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迁祖薛昂4419--HH+AI===笑指西邻几劫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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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回山人画像

朝代：宋代|作者：薛昂

道骨仙风一伟人，相逢东老最情亲。
榴皮幻化人间世，藤叶牢笼物外身。
璚蚁满壶方丈晓，青蛇衔袖洞庭春。
高名不朽垂千古，笑指西邻几劫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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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其一

朝代：宋代|作者：薛昂

逢时可谓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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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其二

朝代：宋代|作者：薛昂

欢声如凤来衔诏，喜气如鸡去揭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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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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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

　　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
　　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野水荒山寂寞滨。
芳条弄色最关春。
欲将明艳凌霜雪。
未怕青腰玉女嗔。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临川(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　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 　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他一生写了不少深刻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问题的作品。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有的风格遒劲有力，精辟精绝，有的风格雄健峭拔，修辞凝练，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对后来宋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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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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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一十一




　　唐恪 李邦彦 余深 薛昂 吴敏 王安中 王襄 赵野 曹辅 耿南仲（王宇附）

　　唐恪，字钦叟，杭州钱塘人。四岁而孤，闻人言其父，辄悲泣。以荫登第，调郴尉。县民有被害而尸不获，吏执其邻人，抑使自诬，令以为信。恪争之，令曰："否将为君累。"恪曰："吾为尉而盗不能捕，更俾亡辜死平？"躬出访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获盗。知榆次，县豪子雄于乡，萃逋庇奸，不输公赋，前后莫敢诘。恪以理善晓之，悟而自悔，折节为长者。最闻，擢提举河东常平、江东转运判官。

　　大观中，牂牁内附，召为屯田员外郎，持节招纳夷人。夷始恫疑，衷甲以逆，恪尽去兵卫，从数十卒单行。夷望见欢呼，投兵听命。以奉使称职，迁右司员外郎、起居舍人。迎辽使还，言河北边备弛废，宜及今无事，以时治之。徽宗壮之，曰："非卿谁宜为者。"命为都转运使，加集贤殿修撰。中贵人称诏有所市，恪不答，愤而归，中以他事，降直龙图阁、知梓州。

　　历五年，徙沧州。河决，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龄移檄索船与兵，恪报水势方恶，船当以备缓急；沧为极边，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龄怒，劾之，恪不为动，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诏书嘉奖。乃上疏请暂免保甲、保马呈阅及复诸县租，等第振贷，以宽被水之民。未报，悉便宜罢行之，民大悦。

　　进龙图阁待制、知扬州，召拜户部侍郎。京师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请决南堤以纾宫城之患，恪曰："水涨堤坏，此亡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导之，乃决金堤注之河。浃旬水平，入对，帝劳之曰："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阴类也，至犯京阙，天其或者以阴盛之沴儆告陛下乎？愿垂意时事，益谨天戒。"

　　宣和初，迁尚书，帝许以二府。为宰相王黼所陷，罢知滁州。言者论其治第历阳，扰民逾制，提举鸿庆宫。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为吏部尚书，徙户部。复请外，以延康殿学士知潭州，请往钱塘扫墓，然后之官，遂改杭州，

　　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彦荐之，拜同知枢密院事，至则为中书侍郎。时进见者多论宣和间事，恪言于钦宗曰："革弊当以渐，宜择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顾大体，至毛举前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贯之徒既从窜斥，姑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白道君，请下一诏，与天下共弃之，谁曰不可。"帝曰："卿论甚善，为朕作诏书，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赐东宫旧书万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秘阁，力辞之。

　　八月，进拜少宰兼中书侍郎，帝注礼之甚渥。然恪为相，无济时大略。金骑再来，邀割三镇，恪集廷臣议，以为当与者十九，恪从之。使者既行，于是诸道勤王兵大集，辄谕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今宜举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连据秦、雍，领天下亲征，以图兴复。"帝将从其议，而开封尹何栗入见，引苏轼所论，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擢栗门下侍郎，恪计不用。

　　从帝巡城，为都人遮击，策马得脱，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继劾其罪，谓"恪之智虑不能经画边事，但长于交结内侍，今国势日蹙，诚不可以备位。"乃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罢，栗代为相。

　　京城不守，车驾至金帅营，恪曰："计失矣。一入，将不得还。"既而还宫，恪迎拜道左，请入觐，栗不可。二年正月，复幸，恪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张邦昌，令吴开、莫俦入城取推戴状，恪既书名，仰药而死。

　　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父浦，银工也。邦彦喜从进士游，河东举人入京者，必道怀访邦彦。有所营置，浦亦罢工与为之，且复资给其行，由是邦彦声誉弈弈。入补太学生，大观二年，上舍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试符宝郎。

　　邦彦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辍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纵无检，罢符宝郎，复为校书郎。俄以吏部员外郎领议礼局，出知河阳，召为起居郎。邦彦善事中人，争荐誉之，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

　　宣和三年，拜尚书右丞；五年，转左丞。浦死，赠龙图阁直学士，谥曰宣简。邦彦起复，与王黼不协，乃阴结蔡攸、梁师成等，谗黼罢之。明年，拜少宰，无所建明，惟阿顺趋谄充位而已，都人目为"浪子宰相"。

　　徽宗内禅，命为龙德宫使，升太宰。知众议不与，外患日逼，抗疏丐宫祠。金人既薄都城，李纲、种师道罢，邦彦坚主割地之议。太学生陈东数百人伏宣德门上书，言邦彦及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乂之徒为社稷之贼，请斥之。邦彦退朝，群指而大诟，且欲殴之，邦彦疾驱得免。乃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充太一宫使。不旬日，吴敏为请，复起为太宰。人皆骇愕，言者交论之。出知邓州，遂请持余服，提举亳州明道宫。建炎初，以主和误国，责建武军节度副使，浔州安置。

　　方蔡京、王黼用事，附丽者多援引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赵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于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丰五年，进士及第。崇宁元年，为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员外郎，拜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试辟雍司业。

　　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读。治张怀素狱，事连蔡京，与开封尹林摅曲为掩覆，狱辞有及京者辄焚之。京遂力引深与摅骤至执政。大观二年，以吏部尚书拜尚书左丞。三年，转中书侍郎；四年，转门下侍郎。京既致仕，深不自安，累疏请罢，乃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

　　政和二年，京复赴都堂治事，于是深复入为门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为太宰，进拜少保，封丰国公。再封卫国，加少傅。时福建以取花果扰民，深为言之，徽宗不悦。遂请罢，出为镇江军节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故事，凡仆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节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

　　深谄附蔡京，结为死党。京奸谋诡计得助多者，深为首，摅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惧，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临江军居住。寻以渡江赦恩，还乡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罢徽猷阁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丰八年进士第。崇宁初，历太学博士、校书郎、著作佐郎，为殿中侍御史，试起居郎，改中书舍人兼侍讲，升给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常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拜翰林学士，以不称职改刑部尚书，转兵部。大观三年，拜尚书左丞。明年，请补外，出知江宁，徙河南。久之，提举嵩山崇福宫。

　　政和三年，蔡京复用事，昂复自尚书右丞为左丞，迁门下侍郎。寻请罢，授彰化军节度使、佑神观使，改特进，充资政殿大学士、知应天府。昂与余深、林摅始终附会蔡京，至举家为京讳。或误及之。辄加笞责，昂尝误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杭州军乱，昂不请命领州事，责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学，尝在安石坐，围棋赌诗，局败，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时人以为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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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殿大学士
宋景德二年（1005年），参知政事王钦若罢政，真宗特置资政殿学士授钦若，以示尊宠，无吏守、无职掌，仅出入侍从备顾问。旋又以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后由罢职辅臣充任，以示尊宠。此二职除罢宰相外，它官充任仅为特例。南宋则常以侍从官充任。

官名。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置，以前任执政充任，出入侍从，以备顾问，无官守，无典掌，而资望极高。其后，多以前宰相为之。神宗元丰(1078—1085)改制后，定为正三品，为侍从贴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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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名。宋置，多用作对罢政宰相的封号，表示恩宠。见《宋史·职官二·资政殿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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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书法家蔡京：王安石忠实粉丝，最终被列入奸臣到底亏不亏？
   
2021-10-31 09:13:53　来源: 洞鉴五千年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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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人皆知宋朝的蔡京是一代奸臣，但是没人知道蔡京是一代贤相王安石的学生，并且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更是有古代凯恩斯的赞誉。可见蔡京是有真才实学的，在当时曾四度为相。

那么，到底为何，史书上将其列入了奸臣传，他与宋徽宗更是被列入亡宋二人组，他真的有这么不堪吗？




年少神童，初露干才

蔡京是福建仙游人，从小天资聪颖，据说四岁就熟读四书五经。《宋宰辅编年录》记载蔡京一个特殊的本领，能在大中午的时候眼睛盯着看太阳很久，大家一致认为此人必成大器！

果不其然，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24岁的他金榜题名，中进士第，在王安石手下效力。授杭州钱塘县尉、舒州推官，就此步入官场。担任起居郎，后来出使辽国立功，封为中书舍人，后一路平步青云升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前途一片大好。

宋神宗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蔡京的老师王安石的新法被废除，保守派的司马光担任宰相，自己身为变法的一员也被贬谪。




到了宋哲宗时，大赦天下，蔡京被重新召回绍圣间任户部尚书，不久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蔡京不仅满腹经纶，才思敏捷。而且书法气势不凡，堪称一绝。所以，有人认为“苏、黄、米、蔡”这宋四家的蔡当为蔡京，只是因为其劣迹太多将其换了。

作为一名官员，他的能力必须以他的实力和执行力来衡量，他的执行力远远好于他的同事。

元祐初年，司马光担任宰相后，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推行差役法，还要求所有的整改必须在五天内完成。听到这个消息，同事们都抱怨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只有蔡京雷厉风行，在短短五天内完成，没有违反规定，司马光在称赞蔡京的办事能力。

推行改革，饱受争议

崇宁元年，蔡京担任宰相后，就开始大刀阔斧的币制改革，在陕西推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作五枚小平钱用。崇宁二年在国内大范围推广，同时下令禁止私铸货币。但是这一举措，造成了货币大乱。




除了货币政策，蔡京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他要求废除禁榷制度，推行盐、铁、酒、茶市场化；他还提出要恢复范仲淹的“钱引”制度；提出合同场法；建立社会救助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宋代福利最好的时期是在蔡京当权时期。因此，不少外国学者提出要给长期被中国人称为“昏君”、“奸臣”的宋徽宗、蔡京二人新的评价。




小岛毅教授在书中明确地提出“我们是否也应该为蔡京恢复名誉的问题，他甚至认为：“作为王安石的继承人，其学校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相当具有近代国家的特征。如果后来也沿袭这条路线走的话，那么中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肯定就会有与现在不同的历史。”

言下之意大概是说如果沿着蔡京路线走下去，中国早几百年前就现代化了；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沿着蔡京路线走下去，才使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乃至东亚迟滞不前。




列入奸臣真的亏吗？

蔡京凭借宋徽宗的信任，权倾朝野，贪污腐败，奢侈成风，当时罗大经著有《鹤林王露》，里面就记述了蔡京奢侈程度，连处理包子馅都有专门人手。期间四次被罢免，但是又被官复原职，蔡京敢这么明目张胆，还是因为有宋徽宗的庇佑。

蔡京各项财经新政所聚敛的财富最主要的还是用来供皇帝和朝廷“享天下之奉”。蔡京的福利新政，只是在充分满足统治集团的享用之后略施小惠，就像漏泽园之名一样，以此来点缀盛世，标榜仁德。而在朝廷恩惠下达民间的时候，在这期间的腐败与舞弊行为又会使得贫民所得大打折扣。




因此，朝廷恩惠并不具有社会公平的性质，也不可能真正地缓和社会矛盾。同时，蔡京各项财经政策由于其具有掠夺性质，也在不断制造新的贫民。

正因为如此，徽宗朝“饥民为盗”之类的案例比比皆是，方腊起义等社会动荡也因此而产生。




当宋徽宗下台之后，群臣们就把他赶下台，当时的宋钦宗网开一面，没有处死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仅仅是将其发配岭南，在发配的途中，被活活饿死，埋进了专门收葬因贫病而死的漏泽园中，时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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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顶王安石变法的蔡京，为什么被后人称为"奸臣“？



历史任意谈

历史任意谈



任大作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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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宰相、大书法家蔡京，究竟是忠还是奸呢？下面我们就用历史资料和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来进行分析与评价吧！

一、文献记载：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北宋熙宁三年进士，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曾经出使辽邦，还朝后拜为中书舍人。与其弟蔡卞同掌书命，朝廷荣之。后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从上面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蔡京具有真才实学。年轻时考取进士，从地方官逐步升迁，行政、外交都干过。不是靠裙带关系当的官，也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全凭他自己的能力与才干。



二、蔡京是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元老”，先后四任宰相，长达十七年之久。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变法顺利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一一面世。解决了北宋面临的种种危机。新法推行后，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政府收入有所增加。

三、他在全国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促进了农业生产，造福四方百姓。

四、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任命章惇为相。不久，蔡京回都城，任户部尚书。《重刊兴化府志》说：“章惇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蔡京见状，主动上前积极配合，帮章解决问题。“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然之，雇役遂定差雇两法。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依以济”。


这一记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的新法很有研究，对王安石本人也十分敬仰。在王去世八年后，蔡京仍继续宣传和介绍他新法，使王安石的遗志有人继承与发扬。现在人们对王安石变法持肯定态度，为什么单独贬低蔡京呢？


五、蔡京当政时期，社会救助制度推行力度之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他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无疑是北宋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之上。是蔡京将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如此造福社会，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怎么能说成奸官呢？

种种善政，足以说明：蔡京忠于大宋王朝，锐意进取，改革弊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造福百姓；建立社会救济制度，关心黎民疾苦，政绩卓著。连任三朝元老，四任宰相的大政治家。历史上有谁能比呢？



另外，还可以举出一些旁证材料；例如：蔡京四辅国时期（1102—1125年）有个叫孟元老的人，崇宁二年（1103）到了东京，1127年南迁，寓居东京24年。孟离开后，念念不忘昔日东京繁荣景象，后来写了一本《梦华录》。在《序》中说：“（东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在12世纪初期，东京曾经是世界上一个繁荣的城市，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商业中心。在孟元老心目中，东京简直成了“世外桃源”！这种政治昌明，经济繁荣，民生安乐的一派太平盛世景象。正好是在蔡京任宰相时期，难道没有蔡京的功劳吗？



除了《梦华录》的旁证外，还有宋徽宗时期的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世界名画也把那时的东京繁荣景象记载了下来。告诉后来人，在12世纪初期宋朝东京曾经是世界上最繁荣、最美丽的城市。

其实不仅孟元老、张择端是这样，其他人也同样喜欢过这种太平安定的日子。既然当时东京那么繁荣，“太平日久”，又刚好是在蔡京四辅国时期；所以称他为太平宰相是恰如其分的。



还有一条值得提及：蔡京不仅是个政治家，而且是个诗人和书法家。他多才多艺，诗文和书法都有很高的造诣。例如诗词：

送郝玄明使秦一首（题画诗）

送君不折都门柳，送君不设阳关酒。惟取西陵松树枝，与尔相看岁寒友。

词.西江月：

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从这首词里可以看出，蔡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词.丙申岁闰元宵：

闰余三五轻寒峭，雪过晴云如扫。天仗下临蓬岛，正耐莺花绕。

华芝回荤端门道，万炬烛龙衔耀。楼上风传语笑，归似钧天觉。

词.宝鼎现?

华林芳昼，春水绿漪，金池琼苑。韶景丽，千重锦绣，万顷玻璃铺净练。长虹跨浪，非烟非雾，一簇楼台，水面竭首秋千。波舫锰，惊鱼潜鸥远。君王共乐，星列羽卫，修楔豫游水殿。凝望处，珊瑚鞭袅，天骥将军遵路款。云镜迅掉，风旗叠鼓，矫首龙舟出岸。时乘殿外，宝津楼下，见华芝回荤。三解力引雕弓，百中穿杨神武箭。长空望羽，缥缈云中落雁。九衙十里花光转，万岁声鳌扑。洛浦人归，瑶池饮散，有莺啼蝶恋。’

（按:此词牌当为《宝鼎现》，然与《词律》《词谱》不合，不知是否又一体。）

蔡京的散文写的也挺好，他著有散文集《保和殿曲宴记》一卷、《太清楼侍宴记》一卷、《延福宫曲宴记》一卷，均被南宋的王明清收入《挥尘集余话·卷一》中。有载：蔡京之孙蔡微“自云：‘当其父祖富贵鼎盛时，悉贮于隆儒亨会阁。此百分之一二焉。国祸家艰之后，散落人间，不知其几也’”。其《保和殿曲宴记》与《太清楼侍宴记》也收录于《说郛三种》第八册。以上三种已在1988年、2001年出版。

同时他还著有《宣和书谱》二十卷：该谱不著撰者姓氏，所记宋徽宗时内府所藏名家法帖，首列帝王诸书为一卷，次列篆隶为一卷，次列正书为四卷，次列行书为六卷，次列草书为七卷，末列分书为一卷，后附制诰。所记书家近二百，上起汉、魏，下迄赵宋。《四库全书提要》云：“宋人之书，终于蔡京、蔡卞、米芾，殆即三人所定与欠！”据《福建艺文志·卷三八·史部·十方谱录类》有载：“《宣和画谱》二十卷，仙游蔡京等著。《铁琴铜剑楼书目》云：不著撰人姓名，盖当时米襄阳、蔡京等奉敕纂定者。”

尤当推崇的是：蔡京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蔡京书法颇妙，初师蔡襄、徐季海，不久弃之；改学沈传师，又厌弃；改学欧阳询，又改学“二王”，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其书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为海内所崇尚。

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

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蔡京的存世书迹有《草堂诗题记》《节夫帖》《宫使帖》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1蔡京忠心事君，忠于朝廷，忠于职守，治国有方。三朝元老、四任宰相，长达17年之久。2他积极推行变法，实行改革，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3他关心民生，设置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等社会救助制度，将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之上”。因此，应当说蔡京是一个大大的好官。为什么却说他是个奸臣呢？

据《宋史》《蔡京传》记载：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第一次任宰相，后经二次、三次任相，于宣和二年（1120）“令致仕”，时年74岁。六年后，“再起领三省。到宋徽宗在位期间，蔡京已是四当国，“目昏眊不能事事”，只好由儿子代写奏章，上朝面君。正是因为第四次辅国未了，后来发生了宋钦宗改弦易辙，金兵攻陷东京，打砸抢烧，掳走徽钦二帝……

这正是蔡京被诟病的主要原因。他在人生暮年，“目昏眊不能事事”尚且主政，岂不出事？这不仅是他本人贪恋功名利禄的过错；朝廷用人不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因蔡京长期执政，特别是支持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反对者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把王安石说成是乱臣贼子。甚至连太皇、太后也出面反对，哭着向神宗诉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把天下搞得大乱呀！”结果，神宗罢了王安石的官。蔡京作为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必然遭到诬陷与打击。嫉妒者、反对者，大有人在。



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成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重刊兴化府志》说：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蔡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政局的变化，蔡京遭受贬低。也使北宋政权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加之，小说《水浒传》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秉公而论，蔡京也与常人一样，不可能十全十美。他的确也有缺点错误。如史料记载：“蔡京在任时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岗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为弥补财政亏空，他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做了一些劳民伤财的事情。但是，在“君权至上”的时代，没有皇帝的诏命或首肯，他敢于独断专行吗？以蔡京之聪明练达，他不会干那种“冒天下之大不违”的蠢事的。而且，这些错误与他的政绩和成就相比，应当说是功大于过。客观的讲，蔡京在主政后期，已经年进耄耋，垂垂老也，即使想干的事情也力不从心了。因此，不能把过错完全归咎于蔡京一人。应当归咎于封建社会制度才对。



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政局危难之际，或者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为了摆脱自己的罪责，往往拿他的臣下作为“替罪羊”！蔡京即是此例。当他被贬官、流放和垂暮之际，那些反对派和势利者，必然会落井下石，进行诋毁与打击；加之小说、野史，不负责任的瞎编乱造，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例如，《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和潘金莲，明明是七品县令和大家闺秀，却编成卖炊饼的瘪三与荡妇淫妇。把三朝元老、四任宰相，变法革新的大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说成是谄媚、误国的千古罪人。这是非常不公正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民主、法治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于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应当重新审视，并给予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比如，今人评价曹操，不拘于《后汉书》和《三国演义》所谓“汉贼、奸雄”的历史定论。史籍清楚的记载：他“挟天子以令不臣”，“篡汉僭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等，劣迹班班。老百姓都知道曹操是个奸雄；骂他“欺君罔上”，不忠、不仁、不义。但是，当代一些政治家，及史学家，却给予相反的评价，为他翻案昭雪，给予正面肯定。



评价历史人物的“忠”或“奸”，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标准：一是否忠于国家社稷（封建时代即忠于君王与朝廷）；二是否造福予人民；三是否忠于职守，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四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实际、全面、公正的对人物进行评判。

对于蔡京的评价，从以上史料上不难看出他是功大于过的。而且，他也没有曹操那样想“篡汉僭位”；人格上也没有“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劣性根；而是造福予民。他在艺术上的造诣与成就也远大于曹操。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重新对蔡京做出正确评价呢？我认为，起码说他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不至为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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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17-06-17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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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变法的王安石、章惇等官员，为何会成为古代史家眼中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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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二十四史属于官方正史，每一本史书都有自己的《奸臣传》，《奸臣传》专门记录那些将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导致前朝灭亡的贪官佞臣，让后世统治者吸取教训，保持本朝的长治久安。

然而，在元朝人编纂的《宋史》中，我们却看到了有些出乎意料的记载：在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期支持变法的官员，诸如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竟然被元朝史家列入《奸臣传》。王安石虽然没有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但从南宋开始后的历朝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也堪比“奸臣”，直至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社会各界才重新认识王安石变法的价值。

按理来说，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确等人主持变法，富国强兵，在宋哲宗去世前将大宋帝国的国力推到了顶峰，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这些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大臣大都被列入《奸臣传》，就连王安石本人的负面评价也是非常多的。那么，支持变法的王安石、章惇等官员为何会成为后世眼中的“奸臣”呢？这就牵扯到一个人，参与王安石变法的投机分子蔡京。





上图_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 蔡京和王安石、章惇的“合作”

蔡京是北宋后期的宰相，书法家。他是北宋灭亡的头号奸臣，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参与者之一。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次年，蔡京从福建到开封赶考，中了进士。此时的王安石怎么也想不到，蔡京会站到自己的变法阵营中，成为新党的主力干将。

新法推行期间，北宋的矛盾得到了缓解，军队战斗力稳步提升。但蔡京本人参加变法的动机也逐渐暴露出来。王安石和章惇搞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不为私心。而蔡京参加变法完全是政治投机，借王安石变法捞取政治资本。由于新法的漏洞对蔡京个人升官发财有利可拿，这就让蔡京拼了命的支持王安石变法。

在参与变法期间，蔡京处处拉拢王安石。他的业务能力强，处理新法水到渠成。他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到了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和司马光一起对新党展开大规模清洗，蔡京被司马光贬到外地做官，他的人生出现了一次低潮。





上图_ 高滔滔（1032—1093年），宋英宗的皇后，宋神宗赵顼之母 （高皇后、高太后）










1094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任命变法派骨干章惇为宰相。章惇上台后就恢复王安石的新法，还对保守派展开大规模报复。章惇上台后，蔡京回到开封担任户部尚书，他继续支持章惇的恢复新法，以“新党骨干”的面貌出现在宋哲宗和满朝文武面前。而宋哲宗和满朝文武自然也不会想到，蔡京支持章惇恢复新法并非出于公心。一旦捞足了政治资本，他的真实面目就露出来了。

公元1100年，宋哲宗去世，章惇因阻止宋徽宗登基而被宋徽宗罢相。蔡京看到了机会，逐步获得了宋徽宗的信任，并成为宋徽宗时期一手遮天的权相。在担任宰相期间，蔡京残害忠良，将反对自己的官员（包括新党官员）打成元祐党人展开了疯狂迫害，他还大兴花石纲，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激起了底层人民的强烈反抗。

蔡京曾支持变法，但他却花光了宋神宗和宋哲宗两代明君留下的财富家底。公元1125年，蔡京被宋钦宗罢相，但北宋帝国已经风雨飘摇。1126年，金军攻克开封，北宋灭亡。





上图_ 宋钦宗赵桓（1100年―1156年）









• 王安石、章惇等官员背了蔡京的黑锅

事实上，早在1125年宋钦宗登基的时候，对王安石等新党官员的批判就已经开始。宋钦宗登基后，一位官员就曾公开表示“蔡京误国的源头就是王安石”。以程门立雪而闻名于世的官员杨时也指出，蔡京祸国殃民令人痛恨，但要为蔡京祸国负主要责任的就是王安石。谁让蔡京曾在王安石底下做事呢？

公元1126年，宋高宗赵构登基称帝，南宋建立。当时，作为宋徽宗第9子的赵构要想尽一切办法找一个背锅侠减轻父皇对北宋灭亡的罪责，在这一政治风向的引导下，对王安石等新党官员批判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了。





上图_ 蔡京（1047年2月14日－1126年8月11日），字元长，北宋宰相、书法家













1134年，赵构让编纂《宋神宗实录》的范冲给王安石变法定调子，赵构和范冲等南宋官员认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是奸臣蔡京，而非宋徽宗。但王安石等新党官员也要为北宋灭亡负很大责任。这是因为：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加者，没有王安石变法，也就没有蔡京上升的政治空间，更不会有蔡京在宋徽宗时期蒙骗皇帝，祸国殃民。

在赵构的支持下，南宋官方的史书给王安石定了反调，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官员章惇在去世多年后又被赵构贬官。南宋朝廷还下令“章惇子孙永远不能做官”。到了宋孝宗登基后的1197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的牌位被逐出孔庙。1244年，宋理宗评价王安石为“万世罪人”，将王安石的牌位移出孔庙。





上图_ 赵昀（1205年1月26日―1264年11月16日），即宋理宗













从北宋最后一位帝王宋钦宗，到南宋宋高宗之后的历代帝王，都给王安石、章惇定了反调。王安石和章惇全是负面评价，南宋对蔡确、吕惠卿等新党官员的评价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站在今天的历史观角度看，王安石、章惇、吕惠卿和蔡确等新党官员并非是奸臣，他们只是给祸国殃民的蔡京背了黑锅。但当时的人们无法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正面意义，更不会给王安石、章惇等参与变法的官员平反。

南宋灭亡后，元朝建立。元朝史官照单全收南宋政界对王安石等新党官员的评价，将章惇、吕惠卿、蔡确等官员列入《宋史奸臣传》，王安石尽管没有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但元朝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全面否定的评价，对王安石变法平反是“政治错误”。此后，明朝和清朝的皇帝继续坚持南宋官方对王安石、章惇等新党官员的负面评价，将王安石、章惇等人视为“奸臣”。

直至中国进入近代社会，迎来“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后，人们才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正面意义，并对王安石、章惇、吕惠卿等新党官员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上图_ 王安石变法









• 今天看变法

时至今日，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乃至对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确等新党官员的评价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今天的大部分史家已经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整体看清王安石变法前北宋所碰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普遍认为王安石变法为北宋富国强兵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而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确等官员也是希望国家强大的正面官员，他们和蔡京为政治投机参与变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他们与蔡京并列，列为所谓的“奸臣”显然是不公平的。





上图_ 北宋版图










公允而论，在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的三冗问题非常严重，庆历新政又戛然而止。大宋帝国需要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而宋神宗、王安石、宋哲宗、章惇等为了国家富强而高度负责的君臣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他们顶着巨大的争议，颁布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增加宋朝财政的收入，让宋军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直至宋哲宗执政后期，北宋国力蒸蒸日上，并多次打败西夏入侵，夺回了天都山，打得西夏跪地求和，造就了北宋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即便王安石变法出问题，也只是执行中的问题，以及新法中的漏洞，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和漏洞而否定变法，否定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确等官员的贡献，更不能把他们和奸臣蔡京划等号。




作者：军事帅哥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好处全归皇帝，过错全归臣下 王安石如何成为靖康耻的“背锅侠”》 李思达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admin

王安石该不该为北宋亡国负责？  

2020-06-23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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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为议论盲于是非”是历史上文人士大夫的毛病，亦是当下历史书写所面临的十分严重的顽症，至少我自己是要引以为戒的。

王安石该不该为北宋亡国负责？

解玺璋/文

王安石生前身后都是一位争议不休，毁誉参半的人。他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享年65岁。有两个原因，使得他在历史上一再被提及，一是他曾主持了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毁之誉之都与此有关；二是他被公认为文章大家，“唐宋八大家”中有他一号。近来，随着宋朝被当下的文化人热捧，王安石也时有露脸的机会，有一种声音就指认他为导致北宋亡国的元凶。

这其实是旧话重提。北宋亡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这个年号能为大家所熟知，不能不说岳飞那一阙《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影响力，穿透历史，纵贯古今，让人想起来就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说起来很有意思，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亡国的意见，在北宋亡国之前就已出现了。时当北宋徽宗宣和年间，金兵南侵，志在灭宋。危难之际，徽宗匆忙将帝位禅让给皇太子赵桓，是为钦宗，自己则逃往南方避难。临危受命的钦宗为了平息朝野的议论，以争取民心，挽救危局，下令将祸国殃民的蔡京等“六贼”治罪，右正言崔鶠遂上疏论蔡京误国，率先把矛头指向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二程”的学生，有“程门立雪”之誉的杨时，亦上疏追溯其祸源：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蔡京我们都不陌生，他的恶名，凡读过《水浒传》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样一个人，他和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按照崔鶠、杨时等人的说法，一是蔡京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的女儿，是王安石的女婿；二是蔡京托名绍述，恢复熙宁时期的新法，并且怂恿徽宗封王安石为舒王，与颜渊、孟子一样，配飨神宗庙庭。因此，靖康以来，在宋高宗的坚持下，变将“国事失图”的责任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而且成为赵宋朝廷南渡后的基本国策。而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神宗实录》的重撰修定，再经元人修撰《宋史》所承袭，遂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定论。既为历来史家所认同，如各种史传，数不清的名家、大学者均唱此调；也是民间社会喜闻乐见的题材，相传南宋以来，至明代而流行的话本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就以“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为基调，把王安石描绘成一个邪恶误国、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猪狗不如的佞臣。由此可知这种论调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王安石

可见，自南宋至清末的八百年间，王安石及其变法一直是士大夫口诛笔伐的批判对象。历数各家所言，不外乎这样几点：其一，指斥王安石的新学为异端邪说，是孔孟的大敌，名教的大敌。其二，变乱祖宗法度，“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其三，引小人，逐君子，拉帮结派，导致其后的“党争“。其四，称王安石新法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剥民兴利”，坏了人才风俗，坏了天下人心。其五，攻其道德败坏，“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是个十恶不赦的伪君子。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第一责任人，败乱天下的罪魁祸首，就是根据这些意见推论出来的，很多都是诬言诽谤，没有事实根据。后世批判王安石的人，有些是随声附和，有些则根据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境遇，讨论王安石变法的成败，总之，很少有人谈论北宋亡国的责任问题了。诚然，如果跳出为徽、钦开脱的历史局限，人们的认识自然会变得越来越理性，“人思宋德，天眷赵宗”的顾虑就显得多余了。

然而，世事多变，总有出人意料者。随着近年来传统文化热的持续升温，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而且伴随着一个很有趣的称呼——“宋粉”。粉者，粉丝之谓也。这是从前所未见的，或属于新创，但我却不晓得它的来历，后来听说是从外面引进的，英语有fans一词，直译即为“粉丝”，狂热爱好者的意思。我想，这不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迷”吗？球迷、影迷、歌迷、舞迷、戏迷，诸如此类，这且不去说它，为某一朝代而痴迷，也是常有的事，无须大惊小怪，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喜欢孙猴儿的，就有喜欢八戒的，更何况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其可爱之处，宋粉要粉宋朝，唐粉要粉唐朝，汉粉要粉汉朝，尽管粉就是了，旁人又何必置喙？而且，宋朝确有值得一“粉”再“粉”之处。

首先是文化繁荣，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词能成为宋朝的标志，是宋朝的荣耀；再看文章，唐宋八大家，宋朝就占了六家；戏剧亦有实质性的进步，兴起于北宋的南戏已初具规模，是中国戏剧最早的成熟形式之一；由于词的发达，配合歌词的乐舞也在旋律、曲式、组合与舞技等诸多方面得到了相当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绘画和书法更是名家辈出，由此进入中国古代书画的黄金时代；学术则百家争鸣，陆续出现了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最后形成理学、心学两大流派；宋代科技亦有颇值得称道的地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三项的发明权都属于宋朝，即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而造船、航海、冶金术，以及纸币的使用，更为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宋代社会管理宽松，市民社会得到极大发展，商品经济异常活跃，也是宋朝有别于其他朝代之处。



宋仁宗

诚然，宋朝可“粉”之处非一时所能尽述，喜欢的尽可以去喜欢，其中的是是非非不是我所感兴趣的。我更关心的，是“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气候”，也就是说，其中体现了当下人们对宋朝怎样的想象？有些想来是颇有些意味的，是否深长，还可商量。比如近来受到热捧的宋仁宗，不仅有电视剧，还有畅销书。最有意思的是，宋仁宗的时代被命名为“共治时代”。为何不是别的什么“时代”，而偏偏是“共治”时代呢？难道不令人浮想联翩吗？毋庸讳言，“共治”作为儒家的共同理想，从孔夫子直到如今，始终没有变过。但是，他们所向往的“共治”实现过没有呢？应当说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孔夫子“惶惶如丧家之犬”就不说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能说是与董仲舒、桑弘羊等“共治”吧；唐太宗与魏征，一直被看作君臣关系的楷模，至于能否称作“共治”，恐怕还要再商量。唐以后，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是千方百计把权利揽到自己手里，肯与人“共治”的君主恐怕没有。于是，只剩下个宋朝。宋朝本有“修文偃武”到祖制，又有善待文人的名声，终于人们发现，宋仁宗在位这几十年行的是仁政，是与文人士大夫“共治”的时代啊！这个发现难道不足以让当今日益被边缘化的知识群体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和满足吗？尽管不可避免地带着一点“葡萄”的酸味儿。

宋朝另一个被今人看好的皇帝便是宋徽宗。他是因为非凡的艺术才华，征服了当下自命风雅的文艺男女，因为喜欢他，因而对他的悲惨遭遇亦报以相当的怜惜和同情。接下来，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北宋不亡国，那么，伟大的艺术家和他的艺术，是不是就可以不遭此劫难了呢？当然。于是有人就问了，是什么导致了北宋的亡国呢？我在文章开始提到的那一幕，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然而，要让九百多年之后的人相信这样的答案并不容易。因而，为了说服公众，不得不把目光放远一点，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仁宗时代。看上去，这真是个不错的时代。皇帝为人低调，大事绝不独断，都交给“共治”的官员们处理；官员们也不用担心说了错话而“失踪”或杀头，即便当面和皇帝顶嘴，也不会受到惩罚。老百姓更不用担心官府来骚扰，既没有城管，也没有强拆，更没有“国进民退”的事发生。对外没有战争，都是“和为贵”，宁肯花钱买“和平”，也不让百姓有征战之苦，真个是“四十二年如梦觉”，怎能不称为“民安俗阜，天下称治”。柳永那一阕《望海潮》，据说便描绘了仁宗时代的如梦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的《望海潮》在当时就很负盛名。钱钟书在选注《宋诗》的时候就对柳永词作的这一特点有所表示，他说，《乐章集》中的词作，“常常歌咏当时寻欢作乐的豪华盛况，因此宋人有句话，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见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但他认为，这并非柳永的全貌。他把柳永的七言古诗《煮海歌》选入《宋诗选注》，并且称赞这首诗可以“使我们对他的性格和对宋仁宗的太平盛世都另眼相看了”。为了诸位能更全面地了解柳永和宋仁宗的时代，我把《煮海歌》也照录如下：

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盐味加，始灌潮波塯成滷。滷浓盐淡未得间，采樵深入无穷山；豹踪虎跡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竈炎炎热；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自从潴滷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秤入官中充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甲兵淨洗征输辍，君有余财罢盐铁。太平相业尔惟盐，化作夏商周时节。

自然，柳永的一首诗并不足以否定仁宗时代的如梦繁华，我也无意要和“宋粉”们唱对台戏。不过，透过繁华看到隐忧的，在仁宗时代绝不止柳永一人。当时的朝廷之上，改革已是许多人的共识。这且不去管它。即使繁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也是遥远的故事。然而，有趣的不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是我们想看到什么，以及我们这种愿望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群体心理幻象。且让我们慢慢道来。还是从仁宗时代的改革说起。



司马光

据说，围绕改革的问题，当时官场分成了两派，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务实派（也即改革派）则前有范仲淹，后有王安石，这二人又分别代表了务实派中的两种势力，前者是务实派中的保守派，又称温和务实派；后者即务实派中的极端派，又称强硬务实派。这两派的区别表现为不同的经济改革政策，务实派中的保守派，即温和务实派的改革以减少财政花费为主，简单概括为“节流”；务实派中的极端派，即强硬务实派的改革则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简单概括为“开源”。前者的改革还有一种更加形象的说法，即从自我（指政府）身上割肉，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但不幸的是，这次改革最终失败了，无奈它只能让位于强硬务实派。而由于强硬务实派的得势，保守派也变得强硬起来。

听起来好像有点乱。殊不知这种“乱”正是当下一些人对北宋政治环境的认知，并由此得出“北宋官僚政治向着派系政治和朋党政治滑去”的论断，而这不过是“王安石制造了北宋党争”的另一种说法。至于说到王安石变法，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失败的原因，则简单地归结为采取了与温和务实派相反的经济政策，即“强调由政府多控制民间经济，指导民间经济，将经济做大”。“如果说范仲淹的改革主题是减税和减少管制，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加强干预”。于是得出结论，“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是无法发展经济的”。且不说这种简单的概括是否准确与合适，王安石变法的动机和方式也受到质疑，有人说：“对北宋社会破坏最大的，除了改革本身之外，是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而引入的新官僚阶层。”而“这次换血，让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更麻烦的是由此出现的党争”。这样一来似乎就坐实了王安石制造了北宋党争的说法。他的对外政策则被指责为“通过对外战争换取功名”，据说“仁宗和英宗时代，中国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但到了神宗时代，王安石主导了对西夏的用兵，最终虽花费巨大，却徒劳无功收场”。

不知论者的依据是什么。如果说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政策是非功过史有争论的话，那么，他所主持的对西夏的用兵，似乎不能认为是徒劳无功的。不过，论者的目的似乎并不想在此讨论王安石西夏用兵的功过，而是强硬王安石这一派（又称新党）都喜欢战争，都是主战派。然而，“和平时代最大的智慧是如何避免战争，但这个智慧是主战派没有的，他们总是不断试图把和平的国家拉入到战争轨道”。与他们对立的旧党（包括极端保守派、温和保守派和温和务实派）则反对打仗，主张以不抵抗政策换取和平。于是，神宗与王安石之后的北宋政坛，就被描述为新党和旧党，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此起彼伏。而北宋也就在二者的此起彼伏中上演了一场亡国的惨剧。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王安石及其变法是如何与北宋亡国发生关系的，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事实上，论者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南宋以来批判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观点中做了一些取舍，如果说还有创造的话，也就是将新党旧党主战主和的矛盾缠绕在一起，以此说明北宋之亡，就亡于主战主和的矛盾、争执与反复，而这一切都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后果。

诚然，南宋以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非议和诬谤在各种历史叙事中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包括民间文学叙事，这个问题值得另作一文），但是，维护王安石的声誉，为他鸣不平，进而辩诬正名的声音也不是没有。与程朱理学并肩的陆王心学的奠基者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就是南宋初年以来第一个公开为王安生身后所受不公正待遇而鸣冤叫屈的。他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给王安石以极高的评价，称其“英特超迈，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虽说陆九渊的评价还只局限于道德评价，目的在于区别人品的邪正，以及君子小人，但他为后世辩诬开了先河，被誉为“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大公案”。



陆九渊

陆九渊之后遂有章汝明、陈汝锜站出来“毅然翻久定之案”，而且，他们都把重点放在了王安石新法的得失上。章汝明为重刻《王临川文集》所作序言，被认为是《宋史》刊刻以来第一篇正面评价王安石新法的文字。《四库全书》存目提要提到了这篇序文：“序王临川集几万言，极论新法之善。谓元祐若能守而不变，孰非继述之善，又论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云云。”章汝明之后，陈汝锜在为王安石辩护的路上走得更远。他是《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陈邦瞻的叔父，他的《甘露园长短书》，有“力为王安石辩冤作史谤一十九条”，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推翻了靖康之祸源于新法的论点，并把司马光推到北宋亡国之罪的被告席上。因这篇文字是历史上首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亡国的论点之外，还有另外的见解。

我们就来看看陈汝锜都说了些什么。他开篇就批驳了杨时把王安石与蔡京混为一谈的做法，“以熙宁为祸败靖康之始基，以安石为鼓舞蔡京之前茅”，他认为这样做“不惟下诬安石，抑亦上累神考”，也就是说，如果北宋亡国王安石要负责任的话，宋神宗也有份。他指出，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蔡京“蠹国害民非一政”，没有一件与“熙宁之政”相关，至于推尊王安石，让他配享孔庙，不过是借他的名声，行自己的私利罢了。我们不能因为曹丕借舜、禹禅让篡汉，就责备舜、禹禅让教人篡位篡权吧。他表示，如果蔡京真能“继述熙宁之法”，只要他认真落实“保甲法”这一件事，就足以使北宋江山不被金、辽侵扰，让他们放弃挑战大宋的想法，何至于“金虏一讧，陷朔、代，围太原，下燕、蓟，直捣汴京，有‘南朝无人’之叹”？由此说到熙宁新法，都有不得不新的理由，反对新法的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并不考虑是否对国家有利，反而说靖康之难是新法惹的祸，这样的议论在宋人当中实在是太多了。

接下来，他把矛头对准了司马光，他说：“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君实是司马光的字。何以这么说呢？他的理由是，司马光在神宗死后借助太皇太后高氏的威势，全面罢黜新法，“盖先帝肉未冷，而诸法破坏尽矣”。这种做法“是欲以臣而胜君，而谋之数十年者，可废之一朝也，是谓己之识虑为能贤于先帝，而昔以为良法，今以为秕政也，不太横乎”！司马光的豪横还表现在他把不同政见之争变成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对支持变法的官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罢了他们的官，还把他们定为王安石“亲党”，将名单列榜公布，全部赶出朝廷，不许他们再入朝为官。而这正是后来蔡京搞“党人碑”的前因。至于司马光此时的豪横，是因为身后有人。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和纵容，让司马光有恃无恐。陈汝锜认为，这有悖于君主制下的君臣之礼。而君母临朝绝非朝廷的幸事，他用吕后灭刘与武则天篡唐为周的例子，说明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而且，哲宗登基之时，已经十余岁了，不是“遗腹襁褓而君者”，但朝堂之上，一切进止都取决于高氏，哲宗有话问大臣，竟无人应对理睬，“此何礼也”！此非陈汝锜之怒，而是哲宗之怒，此后的冤冤相报，排挤倾扎，皆始于此时，所以说，宋事不可为，“君实不当少分其咎哉”？

但宋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何以是君实而非介甫”呢？陈汝锜从《神宗实录》的编撰过程入手，揭示了宋高宗君臣在为徽宗、钦宗父子开脱亡国罪责时采取卑鄙伎俩，嫁祸于王安石的事实。按照宋代修史的规矩，每位皇帝“祔庙之后，即诏国史院修纂实录”。实录以日历为基础，主要取材于记述皇帝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时的时政记。此外，实录的修撰还要参考行状、碑铭、玉牒、官署档案，以及臣民私家记录。很显然，实录是后人编撰历史的主要事实依据。由于王安石变法贯穿于神宗一朝，因而《神宗实录》材料的取舍和观点的臧否，对后世评议王安石变法关系极大。这恐怕正是《神宗实录》被反复修改的原因之一。

根据前人的研究，《神宗实录》反复重修过五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即元祐元年二月诏修，元祐六年三月成书，凡二百卷。主修元祐本的提举官，先后有蔡确、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而先后参加修撰的有邓润甫、陆佃、林希、曾肇、范祖禹、苏颂、赵彦若，以及黄庭坚、司马康、秦观、晁补之等人。这些史官除蔡确、陆佃等少数几个人外，或是元祐更化的主力大臣，或是新法的反对者，因而编修主旨即贯穿了否定王安石变法的更化思想。第二次是在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时，为了继承神宗遗志，恢复熙丰新法，哲宗命新党章惇、蔡卞、曾布、林希等人重修《神宗实录》，至绍圣三年十一月完成，仍为二百卷。这次修订自然贯穿了褒扬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倾向。徽宗时，徐勣曾就元祐本和绍圣本不同的政治倾向说道：“盖由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议论纷然。”第三次重修是在高宗绍兴年间，目的就是改写神宗时期的历史，“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这次重修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而告竣，通成二百卷，朱熹一语点破：“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丰时事便都不是。”这次重修遂成为定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后，李焘、洪迈等修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都以此为基准。而元朝史臣所修《宋史》，也以宋的国史为基准，因而一部《宋史》充满了对王安石变法的诋毁和贬斥。

陈汝锜的办法是从探寻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关系的真相入手，从而拆穿“书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的做法是多么的荒谬。他说：“曾公亮谓‘上与介甫如一人’，神宗亦谓‘自古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而范氏父子皆尽书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夫既君臣相知如一人矣，则有唱必和，既都且俞，神宗虽圣，安石得取分焉。而过安石，亦所以过神宗矣，又何必扬上休美，而聚诸不美之谈敛之此一人之身也？徽、哲二宗，非神宗子乎？哲宗谓祖禹录神宗事非实，而刊定之以《金陵日录》，徽宗当失国播迁之余，闻有携《日录》来者，亟辍衣鬻而视之。是二君终不以安石为过也，知变法实先帝本意，而过不在安石也。先帝不以为过，先帝之二子不以为过，而秉笔者务索其瘢而求其疵，不少贷，何意哉？”



李绂

陈汝锜之后，致力于为王安石辩诬的，当推李绂和蔡上翔。李绂是康熙己丑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曾写过很多篇为王安石“辩正诬罔事”的文章，后来多被蔡上翔收入《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蔡上翔亦于康熙二十六年考取进士，被授四川东乡知县。他和李绂，以及前面提到的陈汝锜、陆九渊、章汝明，都是江西人，事实上，在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站出来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打抱不平的，都是江西老表，不排除都有“桑梓之情”在里面。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他活了九十四岁，离开官场，回到家乡，有感于王安石一代伟人，却因新法受谤，“慨然推本陆文安公之意，博考诸书，参互证明，以辩宋史之诬，成荆公年谱一书”。

这部书内容丰富，涉及的问题很多，我这里只能讲一点和本文有关的，即宋代的党争是不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是不是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宋代官场的风气。这个问题在书中是通过回顾宋英宗时的“濮议”来解决的。“濮议”是怎么一回事呢？话说宋仁宗没有儿子，死后便由过继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宋英宗。英宗的亲生父亲赵允是仁宗的堂兄，曾被封为濮安懿王。濮即濮阳，在今河南省。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下诏讨论如何举办崇奉其生父濮王的典礼。朝廷之上大臣们分成两派争相哄吵，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之祸到此时已变得极其严酷了。御史谏议大臣等请求杀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宋仁宗），甚至因为这样一件有关皇家名分的事诋毁对手的私人品德，有人就污蔑欧阳修乱伦不耻，又说韩琦勾结太监。但当时因“濮议”受到攻击的人，像韩琦与欧阳修，后世都被尊为君子。而因“濮议”攻击别人的人，像吕诲、范纯仁，后世也以君子相称。所以，梁启超有言：“宋世朋党之真相，于兹毕见。”而且，前此首先攻击韩琦、欧阳修等人的吕诲，后来亦首先攻击王安石。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刚刚参政，新法尚未完全推行，吕诲就上疏论王安石十事，所言多为个人私德，是否属实且不说，与新法并无太多的关联。这很容易使人将此事与“濮议”之争联系起来，蔡上翔解释为何要在王安石年谱中插入看似与其无关的欧阳修《濮议》全文时即指出：“此宋室朋党之祸，大起于熙宁新法，而其端已肇于治平濮议。”梁启超也曾说过：“取欧阳公濮议原文全录之，以见当时所谓士大夫者，其风气若是。而知后此荆公之地位，一如韩欧，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议而已。”

由此可见，简单地把宋代党争归于王安石及其变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大量事实证明，宋代的党争“以与宋室南北相终始”，并非王安石为了变法，引入新官僚阶层所致。梁启超就曾指出：“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他所谓以前，即“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其张之者，则英宗时濮议也”。当初，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并上疏批评时政，吕夷简指责他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了权知开封府职事的官。士大夫之间有人同情范仲淹，有人支持吕夷简，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后来，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务被罢免，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石介作了一首诗，称赞革新派，批评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与石介同朝为官的孙复读了这首诗后提醒他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

范仲淹的改革就开始于此时。由于触犯到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闹得怨声载道，人心不悦，反对他的人乘机散布各种诽谤他的消息，攻击他与韩琦、富弼等人结为“朋党”。看到官员中的党争愈演愈烈，宋仁宗曾下诏戒百官朋党，还同时罢了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官。欧阳修为此作了一篇《朋党论》进献给仁宗，说明朋党自古有之，有君子之朋，有小人之朋，君子以同道为朋，故为真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故为伪朋。治乱兴亡，就看人君能否辨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很显然，欧阳修的这篇文章是为范、杜、韩、富四人说情而作，意在释君之疑，希望仁宗有所感悟。后世人们谈起这段历史，也多是同情范仲淹而贬抑吕夷简的。固然，范仲淹享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名，是吕夷简辈不能比拟的，“然夷简亦不过一庸材贪恋大位者耳，若指为奸邪，则宋百年来之宰相，若夷简者比比皆是，宁得尽曰奸邪乎。况当时党夷简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为君子者，则有何也”？



梁启超

这是梁启超的看法，在他看来：“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他纵览中国历史指出：“前此之党祸，若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复社，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贤不肖而悉自投于蜩唐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为什么宋代朋党如此盛行呢？根据他的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崇文而贱武，文人受到推崇；其二，权利过度集中于中央。士大夫要想建功立业，施展抱负，机会少得可怜，故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竞争就很残酷而激烈。“不肖者固争焉以行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而以朋党之名加入（站队），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梁启超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彼建言者之意，不过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唯一之目的在是。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故惟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鼓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从而和之，势益汹汹。有抗之者，即指为奸邪，务篏人之口而后已。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至谓韩魏公交结中官，谓欧阳公盗甥女，夷考当时攻韩欧之言，曰：乱大伦，灭人理。曰：含生之类发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宠，自为身谋，害义伤孝。曰：百计搜求，务为巧饰，欺罔圣听，支吾言者。”范吕之争是这样，濮议之争也是这样，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又何尝不是这样，“当时所谓士大夫者，以沽名泄愤之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挠天下之耳目以集矢于一二任事之人”。士大夫们的这个毛病，遗传至今而不绝，所以，我们看他们的表演其实并不陌生。

话扯得有点远了。不过，我的意思是想说，我们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一定要有“不以世之毁誉概其心”的态度，努力回到历史的环境中去，即使不能完全与历史真相相等，但尽量不要偏听偏信，凭借有限的材料就轻易地下结论，尤其要避免“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尽管任何人都不能完全避免主观情感的介入。“好为议论盲于是非”是历史上文人士大夫的毛病，亦是当下历史书写所面临的十分严重的顽症，至少我自己是要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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