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破石惊朱丝马迹=====薛文宣·红楼天地会朱三太子朱慈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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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苏州人。思宗周皇后之父。崇祯三年封嘉定伯。赐第于苏州葑门，子孙十余人俱袭锦衣卫，一门贵盛。李自成迫京师，帝遣内侍徐高密谕奎倡勋戚捐金输饷，仅捐万金。京师既破，被大顺军拷掠，得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尚多，以是为人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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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奎（明朝）
周奎，字云路，顺天籍，南直隶人。明思宗皇后周氏的父亲。女儿在崇祯帝为信王的时候，被选为信王正妃。崇祯帝登基后周氏立为皇后，周奎封为嘉定伯，赐第于苏州葑门，家有女乐，陈圆圆一度是周家班成员。周奎性甚吝啬，崇祯十七年（1644年），上悬令助饷，特遣司礼徐高加奎嘉定侯，多方动员之后，很不情愿地捐出二千两银子。徐高曰：“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北京陷落，周奎及全家都被大顺政府捉拿，在妻子、媳妇被迫自缢、长子被打死、自己和次子、侄子被严刑拷打几乎丧命之后，不得不交出七十万巨款和全部家产

基本内容
周奎，苏州人，庄烈帝周皇后父也。崇祯三年封嘉定伯，赐第于苏州之葑门。帝尝谕奎及田贵妃父弘遇、袁贵妃父祐，宜恪遵法度，为诸戚臣先。祐颇谨慎，惟弘遇骄纵，奎居外戚中，碌碌而已。李自成逼京师，帝遣内侍徐高密谕奎倡勋戚输饷，奎坚谢无有。高愤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奎不得已奏捐万金，且乞皇后为助。及自成陷京师，掠其家得金数万计，人以是笑奎之愚云。——《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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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八艳之一的陈圆圆最初究竟是被外戚嘉定伯周奎送如宫中后有还于周府还是被田妃的哥哥田畹占为己有
我在网上和书上看到两种不同的答案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高人指点一下哪个是正史还是有另外的说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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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回答#热议# 为什么说不要把裤子提到肚脐眼？
zfg1982
2007-04-09 · TA获得超过3609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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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圆圆（秦淮八艳之一）
陈圆圆本为昆山歌妓，曾寓居过秦淮，由于她色艺超群，更与重大历史事件相系，所以清人便将她列入了“秦淮八艳”之中。陈圆圆原姓邢，名沅，字圆圆，又字畹芳，幼从养母陈氏，故改姓陈。她殊色秀容，花明雪艳，能歌善舞，色艺冠时。
崇祯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威震朝廷，崇祯帝日夜不安。外戚嘉定伯周奎欲给帝寻求绝色美女，以舒解皇帝的忧虑之心，遂遗田妃的哥哥田畹下江南觅艳。田畹寻得陈圆圆后，被其姿色醉迷，遂私下占为己有。不久李自成的队伍逼近京师，崇祯帝急召吴三桂镇山海关。田畹对农民起义军整日忧心惶惶，便设盛筵为吴三桂饯行，圆圆率歌队进厅堂表演。吴三桂见圆圆后，神驰心荡，高兴得搂着圆圆陪酒。酒过三巡警报突起，田畹恐惶地上前对吴曰：“寇至，将若何？”吴三桂说：“能以圆圆见赠，吾首先保护君家无恙。”未等田畹回答，吴三桂即带圆圆拜辞。吴三桂在其督理御营的父亲劝说下，将圆圆留在京城府中，以防同行招惹是非让皇帝知道。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吴三桂的父亲投降了起义军，陈圆圆被李之部下所掠。当吴三桂答应投降李自成时，闻圆圆已被李之部将所占，冲冠大怒，高叫“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遂投降了清军与农民军开战。这就是吴梅村在《圆圆曲》中所曰：“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李自成战败后，将吴之父及家中38口全部杀死，然后弃京出走。吴三桂抱着杀父夺妻之仇，昼夜追杀农民军到山西。此时吴的部将在京城搜寻到陈圆圆，飞骑传送，自引吴三桂带着陈圆圆由秦入蜀，然后独占云南。吴氏进爵云南王后，欲将圆圆立为正妃，圆圆托故辞退，吴三桂别娶。不想所娶正妃悍妒，对吴的爱姬多加陷害冤杀，圆圆遂独居别院。圆圆失宠后对吴渐渐离心，吴曾阴谋杀她，圆圆得悉后，遂乞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
后来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康熙帝出兵云南，1681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死后葬于池侧。直至清末，寺中还藏有陈圆圆小影二帧，池畔留有石刻诗。
陈圆圆红颜倾倒大顺国
形容女子的绝色美貌，有“倾国倾城”一说，所谓“倾国”，不只是使全国的人为之倾倒，还可能是泱泱大国因之而倾覆。红颜倾国的典型，远有妲己、西施，近有杨贵妃、陈圆圆。闯王李自成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大顺王朝”，就因为抢了一个陈圆圆，触怒了边关守将吴三桂，吴三桂引狼入室，使大顺国顷刻之间化为灰烬。
陈圆圆原名邢畹芬，是常州奔牛镇上的一个小家碧玉，父母早亡，从小与祖母相依为命，祖母疼爱孙女，曾送她到镇上的私塾读书，私塾先生为她改名为沅。邢沅十四那年，祖母卧病不起，家中没有了收入，为给祖母治病邢沅左借右贷，终至负债累累。后来，人们不愿再借钱给这个无力偿还的小姑娘了，没钱给祖母买药，小邢沅急得整天直哭。这时，镇上的一个常年在外经商的蟹回来了，打听到邢沅家的处境，便来到她家，装出一副好心对她说：“邢姑娘不必着急，我在外面有些门路，可介绍你到苏州做事，赚了钱就可以养活你们祖孙俩了。”走投无路之下，邢沅相信了那蟹的话，同意随他去苏州做事。临走前蟹还借了些钱给邢沅安置好祖母，邢沅心里十分感激。可到了苏州邢沅才明白真象，那蟹是将她卖到教坊中作歌妓，卖身的钱一半给了她安置祖母，一半让那个蟹收进了腰包。既然走了这一步，小邢沅也没有了挣扎的余地，只好听凭了命运的安排。在教坊，邢沅学习了歌舞琴画，由于她天赋颖慧，很快就在教坊中崭露头角，歌舞尤占魁首。鸨母为她改名陈圆圆，高张艳帜，招揽贵客，不久就成了名霸一方的红人，倾倒了无数王孙公子。这时正值明朝末年，内有起义军风起云涌，外有满人虎视眈眈，弄得大明朝廷摇摇欲坠，崇祯皇帝更是心神俱疲。而后宫中明争暗斗也正激烈，田贵妃施展狐媚手段，迷得崇祯皇帝神魂颠倒，正宫周皇后却倍受冷落。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为了帮女儿夺 回恩宠，盘算着要找一位才貌迷人的美女安插到皇帝身边，作为周皇后的心腹与田贵妃一争高低。
作者： niujinwei 2007-1-14 11:4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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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秦淮八艳之一——陈圆圆（转）
崇祯十四年秋天，周奎因营葬先人遗骨之事回到了原籍苏州，他深知江南多美女，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后宫访艳。在苏州，经四方查访，最后相中了正值二八佳龄的红歌妓陈圆圆，陈圆圆不但歌舞出色，诗画俱佳，更有一种动人心弦的神韵，绝非一般美女可比。
第二年春天，陈圆圆随周奎北上京城。老奸巨滑的周奎，先是将陈圆圆收为义女，在府中经过一番调教培训之后，再伺机送进了周皇后宫中。周皇后对陈圆圆也颇为满意，将她精心打扮一番后，在宫中设下便宴，特意将皇帝请来饮酒取乐。席间，栋圆圆奉命为皇帝表演歌舞，只见她长袖轻舒，纤腰款摆，歌声娇柔婉转，眉目间春意盈盈，煞是动人；表演罢又上前来为皇帝侍酒，言语温婉，乖巧灵利，确实让人动心。可是这时崇祯皇帝被军国大事搅得头昏脑胀，根本没有心思重结新欢，对陈圆圆只是欣赏，没有收纳之意。陈圆圆在宫中盘桓了两三个月，终究没能投入皇帝的怀中，周皇后只好打发她返回了周府。
进宫时满载着周奎的希望，如今却一无所成地回来了，周奎当然心中不快，陈圆圆在周府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被贬到歌舞班中充当歌舞姬。
明廷内忧外患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李自成的势力已越过宁武关、居庸关，直逼京师；满清军队也从东北面发起进攻。危急关头，明朝廷下诏吴三桂以总兵身份统领大军镇守山海关。
吴三桂是原锦州总兵吴襄的儿子，能骑善射，智勇过人，曾中过武举；崇祯初年，吴襄因贻误战机而被革职，同时吴三桂则升为宁远总兵；清兵进攻宁远时，来势凶猛，明朝的军队则软弱懈用，致使宁远失守，吴三桂因之被连降三级；后来，吴三桂痛定失痛，加紧操练兵马，使他的部下成为一支劲旅。如今国难当头，急需将才，所以朝廷又将他提拔出来，以镇守国门，还连带起用他父亲吴襄为京营提督。一时间，吴家父子兵权在握，成了京城里的热门人物，乱世之时谁都想得到军队的庇护，所以吴三桂离京赴任时，京城里的达官显贵纷纷设宴为他饯行，想为自己今后找下个靠山。嘉定伯周奎自然也不落后，在府中摆下珍肴美酒款待吴总兵。这天，除了数不清的山珍海味呈列在吴三桂面前外，还有周府中绝色的歌舞姬陈圆圆在席前奉歌献舞。一阵悠扬清新的丝竹声后，陈圆圆身披白纱舞衣从重重帘幕中缓缓飘出，就好象一朵白云飘到了大厅之中，她淡扫蛾眉，轻点朱唇淡雅中露出一种超尘脱俗的气韵来；轻舒长袖，明眸含笑，那笑便象烟雾笼罩着的牡丹花，朦胧而诱人心醉；一段轻舞后，在厅中站定，随着动人心弦的乐器声，唱起了小调，那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飘来，轻悠悠地荡人听者的心底，宛如清泉浇身般的清爽。这舞这歌，把上座的吴三桂迷得欲醉欲仙，捧着酒杯，眼痴迷迷地盯着陈圆圆，好半天忘了喝酒，也不知搁下酒杯。陈圆圆歌罢，奉周奎之命捧了银壶来为吴总兵斟酒，吴三桂心荡神移地接了酒，一饮而尽，陈圆圆拽着长裙飘然入内，吴三桂的目光随之而去，良久都不曾收回。宴散前，吴三桂终于按捺不住，悄悄对周奎说：“倘以圆圆送我，战乱之时，我会先保贵府，再保大明江山！”周奎会心地点了点头。
作者： niujinwei 2007-1-14 11:4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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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秦淮八艳之一——陈圆圆（转）
第二天，吴三桂派人带了千两黄金作聘礼，到周府求婚。周奎早已准备好丰盛的嫁奁，当天就亲自把陈圆圆送到了吴家。此时边关战事已急，吴三桂王命在身，可他还是挤时间举办了隆重的纳妾之礼，只等享受了洞房花烛夜，再启程赴任。
这一夜新郎新娘早早入了洞房，只为良宵苦短，第二天拂晓时分吴三桂不得不登程。这夜的洞房春光如何，有诗为证：
月向风清星眨眼，英雄美人无限欢；
适才倒浇红蜡烛，此番又棹夜行船。
偷香粉蝶餐花元，戏水晴蜓上下旋；
乐极情浓无限趣，灵龟口内吐清泉。
无奈好梦易醒，两人尚兴意未尽时，屋外已响起大军开拔的号角。吴三桂揽衣推枕，匆匆梳洗完毕，门外已传来禀报：“鞍马已备好。”这时，陈圆圆面带红晕地倦倚床头，钗横鬓乱，泪光莹莹，吴三桂看着她，怎么也挪动不了脚步，回过身来拥抱着她，吻了文吻，揉了又揉，在门外又响起催报声，才不得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房门。
吴三桂离开京城不久，闯王李自成便率大军攻入了北京，建立了大顺王朝。城中旧臣遗老全部遭到了搜捕，吴襄及全家也在其列，而陈圆圆的美貌被闯王的心腹大将刘宗敏看中，于是夺为侍妾。“大顺帝”李自成逼迫吴襄写信给吴三桂，劝他来京受降，否则要他全家性命。
信派专使送到了山海关吴三桂手中，见信后，吴三桂动了心，他深知大明皇朝已无重兴的可能，不如干脆顺应时势，归附了李自成，也好保全家人的性命。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陈圆圆，在他的想象中圆圆应是和家人一同在押，可他还是不放心，便随口问了一句：“陈夫人现在何处？”来使觉得陈夫人不过是一小妾身份，情况无碍大局，便如实相告：“陈夫人已被刘宗敏将军收入府中。”
听到这句话，吴三桂顿时火冒三丈，怒吼道：“岂有此理！”随即抽出佩剑，一剑砍下来使的头颅，他的打算也随之彻底改变了。
吴三桂自忖光凭自己的兵力与闯王交战难操胜券，于是派副将杨坤持书到满清大营，迄求睿亲王多尔衮出师相援，准备好好地惩罚一下李自成的大顺王朝，以泄痛失圆圆之恨。如此以来，他是准备以父母妻子的性命作代价的，而且还装模作样地致书父亲说：“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堂而皇之地以尽忠于大明皇朝为借口，来陪上全家的性命。岂不料请清兵灭大顺国，将来的天下无疑为满清人所坐，哪不就是背叛民族的利益，引狼入室了吗？为了心爱的陈圆圆，家人也好，民族也好，吴三桂已顾不了那么多！
吴三桂开关引清兵通往北京，正合多尔衮的心意，他立即发兵入关。李自成侦知清兵逼近的消息，就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向东迎去，同时带上了吴襄作人质。两军交战于一片石，由于清军与吴三桂的兵马并肩作战，致李自成大败，一怒之下，马前斩杀了吴襄，并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回师京城后又杀了吴家老少共三十八口。清兵紧追不舍，李自成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带上京城的金银财宝撤回陕西老巢。临走时本想带着陈圆圆，陈圆圆却认认真真地劝告说：“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师，还可作为缓兵之计！”李自成听了以为颇有道理，命运危急关头，他无心留恋美色，索性丢下陈圆圆跑了。
可惜那边吴三桂并不知道陈圆圆留在京城，挥师紧追李自成的残部，一心夺回心爱的女人。一直追到山西绛州，忽然京师有人来报，说是已在京城寻获了陈圆圆，吴三桂喜不自胜，立刻停兵绛州，速派人前去接陈夫人来绛州相会。
陈圆圆来到绛州时，吴三桂命手下的人在大营前搭起了五彩楼牌，旗旗萧鼓整整排列了三十里地，吴三桂穿着整齐的戎装亲自骑马出迎，其仪式之隆重决不亚于迎接圣驾降临。
这一夜重会之欢胜似当初洞房新婚，营帐中点起了红烛，挂起了芙蓉帐，喝过重逢喜酒的吴三桂紧紧搂住失而复得的陈圆圆，从上到下，从外到里，仔仔细细看了个够，亲了个够。陈圆圆经历了劫难，又受奔波之苦，神色带有几公倦态，却更加显得娇憨妩媚，让吴三桂怜爱得心尖发痛。全家三十九人惨死的悲痛被他抛诸脑后，一心一意地享受着陈圆圆的魅力，一任李自成残部渡过黄河回了陕西。
此时京城里也正热闹，多尔衮组织人马隆重地迎接清世祖顺治帝入关，在北京建立了大清朝廷，准备全盘控制整个江山。为了表彰吴三桂开关请兵之功，清朝廷册封他为平西王，并赏银万两，吴三桂竟然也不加思索地接受了下来。这样一来，当初请兵相助的初衷完全变了质，不折不扣地成为开关延敌的民族叛徒。
崇帧帝自缢殉国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重新组建了南明新朝廷。新朝廷深知吴三桂手握重兵，举足轻重，因而遣特使前往绛州，欲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从海路运米三十万担、银五万两犒劳吴军。不料吴三桂因已受封于清廷，不肯再接受南明皇朝的这一套，他已经决定彻底归附于满清手下了。陈圆圆曾起心劝吴三桂弃清返明，以尽忠义之道，可惜吴三桂已是执迷不悟，一门心思地混下去了。
作者： niujinwei 2007-1-14 12:1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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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秦淮八艳之一——陈圆圆（转）
清顺治二年，吴三桂继续协助清兵西讨，由山西渡黄河入潼关，攻克西安，将李自成的力量彻底消灭。随后，他又风尘仆仆，东征西伐，为清廷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他为清廷拿下了西南一带，将最后一个南明小朝廷——永历皇朝赶往缅甸，清廷诏令他坐镇云南，总管西南军民事宜。此时已是顺治十四年，吴三桂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他将五华山的永历皇宫重加修茸，建成了平西王府，踌躇满志地经略所辖领地，俨然就是西南边地的土皇帝。
在吴三桂戎马倥偬的那些年里，陈圆圆紧随其左右，为他消愁增乐，简直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可是在政途选择上，吴三桂并不听从陈圆圆的劝导，不惜将曾是自己君主的大明皇朝置之死地，使大江南北掀起滚滚硝烟，陈圆圆默默看着这一切，不免黯然神伤。
在昆明稳定下来后，吴三桂冠冕堂皇地以王爷自居，并提出封陈圆圆为平西王妃，不料陈圆圆却不肯接受，她提出：“妾出身卑微，德薄才浅，能蒙将军垂爱已属万幸，实在不配贵为王妃，宁愿作侍妾追随将军左右！”陈圆圆此举着实令吴三桂费解，别的女人不惜争风吃醋为的就是一个名位，她竟然把送上门的恩惠拱手推出。
为何陈圆圆会做出这样不可理喻的事来呢？且看她此时写的一阕“丑奴儿令”：
满溪绿涨春将去，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风透碧纱。
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街，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
词中所绘并非眼前之景，而是此时之情，满怀落寞消沉，便是陈圆圆这时的心境。经历了十几年的坎坎坷坷，惯看了人世间的沉浮起落，生生死死晃如过眼烟云，她对一切都已看淡。何况她也明白，为了自己吴三桂不惜引外族入关，毁灭大顺王朝，背弃朝廷及家人，落下了重重罪名，这一切虽然谈不上是她的过错，可毕竟与她有关，让她自感罪孽深重，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作王妃。
顺治十八年，吴三桂以兵势从缅甸索回了永历皇帝，陈圆圆认为这是拥明复清的好时机，连忙力劝吴三桂趁此机会推出水历帝，对清廷反戈一击，深切地说：“如此可成不世之功！”然而吴三桂却不想放弃到手的权位重新立马横刀，仍然将永历帝绞杀了。
天下人为之大失所望，陈圆圆更是心灰意冷，深感已到万劫难复的地步；于是脱下华服霞帔，隐入净修庵中，日夜与古经为伴，不再为凡尘世事而烦心，吴三桂也对她的选择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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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网友828d79a
2007-04-08 · TA获得超过2069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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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嘉定伯周奎为了帮助女儿周皇后对付田费，访得江南名妓陈圆圆送入宫中。不料崇祯面临复杂局势，无心于此。遂退还周府。
后来，崇祯为笼络手握重兵的吴三桂，又下令把陈赐给他。后来的故事，就不用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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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古寺下惊现铁链悬棺，千年宝塔镇压其上，墓主人是明朝皇子？
2022-06-17 10:27:12　来源: 北巷宫坊 山东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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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寺悬棺之迷”

陕西古寺惊现神秘铁链悬棺，棺椁悬在半空，又被佛塔镇压。

墓主人究竟所犯何罪，死后竟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当地村民都说，里面埋的是一位明朝皇子。

既然是皇子，为何不葬在皇陵，而是出现在古寺佛塔下的？

难道是有心思险恶之人，故意为之吗？

专家着手调查后，竟无意中引出了一桩几百年前的历史悬案。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寺悬棺之迷”。

盗墓引出的神秘悬棺

事情要从陕西华县的蕴空寺说起。

1993年的一个深夜，两位文物保管员，老高和老赵像往常一样到寺中巡视，却突然用手电筒照出一个大洞，就在寺中一座古塔的旁边。



蕴空寺年代久远，寺中有不少珍贵的文物，两位文保员意识到不对，一个跑去报警，另一个就在寺中检查，看看有没有丢东西。

老高转了一圈，发现那些佛像一类的老物件完好无缺，这才松了口气，但随即又意识到，不法分子可能就是冲着佛塔来的。

但是佛塔能有什么东西吸引不法分子呢？老高不禁想起了过去的经历。



老高和老赵他们小时候经常到蕴空寺玩耍，偶然在佛塔下面看到一个碗口大小的窟窿，里面黑漆漆的，但似乎是空的，他们时常捡些石子树枝丢进去，里面总能听出当当的声响。

难道说在佛塔下藏着宝贝吗？

这样的想法，也给随后赶来的文管所专家提了个醒。



蕴空寺所在的这座蕴空山，还有个别名叫“悬棺山”，当地代代流传着“蕴空山，看悬棺”的说法，可是谁也没在山上见过悬棺。

而所谓的悬棺，常见于南方地区，因古人将棺材悬挂到悬崖峭壁上而得名。但是蕴空山只是座小山，没有悬崖峭壁，又是位于北方，并不流行这样的丧葬习俗。



专家就与同时赶来的警方，一起将佛塔下挖开，眼前的一幕顿时让在场人震惊了。

佛塔之下竟然有一座地宫！

而且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墓，里面有一口棺材，用铁链子悬挂在半空之中。

地宫也不算大，墓道有三米长，一米五宽，两米多高，但因为地宫阴森森的，大家看到这一幕时都有些腿软。



印象中悬棺都是悬在空中，没有想到悬棺就在地下，而且是用铁链子把它悬起来的，怪不得悬棺山上看不到悬棺，原来悬棺被悬在了地下。

专家不禁感到奇怪了，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才要用铁链捆棺、佛塔镇压一个死人呢？

隐姓埋名的明代皇子

最初，专家们认为既然是佛塔地宫，里面肯定供奉着过去哪位得道高僧的遗骨或者舍利，谁知，里面的情况却出乎他们的预料。



地宫里仅剩了那具悬在半空的木质棺材，上面的铁链早就腐朽，再让盗墓贼一捣乱，整个悬棺摇摇欲坠。棺材里的情形更是凄惨，就剩了几根骨头和一些头发。

在地宫上方劵顶有个小洞，这是当年工匠进出地宫用的，盗墓贼从自己挖的盗洞钻进去，一通翻找，就将悬棺弄得七零八落了。

这让专家感到十分遗憾，他们没有找到墓志，无法了解墓主人究竟是谁，只能在周遭的村子里展开调查。



而调查刚刚展开，专家就从村民口中听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答案：“悬棺的主人是一位明朝皇子！”

这位皇子还不是别人，正是明朝亡国皇帝崇祯的第四子。

原来当地传说，当年崇祯在煤山自缢前，曾将自己的三个人偷偷送出宫，其中有两个最后都死于非命，剩下的那个被一个军官收留，偷偷带回了陕西老家，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华县。

这位皇子隐姓埋名过了一段日子，后来干脆跑到蕴空山建了一座小庙，出家当了和尚。



专家经过考证，发现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证据的。

根据史书记载，崇祯的确有一个儿子朱慈炤在国破后下落不明。村民们都说，这位朱四皇子逃到蕴空山后，还想着招兵买马，东山再起。

之所以选择这里，也是因为当时陕西地理位置非常关键，基于长远考虑，这里是最适合招兵买马和起兵的地方。

可惜当时天下大局已定，清廷已经大权在握，根本没人愿意追随朱慈炤。这让朱慈炤感到心灰意冷，于是就在蕴空山上出家，起了个法号叫“普乾”。



但是一般来说，和尚死后都会选择火化，或者“坐缸”，以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既然朱四皇子都已经出家了，为何死后还要选择“佛塔镇压悬棺”，这样一种诡异特殊的下葬方式呢？

村民们说，这是因为朱四皇子认为，一旦火化了，他的整个梦想就彻底破灭了，而他却还想着来世继续“反清复明”，自然就不会选择火化。

那么，这种说法真的靠谱吗？

墓主人真的是朱四皇子吗？

“生不做清臣，死不沾清土。”

据说这是普乾法师在圆寂前，告诉弟子的话，所以弟子才会将他的棺材用铁链悬空起来。

这些说法有些离奇，但也进一步证明，古寺悬棺的主人就是明朝皇子朱慈炤。



但考古人员还想找到更加有力的证据，于是便在蕴空山周围继续走访调查，想从村民们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而就在走访调查中，考古专家注意到了一件事。

根据当地的华县县志记载，蕴空寺所在的地方以前被称作“大明镇”，镇上还有另外两座曾经存在过的寺庙，一个叫兴国寺，一个叫扶君寺，名字都起得意味深长，不管怎么看，都带着一种浓浓的“反清复明”的意思。



虽然算不上有力的证据，但是这么多的巧合，不可能无缘无故碰到一起。

而且一些年长的村民还表示，那两座寺庙也不是一般的寺庙，是当时朱慈炤专门参考皇陵形式，给父亲崇祯修建的衣冠冢。

但是听到这儿，专家反而起了怀疑。

朱慈炤被四处追杀，只能隐姓埋名来到蕴空山，以那时的政治环境，他怎么可能会这样大张旗鼓地对外说他就是朱四皇子，除非是不要命了。

正当专家们摇摆不定时，退休干部老闫站出来表示：“你们都错了！”

老闫并不是历史和考古方面的专家，但是他的工作跟历史有关，再加上兴趣使然，花了很多心思研究当地的历史。



他发现，很多史料都显示，蕴空寺历史非常久远，甚至能追溯到北宋时期，当时它还叫做“云寂寺”，它的建立自然就跟朱四皇子没什么关系。

而那些大明寺、兴国寺、扶君寺等等地名，早在明朝灭亡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跟光复大明没什么联系，就是单纯的巧合。

之所以这些传说和地名都跟“反清复明”有关，就是因为明朝灭亡后，人们一直怀有恢复汉人江山的愿望，所以才产生了这么多跟朱家皇子流落在民间的传说故事，表达的是当时人们的精神诉求。



那位朱四皇子究竟去了哪里，时至今日依然是个谜，而他是否就是古寺悬棺的主人，又为何要以这样诡异的方式下葬，这就要看考古人员日后的努力。

admin

华州风：蕴空寺
2016-09-04 14:48·华州诗社


仗剑销春暮，男儿逐九州。

蕴空山色秀，什锦水分流。

禅院听无磬，闲枝起诉鸥。

殿前神事业，罗汉废长矛。

觅蝶纤纤脚，钵尘满满愁。

普乾和尚骨，信也土难收。



辱身不拒追慈烺，春雨登临曲水流。

无计指风盟大海，孤悬惊梦续新愁。

情深不寿成高寿，气大拥旒夺冕旒。

立石丈夫今发愿，快刀只手取瀛洲。



山里好天气，无心到佛前。

艳阳高自照，云迹了如烟。

寂寞失闲渡，大风吹大田。

天庭烧午后，烈烈向谁边？

敢问凤凰石，空空四百年。

梵墙花落暮，泣血哭杜鹃。



苦客伤南草，残阳照晚秋。

有云山里住，无处不烦忧。

再问凤凰石，时期六合游。

谁人知磊落，梦里把吴钩。

运去惜同力，年来不自由。

休言报家国，萧瑟说黄牛。



独上蕴空寺，穷冬看华州。

长烟恋棋局，天地北沉浮。

还记春闲苦，羞曾酒自酬。

一桃颜色壮，恨血委香丘。

岁月无情死，悬棺服未休。

挂壶归一诺，风雨读书楼。



夕阳半掩蕴空寺，故客故山衣故尘。

折柳牧童轻逐日，朱家阿四愧惊频。

且怜义重鸦归晚，忍看悲深草痛春。

无那鹃声啼血尽，不妨到此湿梅巾。



衰病丈夫知老酒，枕山禅叶恨西风。

临风飞盏托云散，心气凌天擎义雄。

自笑甘从千日醉，谁知耻与万人同。

西尼何事梳临石，牛峪多情烛帐空。



相逢不用猜，一饮展雄眉。

礼佛窗摇落，手谈薰幻离。

孤檠一生灭，世路几重痴。

秋暗伤如许，心晴笑更宜？



古道照颜色，蕴空承寺斋。

人间生稻菽，仙旅养根荄。

茶饮参商苦，悲含烟树阶。

不胜思子美，日月换新差。



东向柳枝儿，迎霞读杜诗。

昨来探古寺，专意请闲居。

自量难皈佛，参禅我是谁。

阴随晴别日，云共雨分时。



有情不惹短长飞，三月空怀向翠微。

深树流云无挂碍，人心此日竟同归。

重山一色欲填海，来路如丝曾系谁？

花雨曼殊应小住，消磨诗酒看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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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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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理学家、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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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人。 [80-81]世称“小东莱先生”。南宋理学家、文学家。许国公吕夷简六世孙、仓部员外郎吕大器之子。 [1]

吕祖谦出身“东莱吕氏”，生于婺州，以门荫入仕，起家将仕郎。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及第，调补南外宗学教授，累迁直秘阁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参与重修《宋徽宗实录》，编纂刊行《皇朝文鉴》。淳熙八年（1181年），逝世，享年四十五岁。宋宁宗时，追谥为“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追封开封伯。景定二年（1261年），配享孔庙。 [2-3]

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1]

（概述内图片来源：吕祖谦画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5]）












































全    名吕祖谦 [83]
别    名吕成公、东莱先生、小东莱先生
字伯恭
所处时代南宋
民族族群宋人（汉族）
出生地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 [82]
出生日期1137年4月9日
逝世日期1181年9月9日
主要成就创立“婺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
主要作品《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
官    职秘书郎、主管明道宫
谥    号成→忠亮
爵    位开封伯（追封）
郡    望东莱


目录

1人物生平
▪家世显赫
▪科试绝伦
▪初入仕途
▪讲学布道
▪鹅湖之会
▪起复修书
▪英年早逝
2主要影响
▪理学
▪易学
▪实学
▪史学
▪教育
▪诗歌
▪散文
3历史评价
4轶事典故
▪占卜灵验
▪提拔后进
5人际关系
▪家族
▪学系
▪学术交流
6主要作品
7后世纪念
▪墓址
▪纪念会议
8史料索引





人物生平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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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显赫

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十七日（1137年4月9日）。吕祖谦出生于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的官宦世家。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建炎年间，其曾祖父吕好问携全家避难南迁，诏提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洞宵宫，卒于桂州（遗骨后移葬于婺州武义县城东明招山），赠尚书右丞。其祖父吕弸中始定居婺州。 [6]

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胡宪为人恬淡，处世温润，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6]




科试绝伦




吕祖谦像 [10]
绍兴十八年（1148年）四月，吕祖谦祖父吕弸中致仕，吕祖谦得恩补为将仕郎。 [8]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吕祖谦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 [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吕潜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6]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他的妻子韩氏去世。 [6]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少二年磨勘期（内外文武官员考课，由吏部与各道观察使复验，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直接又政事堂差遣”。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 [9]任职期间，吕祖谦在政务之余，为不少大臣和相知友好代写了许多奏表，阐述了他本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主张。 [6]




初入仕途

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吕祖谦母曾氏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居明招山，以教授学子为业，四方之士争相趋往其门下。 [11]次年八月，吕祖谦以太学博士补严州学教授。 [6]

乾道五年（1169年），吕祖谦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 [6]

乾道六年（1170年），吕祖谦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12]在进见孝宗奏对时，吕祖谦劝勉孝宗留意圣人的学说。并上奏道：“恢复中原的大事在此时应当确定规模和方略。陛下若广揽豪杰，臣等愿意精加考察，使其确指经营谋划之实，孰为先后，让妄言空谈不敢在陛下面前呈现，然后再与几位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这样大义可以伸张，收复大业就可以实现。” [13]

次年（1171年）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 [6]

乾道八年（1172年）春，吕祖谦担任秘书省正字，点检试卷，参与了主持礼部考试工作。期间结识了陆九渊。 [14]二月四日，礼部考试尚未完全结束，吕祖谦突然接到其父病危的家报，等到后抵家时，吕大器已撒手西去。为服父丧，吕祖谦再次离职，结庐于武义明招山侧。 [6]




讲学布道




吕祖谦立像 [7]
乾道九年（1173年），吕祖谦还处于服丧期间。问学诸生又重新集结于门下，规模不小，前后达三百人之多。对于问学诸生，吕祖谦罄陈所学。 [6]同年，刘清之、陆九龄也来登其门，与之研讨文章义理，相处甚欢。陆九渊对吕祖谦丧中讲学颇有异词，以为这将损害“纯孝之心”。劝其散遣学生。 [15]在此同时，汪应辰也来信希望他不要在哀苦过度之际，再为讲学耗费精力，免得弄垮身体。吕祖谦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但又感到“四方士子已经聚成规模，难以突然遣散”，因此将讲学活动坚持到了年底。 [6]
淳熙元年（1174年）吕祖谦遣散所有间学诸生，独居明招山旁守墓，潜心于学。 [16]是年五月，父丧服除。六月复官，主管台州（今浙江临海）崇道观。 [17]期间陆九渊从杭州专程来到金华造访吕祖谦，吕祖谦对他的哲学观点赞善不已。八月至九月中旬，吕祖谦相约潘景愈从金华出发前往会稽游玩。顺畅心情之余，顺便到探视健在的外祖母。二人沿途或坐船、或步行，途中遍游名山古寺，参观了王羲之故宅和兰亭。到达会稽后，又偕同伯舅叔及几个表弟泛舟鉴湖。吕祖谦还特地拜访了名儒苏仁仲，并从他那里得知不少古书善本，对此吕祖谦大喜过望。 [6]回到金华后，吕祖谦又起游兴，打算去一趟大台雁荡山。正待成行，朱熹来信称其准备至金华与他同游雁荡。鉴于此，吕祖谦取消独游计划，在家等待朱熹。 [6]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因故爽约，不能前来金华。于是吕祖谦从金华出发，前往福建，访问朱熹。到达崇安后，被朱熹留住在“寒泉精舍”十多天。期间，两人共同研读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并一致感到四人的理学著作广大宏博，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掌握其精髓。为此，二人共同摘编了周、张、二程等著作中的若干条目， [18]汇编成册，题名为《近思录》，权充初学者的入门教材。 [19]




鹅湖之会

主词条：鹅湖之会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底，朱熹与吕祖谦抵至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 [20]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企图使二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充当发起人和组织者，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 [21-22]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吕祖谦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对于朱、陆双方的观点，“甚有虚心相听之意”。但是吕祖谦内心还是倾向朱熹的“教人”之法，认为二陆的主张过于疏阔。吕祖谦评价朱熹和陆九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人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 [6]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会后，吕祖谦利用自己对二陆的影响，积极协助朱熹做二陆的转化工作。吕祖谦认为“讲贯通绎”是治学教人的根本法则，不可以轻易予以否定。他指出陆九渊的错误在于因人废理。谓：“大抵陆子静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在吕祖谦的耐心开导下，陆九龄放弃了鹅湖会上所坚持的观点。至于陆九渊始终没有为吕祖谦劝说所动。不过，也没有因此产生龃龉。 [23]




起复修书




吕祖谦画像 [24]
淳熙三年（1176年），守丧期满，因礼部侍郎李焘的推荐，吕祖谦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 [25]到职后，吕祖谦奉命重新修定《徽宗实录》。他发现旧稿中错误甚多，需要大力整顿，然而期限紧迫，故而不得不全力以赴。 [26]次年间，吕祖谦一直忙于修定此书，而很少有空做其他事情。“史事期限迫促，殊无少暇。” [4]
淳熙四年（1177年），《徽宗实录》修定完毕，呈送宋孝宗。趁此机会，吕祖谦面呈奏表，希望他认真总结北宋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励精图治。不要再发生上下内外相侵夺的现象。恳请孝宗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视前代未竟的事业为己任，激励朝中士气而振作声威，以避免重蹈宋徽宗的覆辙。 [27]不久，吕祖谦升迁为著作郎兼编修官。同年，吕祖谦又娶芮氏为妻。

淳熙五年（1178年），吕祖谦奉诏编修《皇朝文海》。此书乃根据宋朝诸家文集，旁采传记他书而成。共有一百五十四册。原版本的《皇朝文海》错误较多，但吕祖谦编修此书，极为认真，他采摭精详，故得到孝宗嘉许。特赐名为《皇朝文鉴》，又命翰林学士周必大为之序，赐赏吕祖谦银绢三百匹两。 [28]




英年早逝

淳熙六年（1179年）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去世。 [6]

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1181年9月9日），吕祖谦病故，享年四十五岁。 [6]

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宋宁宗赐吕祖谦谥号为“成”。 [29]

嘉熙二年（1238年），宋理宗改谥吕祖谦为“忠亮”。后追封开封伯。 [3]

景定二年（1261年），配享孔庙。 [2-3]




主要影响

播报
编辑




理学
●
理心兼容


吕祖谦的世界观颇为杂博。他既认为理或天理是世界的本原，又规定心总摄万物，而使自己的哲学具有两个最高范畴。他非常推崇程颐的理学观点，对其学术代表作——《伊川易传》赞赏备至，这是他以“理”为第一本原的依据。其受程颢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颇深，这又是他以“心”总摄万物的理论渊源。只是他由于英年早逝，尚未来得及象陆九渊那样对“心学”观点进行系统的发挥，也没有来得及将“心学”与“理学”完全熔铸浑然一体，从而在其哲学最高范畴上，呈现“理”、“心”并重的状况，而在认识论上则既主“明心”，又重“格物穷理”。 [30]吕祖谦在将“理”膨胀为哲学最高范畴的同时，又通过万物“旨吾心之发见”论将“心”上升为万物的另一开始，从而使其本体论呈现二元论趋势，故而只能将其视为是介于程颖之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一种学说。 [30]

吕祖谦的“理”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根源，还是事事物物的普遍法则。吕祖谦认为天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有它的表现形式，是内在本质对立面的一种外在现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规定性。 [31]他认为人们应当顺应自然和历史的潮流，明确等级之分，安守自己的本分。吕祖谦还认为要想使人们把天理流行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内化为自身的规范，必须经由“心”对天理原则的体认，也就是对一系列“礼”的体认。这“礼”就是孝、忠、友、义等伦理观念，其不外乎是“心”之所悟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吕祖谦把这些有封建等级色彩并需要人用“心”体认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也初现了理与心融合的端倪。 [31]
●
辩证思维





吕祖谦画像 [80]
吕祖谦的哲学体系属于唯心主义，但它的辩证因素值得重视。吕祖谦继承了自先秦以来的“有对”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世界上没有矛盾的对立面的事物是没有的，这是天下所有事物所呈现的总趋向，亦是“天下之理”的生动体现。 [32]发展变化是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吕祖谦注意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他坚持认为“不息”（即运动）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吕祖谦还指出：整个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事物与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当一事物在其将要发生剧变之时，总是要通过其他事物的变化而显示其"朕兆"的，这就要求人们要知“微”，及时掌握事物变化的征兆。吕祖谦的这些理论，标志着其辩证思维已超越了前人，而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上。 [32-33]●
认识论


吕祖谦的认识论和其本体论一样，是极为“杂博”的。朱熹的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主要内容，陆九渊以明心为首要，吕祖谦则是兼而有之。在认识论上，吕祖谦强调“反求诸己”、“反视内省”。其逻辑是“圣人之心万物皆备，不见其外”，而吾胸中自有圣人境界“”，因而人们要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则不必求诸于外，求诸内心即可。 [34]他首先突出了“心”在认识论的作用，主张“守初心”，而与陆九渊的“明心”说相契合。同时吕祖谦又认为穷理须格物，其中有一个涵养过程。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是一致的。而在和永嘉，永康学派人士的接触过程中，又受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亦提出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之见解。 [34]




易学

吕祖谦易学继承了程颐的义理易学思想，认为“伊川《易》都不偏”。赞伊川之易学，表明在以理解《易》方面，吕氏易学与程氏易学具有相通性。但吕祖谦通过象数而阐发义理的思想，则与程氏易学忽视象数的思想有别。吕祖谦在治《易》的过程中提出的经传相分、“天下惟有一理”、两仪既生亦有太极、天道有复、“刚柔相应”、天地恒久之道运行不已、至理无妄、顺天理之自然等思想和解《易》方法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35]

吕祖谦的易学学说通过“理”对《周易》的诠释，建构了一幅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的世界图式“至善”的“天理”是宇宙的本源、本体，乾坤之理，乾施坤受，相互对待、相互依赖、相互激荡，促使世界万物生成长育并生成世界。吕祖谦认为，“天理”是活泼的永恒的存在体，万物生成之前，它先于万物而存在万物既生之后，它含藏并统摄于万物之中，此为“理一分殊”。“至善”的“天理”是纯全中正、完满自足的，由不得丝毫的人心、人欲的夹杂其间，因此人们不必挖空心思、费尽心机去追求“天理”，而只需要将自己的本心、本性自然发见便可以体认“天理”，并以此作为宇宙世界的法则的和人伦日用的准则。 [36]

吕祖谦以“心学”的视角去审视《周易》，这不仅体现在他在《易说》中以“心学”的理路诊释了某些卦爻辞，更体现在他建构并论证了形上的“本心”自然发见而为宇宙的生成图景和模式。除此之外，吕祖谦还以“心学”的视角探讨并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他对卜筮的看法：卜筮不是“人心”在作祟，而是“本心”的自然流露，即卜为心卜，筮为心策。由上述得知，吕祖谦认为是即“心”即“神”即“天”即“理”的，故而，“心”、“神”、“天”、“理”在吕祖谦那里是合一的。这是吕祖谦不苛求对方“学之所短”，而认真汲取别人“学之所长”之学术雅量的体现，是他潜心与各学派皆有深入交往的结果，也是吕祖谦意图融会朱陆的理学、心学之争的滥觞，体现其“博杂”的学术特点。 [36]




实学

吕祖谦的经世思想涉及到各个具体领域和方面。吕祖谦的“博杂”不仅有突破正宗理学的倾向，甚至还有超出“吕氏家学”的地方，由于他主张学以致用，这种“博杂”正好表现了其可贵之处。 [37]吕祖谦极具独立精神的政治观、经济观、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伦理观，使他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拉开了距离，也使自己的学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38]

吕祖谦出生于官宦世家，其思想学说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当南宋统治岌岌可危之时，他意识到理学与心学的性命义理学说还不足够，必须用功利之学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吕氏家学中也不乏有注重修养方法的致用思想，吸取了功利之学的一些进步观点。吕祖谦认为，朱陆之学及功利之学虽有分歧，但都有利于封建统治，各学派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一致的。 [38]因此，吕祖谦大胆地尝试对三者的融合， [31]对各家学说兼容并蓄。他游刃有余于各家之间，吸取了各家学说中的精华成分，从而构筑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也为当时南宋政权提取了综合各家之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以应对政治及经济危机。 [37]
●
政治制度

1.
刑德并举吕祖谦指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法与德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吕祖谦并不讳言法对政权所起的维系作用。崇德轻法是儒家的传统观点。不少理学家一提到法，便把它和申不害、韩非等人联系起来。吕祖谦认为“法”是“人情物理所在”。一部好的法令，其中包含了“仁义之气”。在他看来，要对百姓启蒙，就必须先用刑罚。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道尊”的目的。 [39]吕祖谦指出，要重振封建纲纪，就应向“蠢国害民”的权臣和“伺机窃变”的豪民两种人开刀。这样，既铲除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痈疽”，又扑灭了外部的农民革命势力，天下之大治岂有不至之理。遗憾的是“衰世之君”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只会抱残守缺，一味姑息养好。为了提醒南宋统治者大力整顿法治，吕祖谦力倡有罪必刑，决不宽贷。 [39]

2.
“君尊臣卑、君明臣贤”吕祖谦出生于十世官宦之家，世代承受赵宋王朝的浩荡皇恩，这种特殊的家世背景，决定了吕祖谦竭力维护赵宋王朝政权统治的政治观。在君臣关系上，吕祖谦从程顿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出发，主张君尊臣卑，“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妇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强调君降志尚贤，臣尽道辅君，“君降志而应乎刚明之臣，臣尽道以辅乎柔顺之君。”在为臣之道上，强调“清、慎、勤”三字蔵言，提倡委婉之进谏之道，他认为：“进谏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乐我之言。戒之以祸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乐也。” [37]

●
经济制度

1.
取民有制吕祖谦针对南宋社会“至贫之民，纳至重之赋”的状况，提出了“取民有制”与“广取不如俭用”的理论，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力求得到广泛实施。在封建社会中，吕祖谦认为“圣人”与“万民”二者互相依存，他指出统治阶级只有珍惜劳动群众的辛勤劳动，才能换取他们的“甘心奉养”。“圣人”与“君王”们应该体恤农民，由此，吕祖谦提出了“取民有制”的思想。 [40]吕祖谦提出了“与民安息”的对策，也就是努力创造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前提是革除一些民众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民众有生路，就会停止反抗。从这一认识出发，吕祖谦力倡“广取不如俭用”的思想。他认为与榨取民众血汗，倒不如适当地减少些开支，实行“俭用”之方针。他指出，朝廷务必要“薄征”、“散利”，方能安然无恙。如凶荒之年，要使民众安定下来，就得开放国库，贩荒济贫。为了保证贩荒有充裕的粮源、帛源，平时就得注意“力农”，发展农业生产，将多余的粟、帛储藏起来。“薄征”即减免农民无力缴纳的赋税，如其不然，将会断送民众生路，激成他变。 [39]

2.
分民均田吕祖谦提出所谓“得时措之宜”、“达于事变”的均田设想。他设想由大、小司徒“总大法、操体统”，掌管“均土”的总原则。下设专门的“均土之职”，这些人可以随时随地“出入叶陌，周旋井里”，考察土地的“厚薄肥痔”山泽的“高下曲折”。然后视不同情况而“分民授土”，然后责令农夫“各守其地”、“各任其事”。农民有了安身立命之地，耕耘不息，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源源不断而不致于匾乏。 [40]

●
国防军事

1.
谋定主战吕祖谦首先坚决不同意主和，反对议和。既反对他反对畏敌不进，亦反对冒险出击。 [38]提出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积极稳妥的抗金主张。具体就是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时应大胆进攻，主动出击而在准备尚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之时则要耐心等待、静观其变。一方面，他不满意南宋统治者苟安一隅，希望宋孝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要积极进行抗击金兵、收复失地的事宜。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南宋当时处于国困民乏之中，尚不具备全面北伐中原的条件，因而不能急于求成，只能徐图行事。吕祖谦对于当时南宋基本国情的估计和所主张的抗金方略符合实际。 [39]

2.
寓兵于农宋朝实行崇文轻武的方针，带来了“武绩未振”严重后果。吕祖谦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事”与“武备”犹如人之左右双臂，缺一不可。吕祖谦认为轻视武艺，视其为“粗”的看法是错误的。对于男子来说从事“习射”，是本份之内的事。吕祖谦的这种议论在理学家中是不多见的。这就说明了吕祖谦的见识高于一般理学家，且有匡正时弊的积极意义。吕祖谦提出了“兵农为一”“寓兵于农”的思想。南宋朝廷曾有意增加军队编制，但也使本来兵冗之患加剧。在吕祖谦的设想里，以相邻的五家组成“一比”，以五人而成“一伍”，闲时进行军事训练，一旦发生战争，农民成为有战斗力的士兵，由朝廷命官率其冲锋陷阵，节省平时养兵之费用，减少财政开支。战争结束，这些士兵即还农耕作。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同时又避免了那些怀有不臣之心的将领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之患。 [39]


吕祖谦的经世思想重在吸收，具有浓厚的折衷调和色彩。它的吸收并非只是简单综合，而是将各种学说贯通起来，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吕祖谦继承了吕氏家学“不名一师，不主一说，兼取众长”的治学风格并充分发扬。由于和永嘉学派有相当深的关系，故而吕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经世思想倾向。吕祖谦引永嘉、永康代表人物登堂入室，且主张实事求是，必然要批判一切虚妄迷信，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主张和不合理的制度。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都起着振聋发聩、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39]




史学
●
史学观


吕祖谦的史学观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他务实之学风以及经世致用的为学特点，对后人影响颇大。 [1]
1.
“合群策、集事功”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坚持认为社会的兴衰、政治的好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完全决定于封建帝王的“心术”之正与不正。吕祖谦虽然有时亦认为人主心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重大影响，但它决不是什么决定因素。他从社会伦理制度产生的角度指出“人纪”，并非是圣王建立起来的，而是“籍众人之力而共建”的社会历史产物。 [41]吕祖谦认为比较理想的政治局面是不要相互侵权，而是各司其职。现在皇帝行大臣之职，外而至于地方上的监司。守令的职权都为他们的上级长官所侵夺，这样他们就失去了约束其部下应有的权威，容易形成下不服上的局面。 [41]吕祖谦坚决反对君主“自任一己聪明”的“师心自用”的独断论。他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要订立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总是要广泛地征求他人的意见，这也是他们能够使天下达到大治的根本手段。而后世君主一即位就不听取别人的任何意见，就“师心自用”，这就很难避免失误。吕祖谦激烈地抨击了后世封建君主的专断行为。在吕祖谦看来，尧舜之所以超越“后世之君”，关键就在于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注意集思广益。它不仅在客观上否定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且还涉及对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有益探索。吕祖谦敏锐地察觉到国家的兴亡，与“下情通塞”与否有着密切联系。为此，他主张“定国是以一民听”，“下孚群听”，强调“民听”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已经初步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雏形。 [41]

2.
“有因有革”的历史发展观在历史究竟是前进与否的历史发展观方面，朱熹曾在与陈亮的辩论中露骨地宣扬历史退化论。他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时代，实行的是王道政治，而三代之后，由于人欲横行，实行的是霸道政治，故而将天下搞得一团糟。吕祖谦则认为历史总是前进的，绝不是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他反对历史不变论和历史复古论，强调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有革”。对于历史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东西，一概否定，推倒重来。也就是说对封建等级名分，政治伦理观念等只能是“因”而不是“革”。但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借谨守祖宗之法因循守旧，坐视其弊，而必须大胆革除已经过时的陈规陋习。在吕祖谦看来，祖宗之所以订立法令、规矩，目的是要求天下太平。而当这些旧章程妨碍太平，后人及时加以革除，就是最好的师承祖宗之意。吕祖谦此观点和王安石变祖宗之法的思想是相通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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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态度


吕祖谦读史、治史，史学观点往往针对时弊，有补于世，且在治史上有自己的态度和方法。其治史态度主要表现为：一、精密以求的严谨态度。二、直笔无隐的实录精神。三、求真考信的执着精神。四、推崇史官的崇史之心。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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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方法





吕祖谦半身像 [44]
治史要有一定的方法，吕祖谦的治史方法则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倡的观史顺序和观史方法上。吕祖谦认为，只有把史书文本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极其深入的分析之后，才能说读懂了历史。他指出，读史当先看统体，再看机括。即综合一代、一国、一君治乱兴衰的整体来观察，并且去探究其中为何会发生如此变化的成因。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一本史书的着眼点都应放在哪里，吕祖谦对此有庖丁解牛般的清晰认识，他认为应该：首先要看本纪，接下来再逐一研究人君地位、时代兴衰、事业难易、规模大小、治道粹驳、措置得失、任用贤否、事意本末、情理血脉、情事同异、史法褒贬、议论当否，可谓周全。 [43]

除此之外，吕祖谦指出观史要有身在其中之感才可以。他在治史时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想象成史中人物，把自己的行动与实际的历史人物的行动做一番对比，这样便可以得出两个结果，孰优孰劣，一看便知。在遇到同样的或类似的情况时，解决问题的方案就可以参照历史。这样，历史也就能和现实紧密的结合起来，其鉴戒意义也就显露出来了。 [43]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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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问津书院讲师吕祖谦画像
吕祖谦是热心教育的学者，在他延续数十年直至病逝而止的教学实践和思索中，始终贯穿着他的基本教育心理思想，即“性善论”和“学知论”。 [45]
吕祖谦主张要学，要经由讲学才能将那被蒙蔽的“知与理”实现出来。他指出学习是一个反复体会、体验的过程。为此，学习者就要：有充足的时间保证用于学习；广阅博览，积累学习素材；对所获学习材料进行深思涵养，以求融会贯通、释然心解，乃有所得。 [45]提倡实用，不仅是吕祖谦对学习意义的看法，也是他所主张的学习方法之一。即在使用中巩固、体会知识，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在学中用，在用中学，如此学用结合才能掌握真知。正如他所说：“涵泳义理日用间”（《答潘叔度》）。 [45]

吕祖谦还明确提出“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教学指导方针。 [46]他坚持以“德教为本”，指出首先要加强被教育对象的道德教育，使人们自觉自愿的放弃个人私利而效忠国家。这是因为他认为道德比智力、才能更为重要。 [47]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三德三行”的教育，还要联系国家的政治法令的得与失进行教育，以培养学生日后驾驭国政、通揽全局的本领。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在治理国家。筹措朝政的过程中懂得如伺整救补阙，对国家之本末源委知道得一清二楚。吕祖谦认为受到这些严格训练的一旦用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48]

吕祖谦认为只有不迷信权威，不给自己预设框框，学习才会有大长进。他甚至直接跟学生们讲犯错误的好处，“学者不畏有病，畏无病。如作文，作出后方见工拙如做官，做出后方见是非。有工拙、有是非，因是不及浑然无失之人。 [46]吕祖谦要求学生不止要会重复前人说的话，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还要求学生们要有自己的见解和语言，这是他主张“实理”的充分体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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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吕祖谦兄弟在丽泽书院时，常邀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来书院切磋、探讨学问。他注重对理想人格的塑造，通过讲学来启发学生的道德自觉，从而促进学生自觉地投身于道德实践，从而还手订规约，规定“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肄业必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 [49]在丽泽讲学期间，书院已有确定的教材，且大多是他针对实际教学所亲自编定供生徒学习，如《左氏博议》、《春秋讲义》、《间范》、《伊川易传》、《程氏易传》、《易》、《诗》、《春秋》、《己丑课程》、《己丑所编》、《书》、《礼传》、《孟子》等。这些教材较多已用于此前的严州州学教学，体现出其教育体系己经相当成熟。 [46]

丽泽讲学，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从教学的深度上，都是吕祖谦教育实践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朱熹是在吕祖谦丽泽讲学后的19年里，才成为“南宋时代最著名的老师”的。材料表明，吕祖谦教学丽泽期间，所在的金华是当时受教育者心中的最理想的求学之地。 [46]吕祖谦在教育上所造成的旋风并不是一阵刮过。他去世后，弟子门人散布四方，其中许多人又在各地办书院继续传播吕祖谦的理论。这样使得吕祖谦教育的影响在规模上及时间的连续性上不断增大、加强，吕学后传和信徒遍及全国。继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后，宋、明、清三朝又出现二十余所“丽泽书院”，分布在浙江、湖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甘肃等省，在创下同名书院数量的最高记录。 [46]




诗歌

据《全宋诗》所收，吕祖谦的诗歌保留下来的共一百一十五首。其中题名挽章的有四十二首，赠别酬和诗三十一首，应制诗三首，咏物诗两首，咏史诗两首，画赞一首，其他写景抒怀诗三十四首。 [50]从诗歌的思想内容来看，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追忆亡者、歌颂友情。二是感触自然、抒写情怀。前者多见于那些代人写作的挽章和赠别酬唱之作，在形式上常为格律谨严的五、七言律诗后者表现为风格清新的写景抒怀诗，诗歌体裁多用短小的绝句形式。在这些为数不少的挽章里，有代人而作的，有应约而作的，更有真情而发的。他善用真情着笔，追忆亡魂，字字痛切，感人肺腑。 [50]

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和同时期众多爱国文人一样，吕祖谦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他的送别诗里也往往夹杂着忧国爱民的情绪，从而具有了多重主题。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在写给丘宗卿的《送丘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视民如伤为韵》中，吕祖谦不仅表现了借别之情，而且以“视民如伤”为韵，告诫友人要勤政爱民，体恤民情。全诗慷慨激昂，笔力酣畅，勉励友人，情真意切。黄东发评曰“此戒乘快无恻忐之心也”。 [50]

作为理学家，吕祖谦在生活中，同样注重对人生哲理和道德境界的体认，他的诗歌也不免时时沾染些理性主义的色彩。因此，他的诗歌中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摆脱了理学束缚，更富于文学色彩、清新可诵的写景抒情小诗。 [51]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5年），吕祖谦随吕大器于福州任所，创作了一系列写景抒情的小诗，《清晓出郊》、《城楼》都完成于这时期。“落月窥瓮偏，殷勤唤人醒”（《清晓出郊》），吕祖谦笔下的“落月”仿佛也是懂人情的，“窥”“唤”两字赋得小诗生意盎然，描写初夏野外郊游，颇具生活气息。七绝《富阳舟中夜雨》则恰似一副意态潇洒的泼墨山水，一“烟波”、“溟鸥”、“蓬笼伙夜雨、“幽人”层层点染出八月的秋意”，境界开阔。 [50]

其祖父吕本中论诗重黄兼苏，江西诗派因以得名，晚年提倡句律流转圆美的活法，在创作实践中矫正了当时诗坛瘦硬艰涩的流弊。吕祖谦从小就跟随吕本中，在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之下，吕祖谦深受其诗艺的影响。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流转轻快的句子，自然凝练的语言，曲折深刻的构思，恰是“活法”融会之处。 [50]如，“明床小放前溪入，澄绿光中独岸巾”（《题刘氏绿映亭二首》）、“润花雨过红群湿，倚竹风斜翠袖寒”（《次韵叶丞相陈尚书游南园》）、“野花照水开无主，谁信春归已两旬”（《西兴道中二首》）。这些诗句运笔炼字浑圆流畅、抒情写景自然天成、意象描摹生机灵动，读来清新可人，充分体现了其“圆美”的美学思想。 [51]




散文




吕祖谦画像
南宋时期是古代散文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散文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了最常用的文体。作为颇有影响的古文家，吕祖谦的散文有奏议、书札、题跋、游记、墓志等等，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意义上都远远超过了他的骈文。 [50]
从内容上看，吕祖谦的散文大致可以归为言事论证之文和记人叙事之文两天类。从艺术风格上看，也相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辩驳凌厉，二是曲折详整。前者主要表现在奏议、书札等言事论证之文中，后者则是碑记、墓志等记人叙事之文的总体风格。

从语言风格上看，吕祖谦的散文以实用为出发点，古雅而平正。 [50]吕祖谦语言风格与同时代的道学家迥然有异，其书信较短，一句是一句，三言两语即交代一件事情，语言极为精炼，但也不乏晦湿，往往是藏头掖尾、语未道尽，读起来给人以淳炼而稳实之感。 [38]吕祖谦的一些讲学著作本身也是优美的散文集，如《东莱博议》虽以阐发义理为主，但说理透彻、结构严密，文势纵横、笔锋犀利，不营于一篇篇精彩短小的议论文。 [50]

吕祖谦散文以记叙一类为多，既包括写景记游的游记、亭台记也包括叙人抒情的墓志、祭文。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并邀请好友吕祖谦写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记》。文章着力追溯了白鹿洞书院的理学源流，褒扬了朱熹兴学之意，风格详实，章法工整，为其代表性佳作。又如《横山吴氏佚老庵记》，全文围绕“佚急”为中心，借用阶者、途者、塾者的对话道出“佚老”的三重境界，接着通过主客问答得出结论：一人一室之佚为私佚，只有一乡之佚才是仁者追求的理想境地。文章结构起伏，层层铺垫，极具宋人散文擅议论的特点。 [50]

吕祖谦的散文不仅长于议论，同样兼擅写景和抒情。他的一些山水游记生动活泼，几乎可以同其他唐宋古文家的记游精品相媲美。如《入越录》，摹景状物，记事抒情，清新俊逸，趣味盎然。吕祖谦将乡村的美景、日出的奇丽、回转的山岩、涌动的松涛描摹得有声有色，上接《水经注》，近承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传统。 [50]语言大抵以平实质朴为主，却不乏文采斐然之笔。如九月十四日观鉴湖落日，落日熔金，水色澄鲜，霞光澹荡，营造出一一个水天光影的世界，如梦如幻。吕祖谦描绘山川风物，城邑邱墟，细笔雕琢，美不胜收，文字幽眇芳洁，自成趣境。《入越录》将途中所见娓娓道来，情深味永，真切晓畅，行文洗练，新妙可爱，极具审美价值，摆脱了理学家散文议论说教的习气，颇值鉴赏品读。 [52]




历史评价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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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周必大：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 [53]

吕祖俭：公之问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参贯融洽，无所偏滞。公之言行，求正于有言之君子，以诏来世。（《宋故朝请郎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吕公祖谦圹记》） [54]

朱熹：①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 [55]②伯恭是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似轻儇底人。③伯恭有蓍龟（喻德高望重的人）之智而处之若愚，有河汉之辨而守之若讷，胸中有云梦之富而不以自侈，词章有黼黻之华而不易。 [56]④盖其德宇宽洪，识量闳廓，既海纳而川渟，岂澄清而挠浊。矧涵濡于先训，绍文献于故家，又隆师而亲友，极探讨之幽遐。所以禀之既厚而养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无求而不备。故其讲道于家，则时雨之化；进位于朝，则鸿羽之仪；造辟陈谟，则宣公独御之对；承诏奏篇，则右尹《祈招》之诗。（《东莱先生祭文》） [57]⑤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余足以范俗而垂纪。然而状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不诡于流俗。迎之而不见其来，随之而莫睹其躅。矧是册青，孰形心曲。惟尝见之者，于此而复见之焉，则不但遗编之可续而已也。（《吕伯恭书像赞》） [58]

陈亮：①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二十一） [59]②惟兄天资之高，地望之最，学力之深，心事之伟，无一不具，其来未已群贤调谢，然山峙兄又弃去，我存局以，一代人物，风流尽矣。（《又祭吕东莱文》） [38]

陆九渊：窃惟执事（吕祖谦）聪明笃厚，人人自以为不及。乐教导人，乐成人之美，近世鲜见。苟有所怀义不容，黙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妇之所与知，而大贤君子不能无蔽者。（《与吕伯恭》） [60]

刘清之：我从公游十有七年，取友天下，谁如公贤？众所同病，公独无是。古人所难于公，为易崇深，愽大精粹，明通具此，众羡亦莫如公！公之所学，欲至圣处。欲告于上，陛辞弗能欲语，何敢出二言以异之？（《吕太史伯恭祭文》） [57]

陈傅良：公绍绝学之遗，统缅潜心于一贯，立六艺之要，津渉九流而弗畔。既超乗于先得，亦加鞭于后倦。可谓明古人之大体，而能通当世之变。泛观人物，粤自秦汉，功臣擅其气略，儒雅隆于辞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断断。以余观公，与夫专善偏长之士，岂可同日而论也哉！若乃推本皇家讲求文献，尝以为艺祖造邦，上基周室，而仁皇继体之际，庶几羞道于管、晏，痛小雅之未复，先群疑而独辨。推公之志，欧富韩范，缉熙宁之坠绪，振元祐之余筭，又将防同错综，招擕集散，回万牛于绝手，六辔以徐按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于涂炭，盖又渡江，诸老皆有遗恨者也。 [61]（《祭吕东莱文》）

尤袤：惟公渊源之学，浩养之气，纯全之行，刚毅之志，高视古人，不论今世。濂溪、河南，其道未坠。公生百年，独探其秘。障阳末流，折衷六艺。斯文是赖，绝学有继。人言相门，必复其始。公所抱负，表表愈伟。谓当亿龄，世济其美。 [61]（《祭吕东莱文》）

辛弃疾：惟公天质之美，道学之粹，操存之既。固而充养之，又至一私欲，未始萌于心极，万变不足以移其志。故不力而勇，甚和而毅泯，爱憎以无迹，更毁誉而一。致宜君上益信其贤，而同异者莫得窥其际也。任重道远，发轫早岁。遗外形体，辍寝忘味，事物之来若，未始经吾意迨。夫审是决疑，则精防正大，中在物之理，而尽处物之义。私淑诸人，固已设科，不拒闻者。心醉道行，志得抑将，使君才并用而众志咸遂也。乃若生长见闻，人物门地，高文大册，博览强记，虽皆过绝于人要之。盖其余事，厥今上承伊洛，远沂洙泗。谓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 [57]（《东莱先生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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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黄震：东莱先生以理学辨朱、张，鼎立为世师，其精辞奥义，岂后学所能窥其万分之一。然尝观之，晦翁与先生同心者，先生辩诘之不少恕；象山与晦翁异论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鹅湖之会，先生谓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易量；谓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其后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鹅湖之会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 [56]（《东发日钞》）

脱脱：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宋史》）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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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王守仁：道间与季通讲论，因悟向来涵养工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强探，必取寻流逐末之弊。推类以求，众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然非如近日诸贤所谓顿悟之机也。向来所闻诲谕诸说之未契者，今日细思东莱之言，吻合无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气质躁妄之偏，不曾涵养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遗言录》） [62]

胡应麟：宋诸诗人掩于文者，宋文景、苏明允、曾子固、晁无咎；掩于词者，秦太虚、张子野、贺方回、康与之；掩于书者，石延年、蔡君漠；掩于画者，王番卿、方与可；掩于儒者，朱仲晦、吕伯恭。（《诗薮》杂编卷五）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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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纪昀等：祖谦虽与朱子为友，而朱子尝病其学太杂。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约。祖谦于《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于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词多根柢，不涉游谈。所撰文章关键，于体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诸体虽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 [63]（《四库全书总目》）

查慎行：东莱不以诗名，而应制乃尔称题，有专家所不及者。合前后三章观之，儒者气象可见。 [51]

王崇炳：①先生之学，以涵养性情为主，大概有志于程伯子（颢）之为人。然明道本源了彻，精言粗语，皆归第一义谛。先生尚隔一间，惜乎无年，需以岁月，岂不足以入室乎？ [30]（《吕东莱先生本传》）②且其学，近裹切己，责涵养实践，不贵争辩，于洙、细为近。其为人，闳靡平粹，志在经世，而耻苟合，其为文，波流云滴，珠辉玉洁，为一时著作之冠。其释经，研精覃思，婉转归己，拔义于训话之卜，读其书可知矣。 [64]（《重刻吕东莱先生遗集叙》）

全祖望：①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 [56]②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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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白寿彝：①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1]②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1]《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下册）》第五十三章

冯友兰：①伯恭介朱、陆之间，颇多调停。然吕氏虽传洛学，而原明所师，如定安、泰山、盱江、荆公甚众，居仁亦曰：“学问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故吕氏家教，又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不知中原文献之传，乃伯恭之所以异于朱、陆两家者也。且南渡以后，学者剽正心诚意为浮谈，而视治国平天下为末务。虽攘斥二氏，其不切世用，亦与二氏何别矣。伯恭《周礼说》曰：“……”此岂独当时救弊之言，亦儒者明体达用之学，道所应尔。不然，孔门问政之言，其多与问仁等，岂骛外之谓乎？③少时性极褊，后因病中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省，遂终身无暴怒。其《与朱子书》亦规以“争较是非，不如敛藏持养”，即其学养可知也。（《中国哲学史》） [66]

田浩：吕祖谦的史学和经学是后世金华学派的基础。学者几百年来把金华学派归在浙东史学和经世之学范围里，除婺州金华外，此派的大本营还包括浙南的温州和浙北的明州（今宁波）。把这三处的主要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甚为恰当，因为这三个地区的学者在当时是都深受吕祖谦思想的影响，并且这些学者都有共同的归属感。 [67]（《朱熹的思维世界》）

刘玉民：吕祖谦以其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独具魅力的人格等在南宋学坛上纵横捭阖，与当时的各家各派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在学术交流过程中，他不惟尊贵，不计富贫，不论长幼，皆以平等温润之态度对待之，从而赢得了各界的广泛尊重和积极响应，推动了南宋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并且在与南宋诸儒学术交流过程中，吕祖谦亦汲取百家之长、陶铸百家之说，使自身“吕学”体系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宏博，终成著作等身、德泽后世之一代学术宗师。（《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 [38]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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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灵验

据《齐东野语》记载：绍兴末年间，在临安城三桥上，有一人名叫韩慥，专门收钱替人算卦。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春，曾逮（曾仲躬）、吕祖谦到韩慥住所拜访他，已经有一人先在。吕祖谦问其姓氏，答道是宗室子弟（姓赵）。接下来韩慥依次三人为谈论命数，他先说赵某可官至郡守，以后将因多子更加显贵。轮到曾逮，则说：“命数很好，家世殷实，颇具文学才干，将来也有官职，但唯独缺的一样就是终身不能及第。”最后到吕祖谦，韩慥问他：“你为什么要来临安？”吕祖谦回答：“是为了赴试。”韩慥接着问：“你去年未能发解（应贡举合格者，谓之选人，由所在州郡发遣解送至京参与礼部会试），今年怎么可以参加会试呢？”吕祖谦再答：“赴博学鸿词科。”于是韩慥告诉他：“你命中是要中词科的人，但是不在今年，之后三年间两试都会得第，而且将是第一等。”吕祖谦叩头谢过，韩慥最后说：“你将要名满天下，可惜没有福分。”不久之后他说的话都灵验了，曾逮官居侍郎，但始终未取功名；吕祖谦于三年后连中两科成为进士，并成为一代大儒，却最终英年早逝。 [68]




提拔后进

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春天，吕祖谦以国史馆编修充礼部考官，曾指认出陆九渊的卷子，令其中第。 [14]当时蔡幼学参加补试夺魁， [69]也参加了这年会试，吕祖谦看到一份卷子很工整，说：“姑且让小蔡再读书积累声望三年。”便将它放在帐顶。不久，吕祖谦因病请辞，众考官见到帐顶上有一份草卷，认定是吕祖谦特别喜欢而想放在前列的卷子，于是定其首选。蔡幼学果然是这年的会试第一。 [70]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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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辈分


关系


姓名


简介（仕任）


父族

家世

九世祖

吕梦奇

后唐户部侍郎


八世祖

吕龟祥

殿中丞、知寿州


七世祖

吕蒙亨

光禄寺丞、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


七世伯祖

吕蒙正

宋太宗宰相、同平章事、莱国公


六世祖

吕夷简

右仆射、枢密使、许国公


五世伯祖

吕公弼

枢密使、赠太尉


五世祖

吕公著

尚书仆射、申国公


高祖

吕希哲

直秘阁、赠光禄少卿


曾祖

吕好问

兵部尚书、尚书右丞


伯祖

吕本中

中书舍人。南宋词人。


祖

吕弸中

朝请郎、提举台州崇道观、赠正议大夫


父亲

吕大器

仓部员外郎


亲母

曾氏

礼部侍郎曾几之女


平辈

配偶

元配

韩服

龙图阁学士韩元吉之女


继室

韩螺


芮氏

国子监芮烨之女


表格参考资料： [71]




学系
●
综述


吕祖谦作为乾淳之际的学术领袖，门人弟子众多。吕祖谦门人及后学很好继承了吕学的学术精神与学术特点，注重实学，不空言义理，以广大为心，不执一偏，使得吕学由元至明，四百年间传承不绝。 [72]



东莱学系


师承

学侣

弟子


吕本中 [73]

吕大器（家学）

吕祖俭

吕祖谦

叶邽

徐侨、叶霖

黄溍、叶审言

王世杰

宋濂、高则诚

王祎


汪应辰（洛学） [73]

——

楼昉、楼钥

郑清之、应繇

王应麟、李壁

胡三省、戴表元

王昌世、史蒙卿

赵葵、赵范

袁桷


林之奇（闽学） [73]

时澜、时沄

时少章
  

辅广

董槐、刘敬常

韩翼甫余端臣

王文贯、韩性

陈普、熊禾

汪元春、王冕

黄奇孙、李齐


胡安国

胡宪（闽学） [73]

朱熹

陈傅良

叶适、蔡幼学

邵持正、吴子良

舒岳祥、刘庄孙


舒璘

袁肃、汪行简

邓梦真、戴泳

舒浒、舒津

诸葛安节

李洧孙


刘安世

刘勉之

袁燮

袁甫、朱元龙

袁韶、史弥忠

史弥坚、史定之

陈宗礼、洪扬祖

袁裒、袁桷


注：吕祖谦其余著名弟子还有乔行简、王介（再传其子王野）、刘爚、陈孔硕、吴必大、葛洪等。


表格参考资料： [56] [72] [74-76]




学术交流
●
综述


南宋中期，诸子学术争鸣把两宋学术推至峰顶，推动此期学术频繁交流的重要学者就是吕祖谦。他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派别的学人，相互之间切磋交流、碰撞融合，他以独得“中原文献之传”之学术优势，以广大之心、践履为实之学术精神，为南宋学术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 [38]

吕祖谦与湖湘学派之交流，既有对胡安国学说之继承，又有与张栻之学术交流，使湖湘学派之性理说日臻完善，对张栻学说体系构建起到推动作用；与朱熹之学术交流，对朱熹理学体系之完善皆有赞襄之功；陆九渊在他的引领下与朱熹等人结识，终使心学与朱学、吕学鼎立于世；他把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引进道学，对提高陈亮的学术威望至为重要；与薛季宣、郑伯熊、陈傅良、叶适之学术交流，永嘉学者既得奖掖又得培植之功，使永嘉学派之事功学得与朱陆分庭抗礼；与曾布、陆游、尤袤、王十朋、周必大、辛弃疾等文苑诸贤之交流，使文学深深烙刻“义理文学”之时代特色；与李焘、袁枢等史苑诸贤之交流，使南宋史学以“义理史学”彰显于世。 [38]



吕祖谦交流



学派


学术渊源


代表人物


交流简介


湖湘学派

父亲吕大器为胡安国三传弟子（其师曾几）；恩师汪应辰为胡弟子；恩师胡宪为胡门“前五子”之一。

张栻

吕祖谦于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初识张栻，二人为莫逆之交。张栻死后，吕祖谦带病作《张五十丈祭文》。 [77]在野为学时，互相发明，于《胡子知言》、《论语》、《孟子》、《易传》、《阃范》、《仁说》等皆有学术交流，并于商榷中互相指正。




闽学

吕大器因吕本中关系，与朱熹之父朱松有“契旧”之交。吕祖谦受学于闽东弟子刘勉之、林之奇而成婺学宗师。

朱熹

吕祖谦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随父吕大器在福州遇时任同安县主簿朱熹，称“三山之会”。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出任武学博士时途经婺州拜访吕祖谦，淳熙二年（1175年），访问朱熹于寒泉精舍，二人编订《近思录》。《东莱集》中与朱熹的书信达67封；《朱文公全集》中与吕祖谦的书信达106封，二人关于“道学无对”、《太极图说解》、《伊洛渊源录》、陆氏心学等多有学术往来。



赣学

吕祖谦师事汪应辰为最久，而汪应辰是江西信州玉山（今上饶市玉山）人。汪氏早年曾就学于张九成。其后论学亦多从“心学”说开去，吕祖谦多受影响。

刘清之

吕祖谦于乾道元年（1164年）侍母至池州，结识建德县主簿刘清之。乾道四年（1168年）九月，与吕祖谦一同至西安拜望汪应辰。二人合作修订与刊刻《程氏易传》、《横渠集》，吕祖谦曾多次向朝中理学领袖周必大推荐刘清之，吕死后，刘清之作祭文。


陆九龄

乾道九年（1173年）八月、十月，陆九龄两次至金华拜访吕祖谦，探讨《徽宗实录》。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十七日，再访吕祖谦。为悼念亡友，吕祖谦应陆九渊所请作《陆先生墓志铭》。


陆九渊

乾道八年（1172年）春，吕祖谦以国史馆编修充礼部考官，陆九渊高中进士房师即吕祖谦。淳熙元年（1174年）六，访问汪应辰归来的吕祖谦回金华。二人遂论学七八天。接触到心学后，吕祖谦极力调和朱陆矛盾，筹划鹅湖之会和南康之会。


永嘉学派

——

薛季宣

吕祖谦于乾道七年（1171年）结识薛季宣，吕与之交流半月，大体对“事功之学”极为赏识，但提醒他重视义理。并将其推荐给朱熹。薛死后，由吕祖谦撰写《薛常州墓志铭》。


叶适

淳熙二年（1175年）秋，叶适由陈亮带领至武义县明招山与吕祖谦结识，《习学记言序目》。全书最后4卷全是论述吕祖谦的《皇朝文鉴》；其他部分如《周易一》到《五代史》约40卷都借鉴了吕氏学说。吕祖谦曾经指导叶适做学问秘诀，叶适为吕祖谦作祭文。


永康学派

——

陈亮

吕祖谦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十月与陈亮同试漕台结识，作《祭吕东莱文》，再作《又祭吕东莱文》。吕祖谦与其就《孟子提要》《三先生论事录》《伊洛正源书》《三国纪年》多次交流。


史学家群体

——

李焘

淳熙三年（1176年），李焘荐吕祖谦入国史院、实录院，二人结识，并主持完成了《徽宗实录》200卷的主体部分。吕祖谦还给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提供书籍等帮助。


文学家

陆游和吕祖谦父吕大器同为曾几的门下弟子。胡安国传学曾几，两代人又接受武夷之学。

陆游

绍兴十二年（1142年）陆游就学曾几时初识祖谦。隆兴元年（1163年），吕祖谦高中进士。陆游得知消息非常高兴，有书信祝贺。陆游遭人非议时，吕祖谦曾上书周必大请求其说服赵汝愚极力援救。


——

尤袤

绍兴十六年（1146年），尤袤结识吕祖谦。吕祖谦尤袤都做过国史馆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而且二人在史馆从游，即相互切磋学问。吕祖谦死后，尤袤作祭文。


表格参考资料： [38]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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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作品
吕祖谦著有《东莱集》（《东莱吕太史文集》）四十卷传世，另有《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近思录》、《易说》、《周易音义》、《周易系辞精义》、《东莱书说》二种、《东莱博议》、《大事记》、《吕氏唐鉴音注》等。 [1]《四库全书·两宋名贤小集》录其诗一卷，《全宋诗》亦录有其诗。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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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址




浙江金华武义县吕祖谦墓
吕祖谦墓，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武阳镇明招寺南300米。其墓丘长约30米，下宽23米，上宽15米，有拜坛三级，墓碑尚存。1989年12月12日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8]



纪念会议

2005年11月18日，吕祖谦暨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开幕式、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吕祖谦全集》首发式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 [79]




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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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吕祖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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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zhū x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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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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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紫阳，世称晦庵先生、朱文公 [39]。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南宋时期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 [2] [41]。

朱熹幼年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依父友刘子羽生活，受业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绍兴十八年（1148年），赐同进士出身，后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 [40]。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 [42]，后因忧虑外戚专权之事重演，便利用讲学之便多次攻击身为外戚的韩侂胄。但韩侂胄被宁宗拥立，便将朱熹褫职出朝 [43]。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以伪学欺人，攻讦其为“伪学魁首”，列有六大罪。朱熹以伪学罪被落职罢祠，归建阳讲学著述。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逝于家中，谥号为文。 [40] [52]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是“二程”三传弟子李侗学生 [41]。朱熹的哲学体系以“二程”的理本论为基础，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及佛、道教思想而形成 [40]。与“二程”学说合称为“程朱理学”。其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官方哲学。其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41]。朱熹还著有一千二百五十多首诗作，有着不容忽视的造诣和成就。 [43]

（概述内图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绘朱熹像 [44-46]）












































全    名朱熹 [19] [47]
别    名朱子、文公、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
字元晦、仲晦
号晦庵、晦翁
谥    号文
所处时代宋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南剑州尤溪 [36]（今属福建三明市）
出生日期1130年10月18日（南宋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日）
逝世日期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农历三月初九）
安葬地建阳黄坑（今属福建南平市）
主要成就儒学集大成者
宋代理学家
主要作品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晦庵词》
学    派儒家理学之考亭学派
籍    贯婺源（旧属徽州，今属江西上饶）
晚年居住地建阳考亭（今属福建南平市）


目录

1人物生平
▪年少求学
▪初入仕途
▪寒泉著述
▪游学楚中
▪治学勤政
▪还居建阳
2主要成就
▪理学思想
▪教育思想
▪科学思想
▪美学思想
▪重建书院
▪文学成就
▪书法成就
3人物评价
4个人著作
5轶事典故
▪少有大志
▪连环巧问
▪鹅湖论学
▪朱张会讲
▪朱松求人算命
▪朱熹和郑樵
▪追索其诗
6后世纪念
▪上饶纪念馆
▪武夷山纪念馆
▪讲学遗址
7人际关系
8史料索引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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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求学

朱熹祖、父那辈时，从婺源迁居到福建。 [24]

南宋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49]

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据《少傅刘公神道碑铭》当为从表伯 [50]），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子侄，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50]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初入仕途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




明代画家郭诩绘《朱子像》
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

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安徽省档案馆藏朱子画像 （据考证作于明成化年间）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游学楚中






朱熹赠问津书院自画像(2张)



朱熹一生曾多次游学楚中。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 蕲州于州学东建教授厅，应蕲州州学教授李宗思之请，朱熹于乾道九年（1173年）七月壬子日撰《蕲州学教授厅记》。朱熹的好友李伯谏受命于朝，将赴鄂东掌教蕲州之学时，朱熹闻之，热情地写了一篇《送李伯谏序》，对李的品德和学识给予充分赞扬，序中还极力鼓励道：“今而后闻薪之士，其有慨然兴起于学，而明乎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者，是则伯谏之德之修之验也夫。” [1]

又据《黄州府志·学校志》载，乾道间（1165-1173年）黄州郡守李沈建二程先生祠于学宫，至绍熙三年（1192年）九月戊子，朱熹又为之撰写了《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以上“两记一序”均加载《朱子大全集》。晚年曾讲学孔子山庙学( 即问津书院)。清代光绪《问津院志》朱子像赞有文曰：“书院自宋以来，即藏有朱子自题小影。康熙五十五年，靖之镐、王汉业、刘锋等公议，建立神主。其小影特于春秋配享时悬挂，致敬厥后，易神主而捏塑。则乾隆五十二年，聘工遵照小影为之也。小影经咸丰兵燹遗失，谨识其题词云：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卷尾署南宋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朱熹题。按朱子卒于是年三月甲子，年七十一岁，此小照题词是其绝笔也。”




朱熹像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治学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

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




朝鲜王朝末期画家蔡龙臣绘制的朱熹画像
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于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
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还居建阳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元佚名绘《至圣先贤半身像》中的朱熹像 [35]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或遭流放，或被下狱。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他预感到死亡的逼近，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愿望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嘉泰二年（1202年），宋宁宗下诏：“朱熹已经退休，拜授华文阁待制，赐予退休恩泽。”韩侂胄死后，又下诏赐予朱熹遗表恩泽。

嘉定二年十二月九日（1210年1月6日），赐朱熹谥号为“文”。不久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 [2]




主要成就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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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武夷书院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1.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2.
理是事物的规律。

3.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4.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子语类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 [3]。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朱熹画像，取自《三才图会》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 [4]
人性二元论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 [5]。“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中的朱子像（有研究者指出来历不明） [45]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




科学思想




朱熹坐姿画像
朱熹阐述“格物致知”时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6]”“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7]认为对天文、地理、生物、农业、气象等万事万物都应该研究。
朱熹对于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著名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以及历代天文地理知识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北宋自然科学家沈括名著《梦溪笔谈》钻研尤深，使得《梦溪笔谈》成为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朱熹著有《参同契考异》，并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如从对高山螺蚌壳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变化等，如月用胶泥制作过立体地图。朱熹学生黄斡在《朱先生行状》中称朱熹“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朱熹67岁时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从小就关心天文问题，甚至思想得几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后是何物。这都说明，他把理学推向鼎盛时期，使儒学的哲学化达到很高的水平，是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作基础的。

朱熹重视观察实证：“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 [8]提出要更好地研究历法，需要有好的观测仪器进行观察、检验。朱熹曾详细地描述了自己设想的一种可以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假天仪”。他设想设计一个球体类似天球，球体内部标上星辰位置，人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可以随之观察星辰。“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 [9]朱熹用浑仪观测过北极星的位置与地面所构成的夹角，并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表明了他通过对照比较各地不同的观测数据而进行怀疑思考的科学精神。

据乐爱国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尧典》注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除此之外，朱熹对地质学化石、否认神创论、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中医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重建书院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朱熹在世之时，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舍、考亭书院，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且还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原址在江西星子县境内庐山五老峰东南。此处曾经是唐代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当年李渤喜养白鹿，因此得名。南唐开始在此建立学舍，号为庐山国学，宋时又在此建立书院。十月，派人访查白鹿洞旧址，并拨款重建了书院，又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藏书，购置日产以供办学之用。书院得到朝廷的认可，教学活动由朱熹亲自主持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旧址在长沙岳麓山，原为宋朝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也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他还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 [10]。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对书院的建设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所书院直到明清时期仍然是一处著名的高等学府。 [4]




文学成就

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其词结有《晦庵词》。

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书法成就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已成为中国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数相错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朱熹书



书易系辞册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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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画像(5张)



清康熙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
朱熹学生黄榦在（《朱子行状》）：道之正统，待人而传……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南宋词人辛弃疾：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南宋词人陆游：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

清初江藩：晦翁是宗孔嗣孟，集诸儒之大成者也。 [4]

凤凰网（《理学大师：朱熹》）：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朱熹有很多方面值得后人学习。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他在训诂、考证、注释古籍，整理文献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另外，他对天文、地理、律历等许多自然科学，也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官员，他在努力维护那个制度的同时，也能体察民情，反对横征暴敛与为富不仁者，敢于同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在地方官的任期内，朱熹也做了一些如赈济灾荒、鼓励生产等安定民生的有益工作，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不失为一位正直有为的人。最后还应指出，朱熹还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之一。 [4]

宋人黄震《黄氏日抄》云：晦庵为《集注》，复祖诂训，先明字义，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后……发其指要。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11]。

清人全祖望（《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英国现代生物学家李约瑟：①当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②至少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③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 [12]




个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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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门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13]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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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4]




连环巧问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 [14]




朱熹著书图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同上）。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4]



鹅湖论学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4]




朱张会讲

张栻，字敬夫，师从胡宏，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张栻进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之先河。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朱熹在张栻的陪同下游南岳衡山。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几天里，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栻就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两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与张栻分手后，携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一路轮流更换唱和。




朱松求人算命






朱熹塑像(3张)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15]



朱熹和郑樵

南宋朱熹年轻时，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路经莆田时，于夹漈草堂见到了郑樵。年过五旬的郑樵对他以礼相待。席间，桌上只有一碟姜、一碟盐巴，朱熹的书僮看到心中暗暗不乐。朱熹取出一部手稿，请郑樵过目指正。郑樵恭敬地接过，放在桌上。接着，他燃起一炷香，室内顿时异香扑鼻。这时，恰好窗外吹来一阵山风，把手稿一页一页地掀开。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像被清风吹醉一般。等到风过去后，他才慢慢地转过身子，把手稿还给了朱熹。两人促膝而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朱熹十分高兴，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表示感谢。联句是：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

朱熹离开草堂后，步行到前次下马的地方上马。他的书僮不满地说：“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他对相公太无礼了。无酒无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亏他做得出来。”朱熹说：“那盐不是海里才有的吗？那姜不是山里才有的吗？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

书僮：“相公的手稿，他连看都不看……”朱熹：“你没看到吗？我送他手稿时，他特地燃起一炷香，这是很尊重我啊；风吹开稿页那阵子，他把稿子看完了。他跟我谈了不少好意见，还能把手稿里的原句背出来，令人钦佩。”书僮：“相公老远跑来见他。可离开时，他送都不送一程。”

朱熹说：“他送到草堂门口，就已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做学问的人，每分钟时间都很宝贵啊。”

正说着，前面草丛里突然哗啦一声，一只五色雉鸟从头顶飞过。两人不由得回过头来，却见郑樵还站在远处的草堂门口前，保持原先送客的姿态，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朱熹笑着说：“你看，他还在门口站着，送客不忘读书，真是个贤人啊。”




追索其诗

朱熹有足疾，曾有一个江湖郎中来为他治疗。针灸以后，老夫子感到腿脚轻便了不少。朱十分高兴，重金酬谢的同时，还送给这个道人一首诗：“好多年走路靠一根瘦竹撑动，想不到针灸还真有神奇之功。扔开拐杖出门儿童看了发笑，这难道就是从前匍匐而行的老翁？”道人拿了朱熹手书的诗章，就离去了。没几天，朱熹足疾重新发作，且比没针灸前更厉害了。急忙派人去追寻道人，已不知道逃到那里去了。朱叹息道：“我不是想惩罚他，只是想追回赠的那首诗，唯恐他拿去招摇撞骗，误了别人的治疗。” [16]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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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纪念馆






朱熹墓所在地-建阳黄坑(7张)



江西上饶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 [17]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殿前大门两侧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



武夷山纪念馆

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位于武夷宫古街。为仿宋宫殿式建筑，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25米，占地约875平方米，由前厅、两廊、庭院、展厅等组成。前厅正门上，高悬“朱熹纪念馆”横匾，5个大字庄重而苍劲有力。殿前大门两侧悬挂3幅抱柱联，一幅是赵朴初撰并书，联曰：“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三字‘不远复’，心地功行九曲溪。”一幅为清康熙御笔：“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还有一幅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撰并书：“致广大而尽精微，网罗历代；尊德性而道学问，体用兼赅。”大门两侧围墙上各镶嵌10块碑刻，为朱熹手书《潭州城南二十景》诗，是朱熹访问张栻于长沙岳麓书院唱和的诗作。 [18]




讲学遗址

仙游枫亭文昌阁前身为会心书院，始建于隋代，初为庵堂。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学，并亲书“敬义堂”为匾。明嘉靖四年（1525年）更名“会心书院”，后几经兴废，1996年在遗址复建文昌阁。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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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成员


一、直系


曾祖父母

曾祖父：朱绚，婺源茶院朱氏始祖朱瓌 [33]的六世孙。见《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世系图》。 [24-25]

曾祖母：汪氏，里籍、出身关系不详。 [26]


祖父母

祖父：朱森，字良材，朱绚次子，朱瓌的七世孙。 [23]赠承事郎，称承事府君。生子三。 [31]

祖母：程氏五娘（1079-1134），歙县华塘程丞相之女 [28]，赠孺人 [26]。宋高宗绍兴四年病逝。 [24] [48]


父母

父亲：朱松，字乔年，朱森长子。 [23]建州政和县尉。 [31]

母亲：祝氏（1100-1169 [28]），歙州处士祝确之女。 [22]育有一子一女，男即朱熹，女嫁刘子翔。 [27]


子女

儿子：长子朱塾；次子朱埜；季子朱在 [21]

女儿：长女朱巽，嫁给刘学古（刘子翚之孙）。次女朱兑，淳熙九年（1182）嫁长乐人黄榦。 [29]四女朱氏，嫁建阳范元裕（范念德之子）。三女、五女皆早卒。 [48]


妻子

刘清四（1130-1176 [28]），刘勉之独生女，追封硕人。绍兴十六年（1146）与朱熹结婚。 [24]


二、旁系


妹妹

朱心，小朱熹九岁，嫁长汀县主簿刘子翔，淳熙八年（1181）二月病逝。 [27] [48]


从表叔

汪应辰，端明殿学士尚书。 [20] [38]


表格参考资料： [51]



学系（从学老师）


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 [34]

刘子翚将刘家私塾加以扩建，延请刘勉之、胡宪等著名学者为师，而创建为屏山书院。朱熹受读于屏山书院，得到了三位师长的言传身教，奠定了朱熹扎实的学问功底。刘子翚信奉天童正觉派禅宗，刘勉之、胡宪则信奉经山宗杲派禅宗，这对青年时期的朱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李侗

1153年，朱熹出任为同安县主簿，上任途中，拜访了父亲的故友李侗，拜为师。始转禅为儒。


表格参考资料： [28]




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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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道学·朱熹传》 [19]

《朱子年谱》《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 [30]

《朱子学刊》 [32]《朱子学研究》 [37]

《朱子学研究论著索引（1990-2015）》

《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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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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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学者、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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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改字钦夫， [9]、乐斋， [10]号南轩， [11]四川绵竹人。 [9]南宋学者、 [10]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东南三贤”之一，名相张浚之子。 [12]

先后师从张浚、王大宝、胡宏，学习儒家理学。隆兴元年（1163年），门荫入仕，负责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直秘阁学士， [13]出任江陵知府、湖北路安抚使，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乾道元年（1165年），主管岳麓书院教务，教授学生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 [14]乾道五年（1169年），出任严州知州，迁吏部侍郎、侍讲，转左司员外郎。 [13]淳熙二年（1175年），出任静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淳熙五年（1178年），出任江陵知府、荆湖北路安抚使。淳熙七年（1180年），去世，时年四十八，谥号为宣，史称张宣公。 [15]

淳祐初年（1241年），从祀孔庙，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黄干合称“石鼓七贤”。 [15]张栻最大的贡献是在学术思想与书院教育上，以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为基地。培养了大批学者，使湖湘学派闻名全国，以致当时学者“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对朱熹思想的形成与确定有过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南轩易说》、《论语解》、《孟子说》、《太极解义》等。 [9]












































别    名南轩先生，张宣公
字敬夫
号南轩
所处时代南宋
民族族群汉
出生地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
出生日期1133年9月15日
逝世日期1180年3月22日
主要成就创办城南书院，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
主要作品《张南轩公全集》《南轩文集》
本    名张栻


目录

1人物生平
▪受学父长
▪拜师胡宏
▪发展理学
▪思想成熟
▪教化西南
2主要成就
▪教育思想
▪知行关系
▪理学思想
3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历代评价
▪历史影响
4个人作品
▪主要著作
▪其他著作
5亲属成员
6后世纪念
▪雕塑作品
▪张浚，张栻墓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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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学父长




张栻
张栻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 [1]
绍兴元年（1131年），张浚率吴玠、吴璘大败金军于和尚原。绍兴二年（1132年），张浚奏迎接生母由绵竹来阆中奉养，其妻随太夫人前往。绍兴三年（1133年），张栻降生于四川阆中。

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落职，以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西京，在永州居住，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张栻六岁，随父至永州（今湖南零陵）居住。张栻在答友人陈平甫的信中自述说：“我从小跟着父亲来南方，辗转三十多年，因此虽然是蜀人但没有与蜀地的人相处过”（《南轩文集》卷二十六）。张栻从小受到张浚亲自教授，学习儒家忠孝仁义。

绍兴十六（1146年），张栻十四岁，张浚谪居连州（今广东连县），张栻随父居连州，从王大宝游学。王大宝，字元龟，潮州海阳（今广东潮安）人，曾知连州，后召为礼部尚书。张浚贬官至连州居住时，即令张栻从之学。此时，张浚又亲自教授张栻《周易》。

绍兴二十年（1150年）至绍兴三十年（1160年），张栻十八至二十八岁，随父移居永州。这段时间，张栻主要是从父学习儒家仁义之道，并受到二程理学思想的薰陶。其间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张栻祖母逝世，张栻随张浚护丧归葬于四川绵竹故里。后返永州。 [1]




拜师胡宏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张栻二十七岁，辑录孔子大弟子颜渊的言行作《希颜录》上下篇，图以颜渊为楷模，致知力行，求得孔子之道。并于是年闻五峰先生胡宏在衡山传程颢、程颐之学，遂去信求教质疑。

胡宏（1105年—1161年），字仁仲，崇安（今属福建）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师事二程门人杨时及侯仲良，是二程的再传弟子。以父（胡安国）荫补右承务郎。力主抗金，不与秦桧交往，隐居湖南衡山二十余年。是宋代理学中“开湖湘之学统”的人物。其哲学以性、道为最高范畴。著作有《知言》、《五峰集》等。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栻二十九岁，前往衡山拜见胡宏为师，问河南程氏学。张栻后来说：“开始时听到五峰先生的名字后，看到他的讲话而真的是心悦诚服，经常写信求教答疑。辛巳年（1161年）才利用机会见到先生。先生看着我愚笨而教的，之所以长善救失，大概有在语言之外的人。但是只得到一次相见，之后先生便去世。”（《南轩文集》卷二十六，《答陈平甫》）胡宏接受张栻为弟子后，即向他传授孔子仁义之旨和二程的理学思想，并对张栻的学问十分欣赏。他在给孙正孺的信中说：“敬夫（张栻）特意来访，（我们）一见面就好像旧交相见，说话语气契合，真是天下的英才啊。（我）看到他心中有正气，日进不息，而且不可以用浅气量的。（我们）学派之门，后继有人，真是幸事啊。”（《五峰集》卷二）张栻拜胡宏为师，时间虽较短，但胡宏对张栻理学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胡宏在接纳张栻为弟子的当年即去世。是年张浚奉旨自便，于是到潭州（今湖南长沙），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张栻这时亦随父居潭州城南之妙高峰，筑城南书院，以教来学者。 [1]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张栻三十一岁，以荫补官，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这时孝宗新即位，张浚被任为枢密使，开府治戎，率师北伐。张栻以年少周旋于幕府之中，内赞密谋，以参庶务。在此之前，张栻始见得宋孝宗。他曾进言说：“陛下上念及国家的仇恨和耻辱，下怜悯中原之地遭受涂炭，心中警惊想着有所振作。我认为这种心思的萌发就是因为天理的存在。希望陛下更进一步内省俯察研习古事亲近贤人来自相辅助，不要使它稍有止息。那么当今的功业一定能够成就而因循守旧的弊端就可以革除了。”（《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左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这是宣传理学的思想，企图对皇帝有所影响，孝宗对张栻的见解感到惊叹，于是始定君臣之契。这也是张栻从政的开始。同年，张栻与朱熹首次相见。 [1]

隆兴二年（1164年），张栻三十二岁，张浚因北伐失利被免职，行至江西余干县去世。朝廷内主和派又占上风。张浚乃上疏反对罢兵言和，主张专务自强，虽折不挠，坚持抗战，恢复中原。结果上疏没有承到皇帝面前，不报。张浚逝世后，张栻护丧归于潭州，乘舟行至豫章郡（今江西南昌），朱熹登舟哭丧，从豫章上船，送至丰城下船，朱熹与张栻作三日谈。这是两位理学家的第二次会面。朱熹后来回忆说：“九月二十日到豫章，等到张魏公（张浚）的船来而上船吊唁，从豫章送到丰城，船上与张栻聊了三天，他天资很聪颖，对学问的认识很正确。”（《朱文公续集》卷五，《答罗参议》）两的重晤，张栻给朱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两人不断书信往来，交流学术，相互之间的书信，收入两人文集的，就达一百数十件之多。是年十一月，张栻葬其父张浚于衡山下宁乡沩山。 [1]




发展理学




张栻头像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三十三岁，居父丧。这年湖南郴州爆发了李金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连破郴州、桂阳两城，南宋朝廷为之惊慌。立即从前线调兵，并派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前往清剿。刘珙向张栻问破起义军之策，张栻为之出谋，辅佐刘珙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乾道二年（1166年），张栻三十四岁。刘珙在镇压李金起义之后，即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于乾道二年完全建成。刘珙对张栻的学问一向敬佩，请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张栻对刘珙重修书院之举极为称赞，作《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至此，张栻来往于湘江两岸的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学授徒，传道授业。书院办学的宗旨是宣传理学的思想、反对功名利禄之学，并在继承胡宏学统的同时，开展学术交流和探讨，从而形成和确立了具有自己学术特点的湖湘学派。张栻办学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当年胡宏主持的碧泉书院，这样，湖南学派的重心从衡山转移到了长沙。张栻讲学授徒的活动与宋初以来，社会矛盾尖锐突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提倡儒学，宣扬三钢五常思想分不开。当时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各理学大师都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促进了宋学的发展和理学各派的形成。南宋时期，湖南文化发展，人才之盛，实与张栻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分不开。黄宗羲评价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这说明张栻讲学授徒，确立湖湘学派的影响之大。同年，张栻著《诸葛忠武侯传》成。 [1]

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三十五岁，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著名理学家、闽学代表人物朱熹闻张栻得衡山胡宏之学，并在长沙讲学授徒。由其弟子范念德、林用中陪同，从福建崇安启程来到长沙，与张栻“会友讲学”，并展开学术辩论。这是两人的第三次会面。朱熹抵达长沙时，受到张栻的热情款待。朱，张两人在一起讨论了《中庸》的已发、未发和察识、涵养之序以及太极、仁等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相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宋代理学中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学术观点的辩论。朱、张两人的学术观点产生某些分歧，以至展开较大的争论。这次辩学，以朱熹大体上接受张栻的观点而告结束。但事后不久，朱熹又提出新的疑问，否定了张栻的观点。两人的辩学和相互影响，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的新风，对于加强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张栻、朱熹的“潭州嘉会”共两个月的时间，两人相与讲学于岳麓、城南书院，附近的学者闻风而至，听者甚众，一时盛况空前，成为岳麓书院史上的大事。同年张栻作《经世纪年》脱稿。

乾道四年（1168年），张栻三十六岁，讲学于城南家塾，即城南书院。张栻作《讲义发题》，以此作为书院的教材，后被编入《孟子说》为序。并为刘珙作《敬斋铭》，提出敬是存心的关键、孔子学说的渊源。这是从周敦颐的主静说而来。又为魏元履作《艮斋铭》。朱熹对张栻在《艮斋铭》中提出的先察识后存养，即先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和发现善的苗头，然后对此良心发见处加以培养扩充，体认性之大本的修养方法作了肯定。但不久朱熹又认为张栻先察识、后存养的方法不妥，其失在于超越次第，流于虚谈。此后，朱喜与张栻围绕着致察、操存之序，未发、已发等中和之义，通过书信往返展开了讨论。同年张栻又作《郴州学记》。 [1]




思想成熟

乾道五年（1169年），张栻三十七岁，与朱熹继续就未发、已发和省察、涵养之序的问题展开讨论。同年由刘珙荐举，张栻除知抚州，未上，改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南宋另一著名理学家、“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1137年—1181年）也于当年出任严州教授。两人关系密切，相与论学。吕祖谦从经传中辑录关于父子兄弟夫妇人伦之道的内容，编为《阃范》一书，张栻为之作序，称此书行于世，家中应收藏，世人应该学习。以此宣传理学的人道思想。张栻在知严州任上，问民疾苦，以丁盐绢钱太重，报表朝廷，得以蠲免当年赋税的一半。其治以儒家教化为先务，不严苛而有威信，不突然但传达很快。是年，张栻作《桂阳军学记》。

乾道六年（1170年），张栻三十八岁。朱熹将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通书》合为一篇，题为《太极通书》。张栻为之题跋，并将《太极通书》刻于严州学宫以教学者。当年奉旨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后又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在张栻还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孝宗召对六、七次。张栻所言，大都为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幸、屏谗谀之类，并反复推明抗金复仇之义。宰相虞允文对张栻不满，孝宗周围的近臣尤其不悦，于是起而把张栻排斥离朝。是年，张栻作《静江府学记》。

乾道七年（1171年），张栻三十九岁，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这年冬，归长沙故居。是年，张栻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张栻的《主一箴》直接影响到朱熹，后来朱熹根据张栻的《主一箴》作《敬斋箴》，阐发自己的持敬理论。

乾道八年（1172年），张栻四十岁。这年刘珙复知潭州，再次整修了岳麓书院。张栻复往来于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主持教事，教授学者。

乾道九年（1173年），张栻四十一岁，仍主持岳麓书院，教授后学。抄有《南轩书说》。同年先后改定了自己的代表著作《南轩论语解》和《南轩孟子说》。为两部书的写作延续多年，它们的完成标志着张栻理学思想的最后确立和趋于成熟。 [1]




教化西南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张栻四十二岁，居长沙。作《江陵府松滋县学记》、《邵州复旧学记》。这时张栻已退居长沙三年，“上复念公”，乃诏除旧职，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经略安抚广南西路。

淳熙二年（1175年），张栻四十三岁，赴静江府任。张栻到任后，精简州兵，汰冗补阙。并传令各酋长不得相互虏掠，仇杀生事。顿时广西境内清平，方外柔服，社会治安得到治理。张栻还于此年在静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二程“三先生祠”，以示纪念。是年，张栻作《韶州濂溪周先生祠堂记》、《无倦斋记》。 [1]




问津书院讲师张栻画像
淳熙三年（1176年），张栻四十四岁，知静江府任上。胡大时辑其父胡宏的诗文为《五峰集》，张栻为之作序。张栻送其弟子游九言赴官九江，游九言在张栻幕下相从一年。胡大时、游九言均为张栻高足门生。
淳熙四年（1177年），张栻四十五岁，知静江府任上。作《雷州学记》。张栻的曾祖张弦曾于至和元年以殿中丞知雷州。淳熙四年，知雷州李茆重修州学宫，张栻为之作记。又作《钦州学记》。

淳熙五年（1178年），张栻四十六岁。孝宗闻张栻治理静江有方，乃诏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安抚本路。张栻到任后，整顿军政，一天去除贪吏十四人，把放纵贼匪的首要官员全部弹劾。

这一年秋八月，张栻因事来到江西宜春，其弟张杓正在此地知袁州。张杓新建成袁州州学。受袁州教授李中之请，张栻为之作《袁州学记》。又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

淳熙六年（1179年），张栻四十七岁，知江陵府任上。

淳颐七年（1180年）二月六日，诏张栻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诏书未到，张栻却先于二月二日因病卒于江陵府舍，终年四十八岁。张栻死后，其弟张杓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 [1]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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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办学思想






张栻诗集(2张)



岳麓书院重建时，张栻撰写了《岳麓书院记》，奠定了岳麓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张栻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其办学指导思想。他指出，所以要重建书院，“让学子们在此轻松交谈，为考试利禄计划吗？难道让他们学习是语言文字的工夫而已吗？要想成人才，以传道而拯救百姓的。”这既是张栻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为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栻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2]
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曾与朱熹、吕祖谦、蔡元定游学楚中，讲学楚黄孔子山庙学（今问津书院）。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为方针。 [3]

教学程序

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2]

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张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2]

具体方法




张栻
在教学具体方法方面，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主张“学恩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这种“学思并进”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只思不学”是绝然相反的。张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2]
教育目的

张栻在教育上还强调“明人伦”。他在《静江府学记》、《袁州学记》、《桂阳军学记》诸篇中反复阐述，他认为办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使人们懂得如何做人。他说：“其所以学者，何也明人伦也”。何谓人伦，即指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循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行为准则。张栻把明人之五伦作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在教育中贯彻儒家的伦理思想，把教育纳入道德教化的轨道。由此，他反对那种只顾追求功名利禄，不明人伦，不讲仁义道德的求学态度，批评不以儒家人伦教民，而去讲求文辞华丽的做法。

在教学上，他倡导培养经世济民之才，强调人格教育和道德践履，对岳麓书院务实学风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此后办学树立了楷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知行关系




张栻立像
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人的实践活动开始都是依据他所认知的事物，实践越深入则认知越深入，认知越深入则实践越广博，行知必至始至终相互随行。”“这样可以使实践更广博而认知更精髓”，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损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张栻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其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 [2]



理学思想

张栻继承了二程的理本体思想，提出天、性、心三者，名异实同，皆同体于理。

他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理，理是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据。他说：“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他以太极为理，太极变化便产生阴阳二气，二气交感便有万物化生，称“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这样他就重申了二程关于天下只有一个理的思想。

他又讨论心性问题，使之同居理的地位。他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即是说，天、性、心三者均为天理的直接体现，都具有天理的形而上品质。这里，张栻突出了心的地位，走出程朱在性情中论心的局限，使心具有本体性质。他说道：“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心是万物主宰，是万理统摄。这便由同体于理，发展到心直接为本体。这就把程颢心即理之说，提到新的理论高度。

张栻从二程格物致知说出发，提出穷理在于居敬，居敬在于存心。

他把认识论归止于心本体，从程颐的“主一无适”以持敬开始，归结到程颢在心上诚敬存养的理论，提出：“心也者，万事之宗也。”认为一切从心上做，便可以“久久自觉深长而无穷也”。这就是以本心为基础，从心上体验天理，排除了格物穷理的必要性。

他运用“性也，天理”的观点，发挥张载的变化气质的思想，构成其人性修养论。他认为，人的本然之性是纯粹至善的，只是气禀和习染的原因，才产生贼害仁义的异端。因此，他主张“克其气质之偏，以复其天性之本”。如何复本性之善？张栻仍从其万事之宗的心上体认。 [5]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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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评价

张栻理学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论语解·序》）。曾创建善化（今长沙）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力主抗金，学术上虽承二程，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

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门生们的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湘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历代评价




张栻题跋像
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并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即张栻）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
陈亮则曰：“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宋元学案·南轩学案》） [6]

全祖望则云：“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湘学略·岳麓学略第五》） [6]




历史影响

2020年6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评选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 [7]




个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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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南轩先生论语解》十卷，或称《癸巳论语解》，《论语张宣公解》

《南轩先生孟子说》七卷，或称《癸巳孟子说》，现存《南轩称生孟子说》七卷。

《南地易说》有三卷本和五卷本，五卷本或称《南轩先生张侍讲是易说》，以上均存。

《南轩先生文集》四十四卷，由朱熹编定并作序，但朱熹对张栻早年的著述有所未收。《南轩先生文集》又称《南轩集》四十四卷、《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四十四卷。

《张宣公全集》三种六十一卷，存。 [1]




其他著作

《诸葛忠武侯传》一卷，存，有《四部丛刊·续编·史部》本、《宛委别藏》本。

《南岳倡酬集》一卷，存，有明代弘治刻本和《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本。

《书说》，佚。

《经世纪年》地卷，佚。

《希颜录》上下篇，佚。

《洙泗言仁说》，佚。

《太极图说》，佚。 [1]




亲属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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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祖：张九皋，是唐朝开元宰相张九龄之弟，曾任岭南节度使。

八世祖：张璘，唐朝国子祭酒，随唐僖宗入蜀，由长安迁徙成都。

高祖：张文矩，追封沂国公。

曾祖：张弦，知雷州，追封冀国公。

祖父：张咸，宣德郎、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追封雍国公。

父亲：张浚，南宋宰相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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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作品






《名人园》二张父子雕塑(3张)



滨河公园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市内，峨眉山北路沿河景观公园走廊地带（滨河景观东大桥至黄河大桥沿线段），《名人园》内共有雕塑组雕、圆雕、浮雕14组，全部使用德阳本地的红、黄两种砂岩雕刻而成，运用多种雕塑艺术形式表现了德阳市历史上的众多历史名人。德阳《名人园》设计者为四川著名雕塑艺术家——罗平（二级美术师，德阳石刻艺术墙《中华魂》设计者）独立设计完成。
为纪念德阳历史文化名人张浚、张栻两父子，为其父子在公园内树立了一座单体雕塑。




张浚，张栻墓




张栻墓 [8]
张栻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巷子口镇官山乡官山村罗带山。石料为花岗岩。
2013年5月3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位于湖南宁乡县的张栻墓（含张浚墓）等湖南123处文物入选，成功晋升为“国保”单位。

张栻墓为南宋理学大儒张栻与其父宋朝名相张浚的墓园，位于宁乡县官山村，张栻墓与张浚墓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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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朱熹敬的学说【宁静致远】

朱子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践哲学。朱子很强调修养工夫，在修养工夫之中，特重视敬的工夫。他认为：“敬之一字，真圣学之纲领，存养之要法。”（《答何叔京》，《朱子文集》卷40，P32，四部备要本）“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语类》卷12，P11，黎靖德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敬的工夫是“万善”之根本，而达到最高的善，是儒学的根本目的。这里有一种宗教精神，敬的工夫最能体现这种宗教精神。在中国，本无独立的宗教，正是儒学承担了宗教的

一谈到敬字，人们首先会想到敬天、敬神、敬祖先等宗教意识及其活动，有一种神圣感和庄严感。这是不奇怪的。敬本来就是一种宗教情感。远一点说，我国商周时期的敬天敬祖思想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但是，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在敬天的同时，又提出“敬德”的思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使敬天的宗教情感转向人的修德。通过“敬德”而得到天命的保佑，这意味着，天既是外在的最高主宰，同时又开始向人的内在德性转化。其进一步发展便是，“敬德”即是“敬天”，德作为天之授予人者，既代表天的意志，又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

从孔子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人文主义的（不同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同时又有强烈的宗教精神，称之为人文宗教亦未尝不可。孔子经常以神圣庄严的口吻谈到敬字，但他更侧重于德性的内在修养，使之变成内在情感的持续状态，体现在生命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不是专注于外在的客观对象之上。孔子是敬畏天命的，有“畏天命”（《季氏篇》，杨伯峻：《论语译注》，P177，中华书局，1980年）之说。这里的“畏”字，是指敬畏，不是通常所说的畏惧、恐惧。人类宗教，本来开始于对自然现象的恐惧，但是，将这种情感诉之于神，就有了精神寄托，能得到某种安慰，恐惧转变为敬畏。中国上古时代的帝与天，就是这样的神。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所说的天，虽然还保留着某些宗教神学的成分，但就其主导思想而言，已转向创造生命和价值的自然界，而不是人格化的神。天有神圣性、超越性，但不是绝对超越的实体（见《蒙培元讲孔子》第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不是人格化的神，天命不是人格神对人间所下的命令，已转向内在于人而存在的“德”。“命”字从孔子开始，经过孟子阐释之后，就有二重性。一是道德性命之命，相当于道德意志；一是命运、命定之命，相当于朱子所说的气命。二者都有客观性，但前者转化为人的德性，人是能够做主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意识；后者则是人不能做主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客观必然性。用孟子的话说，前者是“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后者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心下》，《孟子译注》，P333，中华书局，1984年）；前者是“求在我者也”，后者是“求在外者也”（《尽心上》，同上书，P302）。这种二重性，在朱子那里已有明确的区分，前者是人能够自我做主的性命之命，后者是人无法改变的气命之命。

正因为如此，人对天命的敬畏，便转化为德性的修养。德性就是天命之在我者，这是中国的天人合一之学。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论语译注》，P72）我有天命之德，就不怕外在势力的侵犯。但这需要有虔敬之心来培养、修持，绝不可放肆。“天何言哉！”（《阳货篇》，同上书，P188）天命就体现在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之中，更体现在人的生命活动之中，以诚敬之心检束自己的行动，对待万事万物，“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篇》，同上书，P140），以至“迅雷风烈必变”（《乡党篇》，同上书，P107）这就是敬畏天命的具体体现。

儒家并不需要向上帝祷告、赎罪，也不需要忏悔，儒家主张在自己的心灵中进行修养，提升人格，实现至善的境界，从而与天命、天道合一。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不朽就是永恒、无限，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可以实现无限的价值意义。追求无限，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命需求。在儒家看来，人不能追求形体生命的不朽，但是能够从德性上实现不朽，这就需要敬的工夫。天是无限的，人毕竟是渺小的，但是，人随时随刻都有如何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天好像在冥冥之中监视人的一切活动，实际上这正是如何对待生命自身的问题。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篇》，同上书，P 27）人如果得罪了天，是无处祈祷的，即使是祈祷，也是无用的。这意思是说，天命并不在人心之外，并没有一个上帝在那里发号施令，惩罚罪恶，“天命有德”，它就在人的生命中，只有在心中祷告，并见之于行动，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敬其在己者。

敬的情感是神圣的，敬必有所敬的对象，但又不是面对上天，祈求什么，而是返回到心灵，反问我哪里违反了天命、天则，并加以纠正，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这才是“知天命”、尊天命。孔子参加祭祀，并不看重那些外在的仪式，而是关注有没有内在的真实情感，有没有虔敬之心，至于“俎豆之事”，则是有司们要做的。他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篇》，同上书，P61）也是这个意思，要以恭敬严肃之心对待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篇》，同上书，P27），但是，不能接近它，而是要远离它。为什么呢？敬鬼神是表示祭者的虔敬之心，表示对死者或神灵的敬意，并不是要知道鬼神之有无。人应当关心生前之事，而不是死后之事，死后如何，是难以知道且不必知道的，只有生前之事能够而且应当知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篇》，同上书，P113）。死后如何，鬼神有没有，这始终是一个悬念，人不能没有这个悬念，但无法知道它是什么。这实际上是说，它不是彼岸的存在，只能是对无限的追求，其意则在生前的生命活动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并不是虚无，从一定意义上说，死亡代表永恒，但死的意义就在生之中，由生命的创造活动体现。敬鬼神之心不可无，但敬鬼神是为了人生，使人生具有意义，而不是求死后的超度。敬鬼神实际上是敬畏生命，因为生命的创造活动是永无停息、代代相传的。严肃地对待生命，这才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意义所在。

朱子是儒学的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经过他的阐释，敬的宗教情感、宗教意识成为心性修养、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儒家以天为最高存在，天是神圣的生命创造之源、价值之源，故有敬畏天命的思想。这本是原始儒学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如前所说，天命内化为人的德性，成为既内在又超越的存在本体，形成天人合一之学，人与天互为主体，天是生命创造的主体，人则是实现天道、天命的实践主体。这样，敬畏天命就是对生命的敬畏。理学家朱熹以理为天，天即是理，而天理、天道赋予人而为性，性就在人的心里，是心之本体。性是得之于天而具于心的道德本性，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当代新儒家“既超越又内在”之说是有根据的。不过，我不同意“超越的实体”这种说法，我认为性即理是实在，但不是绝对实体，它是存在的，由功能、作用显现其存在，是流行，是过程。天即理是如此，心灵也是如此，性是心之本体存在，但不是灵魂一类的精神实体，而是由情感活动表现其存在的。其中，敬的情感则起警醒、警觉、唤醒、提撕、警示的作用，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和放纵。有了敬的情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使之自觉，进而实现天人合一，即“心与理一”的最高境界。

更具体地说，敬是“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根本工夫和根本保证。尽心、存心之学，是孟子首先提出的，成为理学家论心、性、天之学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其实质是解决心灵存在的问题，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朱子说：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与我者，不能存养而梏亡之，则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则性得其养而无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顺乎天，盖能尽其心而终之之事，颜冉所以请事斯语之意也。然学者将以求尽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学之终始，所谓彻上彻下之道，但其意味浅深有不同尔。（《答张敬夫问目》，《朱子文集》卷32，P8）

存心、养性、事天，这是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工夫，从哪里做起呢？从心做起。只有存得心，才能养性、事天，因为“心主乎性者也”，这是从知觉作用上说的，而心性“皆天之所以与我者”，这是从存在上说的。所以要存心。存心又从哪里做起呢？从敬做起，即“敬以存之”。敬而使心中之性不放失，这就是“事天”、“奉顺乎天”，就能实现天人合一境界。天是客观普遍的法则。

程颢有“识仁”之说，识得仁体，要“以诚敬存之”。程颢所说的“识仁”，不是对象认识，是一种自我直觉。仁是性之全体，礼、义、智皆在其中，性之全体也就是心之全体，心、性、天是合一的。诚敬则是存仁存性的根本功夫。这是自存。由此可见其对敬的重视。自从二程提出“主敬”，取代了周敦颐的“主静”，敬便成为理学修养的根本功夫。朱子继续阐明并实践这一工夫，同时吸收了道家的静与佛教的定的工夫于其中，使敬的地位与作用更加突出了。

朱子不只是将敬字作为一种学说，要了解什么是敬，如何去敬，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实践工夫，要人们切切实实地进行修养，这样才能体现出敬的真实作用。他在答何叔京的信中说：

后书所论持守之说，有所未喻，所较虽不多，然此乃实下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尝与季通论之，季通以为尊兄天资粹美，自无纷扰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难而言之之易如此。此语甚当。然熹窃观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间，从容和易之意有余，而于庄整齐肃之功终若有所不足，岂其所存不主于敬，是以不免于若存若亡而不觉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指二程——笔者）指出敬之一字，真圣学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故非谓制之于外，则无事于存也。所谓既能勿忘勿助，则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为功效之名，恐其失之亦远矣。（《答何叔京》，《朱子文集》卷40，P32）

“持守”即持敬，是为人“实下功夫田地”，故不可有丝毫疏忽、差错。即使是天资粹美之人，也不能因其天资粹美而忽视了持敬工夫。天资粹美是从气质上说的，对于保持天命之性、本体之心当然有很大好处，但是并不能保证不失其本心。若要持而存之不失其本心，只有主敬一途。如果以为“制之于外”即控制外部的种种干扰，就不必在“存心”上下工夫，即认为不必“敬以存之”，这是只有外而无内，不是修养的正确方法。如果认为做到“勿忘勿助”，即既不忘记，也不助长，就自然而然是敬了，这是以敬为“功效之名”，即一种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工夫本身，这就离修养工夫更远了。敬是贯彻始终、彻上彻下、贯通内外的修养工夫，存心、养性、事天是一贯的，尽心、知性、知天是一贯的，物我内外是一贯的，本未精粗也是一贯的。其关键是，在日用常行之中，语默动静之间，心中要有对待生命的庄敬严肃的态度，要唤起一种神圣感，如同“对越上帝”般的虔敬之心。这才是主敬工夫。这是一种宗教情感，是对天命的庄严承担。

这也就是“安身立命”之学。“事天”、“立命”都要靠敬的工夫，首先要有敬的情感意识。前面说过，“命”有二重性，一是气命，一是性命，什么才是“正命”呢？修其性命，俟其气命，这就是正命。

“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孟子语）。殀与夭同。夫夭寿之不齐，盖气之所禀有不同者，不以悦戚二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则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气禀之短长非所论矣。愚未尽心者，私智不萌，万里洞贯，敛之而无不具，扩之而无所不通之谓也。学至于此，则知性之为德，无所不该，而天之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生死不异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则不拘乎气禀之偏，而天之正    命自我立矣（《答张  敬夫问目》，《朱子文集》卷32，P8—9）

“安身立命”是人生的大事，死亡是人生的大事，如何对待死亡，就是“安身立命”的问题。朱子和孟子一样所关心的是如何立于“正命”而不是以生死“异其心”。要立于“正命”就要“修身以俟之”，修身则需要静。“不以悦戚二其心”，悦者喜悦之情，戚者悲戚之情，夭寿生死为悦戚，就是“二其心”，而不是“一其心”。只有敬其生命，修身以俟，得到正果（非因果论之果，而是超越层面的善果），才能不以生死异其心，这就是“天之正命自我而立”。就是自我做主，挺立了人的主体性，其所以能如此，全在于敬的情感意识。这就是“存心”、“尽心”之事。心者身之主“存心”、“尽心”就是修身，既要敬以存之，又要敬以尽之。“存心”之心指本心即本体之心，尽者极其至而推致之意，“尽心者私智不崩，万里洞贯”，贯者以心贯通之，工夫在敬上，这是从作用上说的。“万里”是指生命之理即生命法则而“扩”至万事万物者，不是知识之事。做到“万里洞贯”则性之为德“无不该”，天之为天者“不外是”，即不在心外。所谓“存者存此”，“养者养此”，“事者事此”，是说全在心上用功，而心上工夫全敬上。有了敬的意识和实践，就能做到气禀之短长非所论，死生不异其心，修身以俟其正，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所谓“正命”，主要是从“性命”上说的，不是从“气命”上说的（二者相对而言）。心性得其正，寿夭之事也就能“顺受其正”了。如果为了形体生命而“求必”，则无“必”可求。因为那是“求在外者”，在外者只有客观必然性，只能“顺受”而不能改变，即不能自我做主。“顺受”者顺其性命之理而受之，这就是“正命”。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敬。有了敬的情感，就能“立命”而从容对待死亡。这是一种神圣的宗教情感。

（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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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世不恭的朱丝马迹==十六祖文宣有涉朱三太子朱慈炤...【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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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典故



帝国小学员

帝国小学员



数据分析工程师





蓝田玉暖，良玉生烟，可形容可望不可及的事物。

蓝田玉早在和田玉出世以前，就誉满中华了，因之当地被命名蓝田县。历代诗人咏蓝田玉的佳句颇多，尤其是玉豁生《锦瑟》诗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句，不但赞美了遐迩闻名的蓝田玉，还隐含着有关蓝田来历和特征的美丽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蓝田这块地方还没有县治相大的市镇，当然也还没有蓝田这个美名了。那时当地终南山的古驿道旁有一座小小的山庄，山庄里有一位名叫杨伯雍的年轻书生，他家境欠佳，只得一面种点薄地，一面读书自娱，虽清贫淡泊，倒也自得其乐。

在种地和读书吟诗之余，他还好游历，家乡周围美丽的山川、古老的驿道是他经常涉足的去处。他看到烈日下风尘仆仆的旅人、商贾、驿卒、工匠和僧侣等汗流满面、焦渴难忍的样子，心中十分不忍，而山头之上的长长驿道却没有一处泉水可饮。于是他在山头驿道旁搭了一间草蓬凉亭，供来往的路人们歇息，又从山间远处担来甘泉之水供人们解渴。

有人不习惯饮生冷之水，他又在草亭旁盘起了土灶，安上了大锅，砍柴烧水供路人们饮用。后来，他觉得自己来回跑路耽误功夫，便干脆搬到山头草亭内居住，每日天刚亮便担水、烧汤，以待路人。当他看到路人们喝了甘泉水，解了焦渴之苦时，便揩着汗满意地笑了。寒冬腊月，他也担雪烧汤不辍，带给了路人象阳春一般的暖意。

冬去春来，寒暑易节，杨伯雍在终南山上供人饮水已经三年了。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没有收过路人一分一文的酬劳，遇到饥寒潦倒于途的路人，他还慷慨相助呢，因此，家中的一点点薄产也已贴赔殆尽。有人讥他为“书痴”、 “积小善而无远志”。他却豁达大度地说： “财帛者，过眼之烟云也；以之济人，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眼看已到三十而立之年，他却一不着意于仕途，二不急于娶亲成家，仍然助人如故。

一天，有一位贫苦潦倒的老人，在草亭前摔倒在地，口吐白沫，伯雍见了，急忙将他扶入草亭，给他洗脸、擦身、打扇、喂水，把老人救活过来。他又端出自己的中饭让老人吃， 自己则咽唾忍饥。老人狼吞虎咽地吃完，又连饮了三碗汤水后，不知从哪儿拿来一斗碎石子儿来，递给伯雍说：“把这些石子种到地里，能够生长宝玉，你还能因此而娶得一位好媳妇，快收下吧!”伯雍正待推让，忽然老人不见了，只留下自己脚前的那斗石子。

杨伯雍依老人所言，把那斗石子种子山间田地中，果然得到不少巨大而晶莹的玉石。他同样不把它们全部视为已有，经常用来周济贫困，解人危难。

这时期内，他听路人们纷纷传说右北平徐公有位待嫁的女儿，十分美丽端庄，聪颖贤慧，许多人上门求婚，徐公皆不应允，杨伯雍听说有这么好位姑娘，心中非常爱慕，便抱着试一试的愿望，上门求婚。徐公说，如果他能拿出一双白壁来作聘礼，可以立即把女儿嫁给他。杨伯雍从种玉的田里取了五双白壁，作为聘礼送与徐公，这样就得到了称心如意的妻子。

小俩口成婚后，异常恩爱，且心性一样，都豁达大度，乐善好施，不几年，便把一斗石子所生的美玉用完了。

一晃又过了三年，一天，那位赠玉种的老人又出现在杨伯雍的而前，说： “我知道你们所产的美玉已因助人用尽，这里我再赠你们玉种三石六斗，你们这回要珍惜它，不可再轻易赠人，可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永享富贵于万世吧。”说完，老人又不见了。

夫妻俩商量了一通后，认为子孙之福要靠子孙们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父母所遗，仙人之赠，不但不是长策，还会养成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恶习，这样的人不是冻饿而亡，就是以盘剥他人汗血而生!于是，他们决定，把这神仙

所赠之物，还与普天百姓。他俩每天在这一带终南山上种玉母石，种呀，种呀，终于把三石六斗全部种完，但他们自己却不再去收取所生之玉，而靠自家耕织生活。他俩还在驿路边贴出告示，告诉人们，凡穷人都可自行去山中采玉。

于是，世上无地少业的人，都纷纷到山中采玉，凡去的人都能满载而归。

后来，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也派人入山大肆采玉。许多年后，表层的玉石便被他们掠抢一空。

这样，穷人入山便很难采到玉了，于是杨伯雍便向上天祷告。一天，那位赠玉母石的老人——太白金星在梦中对他说： “可让采玉者在晴天日出时入山，若见那处山中有若隐若观的轻烟升起，其中必有玉石。”杨伯爽醒后立即把这个方法告诉百姓。于是，穷人入山，便能见到有些地方升起轻炳，依迹挖掘果然得玉。

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听说此法，便又遣人蜂拥而来劫夺五石，但说也奇怪，他们的眼睛睁得再圆再大，也看不见日暖生烟的奇观，也就得不到挖玉之所了!他们恼羞成怒，便遣更多的人漫山遍野乱挖一通，有的深层玉还没有完全生长成，便被他们挖出来。这种没有长成之玉略呈蓝色，被称作“蓝”，又因为杨伯雍最早是在良田里种石得玉的，因此，此地便被称为“蓝田”了。从此开始，以后凡产玉石的地方邢称为“X田”，如“和田”等等。而玉豁生(李商隐)《锦瑟》诗中的名句“蓝田日暖玉生烟”便以上面的传说为典了。

再一方面，因杨伯雍种玉得妻遂成千古佳话，于是，后来遂称两家通婚为“种玉之缘”。或简称为“玉成”二字，但此词的词义已引伸扩大了。

发布于 2020-09-11 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