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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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治原图链接来自 亚军军事网 的图片


涂治，（1901年8月20日～1976年），湖北黄陂县人，汉族，农业科学家，农业教育家，植物病理学家。新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长期从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科教工作。1939年即入疆担任新疆学院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新疆农业厅厅长、八一农学院院长和新疆农业科学院院长。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坚持走农林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重视发展农业科教事业，强调因地制宜地研究解决新疆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推动建立了新疆当代农科教体系，促进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为新疆农科教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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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平简介
• 2 主要成就
  • 2.1 兴办新疆农科教和屯垦事业
  • 2.2 发展民族地区农业
    
• 3 学术之路
• 4 新疆科技群团的奠基者
• 5 “文革”公开抵制浮夸风
• 6 学术论著
• 7 人才培养
• 8 荣誉表彰
• 9 视频
  • 9.1 涂治相关视频
    
• 10 参考文献
  

生平简介自幼勤奋好学，一生酷爱读书。1915年，涂治14岁，即以优异成绩考取北平清华学校，离家赴校求学。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激于满腔的爱国热情，不顾重重阻拦，上街参加游行，受到这一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1924年清华毕业后考取公费生，与同班同学周培源一道赴美留学，他在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和研究院攻读作物育种学和植物病理学，获博士学位。
1929年，涂治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回到祖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任教授、实验室主任和农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军不断入侵，眼看国事日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科学救国的愿望破灭了。此时他得知工农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看到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深受教育和鼓舞，他便不辞而别，悄然离开内地，来到祖国大西北，在陕西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业大学）任教授、教务长、农学系主任和实验场主任等职。
“七七”事变发生后，涂治积极组织学校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当局对于涂治的这些活动既恨又怕，因而免去了他教务长的职务，为此，他索性辞去农学系主任职务，住在实验农场，自修俄文和翻译一些介绍苏联的文章，准备脱身去延安。此时恰逢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新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慕名前来邀聘他到新疆协助扩建新疆大学和筹建农学院，便欣然受聘，前赴新疆[2]。
1939年春，涂治来到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先后任高级农校和新疆学院教务长、农科主任和副院长，本着“教用结合，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使新疆学院继续成为新疆各族青年向往革命的摇篮和培养专业人才的唯一高等学府。1942年，盛世才将他逮捕入狱，严刑逼供，使他受尽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与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3]。由此腿部因受刑留下残疾。出狱后，涂治任建设厅技术顾问兼血清厂副厂长，1946年5月又回到新疆学院任副院长。1949年9月，他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赞扬他与新疆少数民族同志亲密团结、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忠心耿耿地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模范事迹。会后，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并在候机室与他亲切交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涂治一直担任新疆农业厅厅长、八一农学院院长和新疆农业科学院院长。他在工作岗位上，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坚持走农林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重视发展农业科研事业，强调因地制宜地解决新疆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推动建立了农科教体系，促进科研、生产、教学相结合，为新疆农科教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成就兴办新疆农科教和屯垦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涂治荣获西北野战军颁发的毛泽东奖章和西北解放纪念章。新疆省人民委员会成立，他被任命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农林厅厅长。1950年1月23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洪流。
涂治为开创新疆农林牧业的生产技术、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王震同志非常重视和赏识涂治的才能和品德，涂治成了他的得力参谋和亲密助手，经常随王震同志到南北疆各地视察，共同谋划驻疆部队屯垦生产的大计。涂治把农林厅的技术干部组成几个随军工作队，协助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为新疆军区筹办的农业干部训练班配备教师，并亲自指导教学工作。部队缺乏农业经营管理经验，他及时亲自翻译出苏联有关农业耕作栽培和经营管理的各种技术小册子送给部队学习参考。部队和地方发展生产需要大量的农业科技干部，王震报请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新疆军区成立八一农学院（即今新疆农业大学），任命涂治为院长。为了物色师资，他四处奔走，从内地有关部门请来了大批专家、教授。有的老专家为涂治的一片赤诚的心所感动，头天谈好，第二天就同他一道启程来新疆。
涂治按照“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的原则，以延安“抗大”精神办学，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八一农学院师生除在校内进行课堂教学外，还要经常深入生产建设兵团的部队垦区，与广大军垦指战员一起，推行先进的耕作栽培技术，创造大面积的粮棉丰产记录。涂治利用暑假期间，把农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高年级的学生派到生产兵团的各师、团、营、连，分别担任农业委员、农业教导员、农业指导员和农业技术员，与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样有职有权，既指导生产技术，又开展教学实习。还帮助部队规划农田、设计水利工程，发展养畜养禽营、造防护林带等。通过这些活动，既推动了部队的屯垦生产，为大批军垦农场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又丰富了农学院的教学内容，培养了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技术干部。这样的办学方法，曾经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好评。八一农学院全院师生员工都以有涂治这样一位有胆有识，又有作为、有声望的院长感到自豪而意气风发，首批毕业生，还应教育部的要求与安排，部分分配到内地有关省、市工作。
发展民族地区农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涂治遭到了残酷迫害，被监禁隔离，失去了自由。不仅精神、肉体受到极大的摧残折磨，连他毕生购藏的图书，撰写、翻译的文稿，也丧失殆尽。直到1973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过问，才恢复了自由。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使他青春焕发，他说：“党给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我要为党再干十年”。这时，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有的同志劝他说：“你英文、俄文都好，还懂法文、德文，年岁这样大了，还是到北京去做点翻译工作吧，不要管那些行政事务了”。他说：“这要看党的决定，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那里”。以后，自治区党委为了减轻他的劳累，只安排他担任新疆农业科学院革委会主任、院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但他重新工作后，更加珍惜时间，早上班，晚下班，连星期天和晚上也在看文件、写材料。1974年，73岁高龄的涂治带领新疆10余名代表到湖南华容县，参加全国四级农科网经验交流会。
涂治后半生职务很多，除上述已提到的以外，他还先后被选为自治区党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委员、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新疆生产兵团党委委员；他还担任了自治区科委副主任（赛福鼎主席兼主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包尔汉兼院长）、自治区科协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新疆分会主席，以及几种全国性学报刊物的编委或顾问等20多个社会职务。他的工作异常繁忙，他对每项工作无论是本职或兼职都很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年中他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忙于开会，但无论到哪一个单位去开会，他都要准备好发言提纲；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离家远近，都是提前或准时出席，从不迟到；无论到哪个单位去上班，中午从不回家休息，都是自带干粮在办公室边吃边处理公务。他看材料、批文件以及为报刊审稿都非常仔细认真。无论工作怎么忙，怎么疲劳，每周一次的党组织生活会，他照例准时参加。
1975年，涂治出席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次聆听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坚持“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使他受到极大的感动和鼓舞。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他更加忘我的抓紧工作，不顾自己年迈腿痛，为了摸清冬小麦冻害情况，他从乌鲁木齐一直到伊犁，在700多千米的乌伊公路沿线，亲自调查各公社、农场的冬小麦冻害情况，经过分析总结，提出了四项有效的防冻措施。为了迎接中国北方10个省区的农田防护林会议在新疆召开，他长途跋涉，赶到喀什去参加会议，并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莎车去参观防护林营造情况。返回时，他又拒绝了大家的一再劝说，坚持不坐飞机，要乘汽车，沿途到7个地、县农科所、试验站和农村基点，去看望坚持在生产、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们。为了支持自治区党委提出的要打好农业生产翻身仗的号召，他亲自动手，写了《关于自治区打好农业生产翻身仗的几点意见》一文，送交自治区党委。这篇文章是他在疆工作近40年，研究发展新疆农林牧业生产的一个科学总结。新疆日报曾经再次刊登了他的这篇极其宝贵的遗作。
学术之路1929年，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祖国，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农学院等高等院校任教授、实验室主任、教务长和院长。他在河南大学任教时，与中共地方党组织成员乐天宇交往甚密，接受到马列主义新思想，开始积极主动为党工作，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在西北农学院任教务长时，他支持地下党员李道暄的秘密活动，拿出自己的薪水帮助进步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反对国民党被捕入狱1938年11月，涂治欣然接受时任新疆学院院长、卓越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者杜重远的邀请，于1939年4月抵达迪化(乌鲁木齐)，在新疆教学，为祖国边疆培养科技建设人才。
在与林基路、毛泽民、郭慎先等人的接触中，他一方面大量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一方面领导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参与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他每晚收录新华社的电讯广播，亲手编辑印发传单，监视英、美领事馆的间谍活动，揭露他们和一小撮民族败类分裂祖国的罪恶阴谋。
1944年，他被撕去“进步”伪装的盛世才逮捕入狱，受尽种种严刑拷打，老虎凳压坏了他的左腿。盛世才垮台后，由几名学者、专家担保，他于1946年5月被释放出狱。在党的协助下，1949年8月，他秘密飞往伊宁，与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共同商讨和平解放新疆的若干重大问题。荣获“毛泽东奖章”。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同年10月，涂治荣获西北野战军政治部颁发的 “毛泽东奖章”和“人民功臣勋章”[4]。
当年，涂治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鼓励他继续为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服务。1950年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疆科技群团的奠基者他来新疆路过兰州时，约曾经留学美国的畜牧专家周云苕一同来新疆工作;为建立八一农学院，1952年1月，他随王震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广招人才一批，请来了张学祖、朱樊顺等16名专家、教授来疆任教。
1955年6月，涂治教授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生物地理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1956年开始，涂治教授就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委会主任。他非常重视科协的筹建工作。新疆地矿局原局长、高级工程师胡冰回忆说，1957年4月，在一次研究筹建科协组织的会上，涂治教授就科技群团作过一次讲演。他从国外的科技群团讲到我国的科技群团，他说，“科技团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象征，是促进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是培育各类科技人才的沃土。”
恩格斯曾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涂治教授有关科技群团的见解，足可以称为是理论思维。这是一种新事物的兴起、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一种新事业推进的催化剂，也是一个团体进步发展的重要标志。理论思维是实践的精华，只有指导社会实践才能体现其真实意义。涂治将其理论思维付诸实践。1958年秋，涂治动员组织各族科技工作者队伍，加快了筹建科技群团的步伐。
新疆科技群团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它的艰难起步中，工作人员从3个增加到8个，涂治几乎事必躬亲。他的社会活动多，但科协工作仍然占去了他不少的时间。他每天按时上班，总要先到工作人员办公室询问情况，部署工作，亲自草拟文件，中午很少回家休息，经常是自带干粮在办公室边吃边处理公务。
他曾反复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一个科技社会团体，要看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上的科技人员的力量广泛动员起来。检查衡量各级老科协工作的成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我们动员了多少科技人员共同开展科技工作。同时，在能力建设和其它方面给各族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搭建了怎样的社会化服务平台。把无籽西瓜引入新疆[5]。
1964年秋，他与细毛羊专家杨尔济等赴苏联考察，到吉尔吉斯斯坦后他对当地的无籽西瓜产生了兴趣。当他离开当地乘机时，竟意外获得了一粒瓜籽，他如获至宝似地精心保管，回国后进行培育获得成功，现在曾被称为“反修三号”的无籽西瓜在新疆得到大面积栽种。
1965年7月到石河子某团场基层检查工作时，当地曾丰宴接待，花费公款60余元，当他得知后，甚感不安，自己主动承付了这笔开支。
“文革”公开抵制浮夸风原新疆自治区科委主任、书记张曰知回忆说：1966年初夏，正是文革初期，大字报满天飞。由于涂治教授对密植小麦高产浮夸风公开抵触，工作组对他敬而远之，变相解除了他的工作。与其闲着无聊，还不如到基层调查学习，我陪涂治到北疆调研，5月24日，汽车行至沙湾途中出了车祸。涂治清醒之后，仍坚持往前走。行至乌苏时，他全身疼痛难忍不能移动，到医院确诊腰骨重伤只好作罢。
1973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过问，涂治恢复自由，重新工作。他多次关心和询问被迫中断活动十年之久的科协组织及所属学会团体，竭尽全力维护科技人员的权益。曾经留学瑞士的地质学家王恒升，曾任西北地质局总工程师，因历史问题被判刑，经涂治无私无畏的说情，由王震请示周总理批准撤销对其的判刑。目前一直在开采的乌鲁木齐六道湾露天煤矿，就是当年王恒升随王震查勘决定开发的。对此，在一次集会上，王震说在地面上就能确定地下是个大煤矿，这就是科学家的本领。释放王恒升做得对，受到总理的表扬，这是涂治的功劳。涂治认为，要重振学会、先得解放有贡献的科技人员。他不知为多少无辜受害的科技人员写了无罪的旁证材料。
学术论著涂治擅长植物保护、育种，他在新疆80余个县建立了农业科技推广站，派出技术干部组成随军工作组协助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协助军区开办农业训练班，建立八一农学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农业科学院，创办 《新疆农业科学》月刊。他毕生从事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主张在新疆推广草田轮作制，搞单倍体育种，进行喷灌试验，推广水稻塑料薄膜育秧等先进技术。撰写《棉花烂根病的防治》、《关于实行牧草田轮作制的问题》等10余篇论著。晚年发表《关于自治区打好农业生产仗的几点意见》，提出了发展新疆农业生产的若干战略性措施，这是他在新疆工作近40年，研究新疆农业生产的科学总结。 涂治通晓英、法、德、俄4种外文，他毕生从事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还经常钻研学术，翻译出版了英、俄、德、法等几十万字的国外农业科学论著，他第一个把草田轮作制介绍到中国。他为新疆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繁荣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6]。
人才培养涂治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为了把涂治院长创办的硕士研究生点保存下来，新疆农业大学78岁的赵震宇教授，退休后主动提出自愿协助校研究生处，义务参加培养硕士研究生工作，至今培养出12名硕士研究生，又招收硕士生66名。
荣誉表彰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