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 纸本 26.4cm×67cm 香港李白诗词书法研究会藏 李白诗文集版本众多，有詹瑛先生《〈李白集〉版本源流考》，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蜀本为底本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曰芑双泉草堂仿宋本《李翰林集》等，这些书皆收录了三首李白写给王历阳的诗。《李翰林集》第二十一卷“闲适”类下，有《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一诗。诗曰：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此诗历来被系为上元二年（761）冬间李白出游历阳郡时所作。系于同时的还有《醉后赠王历阳》和《对雪醉后赠王历阳》。理由是：李白曾于至德二载（757）入永王李璘军幕，永王涉嫌谋反，兵败后，李白被判长流夜郎，乾元二年（759）遇赦。《对雪醉后赠王历阳》诗中有“有身莫犯飞龙鳞，有手莫辫猛虎须”一句，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认为“此言系狱流放事”。上元二年冬初，李白从金陵一带前往当涂投靠族叔李阳冰，历阳与当涂隔江相望，是由金陵至当涂的必经之路，而《对雪醉后赠王历阳》诗中正好有“清晨鼓棹过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楼”一句。《醉后赠王历阳》《对雪醉后赠王历阳》《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三首诗又都写到雪，故推测为一时所作，同系于上元二年。笔者有不同看法。检索李白传世之诗，使用“犯龙鳞”的典故共有两次。除《对雪醉后赠王历阳》，作于天宝十五载（756）春的《猛虎行》中有“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一句。时安史之乱爆发，河北、河南相继沦陷。曾游历幽燕的李白，深知国难之重，却空怀一腔报国之志而无处施展。此时，李白尚未入永王军幕，“犯龙鳞”当然不是专指因辅佐永王而获罪于天子。因此，凭“有身莫犯飞龙鳞，有手莫辫猛虎须”一句就判定此诗作于流放之后，是不严密的。
2020年1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之朱杨明主编的《李白时代的杰作》，收录了《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相关文章 《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在《对雪醉后赠王历阳》下注释：王历阳，县令王某。考王历阳其人，于史可查者为唐睿宗太极元年（712）任历阳县丞的王利贞。开元十七年（729）又任梁州城固丞。假设王利贞20岁出仕，历阳县丞是他担任的第一个官职，那么可以推算出王利贞出生于692年左右，约与李白相差九岁。到上元二年（761），王利贞已经69岁了。出于年龄、辈分等因素，即使劝酒，王历阳因不胜酒力而不肯饮，知书达理的李白也不会用“嘲”的方式赋诗。因此，此诗必定作于761年之前。且据新旧《唐书》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岁荒，斗米千钱，人相食。761年江淮大饥，李白只能在金陵一带徘徊，靠人周济为生。在连续两年爆发严重饥荒的情况下，作为历阳县令的王利贞并非大富之家，担心灾情、灾民、社会治安还来不及，怎么有心情与李白挑灯行酒，“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呢？同样从诗歌的用词分析。李白使用“雪花大如×”的句式和修辞唯有两次，一为天宝十一载（752）十月作于幽州的《北风行》——“烛龙栖寒门，光曜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一为《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之“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这既是夸张，又是写实，尽管诗人想象力丰富，如果不曾身临其境，很难写出如此朴实却入木三分的诗句。幽州之雪大如席，历阳之雪大如手，都是写雪大，夸张的程度却符合地理、气候的实际。李白从幽州归来后一路南下，于天宝十二载（753）初冬在和州历阳郡横江浦渡江，至宣城、金陵游历。刚刚经历过幽燕大雪的诗人，转年行至历阳又遇大雪，两处雪景，一样文心，故而使用同样的句式与修辞。因此，笔者推断《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的创作时间是天宝十二载（753）初冬。论证如下： 一、版本溯源 今传最早的李白诗文集是由宋敏求在乐史咸平元年（998）本《李翰林集》的基础上增订的，共1001篇，三十卷。宋敏求“沿旧目而厘整其汇次，使各相从”，对李白诗歌进行了分类。曾巩在此基础上“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对诗歌创作的先后进行了考订。经过曾巩考次的本子到了苏州太守晏处善手上，交给毛渐校正刊刻，于元丰三年（1080）刊成，世称苏本，或晏处善本。今传最早的《李太白文集》就是属于这个系统的。
【清】康熙五十六年缪曰芑双全草堂仿宋本《李翰林集》 日本静嘉堂文库得自陆心源皕宋楼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一个完整宋本。1958年，平冈武夫将其影印出版。《静嘉堂秘籍志》载是本“屡经王敬美、徐乾学、黄丕烈、钱应庚收藏”，正是清人缪曰芑影刻的祖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云：“《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宋蜀中刊本，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阑。按蜀本《太白集》为缪氏所刻之祖本。”宋蜀本首列目录。卷二至卷二十四以类别编次李白诗歌，分为古风、乐府、歌吟、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思、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二十一类。卷末有宋敏求、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毛渐跋。
谢稚柳家书 此本从第六卷“歌吟”类下半起，一直到诗集的卷末“哀伤”类，每类之中大致按诗篇创作先后顺序排列，并且在诗题下注明诗人行踪所在。这些注文是曾巩考次时加上去的。曾巩的考次是就宋敏求的分类，于每类之中考订诸诗先后次序，并不是全部进行编年。《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在第二十一卷，属于“闲适”类，诗题下注“历阳”（今安徽和县）。后面一首是《独坐敬亭山》，诗题下注“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系此诗于天宝十二载（753），李白南下宣城时所作，是可信的，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亦持此说。这一年早春，李白自范阳郡（幽州，今北京市）一路南下，至历阳横江浦渡江方能至宣城。所以，曾巩将作于历阳的《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一诗编次在作于宣城的《独坐敬亭山》之前是非常合理的。且北宋去唐未远，乐史的《李翰林集》是根据李白族叔李阳冰汇纂的《草堂集》增补，宋敏求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李白好友魏颢编集的二卷，曾巩的编次方法必有所本。由此可以确定，在唐代和北宋，《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一诗应是系在李白游历宣城之前的。也就是说，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天宝十二载（753）初冬。 二、李白与王历阳 《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在《对雪醉后赠王历阳》下注释：王历阳，县令王某。姓氏加任官地名是一种常用的称谓方式，唐诗中时有所见。如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高适曾任蜀州刺史，故称“高蜀州”。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故称“柳柳州”。李白经常使用这种宦地称谓，如王方城、王汉阳、杨江宁、范金乡、郑溧阳、韩荆州。除了“韩荆州”是指荆州长史，其余称县名者，都是一方县令。据《旧唐书·地理志》，历阳属于淮南道和州，是中县。两《唐书》不载王历阳，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王历阳的墓志出土。如果不是与李白的交游，作为中县县令的王历阳很可能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了。循着李白的指引，我们可以在《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二中找到一篇《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蓟县田义起石浮图颂》，作者是：和州历阳丞王利贞。田义起石浮图今日犹存，位于北京房山云居寺。清·陈廷桂纂辑《历阳典录》卷十一，“职官”部引《吉金贞石志》云：“王利贞，和州县丞。”注曰：“右见《日下旧闻·房山县·石浮图颂》，王利贞撰文，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四月立。殆即《太白集》中所称'王历阳’者耶？”陈廷桂的疑问，同样也是我们的疑问。唐代的蓟县属于幽州，在今天的北京。蓟县与地处淮南的历阳相距甚远，王利贞既非显赫官员，又非一代文豪，田义起找他作文章的最大可能就是同乡之谊或者亲属关系。由此推断，和州历阳丞王利贞的籍贯应该是幽州蓟县。1981年11月，北京市海淀区钓鱼台东门以北（今三里河路东侧）出土了一方《郭君墓志》，收入《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卷第一册。志文正书，存24行，满行25字，共计511字。因志石右上角有残缺，郭君名讳不可知，只知“今居于燕，遂为蓟人矣”，开元十七年（729）葬其于“蓟城北丰乐乡”，志文署名“应制梁州城固丞王利贞词”。梁州，《禹贡》九州之一。唐武德元年（618）复置，属山南道，辖境相当今陕西省汉中、城固、南郑、勉县等市县及宁强县北部地区。尽管相对于历阳，城固距离蓟县要近得多，毕竟也有千里之遥。如果不是出于请乡贤撰写纪念性文章的习惯，郭君的家人是不太可能大费周章地找远在陕西做县丞的王利贞写墓志的。因此，梁州城固丞王利贞的籍贯也应该是幽州蓟县。也就是说，两篇文章的作者都叫王利贞，都是蓟人，又都是县丞。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为何时隔17年，官职仍是县丞呢？这就涉及到唐代的选官制度。
启功鉴定意见 首先，唐代官员必须遵循回避制度，地方官任职“尽用他郡人”，是为“籍贯回避”。唐代士人为了做官，只能四出游宦，其远宦距离之长、数之频繁，成为中古时代的一大特色。身为蓟人的王利贞，不能在家乡任职，必须远赴历阳、城固等地做官，只有在守选期间才能回到家乡。唐人每任一官，都有年限，一般为四年。任满后需“守选”，即在家等候若干年后才能到吏部赴选求另一官。这就是《新唐书·选举志》中所说的“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的窘境。近年陆续出土的唐人墓志极大地丰富了唐史研究资料，其中所见大部分中下层州县官，一生只做了寥寥几任官，“秩满后归闲养疾”（《敬守德墓志》拓本）。这可能是写实，更可能是唐人墓志中常见的“套语”，正像“高洁不仕”一样，表示墓主人因守选或其他原因没有选上官做，不得不在家“养疾”，被强迫归隐。 王利贞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唐代中下层官吏。和同时代其他人一样，他可能弱冠出仕，考中过制科，先是于太极元年（712）任和州历阳丞。和州属于淮南道，是中州，历阳是中县，县丞从八品。任满后，王历阳回原籍守选，等待的时间因史料缺失不得而知。17年后的开元十七年（729），王利贞出任梁州城固丞。城固县乃次畿县，级别高于历阳县。虽然同是县丞，城固县丞的级别却比历阳县丞高，这意味着他升迁了。对于王利贞这样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痕迹的人来说，很可能一生都在漫长的“守选”中消磨时光，“罢即还于郏成别业，与诸弟侄家居食蔬相煦，不交外物。（《唐颍州颍上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终于，他以历阳县令的姿态出现在名冠一时的大诗人李太白的三首诗中，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想象，天宝十一载（752），年逾花甲的王利贞最后一次在家乡守选。这一次他不但等来了升迁历阳县令的消息，也等来了李白。我们不知道二人是何时何地怎样相识，继而成为可以轻松打趣、无话不谈的好友的。从《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蓟县田义起石浮图颂》和《郭君墓志》的行文来看，王利贞善于铺陈辞藻，文思郁郁，与李白虽有云泥之别，但亦能惺惺相惜。天宝十二载（753）早春，他们结伴而行，自范阳南下魏郡（今河北省邯郸魏县东，可能到过响堂山观石窟），游河西郡（今山西省汾阳市），沿汾水南下入潼关（在今陕西省，为洛阳与长安之间的要地，可能在此偶遇遣唐使团队中人），登西岳华山（下山后遇崔宣城，见是年秋所作《江上答崔宣城》），至历阳（今安徽和县）横江浦渡长江。至此，王利贞停下做县官，李白则继续周游于宣城、金陵、扬州一带，时不时回到历阳探望挚友。天宝十二载冬月（753，阳历九月十六日、农历十一月一日入冬月），天又降雪。李白赴王历阳之邀宴，酩酊大醉后赋诗相赠。《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曰：“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其中“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之句，与前一年所作《北风行》中“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醉后赠王历阳》一诗：“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踪起龙虎，舞袖拂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形象地描绘了二人秉烛夜饮，兴致盎然处作诗无数，诗稿堆积如山，以至于把兔毫笔都写秃的盛况。酒过三巡，一席人都倦了，李白写下“清晨鼓棹过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楼”，于次日踏上旅程。据此，笔者可以断定李白创作《嘲王历阳不肯饮酒》《醉后赠王历阳》《对雪醉后赠王历阳》诗的创作时间应为天宝十二载（753）初冬。 （作者林从龙系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历任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河南诗词学会会长、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肖志丹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李白墨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在日本的递藏 蒋朝显 位于日本九州岛福冈县太宰府市的观世音寺历史悠久，始建于661年，相当于中国的初唐时代。日本福冈县一带古称“筑紫”，故而一些史籍常称之为“筑紫观世音寺”。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由遣唐使或赴日高僧带入日本，在成为细川家族的私人收藏之前，该帖被作为高僧墨迹珍藏在这里。 筑紫观世音寺与中国人民熟知的吉备真备、玄昉、鉴真渊源颇深。筑紫观世音寺也是曾与吉备真备同时赴唐留学的僧人玄昉（？—746）最后的归宿。也许，李白墨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曾经与他们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
然而，贯穿奈良、平安、镰仓三个时代，尽管有李白的诗文集传到日本，流行程度却很低，也没有被翻译成日语，熟识汉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明代人李言恭、郝杰所著的《日本考》是今天我们了解明代中日两国关系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其卷二“三教”即载：“民间子弟识中国真字者甚鲜”。加之《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一诗并不是李白的名作，在它成为细川家族的私人收藏之前，一直被作为高僧墨迹保存在观世音寺。
日本专家藤枝晃鉴定意见 战国时代，被誉为日本“战国第一文化人”的细川藤孝（1534—1610）促使细川家族走向复兴。细川藤孝，法号幽斋玄旨，官位正五位下兵部大辅，他既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武将，又对和歌和茶道有很深的造诣，著有和歌集《众妙集》《百人一首抄》等。其长子细川忠兴（1563—1646）继承了乃父的旨趣，跟随千利休学习茶道，位列“利休七哲”之一，著有《细川三斋茶书》。细川忠兴是小仓藩藩主，藩厅位于小仓城（今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北区），筑紫观世音寺属于细川家族封地，李白墨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可能在此时成为其私人藏品。 细川忠兴的第三子细川忠利在1632年（日本宽永九年）成为熊本藩第一代藩主。熊本藩历来盛行汉学，细川家族在成为熊本藩藩主后，更加醉心于中国艺术品收藏，为日后第十六代家督细川护立建立永青文库（1950年在东京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71年（日本明治四年），日本实行“废藩置县”，旧藩主本人必须移居东京。细川家被迫陆续出售部分藏品，数量达万件之多，李白墨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即在其中。 这件作品辗转被京都古笔收藏家明日香宁范先生所得，成为其“书木文库”的重要藏品。作为古文物专家，明日香宁范先生曾携李白墨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先后请谢稚柳、启功、严绍璗、孙静、史树青、李致忠诸先生鉴定，均认定为唐人真迹。日本藤枝晃先生亦认为此帖具有唐代书法典型特征，是李白研究中的重要文献。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字体为楷书而兼具隶意，是中唐时代以玄宗为首倡导书学复古的具体体现。“地”“风”“五”“吾”“柳”“有”的字形均来自隶书；“花”字则颇具草书姿态，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以“草书楷化”的实例，具有极高的文字学价值。而这些字的字形、笔法，均可在唐代及以前的墨迹、碑刻、墓志中找到原型。
此诗写于一张纵26.4厘米、横67厘米的唐代加工纸上，纸表自然风化，色泽、包浆自然，纸面断痕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唐代诗人杜牧《张好好诗卷》如出一辙。纸墨结合度良好，历经千年，墨色已沉入纸中，而非浮于纸上。蘸墨饱满的字如“嘲”“饮”“琴”“虚”“何”等，字迹边缘有涨墨现象，微微洇散，绝非在旧纸上作伪。
1989年（日本平成元年）日本文化财保存修理所重装裱李白墨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 此帖诗题在前，低一格写，占两行，字大于正文；诗文七行，每行上下对齐，前五行每行六字，后两行每行五字。为使诗文占满一纸，并且显得整齐平衡，后两行字距加大，“巾”字竖画拉长。这样的布局方法在法藏敦煌遗书P.3619中多次出现。文末署款“李白”，不同于《上阳台帖》及“观音之阁”的落款。诗帖整体格式与刻帖《送贺八归越》一致。 此帖在历史上经过多次装裱，最近一次是在1989年（日本平成元年）12月18日，由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文化财保存修理所“宇佐美松鹤堂”进行的。在此之前，《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保存着日本江户时代之前的装裱形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修复理念强调保持原样。《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目前的装裱采用“佛表具”，即佛教题材作品的装裱形式，大量运用织金以及画心周边加框。这可以从一个角度印证，此帖传至日本后一直被作为高僧墨迹宝藏。
综合考量，可知诗人深谙笔性，贯通古今，利用唐笔锋短毫硬、蓄墨量小的特点，创作出一件行气贯通、节奏感强、讲究谋篇布局的“思高笔逸”的艺术作品。 在《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流传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细节一直被忽略。在诗帖的左下角，有一枚正方形阳文朱印。因年代久远，印文模糊不清。经仔细辨认，得以释出“物茂卿印”四字。 物茂卿又名荻生徂徕，本姓物部，名双松，字茂卿，徂徕是他的号，又号萱园。生于1666年（日本宽文六年），卒于1728年（日本享保十三年），是古学派之一的萱园学派（又称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日本德川时代中期的哲学家和儒学家。他强调要研究高深的道理须先理解中国语言文学，先以唐音读汉文，后再改为纯粹的日本语。徂徕的学术思想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学者如刘宝楠、戴望、俞樾、李慈铭等人的推崇。 李白与荻生徂徕渊源匪浅。中国明代“后七子”的学说是荻生徂徕“古文辞学”的理论支柱。他极力推崇“后七子”之首李攀龙的《唐诗选》，其中收录李白诗歌35首，李白诗歌被翻译成日语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徂徕集》卷二十三中，有一系列写给薮震庵的书信，探讨涉及政治、文学、音乐等，亦论及李白。薮震庵（1689—1744）是江户时代的著名儒学家，又名慎庵，号山阳散人，肥后熊本藩士，与荻生徂徠过从甚密。荻生徂徕得以鉴赏李白墨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可能就是在薮震庵的斡旋之下。日本人在书画作品上题跋的习惯始于近代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所以荻生徂徕只是钤印表示经眼。 今天，李白墨迹《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回归故土，实为中日交流史、文化史、书法史上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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