士英谄媚，被起用为礼部尚书。



一年后的清顺治二年五月，清军攻陷南京，南明小朝廷不复存在，钱谦益降清。清朝统治者看中他的文才与名望，委任他为礼部右侍郎，出任《明史》副总裁。但是担任新朝官职仅仅几个月，他便借口养病告假，从北京回到常熟。



两年后，钱谦益又因为因为黄毓祺反清案被捕。鉴于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政治前途就此彻底断送。



出狱回乡后，钱谦益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开始联络各方反清复明势力，并积极奔走。



清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元1664年6月17日），钱谦益八十三岁高龄去世，葬于虞山南麓。



二、钱谦益为什么总是不受重用


崇祯元年，就在朝廷会推阁臣的关键时刻，温体仁重新翻出当年已经定案的钱千秋科场舞弊案，阻碍钱谦益入阁。



十一月六日，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要求温体仁与钱谦益对质，以辨明是非。在对质中，早已精心准备的温体仁，口若悬河，言如泉涌，一口咬定钱千秋舞弊案尚未结案，继而构陷钱谦益结党。他慷慨激昂地说：“我职非言官，本来不应该在此多说。而且这次会推阁臣，我也没有入选，就更应避嫌，不能说三道四。但是，在这种关系到宗社安定的选官枚卜大典举行之际，朝廷上下竟无一人站出来，揭发钱谦益结党纳贿的丑行!我实在不忍心皇上孤立于上，被人蒙骗，因此不得不说!”这一番话一下子打中了崇祯皇帝的痛点——皇帝一人孤立在上，下面的人早就串通好了蒙骗皇帝——结党。



考察崇祯皇帝秉政，最忌结党，甚至已经到了草木皆兵、令人发指的地步，反映了封建集权专制的一种极端化的要求，也体现了崇祯皇帝独裁专制的为政取向。崇祯皇帝为政17年，就是专制独裁的17年。他极为抵触公论，考选翰林、选拔官吏，不参考逐渐成长的、代表士林公论的访单制度；也不遵守已经成为定制、大家都认可的公推制度；而是非要自己亲自拣选，而且选就要选那些公论差的，风评不好的，以免结党。正如顾宪成所说，外人皆以为是者，必以为非——只要在朝野风评极高的事物，一定是大家都认同的，大家都认同，那就极有可能是结党，必定会遭到崇祯皇帝的反对。既然钱谦益在朝野上下的风评极高，那么必然不会受到崇祯皇帝的肯定。因此，此次文华殿对质，其实崇祯皇帝内心当中早有偏向，那就是“不党”的温体仁。此次对质只要不出现大的变故，温体仁几乎可以说是胜券在握，支持钱谦益的人越多，钱谦益“结党”的嫌疑就越大。



面对温体仁步步紧逼的凌厉攻势，钱谦益则只有招架之功，既没有充分的准备，又没有有效的反击，只是反复的强调：此事在刑部有案卷，此事在刑部有案卷。在面对面的争辩、激烈的贴身肉搏中，落于下风。



当崇祯皇帝询问吏部尚书王永光 “刑部招稿何在”的时侯，王永光推说张允儒知道，礼科给事中张允儒出班回奏，他的确见过刑部招稿的刊本。又随口说，吏部尚书曾问过他哪里有招稿，他回复说他家里有，所以拿过来给吏部尚书看。



温体仁立即抓住了张允儒这句话的把柄，构陷道：“可见诸臣在外商议来的。”



温体仁所谓的“可见诸臣在外商议来的”，就是要借张允儒曾经和吏部尚书王永光交流案情的事实，做实诸臣“结党”的结论，以切中崇祯皇帝的痛点。



章允儒听了温体仁的说辞，立即反驳温体仁的言论，引起崇祯皇帝勃然大怒，更加认定王永光、张允儒、钱谦益乃是一党，竟然叫锦衣卫把章允儒押解了下去。



这不是一个孤例，在之后的钱龙锡大案中，就是因为钱龙锡和袁崇焕一次简单的对话，竟然演变为“密语手书”、“低徊私商”、“发纵指示”、“诡计阴谋”，最终导致内阁大佬钱龙锡倒台，差一点就被处死。由此引出的一场大案，袁崇焕竟被千刀万剐。对待一次普通的对话，竟然如此之严苛，今后谁还敢在朝廷之外讨论政务，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结党”的证据，丢官丧命。从此，中央官员的风气肯定便是朝堂之下吃吃喝喝，及时行乐，绝口不谈行政事务；朝堂之上期期艾艾，顺水推舟，完全顺着皇帝的意思去说。那些中正敢言之士，比如刘宗周、黄道周，都是有学问、有威望的大儒，他们的说辞是否正确可以商榷，但是崇祯皇帝对待他们的谏言没有展现出一点容人之量，二人每有谏言，随随便便就被贬黜朝堂，甚至要取人性命。对待大儒尚且如此，其余人的待遇可想而知。



从上述的史事中，体现了钱谦益不受重用的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被卷入党争浪潮，身不由己，耽误了正常仕途



明末的党争十分激烈，钱谦益被目为东林党魁首，处处受到东林党政敌的特殊关照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万历、天启朝，钱谦益为激烈的党争所害，被对立的党派所压制，仕途坎坷。到了崇祯朝，表面上的党争没有了，但是最为痛恨结党的崇祯皇帝，对于风望极高、在士林备受瞩目的钱谦益，打心眼里一百个不喜欢，很自然的被划归“党人”，因此也不可能受到重用。



第二，缺乏实干的能力，典型的清流而非能臣



钱谦益是一个诗人，一个很不错的诗人，和当时的吴伟业，龚鼎孳三人并称“江左三大家”。但是也仅此而已，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遇事既无思路，又无实干精神，也不善于在朝廷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掀起腥风血雨——搞政治斗争，是一个典型的清流、典型的辞臣。



在与温体仁的对质中，钱谦益的表现儒雅固然儒雅、超脱固然超脱，但是在事关他本人能否进入内阁、参与高层政治决策的斗争中，他居然宛如置身事外，全靠他人为自己说话，毫无半点主动性，完全是被动的接受。事实上，没有主动性几乎就是钱谦益前半生的写照，也是其出身官宦、锦衣玉食、少年得志、缺乏斗争经验和人生历练的反映。



通观整场对质，钱谦益一方其实并没有经过仔细的谋划，足见钱谦益的置身事外并不是胸有成竹、安排妥当，而是不善于斗争，缺乏斗争的能力和经验。事实上，他们对于温体仁将从何处入手、何处发动进攻，面对进攻该如何应对、如何反击，都毫无准备；他们对于崇祯皇帝的态度、观点、内心也缺乏揣摩和应对方略；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钱谦益也毫无应变的能力，无法力挽狂澜，甚至没有反戈一击，更加证明钱谦益表现出的超脱不过是不善于斗争。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既没有提前筹谋又没有当场的应变，失败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党争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政治斗争，不应该过多的解读。钱谦益作为党争一方的标杆式人物，被人重点照顾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被重点照顾了怎么办？毛主席说：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钱谦益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他的软弱性，采取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态度。世界从来都是复杂的，没有世外桃源。政坛更是波谲云诡、错综复杂，在这种环境下，任由政敌打击自己，那自然只有被打击下去了。



顺治六年之后，钱谦益开始全面转向反清复明。在一些笔记中，对钱谦益这一段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什么“日夜结党，运筹部勒”，什么“尽囊以资之”，什么“毁家纾难”。但是从他身后尚有余财来看，所谓“尽囊资之”、“毁家纾难”，大概也就是一种夸张的形容吧。钱谦益的“四处奔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似乎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甚至围绕在他的身边，似乎也只有一个柳如是在帮助他，连钱家人都没有全部动员起来，更不要说其他人了。以这种动员能力，其反抗之软弱，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足以透露他的工作只是蜻蜓点水的走上层路线，正暴露了他的软肋，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钱谦益在明朝还可以说是因为党争的影响导致仕途不顺，那么到了清朝依然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发挥才干，那只能是因为其能力的问题了。毕竟，政治和写作、做学问是不同的领域，不能等量齐观。钱谦益在政治斗争中展现的应变能力、谋划能力和交际能力都相当有限，不足以支撑他在政坛纵横捭阖，建功立业。而与之相伴相随的就是钱谦益缺乏实干精神和实干能力、缺乏社会活动经验和活动能力、缺乏对工农实业生产的了解、缺乏宏观的视野和战略的高度。

三、钱谦益在文学、学术和思想上的成就不应该被否定


第一，钱谦益在诗歌和史学、思想理论上的成就不应该被抹杀



钱谦益是著名的诗人，和当时的吴伟业，龚鼎孳三人，并称“江左三大家”。钱谦益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诗歌的创作上而不在诗歌理论，但其诗歌创作事实上正是其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理论上自成体系，创作上身体力行，广泛借鉴前代大家如唐代杜甫、韩愈，两宋苏轼、陆游，金代元好问融为一炉，又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抒写真情实感，自成一家。和他的思想观念、为人处世，相映成趣。



钱谦益的诗歌是认识他人生的绝佳切入口。《文心雕龙》主张“诗言志”，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写照，一面镜子，虽然可以遮掩，但是绝无可能作伪，任何伪装都必然要在诗歌中露出痕迹。钱谦益早年的诗歌着力于杜甫，直抒胸臆，体现了他年轻气盛、意图大展身手的勃勃生机。但是其青涩与稚嫩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境界上和宦途坎坷、深知民间疾苦、政治成熟、思路开阔的杜甫相比更是落于下乘。经历了一段宦途失败之后，钱谦益努力的方向转向宋诗，特别是转向对陆游的临摹。在这一阶段，钱谦益经历宦海沉浮，对于世态人情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在诗歌整体上也愈加成熟，但是在格调、境界和眼光上和前辈的大诗人相比还是差了一些。在仕途屡经挫折、山河巨变之际，钱谦益也步入了他人生的成熟期，此时的诗歌技法愈加纯熟，已臻于化境，再也没有早年凸显出刻意的虚伪和做作，在诗歌创作上已经步入到杜甫所描述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境界，然而其游戏人间的“洒脱”、患得患失的踌躇、满腹悲凉的消沉，消极的人生态度使得这一阶段的诗歌中格调和境界上难有突破。直到钱谦益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愤然起身，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事业当中之时，钱谦益的诗歌技巧和壮志雄心、国仇家恨结合在一起，爆发出真正的力量，他所创作的诗歌中终于出现了他以前的创作从未出现过的“骨力”，在格调和境界上达到了他个人的巅峰。这一阶段的奋斗，也许这实际中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在诗歌创作上，却使钱谦益真正步入了大师的殿堂，比起所谓“江左三大家”的其他二位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诗歌入手探寻钱谦益的内心世界，提供了解钱谦益诸事的钥匙，可能更为准确。



钱谦益一生治学的重点在史学，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也更为突出，他本人也一直以“史官”、“史家”自命。钱谦益以其史论，历史考证及碑志之作，对清代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钱谦益对于经学也有深湛的研究。



第二，钱谦益倡导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义理，是时代思想潮头的旗手



明末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伴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地主阶层日益大量的卷入商品经济的生产之中。在英国，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会率先在思想领域这个上层建筑内高举新教的大旗借以对传统的天主教堡垒发动进攻，而高擎新教大旗的旗手正是新生的日益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在中国的明朝末年也是一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已经统治中国思想领域600年的理学正受到从根本上的质疑，而在诸多的质疑当中真正具有扭转乾坤力量的成分不可能是何心隐那样从底层民众发动的由外及内的比较彻底的物质的反抗，而是统治阶层中的士绅们、社会的中上层从系统之内发动的系统性的思想改良，这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必然要经过思想解放和思想重构的过程是一致的。



理学自宋朝出现以来，作为正统学说、主体思想统治中国思想界600余年，日益成为封建专制统治在思想领域的有力工具。明朝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王阳明的“心学”异军突起，成为动摇理学思想统治的有力武器。“心学”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程朱理学出现的同时，就已经有陆九渊的“心学”相伴相随；即使在明朝，比王阳明年头更早的心学大师也不乏其人；客观的讲，王阳明的“心学”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强调心理合一、“知行合一”，是着着实实的朱陆合流的功夫，是一种比较中庸的学说。其门下固然有不少偏向于心学的门生，但是偏向于理学的门生也不在少数。王阳明的“心学”到最后之所以成为了“心学”，并成为了反对理学的旗帜，完全是社会发展选择的结果——其中最为偏向心学的那一部分被发扬光大、大红大紫，而偏向于理学的部分则渐渐地寂寂无闻。心学固然对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极大动摇了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但是由于其自由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取向，很容易走入虚无主义的老路，缺乏建设性。正如同佛道出世的思想固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思想式微之际可以一时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但是却永远无法取代入世的儒学真正作为社会主体思想发挥支撑社会发展的作用。心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其冲击旧思想，完成对旧思想的解构和批判，但是其日益虚无主义的倾向使得其无法完成重建新思想的历史任务。



真正能够取代旧理学、创造新思想并成为社会主体思想的学说恰恰是理学本身。理学主张：万事万物皆有其理。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思想。要发明新的社会思想，根本不需要反对理学本身，只要把旧的“理”打破——也就是把“理”从忠孝节义等旧伦常和理气太极等世界观中解放出来，重构新的自然、社会和人伦之“理”就可以做到。东林运动正是披着旧理学外衣的、重构新理学的一场运动。东林运动以救世为己任，从一开始就以反对王学末流为鲜明的特点，明确反对儒学思想走向虚无主义。无论是顾宪成反对“不说功夫”、提倡“躬行”、“讲习”的知行观，还是高攀龙“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和主张学习“有用之学”的治学观，无不是主张脱虚入实、经世致用，而且具有构建新思想的成分。当然也要看到，虽然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运动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它依旧披着理学的外衣，并没有摆脱旧理学的束缚，在其学说中，还大量存在着空谈理气太极、性善恶等虚无主义和传统伦常的内容。



而作为东林后辈，钱谦益可以说是第一批比较彻底的摆脱理学束缚的学者，他反对理学空谈心理、“离经言道”的弊端，主张重回孔孟，恢复汉、唐注疏经书的传统，返回到经学的原始本貌。他治经学，目的在于“正人心”，纠正“世道偏颇”。他以毕生精力倾注于史学，也在于“史者，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也”。其《初学集》、《有学集》中载有其写的大量碑传作品，其目的也是要让“刑政者庶己可以观，可以兴矣”。钱谦益还通过其撰写的大量序、跋、碑传、行状，提倡、表彰经世致用之学。在钱谦益经学观点的纲领性著作《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他提纲挈领地勾勒了经学以及十三经之传注、笺解、义疏的演变，肯定了汉儒治经之踏实，指出宋人治经之流弊。他在文中还尖锐地讥刺道学，猛烈抨击了宋、明理学“嗤点六经”、“眦毁三传”及其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祸害。他还参与了与陈子龙等人编撰的《明经世文编》活动，是书收集了从洪武至崇祯有明二百七十年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与经世相关的文集和著述。他们编纂是书，“志在徵实”，“以资后世之师法”，“通今古之龟鉴”。说明赋役吏治、兵农水利、天文地理等实用学科，已成为士人关心的热点，而钱谦益正是崭新思想的旗手和代表。同时，是书的编成，也推动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可以说，经世致用已经成为明末士人的共识。明末清初正是实现从宋、明心性义理之学向清代考据学演变的中间环节，钱谦益则是这一中间环节上的关键人物，在明末绝对是站在当时学术思想的潮头，对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只要假以时日，东林的晚辈们再次摆脱钱谦益治经学的窠臼，儒学思想完全可以摆脱旧理学、旧思想的束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在思想上的先声和启蒙，而这正是黄宗羲等东林后生们所做的，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只可惜时移世易，清朝重返旧理学窠臼的思想导向和大规模的文字狱，重返传统封建专制统治的要求，最终将这一次已经开花的思想启蒙运动摧残殆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钱谦益在这一次不断升级的思想改良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性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应该将其重要作用一笔抹杀。



虽然钱谦益有着不光彩的作为，但是历代文人学者——无论是诋毁他的人还是支持他的人，对其学术水平是充分肯定的。黄宗羲在钱谦益死后，写悼诗云“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谁与传”。黄宗羲不仅肯定了钱谦益“四海宗盟五十年”的学术地位，还具体论述了其学术成就：“主文章坛坫，几与弁州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夫剿袭，词章必贵乎铺叙而贱夫雕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又如潘耒，虽然对钱谦益在政治上加以谴责，但却不否定其学术成就——“牧斋虽大节有亏。然其学问之宏博，考据之精详，亦岂易及?安得以人废言”。真正否认其学术成就的，往往不是学术中人，而是政治的需要，比如大搞文字狱的乾隆皇帝。



四、钱谦益为什么会对降清感到后悔


（一）



钱谦益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年轻时即以文名为海内瞩目。万历二十六年，17岁的他成为府学生员；8年后，25岁的他得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29岁的他进士及第，而且是一甲第三名（即所谓探花）。可谓少年得志。他满腹才学，一腔抱负，结果却仕途坎坷，无从施展。他从不隐瞒自己想当官、想当大官、想当有实权的大官的梦想，他常常以丞宰自命，对自己有着极高的期许。他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为国家所用、为朝廷所用、为万民所享，在历史上写下华彩乐章。无论是投靠马士英还是投降满清，无疑都是对这种梦想的坚持。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赋闲在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一艘船上迎娶了相识不久的柳如是。这一年，钱谦益刚好59岁，而柳如是才23岁。依照明末的道德标准，士大夫涉足青楼、狎妓纳妾，会被看作是风流韵事，但要大礼婚娶妓女，则是伤风败俗、悖礼乱伦之举，被视为洪水猛兽。钱谦益少年得志，狂放不羁，自视甚高，轻狂桀骜，根本不顾及什么世俗的眼光，不顾及世俗的偏见和礼法名器，坚持用大礼聘娶青楼女子柳如是为妻，这是何等的不顾一切。由于他的声望实在太高，此举让许多循规蹈矩的读书人无法接受，舆论哗然，简直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于是在婚礼当天，许多人站在岸边，捡起石头往他们结婚的船上砸去。钱谦益根本不以为意，婚礼照常举行不误。婚后，钱谦益对柳如是百般宠爱，事事多有迁就。



柳如是是江南名妓，性格倔强，聪慧异常，精通文墨，擅长琴棋书画，不但名列“秦淮八艳”，更为重要的是，她非常有抱负：一定要嫁一个“博学好古，旷代逸才”的男人。她甚至还宣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无憾。”是个典型的有才情的烈女。对比柳如是曾经的相好陈子龙，二人琴瑟互弹，诗书相和，真似一对玉人。对于陈子龙，柳如是是上赶着要嫁。不但可以忍受做妾的名分，而且还主动送上门求娶，如此的不顾及脸面，却被号称“关爱”自己的陈子龙拒绝了。



再对比一下其他“秦淮八艳”和她们相关的男人们的遭遇，和柳如是、钱谦益形成强烈的对比。比如卞玉京，苦恋了吴梅村一辈子，吴梅村则是一辈子硬没娶她，在明朝不娶，在清朝还是不娶，害得卞玉京最后只能以出家了却尘世烦恼。董小宛更惨，孤身弱女，在乱军之中狂追冒辟疆数千里，勉勉强强换来个妾侍名分，才二十几岁就过劳死了，死后冒公子写文悼念，口口声声还在强调自己作为的不得已。相比之下，就是能够顺利修成正果的顾眉生，也经历了在兵荒马乱之中从南京跋涉千里到北京去投奔自己的情郎——龚鼎孳的过程，到头来也还就是个妾。



如此一加对比，钱谦益对待柳如是那是相当好的，根本不顾及世俗的眼光，在正室还健在的情况下大礼聘娶，在“秦淮八艳”中给了柳如是以独一份的名分，对于名节这是何等的不屑一顾。婚后对柳如是那也是百般呵护，万般迁就。



由此推之，钱谦益投降清朝，根本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你们的世俗之见，对于我来说算个屁。从钱谦益的诗歌来看，他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为朱明王朝尽忠死节——世易时移，改朝换代，我钱谦益在旧朝没有受到重视，我要为新朝效力，一展我的才学，为万民造福——这是钱谦益一直以来的梦想，时日无多，垂垂老矣——“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钱谦益有一种日甚一日的危机感——再不实现梦想就晚了。



至于世人的不理解和鄙视、小媳妇的怨怼，他钱谦益在乎吗？他钱谦益曾经在乎过吗？



年逾花甲的钱谦益已经不再壮志凌云，对待世态炎凉和官场的龌龊已有一定的认识，这一阶段也是他人生最为玩世不恭的阶段，什么礼义名节，什么忠贞家国，全都是个屁！这一阶段的钱谦益既然能够大礼迎娶柳如是，那么献媚马士英、投靠满清新朝也同样是这个心态下的选择。从此来看，钱谦益无论在做人还是在政治上其实还是很不成熟的。



（二）



然而如此热衷于功名，不顾及世俗眼光的钱谦益，却在服侍清廷仅仅半年后就主动辞官回家，而且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致力于反清复明，没有任何妥协，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什么促使钱谦益在思想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



弘光朝自肇立之际，钱谦益曾经上书称颂马士英拥立之功，并为阮大铖鸣冤。在很多人看来，这件事情和投降清廷一样，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然而，钱谦益似乎视这个污点如无物，在一片斥责和鄙夷之中，他堂而皇之的就做了，而且对外界的看法置若罔闻。在钱谦益的余生中，也没见他对这件事情表达过悔恨，那么为什么他偏偏就对服侍满清的那半年悔恨终生呢？



有人说是钱谦益嫌官不够大、没有实权。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实权对钱谦益而言，绝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不可能导致他弃官不做，更不能使他在态度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反转。宦海沉浮，波谲云诡。钱谦益在清朝担任修撰《明史》的副总裁之职，从级别上讲并不算低，实际上也是对钱谦益文史能力的认可。明朝由词臣入阁者不在少数，严嵩、徐阶都是因为善写青词而受到嘉靖皇帝的青睐。明朝诸多首辅都有过受朝廷委托编撰书籍、文章的经历，很多人一边修撰书籍，一边参与朝廷大事。张居正从嘉靖42年起就参与修撰《兴都志》的工作，在进入内阁后又担任《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总裁。中央官员历来比地方官员机会更多，更为重要，在中央静待时机，希望总还是有的，而赌气回家实际上是放弃了一切机会，十分不明智。再对比一下龚鼎孳，没实权、没当大官，也用不着辞官回家啊！在中央拿着朝廷的俸禄，在地方作威作福，这是明末清初一干士绅正常的行为模式，何苦要辞官呢？再说了，天启元年，钱谦益任右春坊中允，参与修撰《神宗实录》。天启四年钱谦益再度复出，主还是要承担《神宗实录》的编纂工作。弘光元年，钱谦益投靠马士英，任南明朝廷礼部尚书。这些工作都没有什么实权，也没见钱谦益主动辞职回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十分重视历史的修撰，更何况是国史的修撰。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虽然对清朝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但是为了让《明史》能够保存历史的真实面貌，他们都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或弟子参与《明史》的修撰工作。钱谦益更是对史学的价值、功能、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天地万物运行之道，古今朝代兴亡之理，无不为史学所包涵。他本人也一直以“史官”、“史家”自命。在离开清廷后，钱谦益撰有大量历史人物的传记、行状与碑铭，保存了明天启、崇祯及南明和清初的丰富史实。在国家的支持下修史，不正符合他的思想脉络和价值取向吗？然而他却选择毅然决然的辞官回家。可见，这个理由根本无法解释钱谦益从迎清到拒清这180度的大转弯。



明朝时的中国人重虚而轻实，21世纪的中国人重实而轻虚，这都是不符合中庸理论的。但是拿21世纪的思维去考虑17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揣摩中国文人，还是文人之中的翘楚钱谦益，实在是目光浅陋、难登大雅。忽视基层的实务，会导致基础不牢，正像明末的中国连个后金奴隶主政权都打不过一样；忽视上层建筑的建设，则会导致道路的迷失，世界历史上诸多依靠蛮力起家，却像流星一样在历史上消失的集团，就是最好的注脚。中华文明屹立世界5000年不倒，靠的正是发达的文化，而不是发达的科技。而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那个文明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史学，数千年从无终止，史官为了历史甘于身死受刑。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温故而知新，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钱谦益做出了和清廷如此决绝的决裂行为，并在余生为此事终生悔恨呢？



可以说，有过投降清廷、之后不久又背弃清廷并悔恨终生的明末文人不在少数。比如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的吴伟业，在清兵南下之后，长期隐居不仕，以复社名宿的声望主持东南文社活动。但是迫于家庭的压力，在许多好友和遗民志士的坚决反对和劝阻声中，吴伟业还是于顺治十年九月被迫应诏北上。可以说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在长时间的坚守后，依旧做出应诏北上的举动。吴伟业的这个决定，和钱谦益相比，代价要高出很多。因此，这个决定肯定是经过了多方面的考虑和反复权衡的，不会是一个轻率的决定。然而，他用自己非常重视的名节换来的顶戴，仅仅戴了3年，就轻易的就放弃了，并终生不再捡起，并对于这一段经历深加悔恨。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失足”就可以解释的。



钱谦益、吴伟业等人之所以毅然决然、毫不吝惜的抛弃了满清的顶戴，并且余生都站在了满清朝廷的对立面，再无反复，除了他们对传统的节义观念尚不能完全摆脱、内心充满挣扎之外，更是因为从他们短短的服侍满清的生涯中，耳闻目见，感同身受，他们对于满清的野蛮、残忍、压制并摧残文化和自由有了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他们意识到满清的种种行为无仁无义、形同野兽，满清掌权乃是文明和文化的消亡，而不仅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是亡国，也是亡天下。这和他们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的行为才会发生如此剧烈而绝决的转变。



在钱谦益的作品中，他一再提到清初弥漫着的“戾气”。他描绘道：“劫末之后，怨对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这种“戾气”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生命的消逝，更重要的是对人心的戕害。钱谦益说：“杀者非他也，杀吾之心而己矣，杀天地之心而己矣。杀一生，即自杀一心。杀两生，即自杀两心。杀百千万亿人，即杀百千万亿心……”！，“但谓此人杀彼人，不知自心杀自心”。和很多明代遗民一样，钱谦益酷爱追忆往昔大明的时光，如在《卢府君家传》，他回忆到“（卢公）褒衣大带，出于邑屋，有风肃然，如出衣袂中”；又如在《书张子石监兰亭卷》，他回忆40年前与程嘉燧的交往，那情景是“山园萧寂，松栝藏门，二老幅巾凭几，摩挲古帖”。如今这种宽裕、宁静的环境，悠然自得的心态已不可得。即使到了满清时期，钱谦益一家的生活也还过得去，并没有衰败破落，如果想关起门来读书看帖，还是可以的。然而，环境和心态的巨变，使得这一切都不再可能。有了这种切肤之痛，有了这种新旧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致使钱谦益的性情都随之大变，反映在诗文中，那种恬静谦退、自负、玩世不恭，转变为悲怆、伤感和对未来的绝望。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钱谦益是江南世家大族官绅地主阶层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个阶层通过累世的科举考试中举换来了身份性地主的身份，获得了优免的特权以及官身所带来的关系网。对他们而言，这个官身是家族经济特权的基础，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很多辛辛苦苦劳作的中小地主家中突然出了一个进士、举人，那么借助这个官员的权力、声望和关系，家中的财产就像吹泡泡一样立马膨胀起来，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如果家族中几世不出一个中举官员的话，那么在和其他家族在兼并土地等斗争中便不免落于下风，如果子孙不争气的话，一代就可以把偌大的家财挥霍一空。因此，获得官身的这个读书人，往往是家族中的核心和灵魂。这些通过文墨获取了官身的读书人，物以类聚，文墨是他们互通有无、加强联系、把持了社会的文化话语权的有力工具。钱谦益所向往的曾经的“山园萧寂，松栝藏门，二老幅巾凭几，摩挲古帖”生活，正是这种精致的文化生活的一种体现。是大清朝的南下毁灭了他们的这种优哉游哉的惬意生活，粉碎了他们通过对文化权力的把控而对社会生活实加把控的模式，粉碎了他们赖以维系这种惬意生活的社会体系架构。在清军南下、逐步稳固其江南统治的过程中，奴变不断，很多底层民众投奔大清成为带路党，为大清的南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相比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往往是更为深刻和主要的矛盾。这种生活模式的破灭，既体现了社会发展和既有上层建筑之间差距的矛盾，也蕴含了阶级之间差距过大的矛盾。

受限于文章字数，后半部分见钱谦益评析（二）

编辑于 2020-10-09 22:19

admin

专题贴： 《红楼梦》真正原创者：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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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红楼写景多用“画笔”，红楼文字如诗似画，显示作者有书画功底才能，方以智是明末才子，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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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红楼梦包含丰富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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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书前后数十年，均无“四月二十六日未时交芒种节”这个红楼年月，等等，说明作者具有不一般的天文推算能力，而方先生是明末著名科学家。
   
        5.红楼文字中有一堆药方，虽然仅是文学艺术形式的，但至少说明作者有一定医药知识。方以智曾以行医卖药为生。
   
        6.【石头记】开篇就言“情僧录”，显示原创作者是位和尚。曹雪芹、洪升、吴梅村、冒襄、纳兰、康熙废太子及其子孙，等人，皆无出家经历。方以智却是一位高僧，法名弘智，无可，木立，等等·



4楼2011-06-25 21:17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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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为复社骨干，方以智与冒襄、陈子龙等才子交厚，自然熟悉江南名妓柳如是、董小碗、陈园园等才女，具有借鉴改创红楼诸多才女女性诗词的条件和能力。实际上，“葬花吟”就被普遍认为是风尘女子作品。

          8.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十岁的方以智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在京任工部观政、翰林院检讨、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讲官。方以智还参与了拥立永历政权的活动，任左中允，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熟悉皇宫和官场！

          9.崇祯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他们大会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魏学濂等于桃叶渡。【石头记】中李纨册子就画有【茂兰】，薛小妹还作了一首“桃叶渡怀古”，鄙人曾发帖诠释，谜底猜为“鸟笼”，可寓【监狱】。

         10.方以智在南都不能久留，由陈子龙介绍，经过浙江，福建辗转到达广州避难，结束了早年时代生活。陈子龙与江南名妓柳如是爱情故事流传千古，黛玉【葬花吟】似闻其踪！




5楼2011-06-25 21:17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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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方以智出身【钟鸣鼎食之府，书香翰墨之族】，其父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朝官至湖广巡抚，通医学、地理、军事。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他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姑姑方维仪是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维仪颇有才气，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曾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河北、京师等地，见名山大川，历京华胜地。其青少年时代，的确享受过【锦衣纨裤，饫甘餍肥】之生活！

         12. 方以智曾化名【吴石公】隐蔽山野。【石头】者，【石公】也！

         13. 唐朝有位高僧名叫【无可】，因此吴石公（释.弘智无可禅师）法名【无可】肯定有【唐僧西游取经】之意！




6楼2011-06-25 21:17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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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林则徐或魏源。然而事实上，比林则徐、魏源早二百多年，明朝末年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向西方学习”（意通【西游取经】）的口号。   

         【石头记】中，“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开辟鸿蒙”“湘云灯谜”“史太君灯谜”“宝钗点【大闹天宫】”，等等，皆与《西游记》有缘！

          西游开篇（选自第一回）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

        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

          实际上【无可】既可喻【唐僧】，又与【石头记】中【空空道人】词意相通。这个【空空道人】后来易名“情僧”，写出了一部“大旨言情”的伟大著作【石头记】（红楼梦）。【脂砚斋】视【石头记】为“庄子离骚之亚”。
        ........





7楼2011-06-25 21:18回复

红楼推敲
风尘闺秀4
红楼梦有两条主线， 一条是正面写情， 另一条是反面写史。

正面写的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为反面的写史服务。真史隐（ 甄士隐）藏在谈情故事中去，
大多数人 当然不可能看得懂这些高深东西哈，看些表面的热闹的虚假东西就很不错了。

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透过情史看真史的， 肯定只有寥寥几个，

绝大多数人只会整天去找些无聊的什么接驾的事来凑热闹。




8楼2011-06-25 21:18回复

红楼推敲
风尘闺秀4
余英时先生的<红>的两个世界说很赞成.一是明写的文艺小说;属假语村言,二是暗隐的史志笔记,属真事隐去.这是明末清初特殊环境下不得不采用的写作[或称斗争]方式,留下旷世奇谜.

20世纪在胡适影响下,文化界仅在假语村言上下功夫,围着一个假作者转来转去,把红学引向了死胡同,成为20世纪学术研究的最大丑剧.必须寻求<红楼梦.>的真实作者,他们真正的写作动机[复明反清],弄清文学人物所伏的现实人物事物是什么,才是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笔者不才,读红20余日,学到了一些新知识.从陈毅元帅怀疑流落到曹寅家的脂砚是"假古董从来就很多"所启发,愚以为,清代曹寅--曹頫--曹沾的人生经历,思想倾向,社会关系,文化底气等条件,根本不可能创作出<红楼梦.>,

而是将家藏的<石头记>稿本或抄本,欺世盗名,冒充曹雪芹和脂砚斋讹世.作伪者就是曹沾[号雪芹]和小他五岁的兄弟曹天佑,曹天佑曾在脂砚上于砚侧刻“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10字,有文章载曹天佑曾以“脂砚斋”之名做点评.为瞒天过海,曹天佑约敦敏兄弟写诗作秀,在铁岭<曹氏族谱>上有意不留曹沾名字......


古往今来,中国文坛造假作伪从来就不少,有什么理由不能怀疑一贫如洗,破落户子弟曹天佑兄弟呢?古云:饱暖施淫欲,饥寒起盗心.为了生计,挺而走险,什么坏事都能做的.不要书生气十足了!
无不漏舍







9楼2011-06-25 21:19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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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推敲
风尘闺秀4
《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可能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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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梦园柳莺

1. 【情话崇祯皇帝、情系末世皇子】是史诗《红楼梦》第一主题！

2. 创作动机是研究“假史王天下之学”（贾史王薛 谐音寓意），以期实现反清复明大业！

3. 仅【末世】两字就可否定一堆红楼作者假说，例如：顺治、曹寅及其儿孙、康熙废太子等等。

4. 【情话崇祯皇帝、情系末世皇子】可以否定吴梅村、方孝标等，因为这些人支持南明弘光政权，对“崇祯皇帝、末世皇子”缺乏情感和忠贞！

5. 《石头记》开篇就言，写的是“亲身经历”之事，故洪升说、张岱说，等等都可排除。洪升是晚辈，没有甲申前后政治经历。张岱与崇祯、弘光、永历之间没有个人情仇，缺乏直接政治勾连。

6. “情僧”与“瓦灶绳床”点明作者创作《石头记》之时是个和尚，仅此一条即可否定一堆假说。

7. 《石头记》明显否认南明弘光、永历的正统地位，与弘光朝廷有深仇大恨，故王船山也不可能创作《红楼梦》。

8.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体现了十分丰富的百科知识和哲学思想，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能力创作《石头记》的！





10楼2011-06-25 21:59回复

红楼推敲
风尘闺秀4
更多证据：
有关研究方以智是《红楼梦》作者的网站：

柳浪闻莺-- 博客
http://home.51.com/xyz7901
东林红学馆主，字红葩，小字梧桐，号殊颖. 巢曼，又号密智，小名无拘。拙于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悟方以智为红楼原创者，发起人，曾创作过多回文字。
http://angelaying.blog.sohu.com/
方冒红楼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70185514_0_1.html





11楼2011-06-25 22:00回复

红楼推敲
风尘闺秀4
大量的证据证明曹沾是个假冒者， 为什么还要继续假下去呢？ 发现三鹿是假的， 就得打假， 发现曹沾是假同样要纠正过来。

想想看， 曹沾资质平平， 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天文学家，更不是博物学家，，，一个整天喝酒嫖妓的人， 怎么会写出那种泣血而成的旷世奇作？ 一个满人的包衣人，和满清的特务机构家族（江南织造）的一分子， 怎么可能写出“耶律雄奴”“小骚达子样”“玄墓”这种明显的辱骂满清的字句？

近几百年来， 中国人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精神。 什么事情都糊里糊涂的， 什么事情都可以勉勉强的，明明是假货， 人们也没兴趣去纠正， 去反思， 只愿意当自欺欺人的糊涂虫。 找出真正的红楼梦作者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一步。



12楼2011-06-27 21:03回复

雨衣呢
感伤怀日11
说实话，我仔细地看了你的那些理由，
没有什么有力的，那些只是你个人的感觉罢了·
就好比你这三条理由：
1.红楼写景多用“画笔”，红楼文字如诗似画，显示作者有书画功底才能，方以智是明末才子，书画家。

2.红楼通篇洋溢着吊明怀国情节和民族主义精神，作为反清志士，方以智先生有创作动机！（野史有说，方以智是天地会组织领导者。）

3.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红楼梦包含丰富哲学思想！

给我的感觉就是有韩国人证明中国作家韩寒是韩国人一样，理由很搞笑·
他的理由是：
1 韩寒身高和韩国男人标准身高差不多·
2 韩寒笑起来很有韩国男人的味道·
3 韩寒姓韩·



IP属地:湖南13楼2011-07-04 09:37回复

红尘断影
试遣愚衷13
曹丕说过，文以气为主，气 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至
把着这个原则去看一看方的著作，虽文言与白话有异，也能看出气是否出与一体。


IP属地:北京14楼2011-07-14 22:21回复

金融橙子君
锦衣纨绔5
红楼推敲真是搞笑，片面之词，何以证明？强拉硬扯，乱说一派。照你这么说诸葛亮可不可以是这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