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宝山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恕不另注）第三回宝黛初见，贾宝玉便送了林黛玉一个表字曰颦颦。古人取字崇尚有典，所以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间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两个笑字，说明兄妹二人的对话是在类似于开玩笑的轻松氛围中进行的。大概宝玉以前经常杜撰一些子虚乌有的说法和书名，所以探春质疑他杜撰时毫不客气地用了一个“又”字。宝玉对此也并不就事论事地辩解，而表现出一种“大家都在做，为何我不能”的无辜。这种逃避问题本身的态度，恰恰坐实了探春的质疑——宝玉所谓的《古今人物通考》云云，就是他自己的杜撰。学者们在浩瀚的文献中“上穷碧落下黄泉”，目前也确实没有发现宝玉所说的这部书。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对此书名注释道：“未祥。从下文来看，可能是宝玉的杜撰。”话没有说满，大概是怕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部《古今人物通考》，只是我们尚未知晓。但即使历史事实与文学情节撞了车，也只能说纯属巧合，改变不了宝玉杜撰的情节设定。
当然，正如《红楼梦》第一回大书特书的“假语村言”并不同于“诳语村言”一样（见钱锺书《管锥编》之《毛诗正义》卷二六则），此处的杜撰也不等于瞎编，《古今人物通考》书名出于宝玉之口，自有其文化背景与内涵在。比如马经义先生曾分析道：“‘古今人物通考’，从字面上说，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古今’，就是古往今来，在历史之中；第二‘通考’，就是指全方面的认识；第三‘人物’，是核心，是指天下所有的人，不论尊卑、富贵而人人都在其中。”最后他总结说：“《古今人物通考》的核心就是关注‘人的存在’。”（马经义《红楼文化基因探秘》，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马先生为了突出宝玉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将“人物”一词径直理解作了“人”，似乎不太妥当。宝玉杜撰的这部书，我们虽然不了解其主要内容是什么，但有一句话还是知道的，即“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这显然是在说物而非说人。联系起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三十五回）之行为，以及“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第七十七回）之议论，就能明显感觉出仅仅说他关注“人的存在”未免有些狭隘，也不符合脂批透露的“情不情”之评语（见甲戌本第八回眉批，庚辰、蒙府等本批语亦多次提及）。所以，书名中的“人物”一词，最好理解为“人和物”的合称，方不至于给人一种“伤人乎？不问马”的错觉。
名字用典，关乎学术。如果我们将宝玉杜撰的《古今人物通考》书名放到曹雪芹时代的学术氛围中考量，则更会明白此书名并非瞎编而自有渊源。在这种视野下，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雍正六年（1728）刊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部集二十八年之功完成的万卷巨著，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是查找古代资料文献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从书名的构造上来看，《古今人物通考》与《古今图书集成》犹如孪生：前面两字框定时间，中间两字交代专题，后面两字说明性质。括而言之，它们都是就某一个专题而作全面考察的著作。这类著作在传统学术处于总结阶段的清朝，是很常见的。比如顾炎武（1613～1682）所著《二十一史年表》和万斯同（1638～1702）所著《历代史表》，顾著已佚姑且不论，万著用史表的形式重新梳理了二十一史的内容，算是一部“古今史表通考”。又如顾祖禹（1631～1692）所著《读史方舆纪要》，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详列山川险要战守利害，而其所读之史亦是纵贯千年的二十一史，故原名为《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其实也相当于一部“古今方與通考”。不但社会上的种种学问在求全求通，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不也曾奉命刊刻过《全唐诗》吗？这部经学者们广采博收、考真辨误而“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康熙《御制全唐诗序》）的皇皇之作，自然称得上是一部“三唐诗歌通考”。有了这些学术文化背景，宝玉（或曰雪芹）杜撰出一部名为《古今人物通考》的书也就不足怪了。  文化背景已敷陈如上，试将内涵再披述于下。虽然本文第三段认为书名中的“人物”一词最好理解为“人和物”的合称，但也并不因此而全面否定马先生所作“《古今人物通考》的核心就是关注‘人的存在’”的论断。“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诚如上文所言描写的是物而非人，却也是一件与人有着密切关系的物。窥斑知豹，从我们仅能看到的这十二个字可以推知，该书虽然对人和物都有通考，但仍以人为中心，所考之物或多是像黛石一样与人息息相关的物。黛石用以画眉，起着美颜的功效，这与曹雪芹写大观园里美女云集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相一致的。往更深的层次说，则与曹雪芹的魏晋风度也若合符契。曹雪芹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他朋友留下的一些诗句中窥出端倪，如“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诚《赠曹雪芹》）、“高谈雄辩虱手扪”（敦诚《寄怀曹雪芹》）、“鹿车荷锸葬刘伶”（敦诚《挽曹雪芹》）等等；也可以从他的别号“梦阮”中发现纽带，得知他“对以阮籍为代表人物的整个魏晋时代风尚的追求”（詹健《由“梦阮”说开去》，《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三辑）；还可以从他所写宝玉厌恶虚伪世俗礼教的行为中看到联系，“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基本上是属于魏晋反礼法的一型”（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总之，曹雪芹身上存在着明显的魏晋倾向。而“魏晋是一个极其爱美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崇尚和追求之一，即是“美仪容”（易中天《中国智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所以宝玉之杜撰看似随口一说，却刚好说到了化妆用品黛石，一方面与宝玉爱吃胭脂的怪癖相一致，一方面也正是曹雪芹和《红楼梦》对爱美的魏晋文化基因的外在表达。 更重要的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觉醒是也”（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而这种“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第三回）和“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别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十九回），以及“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第三十六回）的行为，正是他对自董仲舒以降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官方儒学的大肆“破坏、对抗和怀疑”。顺着这种逻辑理解，宝玉之杜撰《古今人物通考》，自然也有了一定的“破坏、对抗和怀疑”的意味。就如同曹雪芹之创作《红楼梦》，是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跳出传统小说崇尚传奇性和脸谱化的窠臼，“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曹雪芹通过对传统小说尤其是才子佳人小说的“破坏、对抗和怀疑”，完成了他自己的“人的觉醒”。宝玉杜撰《古今人物通考》，自然也有着相似的精神历程，从而体现着他对“人的存在”的关注。无论是曹雪芹还是贾宝玉，都在人的主题方面与魏晋思潮千里相接。
至于《古今人物通考》的内容，因为本是杜撰，也就无从考证。但我们不妨将描写魏晋人物风采的《世说新语》看做一部“魏晋人物通考”，专题一致自不必说，而其时间范围刚好涵盖在宝玉所框定的“古今”之内，倒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古今人物通考》或许如《世说新语》一般，叙述了一些类似于魏晋名士即贾雨村所说“正邪两赋”之人，顺带着记载了一些与人相关的物如黛石。当然，这种推测永远无法证实，也只能说有一定的可能性罢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建立于前文所论雪芹、宝玉和《古今人物通考》所表现出来的魏晋倾向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应注意，既在《世说新语》中举足轻重，又在《红楼梦》列举的“正邪两赋”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嵇康，曾经“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三国志·魏书》卷二一《王粲传》裴注引嵇喜《嵇康传》）。管宁即是“割席断交”典故的主角，其在世年代（158～241）略早于嵇康（223～262）。嵇康撰录的这部著作所收人物的时间上限为混沌时代，下限为其生活的241年，正是嵇康视野里的“古今”。嵇康之撰录虽已佚失，宝玉之杜撰亦无可考，但将嵇康所撰著作的内容大略与宝玉所撰之书名联系起来，互补之趣妙不可言。
正如女娲、伏羲、神农等传说人物虽为杜撰，历史学者们仍能从其中感知远古人类的生存发展脉络，《古今人物通考》虽为杜撰，我们也可以从中窥探到《红楼梦》创作的某些文化背景与内涵。若对这个书名的认识止步于“未详”或“杜撰”，不能不说是品读红楼的一大损失。 欢迎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欢迎**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您的每一次**，都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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