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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古绝句十首(其七)》 《怀古绝句十首(其七)》 青冢怀古 薛宝琴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 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
这是薛宝琴作的怀古诗灯谜的第七首。 这首诗借吟咏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表达了作者曹雪芹对封建统治阶层无“补天”之材、后继无人的悲慨。 青冢即王昭君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大黑河岸上。《大同府志》云：“塞草皆白，唯此草青，故名青冢。”“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广。王昭君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女子，她对于促进民族和睦和民族融合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以王昭君为创作对象的作品中，极少有从积极方面来颂扬昭君和亲的。文人学士笔下的王昭君已不是历史上的王昭君了，她成了汉元帝和朝臣们无力抵挡强大匈奴时抛出的牺牲品，成了一个被迫嫁给匈奴单于、命运悲惨的弱女子。文人们在吟咏王昭君的作品里，或把出塞看作是人生巨大的不幸，同情昭君的悲苦遭遇;或借昭君貌美而不得宠幸来慨叹自身的怀才不遇。薛宝琴的这首诗显然属于前一种。 前两句写昭君的愁怨。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水河流不动了，好象在低声哭泣。在它旁边，满面愁容的昭君正在弹琵琶，曲调悲戚哀惋。“拨尽”二字，写昭君抑于胸中的哀愁全部通过琴声表达出来了，难怪黑水河也要为之哭泣。以黑河水为之不流写昭君愁怨，虽然夸张，却写出了愁怨之深。 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弱女子的不幸?后两句由叙述转为议论，感情激愤。笔锋直指汉朝皇帝和他的满朝文武，将他们比作樗栎(chu li)。樗栎即臭椿和柞树，古人认为这两种木材“大而无用”。这些人昏庸无能，用和亲的办法对付强敌，造成了昭君的悲剧命运。他们受到历代人们的讽刺，自己应该感到惭愧。 薛宝琴写这首《青冢怀古》，一则对王昭君的不幸表示同情，二则讽刺统治者的无能，二者都没有脱出历代文人吟咏的窠臼。北宋欧阳修《再和明妃曲》中，有“红颜胜人多薄命”的句子，充满了对昭君的同情;同时也对汉元帝提出了批评：“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然而这首诗对于全书的作者曹雪芹来说，意义则不同，他把历史和现实相比较、相联结，在诗中寄寓了更深一层的涵义。 曹雪芹清醒地认识到封建社会发展到他生长的时代已是日薄西山，他对封建统治面临崩溃的局面感到悲哀。第一句诗的意思，在宝琴眼里，是黑水河在为一个弱女子的凄惨命运悲泣，在曹雪芹的笔下，黑水河则是在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没落唱挽歌。他面对末世的到来，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即将烟消云散，曾有的繁荣昌盛一去不返，感到无比悲哀。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种感伤的情怀无以排遣，“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王安石《明妃曲》)，曹雪芹的心情，悲哀而又寂寞。 后两句借讽刺汉元帝和群臣的昏庸无能，表达了曹雪芹对封建统治阶层的不满和愤慨。 《红楼梦》第一回《石上偈》有句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曹雪芹借顽石自叹表明自己“补天”的愿望，希望能有人力挽封建大厦于即倒。然而在此封建末世，“汉家”(即掌握权力的贵族阶层)已失去了往日的进取精神。作为贾府统治阶层的贾赦、贾珍、贾琏之流，荒淫无耻，只顾自己花天酒地享乐，无心理家，更不要说治国;贾政是封建道德的捍卫者，也是迂腐无能之辈，对内管教子侄不力，外任竟被手下人骗得险些丢了乌纱。不仅如此，统治集团内部还要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大小官员贪赃枉法，欺下瞒上，官场污浊黑暗，贵族腐化堕落，这些人已无力承担“补天”重任，何况这个“天”崩溃之势已成，已没有补缀的希望了。曹雪芹只能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把对统治者的失望化作一腔悲愤。 据《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这首《青冢怀古》暗示了香菱的命运。她的“册子”上所画的“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干”的图景与诗的首句所写相合。香菱永别故乡亲人，身世寂寞孤凄，这又是第二层的意思。“汉家制度”的“汉”是“汉子”的意思，在这里当“丈夫”讲，指薛蟠。后两句是说薛蟠横暴而愚钝，是不成材的“樗栎”，应该永远受人嘲笑。 关于这首诗的谜底，徐凤仪《红楼梦偶得》云，“《青冢》似隐墨斗”。
上一篇：《怀古绝句十首(其三)》翟玉忠：中华政教基础——汉家制度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9-11-15
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说：汉初奉行“黄老哲学”，制定休养生息政策，清静无为。于是许多人将这种“清静无为”理解为自由放任、无所作为。直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埋没两千多年的黄老思想文献后，才为我们解开了诸多历史迷团。
原来，黄老哲学不等同于老庄哲学。正如冯友兰先生讲的，黄老哲学是齐法家的思想核心。司马迁说申子和韩非思想“归本于黄老”的真实意义也明了起来。《史记·儒林列传》称“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史记·商君列传》也称商鞅“少好刑名之学”，这是因为孝文帝和商鞅同是法家。进一步说，汉承秦制“承”的主要是齐地的法家思想和秦国的法律制度。
儒家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过程是缓慢和渐进的。西汉直至孝景时还“不任儒者”。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一上台，他的老师名儒卫绾就上奏：“已经推荐上来的贤良之士，有的是提倡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扰乱国政，请全部废除。”武帝批准了该建议。（《汉书·武帝纪》原文：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丞相卫绾堵住了研治法家者入仕之道。当御史大夫、同出儒门的赵绾提出窦太后不应干涉朝政时，激怒了信奉黄老、握有实权的窦太后（武帝的爷爷汉文帝的皇后），她大骂这些儒生是装神闹鬼、只会骗人的术士新垣平，先是卫绾被免职，后来许多高级官员受牵连。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好儒的田蚡作了丞相，儒家得以登堂入室。《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这一政治变化：“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他废弃黄老、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竟以精通《春秋》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了。”（原文：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尽管汉武帝开始任用儒生，但汉朝的法家治国理念并没有改变。史载汉武帝任用了大批正直廉洁的法家公务员为法吏，还让张汤修改法律，使法律更为完善。
直到汉宣帝刘询（前92~前49），法家思想仍是西汉的指导思想。汉元帝刘奭作太子时就好儒术，为人柔懦。他反对宣帝“用法太深”，建议任用儒生，宣帝因此严厉斥责了刘奭，一度准备让好法令的淮阳王刘钦作太子。
《汉书·元帝纪》载：（太子刘奭）性格柔顺仁慈，爱好儒家思想，看到宣帝所任用多是精通法制律令的官吏，又用刑名学派思想制约臣下，在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人因为犯有诽谤朝政罪被杀后，曾经趁陪待宣帝宴饮时从容指出：“陛下执法太重，应该任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本有自己的制度，就是霸道王道共用，怎么可以用德政教化天下，使用周朝的制度呢！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好是古非今，混淆名实，不知该遵循什么，怎能把国家委托给这些人呢？”他叹息道：“扰乱我汉家制度的是太子啊！”从此疏远太子而喜欢淮阳王刘钦，曾说：“淮阳王能明察事理，又好法令，应该做我的太子。”这时淮阳王之母张婕妤特受宣帝宠爱，宣帝有意要用淮阳王取代太子。然而因为宣帝在少年时曾依靠许氏，自己和太子都是从低微地位上来的，所以始终没有舍弃许氏母子。
不幸的是，宣帝的预言成了现实，他的犹豫不决成为灾难。
元帝上台后，立刻封没有任何功勋的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邸一所。读经作官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儒生满朝，甚至执法也要“顺经术意”。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而自诩其敦厚朴让之多福。宣帝曰：‘乱我国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验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元帝二》）
汉宣帝死后41年，大儒王莽篡汉！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不是指儒法并用或外儒内法。在西汉，黄老学派没有像孟子一样将“王道”与“霸道”对立起来，尽管它更崇尚以法治国的王道。
是我们为“汉家制度”正名的时候了，造就“强汉”的是齐法家，而不是“贵生、养生”的道家或“礼治、德治”的儒家。以刘邦为核心的汉代立国者为何会深受齐法家影响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萧何、曹参在内的西汉政治精英集团崛起于齐法家的中心传播地带——山东与江苏交界的沛县。
1973年齐法家经典《黄帝四经》出土后不久，学者们就发现，其中有大量的语句、段落与《国语·越语下》重出互见，思想内涵也较一致。古代越国的统治阶层者一直自称是黄帝之后，《吴越春秋》记载勾践的世系，是从黄帝开始：“黄帝－昌意－颛顼－鲧－禹－启－太康－仲庐－相－少康－无余……”然后下至勾践，所以他们崇拜黄帝是完全可能的。在后人辑的《范子计然》一书中，我们能明显看出越国重臣范蠡、计然的黄老思想。就是说，在公元前5世纪初，黄老之学已经传播到长江流域。
黄老对西汉治世思想的影响巨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乐毅—乐臣公为主线的乐氏家族。乐毅的先祖乐羊曾与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同时在魏国为官，深得魏文侯信任，战功显赫，于魏文侯四十年（公元前406年）攻下了中山国。
史载少时“乐毅贤，好兵”，同商鞅一样，乐毅是战国著名改革家，却因为他曾于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联合秦、楚、韩、赵、魏五国共同伐齐，克齐72城，以兵家闻名于世，今人很少注意到乐毅的法家治国思想。
在乐毅辅佐燕昭王30年里（公元前311年乐毅赴燕，约在燕昭王死那年，公元前279年在燕惠王逼迫下流亡赵国），乐毅是如何主政的呢？燕昭王采纳乐毅建议，实行论功授爵授禄，制定严格的法律；改革吏制，设相国和将军，分掌政治、军事大权；全国分五郡，郡下设县；郡守和县令由燕王任命——这些措施显然带有浓重的法家色彩！
“乐毅变法”的成就是明显的：使得长期大而弱的燕国民众殷富，国库充盈，士卒乐战，进入“战国七雄”之列；可惜的是，燕国的法家政治和魏国一样，没有能够持续下去，燕国很快就衰亡了。
汉高祖刘邦对乐毅十分敬仰，据《史记·乐毅列传》，刘邦经过原来赵国属地时还特地寻找乐毅的后人，当得知乐毅的孙子乐叔还在时，封他为乐卿（汉武功爵名——笔者注），封号华成君。
汉初乐毅的后人中还有同属法家的乐瑕公和乐臣公，他们在赵国将要被秦国灭掉时逃到齐国（乐毅死在赵国）。其中乐臣公长于研究黄老的学说，在齐国很有名气，人们称他为贤师。司马迁在《乐毅列传》的结尾简单记述了黄老之学的师承体系：“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这里的“曹相国”就是西汉名相，信奉黄老之学的曹参！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好的时代，“汉家制度”与汉宣帝刘询的中正之治 2018-09-27 11:01
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找出一个标志性的朝代，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汉朝，汉朝的建立不仅打下了一个民族千年的基础，汉文化还持续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相较历代而言，汉朝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朝代，它同样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 那么一个好的时代应该是怎样的呢，它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统治状态和社会环境？我想对外威武，对内宽厚，大概比较符合人民对一个民族的国家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外辱问题一直是历代躲不开的统治难题，外辱严重会导致统治紊乱，内治不稳，而统治者的威信和形象也会因此一落千丈，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最终的结果是，造成统治的失败。 “对外威武”，大概是有汉一朝给后人最直观的印象，从汉武帝始，“大汉天威”就成了中国对外的态度和代名词，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再没有任何的外族敢于轻辱中国之地与中国之人，而在“天威”下的汉人自信，也随着一次次对外的征伐累积和肯定，“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在这自信下表现出的天朝气度。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整个中国都热血激昂，任何外辱都莫敢轻易侵犯。 但汉武帝时期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虽然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一举扭转了汉匈百年战争的劣势，并且四方征伐，将大片土地纳为汉土，却也因其穷兵黩武，造成民生疲惫，百姓不安，于是在汉武晚年，颁下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罪己诏书《轮台之诏》，开始实行由外而内的统治之策，致力养民，宽和内治。 因为“对内宽厚”，于是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汉朝又一次迈向了鼎盛的巅峰。在汉宣帝刘询时期，汉朝真正实现了内外同治的政治理想，那是历史上一个最好的时代。对外，宾服四夷，对内，四海升平，民生富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汉朝的鼎盛？或许可以从汉宣帝刘询的口中得到答案：“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家自有制度，王霸杂之”，这正是从汉武帝以来，汉朝一直贯彻的统治方略。 何为“霸道”？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创制了各种富国强兵之策，从农耕、军事、外交、律法、手工业等各方面推动和促进了各国的变法，成就了天下一统的契机，最终孕育了秦帝国的产生，在这改革变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文法吏和军功武人等事功型人才，而“汉承秦制”，也是基于这样的“霸道”基础之上。 依法治国是“霸道”的核心，但“霸道”却不仅仅只是对内的依法而治，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就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方针，也即是“尊崇周王室，诸侯不兼并，侵夺外夷地”，从对外的征讨上树立中国的威望，以打击外夷来开拓自身的版图。 内外同治，才是“霸道”最终的理念，只是自秦以来，严刑苛法，致使民生凋敝，天下大乱，汉建以后，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秦制的基础上实行了清静无为，予民休养的“黄老之法”，努力提升国力，到了汉武时期，又“重启霸道”，再次将中国的武功推向了一个历史巅峰。 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说到底，汉朝仍然是以法治国，只是为了不蹈秦亡的老路，又以“儒为法表”，在“霸道”外披上了一层“王道”的外衣，形成了自己的“汉家制度”。汉家制度的产生，才真正让汉朝成为了一个威凌四海的天朝上国，经过了几十年的融合，到了汉宣帝刘询时期，“王霸杂之”的治政方略，已经成为了治国的中正之道，将汉朝的统治推到了一个完满的时期。 “法治先行，德教随之”，是汉朝强盛的原因，而内外同治，秉行中正之道，却是汉宣帝刘询创下一个好时代的基础。对外雄武扬威，四夷宾服，对内政治宽厚，百姓安乐，不扬不抑，却积秉千古国威，这正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态，正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班彪给汉光武皇帝刘秀的奏章中所言：“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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