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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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链接留学时期的李宗恩


李宗恩（1894年9月10日－1962年3月）[1]，字伯纶，江苏省武进县人[2]，热带病学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
  
原图链接1935年的李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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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平
• 2 人物佚事
  • 2.1 李宗恩先生在贵州
  • 2.2 子女状况
    
• 3 参考文献
  

生平其父李祖年为甲午恩科进士，入翰林，曾为山东知县。幼时就读于其父所办之新式小学，后来进入上海震旦学院（1932年改称震旦大学）学习法文。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随后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后，赴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1922年1月获得伦敦卫生及热带病学院颁发卫生及热带病学文凭。1921年4月至9月，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随后任职于格拉斯哥西部医院，至1923年回国。1923年至1937年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间并定期赴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1937年秋开始，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并于1938年6月成立后担任院长职务。1947年5月赴北平担任协和医学院的院长[3]。
李宗恩在20、30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虫病，尤其是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先后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共18篇 [4]。他曾在华北、华中地区设立血吸虫病及其他多发性热带病的病情观察站，是为中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创始人[3]。后期投入医学教育事业，造就无数医学界人才。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留任原职。1949年9月受中国科协推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随后被“放逐”到昆明，任职于昆明医学院。1962年病逝于昆明[3]。
李宗恩1923年回国后，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该院当年是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所属中华医学基金会开办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建成于1921年。
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投资兴建协和医院的同时在这里建立了专家别墅区（另一处别墅区在北极阁胡同，称“南院”），历时三年完工，这片建筑，被当时的北京人称之为“洋楼”。至今，整个院落仍完整保留了西洋风格，国内罕见，现虽是“协和”的家属宿舍，但原建筑保留完好。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医学界的许多顶尖级专家学者也都住在这个院子里。
《北京档案》有文章谈道，为满足当时在胡同内工作或居住的各国外交官、中外医学专家、洋行、神职人员的饮食习惯，在胡同西口的路南，曾建有“墨碟林”西餐厅，这应算北京最早的西洋餐厅之一了。
今天，其原建筑仍在，虽早已改成了普通饭馆，三层还在装修中，但朝西一面的顶层，西洋建筑的装饰风格尚存。
人物佚事李宗恩先生在贵州和北平的生活相比，宗恩在贵医的生活简直是一落千丈。先是一人在小旅馆租了一间旧式客房，采光很差。
1939年大嫂带着三个孩子绕道安南（越南）抵达昆明，又搭乘红十字会的卡车走了七天才到贵阳。他们到了以后，周诒春先生把他自己的住房让出来给大哥住。房子很旧，潮湿，拥挤，耗子很多。施正信调来贵医时没有房子，就和太太（著名网球运动员王箐箐）一起，分住了周先生这处房子中的两间。我去清华中学教书后，周末回大哥家，不是住在施家的起居间，就是和侄儿们挤在一起。
房子住得紧，生活也过得紧巴巴的。餐桌上一般是两个菜，一个有一些肉或蛋，算是荤菜，另一个就是素菜，对三个正拔节往上长的侄儿来说，饭菜的量也不够。1944年初大哥日渐消瘦。医生说他的营养太差，要他一天加两个鸡蛋，他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因为难以为继。但对生活上的这些困难，他都处之泰然。并且总是保持着一种幽默。他很年轻就开始谢顶，这时就更显得秃了。一天他去理发，走进店门就问：“怎么样，不摘围巾行吗？”那位熟悉他的理发师笑着说：“行啊，您不摘帽子也行！”
贵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际关系比较好。宗恩从清华借来的汤佩松教授在西南联大成立以后回清华研究院去了，这位颇得人心的训导主任一离开，教育部就趁机派来了新的训导主任。这个在贵医师生中受“冷遇”的政治官员一次次找宗恩去啰嗦，宗恩只有客客气气地暗示他，不能指望科学家、医生和医学生会驯顺地接受他的“训导”。这位专职“政训”，给宗恩带来不少麻烦。
美国著名女记者斯沫特莱到贵阳为八路军宣传募捐。林可胜教授和斯沫特莱交谈时深受感动，就约她去红十字会本部演讲。请了贵医的杨济时教授任口译。杨在知识界被认为是很开明的。他的口译非常传神，使斯沫特莱的演讲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就惊动了“特”字号的训导，要调查杨的“背景”，大哥显然会有麻烦。幸亏林可胜是受蒋介石重视的人物（后来他还为蒋介石办起了国防医学院），由他出面调停，才得大事化小。
这段时间还有一件事，引起了一场虚惊。
一天早晨，一辆车开到阳明路本部，跳下两个大汉，要求立刻见李院长，一听说院长还未来上班，就要了地址飞驰而去，宗恩的人力车正好与他们错过，他一到贵医，听说有这样的人找他，心中十分狐疑。等那两个不速之客再次折回贵医，才知道他们是来求援的。原来当时关押在修文县的张学良将军患急性盲肠炎，要宗恩派人去作手术。在东北军的余部中，少帅的威信很高，东北军当时军心不稳，抢救张学良就成了当务之急。宗恩当即向红十字会借了一辆救护车，配备了必要的器械药品，派贵医的外科主任杨静波率一医疗小组前往修文，就地手术还是带回贵医手术全由杨视病情定夺。他事先与中央医院联系，安排了“保密”病区――非医护人员，不得进入该病区。手术后来由杨静波在中央医院完成。张住进病房以后，消息层层封锁。病区有人把守，赵四小姐是当时唯一准许留在张身边的非医护人员。这些都是特方提出的要求，非接受不可。宗恩在紧急时刻作了周密安排之后，就再也不过问此事了，有人对这样兴师动众颇有非议，宗恩说：“医生要创造条件，尽力抢救病人，其他的事就不是医生能够过问的了。”
1944年冬，美军切断了日军在东南亚与日本本土之间的通道。为了打开一条陆上通道，日军的一支骑兵北上进入贵州境内。居然长驱直入到了独山。紧急时刻重庆当局一面派杨森接替吴鼎昌任省主席，一面派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部南下增援。同时下令所有与战事无关的直属机关和学校疏散。贵医才撤了一部分到重庆，战局就有了转机，日军的一旅之众在独山受阻。于是，贵医的另一部分就留在了原处。
日军很快投降了，贵医的去向就变成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撤至重庆的那部分，借用的是上医在重庆的校舍，复员在望，上医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提出了接管贵医的要求。这样，战争一结束，上医迁回上海，贵医就名实两亡了。当初创建贵医时有两个明确的目的：第一是收容来自战区的医学生，为他们创造条件，完成学业，成为国家急需的医务人员；第二是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医学院，为发展这一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人才。
到40年代初，第一个任务已接近完成。而第二个任务上升为首位。如果把贵医并入上医，迁往上海，贵医多年为提高落后地区医疗水平所作的努力就落空了。为此，宗恩力主将贵医留在贵阳。他的主张得到了不少师生的拥护；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并入上医就能去上海，对很多人说来，是不小的诱惑。这样，交锋就不能避免了。朱家骅为首的教育部，大概是不满宗恩独立不羁的作风吧，居然怂恿一些学生出来要求并校，并且空穴来风，对宗恩进行恶意的诽谤。在重庆护校的那部分学生则出于义愤，在上医校址歌乐山组织了请愿活动；留在贵阳护校的学生也开会声援，反对合并。最后，又是通过在重庆的周诒春先生，凭着他在教育界的声望，在教育部提出了他的看法，才平定了这一场风波。贵医又在贵阳重振旗鼓了。
在护校运动中得到了锻炼的学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与使命，就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阳明学社”。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因反对当时大搞特务活动的太监刘瑾而被贬至贵州修文县任尤场驿丞。习惯于对号入座的特务们自然要怀疑学生的用心，他们虎视眈眈地盯住了“阳明学社”。学社成立之初，两位领头的医学生――林敦英和卢亮曾去宗恩家谈过两三次。他们倡议结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建立良好学风，使濒于崩溃的贵医复兴。得到宗恩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联络了二三十位同学和贵阳师范学院的部分学生一起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的题目为：什么是最完美的大学训育方针？主张国民党应退出大学的人，占绝大多数。据与会者说，那次讨论，以林敦英的发言为最激进。作为学社，他们还搞了一些学术活动，请了王季午、周裕德等教授作学术报告。这一学社，团结了不少同学。成了有进步倾向的学生的核心组织。当时，大后方学生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特务组织对于阳明学生当然不会等闲视之。
1946年1月，林敦英被捕了。在这之前，阳明学社的壁报被撕毁。据卢亮说，林的被捕是因为有人告密。训导主任当然不会出面营救林敦英。宗恩只得亲自出马。他多方活动，并“以身家性命，力保敦英”，才使林获释。但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担保人必须保证把林羁留在学院内，不准外出活动。宗恩把林安排在生物教研室当实验员，为林创造了完成医科学业的条件。林后来从事生化研究，成为一名药学家。在十年动乱中，林投水自尽。看来他当年被捕而又获释的历史，给他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灾难和打击。
在贵医的9年，宗恩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也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医学教育的拓荒者，他不该被人遗忘。宗蕖告诉过我一件事，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片断：那次贵阳上演一部美国电影《万世师表》，片子的原名是《再见吧，契普先生！》契普先生一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有的只是献身教育的决心和关心学生的诚挚之情。散场时，贵医的学生把他们的校长围在影院前的广场上，迟迟不肯散去，“再见吧，契普先生”的呼声此起彼伏。平时很冷静的宗恩，此时却很难平静，他轻轻地重复说：“谢谢！谢谢！”
子女状况长子李寿复（1925—1988），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军委卫生部《人民军医》编辑，天津军医学院公共卫生部教员，北京协和医学院任助教，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临床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研究员。
次子李寿晋（1931—2009），长期在天津市委文联工作（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原党委书记、离休干部）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2月22日逝世，享年78岁。
三子李寿白，1934年生。广西平果县建委干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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