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破石惊朱丝马迹=====薛文宣·红楼天地会朱三太子朱慈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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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得左右来报：殿南一井中发现一具女尸，虽然死去已有一段时日，尸体竟然没有腐烂，颈部挂着一个锦囊，取出一看，里面是一个金质小匣，厘中装着一方玉玺，刻有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孙坚马上明白，这是以战国时代和氏璧刻成，由秦相李斯雕篆的传国玉玺。 传说得到玉玺者，就有当上皇帝的可能。 孙坚起了私心，想独吞玉玺，于是立刻向联军主席袁绍请病假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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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生，明末诗人、政治家。
个人经历
父：陈明卿（仁锡）。主要朋友：顾炎武、归庄。《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初集诗十卷小传不分卷，陈济生于顺治十年开始编选[1]，吴甡、归庄等人作序。《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入姜元衡案、黄培逆诗案、吕中沈天甫诈骗案等多宗案件[2]。出版图书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陈济生1958年12月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是清代陈济生仿照钱谦益《列朝诗集》而编选的一部诗总集名，中华书局于1958年曾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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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庄，明末清初书画家、文学家。一名祚明，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又自号归藏、归来乎、悬弓、园公、鏖鏊钜山人、逸群公子等，昆山(今属江苏)人。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曾孙，书画篆刻家归昌世季子，明末诸生，与顾炎武相友善，有"归奇顾怪"之称，顺治二年在昆山起兵抗清，事败亡命，失败后曾一度亡命为僧。善草书、画竹，文章胎息深厚，诗多奇气。有《玄弓》《恒轩》、传世者名《归玄恭文钞》《归玄恭遗著》。

基本信息
本名
归庄

别名
归祚明

字
尔礼

号
恒轩

所处时代
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昆山(今属江苏)

出生日期
1613年8月29日

逝世日期
1673年10月1日

主要作品
《恒轩诗集》、《悬弓集》、《恒轩文集》等

主要成就
起兵抗清、文学

属相
牛

目录
1生平经历
2文学成就
3作品集
4亭林悲悼
折叠编辑本段生平经历
归庄，入清后更名祚明或称归藏，归乎来，归妹，字玄恭，或署元公、元功、悬弓、园公，又字尔礼、铁虎，号恒轩，又号己斋，既为僧，自署普明头陀，又署圆照或鏖鏊钜山人，又尝自称逸群公子、逐花狂客等。归庄对自己的字号，颇有戏谑之谓:"归子名庄，字元公，别号鏖鏊钜山人，平生名字号屡更，以十数计，今名从其旧，字从其新，号从其怪者云。"

归庄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为隆庆时南京大理寺丞、后人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父亲归昌世，为昆山三才子之一，书法晋唐，善草书，兼工印篆，擅画兰竹。归庄自幼受诗书熏陶，为诸生时，即博览群书，下笔数千言不止，工诗文散曲，擅画竹石，尤精于书法，狂草功力更深，时人以为绝伦。归庄与同里顾绛(顾炎武)学行相推许，俱不谐于俗，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十七岁时与顾绛一同参加复社，后又参加惊隐诗社。崇祯十三年(1640)以特榜被召，鉴于国事日非，辞不赴。

其兄归尔德，名昭，官至同知，贤明有政声。归昭勤王时，参史可法幕府，弘光元年(1645)四月，扬州为清军所陷，尔德于西门浴血奋战，壮烈牺牲。叔继登，亦在长兴遇害。归庄闻耗，不辞险阻，赴汤蹈火，往收两人遗骨而归。同年(1645)清兵又攻江南，昆山知县出走，县丞阎茂才代知县，下剃发令，士民大哗。归庄鼓动群众杀阎茂才，闭城拒守，顺治二年(1645)七月城破，死者四万余人，嫂陆氏、张氏俱殉节，其父亦相继卒。归庄被指名搜捕，亡命他乡，后潜返乡里，削发为僧，称普明头陀。后来顾绛改名"炎武"，归庄则改名"祚明"，以示志向。

顺治九年(1652)，应万年少之聘，到淮阴任教，暗中与顾炎武联系谋抗清。顺治十年(1653)归庄"泣血负土"，归葬三世七人于新地，另有仲兄尔德随史可法战死扬州，尸骨无存，为其立衣冠冢。又筑茅庐于墓侧居处，自题一联于堂上:"两口居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他家茅庐柴门破烂不能掩闭，椅子缺腿少面以绳纬索，却又自撰归庄居室联，云:入其室，空空如也;问其人，嚣嚣然曰。归庄在乱世中的唯一慰藉是有一位知心的妻子，感情甚笃。他曾把内室署名为"推仔楼"，人不解其意，问之，答云:"才子佳人合抱也(按，"推仔"二字拆开，是"才子佳人"四字)"。归庄为了表示和新朝划清界限，甚至将自已的居所命名为"己斋"，以示抗拒。"己斋"乃是"己之斋也"，亦即是"我之所居"的意思。归庄指这样命名自己的居所，是"不得已而寓其意"，与何晏(190~249)於魏宫之中，画地自处，命名为"何氏之庐"，以区别於外面非何氏之土的用意一样。

万年少死后，归庄回昆山隐居，卖书画为生，拒不仕清，野服终身。后遭母丧，继而长子外出谋生，不知所终。"其秋传凶问，不详地与日"，遂愈癫狂，每日"纵酒狂歌，长篇短咏，挥洒淋漓"，往来湖山，谈忠义者以庄为归。晚年寄食僧舍，非素交虽厚不纳。好友顾炎武此时远游北方、奔走王事，归庄每念及故友，不胜唏嘘，写信言道:"昔柳子厚之窜于南方，怀其祖先不若马医畦之鬼，无享岁时之祭，君独无邱墓之思乎?"然参商两地，两人终未再见一面。归庄晚年致力于汇刻曾祖《归有光全集》，康熙十二年(1673)未竟而卒，卒年六十一。归庄在逝世那年的元旦，作了一首诗，诗说:常年元日五更兴，多病衰翁兹未能。名姓不劳通邑里，豆觞并免召亲朋。山头爆竹豪家事，天上风云稔岁徵。甲子重逢怀感叹，平生壮志竟何凭?"用"甲子"纪年，不用清朝的年号，亦了却了归庄作为明遗民的心愿。

顾炎武在山东章丘获知归庄死讯，特在桑家庄设坛致祭，写下《哭归高士》诗四首悲悼。后人在诠释"归奇顾怪"时说:"先生(指顾炎武)北游后已不复怪，庄虽里居而晚节益奇。"

折叠编辑本段文学成就
归庄的诗文，以反对清朝统治、富有民族气节之作为主体。诗有质朴明畅、直抒胸臆的，如《古意十二首》《卜居十四首》《己丑元日四首》《观田家收获三首》等;有工整绵丽的，如《落花诗十二章》《落花诗又四首》。吴伟业评其《落花诗十二章》说:"流丽深雅，得寄托之旨，备体物之致。"宋琬评:"以磊落崎□之才，为婀娜旖旎之词，兴会所至，犹带英雄本色。"(均见《归庄集》附录)散文亦酣畅雄恣，有强烈的感情，《送顾宁人北游序》《书先太仆全集后》《书欧阳公泷冈阡表后》《敬亭山房记》《归氏二烈妇传》《两顾君大鸿、仲熊传》《杨忠烈公传》《书义盗事》等可为代表。归庄还有一篇《万古愁曲》，评论历代史事，悲痛明朝灭亡，斥责明朝官吏的误国，抒写自己隐居不仕的志向，极嬉笑怒骂的能事，也很著名。

所著《恒轩诗集》12卷、文集《悬弓集》30卷、《恒轩文集》12卷，皆亡佚。后人辑有《玄恭文钞》《归玄恭文续钞》《归玄恭遗著》等。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现上海古籍出版社)搜集各种辑佚本和一部分归氏手写稿本，编成《归庄集》印行。

折叠编辑本段作品集
折叠诗作
《观田家收获》

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

五载输粮女真国，天全我志独无田。

《夏日陈秀才池馆读书》

五年宗社生荆棘，万国苍生坐涂炭。

愿提一剑荡中原，再造皇明如后汉。

《读书》

浮伪之徒擅文笔，鬼神欲泣风雨惊，

自夸读破五车书，胸中武库森纵横

一朝失身败名节，却似不曾识一丁。

《断发》二首

其一

亲朋姑息爱，逼我从胡俗。一旦持剪刀，剪我头半秃。

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弃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

人情重避患，不殚计委曲。得正复何求?所惧非刑戮。

况复事多变，祸福相倚伏。吾生命在天，岂必罹荼毒!

已矣不可追，垂头泪盈掬!

其二

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

高堂两白头，三男今独子。我复不反顾，残年安所倚?

隐忍且偷生，坐待真人起。赫赫姚荣国，发垂不过耳。

誓立百代勋，一洗终身耻。

《虎丘山》

读书仰苏楼，忆在岁壬午。越今廿八年，山川已易主。

祸难不可言，痛定更凄楚。此身未可死，安顿无处所!

人羡我遨游，不知我心苦。只今来虎丘，稍以抒愁绪。

服饰及缔构，景象岂堪覩。闻乐增悲欷，始信非虚语。

更遇旧馆僧，讶我颅如许。含凄不能言，入舟泪如雨。

《归舟再叠前韵》

半生踪迹在湖山，一月寻芳慰老颜。收屐挂帆还足乐，买花沽酒不曾悭。

寒洲白鹭烟中见，古岸丹枫霜下攀。最是榜人贪利涉，棹歌声里月弯弯。

《落花诗》

诗前自序:我生不辰，遭值多故。客非荆土，常动华实蔽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树飘零之感。以至风木痛绝，华粤悲深，阶下芝兰，亦无遗种。一片初飞，有时溅泪;千林如扫，无限伤怀!"

江南春老叹红稀，树底残英高下飞。燕蹴莺衔何太急!溷多茵少竟安归?

阑干晓露芳条冷，池馆斜阳绿荫肥。静掩蓬门独惆怅，从他芳草自菲菲。

折叠散文
《传砚斋记》(《归庄集》卷六)

戊申春，余至嘉定。严舜工，洞庭山人，而寓居焉。舍余于斋中而请曰:我六世祖彰德守芥舟公，有一砚，传于子孙，今百年矣。念先世之遗泽，以"传砚"名其斋，请为之记。

余数游洞庭山，悉其形势风土人物，峰峦千叠，太湖环之，地气丰缛，人多饶于财。四民之业，商居强半。而学士大夫，自王文恪公之后，几二百年，可指数者寥寥。芥舟先生奋起于货殖之中，而登科第，仕至二千石，厉清白之操，惟以一砚传于后人。汉人之言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彰德公亦此志欤!古者天子诸侯皆有传器，三代之鼎，秦汉以玺，及鲁之繁弱，卫之大吕，传之既久，未有不失之者。至若卿大夫之家，或以剑，或以笏，或以书，往往未久而失之。然则非传之难，能守而勿失之难也。舜工能守其远祖百余年之传器，且爱重之而以名其斋，岂非贤子孙哉!抑砚者，文士之所用也。舜工虽不能谢废著之业，而雅好文墨，收藏前辈书画尺牍以千计，其殆将以铁砚易牙簪乎?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严氏之先，则士商相杂，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然吾为舜工计，宜专力于商，而戒子弟勿为士。盖今之世，士之贱也，甚矣。自京朝官外吏以至诸生，陷之以升斗，逋赋辄禁锢;乡会试中式之士，久滞不选，而投诚者辄得官;荐绅制于贱隶，两榜不如盗贼，今日为士之效如此，尚欲令子弟弄笔墨治制举之业耶!吾愿舜工常以此砚置之案头，临摹古帖，挥洒诗书画以自娱，勿使子弟磨墨吮毫，作经义策论干进之具，以为砚羞，此乃善用先生之传器者也。然则彰德公始以砚攻举业而中第，后居官而以砚理簿书非欤?孟子有言:彼一时，此一时也。己酉春正月日记

折叠散曲
在明季遗民的心目中，归庄是一位"抱高节，负才使气，善骂人"的奇人狂士。其所作《万古愁》散曲，从盘古开天地叙起，直写到清兵南下，金陵陷落，对古代圣贤君相无不诋呵，而独痛哭流涕于桑海之际，全祖望说:"盖屈原《离骚》、《天问》的一种手笔。"顺治帝见此曲尝大加称赞，命乐工歌以侑食。据说魏禧(1624~1680，字冰叔)还能击鼓歌之，实为归庄所亲授。

《万古愁》

〈起诗〉谱得新词叹古今，悲歌击筑动哀音;莫嫌变徵声呜咽，要识孤臣一片心。

〈曼声引〉太极混元苞，却被那盘古皇无端啰唣，生剌剌捏两丸圆弹子，撮几粒碎尘硗，云是乌飞兔走，岳镇也山朝;更蛀几条儿疥虫路，挖半掌儿蛙涔道。到如今昆仑万仞撑天柱，江汉千支入海潮，弄这虚嚣。

〈入拍〉那女娲氏你断什么柱天鳌，那有巢氏你架什么避风巢，那不识字的老庖羲你画什么奇和偶，那不知味的老神农你尝什么卉和草?更有那惹祸招非的老轩辕，你弥天摆下鱼龙阵，象意装成虎豹韬，便留下一把万古杀人刀!

〈放拍〉笑笑笑，笑那唠叨置闰的老唐尧，怎不把自家的丹朱来教导!笑笑笑，笑那虞廷受禅的女夫姚，终日里咨稷契，拜皋陶;命四岳，杀三苗;省方巡狩远游遨，到头来只落得湘江两岸悲新竹，衡岳枯骸葬野蒿。试向那九嶷山前，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好。"

〈前调换拍〉可怜那崇伯子，股无毛，平水土，克勤劳，他家落得郎君好，却不道转眼儿被寒家小吏，得了头标，更找一出没下梢的桀死在南巢。那小子履真无道，听一个老农夫，开手儿把君王剿。只道是三宗享国能长久，七圣风流尽可标，谁知道六百年来梦一觉，冤家到头不相饶;瑶台万焰青磷冷，纣首孤悬太白摇，方信道因果难逃。

〈合拍〉仗黄钺，阵云高，逞鹰扬，血流漂，谁知有同室鸱鸮，破斧兴嘲，天显挥刀，这一桩儿早被商家笑。纵有那能干蛊的宣王，也救不得骊山一粲周宗燎。秦嬴夜半催兵到，泗滨顷刻沦神宝，试听那悠悠行迈黍离歌，依稀是渐渐麦秀伤殷操。

〈变拍〉最可笑那弄笔头的老尼山，把二百四十年死骷髅，提得他没颠没倒。更可怪那爱斗口的老峄山，把五帝三王的大头巾，磕得人没头没脑。还有那骑青牛说玄道妙，跨鹏鸟汗漫逍遥，也记不得许多鸦鸣蝉噪。秦关楚跷，兰卿鬼老，都只是扯虚脾斩不尽的葛藤，骗矮人弄猢狲的圈套。

〈凯声奏〉函关气正豪，六鹊巢俱扫。琅玡碑镌不尽秦官号，绿云鬟妆不了阿房俏，童男女采不迭长生料，人鱼膏照不见三泉爝。谁知有赤帝子斩蛇当道，重瞳兴，邯郸伐倒，轵道旁，婴前导;若不是那咸阳三月彻天红，怎雪得六王泉下心头恼。

〈钧天奏〉更有那莽亭长唱大风一套，遂做了汉家天子压群豪。更有那晋阳守醉隋宫一觉，便做了唐家天子拥神尧。还有那香孩儿，结相知几个，便向那陈桥古驿换黄袍。当日的将相萧曹，文学虞姚，草诏仪陶，共道是金瓯无缺，玉烛长调,谁知那丑巨君早摹拓下金滕稿，小曹瞒套写定了山阳表，渔阳鼓惊破了霓裳调，砀山贼凿开了九龙沼，五国城豫图着双昏赵，皋亭山明欺着孤儿藐。试看那未央春老，华清秋早，六陵梅杳，一抹子兔迹狐踪，荒烟蔓草，何处觅前朝。

〈重调〉那其间有几个狗偷鼠窃的权和曹，有几个马前牛后的翁和媪，有几个狼奔豕突的燕和赵，有几个狗屠驴贩的奴和盗，有几个枭唇鸠舌的蛮和獠，乱纷纷好一似蝼蚁成桥，鸠鹊争巢，蜂蝎跟淘，豚蜮随潮。那里有闲工夫记这些名和号!

〈重调〉唯有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早。驱貔虎，礼英豪，东征西讨，雾散烟消，将一片不见天日的山前山后，洗净的风清月皎;将一番极龌龊不堪的胡言胡服，生劈开做中华夷獠。真个是南冲瘴海标铜柱，北碎冰崖试宝刀。更喜那十七叶的圣子神孙，一叶叶垂裳问道，食旺衣宵。

谁知有大孽牙风波闹，生几个剪毛，换几把短刀，不提防冲破了咸阳道。

望秦川旄头正高，望燕台旗枪正摇，半霎儿把二百七十年旧神京平踹做妖狐淖。

痛痛痛!痛的是十七载圣明天子横尸在长安道。

痛痛痛!痛的是咏关雎颂徽音的圣母抛首在宫门、没一个老宫娥私悲悼。

痛痛痛!痛的是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剑向昭阳倒。

痛痛痛!痛的是有圣德的东宫砍做肉虾蟆。

痛痛痛!痛的是无罪过的二王竟填了长城窑。

痛痛痛!痛的是奉宝册的长信宫只身儿陷在贼营杳。

恨的是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首，金带围腰，

今日里向贼庭稽颡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蝇营，还怀着几句劝进表。

那不争气的蠢公侯，如羊如猪，尽斩首在城东坳。

那娇滴滴的处子，白日里恣淫嬲;俊翩翩的缙绅们，牵去做供奉龙阳料。

更可恨九衢万姓悲无主，三殿千官庆早朝，便万斩也难饶!

没一个建旌旄下井陉张天讨，没一个鞭铁骑渡黄河使贼胆摇，

没一个痛哭秦庭学楚包，没一个洒泪新亭效晋导，

没一个击江楫风涌怒涛高，没一个舞鸡鸣星静月痕小，

没一个拥孤城碎齿在睢阳庙，没一个喷贼血截舌似常山杲。

大都是黑夜风声尽遁逃，把青徐衮济拱手儿送得好。

〈变调〉金陵福王兴，江南彗星照。夸定策，推翊戴，铁券儿晃耀。招狐群，聚狗党，蝉蛄般喳噪。那掌大的两淮，供不得群浪抄，便半壁的江南，也下不得诸公钓。反让那晋刘渊做了哭义弟的汉高皇，军容素缟;可怜那猛将军做了绝救兵的李都尉，辨发胡帽。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尚敢贪天功，向秦淮渡口把威权召。

〈前调〉乱哄哄闹一回，痴迷迷溷几朝，献不迭歌喉舞腰，选不迭花容月貌，终日里醉 (音:毛桃)。喝烧刁，御量千钟少，更传闻圣躬坚巨赛敖曹，却亏了蟾酥秘药方儿妙。没来由羽书未达甘泉报，翠华先上了潼关道。一霎时南人胆摇，北人志骄，长江水臊，钟山气消，已不是汉人年号。

〈前调〉宫庭瓦砾抛，陵寝松楸倒，但听得忽剌剌一天胡哨，车儿上满载着琼瑶，马儿上斜搂着妖娆，打橦处处，把皮儿臊。急得那些杀不尽的蛮子们，一样的金线鼠绦，红缨狗帽，恨不得把大鼻子的巴都们，便做个亲爷叫。

〈归山早〉俺再不向小朝廷拜献降胡表，再不向钱神国告纳通关钞，再不向众醉乡跪进精浑醪!拔尽鼠狼毫，椎碎陈元宝;万石君已绝交，褚先生告辞了。俺自向长林丰草，山坳水峤，一曲伴渔樵。

〈鲛人珠〉遇着那老纳子参几句禅机妙，遇着那野道士访几处蓬莱岛，遇着那村农夫唱几曲田家乐，遇着那小乞儿打一套莲花落。闷来时登高山，攀绝顶，将我那爱百姓的先皇，洒几行血泪也把英雄吊;将我那没祭祀的东宫，奠一碗凉浆和麦饭也浇;将我那死忠死节的先生们，千叩首，万叩首，合掌也高声叫。

〈大拍遍〉春水生，桃花笑，黄鹂鸣，竹影交，凉风吹，纤纤月色照寒袍。冻云凝，六花绰约点霜豪。傍山腰水腰，望云涛海涛，倚梅梢柳梢，听钟敲磬敲，卧僧寮佛寮，任日高月高，到头来没些个半愁半恼。真个是纵海鱼，离笼鸟，翻身直透碧云霄。凭便是银青作饵，金紫为纶，漫天匝地张罗钓，呸呸呸!俺放荡老先生摆尾摇头再不来了。

〈结诗〉世事浮云变古今，当筵慷慨奏清音。宫槐落叶秋风起，凝碧池头共此心。

《悲昆山》

呜呼，昆山之祸何其烈!良由气懦而计拙。

身居危城爱财力，兵锋未交命已绝。

城陴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日流膏血。

白昼啾啾闻鬼哭，乌鸢蝇蚋食人肉。

一二遗黎命如比，又为伪官迫慑头半秃。

悲昆山，昆山诚可悲。

死为枯骨亦已矣，那堪生而俯首事逆夷。

拜皇天，祷祖宗，安得中兴真主应时出，救民水火中。

歼郅支，斩温禺，重开日月正乾坤，礼乐车书天下同。

折叠画作
《桐阴论画》评归庄"文辞书画，奄有众长，墨竹入神品。所见扇头小幅，笔情潇洒，墨气浓淡，机趣横逸，书卷之味溢于楮素。盖襟怀高旷而笔端奇逸之致，不落寻常蹊径也"。归庄传世的书画作品以书法居多，墨竹极为少见，可见其创作态度之严谨，不肯轻易作。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归庄《墨竹诗翰卷》作于清顺治丁酉(1657)，画墨竹五段并书其昔年游浙东近体诗九首。

査永玲《风雨疏篁何所依，岁寒完节自崔巍》一文称其为"诗、书、画俱佳的三绝卷"。此卷为归氏45岁时所作，其时刚结束流亡漂泊生活，故笔墨稍觉生疏。十年后，归庄《题墨竹卷子》云:人之学问，与年俱进，杂技亦然。余于墨竹，本游戏为之，初无意求进，然相去十馀年亦遂觉大异。此卷殊不工，但不至如近日画工之俗耳。

图1:明 归庄《竹石图》纸本立轴， 现为金陵天渡楼收藏。

折叠书法
左一草书轴为纸本，纵117厘米，横55厘米，书七言句:"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所书笔墨酣畅流丽，虚和园熟，轻重、徐疾、虚实之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末署"归庄"，钤白文"归庄之印"一枚，另有藏章二枚均为朱文:"国钧秘玩"、"曾在朱屺瞻家"。

折叠编辑本段亭林悲悼
【哭归高士四首】

其一

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厉。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汭。

悲深宗社墟，勇画澄清计。不获骋良图，斯人竟云逝。

其二

峻节冠吾侪，危言惊世俗。常为扣角歌，不作穷途哭。

生耽一壶酒，没无半间屋。惟有孤竹心，庶比黔娄躅。

其三

太仆经铿铿，三吴推学者。安贫称待诏，清风播林野。

及君复多材，儒流嗣弓治。已矣文献亡，萧条玉山下。

其四

郦生虽酒狂，亦能下齐车。发愤吐忠义，下笔驱风云。

平生慕鲁连，一矢解世纷。碧鸡竟丧鸣，悲哉君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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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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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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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开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宣化里人。中国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员。 [33]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南归，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二十余年，生徒常达数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后又七赴春闱，皆不第。他关心家乡水利，曾考察三江古迹，著书《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采用了归有光的许多建议。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年近六十岁的归有光得中进士，授长兴知县。任内重视教化，治政廉明，因得罪上司被迁为顺德通判。隆庆四年（1570年），经大学士高拱、赵贞吉举荐，任南京太仆寺丞，后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人称“归太仆”。隆庆五年（1571年），归有光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1]。 [33]

归有光崇尚唐宋古文，以老儒身分与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相抗，斥其为“庸妄巨子”。其文上承唐宋八大家，清人将其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相提并论，近人则径称他们为“唐宋派”。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能以情动人，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 [34]。又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亦能作诗。著有《震川先生集》《易图论》《尚书叙录》等。 [33] [35-36]












































全    名归有光
别    名归震川、归太仆
字熙甫，一作开甫
所处时代明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宣化里
出生日期1507年1月6日
逝世日期1571年2月7日
主要成就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号称“嘉靖三大家”之一
主要作品《震川集》《三吴水利录》等
最高官职南京太仆寺丞


目录

1人物生平
▪科举不顺
▪勇抗巨子
▪晚年入仕
▪抱憾病卒
2主要影响
▪文学成就
▪水利贡献
▪藏书故实
3历史评价
4主要作品
5人际关系
6后世纪念
▪遗迹
▪墓葬
7史料索引





人物生平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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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不顺




归有光像
归有光于明武宗正德元年 [1]十二月二十四日（1507年1月6日）出生在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
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 [2]的归有光，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但他参加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称他是“贾（谊）、董（仲舒）再世”，将其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 [3]。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 [4]

南下还乡后，归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5]

归有光名扬海内，连恃才倨傲的徐渭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乡招请徐渭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渭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诸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6-7]

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十分困蹇。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事宜，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 [3]




勇抗巨子




归有光苏州石刻像 [8]
明代科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治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举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 [9]归有光屡不中式时，明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自己，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 [6]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等七子致力于诗作，散文并非其所长，但是他们的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 [2]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 [10]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 [2]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3]




晚年入仕




归有光半身像 [11]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12]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 [3] [13-14]

隆庆二年（1568年），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3] [15]




抱憾病卒

隆庆四年（1570年），归有光到京师朝贺万寿节。同年，受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终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 [1]。 [3] [16-17]死后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今江苏省昆山市金潼里邮电局附近）。 [18]




主要影响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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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成就
●
倡变文风





归有光头像 [19]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时王世贞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有光贬斥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项思尧文集序》）。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反之，他认为那种“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沈次谷先生诗序》）。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纚纚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答俞质甫书》）。当时，王世贞听到他批评自己“妄庸”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贞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还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 [3]●
散文特色


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在若干记叙、抒情散文中，能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 [38]。

归有光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韩愈）”，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给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使览者恻然有隐”。 [20]

其艺术特色大致有四点：
●
①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

●
②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

●
③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

●
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入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赀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3]




水利贡献






归有光塑像(3张)



太湖流域自古以来以富庶闻名，但伴随着发展，太湖水旱灾情越来越严重，到了明朝，每三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水灾。
归有光居住在安亭时，对太湖地区的水利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吴淞江是太湖入海的道路，只要拓宽吴淞江，解决吴淞江的淤塞问题，其他的水道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反对排泄太湖水，因为“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就使太湖干枯，于民岂为利哉！”他上书给当时的兵道、知府、知县，阐述自己的治水主张。他还搜集当时相关的水利文献，著《水利论前》《水利论后》等，撰成《三吴水利录》四卷，是古代太湖水利研究的重要资料。 [3]




藏书故实

归有光富藏书。其父在成化初年，已筑书室百楹于安亭江上，名为“世美堂”。至归有光时又多方寻购。夫人王氏，亦极喜藏书，听说有零册散编，则令女仆访求，置书达数千卷。声称平生无它嗜，独好书籍，以冶性情。藏书印有“世美堂印”、“世美堂琅玡王氏珍玩”、“一往情深”、“魏国文正公二十二代女”等。编辑有《诸子汇函》，上自周代的鬻熊《鬻子》，下自当代的宋濂《龙门子》，共94家著作，是明末以前收录子部书最多的一部丛书。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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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最初因为文学观点与归有光相左而讨厌他，后来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认为归有光可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 [21]。他在《归太仆赞》中称：“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韩愈）、庐陵（欧阳修）。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其晚达而终不得意，尤为识者所惜云。又作赞道：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剪缀帖括，藻粉铺张。江左以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 [2]

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作铭说：“秦、汉以来，作者百家。譬诸草木，大小毕华。或春以荣，或秋以葩。时则为之，匪前是夸。先生之文，六经为质。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叹，皆谐吕律。匪笾匪簋，烝肴有飶。造次之间，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请观其书。” [2]

张岱：“归熙甫、汤义仍（汤显祖）、徐文长（徐渭）、袁中郎（袁宏道），皆生当王（王世贞）、李（李梦阳）之世，故诗文崛起，欲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熙甫亲见王弇州主盟文坛，声华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举子，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树牙颊相榰柱，不少下，其骨力何似！” [22]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震川先生小传》中评价归有光的诗文说：“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于八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欧阳修）、曾（曾巩），临川（王安石）则不难抗行。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 [2]又在《题归太仆文集》中称赞道：“如熙甫之《李罗村行状》、《赵汝渊墓志》，虽韩、欧复生，何以过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于介甫、子繇，殆有过之无不及也。士生于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与两汉同流，不为俗学所澌灭，熙甫之功，岂不伟哉！” [23]

张廷玉等在《明史·文苑传》开篇介绍明代“文士”时提及归有光说：“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 [24]

王鸣盛在《钝翁类稿序》中，从散文发展的角度评价了归有光的贡献：“明自永、宣以下，尚台阁体；化、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 [25]

林则徐曾在嘉定归有光祠题一联：“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39]

石韫玉：“弇州作赞，曰继韩欧。公名一代，公文千秋。” [8]

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
●
唐有裴度、段文昌等扬六朝之颓波；亦与明有唐顺之、归有光辈振八家之坠绪，仿佛差似。 [26]

●
虽以世贞之高名盛气；而有光拔帜易帜以屹自树立，开清桐城之文，而妙出以纡徐。其文由欧阳修以几太史公；虽无雄直之气，驱迈之势，而独得史公之神韵。……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事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侧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史公。盖有光以前，上而名公硕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闻隽语，刿心怵目，乃以厕文人学士之笔。至有光出，而专致力于家常锁屑之描写。……然有光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亦有近俚而伤于繁者。特自何李崇茁轧之习，号为力追周秦；王李重扬其波，天下从风靡。而有光一切刮磨，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可不谓之特立独行之士乎哉！ [26]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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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全集》
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归有光死后，其子归子宁曾辑其部分遗文，刻于昆山，词句多有改窜，其孙归昌世与钱谦益遍搜遗文，细加校勘，编为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间，曾孙归庄又增益部分遗文，经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正集30卷、别集10卷，共40卷。内收各种体裁之散文774篇、诗歌113首。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震川先生集》共40卷，系据明常熟刊本影印。 [37]
归有光还著有《三吴水利录》四卷、《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皇明经世文编》辑有《归太仆文集》两卷 [27-28]。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归有光全集》。 [29]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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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姓名


简介


外曾祖父

夏昶

明代画家，官至太常寺卿、直内阁。


祖父

归绅

县学生。


祖母

夏氏

夏昶孙女。


父亲

归正

县学生，后赠文林郎、长兴知县。


母亲

周氏

追赠孺人。


长姐

归淑静

——


二弟

归有尚

——


二妹

归淑顺

——


三弟

归有功

——


原配

魏氏

——


继室

王氏

安亭望族之女。


费氏

——


长子

归子孝

十六岁时染病而亡。


五子

归子慕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举人，卒赠翰林待诏。


儿子

归子祜

参与整理归有光遗文。


归子宁

参与整理归有光遗文。


孙子

归昌世

篆刻家、书画家、文学家，与李流芳、王志坚合称昆山三才子。


曾孙

归庄

明末书画名家，明亡后曾于昆山起兵抗清，事败后隐居不仕，晚年致力整理归有光全集。


表格参考资料： [2] [30-31] [38]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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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




震川书院旧址
震川书院始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为纪念归有光，当时的江苏巡抚陶澍奏请清道光帝批准， 动用菩提寺东边空地，建造震川书院，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竣工。书院占地11.7亩，书院与古刹菩提寺相连，南有和尚浜溪流，对岸为大熊墙，缀以绿树翠蔓，清净异常。东与因果树相通，北又有和尚浜小溪。书院门首镌刻“震川书院”四个篆字。光绪二十五年（1903年），震川书院停办。翌年毛源等人借书院原有经费，在原地开办震川小学堂。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办中学。现为安亭中学。 [41]



墓葬

主词条：归有光墓




江苏昆山归有光墓
归有光墓位于江苏省昆山市金潼里，墓地方圆5亩多，墓有多冢，东冢为其高祖南隐公暨配俞氏之墓；西冢为归有光暨配魏氏、王氏之墓，曾孙归庄墓附葬在西冢之次。原墓门在东，乾隆六年（1741年）县令丁元正封筑后，移至冢之前。1934年重加修尊，将墓门改建，篆额“归震川先生墓”，墓穴用水泥浇成圆顶，并立“明太仆寺丞归震川先生墓碑”；墓左建御倭亭，纪念归有光在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入城御倭的功绩。 [40]



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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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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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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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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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南直隶昆山人。初名继绅、绛，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因避人陷害，曾化名蒋山佣。居亭林镇，学者尊称亭林先生。 [8]与黄宗羲、王夫之合称清初三先生，加上唐甄合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 [1]

他在明末为诸生。少时加入复社，阅读邸报，留心经世之务。二十七岁时秋试被黜，退而读书，遍阅各地郡县志书及章奏文册资料，研究疆域、形势、水利、兵防、物产、赋税等社会实际问题。弘光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清兵陷南京，他改名炎武（仰慕文天祥的门生王炎武，即王炎午 [9]），在昆山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离乡北游，往来鲁、燕、晋、陕、豫诸省。遍历关塞，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访学问友。康熙时举博学鸿儒、荐修《明史》，均不就，后卜居陕西华阴以终。葬于昆山千灯镇 [10]。

顾炎武论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强调学以经世，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之事，都应探究原委，反对明末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言，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学方法主张博瞻贯通，“每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辨别源流，审核名实，注重实证。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历史地理学，为清代乾嘉汉学开启先河。著书撰文注重独创，反对因袭、盲从和依傍。一生著述丰富，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书。 [7]












































别    名顾继绅、顾绛（曾用名）、蒋山佣（化名）、亭林先生（尊称）
字忠清、宁人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南直隶昆山（今江苏昆山）
出生日期1613年7月15日
逝世日期1682年2月15日
主要成就开朴学风气；提出经世致用、明道救世思想
主要作品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
本    名顾炎武


目录

1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南明抗清
▪家族风波
▪率众结社
▪牢狱之灾
▪累拒仕清
2主要成就
▪学术思想
▪学术影响
▪个人著述
3人物评价
4轶事典故
▪留恋明朝
▪博学强记
▪鼠咬书无怒色
▪善于治财
▪不夜行
▪手不释卷
5出版图书
6后世纪念
▪昆山故居
▪祠和墓
▪顾园
▪北京故居
7史籍记载





人物生平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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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求学




顾炎武
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的忠义之节。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南明抗清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泾，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酉四论” ，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指向苏杭。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

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顾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泾，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顾炎武，说：“我即使是一个妇人，身受皇上恩宠，与国俱亡，那也是一种大义。你不是他国的臣子，不辜负世代国恩浩荡，不忘记先祖的遗训，那么我就可以长眠地下了。”（《先妣王硕人行状》）

安葬王氏后，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一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延平使至》）。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子，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顾炎武也是参与了的。

顺治四年（1647年）夏，事情败露，“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顾炎武还往寻顾咸正，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顾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年），顾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顾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然而，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顾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顾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诗集·精卫》）。




家族风波

崇祯末年，顾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灯的故居和在常熟语濂泾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年），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率众结社




顾炎武像
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顺治十一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年）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一度改称神烈山）。




牢狱之灾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顾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顾炎武，打算置之死地。顾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顾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挚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顾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顾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顾炎武拜钱谦益为师。顾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炎武也太性急了。”

顺治十三年（1656年）春，顾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顾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顾炎武之家。这之前的几年当中，顾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顾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累拒仕清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元旦，顾炎武晋谒明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明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回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顾炎武45岁。顺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晚年，始定居于陕西华阴。

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

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顾炎武拒绝说：“假如这样做，那不仅仅是介之推的出逃了，而是效仿屈原为楚而死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

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3]




主要成就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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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




顾炎武苏州石刻像
顾炎武被称作是“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明道救世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

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日知录》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 [2]

经学济理学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十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卷七）

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抉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上书，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卷三）。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文集》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佛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 [2]

博学于文






顾炎武书法(6张)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
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2]

行己有耻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




顾炎武《书呈王山史先生》
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2]




顾炎武《画呈王山史先生》
右图为顾炎武书画作品《书呈王山史先生》、《画呈王山史先生》，现为金陵天渡楼收藏。
古韵研究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

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学术影响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所倡导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过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顾炎武学术对乾嘉学派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来学者们对此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4]

学术规模




顾炎武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学术基本上一直以经学一统天下。自汉唐以迄宋明，虽亦有文字音韵、训诂考证、金石考古、算学历法等学术门类的萌生和兴起，但这些学问基本上都属于经学的附庸，它们随经学的兴盛而产生，并服务于经学的注经解经活动。所以，在清学兴起以前，传统学术只有林立的门派之别，没有明确的门类之分。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学，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背诵，……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顾炎武对经史百家进行的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顾炎武之后，乾嘉诸儒接踵继起，对各门学问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学术门类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乾嘉诸儒所做的工作，举其要者，约有十三个方面：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上列诸项尽管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学术的规模和气象。乾嘉诸儒的这些学问，论其端绪，除辑佚、类书等少数方面外，基本上都发自顾氏。有的学者认为，乾嘉学术的专精与顾氏学术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远，其实，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乾嘉诸儒的专精之学正是顾氏的广博之业进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结果。故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顾炎武之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开启了清学的学术门类，而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他曾说：“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又说：“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故潘耒称“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氏之学的这种博通气象，对乾嘉学术亦有很大影响。在许多学者的眼中，乾嘉诸儒似乎专以学业专精闻名，而与顾氏之学的博赡精神很不相符。这种观点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学者中固有专经之士，然亦不乏博学之儒。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吴派学术的先导者惠士奇“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闇颂。”他曾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吴派中坚惠栋“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

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尹继善、文襄公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吴派大师钱大昕“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文多不载。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阮元亦谓：“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吴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又有《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与洪容斋、王深宁不相上下。”吴派学术号称“纯汉学”，最以专精为世人称道，而其几位代表人物之博学尚且如此，可见他们并未偏离顾氏所倡导的博通学风。至于皖派学术，本来就以考据详博见长，而尤重义理之阐发。

江藩评其开创者江永说：“考其学行，乃一代通儒，戴君为作行状，称其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非溢美之辞。”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经学、史学、小学、音韵、训诂，博通天文、历算、地理、水利之学，其多闻博学之名饮誉学界。扬州派学者治学惟是为求，不守门户，其学术范围更为广博。江藩称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综群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

其另一领袖焦循专研经书，博览典籍，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无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学，主张治学要“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称“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上述可见，乾嘉学者不仅从专精方向上深化了顾氏所开创的各门学术，而且在学术气象上亦进一步弘扬了顾氏所倡导的广博学风。 [4]

治学宗旨




顾炎武手稿
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芜之论，坚决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宰物。
因此，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故顾氏的学问，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顾氏的经世致用之旨，对乾嘉学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历来学者们纷争最多的一个问题。其中比较通行的观点是，认为乾嘉学者背离了顾氏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背离”说的基本论点是，认为乾嘉学者皆沉溺考据，埋首故纸，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因而泯灭了清初学者的体国忧患和济世情怀。这种观点就乾嘉时期思想界万马齐喑的现实来看，确实不无道理，但如若细究当时学界的文化境遇和学者的文化心态，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乾嘉学者沉溺考据，埋首故纸，从消极方面说，固然有其远逃现实，洁身避祸的一面，但从积极方面说，这种刻意的逃离和有意的回避，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据学者对正统理学的漠视和冷落，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无言的抗争和顽强的抵触。清朝自倾覆朱明、问鼎中原以来，为了征服汉民，稳定人心，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推行高压政策，不许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另一方面则竭力表彰理学名臣，大力扶持宋明理学，企图以理学立国，来笼络利诱汉族士子文人。然清朝统治者的这种苦心，并未得到思想学界的响应。

终清一朝，理学虽然一直高踞庙堂，但却受到了大多数有骨气的学者的唾弃。与理学的日趋沉沦相比，委身山林的汉学或朴学却在乾嘉时期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以至清廷为了拉拢学界精英，亦不得不转而褒奖汉学。当初顾氏在民族沦亡之际，曾猛烈抨击日趋衰微的理学，他除了出于学理上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到了乾嘉时期，理学以高踞庙堂之尊，仍然受到学界精英的坚决拒斥，除了学理上的需要之外，恐怕亦不能说其中完全别无乾嘉诸儒之深意。

其次，乾嘉学者训诂旧籍，不论今事，博稽故实，不议时政，并不表明他们必然摒弃了定邦安民的经世理想。由今日学者的眼光来看，钻研故纸的学问确实离现实最远，与用世无缘。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乾嘉学术，就无法解释清代学者为什么一面激烈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大力提倡在许多人看来最不济用的训诂考据之学。事实上，乾嘉学者对训诂考据的意义有着与今日学者完全不同的认识。自顾氏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来，稽古通经明道救世就成为清代学者所共守的学术路线。

顾氏曾说：“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又说：“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在他看来，经史典籍乃礼乐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稽古可以明道，经术可以经世。所以，他之提倡音韵训诂、辨古考史，就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古代文献，描述古史陈迹，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考察历代治世得失，即他所云“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之谓也。顾炎武这种训经明道，考史鉴今的学术理念，亦为乾嘉学者所崇奉。

乾嘉学者的经世意识与顾氏的经世胸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细究其本末源流，不难发现他们共同的学术理念和相似的学术心态，其间的联系可谓薪尽火传，从未断隔。上述可见，顾炎武对乾嘉学派的影响既深且广，称其为乾嘉宗师是当之无愧的。 [4]

治学门径

顾炎武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以明音韵为治学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韵文字而通经子百家的口号，其言曰：“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在他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知音才能通经，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阐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志，发明古音，考正古韵，开辟了清代学者以音明经，通经明道，明道救世的学术路线。

其后，乾嘉学者皆推崇顾氏的音韵学成就，并把由音韵以通训诂、就古音以求古义作为他们治学的基础。顾炎武在研究音韵训诂和经史考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学方法。他善于以札记的形式，通过排比资料，相互参照，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继而广征博引，援古证今，以批驳舛谬，辨正疑误。潘耒称其“有一异议，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如钱大昕仿顾氏《日知录》之体例，作《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于小学、经学、史学、典制、职官、氏族、金石、舆地、天文、历算、辞章之学，皆造其微。阮元称其书“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

钱氏又撰《廿二史考异》一百卷，运用顾氏之历史考据方法，辨正古史，考证史事，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考史之功，最享时誉。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十七部正史改讹补脱，去衍勘误，考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诠解蒙滞，审核舛驳，最为精审。王氏晚年又将考证所得，编为《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学风亦直承顾氏。

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评判史书体例，正读文字讹误，补缺订伪史事，比类综合史料，其持论皆能斟酌时势，考据尤为精赅通贯。他曾自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其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此虽赵氏谦逊之言，然其治学实以顾氏为宗。他又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于经义、史学、掌故、艺文、纪年、官制、科举、风俗、丧礼、器物、术数、神佛、称谓之属，皆详加探究，颇能综贯异说，考竟源流。 [4]




个人著述




《日知录校注》封面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50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含《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韵补正》《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他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顾炎武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 [2]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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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曾经为顾炎武作一对联：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诵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实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型。

沈德符（《明诗别裁》）评：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 [2]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评曰：独超千古，直接老杜。 [2]

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经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清代学者汪中（《国朝六儒颂》）：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

人民网《顾炎武治学的精品意识》：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顾炎武，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一部洋洋八十万言的读书札记《日知录》。这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巨著，“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日知录》问世三百多年来，始终被学术界尊为精品，以至成为有清一代文史大家如阎若璩、钱大昕、唐甄、朱彝尊、方苞、全祖望、戴震、赵翼、姚鼐、洪亮吉、刘逢禄、魏源等一再疏正论辩的“显学”。

虽是一部倾注大量心血精炼而成的巨著，但顾氏为该书所写自序却只有短短的六十一字：“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倘若减掉书名来源和作者籍贯姓名所占十五字，则仅余四十六字，真是精炼得不能再精炼了。

其意是说，我从小读书养成一个习惯，每有心得，便信手记录下来。日后发现与新材料和新认识有不合之处，就反复修改。倘若发现与古人所见略同，则干脆删除。日积月累，花三十年工夫写成本书，期待后世方家审正。自序所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是务实，表现了顾炎武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尊重先辈劳动，不掠他人之美的严谨治学态度；“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以正后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顾炎武勇于探索、认真修正，谦虚谨慎、无愧后人检验的扎实治学精神。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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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恋明朝

明朝灭亡后，年仅三十二岁的顾炎武誓不损节，不为清朝服务。每年端午节，他总是在门前悬挂一块红色的蔓菁，在里面塞上一点蒜青，并在后面挂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避青”二字，意思是“不直国朝恶而避之”。因此人们称他为“避青先生”。他曾六次从家里步行至南京明孝陵哭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往返数千里，不辞跋涉之苦。又在漂泊各地途中，两次到北京昌平县长陵哭吊明成祖朱棣，六次到明思陵哭吊明代末帝朱由检。 [5]




博学强记

顾炎武小时候，每年春夏温习经书，家人为他请了四名声音宏亮的士子，坐在周边。顾炎武面前放一本经书，四人前面还放着该经书的注疏。他先叫一人读一段经书，遇到其中字句不同的或他忘记了的地方，则与四人辩论或再记一遍。一人读二十页书，之后再叫另一人读二十页，他每天温习经书二百页。

顾炎武自小至老手不释卷，出门则总是骑着一头跛驴，用二匹瘦马驮着几箱书。遇到边塞亭障，就叫身边的老仆到路边的酒店买酒，二人对坐痛饮，咨询当地的风土人情，考究其地理山川。如果与平生所听到的不相符，他就打开书本验证，必定要弄清楚才罢休。骑在驴上无事时，他就默诵诸经注疏。碰上老朋友，他往往记不起他是谁了。有时掉到崖下，他也毫不怨悔。顾炎武这样勤学，终于成为学问渊博的大家，没人可与之抗衡。

顾炎武曾经客居北京。一天，在朝廷做官的王士祯去他住所拜访，对顾炎武说：“先生博学强记，请您背诵一下古乐府《蛱蝶行》好吗？”顾炎武当即背诵出来了，一字不遗，同座皆惊。《蛱蝶行》虽然只是一首仅仅五十六字的短诗，但它较生僻，要完整地记在脑海里是不容易的。 [5]




鼠咬书无怒色

顾炎武在写《音学五书》时，已经写好的《诗本音》二稿却又被老鼠咬坏了。他便再次誊写，一点怒色也没有。有人劝他翻瓦倒壁消灭老鼠，他却说：“老鼠咬我的书稿，其实是鼓励我呢！不然，把它好好地搁置起来，我怎么会五易其稿呢？”




善于治财

顾炎武在第一次哭吊完明孝陵后，独身北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首先在山东章邱县长白山下垦田自给。之后弃去，由门人辈管理田产，自己另寻他所。每到一处，他便买几个妾婢，置房屋和地产。因此他一生没有困乏的时候。他的两个在北京做官的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曾向他借钱用，共计数千两白银，他也不向他们索要。康熙七年（1668），顾炎武卜居于陕西华阴县，置田五十亩以自给。他钟爱沙苑蒺藜，曾说：“这个吃久了，不吃肉不喝茶也可以。” [5]




不夜行

康熙十五年（1676年），顾炎武客居北京，有一天他去看望两个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两个外甥设宴款待他。可是只喝了三杯酒，顾炎武即起身要回住所。徐乾学立即说：“甥还有薄蔬没上桌，舅舅再喝一点酒，畅饮至半夜，然后我派人打着灯笼送您回去，怎么样？”顾炎武立即发火了，说：“世间只有淫奔、纳贿这两类人夜行，哪有正人君子夜行的？”身为大学士的徐乾学屏息肃容，不敢再说一句话。后来顾炎武的外孙陆舒城说：“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 [5]




手不释卷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译文】

凡是顾炎武外出旅行，都用马、骡子载着书跟随自己。到了险要的地方，就叫退役的差役打探所到之处的详细情况，有时发现所到之处的情况和平日里知道的不相符，就走向街市客店中，打开书本核对校正它。有时直接行走地平坦的大路上，不值得停下来考察，就在马背上默默地诵读各种古代经典著作的注解疏证；偶尔有什么遗忘了，就到客店中打开书仔细认真地复习。




出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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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郡国利病书

作者名称 顾炎武

作品时间2002-4

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120卷。明末清初顾炎武撰。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后，即开始搜集史籍、实录 、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约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




音学五书

作者名称 顾炎武

作品时间2005-2

《音学五书》是明末清初的音韵著作，作者是顾炎武。大约成书于1667年，全书分为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5个部分。《音论》分上中下3卷，共15篇，论述古音和古音学上的重大问题，集中地阐述了作者对古音学的基本看法，是《音学五书》的总纲。其中重要的有 4篇：《古人韵缓不烦改字》，《古诗无叶...




日知录

作者名称 顾炎武

作品时间2017-1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该书是一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顾氏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其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




日知录集释

作者名称 顾炎武

作品时间2006-12-1

《日知录集释》是2006年12月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顾炎武。本书主要为收录作者的精选优秀作品。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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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故居




亭林园-顾炎武雕像
顾炎武故居，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占地60亩，建筑面积5450平方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由嗣子顾衍生，从弟顾岩扶柩回昆山千灯故里，葬于祖茔嗣父顾同吉、嗣母王贞孝之墓穴次位，墓前有碑，上刻“顾亭林先生暨配王硕人合墓”；周围有砖砌矮墙，嵌有清石碑各一块；墓南有明皇朝为旌表顾炎武嗣母王氏的贞孝坊；墓后柳树四棵，四周松柏数十株。
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新阳县知县万厉钧重修了坟墓。民国三年（1914年），广东学者、孔教会主持人梁鼎芬专程来千灯瞻仰亭林墓及遗腹遗像，并出资委托顾炎武十二世孙顾子玉等筹建亭林祠。1956年，顾炎武墓及祠堂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该墓及祠堂曾遭到破坏。1984年、1987年、2000年昆山市分别拨款进行重建和修葺。经过修缮后的顾炎武故居，包括顾炎武故居、亭林祠堂和墓及顾园三个区域，为千灯明清宅第之首。

故居为整个宅第主体，朝东落西，为五进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筑，自东而西依次为水墙门、门厅、清厅（轿厅）、明厅（正厅、楠木厅）、住宅楼，北侧有背弄连接灶房、读书楼和后花园，故居前与千年石板街相接，后与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该区域主要再现顾炎武居家生活、读书场景，各厅内陈列顾炎武塑像、手迹、著作、生平事迹和国内外对顾炎武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祠和墓




顾炎武墓地
落北朝南，东侧有门与顾炎武故居相通，西侧墙外为顾园。祠南向三间两厢一门楼，以三间相通作一大祭堂。两边墙上及外面走廊墙中嵌有砖石刻碑12块，记述先生事略。其中一块有先生所著《日知录》中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庭中盘槐、桂花各两株。亭林墓露台均用花岗石砌造，石阶七级，围以石栏杆。



顾园

顾园，占地30亩，位于故居西南侧，与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依史恢复修建的融湖光水色、历史人文为一体、具有江南私家园林风格的游览区。内曲水环绕，环水有致用阁、思宜园、颂桔轩、“归奇顾怪”（二石斋）、秀石虬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阁、四柿亭等及碑廊等10个景点，各景点以诗文、字画、语录、塑像等形式寓意顾炎武的精神和生平。




北京故居




北京顾炎武旧居
北京顾炎武故居，在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报国寺西院建有顾炎武故居。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有佛殿、享堂、碑亭等建筑。顾祠曾被八国联军轰毁，后张之洞改修昭忠祠，1921年王式通等重修。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北京报国寺 顾亭林祠




史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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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顾炎武传》（卷四百八十一·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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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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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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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乾学（1631年11月24日—1694年9月6日 [24]），字原一、幼慧，号健庵 [1]、玉峰先生，清代大臣、学者、藏书家。清江南（明朝为南直隶）昆山人，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外甥，与弟徐元文、徐秉义皆官贵文名，人称“昆山三徐”。

康熙九年（1670年）庚戌一甲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编修。康熙十一年（1672年），任顺天乡试副主考官，因选人不当，降级调用。后升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母丧归家，著《读礼通考》120卷，丧满任《明史》总裁官，升侍讲学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廷试第一，入南书房，教习皇子，升内阁学士，任《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 [21]与高士奇、王鸿绪等互相标榜。 [19]其家人门客子侄亦受贿营私，横行乡里，因而屡遭劾奏。然罢官之后，康熙帝仍命将书局自随。 [21]

著有《读礼通考》《通志堂经解》《传是楼书目》《澹园集》等。 [19]家有藏书楼“传是楼”，乃中国藏书史上著名的藏书楼，藏书甚富，辑有《传是楼书目》。 [21]

徐乾学像取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一辑，清叶衍兰辑摹，黄小泉绘。 [22]












































本    名徐乾学
字原一、幼慧
号健庵、玉峰先生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
出生日期1631年11月24日
逝世日期1694年9月6日
主要作品憺园集、读礼通考
主要成就嘉兴组织十郡大社，被任命为《明史》总裁官
官    职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


目录

1人物生平
▪科场顺达
▪仕宦著学
▪翰林升迁
▪乞归被劾
2主要影响
▪编纂文献
▪藏书成就
3历史评价
4轶事典故
▪传是楼名
▪迎奉取宠
▪谄附明珠
▪遭受弹劾
▪登高盼官
5主要作品
▪编纂
▪著述
▪诗作
6人际关系
7史籍记载
8艺术形象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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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顺达

徐乾学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十一月二日（11月24日），自幼聪明，8岁能文。顺治七年（1650）与吴伟业、尤侗、朱彝尊等在嘉兴组织十郡大社。

顺治十一年（1654年）徐乾学进入太学。康熙九年（1670年）徐乾学参加殿试，御赐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2]

徐乾学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状元徐元文，康熙十二年（1673年）探花徐秉义的大哥。人们称徐氏三兄弟为“昆山三徐”。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是他们的舅父，三兄弟都曾得到顾炎武的捐助。




仕宦著学




徐乾学半身像 [4]
康熙十一年（1672年），徐乾学作为副考官，与蔡启観一起典考顺天府乡试。他从已被放弃的试卷中挑出了韩菼，可以说慧眼识才，最终韩菼夺魁，成为状元。而由于他的此举，使文体发生了古朴而清新文雅的变化。后来，由于副榜遗漏汉军卷未取，遭给事中杨雍建弹劾，徐乾学、蔡启観二考官被降一级调用。
康熙十四年（1675年），徐乾学捐复原官，后升为左春坊左赞善，充任日讲起居注官。不久，他的父母先后去世，丁忧回老家。 [3]

康熙十五年（1676年），徐乾学在别人帮助下，开始编纂一部关于丧礼的重要著作《读礼通考》，计一百二十卷，他博采诸家之说，剖析义理十分透彻。后来经多次校订，在他去世两年后，由他的儿子开始刊行。应当指出，用于编纂此书的某些资料，乃抄袭万斯同。

康熙十九年（1680年），他为纳兰性德搜集唐、宋、元、明学者的解经之书，纂辑成《通志堂九经解》一千七百九十五卷。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徐乾学被任命为《明史》总裁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翰林院侍讲。后来徐乾学升为侍讲学士。




翰林升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徐乾学的儿子徐树屏、侄子徐树声等都考中顺天乡试。康熙帝一看所中大都是江南浙江籍，在来自南方的应试者中，居然有文理悖谬，文体不正的也中了举，康熙帝命令再勘察考卷。结果将原来典考的官员革职严办，徐家两名子弟也双双落第。年底，徐乾学迁任詹事府詹事。 [5]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大考翰林詹事于保和殿，徐乾学列为一等，徐乾学和韩菼、孙岳颁、归允肃等获皇帝褒奖赏赐，随即升徐乾学为内阁学士、在南书房值班。徐乾学出任《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为庶吉士编纂一部《教习堂条约》，此书后来收入《学海类编》。同年，由他主持诠释康熙帝钦定的《古文渊鉴》脱稿，全书六十四卷。这一年，户部郎中色楞额疏请禁用明代旧钱，户部尚书官科尔坤、余国柱等随声附和。徐乾学上奏，认为新、旧钱应兼行并用。指出如果设立严禁旧例，恐怕会无端产生麻烦和骚扰。最后，康熙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6]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徐乾学授任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次年，升左都御史，并兼任《一统志》编纂局总裁。与明珠亲信佛伦、余国柱结怨。后来徐乾学又与索额图、熊赐履勾结，反击明珠。徐乾学利用其门生郭琇弹劾明珠，明珠、余国柱遂罢相。 [7]李光地说徐乾学“谲诡奸诈”。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

同年，擢升刑部尚书。任上，他整肃台纲，劾罢甘肃、山东两总兵。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徐乾学任会试主考官， [8]




乞归被劾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湖广巡抚张汧爆发贪污案，张汧被逮捕问罪时，供出曾向徐乾学行贿，并涉及高士奇和陈廷敬。后为康熙所庇，事遂不了了之。后又被许三礼劾“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徐乾学上疏请“放归田里”，五月，康熙准徐乾学罢官，携书局即家编辑，随行有阎若璩、顾祖禹、胡渭与黄虞稷，致力于《大清一统志》编修，又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排比正史、参考诸书，纂成《资治通鉴后编》—百八十四卷。

康熙三十年（1691年），徐乾学因曾写信给前任山东巡抚钱钰，包庇朱敦厚，事发后，徐乾学、钱钰均遭到革职。其子徐树敏亦被举发私收馈金。 [9]康熙三十年（1691年）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清史稿》作傅腊塔，明珠的外甥）弹劾徐乾学及其弟徐元文不法之事“招摇纳贿，争利害民”共十五款，闰七月二七日徐元文“惊悸呕血而死”。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一年（1692年）间，徐乾学一家被控不法事有二十多起。

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1694年9月6日）去世，墓在苏州吴县光福青芝山。 [24]康熙下谕大学士推举文章学问超卓的人上来，王熙、张玉书等举荐了徐乾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康熙帝命他们来京修书。徐乾学在之前已经逝世，遗疏将自己编著的《一统志》进与康熙帝，康熙帝下诏恢复他之前的官职。 [10]




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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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文献

徐乾学著作等身。康熙朝钦定官书，十之八九都是他监修总裁的，被世人看重。死后遗疏，呈进其所纂的《一统志》，可谓撰写终生，死而后已。徐乾学回南方编纂《大清一统志》时，邀请一些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到苏州西南太湖的洞庭湖别墅中参与编纂。这些学者中有阎若璩、顾祖禹、胡渭与黄虞稷。徐乾学与这些学者不辞辛劳编纂《大清一统志》。所据资料主要取自徐乾学著名的藏书室“传是楼”。






徐乾学印徐乾学印徐乾学印乾学徐氏珍玩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徐乾学部分印鉴





藏书成就






徐乾学部分藏书印(4张)



徐乾学是个大藏书家。他私家藏书于“传是楼”，有藏书楼七楹，藏书甲于康熙一朝，“一时通经学古之士，如阎若璩等亦多集其门” [11]，先收购季振宜“静思堂”大部分精品藏书，后李中麓藏书也尽归麾下。藏书印有10余方，主要有“玉峰徐氏家藏”、“冠山堂”、“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昆山徐氏乾学健庵藏书”、“东海”、“嶦园”、“健庵考藏图书”、“昆山徐氏家藏”等。此楼藏书目录《传是楼书目》4卷，以千字文为编号，不按四部分类。一字为一橱，凡56橱；收书3 900余种。每书上记卷数，下记册数。另编有《传是楼宋原本书目》，则专记所藏宋元精椠。，初印于民国四年（1915），并附有徐秉义的藏书目录《培林堂书目》。
次子徐炯，字章仲，号自强，官至刑部贵州司员外郎、直隶寻道、提学使等。继承其父藏书，有藏书印“徐仲子”、“徐章仲所读书”、“徐炯收藏秘籍”、“彭城仲子审定”等多枚，徐炯著有《五代史记补考》。第五子徐骏，亦继承传是楼藏书，有藏书楼为“清景山楼”。 [12]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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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稿》：儒臣直内廷，谓之“书房”，存未入关前旧名也。上书房授诸皇子读，尊为师傅；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乾学、士奇先后入直，鸿绪亦以文学进。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乾学、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竟编纂之业，士奇亦以恩礼终，不其幸欤！ [13]

●
许三礼：“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

●
万斯同《传是楼藏书歌》云：“东海先生性爱书，胸中已贮万卷馀，更向人间搜遗籍，真穷四库盈其庐。”

●
黄宗羲在《传是楼藏书记》中赞扬他说：“世之藏书家未必能读，读者未必能文章，而先生并是三者而能之，非近代藏书家所及。”

●
汪琬撰《传是楼记》，其中说徐氏藏书“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烂然”。

●
乾隆帝：徐乾学阿附权门，成德滥窃文誉，二人品行，本无足取。但不以人废言，故补刊齐全，订正讹谬，以臻完善。

●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其纯然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而流毒及于今日者，莫如徐乾学、汤斌、李光地、毛奇龄。”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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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是楼名

南北藏家之书，尽归其门下，有“传是楼藏书名甲天下”之称。江钝翁的“传是楼记”记载：徐先生召集他的子孙们上楼，对他们说：“我拿什么传给你们呢。曾经感慨为人长辈的，每每想传他们后代田地钱财，而子孙未必能累世富有；想要传给金玉珍玩宝贝而子孙们又未必能保住这些宝物；想要传给他们后代园池台榭，歌舞车马的用具而其子孙未必能世世享受娱乐；鉴于以上所言，那么我把什么传给你们呢？”徐乾学用手指着这些书而高高兴兴地笑着说：“所传者唯是矣！”立即命名藏书楼为“传是楼”。




迎奉取宠

徐乾学当时深受康熙皇帝宠爱，专以奖拔读书人，发现人才为己邀名。因此常有人投其所好，在他住的绳匠胡同里租房居住，每待五更时，故意大声读书给他听，以至于当时绳匠胡同的房价高出他处几倍。徐乾学权势极大，虽不亲自主试，但评考官对他言听计从。游说到他门下的人，无不登得科第。一年，有个姓杨的翰林主管顺天乡试，试前，徐乾学让人送去一个名单，指令揭榜之时名单上的“名士数人不可失也”。杨某一数，名单上的人数已尽将榜额占满。榜一发出来，京师大哗，街上到处张贴出匿名揭帖。康熙帝闻知，亲自过问此事，徐乾学派人曲意逢迎康熙帝说：“大清国初年，将美官授汉人，都不肯接受。如今汉人苦苦营求登科，足见人心归附，应该为此而庆贺。”康熙帝默然，此事竟然平息了。




谄附明珠

徐乾学先是依附宰相明珠，反对索额图派。脱离明珠之后，他自成一个派系，与明珠的北党相抗衡。据李光地说，徐乾学谲诡奸诈，是朝中的危险人物。索额图丧失权势后，徐乾学又与索额图、熊赐履勾结，反对明珠。

徐乾学人品欠佳，觊觎禄位，阿谀权贵明珠，史载其“登高而呼，衡文者类无不从而附之”，“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明珠长子纳兰容若是乾学门生，康熙十一年进士，曾为徐印行《通志堂经解》，又“获巨额赂遗”。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卷五《窃袭前人书》中说：“徐既爱其才华，复逢迎权贵……其心术行事为儒林轻蔑久矣。”又说：“窃他人书以为他人之作，斯又添一书林掌故，可哂也。”乾隆帝在《通志堂经解》补刻本的自序中说：“徐乾学阿附权门，成德滥窃文誉，二人品行，本无足取。但不以人废言，故补刊齐全，订正讹谬，以臻完善”。




遭受弹劾

徐乾学遭弹劾，说他收受湖广巡抚张湃贿赂，被解除官职，但是仍然留京，主持修书总裁事。诏令采购遗书，徐乾学汇集宋、元两朝经解，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以及唐朝《开元礼》等书，或者缮写或者用古本，综合这些书籍体要、条例奏进。康熙帝称善，夸奖他。他与学士张英每日侍候左右，凡有著作就是他俩的。康熙帝认为他二人学问渊博、通达，侍从称帝心意，特谕令遇到巡抚空缺，勿予推辞。不久，徐乾学迁任礼部侍郎、值讲经筵。朝鲜使臣郑载嵩诉他的国王受枉，言语悖妄不羁。徐乾学上疏说：他恐怕长处外藩，跋扈惯了，弹劾他言语失辞，不顺从才诉责他们国王。康熙帝看过疏奏，夸奖徐乾学所说有关国体，不久，朝鲜国王上疏谢罪。




登高盼官

徐乾学晚年，因事罢职，退居家中，本可息影林下，怎奈他不忘欲求，多方活动，居然有效，只等诏命下达，即可赴京就任。本定重阳节前数日，诏命必到。中间由于出点小岔子，所以延迟时日。乾学情不可耐，在重阳节前，每日带着门客数人，登洞庭东山，一面饮酒，一面盼着诏命。时而登高望远，看不见一丝烟尘，内心焦急，忧思重重，没有几天就忧虑成疾，不数日即长逝。而诏命即到。徐乾学觊觎禄位，急切丑态，固令人作呕，但他贪心未酬身先死，致使九泉蒙羞耻，而为后世所讪笑。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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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

《明史》 （奉诏）

《大清会典》 （奉诏）

《大清一统志》（奉诏）

《世祖章皇帝圣训》 （奉诏） 1687年

《太宗文皇帝圣训》（奉诏） 1687年

《通志堂经解》 1680年

《鉴古辑览》

《古文渊鉴》 64卷


徐乾学撰《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




著述

《澹园集》30卷、《憺园集》 36卷、《读礼通考》120卷、《文集》24卷、《外集》4卷、《虞浦集》、《词馆集》、《碧山集》、《历代宗庙考》、《舆地备考》、《舆地纪要》、《舆地志》、《资治通鉴后编》184卷、《传是楼宋元板书目》1卷、《传是楼书目》8卷、《教习堂条约》1卷




诗作
●
《博兴》 [14]

●
《宿迁》 [15]

●
《赠友》 [16]

●
《怀汉槎在狱》 [17]

●
《送待御念东先生》 [18]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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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姓名


备注


祖父

徐永美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副贡，后以徐乾学赠刑部尚书


父亲

徐开法

字兹念，号坦斋。十五岁中秀才，尽交东南名士，清军入关后隐居，后以子徐乾学赠翰林院修撰


母亲

顾氏

昆山顾同应之女，顾炎武第五妹


弟弟

徐秉义

康熙十二年（1673年）探花，官至吏部侍郎、内阁学士


徐元文

顺治十六年（1659）状元，官至刑部、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


徐亮采

徐开法之妾程氏所生


妻子

金氏

监生金允洽之女


妾室

张氏

生徐骏


儿子

徐树谷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


徐炯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进士，官至山东提学


徐树敏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官至安阳知县


徐树屏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官至广西提学


徐骏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进士，雍正时死于文字狱


女儿

徐氏

嫁张介眉


徐氏

嫁李邦靖


徐氏

嫁葛世隆


以上参考资料 [23]





史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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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一·列传五十八》 [13]




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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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电视剧《天下长河》：赵麒 饰 徐乾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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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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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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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文（1634年－1691年），字公肃，号立斋，江苏昆山人。 [2]探花徐乾学、徐秉义之弟， [3]号称“昆山三徐”。 [4]

徐元文勤学，有大志，顺治十一年（1654年），举于乡。顺治十六年（1659年），以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康熙八年（1669年），任陕西乡试正考官。康熙九年（1670年），升国子监祭酒。康熙十年（1671年），值经筵讲官。翌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康熙十四年（1675年），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讲授经筵。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明史馆，任为监修总裁官。次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正值三藩之乱，清军南下云南，叛军投降的人很多，徐元文建议对于被胁迫的人，应宽赦，允许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除去三藩时期的各项弊政。曾奉命监修的《明史》，又曾担任纂修《一统志》的副总裁官。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担任《平定三逆方略》《政治典训》《一统志》等书籍的总裁官。同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立碑划界，徐元文撰写了《与鄂罗斯国议定疆界之碑文》。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任三朝国史总裁官。两江总督傅拉塔弹劾徐元文和兄长徐乾学，遂被解职返回原籍，次年，病逝。 [2]

徐元文擅长书法、学术，常自己动手勘校书籍。著有《含经堂集》《得树园诗集》等。 [2]












































别    名徐公肃
字公肃
号立斋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江南昆山
出生日期1634年
逝世日期1691年
主要作品《含经堂集》、《得树园诗集》
本    名徐元文
官    职文华殿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


目录

1人物生平
▪少年得志
▪主持学政
▪伴驾侍读
▪直言敢谏
▪整顿吏治
▪修史撰书
2主要成就
▪吏治主张
▪编修史书
3个人作品
4家族关系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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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得志




徐元文石刻像
徐元文在少年时代就非常喜欢读书学习，14岁时经考试被录取为当地生员。他所读的书以六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书）为主，也常读诸子百家的著作，力求明了事理，经世致用。对"举子家言"，则有选择的去读。当时昆山所在的吴中地区，继承了明末东林党复社的遗风，盛行以文交往结社。徐元文兄弟三人也相约组织了文社，并命名为"慎文"、后改为斋号“集义居”。他们厌恶时俗曲薄，提倡古学，一时间，各种谈论学问的文章纷纷效仿徐氏兄弟的文风。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徐元文在乡试中考中举人。顺治十六年（1659年），在殿试中又高中进士第一名。当时他才26岁，顺治皇帝福临在乾清门召见了徐元文，对他抚慰有加。因宫后福临高兴地对孝庄皇太后说："今年我大清得了一位好状元。"下旨赐予徐元文冠带、蟒服，任命徐元文为翰林院修撰。

徐元文在翰林院的任职期间，多次被顺治皇帝召见。有次他扈从顺治皇帝到西苑，顺治皇帝特赐他乘坐御马。他特意写下"空传枚马金门侍。只倚雕虫事武皇"的诗句以记此事。有一天，徐元文随顺治皇帝造访僧斋蕉园方丈，向方丈请教佛家典籍，事后，徐元文对方丈没有表示谢意。顺治皇帝也没有难为他，却说："此人大有见解，他当状元是朕亲自选拔的。"

翰林院的日常事务很简略，徐元文就利用空闲时间研究学问。他不但钻研诗文，且努力通晓历史，求本探源，总结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




主持学政

自清初以来，江南地区拖欠钱粮现象一直非常严重。康熙初年，皇帝责成当地巡抚，按察使严加查办，江宁巡抚朱国治细加勘查得出一个数字：苏州（府治今江苏苏州）、松江（府治今上海松江）、常州（府治今江苏常州）、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四府，未交齐钱粮的文武官绅共计13517名。徐元文也在其列。依照惯例，对徐元文应予以处罚，降职调任銮仪卫。徐元文以此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分辩解释这件事情的原委。经过四年的时间，事情终于澄清，才恢复了徐元文的原职。康熙八年（1669年），徐元文充任陕西乡试主考官，他主持陕西乡试期间，注意选拔人材，被录取的多数是政治上无所攀援，出身于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贫寒之士，在陕西很有影响，陕西有人甚至这样说："士子能够刻苦勤奋读书，就是从徐元文这次主持乡试开始的。"接着迁任他为秘书院侍读。

康熙九年，徐元文升任国子监祭酒，充任经筵讲官。他感慨学校废驰，毅然以师道自任，他认为："自古人才盛衰，全看学校的兴废。汉唐以来，太学子弟都是认真选拔、精心培育的，所以人才辈出，清自开国以来，推行尚文皇道的政策，但是每年入太学的，除了官荫以外，只有缴纳贡品一条途径，由府、州、县学推荐入监的学生寥寥无几，而且多为年齿颓废之人，所以难于成材。"他请求按照顺治八年和十一年的旧例，让各省两年或三、五年推举一批优等生，选送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入太学。并请求按照顺治时的办法，各置省乡试，取副榜生若干名，送入太学。这样，各地的才智出众的学士都集聚于太学，对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大有好处。他的建议被采纳，并颁布实施。对于捐纳一事，徐元文说那是因为平定"三藩"（吴三桂、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精忠）叛乱所需的军饷既多又急、朝廷迫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他请求等到收复云南后，立即降诏停止捐纳。

他指出捐纳造成四大弊端：（一）官府养士育才没有比质量更重要的，而捐纳却造成了官员平庸冗杂；（二）由官府主持的考试是入太学的正途，学习期满考取太学，必须学习三门科目，用九年的时间。而捐纳者就不计年限，随捐随考。这就形成了对依靠正途考取的学士严厉苛刻，而对捐纳入太学者却优先照顾。这样，势必会"沮寒士攻苦之心，长富儿骄情之气。"（三）质量观念和考取方式已经混乱，而原来又没有把不称职的差等生革除的先例，考课难以进行，学士之风日益淡薄；（四）历年来吏部考核官员授予职衔，需要派任州县助理方面的职员不少于数千人。考取途径积弊很多，补缺授职的日子遥遥无期。可是一经授职，就会着官服、坐车乘轿，一副官太爷模样，招摇乡里。这样选官制度混乱，朝政实在让人忧虑。疏上，皇帝令吏部商议，最后决定：捐纳之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

徐元文就任国子监祭酒四年，任职期间各种规章制度得以认真遵守执行，端正了学风。他还同其他学者一起致力于教授众监生，徐元文举止文雅端庄，学识广博，他的讲解流畅明了，声音洪亮，学生们都很敬佩。他离开国子监以后，康熙皇帝曾经对群臣说："徐元文为祭酒，条规严肃，满族子弟不认真学习的，也一定要加以斥责，甚至鞭挞，至今监生们还畏服他，以后难得这样的人了。"




伴驾侍读




徐元文像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徐元文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重修《太宗实录》副总裁。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每天在弘德殿进讲，颇受康熙皇帝赞许。熊赐履任经筵讲官时，"非尧、舜之道不讲，非儒家经典不言。"他盛誉孔孟程朱之学，视为思维和行为的准则。这时康熙皇帝已经22岁，讲官谈论的儒家学说，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很想知晓历代王朝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他对讲它们说；"朕孜孜不倦求学的目的，无非是想明白义理，对治国有所帮助。朕学过的道理很希望能实践一下；仅仅玄谈义理，不是朕所追求的。"有一天，康熙皇帝对徐元文说："《四书》屡经讲解，已通晓文义，每观《资治通鉴》，详细地记载了前代得失，很有种子治国理民，应与《四书》掺杂讲解"。于是徐元文从《通鉴纲目》中选择那些有关国君的品德，治国理民的方式的事例，让翰林院分别撰写讲章，他亲自审订，按照顺序为康熙皇帝讲读。聪明好学的康熙皇帝仍感到不满足，便规定讲官讲完以后，他也讲解一番，相互切磋，徐元文对此很高兴。在他进讲时，采用先儒的评论，加上自己的看法，推理发挥，务求重点突出，观点鲜明，结合现实问题立论。这一年的经筵讲读结束后，徐元文把讲义呈给康熙皇帝，希望皇上经常浏览，进一步体会。康熙皇帝对于徐元文等人讲授的《通鉴》非常满意，称赞他们览讲的各章都很精当详细。对于他的学问和处理政务都有很大帮助。为了表达他是尊师重教的，特令徐元文等讲官一讲结束后，免于行礼。
康熙十五年冬，徐元文母亲去世，去官回家服丧。康熙十八年，设立史局。二月，徐元文丧服尚未满，康熙皇帝诏令他出任《明史》监修总裁官。他到任后，请求征购民间遗书文献，推荐李清、黄宗羲、曹溶、汪懋麟、万言等共同编纂，吏部没有批准。最后，是康熙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建议，但因李清、黄宗羲、曹溶三人年事已高，没能参编。

康熙十九年，徐元文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经筵讲官。受命任职那天，他到乾清门谢恩，康熙皇帝降旨嘉奖他从前的讲解之功，赐给他手迹3幅，其中一幅写的是"鸢飞鱼跃。"




直言敢谏

徐元文在中央官署任职，遇事敢言，从不阿谀奉承。有一次，朝中举行九卿会议推举江西按察使人选，有人推举兴泉道张仲举，御史唐朝彝极力宣扬说，张仲举在福建没有做出好的成绩。九卿准备上书弹劾唐朝彝，可是副都御史李仙根、给事中李宗孔二人不愿在书上签名，于是连这两人一起弹劾。经吏部商议，把李仙根、李宗孔降五级调用，将唐朝彝革职，康熙皇帝认为对他们的处分太重。徐元文上奏说：九卿会议推举人选，本是朝廷中正当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怎能怕有分歧呢？因意见不一致，就对他们如此处分，如果所推举的不是有才能的人，那谁还敢提出驳议与更正意见呢？而且从原则上讲通过科举途径考中可以成为后备官员的，在公布名单时，必须全部列上，在讨论推举官员时，应当允许对所推举者提出相反的意见，如果任凭一二名势力大且强暴者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妄加抨击，众人只能随声附和。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康熙认为有道理，应对他们免予处分。徐元文再一次上奏说："凡是免予处分的，都是有罪之人，但是皇帝圣恩予以宽免。唐朝彝等人却是无罪之人，如果圣旨只说不必处分，就周全多了。"康熙同意了他的建议。

当时三藩之乱即将平定，吴三桂的几十万叛军陆续投降，如何处置他们关系重大。徐元文上疏说："对于受胁迫而参与叛乱的人，应格外施恩宽赦，允许他们悔过自新。但如果让他们留在云南，却不是长久之计；移调到其他地方又耗资巨大；如果改换将领，会导致兵将的互相猜疑，终将留下隐患；划归各旗，又怕难以管理，所以应该区别对待。凡是可以留用的，应该与绿营、八旗将士一样录用，剩下的一律遣散为民，由各道安置，参加生产。这样既可以减少俸们的开支，军需用品也可以逐渐宽裕。至于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的老部下与嫡系，尤其应予解散，决不能让他们仍用藩旗的名目。三藩作乱期间，受害严重的是广东、福建、云南、贵州等省，叛贼在这些省份广征关税、贸易税，加重盐税，圈占了大量土地，无恶不作。现在，三藩已相继被消灭，而他们占夺民利破坏国政的事却由来已久，现在，朝廷大军势如雷霆，该处百姓渴望早日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应当先发布敕令，命令将军、总督、巡抚自进入贼境之日，马上废除以往所有的苛政。"康熙皇帝对这些建议很赞赏，下令讨论实行。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有的大臣对康熙皇帝歌功颂德，请求登封泰山，而徐元文独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国家当务之急，不是搞那些礼仪活动，而是"振纲纪"、"核名实"、"崇清议"、"厉廉耻"，乘此武定功成之时，应该明白告谕大小官员，清除疑虑，共成千秋大业。革除沿袭下来的苟且积习。不要安于现状，要奋发进取。疏文写好后，同僚们觉得他的言辞太直，劝他不要上奏。而徐元文却坚持己见，毅然上奏。康熙皇帝对徐元文的建议颇为称赞，认为是合理的。于是登封泰山的典礼就被免除了。




整顿吏治

清朝初期曾经多次下令清查大户人家隐占土地，来充裕国库的税收。规定：凡查出隐占田地的人户，或充军，或下狱。州县官吏为了升级进爵，捏造事实上报，以冒领功俸，这种现象不断出现，造成极大危害。徐元文通过查访得知：隰州蒲县（今属山西）庠生王命新、曹大明被迫出卖子女，康生贾松平竟把自己卖到平阳军营，夫妇同去服役，来交纳赋税。因此，徐元文极力陈述朝廷下令清查隐占田亩案，在具体实施中的弊端，他说："有些土地，本来就是无主的，不是人们有意隐占不报。地方官吏谎称是诡诈的人隐占，错误的依靠惩罚人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把无主之地强行摊派于人，然后借此搜刮钱财，敲诈勒索，到现在这种做法已沿袭多年。百姓不堪其苦，许多人举家逃亡。这样做名义上给国家增加粮产，实际上是虚耗粮产；名义上是清除弊端，实际上这才是弊端的根源"。督抚们在做之前共同进行欺骗，在做了之后又为做的事作掩盖。徐元文极力请求进行整治："凡是以前假报的，实行自己检讨、主动坦白和互相检举，这些姑且予以宽免，始终掩盖不讲实情的，应加重给予治罪"。徐元文任左副都御史3年，兢兢业业致力于重振纲纪，整顿吏治。

他与同他同属一个等级的官吏相处非常融洽、和睦，但是遇到问题却敢于极力争辩非弄清楚不可，没有什么顾忌。关系到八旗之内的事，众人大多退缩畏惧，不敢直言，唯独徐元文敢于讲话，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先后上奏弹劾福建总督姚启圣纵恣橘诈，妒功喜能；浙江副都统高国相纵兵虐民，两淮巡盐御史徇私包庇贪官。将军马哈达提出民间有很多隐名逃亡的人，请求自行拘捕，不移交地方衙门。徐元文认为不能这样。他说：文武兵民的划分，历来如此，以拘捕窝藏的逃犯为名，辗转倾害，必将扰民。满员大臣主张，应当命令以将军为主和督抚共同协商去处理。徐元文认为：这样仍然是将军为政，应当以督抚为主会同将军去处理。双方争论不已。最后，康熙皇帝听从了徐元文的主张。




修史撰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九卿会议推举道员王垓、胡悉宁为湖北按察使。康熙认为两人人才平庸，追问是由谁推举的。为此事，徐元文受到牵连，但是他并没有申辩，吏部商议将他降三级调用。徐元文为修史，终田孜孜不倦，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十分之六七的传记，缮写7卷本纪，撰稿15卷列传，呈进宫内。

关于南明诸王及其史事如何处理，是《明史》编纂过程中，政治影响很大且非常敏感的重要问题。一些参与修《明史》的人出于种种顾虑，主张以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覆灭为下限，南明的诸位皇帝不必写入。徐元文认为应该写入。他上疏说："南明福、唐、桂三五的事迹，不能不写，请准许援引《宋史》对益、卫二王和《辽史》对耶律大石的处理为例子，《明史》的编写，本纪家。"徐元文的意见最终被采纳。 [1]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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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主张

徐元文认为，吏治清明首先要严格官吏的选拔，清朝初年连年用兵打仗，国库已告贫匮，于是决定实行捐纳授官。规定凡是捐纳做官的人，任期满3年以后，称职的给予升迁或转任，不称职的则予以罢免。但是，却没有坚持实行下来。后来又规定3年满期，如果再有捐纳，则一律升迁转任。这样实行捐纳就造成了吏治腐败。那时各部寺院有数千名笔帖文书一类的小官，他们一致要求依照旧例捐纳当个州县官吏。徐元文极力主张不可以这样。有些人惧怕激成事端，主张让步，满员大臣也好言相劝。徐元文和他们争论了3天，他对同僚们说："这事除此别无它法，若出了事，由我一人承当，决不连累大家。 [1]




编修史书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康熙皇帝又命他专门管理史局，负责监修《明史》。当时，史局已建立5年，但修书未成。这时他既然不参与政事，于是便专心修史。他取来史局的人们所写的纪传稿，考订史实，参用诸家之说，以年为经以月为纬，亲自编辑。如果遇有疑难问题，就写信花钱请来熟知前朝典故的人，虚心求教，细心商榷，经常直到深夜。 [1]




个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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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经堂集》

《得树园诗集》




家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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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徐乾学、徐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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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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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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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秉义（1633年-1711年），原名与仪，字彦和，号果亭，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县）人，顾炎武外甥，徐乾学弟，徐元文之兄，中国清朝官员。 [5]

徐秉义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康熙十四年（1675年），典试浙江，多拔名士。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擢右中允，任《一统志》总裁。次年，升侍讲，任左庶子。谦退引病归，其兄弟卒后复被召。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擢少詹事、日讲起居注官。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升詹事，进礼部侍郎管詹事府。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授吏部右侍郎，充《明史》总裁，朝考御试赋第一，充武举正考官。康熙四十年（1701年），充经筵讲官、《律例》馆总裁。 [5]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以谳案拟罪失当解任，留翰林馆，补詹事。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次年，归休遂园。 [5]

徐秉义与兄乾学、弟元文倡为古学，文行兼优称正人君子。其编有《培林堂书目》，辑有《诗经识余》，著有《经学志余》《宋儒学案续》《经进集》《明末忠烈纪实》《易经识解》《耘圃培林堂代言集》《培林堂集》等。 [5]












































别    名徐与仪
字彦和
号果亭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县）
出生日期1633年
逝世日期1711年
主要作品《耘圃培林堂代言集》、《经学拾余》、《明末忠烈纪实》等
本    名徐秉义


目录

1人物简介
2相关事件
3著述名录
4代表诗作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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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科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选右中允。官至吏部侍郎，时人评为“文行兼优”。后与刑部侍郎绥色克同赴陕西，审理粮盐道受贿案，拟罪失当，贬詹事。后擢内阁学士。

康熙十四年（1675年），徐秉义典试浙江，一时知名之士几乎全被选拔完了。秋，徐秉义以史馆纂修被征召入京，授左中允。此后，徐元文任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徐秉义参与馆选。作为教司，考虑以兄拜弟不合礼教，而不拜教司不合王法。徐元文上疏辞去职务，康熙帝不答应。特免去徐秉义教司，此事才得以了结。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弹劾徐乾学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并纵容子侄贪赃受贿，广占田产。但对徐秉义，许三礼则说他“文行兼优”，向朝廷恳切举荐，希望能够加以重用。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三月三日，徐秉义与钱陆灿、孙旸、盛符升、徐乾学、尤侗、何棒、黄与坚、王日藻、许缵曾、周金然、秦松龄等十一位老耆聚饮修禊于遂园，宫廷画家禹之鼎绘《逐园耆年楔饮图》。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擢少詹事，日讲起居住官。康熙三十八年，升任詹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任殿试读卷官。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后，徐秉义告假还乡。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圣祖南巡时，徐秉义陪同游园，御赐“恭谨老成”匾。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卒。 [1]




相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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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秉义像 [2]
康熙十二年，徐秉义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徐秉义与兄长徐乾学、徐元文被人称作“昆山三徐”、“同胞三鼎甲”，斋号“集义居”。他的长兄徐乾学是康熙庚戌科探花，他的弟弟徐元文是顺治己亥科状元。他们的母亲对他们教育非常严格。读书背诵总是到夜半，从不放松。到他们都成了国家栋梁时，也总是提醒他们谨慎行事，出以公心，认真选拔有识的寒门人才等。徐家的女婿申菽饰也是江南省考解元。一门之中这么多人在朝为官，又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三百年清朝之中没有可与之相比的。传说，徐秉义的父亲在明朝兵乱时，曾将数十妇孺藏于隐蔽处，以火烧宅子骗走乱兵，说“被救之人已烧死”，使数十名妇女、儿童性命得免杀害，当时人称徐家有德。
康熙十四年，徐秉义典试浙江，一时知名之士几乎全被选拔完了。秋，徐秉义以史馆纂修被征召入京，授左中允。此后，徐元文任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徐秉义参与馆选。作为教司，考虑以兄拜弟不合礼教，而不拜教司不合王法。徐元文上疏辞去职务，康熙帝不答应。特免去徐秉义教司，此事才得以了结。康熙二十二年，拟纂修《一统志》，康熙帝说此事必定得徐家兄弟干了，徐秉义参与其中。而后，他出任《大清一统志》总裁官。升侍讲，累官至詹事府右中允。康熙三十六年，擢少詹事，日讲起居住官。康熙三十八年，升任詹事。康熙三十九年，任殿试读卷官。后授任《明史》总裁官。几经升迁任吏部侍郎。过年以后，徐秉义因与刑部侍郎绥色克一起在审理盐道黄明受贿案时，拟定罪不对，而降级，调任詹事府詹事。又赶上朝考翰林詹事，他应试的《万寿无疆赋》，名列第一，例当升职。在职期间，历官升至内阁学士、吏部侍郎。康熙四十一年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官。最后，徐秉义告假还乡。康熙四十三年秋，回到老家。第二年开春，康熙帝南巡时，他陪同登玉峰，游徐乾学家的遂园。康熙帝亲笔书写“恭谨老成”的榜额赏赐给徐秉义，对他一生作了肯定。从此他杜门却扫，购求古籍，供稿本抄录。常与黄宗熙、万斯同等切磋。徐秉义死于康熙五十年。

徐秉义享有文名，一时誉满京城。他天生的老实持重，专心攻读举子事务，阐发经传微言精旨。徐秉义博览群书，即使退居山林，但他所记下的只言片语，必定要求合于经史。他高风亮节，朝野上下共闻。所著诗稿，高雅幽洁，纤尘不染。康熙年间，朝中高士在评价昆山三徐时称：“公肃（指徐元文）仁人君子，健庵（指徐乾学）大人君子，果亭（徐秉义之号）正人君子。”埠有《易经识解》五卷、《培林堂书目》及《耘圃培林堂代言集》等。 [3]

辞官后居于家中，杜门购求古书，以校雠编次图书为业，藏书处名为“培林堂”，与兄徐乾学互通佳本名抄，或借书抄录。仿《传是楼书目》，编撰有《培林堂书目》，著录图书600余种（一说为3 300种），其中有宋代精椠数种，元刊明本较多，清人名家影抄本、稿本10多种。主张藏以致用，认为收藏是为了做学问时备查，“学问不在多积书，然书可以备查考；书亦不必皆宋版，然宋版可以资校对”。著有《耘圃培林堂代言集》、《经学拾余》。 [4]




著述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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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忠烈纪实》
著有《明末忠烈纪实》，书中所收因抗清而死的义烈近三百人。徐秉义在撰写此书过程中，与黄宗羲、钱澄之、万斯同、胡渭等人讨论经史，广搜博采，而成此书。另著《耘圃培林堂代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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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代皇后——愍周皇后
2020-05-01 08:46
人物简介

周皇后是位美丽端庄的女子，皮肤洁白如玉，国色。《崇祯宫词》记载她：“皇后颜如玉，不事涂泽”。《旧京遗事》记载：“烈皇后圣质端凝”，“皇后玉体，从容而定。初无金张四性之心，及进谒至尊之前，神人佑助，国色朝酣，见者识其有凤翥之贵矣”。陈文庄仁锡，尝舍于周皇亲家，后少时出见仁锡，奇其容貌，谓后父曰“君女，天下贵人！” 周皇后年少时，“尝岁时出拜亲故，当之者輙暝眩不自持，贵后始知其异”。周皇后也是位仁心贤德的女子，掌管后宫之后，特别节约，削减了不必要的花费，也不为自己的亲属在皇上那里乞讨恩泽。即使逢年过节，大臣命妇们入朝参贺，她所给的赏赐完全按照礼节规定，从不滥加施予。

摘自樊树志《崇祯传》

朱由检的皇后周氏，苏州人，父亲周奎，母亲丁氏是周奎的继室，家境清贫，周氏年幼时就操持家务。迁居北京后，周奎在前门大街闹市，以看相算命谋生。天启六年（1626），当时的信王朱由检为了大婚挑选王妃时，主持后宫事务的懿安皇后，以长嫂代母的身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周氏。朱由检即位以后，周氏就由信王妃晋升为皇后。

由于她出身贫寒，又在藩邸（信王府）生活过一段时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清初历史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这样描述周皇后：在后宫常常身穿布衣，吃素食，与皇帝一起提倡节俭，一切女红纺织之类事务，都亲自动手。张岱的这些话，并非毫无根据的阿谀奉承之词，这从周氏在后宫设置二十四具纺车，教宫女纺纱一事，可以得到印证。《崇祯宫词》称赞她“有恭俭之德”，亲自操持家务，身穿旧衣服，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员分百二领璇宫，撙节咸资内教功。三洒亲蚕重浣服，拟将恭俭赞王风。所谓亲自操持家务，还包括亲自烧饭。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刚刚登极时，由于魏忠贤专权，形势十分险恶，懿安皇后（即朱由检的皇嫂）秘密告诫：不要吃宫中的食物，朱由检是带了家中的麦饼进宫的。进宫后，还得提防魏忠贤买通御膳房下毒暗害，饮食全由周皇后亲自操作。这件事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许多野史都有记载。一个能够烧饭洗衣、纺纱织布的皇后，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是罕见的。

皇帝与皇后之间情深谊笃，“上重周后贤，伉俪恩甚备”，看来是真实的写照。《崇祯宫词》有一首这样写道：湘管挥来口授余，俨然村校接天居。何当一顿童蒙膝，遂揭鸡竿下赦书。说的是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太监秦某，在坤宁宫侍候皇后。有一天，皇后问他是否识字，秦某回答不识字。皇后就教他识字，少顷考问，秦某全部忘记，被罚跪阶下。皇帝见了笑着说：我请求先生宽恕他，如何？皇后佯装嗔怒说：坏了学规。秦某谢恩而起。透过这种日常生活细节，人们似乎可以看到皇帝、皇后之间那种寻常夫妻谈笑谐谑之情。

摘自《中国历代秘闻轶事》（明朝篇）

周皇后年幼之时，就已经展现出惊人的美貌和柔婉的个性，深得家人的喜爱，被奉为掌上明珠。周皇后早年在家时，有一次被文士陈仁锡瞧见，陈仁锡惊叹周氏的美貌，对她 的父亲说，“君女天下贵人。”陈仁锡便教授周氏《资治通鉴》和经史之书。因此，周皇 后知书达礼，颇通文墨。崇祯也极好读书，各处宫室宝座左右，都遍置书籍，坐即随手翻阅，他还常作四书八股文出示群臣，并颁行天下，士子们争相传诵。拍马屁的大臣还写文称赞崇祯皇帝有书生风度。崇祯自己也非常骄傲，认为自己即使不当皇帝，肯定也是天下名士，轻而易举的就能金榜题名。书生风度的崇祯帝自然对才色双绝的周皇后宠爱无比，视为红颜知己。

周皇后果然没有辜负当初选她为妃的刘太后的希望，入主六宫以后，即以瘦弱单薄的身躯担任起治理后宫的重任。她仪态万方，天生威严，在宫中威望很高。而且她生性简朴，刚一人宫就着手裁减宫中用度，撤消不必要的费用。崇祯一朝内乱外患接连不断，周皇后就常常劝崇祯皇帝要爱惜百姓，安定人心，再团结对外。而且她还劝说崇祯皇帝要宽以待人，善待臣民百姓。可是崇祯固执自负，根本听不进周皇后的劝告，总是觉得全天下的人都辜负了他。因为当时四处用兵，军费紧张。周皇后关心着国家社稷，也常常拿出自己的私蓄和宫中节省下来的费用充作军费，崇祯对周皇后的深明大义十分感激。

崇祯八年以后，各路起义军迅速壮大，严重威胁了明王朝的统治，关外的后金(即后来的大清）大军也在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崇祯皇帝为了朝廷上的政事和紧急的军情忧心不已，坚持茹素理政，因为过于劳累，日渐憔悴。周皇后看在眼中，急在心中，可是又知道皇帝不听劝，假称崇祯皇帝的亲生母亲李纯皇太后托梦给她，劝皇帝要注意身体，增强饮食。另一方面，皇后又在宫中提前置办好美食，等皇帝回宫后享用。崇祯皇帝回到后宫，见到如此情景，知道皇后为了自己费尽了心思，又想朝政的混乱，两人不禁相对而泣。

尽管崇祯皇帝殚精竭虑的想挽回败局，但是却已经无力回天，明王朝的灭亡之日一天天逼近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起义军终于突破重重险阻，来到了北京城下 。许多文武大臣望风而逃，逃不掉的就投降了义军，被派去监军守城的太监更是见利忘义，大开城门，迎闯王军队进城。崇祯皇帝眼见大势已去，想逃出城去又告失败，无奈之下，他回到后宫，见了周皇后，痛苦地说道：“如今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你是一国之母，绝不能受辱，还是尽快自尽吧!”周皇后听了，也早知道会有这一天，只是跪在地上向皇帝告别痛哭着说：“我服侍陛下十八年了，可陛下从来不肯听我一句劝，以致有今日，我能够以身殉国，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话说完，她抚着三个皇子又哭了一会儿，就毅然决然地转身进屋，把门锁上了。一会儿，屋内的宫女 出来报告说，皇后已经遵旨自尽了。崇祯皇帝到这时想起多年的夫妻之情，也不禁悲痛的涕泪横流。他又命令三个皇子迅速改穿便装逃出宫去，其他妃子则一律赐死。然后他自己直奔皇宫后面的煤山自尽了。

周皇后这明王朝的末代皇后，生前深明大义，勤于治家，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当国家危急之时，又以身相殉，其悲壮凄美的一生，真是让人不能不由衷感叹。

选妃始末

史料记载，朝廷为当时尚为信王的崇祯皇帝选妻之时，明熹宗的张皇后并不看好周氏，因为她年级最小，体质也弱。但当时祖母辈的宣懿太妃刘氏（明神宗的昭妃）以忠厚谨慎著称，掌管着皇太后印玺，对选立后妃有极大的发言权，她却唯独在三位应选的淑女里看中了周氏，对张皇后说：“周氏现在虽弱小，以后必然要长大的”，于是周氏被选中，册为信王妃。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皇后果然没有辜负当初选她为信王正妃的刘太妃的希望。

家庭成员

父亲：周奎；

母亲：丁氏；

公公：朱常洛，明光宗；

婆母：

孝元皇后郭氏，明光宗结发妻；

孝和皇后王氏，明熹宗生母；

孝纯皇后刘氏，明思宗生母。

其他重要长辈：

宣懿太妃刘氏，明神宗的昭妃，在明熹宗、明思宗时期掌管皇太后印玺，行使皇太后权利；

恭懿庄妃李氏，即李庄妃，史称“东李”，明光宗朱常洛妃子，抚养过明思宗；

朱由校，明熹宗。明思宗的异母兄；

懿安皇后张氏，明熹宗的皇后，明思宗的皇嫂；

丈夫：朱由检，明思宗，年号崇祯，明朝的末代皇帝。

儿子：

1、皇太子朱慈烺。

2、 怀隐王朱慈烜，早殇。

3、 定哀王朱慈炯。

女儿：

4、坤仪公主（待考）。

5、昭仁公主。（一说袁贵妃生）

6、长平公主，朱徽娖。

关于长平公主的生母，之所以会引发是否为周皇后的疑问，因为明史将公主的年龄记为甲申年十六，因此，有些人按实龄算，便说其生于1628年，有些人按虚龄算，便说其生于1629年。实际上，《崇祯长编》明确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庚午十月甲戌，皇第一女生，中宫出。”又于崇祯十六年的记录里说：“帝谕礼部：‘朕长女年已及笄，礼宜择配，卿部榜谕官员军民人等，年十四五岁，品萃端良，家教清淳，人才俊秀者，报名，赴内府选择。’皇长女婚礼应用府第及冠服等仪，敕所司如例造办。”

而公主年纪，甲申年十六的说法仅仅存在于明史，其余史籍均作年十五，并都写明为周皇后所出，与《崇祯长编》记录公主生于“崇祯三年，中宫出”相符。因此明史应是记错了公主年龄。

1、《长平公主诔》：长平公主者，明崇祯皇帝女，周皇后产也。甲申之岁，淑龄一十有五。

2、《人海记》：长平公主崇祯周皇后所出，甲申春，年十五。

3、《明季琐闻》：长平公主，毅皇帝周后出也。名徽妮。崇祯甲申，年十五，议降周太仆子世显。

4、《春明梦余录》：公主名徽娖，明思宗女，周皇后产也。甲申年十五，伤后臂肩际，顺治二年九月成婚。

5、《明宫词》：帝入寿宁宫，长平公主年十五，方哭。

所以，公主生于崇祯三年（1630年），周皇后出，甲申年虚龄十五，应是无疑的。

至于传说长平生母乃王顺妃，王顺妃为信王府的选侍，生下长平后血崩而亡，公主遂被周皇后收养的故事，实际并无任何史料出处，最早来源只是一段杜撰的小说情节，出自1996年林佩芬所著《天问·明末春秋》，却被后人广泛引用。

帝后轶事

1、崇祯二年二月四日，周皇后为崇祯帝生了皇太子。这自然使崇祯帝十分高兴，这也是他们夫妻恩爱的象征。明王朝历时近三百年，共十六个皇帝，以前的中宫除了孝宗张皇后，均未有生子者。因此崇祯朝中宫生子也算是个例外。中宫都成婚早，随着年长和嫔妃的增加，这些皇帝大都喜欢和年轻貌美的嫔妃待在一起，这自然就大大减少了和中宫待在一起的时间。这正是以前绝大多数中宫无子的重要原因。由周皇后破例生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她和崇祯帝的感情是较深的。

2、 夏季的某一天，周皇后穿着薄如蝉翼的暑衫在梳洗，崇祯帝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身后，撩拨她的头发。周皇后随手往后一甩，差一点打在崇祯帝的睑上。这时恰巧一个送瓜果的内侍看到了，周皇后十分窘迫，崇祯帝则一笑了之。

3、 因农民军掘毁凤阳皇陵，崇祯帝减膳撤乐，不吃肉食，以示与天下将士共甘苦。周皇后见崇祯帝形体日益消瘦，十分心疼，便亲自烹制了些带肉的食物呈进，结果被崇祯帝拒绝。这时恰好崇祯的外祖母来宫中，对崇祯帝说，自己夜里做梦时见到了孝纯太后，说到崇祯帝一天比一天消瘦，竟流泪不止，并说：“为我语帝，食勿过苦。”这显然是借崇祯帝生母来劝崇祯帝。这时周皇后送来肉食，崇祯帝思念到生母，又为周皇后母女的厚意所感动，遂向生母画像拜了又拜，然后才进餐。他和周皇后“相向而泣，泪盈盈沾案”。

4、坤宁宫太监秦氏，一日周皇后问他识字否，他说不识，周皇后就写几个字教给他，过一会儿再问，他又忘了。周皇后便罚他跪在台阶上。崇祯帝笑嘻嘻地对他说：“我向先生求求情，请她对你免罚，怎么样?。周皇后则边笑边嗔道：“坏了学规。”这个小宦官遂谢恩而起。

5、 周皇后也有与崇帧帝不和的时候。有一次二人起了争执，崇祯帝对周皇后大骂。周皇后不敢骂崇祯帝，便直呼”信王!信王!”而不称他皇上。还有一次，二人在交泰殿话语偶不合，崇祯帝一下子将周皇后推倒在地。周皇后本来就身体瘦弱．从来不曾受此屈辱，遂数日卧床不起，也不吃饭，甚至要自杀。崇祯帝马上就感到很后悔，便命宦官赐给她一床貂皮褥子，并问候起居。周皇后这才勉强开始进食。

6、 有一次，田妃因过而被崇祯帝斥居启祥宫，三个月未予召见。这对田妃是个很严厉的惩罚。有一天崇祯帝和众后妃一起赏花，周皇后请崇祯帝也把田妃召来，崇帧帝未答应。这时周皇后便自作主张，派车子将田妃接至花园，大家遂和好如初。田妃为此十分感谢周皇后的厚道。

7、 众后妃之间自然也少不了——些争风吃醋的事。有一天晚上崇祯帝宿于袁女己处，周皇后已预先得知。第二天周皇后见到崇祯帝，问道：“昨宿于何处?”崇祯帝颇感难堪，“嗫嚅久之”，终于说出了一个字：“袁。”周皇后佯装笑了笑，便未再说什么。

8、 宫中很少演戏。十七年间，宫中只演过两次戏，一次在崇祯五年周皇后生日时，召来戏班演了五六出《西厢记》，另一次在崇祯十四年，演《玉簪记》一两出。每当此时，后宫诸色人等几乎倾巢而出，崇帧帝也到场坐上一会儿。宫中有专设的戏台，以前宫中经常演戏，崇祯朝大概是最少的了。

后宫轶闻

崇祯继位后立周氏为皇后，册封田氏、袁氏为贵妃。皇后周氏是苏州人，后来徙居大兴。明熹宗天启间选入信王府邸。周皇后性情严慎，曾经有一次敌寇紧急，她婉转对崇祯说：“我家在南中还有一处家居。”崇祯再想细问，周皇后就不说了。大概她的意思是避寇南迁，至于其他的政事，周皇后从不参与。

袁贵妃在周皇后面前处处谦退，对宫中内外皆谨慎以待，因而和周皇后相处融洽。田贵妃有宠而骄，皇后便以礼法裁制她。

据《明史列传》所载：田贵妃有宠而骄，后裁之以礼。岁元日，寒甚，田妃来朝，翟车止庑下。后良久方御坐，受其拜，拜已遽下，无他言。而袁贵妃之朝也，相见甚欢，语移时。田妃闻而大恨，向帝泣。

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宫中嫔妃向例都需向皇后朝贺，田贵妃依例来到周皇后所在的交泰殿准备向皇后朝贺，周皇后知道田贵妃在殿外，却不宣她进殿，当时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周皇后也可传令免礼，但周皇后却故意拒田贵妃於殿外，而稍晚才来的袁贵妃却先田贵妃一步进殿，且和皇后相言甚欢。过了许久，待袁贵妃离去後，周皇后才宣田贵妃进殿，行朝贺礼时，周皇后沉着脸不发一语，田贵妃行完礼後只能默默退下。

事後，田贵妃回到承乾宫中，向皇帝哭诉周皇后的冷遇，闻后怒不可遏的明思宗便来到交泰殿与周皇后理论，於是明思宗与周皇后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之後明思宗冷静下来，委婉的向皇后赔诚，而为了维护周皇后的尊严，明思宗便命田贵妃出居启祥宫反省过错，且整整三个月不再召田贵妃侍寝。

同年春日，明思宗和周皇后一同在永和宫赏花，由于永和宫旁便是田贵妃往昔居住的承乾宫，周皇后因此想起许久不见的田贵妃，便请明思宗召田贵妃一同赏花，明思宗闻后漠然不语，周皇后便命宫女用车去将田贵妃迎来，而田贵妃来了以后，周皇后与之相言甚欢，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使得明思宗更加佩服周皇后的心胸。

最终结局

崇祯十七年3月18日清晨，李自成率军攻陷京城，

崇祯十七年3月19日，紫禁城被攻陷，李自成的军队涌入紫禁城中，消息传来后，身处后宫的明思宗对周皇后说道：“大势已去。”

周皇后难过的说道：“臣妾服侍陛下已经十八年了，至些年来臣妾曾劝戒过陛下，但陛下不听，才会有今日啊！”说完便抱着皇太子朱慈烺和皇次子朱慈炯痛哭。

之后明思宗将连同皇太子在内的三个儿子分别托付给三名太监，命送到勋戚周奎（周皇后之父）、田弘遇（田贵妃之父）家中，然后命周皇后、袁贵妃自尽（宠妃田贵妃已在前一年病逝）。周皇后领命后，便回到自己的寝宫坤宁宫自缢殉国，年约35岁，同日自缢殉国的还有前朝皇后—懿安皇后。

几天以后，紫禁城，停在东华门外。崇祯十七年（1644）4月4日，命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明思宗与周皇后的遗体葬入田贵妃的园寝之中。入关后的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端皇帝，陵曰思陵。”，而周皇后也被追谥为孝敬贞烈慈惠庄敏承天配圣端皇后。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数不称宗”为由，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改谥周皇后庄烈愍皇后，而南明则追谥为孝节贞肃渊恭庄毅奉天靖圣烈皇后。

历史记载

《绥寇纪略》

上重周后贤，伉俪恩甚备。先是，熹庙大渐，魏忠贤忠贤自如罪过大，左右皆其党，有它谋。懿安戒上以勿食宫中食。后从戚畹家取所作干树进之。周氏先世吴人，父奎以继室丁夫人生后，家贫，躬自操作，然不苟言笑。尝岁时出拜亲戚，当之者暝眩不自持，贵后始知其异。早岁从上更艰难，既定，首减椒房用度，修内治，裁抑外家恩泽。宫中礼数，数十年矣，赐黄乃敢服。丁夫人入拜毕，始行家人礼。后见母之为己屈也，而泣。欲太子报之，左右诤曰：此天下主，不可，遂止。后性慎，尝以京师急，微言曰：吾在南尚有一家居。上问从何知，不语。它政事弗参预也。

《明史·列传第二》

庄烈帝愍皇后周氏，其先苏州人，徙居大兴。天启中，选入信邸。时神宗刘昭妃摄太后宝，宫中之政悉禀成于熹宗张皇后。故事：宫中选大婚，一后以二贵人陪；中选，则皇太后幕以青纱帕，取金玉跳脱系其臂；不中，即以年月帖子纳淑女袖，侑以银币遣还。懿安疑后弱，昭妃曰：“今虽弱，后必长大。”因册为信王妃。帝即位，立为皇后。

后性严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至他政事，则未尝预。田贵妃有宠而骄，后裁之以礼。岁元日，寒甚，田妃来朝，翟车止庑下。后良久方御坐，受其拜，拜已遽下，无他言。而袁贵妃之朝也，相见甚欢，语移时。田妃闻而大恨，向帝泣。帝尝在交泰殿与后语不合，推后仆地，后愤不食。帝悔，使中使持貂裀赐后，且问起居。妃寻以过斥居启祥宫，三月不召。一日，后侍帝于永和门看花，请召妃。帝不应。后遽令以车迎之，乃相见如初。帝以寇乱茹蔬。后见帝容体日瘁，具馔将进，而瀛国夫人奏适至，曰：“夜梦孝纯太后归，语帝瘁而泣，且曰：‘为我语帝，食毋过苦。’”帝持奏入宫，后适进馔。帝追念孝纯，且感后意，因出奏示后，再拜举匕箸，相向而泣，泪盈盈沾案。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暝，都城陷，帝泣语后曰：“大事去矣。”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乃抚太子、二王恸哭，遣之出宫。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世祖章皇帝定鼎，谥后曰庄烈愍皇后，与帝同葬田贵妃寝园，名曰思陵。下所司给袁妃居宅，赡养终其身。

有宫人魏氏者，当贼入宫，大呼曰：“我辈必遭贼污，有志者早为计。”遂跃入御河死，顷间从死者一二百人。宫人费氏，年十六，自投眢井中。贼钩出，见其姿容，争夺之。费氏绐曰：“我长公主也。”群贼不敢逼，拥见李自成。自成命中官审视之，非是，以赏部校罗某者。费氏复绐罗曰：“我实天潢，义难苟合，将军宜择吉成礼。”罗喜，置酒极欢。费氏怀利刃，俟罗醉，断其喉立死。因自诧曰：“我一弱女子，杀一贼帅足矣。”遂自刎死。自成闻大惊，令收葬之。

《旧京遗事》

中宫周娘娘质厚少文，以恭俭起关雎之化，宫中翕然从风。

毅宗烈皇周氏，钟祥茂苑，天启中选于龙邸，时皇太后崩，神庙刘昭妃主太后事，中宫之政，禀成于张皇后。烈皇后圣质端凝，少颀颀之美，张皇后钦迟之意见于色端。昭妃曰：今信王殿下，睿质方冲，黄花女得婚姻配合，自然长大，合得配信王。赞襄之下，乾坤因而定位矣。初，嘉定伯以穷售医，而医颇不售，家尤日穷。皇后玉体，从容而定。初无金张四性之心，及进谒至尊之前，神人佑助，国色朝酣，见者识其有凤翥之贵矣。崇祯元年，圣上即祚，皇后正位宸极。甲申之变，遂为一代烈母。体泉芝草，岂偶然哉？

《彤史拾遗》

1、上念寇祸，茹蔬断庖割，后见上体瘁，具酒肴，为上解。菜上，接瀛国夫人奏。瀛国夫人者，孝纯太后母也。瀛国夜梦孝纯归语上瘁而哭，言动举止如平时。又云：“翼日有为解菜者，上勿却也。”上持奏入宫，见后解菜，惊询曰：“汝何以为此，岂亦有所闻耶？”曰：“无有。”因念先后慈在冥冥，尚保惜至此。乃出奏示后，再拜举箸，相向哭，泪溢盘槅。

2、后家本节啬，而入典宫政，务减俭，裁宫中縻费，不为外家乞恩泽。即岁时大臣、命妇入朝贺，亦赏赉必以礼。时天下饥馑，府库虚。上忧劳议节用，而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之。初，神庙以孝养故，设两宫百戏，自宫中旧戏，以及民间爨弄，无不备。至是悉裁革，而独留旧戏承应。如所称过锦戏者，仿佛古优伶供养，取时事谐谑，以备规讽。时旱蝗，中州贼大起，戏者作驱蝗及避贼状。后见之，徐谓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罢戏。（原评曰：后语只三字，而仁心、静质、减言、啬事种种圣德无一不见。）

3、后严正自处，而性最仁。母丁太夫人，入宫必先朝后，始行家人礼。后见母之朝己也而泣，欲太子为谢，左右力言不可，乃止。后闻寇渐棘，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盖意在南迁也。上问：“何从知之”，后不语。后凡有所言，不欲尽，且不欲言，外多类此。

《甲申纪事》

嘉定伯周奎，以继室丁夫人生后。家贫，后尚幼，躬操作，不苟言笑。尝岁时出拜亲故，当之者輙暝眩不自持，贵后始知其异。

《崇祯宫词》

1、 后有恭俭之德，既定位，首减椒房资用，衣浣衣，内治克修。

2、 后性慎，每裁抑外家恩泽。宫中礼数，加严于旧。定位数年矣，赐黄乃敢服。

3、 陈文庄仁锡尝舍于周皇亲家，后少时出见焉。仁锡奇其容貌，谓后父曰：“君女天下贵人。”使以通鉴教之，后以此书最详贯。

4、 宫眷暑衣从未有用纯素者，葛亦惟帝用之，余皆不敢用。后始以白纱为衫，不加盖饰。上笑曰：“此真白衣大士也，”自后穿纯素暑衣，一时宫眷裙衫俱用白纱裁制，内衬以绯交裆红袙腹，掩映而已。

5、 一日，后忤帝意，帝怒詈之。后愤甚，连呼信王云。

6、 后本大度，然以田贵威固宠，欲裁之以礼，岁时朝贺，翟车止庑下，良久方进。后御正座受其拜，拜已遽下，矜重无他言。

7、 六月某日，后着珍珠暑衫，每珠五粒，簇一宝石为梅花缀于衫上，对镜梳洗。帝从后调之，后展手以扞，适为进瓜内侍所见，后深恚焉。

8、 后喜茉莉，坤宁有六十余株，花极繁。每晨摘花，簇成球，缀于鬓髻。凡服御之物，亦俱挹取其香。

9、 八年三月，后谕苏州织造太监进草棉纺车二十四具，以教官婢，督责甚力，无一能者，后怒焚之。

10、 后母丁夫人入宫，拜毕，始行家人礼。后见母之为己屈也而泣，欲太子为谢。左右诤曰：“此为天下主，不可。”乃止。

11、宫眷岁节朝贺，俱穿纻靴，或缎靴。后独穿棉鞋，从不穿靴，想以示别也。

12、十一月，袁贵妃偶忤后意，后怒。是夜帝幸翊坤宫，后已闻之亦。次日见帝，后固问曰：“昨宿于何处。”帝嗫嚅久之，曰：“袁。”后佯笑，帝默然。

13、五年，皇后千秋节，谕沉香班优人演《西厢记》五六出。十四年，演《玉簪记》一二出。止此两次。

14、内监秦某，年十一，侍帝于坤宁宫。后问曰：“而识字否。”曰：“不识。”后即写数字教之。少顷以问，俱忘之，罚跪于堦。帝笑曰：“我请于先生，以赦汝何如。”后曰：“坏了学规。”秦遂谢恩起。

15、帝回宫见后曰：“大事去矣，而为天下母，当死。”后恸哭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遂自尽。

附：明朝选皇后的八级考试

明朝后宫：想当皇后要通过八级考试。在大明一朝，谁想贵为皇后，就得像今天英语专业考级那样，四六八级逐级过关，一直考过“八级”，才有资格母仪天下。据《明史·后妃传》记载，朱元璋汲取历朝后宫乱政的教训，于洪武元年修纂《女训》作为管理后妃的“家法”。在后妃的遴选上，为防范朝中权臣与后宫勾结，规定“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而且偏重于选择清贫之家的女子，试图以此辅佐皇帝去节俭勤政。当然，这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罢了。但明代选后妃的制度却是十分规范，其过程大致分为“八级”，逐级加以筛选淘汰。

第一级是“海选”。在皇帝届大婚年龄时，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挑选十三至十六岁之间的良家美少女，从中海选出五千名。这五千人相当于拿到了一张选美“准考证”。皇家则支付若干银币作为聘金与路费，令被选少女父母按规定时限送女儿京城应选。

第二级叫初选。这初选得选择一个大场子，由太监们把少女每百人排成一行，按年龄大小排序，逐一察看后，把那些或稍高、或稍矮、或稍胖、或稍瘦的少女淘汰。这初选便会淘汰掉一千人。

第三级叫复选。一般于初选的第二天，这些初选过关的少女继续列队，太监们用十分挑剔的标准，仔细察看每人的五官、头发、皮肤，当然也包括“三围”，只要有一项不合规定，即令“靠边站”。然后就是让大家自报门第、姓名、年龄等，以考察音色、仪态，淘汰掉嗓音粗浊、口齿不清、仪态欠雅者。如此又筛掉二千人。

第四级是精选。太监们用尺子细量少女的手足，再让她们走上几十步“台步”，看看步姿与风韵。于是，那些脚稍大的，手腕稍粗的，举止不端的，又遭淘汰。最终留下一千名美女召入宫中继续参加“考级”。而太监们的使命也至此打上了句号。

第五级是留宫。分头安排宫中的老宫娥，将美女们逐一“引至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其体检的严格程度不亚于选“航天员”。通过体检，确定其中的三百人成为入选留宫的宫女。

第六级是晋嫔。这三百名留宫的美女，由皇帝的特派专员详细观察一个月，依据她们的性情言语，判断是否性格温柔敦厚，是否具有智慧并且贤惠。据此，再筛掉二百五十人，剩下的五十人便自动晋级为嫔妃。

第七级是“选三”。所谓“选三”，就是由皇太后或太妃从五十人中选出三个供皇帝钦定。这倒有点类似科举廷试后张榜的“一甲三名”。以明熹宗选后为例，当年由太妃刘氏亲召五十人，“与之款语，试以书算诗画诸艺”后选定三人，即皇后张嫣，贵妃王氏、段氏。

第八级是钦定。刘太妃先把张嫣等三人的美态转告皇帝，熹宗再亲自召见三人，直接进行面试。熹宗见着三个姝艳绝伦的美人，真有些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便让赵选侍决断。赵建议定张嫣，于是钦定张嫣为中宫皇后，王氏封为良妃，段氏封为纯妃。是年，张嫣年方十五。

一般“选三”后陪选的两名美女，都会被封为贵妃，但也有被赐予金银币退回家的。如明光宗当太子时选太子妃，刘大姑与郭氏姐妹进入最后一轮角逐，郭氏老大被选为太子妃，其妹与刘大姑落选，赐给金币后返回家中。据载，这位刘大姑自感身价百倍，回故里后不愿再嫁凡夫俗子，做了一辈子老处女。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明朝如此苛刻的选后制度，选出来的后妃终未能辅佐朱元璋的子孙们，保住那大明的一片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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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无耻的外戚：崇祯帝的岳父周奎最后什么下场？
2021-03-19 16:50:24风云人物
外戚就是皇帝的亲戚，他们的命运与皇帝休戚与共，按理说他们应该极力支持皇帝才对。可是明朝末年，财政十分困难，崇祯帝想让外戚们来捐款，与朝廷共度难关，结果却让他失望了。有一位外戚与崇祯帝的关系最近，家里也很有钱，他却非常吝啬，不仅不愿意捐钱，在明朝灭亡后，还将皇太子送给了清朝!感兴趣的读者和知秀网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此人名叫周奎，是崇祯帝的岳父。据记载，周奎祖是顺天府大兴县人，祖籍苏州，原本就是一介普通百姓。天启六年，周奎开始走运了，他的二女儿被选为信王朱由检的王妃，因此他也被授予南城兵马司副指挥的虚职。一年后，信王朱由检即位，周奎成为皇帝的岳父，待遇自然也得到了提升，升为都督同知。

由于周皇后非常贤惠，崇祯帝对周家也颇为照顾，周奎升为右都督，连他的儿子也升任都督同知。崇祯三年，周皇后的长子被册封皇太子，崇祯帝加恩群臣，周奎被赐予嘉定伯的爵位，“食禄一千石，给以诰命”。别看周奎没有实际职务，但他毕竟是皇帝的岳父，所以巴结他的人还是很多的。

因此，周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很快就发家致富，从一介普通百姓，一举成为明朝京城的巨富。可以说周奎获得一切，都是靠着女婿崇祯帝得来的，可是这个人却鼠目寸光、视财如命，是个典型的“铁公鸡”。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十，崇祯帝得到奏报，李自成的大军占领宁武，另一支军队攻占真定，兵锋直指北京城。



为筹措军饷，崇祯帝核对名籍，要求外戚们捐资助饷。崇祯帝加封周奎为嘉定侯，派太监徐高来到周奎家中宣旨。徐高说：“休戚相关，无如戚臣，务宜筹五万至十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没想到周奎却说自己没钱，徐高哭着劝说半天，周奎油盐不进，反正就说自己没钱。徐高气得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

周奎最后没有办法，拿出了一万两银子。但崇祯帝认为太少，限额二万两。周奎不想再交，于是向女儿求救。周皇后拿出了五千两，让周奎再凑五千两。没想到周奎贪得无厌，居然将女儿给的五千两扣下两千两，只上交了三千两。

九天后，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开始进行“拷饷”。农民军闯入周奎的家中，周奎的妻子、儿媳妇全部自缢，儿子也被抓走。在严刑拷打之下，周奎被迫向农民军上交家财，光白银就多达五十二万，另外“珍币复数十万”。靠着这些钱财，周奎总算保住一命，但也成为世人的笑柄。

清朝入关后，多尔衮对周奎还不错，“赏故明周后父嘉定侯周奎缎百匹、银百两”。周奎也想表现自己，取悦清朝统治者。这时候，有个太监将崇祯帝的太子朱慈烺送到了周奎家中。当时，长平公主也在周府，“相见掩面泣”。可是周奎却将外孙献给了清朝。清朝一口咬定太子是假冒的，然后将其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