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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寄权璩杨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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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李贺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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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寄权璩杨敬之》是唐代诗人李贺的作品。此诗前两句以京城美妙的春光反衬作者离京时痛苦的心境，暗含了对朝廷的不满之意； 第三句以“汉剑飞去”表达了无奈之下决然离去的气度和洒脱，表现了作者的自信；最后一句笔锋再转，旧事重提，道出了作者放不下理想和抱负的真实内心。全诗是作者对命运不济，生不逢时的控诉，表达了作者不情愿离开官场的无奈之情。












































作品名称出城寄权璩杨敬之
作品别名出城寄权璩、杨敬之
作    者李贺
创作年代中唐
作品出处《全唐诗》
文学体裁七言绝句


目录

1作品原文
2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白话译文
3创作背景
4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名家点评
5作者简介





作品原文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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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寄权璩杨敬之⑴

草暖云昏万里春⑵，宫花拂面送行人⑶。

自言汉剑当飞去⑷，何事还车载病身⑸。 [1]




注释译文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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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注释

⑴权璩：字大圭，唐代文学家权德舆之子。杨敬之：字茂孝，唐代文学家杨凌之子。

⑵云昏：犹云灰暗貌。唐高适《蓟中作》：“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

⑶宫花：从宫苑飘出的飞花，此处犹言柳絮或杨絮，也暗指朝廷。

⑷汉剑：指传说中汉高祖刘邦斩白蛇之剑，作者自喻。南朝宋刘敬叔《异苑》：“晋惠帝元康五年，武库火，烧汉高祖斩白蛇剑、孔子履、王莽头等三物。中书监张茂先惧难作，列兵陈卫。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

⑸何事：为何，何故。晋左思《招隐》诗之一：“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病身：体弱多病之身。当时李贺以病辞奉礼郎官，回归昌谷。 [2]




白话译文

地面上小草泛着嫩黄的暖色，虽然天空中的云显得那样的灰暗，可是却挡不住春天的生气勃勃。这时飞絮迎面扑来，轻轻的从我脸颊上滑过，好像是在安慰我，并为我送行。我曾经说过，自己要像刘邦斩白蛇用的宝剑一样，能够做出一番事业，可我还一事无成，却决心要飞走了。走就走，为何还要让我带着病身辞官回乡，难道你们真的以为我病了吗？




创作背景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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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出城寄权璩杨敬之》诗为李贺入京考进士不中而归后感寄权璩、杨敬之二友之作。李贺是中唐时代颇有才气名望的诗人，其天资当非一般，其进士不第的原因当从他的府试说起。元和五年（810），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并闰月》。由于成绩突出，被推选“应进士举”，并准备赴京参考。李贺本来天份颇高，又有韩愈、皇甫湜师长的赏识和提携，原本很有希望一试中鹄，但由于有人嫉妒，竟坏了他这桩美事。原来唐人应试，极重家讳。题中若遇尊长名讳，只得借故退出考场。李贺父亲名“晋肃”，“晋”、“进”同音，于是就有人扬言李贺不宜参试。韩愈曾为此还写过一篇辩驳文章《讳辩》，文中质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土。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尽管辩解凿凿有力，仍未能破除社会陋见，李贺终于被迫放弃了考进士的权利，罢考而归。离开京城时，李贺写了这首诗寄给好朋友权璩和杨敬之。

权璩，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进士，历监察御史，有美称。杨敬之，同为元和初进士，累迁屯田户部二郎中。这二人与李贺相交甚厚。《唐书》李贺本传言：“与游者权璩、杨敬之、王恭元。每撰者，时为取去。”从中可见李贺诗作曾得权、杨二人的青睐，并知三人关系之亲厚无间。 [3]




作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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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赏析

李贺辞官正值青春才华横溢之时，他对自己的前程抱着无限的希望。谁知遭罹无缘无故的沉重打击，内心的愤慨是可以想见的。他的这首诗和另一首题为《出城》的诗便集中反映了他当时凄哀的心境。

诗的开头两句“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写诗人离京的季节和环境。诗人于元和五年（810）冬赴考，元和六年（811）春不第而返。“草暖”、“春”、“宫花”用来告示人们，春事已至，万里和融，京城之中也是春意盎然，一派迷人的景象。诗人此刻因“不第”而心意悲伤之极，但偏用如此美景相衬，这就愈加显出内心的痛苦。这种以乐景写哀的手法，比纯粹以悲景写哀，更有感染力，是辩证法在艺术上的体现。首句中的“云昏”和前两句的乐景不相协调，在这柳绿花红的背景之上，应有轻云、淡云相配才是。作者以“云昏”参互其间，其意颇深。首先，“云昏”可以看成为作者当时沮丧心绪的形象写照，是诗人心灵的外化表现。周围的一片喜人的春色，那是用来昭示其他参试并取得成就的考生的内心世界的。他们仕途得意，心花怒放，正同这浓郁的春色有着相类似之处。而自己从此断绝了仕进，犹如大片昏云当头，不见前路。其次，“云昏”还可视为奸人从中作梗，阻碍了李贺的应试。在古诗中以云喻奸佞的说法很为流行，如李白即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的名句。如果“云昏”喻奸人捣乱，那么就可把诗中有关春色的描摹看成李贺对自己原本应有的考试结果的高度自信的形象说法。那暖草，那宫花，那春色本来是属于自己的，可恨这昏云覆盖了大地，一切均化为子虚乌有，前程也就落空了。

诗的后两句“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意为：我曾立志要像汉剑一般破屋而飞，为国建功立业。可是为什么这个愿望不得实现，只好坐上车儿往家乡载回这多病的身子。“汉剑”，是指汉高祖刘邦的剑。传说在晋惠帝的时候，武库失火，这柄宝剑从库内破屋飞去。显然，诗人是将己喻剑了。他多么希望能像飞剑一样砍削邪恶，匡扶正义，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在李贺诗中，随处可见他咏剑赞剑之句，经检索有三十一句之多。如“剑光照空天自碧”（《秦王饮酒》），“莫嫌剑光冷”、“能持剑向人”（《走马引》），“唐剑斩隋公”（《马诗二十三首》其十六），“神剑断青铜”（《王濬墓下作》），“忧眠枕剑匣”（《崇义里滞雨》），“古剑庸一吼”（《赠陈商》），“临歧击剑生铜吼”（《开愁歌》），“剑龙夜叫将军闲”）《吕将军歌》），“剑如霜兮胆如铁”）《白虎行》）等等。在这些诗句中，作者或以剑眠喻示自己心志的沉滞，或以剑吼比作自己当冲决阻遏，或以剑飞隐含自己应建立功勋。可以说剑的形象在诗人笔下已穷形极态，被状摹得具有人的灵性和精神了。此诗中“当飞去”的剑的形象，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例。

人们常说李贺的诗作具有“虚荒诞幻”的特色（杜牧《李长吉歌诗叙》）。如果和此诗对照，便同样可以找到这个特点，如“自言汉剑当飞去”句即是。“汉剑飞去”原只是《异苑》一书中的传说故事，本不为确信之事。但李贺偏偏采撷入诗，以剑飞喻志遂，就使全诗在写实的基础上融进了极度浪漫的成分。剑本不能飞，言剑能飞跃而起，实属虚构和想象，以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意象入诗，便充分体现了李诗“虚荒诞幻”的特点。正如李贺称韩愈的诗作有奇崛的特色，即“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一样，他本人的诗作同样也是出奇制胜，充满了怪谲的气氛，甚至连天地也都为之而折服。在李贺的这首早期诗作《出城寄权璩杨敬之》中，虚荒诞幻的特色得到如此充分的体现，遂为李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风格上的基调，这一点是不能不指明的。 [3]




名家点评

唐末诗人张碧：“奇峭。”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瑰诡。”

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语奇而入怪。” [3]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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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像
李贺（790～816），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西）人。唐皇室远支，家世早已没落，生活困顿，仕途偃蹇。曾官奉礼郎。因避家讳，被迫不得应进士科考试。早岁即工诗，见知于韩愈、皇甫湜，并和沈亚之友善，死时仅二十七岁。其诗长于乐府，多表现政治上不得意的悲愤。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像，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新奇瑰丽的诗境，在诗史上独树一帜，严羽《沧浪诗话》称为“李长吉体”。有些作品情调阴郁低沉，语言过于雕琢。有《昌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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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虽说槽点多多，但他反击南诏战果非常引人舒适，战果巨大，类似的胜利，只有65年前的武街之战才能媲美。唐德宗洗刷了盛唐天宝年间屡败于南诏的国耻，使大唐躲过了三面受敌的危机

而且唐德宗是在皇位交接之际调兵遣将，一仗打出五十年和平。

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利用唐蕃争霸的矛盾，开始壮大、崛起，至盛唐已成强国，仗着地理条件屡覆唐廷的讨伐大军。杜甫的《兵车行》把杨国忠强征百姓讨伐南诏给民间带来的的凄苦之状描述得绘声绘色。安史乱后，大唐中衰，南诏更加逞威嚣张，归附吐蕃，共犯四川。富庶久安的蜀中人心大恐，蛮人“连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两国约定“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拉萨）”。当时，正是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唐廷正处于皇位更迭之际；所以唐廷只能拿出一支不大的兵力去反击，但就是这点兵力，便轻易消灭了南诏大约10万人：

刚上位的唐德宗，迅速从北方抽选人马，调出李晟的禁军4000，又从陕西、河北抽调5000边军（“发邠、陇、范阳兵五千”）分道入川，造成了南诏一大惨案：

“戎、蛮大败。凡斩馘六千，生擒六百，伤者殆半，饥寒陨于崖谷者八九万”（《旧唐书》卷117）
“斩首六千级，禽生捕伤甚众，颠踣厓峭且十万”（《新唐书》）

惨案所以酿成，主要是南诏广泛人力，素质良莠不齐，又贸然深入蜀境，一个回合被打崩便丧失组织力，在漫长又无序的逃亡中发生人道惨案，临时丢弃众多伤员（几乎占总兵力一半，史称“伤者殆半”），逃亡带来了更大的损失，溃逃人员要么成了刀下鬼，要么被整批的冻死饿死。唐兵一味穷追不舍，一支杀入吐蕃境内，夺取茂州（汶山）、维州（理县），一支则狂追滥砍，杀到大渡河，所到之处，溃兵被群体性的推下悬崖，或被赶入急流，精壮的有生力量白白损失掉了。当时南诏常备兵3万，加上战时动员可以翻好几倍，为了攻蜀，倾国征兵，“悉众二十万入寇”，结果一战覆没殆尽，南诏的直属民众有没有100万都个问题，可想而知，10万兵役人口的丧失有多致命。

当然，也有一些人怒喷唐人史书吹牛，玩弄数字游戏。

然而，从南诏战败后的三项举措来看，唐人战果并非虚言。

1，紧急迁都

南诏王异牟寻在京城太和城（大理）的南郊，重新选了一块险要之地，不惜工本的另新建都，也就是苴咩城。在国力大败伤残之余，顶着众怨劳民伤财，却仅仅只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另造一座京都，极其浪费，实则是近于亡国之忧，紧急据险自固，下狠力大建城防工事，新都周环达十五里，消耗了南诏军民无尽的血汗，这就是唐德宗这一拳打出的威慑力。

2，老实五十年

安史乱后最虚弱、混乱的时期，莫过于唐德宗时代，内有河朔三镇为首的各藩造反，外有吐蕃、回鹘两大巨头压迫，中间还搞出“奉天之难”，连长安都被叛军占了去，就连四川也有刘辟造反，称兵作乱。但这么多混乱，南诏却反常的老实，再也没有趁火打劫的胆。可见大历十四年之战，南诏元气大伤，青壮年伤亡的人口断层，50年恢复不过来。

3，献纳人质，亲唐弃蕃

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做出一个看似奇异的举动，与势力正盛的吐蕃断交，主动归顺看似处于下风的唐朝，分派三批使团到成都，重新跪倒在唐的脚下，愿为臣属。唐派人回访，双方在点苍山会盟，南诏主动提供吐蕃的内部情报。随后又配合四川唐军一起攻蕃，在南线突袭吐蕃神川都督府治所铁桥城（丽江塔城）。铁桥城可不是一般的城市，乃蕃、诏交界战略要地，又是佛教入滇之道，密宗流行；吐蕃人大批移民到这里，又升级为新兴的商贸中心，非常繁荣。藏区所产的“大羊”动辄数千口在此与南诏商队交易，所以吐蕃在此设立都督府。南诏一举袭取铁桥，俘斩吐蕃三万多人，赶到江里掩死的上万人，俘虏吐蕃五个王，据有了当地十六座城和十余万人口，这是南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胜。吐蕃因为唐、诏的联合打击，开始一去不返的走向衰弱。唐廷特地派使者去南诏新都苴咩册封异牟寻，后者跪受大唐册印。

可以说，唐德宗在登基伊始的这场反击战，行动果决，任人得宜，用兵不多，效果却极大。对于危机中的唐朝宛如一场及时雨，不仅让南线太平五十年，而且直接造成了吐蕃的孤立和中衰。

这场影响深远的胜利，改变了唐朝与各方的力量对比，使唐朝有余力去应付内部的危机。

对唐德宗向来持严厉批评的范文澜老先生，谈到此战突然一改抑郁沉闷的笔调，变得振奋起来：

“吐蕃、南诏二国所以一时称强，主要由于唐内乱不能兼顾边事，如果唐认真出兵，二国当然不是唐的敌手”（《中国通史》第四册第六章）

从这一点上说，唐德宗对西南边疆的安定局面，是有大功的


编辑于 2022-03-28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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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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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第九位皇帝
唐德宗
唐德宗(2)
唐德宗（公元742-805年），李适（kuò），别名德宗。[1]唐朝第九位皇帝（除武则天以外），号为神武孝文皇帝。唐代宗长子，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

唐德宗颁行“两税法”，严禁宦官干政，泾原兵变后放弃了这种观念，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在位期间对外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元和中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唐德宗在《舞乐传奇》的角色由唐国强饰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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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图册
中文名       
唐德宗
别名       
岧郎[5]
民族       
汉族
出生日期       
742年5月27日
逝世日期       
805年2月25日
性别       
男
主要成就       
初政清明
废租庸调制
改行“两税法”
联合回纥、南诏、大食打击吐蕃，为“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3]
促成“古文运动”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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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       
李适
谥号       
神武孝文皇帝
所处时代       
唐朝中期[1]
出生地       
长安大内东宫(今陕西省西安市)
陵墓       
崇陵
展开
目
录
1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储君元帅
慝政失国
绥宁内外
病重崩逝
2主要作品
3主要成就
文化
外交成就
4家庭生活
5轶事典故
玄宗预言
迎奉佛骨
6史籍记载
7人物纪念
8人物评价
9艺术形象
10词条图册
1人物生平编辑
早年经历
天宝元年四月十九日（742年5月27日），李适出生于长安大内的东宫中。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孙、唐代宗李豫的长子，母为睿真沈皇后。 天宝元年封奉节郡王

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十一月，李适十四岁时，爆发了安史之乱。次年长安失守，唐玄宗出逃四川，天下陷于大动乱之中。李适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储君元帅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代宗即位。五月，委任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肩负起与安史叛军最后决战的使命。同年八月，改封雍王。 十月，出镇陕州。

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之乱平定，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实封食邑二千户，和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册礼。

慝政失国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李适即位，时年三十八岁，即唐德宗。李适在居丧期间，一切行为都遵照礼法规定。他曾经召韩王李迥进餐，只吃马齿羹，不放盐和乳酪。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群臣为李适上尊号“圣神文武皇帝”。

李适即位之初，任用崔佑甫为相，为政清简，颇有一番中兴气象。 崔佑甫又推荐杨炎为相，不久，因崔祐甫患病去世， 另一位宰相乔琳也被免职，杨炎得以独揽大权。 杨炎针对玄宗以后租庸调制的基础被破坏的情况，主张推行两税法，建议：以“量出为入”代“量入为出”；以“计资而税”代替“计丁而税”；征收货币而非征收实物；合并徭役名目，集中纳税期限，等等。主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杨炎的建议，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 李适则表示支持，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但杨炎生性狭隘，以私害公。崔祐甫曾经推荐杨炎与自己同任宰相，杨炎却在专权后对崔祐甫的举措多加破坏。[160]杨炎早年依附宰相元载，对元载感恩戴德，尤其敌视那些曾经参与处置元载一案、进而使自己也受到牵连被贬道州的人，由此陷害了段秀实，罢其兵权， 构陷刘晏致死。

建中二年（781年），任命卢杞为相。卢杞为官期间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先后陷害杨炎、颜真卿、严郢、张镒、李揆、杜佑等人。 为筹集军饷，实行括率、增收房屋间架税、设立除陌税，实施后市场商人垄断买卖权，国家收入减半，广泛引起民愤。 同年，李适为了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决定武力削藩，初期取得胜利，山南梁崇义和成德李惟岳授首，克复二镇。重创魏博田悦，其部将纷纷投降。朝廷又将成德辖地分割为三，削弱其势力。

但是，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诸多节度使的不满。建中三年（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叛乱的泾原军占据长安，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称秦（后改为汉）帝。 李适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陕西汉中）。后依靠宰相李泌、大将李晟、浑瑊等人平乱。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下罪己诏，七月，李适回到长安。同年，河中节度使李怀光与部分宦官、藩镇将领矛盾激化，举兵反叛，李适派浑瑊与河东节度使马燧、镇国节度使骆元光等率军讨伐，于次年八月平定叛乱。

以上内容均来源于[9]

绥宁内外
经历数次的变乱之后，李适开始委任亲信宦官为禁军统帅，他对藩镇多事姑息，晚年对淮西镇用兵失利，致使藩镇的势力日渐增强。

贞元年间，唐与吐蕃的战争日益激烈。 朝廷财政用度亦日益窘迫。李适以“进奉”、“宣索”、“宫市”等手段大肆敛财。 另一方面，其时唐朝天灾频发，李适在敛财的同时，亦多次赈灾免税以安民心。又出兵收复了琼州、 姚州、[ 巂州、 会州、原州、 翼州[等地。

大历、贞元间，以贾至、梁肃、权德舆、韩愈、白居易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以巩固唐帝国。它反映了广大阶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而空洞华美的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对骈文，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提倡古文。古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思想。在此影响下，“唐传奇”小说创作也进入兴盛期。李适善属文，工于诗。因而“古文运动”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重视科举，不断网罗人才，文治大兴。

除此之外，李适在位时，曾根据宰相李泌的建议，北和回纥、南和南诏、西结大食，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且利用“回鹘道”，一度重开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

以上内容均来源于[3]

病重崩逝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各宗室、外戚都前来宫中向李适祝贺，唯独太子李诵因病无法前来，李适因而流泪哀叹，自此一病不起，在二十多天中，内宫与外廷讯息中断 。正月二十三日（2月25日），李适在长安会宁殿驾崩，享年六十四岁 。九月一日，群臣为其上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十月十四日，葬于崇陵 。

李适侧身像
李适侧身像


2主要作品编辑
医学方面

李适自撰《贞元集要广利方》，又称《广利方》，原书五卷，书中有方五百八十六首。是书为唐德宗年间颁行，但未见传世。宋人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称作“正元广利”，正元同贞元。后世之《医心方》、《证类本草》等均有引文，其中《医心方》二十余处引到《广利方》。

诗文方面

李适善属文，尤工于诗。常于宫中唱和，亲自品评等次。与学士论诗，深夜不寐。又常亲试制科举人文辞，中者称门生。李肇称：“德宗晚年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莫可及。”胡震亨评：“德宗诗尚雅正。”《全唐诗》录其诗十五首，《全唐诗逸》补断句2句，《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2首。

李适部分诗文作品
《中和节日宴百僚赐诗》《中和节赐百官燕集因示所怀》《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九月十八赐百僚追赏因书所怀》《送徐州张建封还镇》《麟德殿宴百僚》《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中和节赐群臣宴赋七韵》《三日书怀因示百僚》《重阳日中外同欢，以诗言志，因示群官》《重阳日即事》《丰年多庆，九日示怀》《七月十五日题章敬寺》《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一章，章十六句》《九日绝句》
书法方面

李适天资干练、机敏，批答群臣奏章时，言辞流畅无滞。《宣和书谱》称：“观其行书，笔意亦不愧前人云。”还曾收录有他的行书作品《批答赵惠伯表》。[10]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称其“翰墨落笔可观”。

3主要成就编辑
政治成就

前期
李适在位前期，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

收罢兵权

李适即位后，尊名将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罢其所领副元帅等职，让他的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分领节度使。同时，李适召“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将其留居京师。

清明节俭

李适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李适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国（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放出。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在生日时，又拒绝各地的进献，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归度支，以代租赋。李适的作为，的确显示出新君登基以后的新气象。

疏斥宦官

李适
李适
李适初即位时，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

李适的父亲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李适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他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

在即位当年的闰五月，李适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李适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李适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

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李适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后期
在“奉天之难”后，李适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对藩镇多事姑息，使其势力日渐增强。

猜忌大臣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显示了对高级官员的不完全信任。使李适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李适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姑息藩镇

李适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奉天之难”，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李适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李适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李适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任用宦官

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宦官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李适以深深的刺激。慢慢地，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兴元元年（784年），李适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李适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年），李适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年），李适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李适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李适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李适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有两位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11]

大肆聚敛

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李适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方向他进贡。此外，李适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

为了满足李适的贪欲，节度使以进奉为名，巧立各种名目，对百姓进行额外的剥削。节度使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每年进奉的钱财约为五十万缗，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贞元年间，宫中还以宦官为使，以低价强买百姓物品，称之为宫市。他们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场所设置了数百东西张望的人，称为“白望”，他们察看人们出卖的物品，人们不敢询问他们的由来及讲论价钱的高低。一般是用价值一百钱的物品来换取价值几千的物品。他们用破旧的衣服布帛染上红紫色，按照尺寸付给卖主，还要勒索脚价钱。名为宫市，实为强夺。[12]

崇信奸臣

李适在建中（780年－783年）年间崇信奸相卢杞，不仅使颜真卿等忠臣身受其害，而且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乱。一直到贞元年间，他又宠任奸臣裴延龄掌管财政，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贫困，大肆聚敛财物。宰相陆贽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奸诈欺妄，不可信任，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将会招致祸乱，言语极为深切。但李适却不听忠告，反而贬斥陆贽等人。[13]

在位时期宰相及使相
宰相
崔佑甫        常衮        李勉        杨炎        卢杞        马燧        关播
萧复        乔琳        刘从一        姜公辅        卢翰        李晟        张延赏
韩滉        崔造        柳浑        李泌        董晋        赵憬        陆贽
贾耽        卢迈        崔损        赵宗儒        郑余庆        杜佑        齐抗
高郢        郑珣瑜        张镒        刘滋        齐映        浑瑊        窦参
使相
郭子仪        朱泚        李宝臣        李正己        李忠臣        梁崇义        李希烈
李怀光        陈少游        李抱真        张孝忠        王武俊        刘元佑        浑瑊
李纳        严震        田绪        刘滋        韦皋        李师古       
军事成就

削藩之战
主词条：奉天之难、河中之战

李适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李适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与李惟岳密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李适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其子李纳被击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但是，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建中三年（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13]

同时，淮西（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适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李适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乱军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李适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14]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李适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李适又不得不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李适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李适才得以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15]

贞元元年（785年）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次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李适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李适又任命吴少诚为节度使留后。[16]

安定西陲
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南诏组成了号称二十万的联军进犯蜀地。李适派右神策都将李晟率四千神策军、金吾大将军曲环率领由邠宁、陇右、范阳各镇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与山南东、西道的唐军联合，一同击败蕃诏联军。范阳军追击至七盘，再次击破蕃诏联军，并攻克新城、维州、茂州；李晟率军追击到大度河外，再次大破蕃诏联军。联军饥寒交迫、陨死于崖谷的达到八、九万人。南诏国王异牟寻大为恐惧，迁都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以避唐军。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军入侵。李晟派部将王佖伏兵于汧城，大败吐蕃，几乎生擒尚结赞。十月，李晟派猛将野诗良辅、王佖率领步骑五千出击，击败吐蕃军两万，攻克摧砂堡，斩其将领扈屈律悉蒙。河东节度使马燧率军降服河曲六胡州。

贞元四年（788年），吐蕃军二万入侵清溪关，一万攻东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督诸军防御。巂州经略使刘朝彩等出关连战，大破吐蕃。

贞元五年（789年）夏，吐蕃军三万犯宁州（今甘肃宁县），金吾将军高崇文率甲士三千解救，于佛堂原大破吐蕃，吐蕃军阵亡过半。十月，韦皋派部将王有道率军大破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使，吐蕃军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骁将乞藏遮遮被杀。数年后，韦皋收复巂州。

贞元八年（792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于芳州击败吐蕃，又攻取黑水堡。

贞元九年（793年），李适令邠宁庆副元帅浑瑊与灵盐节度使杜希全等重修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城，经两年时间完工。史称“由是灵武、银夏、河西稍安，虏不敢深入”。

贞元十三年（797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于边境要地修筑方渠、合道、木波三城，又在马岭（今甘肃环县）筑城，辟地三百里。

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进攻灵州，兵败乌兰桥。韦皋攻占吐蕃末恭、颙二城。

贞元十七年（801年）八月至贞元十八年（802年）正月，唐军经维州之战、渡泸之役，大破吐蕃军十万，生擒吐蕃大相论莽热，并降服部分黑衣大食及康国军队。

经济成就

主词条：两税法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李适于建中元年（780年）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实行“两税法”。[14]“两税法”使唐的税收有了明确的规定，将之前杂乱的税赋改为夏、秋两收。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15]

苛捐杂税

李适在位时新增了许多苛捐杂税，主要有：

榷酒：建中元年（780），两税法刚实行不久，朝廷便开始榷酒（朝廷专利卖酒），规定京都长安以外，全国只许官酿，不许私人酿酒。官酿因各地粮价不同，每斛收钱二千或三千。贞元二年（786）规定，在京城和畿县禁止私自酿酒，其他地方允许设店卖酒，但每卖一斗酒要交纳一百五十文钱，当时一斗酒酒价三百文，即征收百分之五十的销售税。制酒需要酒曲，唐朝廷在贞元二年榷酒的同时，在淮南、忠武、宣武、河东实行榷曲。唐末到五代，榷曲之风盛行。

茶税：唐朝初期，茶同盐、酒一样，不征税。榷茶（朝廷专利买卖茶）或税茶是唐中期出现的。两税法实行后不久，建中四年（783），唐德宗根据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对茶、漆、竹、木十分税一。贞元九年（793），根据盐铁使张滂的建议，在产茶州县的山场和商运要路，设官抽税，十税其一，当年得税钱四十万缗，等于刘晏初出时的盐税。此后，唐代的茶税征收再没中断过。

矿税：隋至唐初，朝廷对矿冶业并不重视，矿藏的开采、冶炼和铸造都不征税。开元十五年（722），朝廷初税伊阳（河南汝阳）五重山银、锡，这是唐代征收矿税的开始。唐德宗时（780—805），户部侍郎韩洄提议，应将铜铁等山泽之利收归国家所有，由盐铁使管理，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间架税和除陌钱：间架税和除陌钱都属唐代所创之杂税。建中四年（783），由于朝廷用兵，常赋不能供给，户部侍郎赵赞建议推行间架税与除陌钱法。间架税是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房产税。凡屋两架为一间，按屋的质量好坏分为三等，上屋税二千钱，中屋税一千钱，下屋税五百钱，收税官吏常闯入民户家中计算其数。房产多的人动辄出钱数十万。若隐匿一间不报者，杖六十，赏给告发者五十贯钱。这种非常严苛的税收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德宗被迫废除。除陌钱属于交易税性质。凡交易所得和支付钱物，都要向官府纳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规定“除陌钱每贯二十文”，这是百分之二的税率。建中四年（783），赵赞建议再次征收，每千钱官收五十钱税钱，税率为百分之五。如果以物易物，就要将物品折合成钱，再依税率抽取相当的货物作为税收。唐代的市场交易，除买卖双方直接交易外，还经常通过牙商（即市场经纪人）来进行，牙商持有官府发给的印纸，遇有买卖便进行登记，由牙商负责核算交税。不通过牙商自行贸易者，要备有商业成交的帐簿，即私簿，没有私簿，偷税漏税钱达百文的，杖六十，罚钱两千，赏给告发者十贯钱，由犯者承担。除陌钱税率苛重，牙商得专其柄，多有隐资，“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百姓“怨怼之声，嚣然满于天下”。兴元二年与间架税同时废除。

以上内容均来源于[17]

聚敛政策

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李适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方向他进贡。此外，李适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

为了满足李适的贪欲，节度使以进奉为名，巧立各种名目，对百姓进行额外的剥削。节度使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每年进奉的钱财约为五十万缗，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8]

旧制，宫廷里需要的日用品，由官府承办，向民间采购。德宗贞元末年，改为由宦官直接办理，经常派几百人遍布各热闹街坊，叫作“白望”。他们不携带任何文书和凭证，看到所需的东西，称为“宫市”，随意付给很少的代价，还要货主送到宫内，并向他们勒索“门户钱”和“脚价钱”。曾有一名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官以“宫市”的名义取走，才给了几尺绢，又索要“门户钱”，把他的驴一起送到宫中。农夫涕泣，宁肯将所绢付之，农夫不肯受，宦官说：“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说：“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于是殴打殴宦官。李适得报后，罢黜这名宦官，并赐农夫绢十匹，但“宫市”一如既往。[19]

文化
主词条：古文运动、三教论衡

大历、贞元间，逐渐兴起了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文体革新运动。在此影响下，“唐传奇”小说创作也进入兴盛期。李适善属文，工于诗。因而“古文运动”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20]

贞元二年（786年），科举新设“开元礼”科，考试形式为问义与试策。[21]

贞元年间，李适每逢寿诞之时，便会组织儒释道代表人物进行“三教论衡”。提倡辩难切磋，求同存异，促进三教调和。[22]



外交成就
与吐蕃
主词条：清水之盟、平凉劫盟

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李适诏令鸿胪寺：蕃客（泛指外国商旅）入京，各自穿本国的服装。八月，派太常少卿韦伦出使吐蕃，将吐蕃俘虏五百人送还，以示修好之意。

建中元年（780年）五月，李适派韦伦出使吐蕃。同年冬，吐蕃宰相论钦明思等人随韦伦入朝，并进献方物。次年三月，李适派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

建中二年（781年），李适主动派使者谋求与吐蕃和好，诏书改“献”为“进”，“赐”为“寄”，“领取”为“领之”。以表示两国的对等地位。

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于清水（今甘肃省清水县）会盟，厘定两国边界。

贞元三年（787年）五月，尚结赞多次遣使求和，卑辞厚礼求和于河东节度使马燧。李适命大将浑瑊为吐蕃清水会盟使，后定盟于平凉川（今甘肃省平凉市）。十月，唐蕃会盟，尚结赞埋伏大量士兵，图谋劫获浑瑊。最终浑瑊逃脱，会盟副使及唐朝将士多人被俘获。

贞元十九年（803年）五月，吐蕃遣其臣论颊热入贡。[23]

与回鹘
建中三年（782年）六月，李适任命李涵为入回纥吊祭使。

贞元三年（787年），回纥开始再次称臣于唐朝。

贞元四年（788年）十一月，唐朝与回纥和亲，以咸安公主（李适第八女）下嫁回纥长寿天亲可汗。李适册命可汗为汨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并允许其改族名为“回鹘”。次年十二月，汨咄录长寿天亲昆伽可汗去世。次年，李适命鸿胪卿郭锋持节，册拜其子为爱登里逻汩没蜜施俱录毘伽忠贞可汗（忠贞可汗）。回鹘派达北勒梅录将军前来，告知前任可汗逝世的消息。

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回鹘可汗前来朝贺。

与南诏
自贞元四年（788年）起，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与南诏即以书信往返商洽。

贞元七年（791年），唐朝派南诏旧臣段义忠回南诏洽商。次年，韦皋致信南诏异牟寻，愿同南诏驱逐吐蕃于云岭之外，相互保卫，永为一家。异牟寻与清平官、大军将等密谋大计，一心归唐。次年，南诏派使臣由戎州、黔州、安南三路献表，愿归唐朝。李适赐异牟寻诏书，下令韦皋派使者到南诏安抚。

贞元十年（794年），唐与南诏于点苍山神祠会盟，结束了两国四十余年的战争状态。

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异牟寻前来朝贺。

贞元十四年（798年）十二月，异牟寻派遣使者前来祝贺正旦（元旦）。

贞元十六年（800年）正月，南诏进献《奉圣乐舞曲》，李适在麟德殿前观赏。

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二月，南诏派遣使者朝贡。

与大食

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德宗执行李泌计策，特派宦官杨良瑶充任聘国使，由海路出使黑衣大食，进行盟好活动。贞元四年（788年）七月，杨良瑶回国后因功获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24]

贞元七年（791年）正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25]

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黑衣大食遣使含嵯、焉鸡、沙北三人来朝，都被赐封为中郎将，赏赐后送使归国[6]

其它
建中元年（780年）二月，日本国遣使朝贡。八月，东僰、乌蛮遣使前来朝贡。

贞元八年（792年）十二月，牂柯、室韦、靺鞨都遣使前来朝贡。

贞元九年（793年）七月，剑南西山羌的女国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匆、弱水王董避和、逋租王弟邓告知、南水王侄尚悉曩等六国君王，亲自前来朝贡。李适授予他们官职俸禄，送其归国。

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剑南西山国女国王前来朝贺。

贞元十六年（800年）四月，李适任命权知新罗国事金俊邕袭任开府检校太尉、鸡林州都督、新罗国王。

贞元十八年（802年）正月，骠国国王派遣使者悉利移来朝贡，并献上骠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

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二月，日本国派遣使者朝贡。

4家庭生活编辑
关系        姓名
父亲        唐代宗李豫
母亲        睿真皇后沈氏
皇后        昭德皇后王氏
妃嫔        韦贤妃        王妃，王景先女        武德妃
赵惠妃        赵修仪（未知与赵惠妃是否为同一人）        崔充容
王才人        金井兰（新罗所献美女，受封品位不详）        王美人（未知是否为其他王姓嫔妃）
韦美人（未知是否为韦贤妃曾经的封号）               
儿子        唐顺宗李诵        舒王李谊（德宗侄，昭靖太子李邈子，被收养）        通王李谌
虔王李谅        肃王李详        文敬太子李謜（顺宗子，被德宗收为子）
资王李谦        代王李諲        昭王李诫
钦王李谔        珍王李諴       
女儿        韩国贞穆公主（母昭德皇后，先封唐安公主）        魏国宪穆公主（先封义阳公主，嫁王士平）        郑国庄穆公主（先封义章公主，嫁张茂宗）
临真公主（嫁薛钊）        永阳公主（下嫁崔諲）        普宁公主（夭折）
义川公主（夭折）        宜都公主（下嫁柳昱）        晋平公主（夭折）
表格参考资料：[16][26]

5轶事典故编辑
免税

李适画像
李适画像
李适曾在一个叫辛店的地方打猎时，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李适问：“百姓们生活的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李适说：“今年庄稼获得了丰收，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赵光奇回答道：“国家的诏令不守信用。前边说的是除两税以外不再有其他徭役，现在除了两税之外的各种强迫收费比两税还要多很多。后来又说这是和籴，实际上是对百姓巧取强夺，而且还不给百姓们钱。开始时说收百姓的粮食由官府到百姓家中收取，现在却强迫百姓们把粮食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家干农活的牲口被累死了，车也坏了，导致家庭破产，难以维系。人们的生活如此愁苦，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国家每次发布的优恤百姓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圣上深居在防卫森严的皇宫里，哪里会知道这些呢！”李适听后，便下令免除了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

司马光评点这段历史，认为李适不懂治国之道，他本应彻查有关部门的贪官污吏及身边小人的过时，然后细察民情，改革弊端，推行新政，摒弃浮华。德宗却只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徭役，“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排公在

李适晚年时杜绝嗜欲，非常擅长作诗，群臣无人可比。群臣每次御制奉和，退下后都笑着说：“排公在。”俗称投石的两头作标记，称其为：“排公。”用中或不中作为判断胜负的依据。

不信鬼神

唐代宗将要出殡的时候，李适亲自护送灵车，看到灵车不是在道路中间行走，而是稍微偏向道路外边，便询问此中的原故。主管部门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指向正中，所以不敢冲犯。”李适哭着说：“哪有委屈灵车来谋求自身好处的呢！”于是命令灵车改向，对着午方即在道路中间行进。唐肃宗和代宗都喜好阴阳鬼神，无论事情大小，必定要求占问卜。李适素来不相信这一套，代宗入葬的日期只依礼法定在七月期满之时，诸事准备停当便出殡下葬，不再另择日期。

追寻生母

李适的生母沈氏（睿真皇后）于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时失踪。代宗李豫即位后，虽派人到处寻访，十余年却始终一无所获。李适即位后，于建中元年（780年）遥尊沈氏为“睿贞皇太后”，在含元殿具册立牌，上皇后朝服，李适亲自奉册伏拜，痛哭不止，左右群臣也都为之流泪。

为了寻找生母，李适采纳了中书舍人高参的建议，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沈氏族人四人为判官，派使多人分行天下，四处寻访，多方查找，同时对沈氏家族大加封赠，以期母子团聚。

建中二年（781年），消息传来，在洛阳找到了沈氏，长安城中一片喜悦。然而，很快就证实所谓的“沈太后”只是高力士的一位养女，因为年纪相貌酷似沈氏并与之在宫中有所接触，诱于名利而行冒充之举。李适左右都很气愤，纷纷请求对之治罪，而思母心切的李适不但不予治罪，还对身边的人说：“只要能找到真正的生母，我受一百次骗也没关系。”从此之后，冒名者越来越多，然而，终德宗一生，也未能找到真正的沈氏。

准敕恶诗

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向朝廷进献崔叔清的诗一百篇。李适对使者说：“这是恶诗（拙劣或猥贱的诗），为什么要献来！”当时称此为“准敕恶诗”。

旧仇未忘

李适还在作为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曾在陕州与药子昂等数十位僚属、随从会见回纥牟羽可汗。当时回纥可汗与唐代宗结为弟兄，牟羽可汗因此认为自己是唐朝皇帝之弟、皇子李适的叔父，认为他应该行侄子见叔父的“舞蹈”之礼，但是李适自始至终没有行此礼。药子昂力争许久，回纥车鼻将军将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杖打一百。魏琚、韦少华在一夜后便伤重而死。回纥可汗之母前来致歉，并亲送李适乘马返回。唐军将要合力攻击回纥，李适因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加以阻止。

二十多年后，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多次请求和亲，李适不允。宰相李泌建李适“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对抗吐蕃，李适大体同意此战略，只对回纥，多次坚拒。李适认为韦少华等人受自己牵连而死，但李泌指出，当年害死韦少华的牟羽可汗已经被合骨咄禄可汗杀死。这样一来，合骨咄禄可汗反倒是有功于德宗。他又拿出唐将张光晟杀回纥可汗叔父突董等九百多人与合骨咄禄可汗不敢杀唐朝使者进行对比，认为合骨咄禄可汗确实无罪。随后，李泌更进一步指出，当年韦少华等人不该轻率让李适前往回纥大营，更不该在没有事先确定会见礼仪就让李适会见牟羽可汗，所以是韦少华等人对不起李适。李泌还指出，当年李适没有向牟羽可汗行礼，不曾屈服；而牟羽可汗的母亲又有亲自向李适赔罪的行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李适“屈于”牟羽可汗的情况。大将李晟、马燧也支持李泌。李适听完这段话后颇为信服，这才允许在回纥可汗称臣于唐朝皇帝、并且认唐朝皇帝为父的前提下才与回纥和亲。[27]自此后，回纥可汗上表时称臣、称儿于唐朝，回纥再次开始称臣于唐朝。

玄宗预言
据《隋唐嘉话》记载，李适出生三日时，曾祖父玄宗李隆基去看他。太子李亨（唐肃宗）和其子李豫（唐代宗）依次站在旁边。保姆用儿衣裹着李适抱给他们看。李适肤色不白，身体向前倾。李亨和李豫看了都不喜欢。他俩依次捧着李适给玄宗看。玄宗一看说道：“真是我的儿子呀！”然后对李亨说：“你不如他。”又对李豫说：“你也不如他，他仿佛像我。”（确实，李适的寿命和在位时间比李亨、李豫要长久)。安史之乱，玄宗避难四川，走到途中说：“岧郎（唐德宗小名）也要到这里走一趟。”以后李适果然到过陕西韩城（也就是玄宗路过的地方）。[28]

迎奉佛骨
贞元六年（790年），是法门寺真身宝塔“三十年一开”，唐皇室礼迎佛骨舍利的法定之期。李适按惯例而行，下诏请出岐州无忧王寺（即法门寺）佛指骨迎入长安皇宫供养，之后又送到长安各大寺院供养。京城内外，举家出动者比比皆是。二月，遣中使送佛骨回法门寺，复葬于故处。[29]

6史籍记载编辑
《旧唐书》卷12~13

《新唐书》卷7

《资治通鉴·唐纪》

《唐人轶事汇编》

7人物纪念编辑
崇陵

崇陵
崇陵
崇陵位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0公里嵯峨山上，陵周围约20公里，崇陵依山为陵，居高临下，山环水抱，墓冢高突，全用方型和长方型青石迭砌而成，石块凿出凹槽，卡有铁拴板，浇灌铁汁，极为坚固。陵园有四门，均有石狮一对，朱雀门外有石人十对，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鸵鸟一对，仗马五对。玄武门有仗马三对。在朱雀门外还有立人石像八尊，均系王宾，现只存下一人。石刻虽遭破坏，但大部分仍存，十分雄伟壮观。史载崇陵陪葬墓43座，今名位均无可考。在其陵区边缘发现奉诏出使过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墓神道碑。2001年6月5日，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

8人物评价编辑
贾隐林：然陛下性灵太急，不能容忍，若旧性未改，贼虽奔亡，臣恐忧未艾也。[31]

陆贽：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俭约，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经行殿，忽睹右廓之下，榜列二库之名，戄然若惊，不识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痛心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情？窃揣军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氓俗昏鄙，识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32]

崔宁：圣上聪明英迈，从善如转规，但为卢杞所惑至此尔。[33]

杜黄裳：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34]

李吉甫：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35]

刘昫：①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华。洒翰金銮，无愧淮南之作；属辞铅椠，何惭陇坻之书。文雅中兴，夐高前代，《二南》三祖，岂盛于兹。然而王霸迹殊，淳醨代变，揆时而理，斟酌斯难。苟于交丧之秋，轻取鄙夫之论，历观近世，靡不败亡。德宗在籓齿胄之年，曾为统帅；及出震承乾之日，颇负经纶。故从初罢郭令戎权，非次听杨炎谬计，遂欲混同华裔，束缚奸豪，南行襄汉之诛，北举恒阳之代。出车云扰，命将星繁，罄国用不足以餽军，竭民力未闻于破贼。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僭拟于天王，二朱凭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已之言，补之何益。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虽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②聪明文思，惟睿作圣。保奸伤善，听断不令。御历三九，适逢天幸。赐宴之辰，徒矜篇咏。③德宗黜贤相，位奸臣，致朱泚、怀光之乱，是失其人也，岂尤其时哉！[36]

孙何：故德宗之初，首降诏书，追行古制，天下钱谷，皆归文昌，咸谓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祸，叛乱相仍，经费不充，使额又建，于是裴延龄以利诱君，甚于前矣。[37]

欧阳修：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38]

宋祁：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39]

吴奎：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直道昌言，反见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闇之主。

司马光：德宗愤积世之弊，悯唐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拨乱之志，而识度暗浅，资性猜愎，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由其道，赋敛烦重，果于诛杀，故关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盗先起，于是困辱于兴元，播迁于山南，公卿拜于贼庭，锋镝集于黄屋，尚赖陆贽尽心于内，李晟浑瑊输力于外，故能诛夷元凶，还奉宗社。[40]

王安石：陛下（宋神宗）能为尧、舜、禹、汤、文、武所为，即髃臣自当同心同德，若与汉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须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

苏辙：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袭三十年矣，帝将以天下之力胜之。田悦惊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马燧、李抱真、李芃三将往迎其锋，胜负之势未决也。帝急于成功，复使李晟出禁卫之兵，李怀光举朔方之众，五将萃于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间而起，兵连祸结，常赋所不能赡。于是为之抽贯算间，假贷商贾，空内以事外，关中已乱，而帝不知也。……帝犹意西师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几而泾原叛卒之变起，仓皇避寇，半年而归，帝亦老而厌兵矣。于是行一切之政，专以姑息涵养藩镇。凡节度使死，将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后。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由此观之，帝常持无常之心，故前勇而后怯；贽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当。[41]

范祖禹：①德宗于危乱之中，斯须不可无贽，及其用裴延龄之谮，则弃之如脱屣然，于所厚如此，宜其无所不薄也。②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乱，而不自知其非。

何去非：陵夷至于大历、贞元之间，两河方镇日以强肆。而当时之君，畏缩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妩不暇，以苟旦暮之无事。而陵犯益至，虽内设禁军，统以阉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变。故泾师之乱，而神策六军，召之无一至者，从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

任伯雨：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42]

罗从彦：若唐德宗，则察而不明。

《宣和书谱》：初在宗藩，誉望已著。性识强敏，一经于目，往往不待学而能。其所以自任者，亦复如此。齿胄之年，便为统帅。既总万几，颇励精治道，思前王能事，以壮大猷。故群臣章奏来上，皆即批答，笔无滞思，翰墨落落可观。[43]

洪迈：朱泚据京师，德宗播迁奉天，李怀光继叛，李晟孤军坚壁，竟平大难，而德宗用张延赏之谮，讫罢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轻弃功臣如此，真可叹也！[44]

钱时：德宗，猜忌之主也。

孙承恩：畴咨惟勤，志意亦锐。斤斤其明，强幸自遂。忌刻于始，姑息于终。弊源在兹，多言何庸。

王家屏：猜防苛细，即使听断甚精，如汉宣帝、唐德宗，竟何补于治哉？

刘宗周：说者谓汉业衰于孝、宣，则刑名之过也。唐德宗强明自用，指姜公辅为卖直。耻见屈于公论，而甘受欺于群小。至卢杞之奸，信任不疑，卒有奉天之祸，则猜忌壅蔽之患也。此皆三代以后，不数得之英主，而操术若此，祸败若彼，祈陛下断然设诚而制行焉……汉宣帝综核苛察，唐德宗恣行猜忌，宋神宗锐意纷更，兼而有之，何得不败！

王夫之：唐德宗之初政，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简贤才以在位，其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之私，速夺其相位，以授所斥责之崔祐甫，因以震动中外，藩镇有聪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国之誉；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奸臣、听谗贼，而海内鼎沸，几亡其国。人徒知其初吉终乱之善不长，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听而袭取之；迨乎物情之变，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则惩往而急于改图，必然之势也……所欲行者龃龉，所相信者二三，犹豫于善败藏否之无据，奸佞起而荧之，无惑乎穷年猜忌，内蛊而外离也。向令德宗于践阼之始，曲体事几之得失，而权其利害之重轻；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则其名实之同异；析理于心，穷心于理，郑重研精，不务皎皎之美名，以需效于岁月。则一事之失，不以沮众事；一人之过，不以疑众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无不可信也……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于德宗之初政，可以决其不克有终也。

谷应泰：德宗甚喜卢杞、裴延龄，甚不喜陆贽、颜真卿。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理有固然，无足怪者。

爱新觉罗·弘历：世之论德宗者，以为有三失焉：一曰事姑息，二曰任阉宦，三曰好聚敛。而不知其致乱之由，则在於用小人，而忌君子也。观其即位之初，用崔佑甫为相，而天下清宁，屡有善政。却李正己之币，而赐其本军，非务姑息也。杖中使邵光超，非任阉宦也。诏罢四方贡，献非好聚敛也。故翕然称治，防於贞观。而卢杞一用，三者皆反之，驯致泾原之乱，岂非治乱兴衰之明验与！在奉天时，朱泚围城，救兵不至。於是始信陆贽，言听计从，下罪己之诏，而军士感泣。怀光再叛，帝幸梁州，中路失贽，至於痛哭，用其谋社稷复安。至於复国之后，鸟尽弓蔵，以谗见远。惧藩镇之祸，而继以姑息。念窘穷之敝，而加以好货。中使用事，天下衰微，是犹弱病方愈，而惩其不能饮食，加之以饱食酣饮，岂不殆哉！原其本末，则始之清眀，由用崔佑甫；其乱，由用卢杞；其复故都，由信任陆贽；其后复防至於乱，由不卒用陆贽而贬斥之。一人之身，所为如是，盖能戒之於有事之日，而不能谨之於无事之时也。其致乱，顾不宜哉！

陈尔干：若夫艳知人之美名，而不降心以求其所近者，唐德宗、宋神宗是也。德宗有一陆贽不能用，而寄小以耳目，伺廷臣之幽隐，意欲人之惊其独见也。而倾险之徒，如裴延龄辈得而乘之。

爱新觉罗·昭梿：自汉文帝短丧后，历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晋武帝、魏孝文、唐德宗、宋孝宗四君绝意行之。然武帝终惑杜预之议，孝文妄尊篡逆之妇，唐德宗空骛虚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后世亦无述者。[45]

蔡东藩：①杞乘梁崇义之叛，借刀杀炎，用计尤毒，德宗一再不悟，且宠任李希烈，以堕入杞之奸谋！[46]②代宗之误，误于姑息，德宗之误，误于好猜。③唐室不谓无人，误在德宗之信用奸佞，疏斥忠良耳。

崔瑞德：本书（《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传统史籍把唐德宗说成刚愎自用，贪得无厌，但又说他轻信和柔弱，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关于他允许宦官和节度使自行其是的记载也是夸张之说。所谓唐德宗779至781年的励精图治同样是记载不实。实际上，他的政策和行为，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他志在振兴中央权力，以使满朝文武相形见绌。由于尽量保存现有中央权力并非易事，他必须与藩镇作必要的妥协，这是审慎之策，不是人们指责的姑息之政。对唐德宗完全听从家奴的指责，也不符事实，因宦官并未损害他，他一直是最高统治者。所谓外廷受宦官压抑，这是史籍对宦官影响的夸大。

白寿彝：唐德宗在位二十五年，自称励精治道，但没有玄宗开元盛世那样辉煌业绩，却有天宝之乱那样动荡不安。

赵剑敏：唐德宗君临天下共二十六年，算是在位比较长的君主。然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耗费在与藩镇的对抗之中，却少有建树。在他的晚年，由于对朝臣的失望，开始大力依靠宦官，遂致使在唐代宗之时遭到沉重打击的宦官势力，重新开始抬头。宦宫取得了禁军的控制权，在朝中极其飞扬跋息。……史家对唐德宗的评论是：他极力想做个至圣至明的天子，然实际效果恰恰相反，昏庸地用了许多小人，靠着幸运才维持了统治。

9艺术形象编辑
李适影视形象
李适影视形象(6)

年份        影视类型        剧名        饰演者
1987        电视剧        《珍珠传奇》        张珣
侯冠群
1995        电视剧        《人面桃花》        尤国栋
1997        电视剧        《醉打金枝》        邓兆尊
2004        电视剧        《西厢奇缘》        马国明
2013        电视剧        《新西厢记》        马精武
2013        电视剧        《舞乐传奇》        唐国强
2013        电视剧        《紫钗奇缘》        雷牧
2017        电视剧        《大唐荣耀》        董泽宸
章哲谕
10词条图册
唐德宗唐德宗
李适影视形象李适影视形象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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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适（唐德宗）

历史人物传记[引用日期2023-03-29]
2.
舞乐传奇演员表(其他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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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唐朝“元和中兴”——谁的中兴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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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简史:唐代古文运动的核心是什么?柳宗元起到了什么作用?他的散文成就如何?古文运动为何走向衰落

知乎[引用日期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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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一百五十　定数五_太平广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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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网[引用日期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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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帝王陵

陕西帝王陵[引用日期202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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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宗： 唐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命运最悲惨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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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悟空入竺记》

古诗文网[引用日期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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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 ·《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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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唐纪五十二》：乙亥，吐蕃遣其臣论颊热入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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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故右三军僻仗、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杨公神道碑铭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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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朝贡第五》:

国学[引用日期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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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7-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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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唐崇陵启用“电子守陵人” 24小时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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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一百五十　定数五_太平广记（宋）李P_国学导航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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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协会官方网-唐代帝王迎佛骨

中国佛教协会[引用日期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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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七·列传第六十七》

国学网[引用日期201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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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7-02-17]
34.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七十五》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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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八_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

汉程国学[引用日期202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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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一·宋纪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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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七·本纪第七》

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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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城后集·卷十一》

汉典古籍[引用日期201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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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士备论》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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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贤确论》·5_

汉程国学[引用日期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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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三百四十五·列传第一百四》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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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斋五笔·卷一》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5-05-09]
43.
唐史演义：贬忠州刘晏冤死 守临洺张伾得援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5-07-10]
44.
唐史演义：三镇连兵张家覆祀 四王僭号朱氏主盟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5-07-10]
45.
唐史演义：叱逆使颜真卿抗节 击叛帅段秀实尽忠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5-07-10]
46.
《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译本前言》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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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字狱：“名教罪人”钱名世
透瓶香
透瓶香
农民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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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十二月，骄横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被雍正帝赐令自尽，年案似已结束。但接踵而至的两起文字狱——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钱名世作诗投赠年羹尧案，使大小臣工深感这场政治风暴的余波还没有平息。

为搜集罪证和穷治年党，对年羹尧在京及外地寓所进行了严密查抄，在查获的书籍信札中，汪景祺的《西征随笔》一书和钱名世寄赠年羹尧的几首诗受到雍正帝的格外重视。汪景祺曾为年羹尧的入幕之宾，他写的“功臣不可为”一文意在告诫幕主吸取历史教训，已涉身于政治斗争。特别是他写诗讥笑康熙帝，诅咒年号“雍正”有“一止之象”，为不祥之兆，犯的是“悖逆”大罪。雍正帝认为，对他的处置并无棘手之处。年羹尧刚一赐死，便公布汪景祺种种罪状，立斩枭示。下面轮到钱名世，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钱名世是江南武进人，时为翰林院侍讲。他与年羹尧没有朋党瓜葛，只是二人同为康熙三十八年中的举，南北乡试同年，但仅据这一点又怎么算得上年党呢?再来研究他投赠年羹尧的诗，第一首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把年羹尧比为周代的召伯和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谀颂的味道十足，但挑不出政治问题。再看第二首，钱名世是这样写的：“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他怕别人读不懂，还作了注解说：“公(指年)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原来，在康熙五十九年，皇十四子胤禵曾督兵入藏，康熙帝为此特立“平藏碑”。当时年羹尧任四川总督，佩定西将军印，参预了调兵入藏之役。钱名世认为，应立碑于康熙帝的“平藏碑”之后，表彰年的功绩。他不过是从五品的清闲翰林，发表“宜刊第二碑”的意见毫无政治影响，更何况以同年赠诗，旁人也不曾与闻。总之，钱名世可抓的辫子就这么多，雍正帝反覆斟酌，决定还是不能轻易地放过他。

雍正帝自有他的道理。惩创钱名世，绝不是有意和他个人过不去，而是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官场中一种恶劣的风气——妄自揣摩，趋附权贵。如果听任其蔓延，就会助长朋党之风，威胁皇权。就以年羹尧而论，他就借着受到皇帝眷宠，大肆招摇，而大小臣工竟以年大将军为权势之所在，麕集于他的麾下，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年党。使雍正帝深受触动的有这样一件事：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后，帝加封一等公爵，当年年底，年羹尧入京陛见，九卿、督抚级的大臣跪在广宁门外大道旁迎接，甚至体制尊贵的王公也有下马问候的。在这一群谄媚权臣的无耻之徒中，雍正帝最为警惕的是某些名士，从自己的政治阅历中，深感此辈居心叵测。这可以举出陈梦雷与何焯。

陈梦雷文才敏妙，未冠成进士，以后涉嫌附逆，被流放到了沈阳。康熙三十七年蒙恩召还京师，在皇三子诚亲王胤祉门下，以白衣身分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帝很赏识他，曾赐他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康熙晚年，诸王争储，诚亲王胤祉是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下面有陈梦雷这样的名士为羽翼，气势大盛。雍正即位伊始，立即将陈梦雷再次发遣关外，栽给他的罪名是：“累年以来，招摇天忌，不法甚多”。总算发泄了对陈梦雷多年的隐恨。何焯与陈梦雷相仿，他遵照康熙的指示，侍直皇八子廉亲王胤禩府中。这廉亲王胤禩与诚亲王胤祉同样是雍正的政敌，而且是更厉害的对手。他宽仁好文，深得士大夫的心。康熙五十年前后，围绕着皇太子胤礽立而复废的事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达到高潮，康熙帝为削弱皇八子胤禩的势力，将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进士统通革去，胤禩的羽翼被剪掉，当时为雍亲王的雍正帝暗自高兴。雍正帝在考虑是否处置钱名世时，很自然想到了陈梦雷与何焯，因为他们三人同为依附权贵，又都是名士。

钱名世才华横溢，有江左才子的美称。他早年师事浙东著名史家万斯同，万斯同对他很器重，请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每成一篇，就交给他“属辞润色之”。钱名世的诗名气更大，当时雄踞诗坛的王士祯对他的诗才大加赞誉。康熙四十二年钱名世又蟾宫折桂，考中本科进士第三名——探花。谄谀年羹尧的大有人在，但像钱名世这样的名士却不可多得。拿钱名世开刀，除了这些有利之处以外，还有一个极大的便利——他在士林中的名声很臭。

钱名世是个典型有才缺德的人。他的老师万斯同是浙江鄞县人，在北京去世时亲属都不在身旁，于是钱名世就穿起孝服，主持丧事。事毕，竟把老师的数十万卷藏书席卷而去，据为已有。为此，很受士人的鄙薄。康熙五十年钱名世官翰林侍讲，因“行止不端，声名不好”，奉旨革职。对钱名世这样的人，无论怎样糟踏，别人也不会同情。雍正帝是这样想的，借钱而整肃官场的腹案便确定了下来。

雍正四年三月，即处置年羹尧、汪景祺之后三个月，钱名世被拉出来审判了。大学士、九卿等迎合雍正帝的意旨，奏请将钱名世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在罗列的理由中除作诗谄媚年羹尧外，特别强调钱名世把平定西藏的功劳，归美于年，大学士、九卿认为此举甚属“悖逆”。这个罪名如果成立，那么钱名世尽法处死且不去说，他的亲属也要跟着遭殃。

雍正帝却不同意大学士、九卿的奏请，他降旨说：“向来如钱名世、何焯、陈梦雷等，皆颇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而钱名世谄媚性成，作为诗词，颂扬奸恶，措词悖谬，自取罪戾。但其所犯，尚不至死”。话讲到这里，雍正帝显得很严肃，很公允。但接下去宣布对钱名世的处分时，竟是令群臣不胜惊骇的恶作剧：“钱名世革去职衔，逐回原籍禁锢，御书‘名教罪人’四宇，由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于钱名世所居之宅。”

古往今来，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一块不伦不类的“匾额”；古往今来，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位独出心裁的君主。不过，说起来，如此近于儿戏的举动也完全符合雍正帝乖张的个性。两年前雍正帝曾给党附皇八子胤禩的阿灵阿和揆叙亲书墓碑，前者的碑文是：“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后者的碑文是：“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钱名世不便处死，不好如法炮制再御书一座墓碑，但循着挫辱阿灵阿、揆叙的同样思路，很容易想起送他一块御书匾额，让他无脸见人，虽生犹死。钱名世不张挂此匾怎么办？雍正帝想得很周到，他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宅查看，如不悬挂，呈报督抚奏明治罪。

然而，对钱名世的处分还不止于此。雍正帝觉得，挂“名教罪人”匾只能把钱名世在他老家搞臭，还不能充分发挥警戒大小臣工的作用。于是命在京现任官员，凡由举人、进士出身的，都要仿照诗人刺恶之意，每人写一首诗赠送钱名世，喜笑怒骂，热讽冷嘲，越刻薄越好。正詹事陈万策的诗有这样两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前一句很好懂，钱名世与康熙晚年著《南山集》而处斩的戴名世同罪，后一句人们的解释却有不同。钱名世，字亮工，与顺、康时奸人周栎园表字相同，这是清末民初刘禺生的一种解释。还有一解更直截了当：年羹尧的表字也是亮工，“亮工不异亮工奸”是说钱、年同为奸恶之徒。陈万策的诗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深得雍正帝的嘉许，在诸多讽刺钱名世的诗中，被评为第一名。但并不是说所有遵旨写的诗都能投合帝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的诗作被认为“谬妄”，遣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所受惩处比“正犯”钱名世重得多。还有侍读陈邦彦、陈邦直兄弟的诗也有问题，都被革了职。他们的诗为什么触怒了雍正，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得到，在统治集团中，对钱名世一案的处理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为了压制不同政见，雍正帝不但对吴孝登用严厉的刑法加以惩处，与钱名世的行政处分相比，益发显出其轻重倒置，违背封建常规。

科甲出身官员所写的刺钱之诗，按照雍正的谕旨很快刊刻付印了。据说是武英殿板，雕写极工，宣纸印题曰：《御制钱名世》。这部诗集在雍正朝各省学校都颁发一部，用以教训准备入仕的读书人。到晚清时，有人还见过这稀世珍宝，但民国以后却忽然绝迹了，人们遍访北京书肆而不可得，这实在是研究清代文字狱，以及了解雍正帝个性的一大损失。

发布于 2022-10-13 09:49
清朝
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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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丝马迹==十六祖文宣&红楼梦作者朱三太子朱慈炤...【崇祯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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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声音，“崇祯上吊”是李自成造的假，崇祯早已逃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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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0 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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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帝王中，至为刚烈者，莫过于明崇祯帝。
其抱定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人生信条，等北京城陷落，一声长叹，慨然以身殉国。
古往今来的末代帝王，惨死者很多。
且看秦二世胡亥，在被赵高杀害前，苦苦哀求“愿与妻子为黔首（普通百姓）”；
西汉平帝毫无知觉地喝下王莽精心炮制的毒酒；
东汉献帝做了多年傀儡，受尽凌辱，最后被迫“禅位”；
曹魏元帝则被弑杀于街头；

西晋怀帝被匈奴俘虏后，在宴会上“青衣侑酒”，在出猎时“执戟前导”，在羞辱中被杀；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派人用被服蒙首活闷杀；
隋炀帝杨广亡国之际，惶惶不知终日，每每揽镜自照，遇恻然泪下，称：“好头颅谁当之！”最后被三尺练巾绞死；
还有，唐昭宗与唐哀帝都惨死在朱温手下；南唐李后主被宋太宗鸩杀；北宋徽、钦二帝更被金人虐杀得惨不可言……
不得不说，最懂得苟全性命的还是元末顺帝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尤其是溥仪，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投靠日本人。

和崇祯帝一样壮烈殉国的，有举火自焚的后唐末帝李从珂，有自缢于幽兰轩的金哀宗完颜守绪，有崖山之战后与大忠臣陆秀夫一同赴海的南宋末帝赵昺，他们都是人们同情和悼念的对象。
但是，有人说，崇祯帝其实并非在煤山上吊自杀的。
其证据是一部署名为聋道人所著的《遇变纪略》。
该书记载云：“十八日，……吾乡刘光禄坐守东华门，是夜五更鼓返寓，遣使密与涂公曰：‘皇上并中宫太子三鼓以轻骑逸民间’……李自成入大内，见帝踪迹，令诸将南追。……是日，知帝与太监王承恩并缢于煤山，遗有血沼一纸，皇后尸亦在宫中抬去，俱停于东华门侧棚内。”
这“聋道人”以甲申之变亲历者的身份著作《遇变纪略》，称：三月十八日，自己的同乡刘光禄负责把守东华门，当晚五更时分派人汇报御史涂必宏，说亲眼见崇祯帝与太子已于三更时分轻骑逃逸入了民间。接着，聋道人又别有深意地把自己听闻的“煤山上吊”之事的日期记录了下来。

为什么说是别有深意呢？因为崇祯皇帝是在三月十八日半夜时分出逃的，而崇祯煤山上吊的消息是在二十二日才传出的，中间隔了三四日。
那么，这两个日期有没有旁证呢？
对比一下同为甲申之变亲历者的著作。
《烈皇小识》记：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率军进入承天门，进入了皇宫，便迫不及待地搜捕崇祯帝，悬重赏，申严诛，称：“献先帝者万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过了三天，“二十二日庚戌得先帝遗魄于后苑山亭中，与王承恩对面缢焉，先帝以发覆面。”

《甲申纪事》也记： “二十二日贼搜得先帝遗弓于煤山松树下，与内监王承恩对面缢焉。……发俱乱，内相目睹，为予言也。”
通过这两条，便知李自成的确是在十九日入城、二十二日才搜出“崇祯尸体”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崇祯皇帝真的在煤山上吊了，而煤山属皇家后苑，地方并不大，为什么李自成几十万人展开了地毯式搜查却要花了三日时间才发现尸体？

还有，这尸体真是崇祯帝本人？《烈皇小识》记“以发覆面”，即面部被长发遮盖住了，现场的人都看不清楚。
根据这两个疑点，再结合《遇变纪略》所记来看，“崇祯帝煤山上吊”之说是有可能属李自成造假，即崇祯帝早已逃出了北京城、藏匿在了民间。
要知道，李自成虽然攻陷了北京城，但如果没有崇祯皇帝确切的下落，民众向明之心不死，则李自成就没法坐稳龙庭。这也是李自成入城后为什么急吼吼地要搜捕崇祯帝的原因。可是，诚如《遇变纪略》所记，崇祯帝早于三月十八日与太子轻骑逃逸入了民间，李自成遍搜不获，只好造假，用一具“以发覆面”的尸体，谎称崇祯皇帝已在“煤山上吊”，魂归天国。

至于崇祯帝逃出北京后为何始终没有现身，主要是南京已拥立了新皇帝，而满清又风火入关，形势变化得太快，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南逃路上死于乱军之中了。
其实，崇祯帝煤山自尽之说早已是定论，别的其他说法不过开一时之脑洞，博君一笑耳。

admin

一块“扯淡碑”，到底是穿越者的自嘲，还是崇祯的真正归处？
麻雀工作室 2018-09-02 13:08
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一个摘星台公园内，至今仍然可以见到一块被玻璃罩保护着的石碑，虽然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这块石碑上的字已经有些模糊了，而且碑的最底部也有了一小块断裂之处，但时光流逝，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战争、拆迁、破坏，仍旧完好无损的屹立着，即便它原本在的地方于上世纪60年代修建农机公司，它都没有被推到，不知为何，人们保留了它，让它能够安安静静的站在农机公司的大院中，尽管那时候许多古代建筑或物品都遭到了粗暴的对待。改革开放以后，拥有历史底蕴的石碑成了炙手可热的文物，它被请进了摘星台公园，又得到了精心的修复和保护，成了游客们前来观赏的摆设。
而这块石碑坎坷的经历，大约也跟它的碑文有关，说起来，了解了它一路走来的过程，再看碑文，很是有些感慨。哦，对了，这块碑叫做“扯淡碑”，这个名字正是来源于石碑上镌刻的内容。

“扯淡碑”的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正面碑首横刻着四个大字“再不来了”，下面是异常醒目的“扯淡”二字，也因此这石碑有了“扯淡碑”的名字，碑正中竖刻“泰极仙翁脱骨处”，碑文写着“翁燕人水木氏，明末甲申访道云蒙修真。事迹已详载甲申记矣，予等不敢再赘。翁生不言寿，或曰一十有二纪，卒曰然。四空门人清，琴棋书画，抱病老人立”。背面碑首则刻着“碑阴”二字，正中竖刻“为善最乐”，两侧刻有一联，右为“不负三光，不负人，不欺鬼神，不欺贫”，左为“有人问我修行法，只在虚灵自然间”。

这块原本没什么特别的石碑，却因为“扯淡”、“再不来了”这样的内容平添了不少神秘之感，再加上墓碑明明记载了一个人的生平，却藏头藏尾，既没有刻碑时间，也没有碑主人的名字，让这块碑的来历扑所迷离，也引得后人猜测不断。

碑中提到的“明末甲申”应该就是指甲申年公元1644年，这一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被逼无奈，自缢在煤山之上，明朝也就此灭亡了，而这一事件历史上又称“甲申之变”。至于碑主人自称“水木氏”，以拆字法看，他应该姓“沐”，那这段碑文写的就是，燕人沐氏，于公元1644年来到淇县云蒙山修真，我的事迹已被载入了甲申年的史料之中，我不敢再多说了。我不喜欢提起自己的年龄，有人说我活了一十有二纪，我说，是的。这里解释一下，古代的“一纪”就相当于12年，《国语·晋语四》记载，“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也就是说有人告诉沐氏老人他活了144岁。碑文再往下的意思，大概是沐氏老人四大皆空，每日和琴棋书画为伴，在自己抱病之时，刻下了这块碑。而石碑背面的左右两联，就是说碑主人此生问心无愧，至于修行的方法嘛，没什么特别的，就在自然之间。

看起来洒脱脱的一段自白，却因为自称事迹已录入史册，且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兼之老人活了144岁这样的描述，使得这位沐氏老人的身份引人遐思，后世之人根据碑文的蛛丝马迹猜测了种种可能，而这些可能又有意无意反过来增添了石碑的神秘，以至于笼罩在“扯淡碑”上的迷雾，毫无减少，反而越来越浓重了。

但世人对石碑主人的身份猜想，说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推断一，沐氏老人是崇祯皇帝，有说崇祯皇帝上吊而死不过是假象，实际上他逃到河南淇县云蒙山，最后死在了这个地方。这个说法倒跟老人不敢提起自己的名字吻合了，毕竟当时已是满清的天下，崇祯皇帝的身份肯定是说不得的。不过《明季北略》记载，1644年3月21日，崇祯帝的尸体被发现，李自成还将他和皇后的尸棺摆在东华门示众，就不知道崇祯帝假死出逃有没有什么依据可考了。

推断二，沐氏老人是明朝的某个大臣。甲申之变后，沐氏逃到云蒙山隐居修道，原本可能还抱着东山再起的念头，但后来清军入关，眼见着满清统治逐渐趋于稳定，沐氏意识到要想光复明朝是不太可能了，所以他尽管活了144岁，仍未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在死前发出绝望的悲鸣“扯淡”！这个沐氏应该是个北方人，毕竟“扯淡”一词多为北方方言。

推断三，不管这沐氏的身份是啥，总之他很有可能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这种说法就比较神奇了，可能是觉得“扯淡”二字太过口语化，不像古人说话作文的习惯，反倒很像一个现代人的口气，再加上“扯淡”的头上还有“不再来了”四个字，就好像一个穿越者回到古代，却很讨厌那种争名夺利的生活，离开时仰天大呼“老子再也不来了”一样。但“扯淡”两字在明清时期还挺常用的，连《儒林外史》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明朝文人沈德符的笔记《万历野获编》，记录了明朝初年到万历末年的各种制度、大事、趣闻、典故等，其中也有“扯淡”的说法，可见这也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另外，“不再来了”四个字是不是也能理解为沐氏对人世间失望，再不想转世为人的意思呢？

总之，不管人们如何猜测这块“扯淡碑”，它倒是始终安静矗立在一边，冷眼旁观着一切，石碑里的沐氏老人，估计也是看遍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才有了大梦一场空的“扯淡”想法，不如就不要执着了，放下也是一种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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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X-07薛朝杰//隐居晦迹修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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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达人”什么意思，出自哪里？
 我来答 分享 举报
1个回答#热议# 什么是淋病？哪些行为会感染淋病？
诗景郜元白
2019-05-01 · TA获得超过3570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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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以达到唤醒别人的方法。
这是《论语》提倡的。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的解释．尤其是”要详细点其犹病诸”o丶屿光R2020.04.10浏览124次其他[url=]分享[/url][url=]举报[/url]


1个回答

yyma082020.04.12


满意答案
   相信前一句应该不能明白，至于后顷卖一句，病，纯乎枝此处意为不足，诸，虚词而已。
全句意思：通过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来安抚百姓，就算是尧舜这么道德高尚，修养极高的圣人都会做敏感到有所不及，也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况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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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文第十二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斯二者，递为国用。

    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笔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

    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当择圣主为师。毋以吾为前鉴。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损少，人不怨；功大过微，德未亏。然犹之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善之道，顾此怀惭。况汝无纤毫之功，直缘基而履庆？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崇文第十二译文】

    功业完成，国家安定之后，就应该制礼作乐，专力教化。天下虽然可以用武力取得，但管理和建设则必须依靠礼乐。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因不明白礼乐的意义，结果群臣争功，纷扰不休。后起用大儒叔孙通颁定朝仪，于是天下肃然，莫不宾服。高祖感慨地说，有了这些章程和规矩，我才明白了作皇帝的威严和尊贵！因此，制礼作乐的大事，非武夫所能，而应以儒生为本。

    宏广风化，导引习俗，没有比用文术更好的了；宣扬政策，训诲人民，没有比学校教育更好的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依靠文术，可以弘扬道德；凭借学习，能够光显身名。

    不靠近深溪，就不会知道地有多厚；不认真学习，就不能明白智慧的源泉。吴地的竹竿虽然端直质劲，堪作良箭。但如果不把它放在弓弦上，就没法显出其独特的功用。有的人尽管天资聪慧，善辨有识，但不学习也终究成不了大气候。所以，天子设立明堂，作为尊贤之所；帝王建立学校，作为学习之地，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进德修业，养身增智。

    一国之主，必须博览群书才能积累学问，深入控讨六艺的精髓，才能增长见识。积学储宝，天下大事了然于胸，就可以鉴古知今，安然地把国家治理好了。要想传扬英美之声名，播撒嘉惠之德行，从而使自己能不朽于世，不靠学习怎么能行呢？这就是文艺儒术之道的独特价值啊！文武之道，在乎张弛。文以安邦，武能定国。因此，两者交互使用，并驰不偏，才是驾驭天下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不管兵祸如何惨烈，但最后决定成败的仍是文艺儒道；无论灾乱怎样弥漫天地，兴盛和衰亡也只取决于战争。每当战事降临之时，人们往往只懂得追求坚戟利盾，却忽视了学校教育。自古至今，之所以在全国上下兴办学校，就是为了教育人们知礼养德，不至于胡作非为啊！

    等到兵尘不起，海晏河清，天下平定之后，君王必须放弃武功而专修文治，只有这样，才能够用高尚的道德去感化百姓，用丰厚的物质去养育黎民。当此之际，人们就会丢开兵器而钻研诗书。由此可知，文武之道，缺一不可。是兴文还是尚武，必须结合时事恰当运用。国家之栋材，既要有武艺忠勇之士，也要有儒学贤德之人，两者同样重要，丝毫不可偏废。

    以上讲的十二条，是推行王霸大略的纲领。江山是平安还是危乱，是兴盛还是衰败，其中的道理都包括在其中了。有人说，难的不是明白这些道理，而是不易实行；更难的不是一时能够实行，而是能否坚持始终。所以说，暴虐荒乱之君，原本不是只懂得作恶，而是不能把善行推延下去；圣明哲智之主，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们能始终行善备恶。确实是大路幽远而难以循行，小路近在眼前而极易遵行。

    小人因为只选择那些容易的事情去做，不愿努力去做较为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常常难以获得成功，而倒霉的事情却往往与他们伴随。君子因为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不愿毫不费力地去做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能不断进步，福祉和祥庆也总是环绕着他们。因此，是福是祸，本来无所谓天命，一切都是由人的主观努力和追求所决定的，正如《易经》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们能够在祸福面前幡然醒悟，痛悔过往的缺失，虽然类似亡羊补牢，但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来做事就会谨慎有加，不至招来灾祸了。你应该选择那些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不要以我为鉴戒，因为我的作为确实是不足为训的。

    从最好的学起，结果也只能得到中等的水平；从中等的学起，结果只能获得下等的水平。自己只有下等的水平，怎么可以成为百姓的榜样呢？除非是高尚大德之君，如尧、舜、文王方可成为取法的楷模。否则，自己倘若起点很低，不去选择圣君明主作为老师，就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我从即位为君以来，建树应该说是很多了。但反省自己的功过，又不禁常觉汗颜。服饰华艳，珠玉满堂，大兴土木，筑台掘池，这是我不知节俭，纵欲奢侈的地方，每念及此，都深以为悔；斗鸡走马，纵情声色，招奇纳巧，搜求无度，这是我不懂约己，肆志荒唐的地方，每念及此，都深以为憾。上述各事，是我平日难以被人原谅的大过，希望你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唯尤是效。如果拿这些作为后来的法度，从而让人们去效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虽然有许多毛病和缺失，但我也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功过相较，功大过微，所以德行还算圆满，百姓不会怨愤和计较。试想当年挥师平乱，救民于水火；荡涤天下，建都于长安，也可以说是贡献大于危害吧。尽管如此，回顾自己的一生，毕竟还是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反省之余，常深感惭愧。至于说到你，不曾建立过纤细毫末的功绩，却直接从父祖这里继承了皇位，又怎么能不更加奋勉呢？

    如果追求善道，弘扬美德，那么就会基业康泰，身位平安。相反，如果放肆情欲，贪嗜邪恶，那么就会基业倾危，身位丧败。要知道，国家的基业，确实是形成很慢而败亡很快；皇帝的宝座，也确实是得到很难而失去很易啊！自己怎么能不珍惜呢？面对前代的治乱兴衰，成败利钝，一定要格外谨慎小心啊！

    【崇文第十二释评】

    《庄子》曰：“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像庄子和老子这样的哲学家，惯常以逆挽法起笔。上述两则论述，就是从结尾说起，然后追溯形成此结果的根由。他们很少从正面去说应该怎样施行仁义礼乐，而是更多地从反面警示人们不施行仁义礼乐的恶果和危害。毋庸讳言，今天的学术界有许多人对道家哲学存有很强的偏见和很深的误解，最典型地表现在对“清静无为”思想的理解上。不少人片面而肤浅地认为，所谓“清静无为”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等机会，因而把“清静无为”看作是一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持论者甚至把无欲无求、清心寡欲、不与人争等命题也曲解为是保守倒退、不思进取等等。

    殊不知，道家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僵死教条、万古不变的人生准则，而贯溢其中的却是鲜活的生命的律动和制止妄为，反对暴虐的呼唤。老子和庄子面对春秋战国的刀光剑影以及由战祸摧毁了的世道人心，真可谓泪干心枯、往事成灰。兵灾由何而起，荒败由何而生，还不是源于人性之恶？人性之恶的表现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欲望没有止境，争伐没有尽头。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道家从扼制人性之恶入手，大概比儒家单纯张扬礼乐之兴，仁义之作更深刻也更有说服力。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道家哲学的出现，是对儒家哲学盲目煽动进取有为因而不断导致罪恶产生的一种制衡，是一种正本清源，更是一种拔乱反正。

    当人们集体无意识般地沉迷于儒家哲学的有欲有为中时，道家哲学确实称得上是一味厚重的清醒剂，它既矫正了人类的自大狂，更尖锐地揭示了儒家哲学“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穷凶极恶的偏谬，起到了匡时救世的积极作用。正因为祸乱不已，所以才要清心寡欲；正因为征伐无度，所以才要清静无为；正因为争斗不息，所以才要抱朴守拙。那些用脚底板思考的人，又哪里知道，儒家思想在正面鼓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同时，又是多么巧妙地掩盖了其欲壑难填的恶劣倾向。

    环顾历史，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又给自身带来了多少难以克服的灾难啊！我们也必须明白，道家哲学并不是要否定人的欲求，而是试图疏导人们有所克制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儒家哲学是更多地从正面教育人们应该去做什么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就是更多地从反面训导人们不应该去做什么。因而从本质上说，道家哲学不仅不是冷眼旁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热心救世的哲学；不仅不是消极悲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积极乐观的哲学。当然，任何哲学都只可能揭示出相对真理。儒家哲学在讲求修齐治平的同时，业已潜藏着纵欲的危机，而道家哲学在强调无为而治的同时，分明也孕含着虚无的色彩，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警惕的。

    儒家与道家相比，前者更重建设，而后者更重破坏。尤其是在礼乐文化方面，儒家可谓建树颇多，影响颇深，贡献颇大。试以孟子的一段话为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则告诫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更明确地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著名主张，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强化人们的道德修养。

    《论语》、《孟子》、《荀子》，作为儒家经典，其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阐扬仁教德化义礼智勇。它对于炎黄子孙性格的塑造和熔铸，对于中华民族礼仪典章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不用说古代，即使在今天，我们所遵循和奉行的仍然是以儒家之道为主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传统。比较而言，先秦百家以及后来的诸如宋明理学等传统，显然或消声匿迹或退居其次。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思想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几乎演化成了一种国教、一种官方哲学、一种深入人心并历久弥新的理论准则。

    传统儒家虽然普遍存在着忽视乃至贬斥法治刑名的倾向，但它在重教兴学方面的突出建树，又是其它百家所望尘莫及的。从孔子的施仁政、办私学，到孟子的行王道、废霸道，再到荀子的法后王、重后学，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诗书继世、礼乐兴邦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它不断导引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们弃武修文、经邦济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把马上得天下，诗书致太平作为最高的统治之术。因而，制礼作乐、文教德化、尊贤重道，几乎成为了历朝历代政治家们的终极关怀。自然，进德修业的课题也长盛不衰地被提到一个崇高的位置。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八年，太子李治初立时，散骑常侍刘洎的一番议论就极具代表性。他说：“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未曾识忧惧，无由晓风雅。虽复神机不测，天纵生知，而开物成务，终由外奖。..窃唯皇太子玉裕挺生，金声夙振，明允笃诚之美，孝友仁义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劳审谕，固以华夷仰德，翔泳希风矣。然则寝门视膳，已表于三朝；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虽当于春秋，饬躬有渐，实恐岁月易往，堕业兴讥，取适晏安，言从此始。”

    同年，太宗有感于此，把自己教育太子的殷切之情坦言于大臣。他说：“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传说》所言，可以自鉴。’”太宗这一套教育方法，固然与其借鉴前代陈例有关，实则亦与时贤劝诫关系更切。

    贞观二年，大臣张蕴古上表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唯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蕴古之说，仍落结于礼乐，其意在于为太宗提供驾驭天下之纲领，防微杜渐之方略。观诸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所作《帝范》一书之《崇文》篇中深自反省悔恨一节，则知确是由来有自。太宗之所以反省悔恨，大概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而其反省悔恨的依据，似乎又可以追溯到贞观十一年魏征的奏疏。

    魏征说：“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

    回想太宗刚即位时的情景，我们又不禁想到魏征的另一番忠告之辞。

    魏征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太宗欣然接受，并奉为的矢。“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

    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

    上以导之，下以劝之，君唱臣随，臣谏君行，有唐一代重儒崇文终至蔚然成风，确是势所必然啊！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说，唐代选拔官员，有四条标准：

    一是身，即身体健壮，相貌端正。

    二是言，即吐谈清晰，言辞善辨，富于口才。

    三是书，即善于楷书，字体优美。

    四是判，即文词优秀，论说有根据，理论水平高。

    为此，他进一步分析到，从朝廷到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不认真读书、不善于写文章是不行的。于此，我们也仿佛可以窥视到唐代文学异常发达的原因所在了。

    从唐太宗贞观之初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充任教席，到武则天亲自策问举人、开创“殿试”，唐代重文术重人才的政策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据不完全统计，在贞观23 年之中，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有205 人，而在高宗和武后统治的55 年间，录用的进士竟有一千多人。一时间，文臣儒士，遍及朝野；国家景象，蒸蒸日上。

    五代后唐裴尚书曾作诗道：“宦途最重是文衡。”唐太宗也曾说：“我从贞观以来，每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体，见理政之源。”一直到清代，雄才大略的康熙帝的好学不倦，更是妇孺皆知。康熙帝不仅漫游经、史、子、集，而且广涉天文、地理、数学、军事以至音乐、美术、医药诸书。他在自述读书的好处时说：“读一卷书，有一卷书的收益；读一日书，有一日书的收益……阅读不辍，可以鉴古知今，少犯错误。”

    从先民的结绳记事，到后来文字的发明，再到后来教育的兴办和发展，中华民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对人类的贡献，真是源远流长，功载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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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X-08薛震
朱丝马迹==十六祖文宣&红楼梦作者朱三太子朱慈炤...【读书精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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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切[jīng qi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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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切，读音jīn gqiè，汉语词语，指精要贴切，精当切合。












































中文名精切
拼    音jīngqiè
释    义精当贴切 [1]
出    处《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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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 and pointed] 精要贴切;精当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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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精切

精当贴切。 南朝·梁·钟嵘 《诗品》卷中：“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新唐书·白居易传》：“ 居易 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元史·黄溍传》：“文辞布置谨严，援据精切。” 王国维 《评论》：“夫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 之《法斯德》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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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德 - 明末殉节公卿 免费编辑 修改义项名
所属类别 :政治人物
成德(?-1644年)，原名张成德，字元升，山西霍州人，依舅氏占籍怀柔，明朝政治人物。

崇祯四年(1631年)，登进士，授滋阳县知县，个性刚介，清操绝俗，疾恶若仇，因和温体仁交恶，被诬陷逮捕入京，杖六十戍边，居戍所七年。之后监察御史詹兆恒举荐，担任如皋知县，后擢武库主事。后明朝灭亡，成德闻帝崩，痛哭，持鸡酒奔东华门，叩拜皇帝遗体后，全家自缢殉国。。《明史》有传。

基本信息
本名
成德

别称
张成德

字号
元升(字)

所处时代
明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山西霍州

去世时间
1644年

主要成就
明末殉节

人物履历

文震孟入都，德郊迎，执弟子礼，语刺温体仁，体仁闻而恨之。兖州知府增饷额，德固争，又尝捕治其牙爪吏。知府怒，谗于御史禹好善。好善，体仁客也，诬德贪虐，逮入京。滋阳民诣阙讼冤。震孟在阁，亦为之称枉。德道中具疏极论体仁罪，，而震孟已被体仁挤而去之。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张伺体仁长安街，绕舆大骂，拾瓦砾掷之。体仁恚，疏闻于朝。诏五城御史驱逐，移德镇抚狱掠治。杖六十午门外，戍边。坐赃六千有奇。而给体仁校尉五十人护出入。

德居戍所七年，用御史詹兆恒荐，起如皋知县。寻擢武库主事。以母老辞，不允，乃就道。至则上言:"年来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禄迷心，廉耻道丧。陛下御极十七年，何仗节死义之寥寥也!宋臣张栻有言:'仗节死义之臣，当于犯颜谏诤中求之。'夫犯颜谏诤何难，在朝廷养之而已。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于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诛乱臣贼子于未死。苟死敌者无功，则媚敌者且无罪;死贼者褒扬不亟，则从贼者恬而不知畏也。"未几，城破，不知帝所在，旁皇厅事。已，趋至午门，见兵部尚书张缙彦自贼所出。德以头触缙彦胸，且詈之，俄闻帝崩，痛哭。持鸡酒奔东华门，奠梓宫于茶棚之下，触地流血。贼露刃胁之，不为动。奠毕归家，有妹年二十余未嫁，德顾之曰:"我死，汝何依?"妹曰:"兄死，妹请前。"德称善，哭而视其缢。入别其母，哭尽哀，出而自缢。母见子女皆死，亦投缳死。先是，怀柔城破，德父文桂遇害，家属尽没。妻刘在京，以征德赃急，忧悸死。至是，又阖门死难，惟幼子先寄友人家获存。赠德光禄卿，谥忠毅。本朝赐谥介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