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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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恺（1892年－1949年），字道融，一八九二年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骆市镇小蓬乡花园村。少年在本乡和顺庆（今南充）联中读书。继又去北京考入法文专修班。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改名杨伯恺，由党组织安排他在湖北麻城县第二中学教书。
杨伯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在重庆参加创办中法大学，任训育主任。同年又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上海沪东文化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回川，从事统战工作。后任《华西日报》主笔。
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民盟，任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省支部宣传部长。解放前夕，1949年12月在成都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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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中文名 | 杨伯恺 | 出生日期 | 1892年12月16日 | | 别 名 | 原名杨洵 | 逝世日期 | 1949年12月8日 | | 国 籍 | 中国 | 出生地 | 四川省营山县骆市镇小蓬乡花园村间 |
人物生平杨伯恺（1892—1949），字道融。1892年12月16日生于四川省营山县骆市镇小蓬乡杨家坝[1]。1917年，杨伯恺前往上海求学，后又考入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2]。1919年3月，杨伯恺同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赴法国。1921年，杨伯恺积极投身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1922年6月加入共青团，任团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共党员[3]。 1925年3月，杨伯恺回到上海。时值“五卅运动”爆发，杨伯恺立即投入革命运动，连续在中共中央办的《热血日报》上发表痛斥帝国主义的文章。1925年秋，中共党组织派杨伯恺回四川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中法大学”，并担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2日，四川省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县级农会营山县农民协会在杨伯恺的家乡正式成立。在此期间，杨伯恺还筹建了第一个中共营山支部，并及时向党中央、团中央写信报告了组织发展情况。 1927年3月31日，杨伯恺回重庆参加中共重庆地委召开的反帝群众大会。中国国民党右派对手无寸铁的到会群众进行野蛮镇压，杨伯恺头部受伤。“三·三一”惨案后，中共重庆地委和省委党部遭到破坏，四川一片白色恐怖。杨伯恺毅然决定到武汉寻找党组织。1927年4月，杨伯恺来到湖北汉口，被中共党组织分配在汉口一所中学任教。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久，杨伯恺接到中共党组织通知，让他立刻离开学校赴广州。杨伯恺偕夫人危淑元到达上海后，始知广州苏维埃政府已撤退。于是，杨伯恺便留在上海，在中共沪东区委领导下参加党组织的工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杨伯恺从上海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听取回川工作的意见。到达湖北汉口后，杨伯恺安排妻儿先行返川，自己则和学生陈同生一道去山西作川军的统战工作。1937年冬，他们来到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营山同乡邓锡侯驻防的山西省洪洞县。杨伯恺向邓锡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邓锡侯深为感佩，表示愿意捐弃前嫌，与八路军携手抗战。 1937年底，杨伯恺从山西洪洞县回到成都后，在文教界和川军上层从事统战工作。这时，杨伯恺应成都协进中学校长、川军进步将领陈离的聘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杨伯恺经常对学生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将该校办成了“第二陕北公学”，并输送了许多学生到延安抗大学习。 1944年，杨伯恺积极协助张澜在成都建立中国民主民盟四川省支部，并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四川支部宣传部长。在《华西日报》的几年中，杨伯恺不断为民主而呐喊，先后写出了《民主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等社论文章，这些文章如同一支支利箭射向国民政府统治集团。为此，国民党反动派将杨伯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 1945年5月《华西日报》被查封后，杨伯恺又于1946年5月创办了《民众时报》，任总经理兼主笔，继续高举反蒋反美的大旗，为擦亮大众眼睛，唤醒人民而战斗。可是不到3个月，《民众时报》又被勒令停刊。但杨伯恺又办起了《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继续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 1947年夏，国民政府为了稳定日益动荡的时局，密令军警宪特机关抓捕革命人士。在此危急时刻，同志们劝杨伯恺离开成都躲避风险。杨伯恺说：“我在领导盟务，平时号召革命，在紧急关头，自己不该躲避。”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坚持战斗。 6月2日凌晨，中国国民党特务查抄了杨伯恺的住所，并将其关进成都将军衙门监狱。当敌人企图以写悔过书作为释放条件时，杨伯恺严辞拒绝：“我绝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有价值！” 1949年8月，国民政府作出死守四川的部署。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他们大肆屠杀革命者。1949年12月8日，57岁的杨伯恺与同狱的30余位革命战友，被残酷屠杀于成都十二桥。 在杨伯恺牺牲后的第17天，即1949年12月25日，成都和平解放。为庆祝成都解放，在东胜街沙利文旧址召开的一次宴会上，贺龙在向杨伯恺的遗孀危淑元敬酒时说：“杨伯恺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他的牺牲，我们都很惋惜。请你不要难过，这仇一定要报的。” 人物轶事一九一六年，杨伯恺与好友石琼同往上海求学，一九一九年三月，杨伯恺作为第一批勤工俭学生，从上海乘日轮因蟠丸号前往法国。时值欧战刚刚结束，法国出现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杨伯恺只得在里昂当普工，干粗活。不久，被解雇，才到三德涧和石琼、赵世炎等进入制造火车头的史乃德工厂。杨伯恺十分勤奋，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刻苦学习。一年之后，他和石琼、傅昌矩、李仲元等来到威铁工厂做工。 一九二一年初，法国经济危机加剧，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法郎贬值，生活费用暴涨，勤工俭学学生过着挨饿的日子。这时杨伯恺和王良翰、毛显球、石琼、赵世炎、罗成镕等二十二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的执事先生，提出切实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所面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问题。当时杨伯恺和赵世炎等是分散在相距不远的几个地方工作学习，平时交往极密，是一批相知很深的朋友。当他们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执事先生们的认真看待时，便决定召开学生大会，选出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十人为发言人，于二月二十八日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酿成一次争取吃饭权和学习权的学生运动。 一九二二年五月，赵世炎从法国北方返回巴黎，为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奔忙，六月三日在巴黎西部开成立大会，一九二三年二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原“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即转为正式党员。杨伯恺就在这个时候作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与赵世炎、石琼、李富春等同志在一起，在法积极进行党的活动。 革命经历- 一九二五年三月，杨伯恺离法回到上海后，时值“五卅运动”爆发，杨伯恺立即行动起来，到处向群众作反帝爱国演说，晚上熬夜写宣传稿，交给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石琼拿到当时中央的机关报《热血日报》上发表，如《是毒计也是蠢想》、《是叛徒不是强盗》等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罪行，鼓舞广大爱国群众的斗志。
- 返杨伯恺川参加主办中法学校和中共重庆地方组织领导工作：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急需一批马列主义水平较高的新干部，因此党中央命吴玉章、杨闇公等在重庆办中法学校，还特地调派新从法国归来的杨伯恺，专门负责这所干部学校的教育工作。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中法学校（大学部分为中法大学）正式开学了。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杨伯恺任训育主任，张克勤任事务主任，杨闇公、冉钧、周贡植等做兼职教员。由于吴玉章经常不在校，实际是杨伯恺全力代行校务。杨伯恺对学生的教育特别强调：“在行动上，一切策略都要与革命理论适合。”在群众运动中，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提高学生群众的觉悟力，吸收更多的新同志、新战士。”否则，他认为就是一种只凭意气用事的盲动。继后，杨伯恺被选为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
- 回家乡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开展农运：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杨伯恺给党中央写报告说：“营山现在尚无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组织，因有可靠青年及成人多人可以立即介绍。”几天后，杨伯恺离校返乡，立即着手筹建中共营山县支部。二月九日夜，又写报告给党中央，定于二月十一日开成立会；并请中共中央对于新加入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杨伯恺还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对于主义及组织有相当的了解，且使其为全县工作努力。”杨伯恺在营山家乡期间，还与陈同生、郭金阶等一起，为解决本乡失学儿童入学问题，在骆市兴办了一所鳌山模范学校；还办起一个旨在扫盲的农民夜校，自编教材，推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大力筹组农会，很快就在骆市建立起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不久杨伯恺回校后，农会工作由其老父杨光普领导，经过一年的努力，骆市、黄渡、小蓬等乡的农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杨伯恺又重返家乡与陈同生、郭金阶等，积极推进农运。不久，营山全县即建立起区农会二十二个，乡农会四十八个，会员发展到五千余人。至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解放营山时，杨光普带头与原农会中许多积极分子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 消除分歧增强团结：早些时候，杨闇公、童庸生去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返川路经上海时，会见了陈延年、穆青、石琼等同志，他们十分关切重庆中共党组织领导间的分歧问题，希望杨伯恺回川后很好地加以解决。一九二六年四月，在重庆开展了一次由杨闇公主持，有冉钧、童庸生、杨伯恺、刘成辉、程秉渊（程子健）等参加的，富有布尔什维克党优良传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消除了童庸生和杨伯恺两人之间，一个因处事急躁、态度生硬；一个因性情孤傲、疑心较多所引起的不和，进一步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团结。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攻下南京，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侵害”，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轰南京城，打死打伤军民两千余人。消息传到重庆，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领导，会同中国国民党（左派）负责人商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召开市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南京市民的暴行。届时杨伯恺和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杨闇公、冉钧等领导同志都提前到会。大会刚一开始，突然几响枪声，混在群众中的暴徒掏出手枪、铁棍、钢刀大打出手，当场打死二百余人，重伤三百余人，轻伤六七百人，逮捕三百余人。混乱中，杨伯恺头部被打伤后侥幸逃脱，杨伯恺和陈宣三一道转移武汉，在血花剧社为北伐军同志宣讲重庆“三·三一”惨案实况，听者无不发指。从这时起，杨洵改名为杨伯恺，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杨伯恺在湖北第二中学教书。不久，去上海，执教于招商公学。 创作生涯上海泰东书局、世界书局和招商公学的共产党员组成的文化支部（受中共沪东区委领导），由杨伯恺作支书，因为他对当时党在活动中某些“左”的作法，如每逢节日就要搞“飞行集会”等，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以致在一九二九年春被头脑“左”的发昏的领导人割断了党组织关系。但是，杨伯恺没有放弃革命，一如既往，与党内同志保持亲密关系，如当时在党的军委工作的刘子华，仍时时到杨伯恺住处隐蔽。一九三三年夏，共产党员任白戈被捕，杨伯恺花了大洋一千元把他营救出狱。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杨伯恺在沪着手筹办辛垦书店，计划出版一些有益的进步书刊。同年底，因受聘于成都大学任教而回到成都。一九三零年十月，川西发生广汉起义，反动派扬言与杨伯恺有关，要抓他就地处决，于是杨伯恺重返上海，带着由川军将领陈离资助办书店的两万元钱和十来个青年学生，在海宁路三德里四十五号开起了辛垦书店，由杨伯恺任经理，编辑工作由任白戈、沙汀、危淑元等担任。 杨伯恺除了经营书店，还花了不少精力翻译出版十八世纪的多部西欧哲学名著，如：该世纪思想革命家中，最有权威最光荣的物质论者和无神论者荷尔巴赫的《自然之体系》；法兰西物质论哲学诸大家中，对认识论有独特贡献的恭第纳克的《认识起源论》；法兰西物质论哲学最主要的代表赫尔维修的《精神论》；在哲学史上，最初揭示一切现象的相对法则与辩证法则的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思想集》；物质论哲学思潮主角之一德尼斯·第德诺的《哲学原理》；以及《哲学道德集》、《学说与格言》、《财产之起源与进化》、《思想起源论》等等。此外，杨伯恺还编辑出版了刊物——《二十世纪》． 抗日反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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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党组织派遣作抗日川军统战工作：抗战军兴，杨伯恺携眷从上海到南京，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同志，听取回川工作的意见。然后乘轮至武汉，让妻儿先行返川，自己和陈同生接受党组织上派给的任务，去山西作抗日川军的统战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冬，他们在山西洪洞访问了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营山同乡人邓锡侯将军。当由军中另一同乡朋友张雪岩安排同邓见面时，杨伯恺谈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使邓深为感佩。随即又和陈同生一路，往见当时正在洪洞地区布置防务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转达了邓锡侯愿意捐弃前嫌，与八路军携手抗战的诚意。
- 在蓉教学宣讲爱国培养革命师生：一九三七年底，杨伯恺返川到成都后，常常与党内或民盟的老同志罗世文、车跃先、张曙时、张秀熟、李筱亭、王干青、田一平和川军师长、爱国将领彭焕章等聚会，谈论时局，研究工作，在文教界和川军上层中搞统一战线工作。这时，杨伯恺应成都协进中学校长、川军进步将领陈离的聘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平时，对学生晓以民族大义，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有机会就介绍一些师生去延安抗大学习。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视协进中学为陕北公学第二，对杨伯恺非常嫉恨，不断给以讹诈威胁。一九四零年三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机关借此造谣，说是共产党利用春荒，煽起饥民暴动。一时间，黑云压城，敌特四出捕人，罗世文、车跃先等被捕。杨伯恺不得不辞去协中职务，避居外西土桥。那时，日机不断肆虐，物价飞涨，为糊口计，杨伯恺和好友江子能以饲养鸡兔补贴生活，结果得不偿失，只好重操粉笔生涯，执教于疏散来蓉的朝阳大学，不仅温饱问题得以勉强解决，而且又有机会向青年学生宣讲共产党的主张、爱国主义和革命理论了。杨伯恺困居土桥时，老朋友彭焕章经常前往看望他。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杨伯恺曾为彭焕章等川军七将领起草过倒王（缵绪）通电，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在川军中收买爪牙、把持川政的勾当。通过这个活动，使党在四川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得以开出一个新的侧面。
创办报业主笔《华西日报》创办《民众时报》呐喊人民民主，彭焕章在任《华西日报》董事长后，一九四二年起，特意聘请杨伯恺作主笔，专为该报撰写社论，杨利用这个岗位，紧密配合《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办报。周恩来同志特为此报派黎澍，陈白尘前来协助；《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也亲自到《华西日报》，研究两报言论统一口径的问题。 杨伯恺对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写稿至深夜，严冬酷暑如一日，从未稍事松懈。抗战后期，国内主张民主呼声高涨，要求蒋介石结束法西斯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成立多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杨伯恺在《民主洪流为何不能遏止》一文中强调：“民主为和平所必需，永久和平的高尚理想，需要民主政治普及于全世界才能实现；”特别指出：“民主为绝大多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所必需，要经济上有保障的民主。”最后举出许多已经解放的国家，“都先后采用各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向民主政治迈进，因此中国当然不能例外。”他还在《怎样实现民主》一文中说：“不能不承认，只有召集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再由这个政府筹备召开国民大会，产生民选政府，才能顺利地消弭一切政治纠纷，而达到实现民主的目的。” 杨伯恺强烈指责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人民民主自由和文化事业。为此他撰写一篇《请尊重言论出版自由》的社论，抨击国民党当局弄得“正气渐灭，黑暗猖狂，民气消沉，文化萎缩，国家民族的一线生机岌岌可危。”杨伯恺在《华西日报》的几年中，不断挥动笔枪，为民主而拼搏，先后写出：《民主的理论性与现实性》、《实现民主的实际工作》、《民主与民权》、《扫除团结的障碍》……等论文数百篇。抗战胜利那年，民盟成员张志和前往延安，毛泽东同志向张志和关切地问到杨伯恺，要张讲讲杨伯恺的近况。张从毛主席书房的报纸中拣出杨为《华西日报》撰写的社论，毛泽东同志看后非常高兴，称赞他写得不错。然而这些说理铮铮的文章，使反动派大为恼火，他们只好大耍无赖，常常开天窗，削篇幅，撕报纸、砸印刷机，殴打工人职员；尤其对撰写社论的杨伯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九四五年夏，国民党地方当局下令改组《华西日报》，他才被迫离开该报社。 一九四六年春，杨伯恺开始筹办《民众时报》，经多方奔走，于五月一日创刊出报。这家由刘文辉出资、张澜任社长，杨伯恺任总经理兼主笔的民间报纸，作为人民群众的喉舌，打破了成都地区沉闷的空气。在短短时期内，基本订户即达五千余份，可惜出版不到三个月，竟又被当局勒令停刊。尽管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断遭到反动当局的摧残压制，但杨伯恺毫不气馁，又先后办起《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两个刊物，继续为广大读者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革命思想远在杨伯恺夫妇避居外西土桥时，邓颖超同志曾特地到杨家看望，代表周恩来同志传达党的工作指示。一九四四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时，杨伯恺为了进一步搞好党的统战工作，以适应当前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积极协助张澜先生在成都建立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并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支部宣传部长。杨伯恺在民盟中卓著成效的活动，又被国民党反动派记上一笔新的黑账。一九四五年初，张友渔同志受命到成都工作，根据党的布置，把杨伯恺、张志和、田一平编成一个小组，从事对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的统战工作。张友渔对杨伯恺这段时间的工作非常满意，还受杨伯恺夫妇的委托，将他们的大女儿杨洁送到延安参加革命。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以吴玉章为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的的中共四川省委员会。这时，杨伯恺得到省委指示，参加由漆鲁鱼、李相符、田一平等组成的文化工作小组，负责成都地区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为此，他常与成都各民主党派、各大学教授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潘大逵、彭迪先、谢文炳、陈翔鹤、熊子骏、刘堃南、王干青等密切联系，不时举行座谈，商讨时局和有关统战、文化宣传工作。 一九四六年五月，重庆《新华日报》总馆调罗石生来成都分馆负责。当时国内政治形势险恶，成都市社会情况复杂，为了工作的顺利展开，吴玉章亲笔写信给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望助一臂之力。这封信由杨伯恺委托张雪岩转交给邓，罗石生和邓见面洽谈时，得到邓的支持。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反动派强行封闭《新华日报》，成都警备司令部受命准备将成都分馆人员，先行武装押送西安胡宗南部再转送延安。如此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为此，杨伯恺又通过张雪岩等，向邓锡侯讲清利害关系以及由此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责任。于是邓才命令警备司令严啸虎，该派一班士兵送分馆人员到重庆总馆。 英勇就义一九四七年夏，国民党最高当局为了稳定其统治区日益动荡的阵脚，竟密令各地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于六月二日凌晨，在整个国统区大中小城市中，抓捕手无寸铁的革命人士。在成都，也是先由各敌特机关开具黑名单，报经省府主席批准执行。在“六·二”暴行的前两天，已有风声传出，中共地下党员周列三特意告诉杨伯恺，问他怎么办？杨伯恺斩钉截铁地说：“我打定主意就是这样，决不离开岗位。”充分表现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威武不屈的大无畏气概。当时，军统蓉站，中统川调局，宪兵二团，警备部稽查处，省会警察局及省特委会都提出了要逮捕杨伯恺的黑名单，六月二日凌晨，即由成都警备部稽查处行动组执行逮捕。杨伯恺被捕后，羁押在成都将军衙门四川省特委会看守所，迭经敌特头子吕尚功、彭兴道和军法官陈仲琳等轮番审讯，迫令他交出民盟的秘密组织及其奉行的主义。杨伯恺冷笑说：“你们应该弄清楚，民盟从来没有秘密组织，它是公开的、正大光明的政团；它的方针政策是民主和平、团结建国。这不但过去对，现在对，将来也是对的。” 经多方营救，得到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许诺可以保释。但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以杨伯恺系最高当局指名逮捕的政治要犯，不便开释为借口，不肯放人。延至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在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强烈呼声中，重庆行辕不得不准予保释杨伯恺。但省特委会军法官许致和等，却趁机逼诱杨伯恺写悔过书，他们假惺惺地说：“杨先生，不要生气，你的事情，我们绝对帮忙；不过，暂时要委屈你一下，只要你随便办个手续，就出去了。”杨伯恺立即严辞拒绝说：“我绝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提去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但要死得有价值。”愚蠢的敌人仍不识相，还死皮涎脸地问：“你到底想不想出去？”杨伯恺愤怒已极，当场掀翻军法官的公桌，凛凛然对敌特宣布：“放不放由你，我决不请求。”一九四八年四月蒋介石新委任的反共老手、省府主席王陵基听到敌特报告后，恼羞成怒，下令对杨伯恺不准再提保释二字；并且蛮横无理地嚎叫：“他平时骂我都骂得，我多关他一下都关不得吗？”杨伯恺对敌人从不妥协，绝不假以半点颜色。可是他对狱中难友却异常亲切体贴，经常把家里送来的肉、蛋、奶粉和糖果等营养食品，分给大家共享，对有病的同志更加特别照顾。有位当年在狱中还是个青年的王觉群，至今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十分感动地说：“老杨通过上层关系，每月送进来的菜，他都要把大部分送给各室的难友，自己留下来的只有很少一点点。他见我身体不好，有几次，还把自己留下的一点点也让给我吃了。” 杨伯恺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对狱中难友特别是青年同志，宣讲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他常常说：“我们干革命入了狱，这是我们的光荣。敌人要我们悔过，而我们没有过，所以无过可悔。”一位刚从华西大学哲史系毕业，为追求进步而被投入黑牢的年轻女学生毛英才，每当敌特诱逼她写悔过书时，她就想起杨老的教诲，对军法官许致和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是大学毕业生，会写文章，唯独不会写悔过书，因为我无过可悔。” 杨伯恺还十分注意对监狱看守兵做瓦解争取工作。杨伯恺和于渊、许寿真、王干青、晏子良、王伯高、皇子万、王侠夫、曾鸣飞、谷时逊等战友一起，教育争取了好几个宪兵弃暗投明，经常托他们传书带信，沟通狱内外的联系；还叫他们经常带一些报纸进来，让大家知道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杨伯恺通过对报载消息的分析，向难友们悄悄传话说：“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黑暗快到尽头，苦难即将结束。” 杨伯恺的人品学问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赢得了全狱难友的极大尊敬，称他为铁骨铮铮的老英雄，从不妥协的老战士，克敌制胜的“精神堡垒”！ 1949年12月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将杨伯恺和31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秘密杀害于成都十二桥。杨伯恺遇难后的遗体，1950年1月3日，成都军管会将杨伯恺烈士遗体迁葬在文化公园。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营山县委、县政府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特在县城近郊建立杨伯恺衣冠墓和骆市革命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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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杨洁，中国著名导演，曾执导1986版《西游记》，2017年4月15日病逝，享年88岁。 [4] 参考资料
取自“https://pediainside.com/index.php?title=杨伯恺&oldid=479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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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12:5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