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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江苏省无锡市人，冶金学、航天材料专家、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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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1941年姚桐斌高中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 ；[2]
1945年以全校第一的总评成绩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同年8月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6年10月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
1947年10月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
1951年获得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1953年6月获得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校冶金系文凭；
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
1956年9月在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4月在联邦德国冶金厂实习，9月回到祖国，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1月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工作，历任一分院第七研究室工程师、室主任、第六研究所所长；
1965年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他仍任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
1968年6月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无端毒打，不幸逝世，年仅46岁 。
1983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为姚桐斌生前在运载火箭的发展与研制中作出的重大贡献颁发了特等奖，对高温热物理性能测试基地的建立与发展颁发了二等奖。[3]
1999年9月18日，姚桐斌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2000年9月15日，姚桐斌铜像落成典礼在703所隆重举行，钱学森为此题词：“鞠躬尽瘁为航天，德昭日月感后人。”姚桐斌——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尊敬，他永远是一座不朽的丰碑！[5]
姚桐斌早年主要进行冶金铸造方面研究；回国后开始从事导弹与航天工业的工艺、材料技术工作 。[6]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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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3日，姚桐斌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黄土塘镇，祖籍安徽休宁，童年靠父、兄做粮食生意的微薄收入读完了小学。[7]
1934年7月，在黄土塘小学毕业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校长再三劝说下，其父才同意他考初中。8月考取无锡县立初级中学，因家境贫寒，曾辍学两年，靠摆摊卖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并兼做收发员、家庭教师和打零工维持生计。
1937年8月，由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他带着做生意等的一点儿积蓄，只身到上海，入私立成康中学、私立汇南中学读高中。又因缴不起宿费和学费，处境艰难，他同其他四位同学一起辗转来到江西吉安继续求学 。
1939年2月，就读于吉安国立13中学高中部，靠学校的贷款作为学习费用。
1941年，高中毕业会考成绩为江西省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个人总分第一，并得到了一笔13中的奖金，这就使他有了入大学的路费。高中毕业后靠校长的资助赴湖南衡阳、长沙参加各大学的入学考试(在考完后的两个月内，靠其在衡阳湘桂铁路局机务处修理厂工具室做小工维持生活)。他均以优秀成绩同时被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正大学(今江西师范大学)、湘雅医科大学(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等7所大学录取。出于对矿冶专业的酷爱，他选择了当时插迁于贵州平越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 。
1944年学校迁至四川璧山，在4年的学习中，他竭尽全力，埋头苦读。
1945年7月，以全校第一的总评成绩毕业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现西南交通大学)，获工学士学位，同年8月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至1947年3月)，该所原在重庆北碚，后迁至北平(今北京)，在此期间，他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一边准备出国留学考试。同年被遴选为美国斐陶斐励学会会员。
1946年10月，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
1947年6月，启程赴英，10月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后期兼做实习指导员。
1951年，以《对于液态金属及合金的粘性与流性的研究》的论文通过答辩，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1952年1月，在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校冶金系继续深造，并兼做实习指导员。
1953年6月，以《对于液态金属在铸模中流动时的垂直运动研究》的论文获帝国学院文凭。之后开始办理由英国向联邦德国转移的工作。在留英期间，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参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当选为夏令会常务委员，分管总务工作，还曾担任进步刊物《循刊》的编辑，并协助主持留英学生会的工作。
1954年2月，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
1956年9月，他在瑞士的伯尔尼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4月，进入联邦德国冶金厂实习，期间对联邦德国的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情况进行大量调查研究。
1957年9月，姚桐斌回到祖国，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目睹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和蒸蒸日上的景像 。
1958年1月，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工作，历任一分院第七研究室(材料与工艺研究室)工程师、室主任；一分院第六研究所(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 。
1960年，航天材料研究室扩建为航天材料研究所，姚桐斌任所长 。
1965年，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他仍任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
1968年6月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名义无端毒打，不幸逝世，年仅46岁 。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随之宣告结束，姚桐斌的夫人彭洁清女士，以一位受难者妻子的名义，以三个孤女母亲的名义，为姚桐斌喊冤叫屈、伸张真理的义举终于得到回应。[8]
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法院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判处于某有期徒刑15年，高某有期徒刑12年。
主要成就科研成就
姚桐斌在英国完成的博士论文和帝国学院文凭论文，撰写了关于冶金、铸造方面的8篇科技论文，分别发表在英国的《金属工业》、《金属学会会刊》、《铸工》，法国的《冶金文汇》，联邦德国的《铸工》、《工业通讯》、《铸工科技副刊》等科技刊物上 。
1962年，姚桐斌组织制定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在此前后的4年中，他除向国内各兄弟单位提出大量研究课题外，在所内开展的研究课题500多项。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姚桐斌开始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的创建工作时，从科技人员的选调与分配、研究所发展方向与发展规划的确定、研究室与试验室的设置、设施设备的建设与购置，到科研工作方法的传授与科研作风的培养，他都亲自审查、过问，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心血。例如:在材料与工艺研究所的业务方向的确定中，他主持或参加了一系列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会。在会上他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建立一个集中性的、综合性的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研究所，主要的任务是把导弹与航天型号所需要的新材料、新工艺理清楚，大部分要提请国内有关的科研生产部门进行研制生产，而自己只搞极少部分特殊的、重要的新材料、新工艺研究工作。这个所要对有关部门和单位研制出来的新材料、新工艺进行应用性研究，使之适应导弹与航天型号的要求，成功地应用于型号。而用这些新材料、新工艺制造零部件和设备的工作，则由有关的设计生产部门来完成 。
姚桐斌大力协同的典范，他亲自带领有关的科技人员走遍了全国有关材料与工艺的研究所和院校，进行技术交底和交流，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及其测试、检测方法研究的协作网做了大量的积极促进工作。同时，也由于导弹与航天的需求牵引，带动了国内有关科研生产单位和高等院校关于材料与工艺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
姚桐斌深知材料工艺研究离不开试验室与检测、测试与分析的设备，他亲自制订了研究所的发展蓝图，并主持建成了具有初步规模的金属材料与工艺研究、非金属材料与工艺研究、材料性能测试、无损检测、失效分析的设施设备。这个材料工艺研究所已具有综合性强、模拟试验能力强、实用性强的特点和风格，是一个研究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具有相当实力的研究所 。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
人才培养
姚桐斌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在坚持文明科研生产，培养严肃、严格、严密作风方面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荣誉表彰1961年11月被授予技术中校军衔 。
个人生活姚桐斌与妻子彭洁清育有三个女儿，姚桐斌逝世后彭洁清一直居住在北京 。大女儿姚微明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 。
人物趣事爱情表白
回国后的彭洁清，遇到了相爱一生的恋人。用姚桐斌的话来说，他对彭洁清是一见钟情。
彭洁清第一次见到姚桐斌，是在一次留学生的舞会上，当时的姚桐斌，是一位高高瘦瘦，气度儒雅的男生，用西方特有的礼仪邀请她跳舞，整场舞会下来，两颗年轻的心灵已经慢慢靠近。
认识不久之后，她被姚桐斌约到北京和平西餐厅，说是有重要的事情相告，其实她心里明白，姚桐斌是要对她表白了
那个年代的表白没有现在这么浪漫，但却真诚而负责。
姚桐斌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也高于我们的爱情。”
紧接着，他又说:“还有，我不能告诉你我从事什么工作，不能透露与我工作的任何事情。”
这在旁人听起来，哪里是在表白，倒有点像是在摊牌谈判。
可那个特殊的年代，姚桐斌特殊的身份，彭洁清能理解，两人就这样正式走到了一起。
婚后，姚桐斌继续埋头在科研所里，为中国的火箭早日上天日以继夜地工作，彭洁清则在一所大学里教授英文，同时负责家务。[9]
“就算我们没有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
“贫贱夫妻百事哀”。
尽管当时对于向姚桐斌、彭洁清这样的人才，已经给予了高于普通人才的优待条件，但和两人之前在国外的待遇相比，真的只能用寒酸简陋来形容。
彭洁清回忆起刚回国时的场景，是这样的:
我们住在楼上的单间里，屋里仅有一个洗脸池子，厕所和浴室是公用的……那时，政府对主要日用生活品实行配给制，按月向居民发放粮票、油票、布票……像这样的条件，比起我们在国外的生活，用北京话说:“差老鼻子了”。但大家安之若素，我从未听见任何人抱怨一句。[10]
当时回国的青年才俊
是的，当时归国的知识分子，一心扑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上面，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值得毕生奉献的事业。区区简陋的生活条件，从没有人放在心上。
但生活毕竟是柴米油盐，再加上三个女儿的出生，再伟大的人也难免会对艰苦的条件有所不适。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地方闹饥荒，像姚桐斌这样的重要科研工作者，还是受到了特殊待遇--每个月两斤猪肉、两斤鸡蛋、两斤白糖和两条烟。
但姚桐斌总是把肉和蛋留给孩子和妻子，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形，彭洁清一阵阵心酸，幸亏每个月还会发几斤黄豆，彭洁清像宝贝一样每天早上煮一点，规定好丈夫吃40颗，孩子们一人25颗，姚桐斌每次都说怕吃了消化不好，把一部分黄豆留出来，直到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姚桐斌才告诉她，其实是怕她吃不到，才故意留给她的。[11]
彭洁清、姚桐斌和三个女儿
尽管有体贴的丈夫，在那个年代，一家人还是经常因为食物短缺导致营养不良。
彭洁清的两条腿就因为营养不良而浮肿，去看医生，医生告诉她两件事:好好休息，加强营养。
这让她哭笑不得，她说:“我连肚皮都填不饱，怎么谈得上营养?我们又哪里有办法搞到食品来加强营养?”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当别人笑话我们连裤子都穿不起还要搞原子弹的时候，陈毅回答:“就算我们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造出原子弹”。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过一篇文章《谈骨气》，作者吴晗开篇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大背景就是自然灾害期间，中国人哪怕饿着肚子，也要打破西方封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和火箭。[12]
姚桐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凭借一己之力生产出了过去只能依赖苏联进口的钎焊合金--一种特别重要的航天材料。
1963年，姚桐斌出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遇到了英国、德国的冶金专家。他们问他:为什么当初舍弃我们所提供的，那些良好的科研条件和个人待遇而回中国去，姚桐斌说:“我是中国人，当年出国就是为了现在回国。现在中国还比较落后，但将来中国一定会强盛起来。”
从1960年至1965年，姚桐斌领导的703所共开展了500多个研究课题，其中半数为预先研究。当初预先研究的部分，80%都应用在了如今的火箭发射、卫星上天的事业上。[13]
血洒“六·八”1968年6月8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那时在大学教书，星期六，是我回家的日子。一周来，我天天盼望回家。每个星期一，一到学校，我就开始在日历上，一天撕掉一页，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和桐斌见面了，万般情意涌上心头。桐斌一定也是翘首以待，盼望着我们六天一次的相聚。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地离开学校，两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挤上了从永定门往南开的公共汽车，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们的家在35栋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一个客厅，一个长沙发背靠窗，面向门。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见我了。
到了楼下，我快步往上走，满怀希望，“现在已是5点多了，也许桐斌已下班，在沙发上等我”,想到这里，我三步并两步地往上跑。当我登上三楼时，家门忽地打开，我家的保姆啜泣着对我说：
“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
我感到一阵眩晕，听不懂她的话，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
天哪！这不可能是真的！绝不可能！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拉住了我哭成一团。她们扶着我进了客厅，一见桐斌，我便猛扑过去，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桐斌的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面对着这令人心碎的景象，我终于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这几天桐斌在家休息，每年5月他就患花粉过敏症，鼻涕眼泪的，不停地打喷嚏，还发烧，医生为他打了针，让他休息。
我向桐斌建议，到我们学校去避几天，那里离中医院近，不如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许中医对这种过敏症有治疗办法。但是，桐斌不同意，说是6月初有一个重要会议，只要能起床，他必须去参加。后来，桐斌还是带着好些条手帕，抱病去参加了会议。
6月8日早上，桐斌手提一热水瓶开水，骑着自行车，按时上班。一进办公室，他就开始擦桌子，扫地，泡上一杯茶，然后静下心来办公。
快12点时，桐斌收拾办公桌上的书籍文件，准备回家吃午饭。这天去办公楼上班的人不多，有两位七〇三所的工程师，见到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啦！外面都有人在武斗了，您还是等一等，先别回家。”
“谢谢你们的好意。上午我只批完了一个技术报告，吃完饭还得回来接着干。再说，武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现在七〇三所仍然保存着桐斌于1968年6月8日在技术报告上的批注，这是桐斌最后一次签写他的名字，竟成为他的绝笔。
一进家门，孩子们立即围过来，“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桐斌洗完手，亲了一下跟在后面三岁的小女儿，抱着她走进饭厅，还未坐稳，传来一阵粗暴的捶门声。
“开门！开门！”
咚咚咚！“到底开不开门？”
正当桐斌走到门边时，门已被钢管砸开，一伙人冲进来。
“请问，你们找谁？”
“妈的，找的就是你。干嘛磨磨蹭蹭不开门？”
接着一阵噼啪的耳光。
暴徒们骂骂咧咧地将桐斌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在楼门前，一个暴徒上前左右开弓又是两个耳光。这样还不解恨，眼镜，那副伴随桐斌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眼镜，在显微镜下，在熔炼炉前，就在一个多小时前，还用它阅读关于我国将要试制第一颗人造卫星文件的眼镜，被一把从桐斌脸上抓下，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在中国，往往将眼镜和知识分子连在一起。那时，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是“反动学术权威”.人们受的教育是：知识分子不会做工，不如工人；不会种地，不如农民。因此，他们从心里厌恶蔑视知识分子，将憎恨发泄在眼镜上，发泄在桐斌、留过洋的博士身上。
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嗥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可是这些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并未就此罢休。
“站起来！装什么蒜？你又没死！”
这些没有心肝的家伙，硬是把桐斌拖到他们的“总部”.此时，桐斌已不能讲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后即倒在地上。头头们见状，就吩咐手下的人：
“把姚桐斌搞走，别让他死在我们这里！”
那几个人把桐斌拖到我家楼前人行道上，向他猛踢几脚，还故意大声嚎叫：
“起来，别装死，自己滚回去，难道让我们抬你上去不成！”说完便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桐斌，立即跑上楼找我家保姆。他们请求将桐斌送到医院抢救，七机部下属的七一一医院离我家不到四分之一里路，但得到的答复是：
“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邻居只好把他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桐斌一直未恢复知觉，于下午3时许停止呼吸，惨死在家中。[14]
当姚桐斌被红卫兵打死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周总理大为震怒，下了死命令，一定要限期把凶手揪出来! 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将两名持钢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15年和12年!
1983年，国家给姚桐斌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也是在这一年，在海外友人的帮助下，彭洁清将三个孩子陆续送去了美国，如今，三个孩子都在美国成家立业，只有彭洁清，一直居住在北京。别人问她，为什么不跟女儿去美国享福，她说:“桐斌的魂在这里，我怎么能离开他?”[15]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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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9 23:2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